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苏东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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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评中国古代四大诗人，李白未能入选，但却有苏轼。在《文学小言.六》中，他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并在第十二条中说：“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惟东坡乎！”（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 Ｐ379 Ｐ381 上海古籍出版社）所谓“感自己之感”，是指苏诗真实地表达了内心情感；正所谓“言自己之言”，是指用适合表达这种情感的艺术方式来表现。对于苏诗与传统的关系来说，就是“相似而伪，无宁相异而真”（叶燮语）。与其袭用前人用熟用滥了的“风云月露”，不如使用新的艺术方式，创造新的境界，新的形象。

苏轼“以议论为诗”通过对宋诗的影响，是否间接地影响到了近、现代诗歌的创作，就是说，在中国诗史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苏诗是否是其中变化的一个重要枢纽，这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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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斋《苏东坡研究》


第八章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诗“尚理”论

在探讨了苏轼的“以议论为诗”之后，再来解决苏诗“尚理”的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鉴于长期以来，把诗和哲理一直视为难以相容的对立物，认为哲理会导致诗歌的抽象和枯燥的观点比较流行，我不妨从这一论题入手，陈述意见。

在西方，狄德罗曾说：“哲学思辨导致说教和枯燥的风格。”
（见Rene'Wellek的《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P50，原文是：The Philosophical spirit leads to a sententious and dry style）在中国，也多有持此论者， 如严羽批评宋人之诗道：

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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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明确指出“尚理”是“本朝人即宋人诗作的一个显著弱点，并且用以区别于唐诗的特征。在《诗辨.五》中， 严羽有名的格言是：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虽然他随即就补充说道：“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但是，他的落脚点毕竟还是“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因为，诗的本质在他看来，是“情”而不是“理”：“诗者，吟咏情性也。 ”这样“理”就被视为“情性”的对立物而被排斥在诗歌艺术本质特征的大门之外了。
严羽“尚理”论的批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明人更进一步认为，阐发哲理是散文的专利，与诗无涉：“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李梦阳《空同集》五十一）更有甚者，则由此而全盘否定宋诗，认为“宋失之理趣”、“宋无诗”（前者为林志语；后者为李梦阳语：“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空同集》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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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宋诗“尚理”的问题，是中国诗史上的一个十分有探索意义的命题。通过解剖苏诗的“尚理”，对苏诗以致整个宋诗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都是极有裨益的。苏轼为什么要在诗中表现哲理？这种表现与情感、形象、议论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一些问题，则是本章所要着重解剖的内容。

研究一下宋代社会的特点，不仅对于“尚理”问题，而且对于下文所说的“以议论为诗”等问题都有密切关系。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围绕苏轼的“野性”初步披露了宋代社会的概貌，本节亦着重从“尚理”与时代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

总的说来，宋代是一个充满了论辩性的理性化的时代。这一特点，与宋代的危机性、宋人的衰落感有着直接的关联，与整个封建社会从宋代始，走向下坡路有关。宋代的危机，是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矛盾交织而成。这一矛盾的深刻性、超越了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它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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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从政治经济上说，宋朝虽然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分裂混乱局面，统一了天下，但宋朝的领土比唐代要小，人口也比唐代少（仅有四千多万人，比唐之六千万少了三分之一）。宋朝开垦的土地，只有汉明帝时代的二分之一，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唐明皇时代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土地耕种面积缩小了，可是，他们所征收的赋税收却大大增加了。北宋的征税比唐代重七倍。正象苏轼《鱼蛮子》诗中所说的：“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连立足的地方都要交税了）另一方面，农村的土地，大量地迅速地被大官僚地主所兼并，无地的农民日益增多，也像苏轼所说：“富者地日以益”而“贫者地日以削”，造成农民的大批逃亡，导致了斗争的日益尖锐化。就以宋仁宗这个宋朝的“鼎盛”时期 来说，农民武装起义在五年内就攻破了五十座州城，在此之后，则更加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高压和暴政削弱了宋朝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当然，还由于宋朝整个体制的关系）所以，又引起外族的入侵。当宋王朝刚刚诞生时，就已面临着契丹贵族和党项贵族的威胁，以后辽和西夏的侵扰使宋朝的实力更趋削弱，以致不得不“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苏轼《策略》）。积贫积弱的形势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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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体制上看，宋太祖鉴于唐代藩镇割据和五代分裂局面的教训，演出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杯酒释兵权”的一幕，从而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君权的统治。

