木斋《苏东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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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独醒杂志》所载的：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

更是理趣盎然、诗意浓郁的优秀作品。还有《宋裨类钞》所载的作为东坡一生总结性质的哲理诗，那首题自己照容，所作之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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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纯以议论而名闻天下的充满老庄禅悦意味的哲理诗。

此外，如《书焦山纶长老壁》一诗：

法师住焦山，而实未尝住。
我来辄问法，法师了无语。
法师非无语，不知所答故。
君看头与足，本自安冠履。
譬如长须人，不以长为苦。
一旦或人问，每睡安所措。
归来被上下，一夜无著处。
展转遂达晨，意欲尽镊去。
此言虽鄙浅，故自有深趣。
持此问法师，法师一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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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无象无景，只是通过一个“有深趣”的小故事，表达了一种禅思佛理。但苏轼把这个小故事，用诗歌的艺术形式讲述得委婉曲致，妙趣横生，也很有吸引力。所以，王次公在此诗下评注道：“此篇，先生用小说一段事，裁以为诗，而意最高妙。”（《苏轼诗集》P552）

至于《题西林壁》，就更是有名的议论性的哲理诗。而它之所以有名，主要倒还不在于它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抽象的意象式句子，而在于此诗的这两句议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全在于议论得妙，议论得深刻而传之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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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指出，以直接议论的方式阐述哲理，是容易脱离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苏轼也有一些失败的“尚理”之作，就是由于既不借助意象而又缺乏情感，由此滑入枯燥空洞的谈禅说理的泥潭。它们是苏轼在创新实践中所付出的代价吧！

梁宗岱先生在《诗与真. 诗与真二集》中曾说：“哲学诗最难成功”，并分析道：

一提到哲学的诗人，我们便自然而然联想到那作无味的教训诗的蒲吕东（Sully Prudnomme） ，想到那肤
浅的，虽然是很真的诗人韦尼（Alfred deVigny），或者，较伟大的，想起歌德底《浮士德》第二部━━他们都告诉我们以冷静的理智混入纯美的艺术之危险，使我 们对于哲学诗发生很大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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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哲学诗底成功少而抒情诗底造就多者，正因为大多数哲学诗人不能象抒情诗人之捉住情绪底脉博一般捉住
智慧的节奏━━这后者是比较隐潜，因而比较难能的。因为智慧底节奏不容易捉住，一不留神便流为干燥无味的教训诗（Pidactic）了。所以成功的哲学诗人不独在中国难得，即在西洋也极少见。

梁先生对哲学诗的这两段分析颇为精彩。诚如之所言，哲理诗确实难于成功，而其之所以失败者居多的主要原因，就是未能处理好哲理与情感、形象之间的关系。而苏东坡的“尚理”，其成功之处，也正是由于他善于将三者有机地结合。如同梁先生所称道的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梵乐希一样，苏轼也常常以“极敏捷的手腕去捕住那微妙而又倏忽之顷的━━在这灵幻的刹那顷，浑浊的池水给月光底银指点成溶溶的流晶：无情的哲学化作谴绻的诗魂。”（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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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说：成功的哲学诗人“在中国难得”，这如果说在宋之前━━更确切地说，在苏轼之前，应该说是对的。王维诗中的禅境、陶潜诗中的道境，都富于哲理思辨的意味，然而，毕竟都未能形成一个时代的美学潮流。而苏东坡，却以其数量丰富，艺术成功的“尚理”之作，影响了整一个时代。当然，这里面还存在其它的因素，如前文所析的时代的因素，也还有诗歌内部发展的要求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西方的许多批评家和中国古代的批评家们如严羽等，都还未能认识到，哲理之对于诗歌，并不是排斥的关系━━他们都着重指出了哲理入诗（如果使用不好的话）的危害，而未能认清哲理对于诗歌的重要性。未能认清对于诗歌：

人们要求的是在极短的时间里突然领悟那更高、更富哲学意味、更普遍的某个真理。这可以是诗人感情的
果实，也可以是理性的果实。诗没有果实，只有“精美的外壳”（词句、描绘），是一个艺术上的失败。
（郑敏《英美诗歌戏剧研究》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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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其说哲理是诗歌的对立物，还不如说，哲理是诗歌不容易获得的，然而又是最重要的果实和内核。它比情感更为深邃、更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并从而产生吟咏不尽的艺术效果。或者进一步可以说，它也是情感之一种，是高度升华而理性化的情感。当然，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会成为产生“非诗”、“非艺术”的原因。但是，如果在艺术大师，譬如在苏东坡笔底，就会成为保持永久艺术魅力的源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东坡的“尚理”名句，使人想起泰戈尔“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飞鸟集》）那具有永久魅力的哲理艺术境界。

正因为“尚理”对诗歌有着内在的合理性，在苏东坡之后，诗歌“尚理”才成为有宋一代的审美风尚。我们读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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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叶绍翁《游小园不值》：“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读朱熹那有名的《观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莫不是以“尚理”取胜。

因此，我们说，苏诗的“尚理”特点，具有时代的里程碑作用，它奠定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美学潮流及其发展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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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信手拈得俱天成”
苏轼“以才学为诗”论


如果说，对苏轼诗歌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诗等，还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以才学为诗”的评价，就近乎是完全的否定了。
古人批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从《诗经》到唐诗以来的诗歌传统，背离了诗歌的“本色当行”。因为传统诗歌的方式是“咏物”、“言志”，即诗歌要托之于象，而这种意象又要寄托诗人志趣，要反映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
今人批评苏、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从内容决定形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等观点推衍而生的。
那么，究竟“才学”与诗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苏轼等为什么要“以才学为诗”？它是否违背了诗歌的艺术思维规律？这些无疑都是诗史上尚未解开的谜。因此，探讨一下苏轼的“以才学为诗”，无疑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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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笑所以深笑之也”
“以才学为诗”产生原因的探讨


同“以文为诗”等一样，“以才学为诗”也同样是多方面因素的产物，是由历史的进程、民族文化心理、审美思潮的纵向发展及诗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交汇而成。

历史、文化、美学等所具有的两重性，使受之影响的一代诗歌，成为了一个对立统一体。“以文为诗”和“以才学为诗”，正是宋诗及其代表苏诗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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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宋代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危机感，自安史之乱以来封建社会的衰落、自北宋建朝以来的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状况等等，构成这种危机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尽管塞外金戈铁马、狼烟不熄，尽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战频仍，士大夫却仍可以倚红偎翠，仍可以闭门觅句。

危机感客观地促进了“以文为诗”的革新：时代要求诗歌表达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更深刻、更复杂的认识，因而，借鉴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及不借助意象的表达方式等等就应运而生；而稳定性恰正是“以才学为诗”赖以生存的土壤。两宋可以说是一个文人的时代。文人地位之高、学术文化研究之讲求、科学文化之繁荣，实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高峰。杨万里《诚斋诗话》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东坡尝宴会，俳优者作伎万方，坡终不笑。优突出，用棒痛打作伎者：“内翰不笑，汝犹称良优乎”？对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盖优人用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云：“非不治也，不治所以深治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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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下九流”的俳优尚能如此幽默诙谐，使事用典如此灵活巧妙，北宋文化之普及、之高卓，可见一斑。这是一个知识的时代。没有这种高水平的文化普及，苏黄“以才学为诗”就不会被读者接受，更谈不上风行天下，楷模后世了。

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不但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宋文化，而且，至北宋时期，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审美思潮。

唐以前，诗歌是传统文化的王冠，诗人们虽然也都博览群书，但学问家和诗人往往不能得兼。学问家很少在诗坛上有成就，诗人的着眼点则在诗而不在学问或其它学科、其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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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学术、散文成就独步千古，而诗歌却默默无闻；班固虽有五言诗、赋，但不是一流诗人；哲学家何晏之流，学问很深，但所作玄言诗却“淡乎寡味”；艺术家如王羲之、顾恺之，均是书法、绘画世界中的宙斯，于诗也无所成就。

反之，诗人如屈宋、曹刘、陶谢、王孟，直至李杜，在诗歌领域，都“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在学术、学问上却未能独树一帜。（当然，其中也有逐渐向诗人兼学者演化的趋势）诗人们博览群书，其意不重学问本身，而是求其意趣而已。陶潜“好读书不求甚解”可以为这种现象作注。大诗人曹植幼时“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然有所成就者，诗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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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王孟、李杜一代，就已呈现了转机：一方面，多数诗人如王孟、元白、高岑等，与前人相似，“诗而已”；另一方面，一些诗人如王维，兼画家、音乐家，尤其是其绘画艺术，为一代之宗师；杜甫则更明确地提出了“才学”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影响极为深远。