在军事方面，赵匡胤提出了一个治国的最好办法，就是养兵。他认为遇到荒年有叛民不会有叛兵（因为士兵有供养，一般不会铤而走险）到了北宋鼎盛时期的宋仁宗时，光是直辖的“禁军”就有八十二万，再加上地方军队，共有二百多万。全国共四千多万人口，竟养着二百多万军队，这是非常惊人的。如果拿宋仁宗时代和宋朝初年相比，短短的六十年间，养兵就增加了四倍，这也是危机的表现。

宋廷不仅养兵以成“冗兵”，而且养士以成“冗官”。在宋朝，几乎只要读过书的，就一定能当进士。如果十次考不上，就送你一个进士，考到六十岁，还没考上，也送你一个进士，名曰“敬老”。唐时考一次只有二、三十个考中，而宋朝，一次考试竟有一千五百人中进士的，平时也都是三、四百人，比唐朝多十倍。进士一多，官就多了：当时全国共有二百个州，却有几千个州刺史，他们都是些光拿干薪不办事的官僚。全国只有十二个镇，却有八十多个节度使。养了大批的官，俸禄还格外优厚，当时一个官拿四种俸禄，除了油盐酱醋，每天还发酒，另外还发办公费。官僚可以直接从事土地剥削，一个县太爷有七顷地供他收租，宰相则有四十顷，称之为“职田”。不仅这样，官府还发仆人钱。大官僚可有仆人、丫环七十个。
“冗官冗兵”，无疑加重了宋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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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这一危机四伏的时代，如何挽救宋朝以及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衰亡命运，就成为当时一切封建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们的中心议题。一些比较正直的封建士大夫也纷纷出来编制理论，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政策方案，并在内部进行着激烈的论争。远在北宋中前期，就出现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之同时，还有李【的“富国”、“强兵”、“安民”的进步主张。当仁宗“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封建专制制度在上述各种矛盾交错的结果下，发生了内外交困的空前危机。王朝内部的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更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诸如韩琦、富弼、欧阳修，一直到苏轼兄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在改革派的内部，也由于理论观点的不同，而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斗争，形成了北宋理性化的时代特点。诗歌作为言志、传情、表意的媒介，它自然要适应这种理性化朝代的要求，从而反映出诗人们对时代、社会、人生诸如此类问题的哲理性思考，这样，宋诗的“尚理”，也就成为了现实创作的必然。

哲理的时代，使苏诗必然地具有了“尚理”的特点。但这还不够，如果这些哲理诗违背了诗歌的本质特征，那末，即使它的产生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也仍然是难以生存的，因此，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探讨苏诗“尚理”的艺术特点。那么，苏诗中的哲理，是怎样与意象、情感溶为一体，从而使哲理诗符合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并且，这种含有哲理、情感的意象，又怎样与议论的方式结合，从而在辉煌的唐诗之后，另辟蹊径，重伐山林，树立了新旗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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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中的精品，大多是哲理、情感、意象、议论这四个要素的结合体。其中哲理和情感，主要属于诗歌的思想内容范畴，意象和议论则主要属于诗歌的表达方式，应该说主要属于艺术的范畴。苏轼是用意象与议论结合的方式来表达深含情感的哲理。其中每两位因素都是对立的：议论是非意象的表达方式，哲理是情感的对立物。苏轼成功地把枯燥的哲理与动人的情趣结合，将抽象的议论和具体的意象结合，把似乎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因素，完美地统一了起来。这就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吧！