身兼大诗人、大散文家的韩柳，则更进一步阐发了杜甫的命题。韩愈在《进学解》中，通过他人之口，介绍了自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学习情况，同时提出了“闳其中而肆其外”的著名命题。所谓“闳其中”，正是要“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要“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须得作者先“闳其中”，而后才能“肆其外”，喷发出作品来。而“才学”自是“闳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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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也阐发了相似的理论，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了“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的著名命题：“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参之《谷梁》以厉其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韩柳所论，虽然主要是从散文创作角度讲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广义的文学创作命题。特别是“以文为诗”的韩愈，把此命题的精神早已引入了诗歌创作的领域，从而成为苏轼“以才学为诗”的先声。进一步说，是王、杜、韩、柳的总和，构成了由唐至宋“以才学为诗”转变的中介，透露了时代审美潮流发展趋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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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诗歌不能独称艺术王国的宙斯，其它艺术形式迅速发展，对学术学问的讲求也日益成为风尚，从而呈现了诗歌与其它艺术形式并进，艺术与学术并驰的趋势。
诗人们不再单纯是诗人，这就势必影响到诗歌作品的构成因素和构成方式。诗人的才学势必要表现和反映到作品中来，而读者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也反过来要求诗歌具有才学性，要求诗歌不仅要具有才学的气质，而且，要具有更多的知识性，更浓郁的趣味性。这就是苏轼“以才学为诗”产生的历史土壤。
宋代大诗人多兼学者，多才多艺是他们共同的向往。象欧阳修，苏轼曾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居士集. 序》）其实，欧比韩有过之而无不及。欧阳子不仅作诗填词，是散文大师，而且还是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文艺批评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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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更是如此。不必说他在诗、词、散文方面的成就，单在书法绘画上的修养就不同凡响。他居宋四大书法家之首；绘画艺术方面属文人写意画一派，所画竹石等具独到之处；他的绘画理论，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在美学理论上，他是从司空图到严羽一派的中介，他发现并大力推崇司空图的理论，大力推崇陶潜平淡自然的诗歌，从而在我国美学史上占有了不容忽视的位置。苏轼还是史学家，上百篇《策论》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史记》、《汉书》等都是他了然于心的著作。晚年贬岭南之后，《汉书》是他每日必修的课程，据说他可以从任意一字背写起。苏轼还是哲学家，对儒、道、释三家都有较深的研究。《庄子》以及一些佛学经典，对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晚年他承父志，完成了《易经》、《论语说》等哲学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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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内，苏轼也都有一定造诣。他对水利、农业、医学都不乏研究，并且对造酒、制墨、烹调等也有兴趣。如果生活在今天，宋代的许多诗人，尤其象欧、苏这样的大家，就不仅是诗人、作家，而且还是身跨社会、自然两大科学领域的学者。这种诗人学者化的特点，势必影响到诗歌创作。诗人们习惯于将才学溶入诗行，而欣赏者则从典故和音韵、学问和才情的和声中感受到美。“才学”与“情性”组成新的审美客体而被时代所接受。

严羽认为苏、黄是“作奇特解会”，其实，他未能看到“以才学为诗”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自然形成的，是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领域里的投影。

苏轼“以才学为诗”也是由于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所致，特别是应“以文为诗”的要求所致。从广义上来说，它也可以说从属于“以文为诗”，把当时人们认为是散文范畴的才学纳入了诗歌创作的领域；从狭义上来讲，它们又弥补了“以文为诗”非意象方式的不足。“以文为诗”使诗歌摆去拘束，“以议论为诗”在传统的具象方式之外，又开拓了直接抒发议论的新路，这些无疑都有利于随心所欲地表情达意。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易于使诗歌失去诗的特质，显得松散、不含蓄，而“以才学为诗”恰是从另一个方面平衡了艺术形式的这种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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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艺之成败，系乎才也”
“以才学为诗”的理论探讨


从诗歌的艺术规律看，是否允许“以才学为诗”呢？书本、知识、才学与诗歌创作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说，才学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有才学不一定就有诗，但写诗则须有才学。古往今来，鸿才博学而无诗流传后世者大有人在，而大诗人不博学鸿才者却也少见。诗人要有才学，而仅有才学却不一定能成为诗人。钱钟书先生有一段分析颇中肯綮：

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虽然，有学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学者。大匠之巧，焉能不出于规矩哉。
（《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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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分四层逐步深入，首先是“文生于情”，而情又不是诗本身，此其一；“诗者，艺也”，但是，掌握了一定技艺去“持其情志”，“可以成诗，而未必成诗也”，此其二；“艺之成败，系乎才也”，此其三；“才”是成败的关键，但“才”的产生又主要依赖于“学”，“未有能而不学者也”，此其四。就是说，有情感、有诗艺，仍不能成诗，还要有才，而“才”又靠“学”的后天努力。这样，就逐层深入地论证了才学在诗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进一步说，“情”、“艺”、“才”三者虽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却也都有赖于“学”。广学，可以使人有才；掌握艺术技巧也需要学习借鉴；而人的情感固然有待于外界事物的触发，然而更需要诗人自我内心所固有的气质、审美力、情感的敏锐和深度等等。这些，无疑都与人的才学修养有极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西风残照、明月小桥、姹紫嫣红、春兰秋菊都不会具有很多的审美价值，自然也难以触发其情思感怀而产生出好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