四者中，情感和意象是诗歌的最基本要素。情感是诗歌的最本质属性，意象是使情感形象化的最重要方式。哲理如果不与此二者结合，势必导致抽象和枯燥。魏晋的玄言诗，宋朝的道学诗，都是由于把诗歌单纯地视为阐述哲理的工具，由于既无情感又缺乏形象，故而“淡乎寡味”而走向失败的。
唐诗，是作为玄言诗和错彩缕金却乏“情”的六朝山水诗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因此，着重强调了情感的作用。“情景交融”是唐诗成功的不二法门。严羽总结了唐诗的成功经验，说“诗者，吟咏情性也”，这是不错的，但是，因此而得出“不涉理路”的结论，却是错误的。苏轼在情感中增扩了哲理，在意象中揉进了议论，证明了哲理不仅可以与情感相融，也完全可以借助意象的表达方式，促进情感、意象的深化。而议论与意象的结合，不但可以指引读者理解意象中深含的哲理，而且增加了意象的动感，开拓了新的意境，增扩了诗歌表“情”达“理”的功能。
苏轼是怎样将抽象的哲理与具体的意象结合起来的呢？可由以下几个方面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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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寓哲理于意象，以意象象征哲理


先欣赏苏轼的一首诗：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

这是一幅绝美的泼墨山水画？不！它更象是具有动感画面的蒙太奇。诗人使用迅疾而来、飘忽而去的三个意象━━如同“翻墨”的“黑云”、如同“跳珠”的“白雨”、“卷地”而来的“风”，通过巧妙的剪接，拍摄成了色彩斑谰、寓意深刻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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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一首哲理诗吗？全诗四句并没谈什么哲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描写了自然界雨前、雨中、雨后的景象。但是诗人为什么要摄取这样的三个意象组成画面呢？为什么要用雨后平静的水面去反衬雨前来势凶猛、不可一世的“黑云”、“白雨”呢？诗人为什么要揭示自然界这种变化无常而又有常的规律呢？

此诗作于熙宁五年的杭州通判任上，正是变法的风雷震撼着夜空之时。苏轼在写作此诗的前一年，曾经两次上书给神宗，提出了与王安石不同的政治见解。王安石姻亲谢景温弹劾苏轼“穷治无所得”，“既无以坐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抑其资，以为杭】”（《林希野史》）。对整个政治局势，苏轼感到“眼看时事力难任”（《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对于个人遭遇则感慨“敢向清时怨不容”（《和刘道原见寄》）。但是，无论是政治的暴风雨还是个人的坎坷，都必然是暂时的，必然要回复到澄清的本原上，这就是诗人在望湖楼前所受到的自然界的启发。“世事徐观去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送蔡冠卿知饶州》），诗人用三个意象构成的画面，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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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联系苏轼一贯的哲学思想和表达方式，也可以证明此点。如果说，乌台诗案前的苏轼，还是以儒家为主导地位，承认人生道路上的“黑云”、“白雨”为“有”而表示无所畏惧的话，诗案之后的苏轼，则是佛道为主导地位，认为人生风云为“无”而表示藐视的超脱，是“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晚年所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使用了与此诗相似的意象，但由于在前后文中伴有哲理性的议论，使读者更容易发现作者的用意：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月明星散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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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句的景色描写，决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色，而是深含作者情感和哲学思想的意境。这一景色，不仅仅是诗人渡海的具体环境，也是时代的象征，或说是诗人由具体环境而感受领悟到的对时代的理解。“欲三更”正是对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后期社会的概括，但是，诗人仍是达观的，诗人从自然界的变化感悟到对人生社会的认识。“苦雨终风”必将过去，是由于自然界（暗含社会）的本原是“澄清”的。这一点正是“九死南荒吾不恨”这种旷达思想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认识，全诗八句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苏轼寓哲理于意象，以意象象征哲理，意象和哲理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另一方面，二者却分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意象不仅仅是作为象征某种哲理而存在的象征物，而且是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画面；而哲理本身也不仅仅是作为物象象征的思想内容而存在，它使“意象”增加了灵魂，使肤浅的意象变得深刻。

在苏轼笔下，望湖楼前的雨景，本身就是色彩班谰、引人入胜的艺术化境，而“黑云”、“白雨”的意象由于具有黑暗象征的作用，因此，就更具有了令人涵咏不尽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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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诗人的思辨深含在意象的表象之中，因此，使意象所含有的哲理，具有了“不确定性”。它常使读者从同一个意象中，得出不同的哲理，甚至会超出作者创作的本意。诗人在看到自然界的“黑云”、“白雨”这些物象时，也许并没有将它们升华为某种象征物，而暴雨的过程，也许没有被升华为清晰的理念，诗人的“潜意识”使他朦胧地感到了自然界的风雨与人生风雨的某种相通之处。事实上，不把意象升华为理念，而是按照物象原来的形态摄入诗境，由诗中的意象来提供使读者深掘其哲理内涵的画面，这正使哲理诗符合了诗歌的本质特征。

这种现象，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做了形象的描绘：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象是有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辉。
......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
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
又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
（《丁登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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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理”在“意象”中

上文所说的特点，使苏轼意象中所深含的哲理，常常不易被发掘出来，以致人们一提到苏轼的哲理诗，总是那有限的几首，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理”在“意象”中吧！

事实上，由于苏轼兼诗人、哲人和政治家，宋代又是一个哲理的时代，更兼诗人特殊的遭际，使他从未停止过对社会、时代、人生等重大问题的哲理思考。加上苏轼“万物皆理”、“物我同一”的人生观，使他在观察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花一鸟，就无不具有了理性，甚至日常生活的一举手、一投足，走路、乘舟、饮酒、品茶、送行、春睡等，也往往带有了哲理思辨的性质。

下面，按其所借助的几类不同的意象，试识一下庐山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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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借助山水风景的意象。

例如著名的《百步洪.其一》， 一般都极赞其对百步洪险景连喻手法的运用：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全诗的整个前部分可以用一个“险”字来概括：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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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

诗的后部分，作者忽然转而谈人生、社会的问题，进行佛理禅观式的思辨：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谈论佛老的时空观，谈论如何使险恶的百步洪变成一泓溪水，那就是能超脱时空的限制：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蒿眼如蜂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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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达到“无”，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

但愿此心无所往，造物虽驶如吾何。
（《苏轼诗集》Ｐ89）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后来南宗又加以发挥：“我此法门，以无住为本”，要人们忘却世间的善恶好丑。苏轼这里用的是此典。

此诗前部分描绘百步洪之险，后半部分集中谈如何对待人生与社会的险恶，从而使百步洪之险具有了人生、社会险恶的象征作用，使意象具有了哲理性。

有些山水意象所含有的哲理内容是极不明确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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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夜泛西湖五绝.其四》）

诗人取“月黑”才好“看湖光”这一充满理趣的现象，提供了可供读者深掘的哲理境界。

有些山水意象充满对社会的思考，充满对人生之谜的怅惘。譬如上面所引这组诗的另一首：

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物奇。
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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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被“欲落未落”的月景所倾倒，但是，却不能忘怀尘世，想到变幻莫测的“明朝人事”，诗人痴迷怅惘，直至天明。对社会、人生深沉的思考，哲理性的思辨，尽在不言之中了。
诗人以哲人的目光审视大自然，于是，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就无不具有了深刻的哲学内容。当它们被作为意象摄入诗中，也就含有了永久的哲理：我是谁？世界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由音乐与色彩底波澜吹送我们如一苇白帆在青山绿水中徐徐地前进，......它不独引导我们去发现哲理，而且令我们重新创造那首诗。
（参见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

试看：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答李公择.中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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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银河成为宇宙总体化身，它无声地，却又是无可阻挡地推转着时光的运转。它推来了美好的一瞬，却又马上就要送走它。诗人多么希望能阻止住飞走的玉盘，使这一美好的时光永存。然而，银汉还是不声不响地、默默地推转着玉盘。唉！“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啊！一缕淡淡的人生哀伤从“清寒”的“暮云”中，从“银汉”的浩渺中，从“玉盘”的金轮中飘溢了出来。

再看《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亭，晚入飞英寺，分韵得“月明星稀”四字》一诗中的几句：

昨夜雨鸣渠，晓来风袭月。
......
蒲莲浩如海，时见舟一叶。
......
相逢欲相问，已逐惊鸥没。
（《其一》）

我行本无事，孤舟任自横。
中流自偃仰，适与风相迎。
举杯属浩渺，乐此两无情。
（《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