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苏东坡研究》

田寶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这完全是诗人贬谪黄州的写照，孤高傲世，独立危行，可谓以花写人，借物写心。但在下文的对海棠花的描写中，又进一步以人喻物，以心写花。先写海棠如美人：

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

然后，进一步赋予海棠以人的意态、人的习性：

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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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用唐明皇说杨贵妃“海棠睡未足耳”之典，写尽海棠之美，并进一步赋予海棠以情趣感思：

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

至此，已堪称绝唱。但诗人并不就此止笔，而是花明柳暗，波澜又起，说：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消遥自扪腹。
......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被象征者与象征物分别出现，说花思人，人出又使人忆花，花人分叙，光彩辉映，然后再进一步花人合一：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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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花，亦是说人，是谁的力量使海棠花（苏东坡）从西蜀故乡来此瘴疠之地呢？是命运之飞鸿衔来的吧！最后点题，结束全诗：

天涯流落俱可念，......雪落纷纷那忍触！

全诗喻中有比，象中有典，分合自如，自然如行云流水，变幻似飞仙天马，曲折跌宕，摇曳生姿，竭尽章法之妙！
方东树曾评说苏诗：“章法之妙，非太史公与退之不能知之，故知不解古文，诗亦不妙。”（《昭味詹言：二一一》）此说甚是。苏诗章法艺术之妙，正是“以文为诗”的丰硕之果。苏轼借鉴散文的章法结构，使其诗歌作品具有了跌宕生姿，行云流水、层峦叠嶂之美，同时，也使他的诗歌表达了更丰富、更曲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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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综全章所述，对本章引言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可以作一个简要的回答了：
一、从苏轼“以文为诗”艺术实践一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以文为诗”确实是苏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从诗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及诸多因素的考察中，可以看出，苏轼的“以文为诗”自有它产生的必然性、必要性、合理性。“以文为诗”首先是我国诗史内在发展的产物，是对六朝以来形成的“人为艺术”实现反拨的必然。
“以文为诗”还与时代的要求及宋代高度发展的散文艺术具有紧密的联系。
诗歌和散文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在不放弃诗歌自身特点的前提下，借鉴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来写诗，恰恰可以实现诗歌的革新。
对于诗歌自身特点━━诗歌“本色”的理解，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总的趋势是增扩诗歌的疆域，而不是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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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这一文学体裁，比诗歌更易于接近口语、更易于走向“自然艺术”的道路。
苏轼“自然艺术”的美学思想以及他丰富的散文艺术经验，使他集大成地完成了“以文为诗”的革新。
三、苏轼的“以文为诗”就总体来说，正是在没有放弃诗歌自身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借鉴散文艺术经验的革新。这一革新的实质，是使苏诗彻底实现了对“人为艺术”的反拨，成为了含有“人为艺术”精华的更高一层次的“自然艺术”。
苏轼的“以文为诗”，使诗歌具有了散文所特有的接近社会生活原形的艺术特点，使诗歌更好地表达了丰富的思想情感，并使诗歌具有了散文的曲折摇曳之美。
批评苏轼“以文为诗”是“形式主义”，是“反形象思维”，这些观点是不科学的。（关于是否“反形象思维”，因这一批评实质是针对“以议论为诗”而发，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具体探讨，参见第九章苏轼“以议论为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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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评家们难于接受“以文为诗”这一客观事实，主要是由于六朝以来“纯诗艺术”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唐诗的辉煌成就，
使批评家易于固定对诗、文观念的理解。这种传统的审美情趣制约着批评家们的审美标准。这种批评家对诗人革新不理解的现象，有如梁宗岱先生所说：“批评家和诗人之间的鸿沟也许永无联接的希望”，（诗人）“企图去创造一些现世所未有或已有而未达到完美的东西；批评家却是一个循谨的（往往并且是诚恳的）守成者，只知道援已往的成例来绳新生的现象，或站在岸上指责诗人没入海底的探求。”（梁宗岱《诗与美.诗与真二集》P204 ）在西方，如歌德之不理解贝多芬、不理解海涅，在中国如严羽等人之批评苏东坡，都是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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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轼的“以文为诗”，对我国诗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国诗歌由古典高雅的王国向通俗平易的近、现代诗歌的迈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不是苏轼个人之力，而是苏轼顺应了诗史发展的内在要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以诗为诗”的“人为艺术”和“以文为诗”的“自然艺术”，笔者无意于扬此抑彼，而只是试图将这些文学现象的水滴还原到文学史九曲八折的长河中去，以文学演进的目光给予客观考察。
“以诗为诗”和“以文为诗”，都是诗史发展的必然，都有它们产生、发展、存在的合理性。有些文学现象，当我们把它们看成是相互间毫无联系的现象，从而把它们作横向静态的比较，常常会得出历史倒退的结论。譬如白居易批评六朝文学“嘲风雪、弄花草”而已，是对《诗经》“六义”的倒退，（见白居易《与元九书》）然而，没有六朝时期对形式美的艺术追求，就不会有唐诗的光辉成就，同样，陈师道、严羽对于宋诗是对唐诗的倒退的批评，横向的比较姑且不论，如果从纵向的动态发展来讲，宋诗的特点确实代表了诗歌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甚至已经有了近现代诗歌的一些特点。（参见朱自清《论“以文为诗”》）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后如果有现代的新诗超过了唐诗，那么，就可以看出宋诗、苏诗的成绩了。因为，一部中国诗史，正是从宋诗这里，特别是从苏轼“以文为诗”这里，通向了新诗的大道，走向了未来。（当然，新诗还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诗史内在的因素也不可忽视）郭沫若的惠特曼式的散文化的诗，艾青的散文式的诗及其《诗论》，都早已透露了个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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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高论逼河汉，清诗鸣佩环”
苏轼“以议论为诗”论


什么是“以议论为诗”？

简单说来，“以议论为诗”就是诗人对其主体思想、情感、认识、道理的直接抒发。
“以议论为诗”和“尚理”（严羽语）及“以文为诗”三个概念之间，有些人常常混为一谈。如说“‘以文为诗’的实质便是言理入诗，或者说‘以议论为诗’”。（胡明《“以文为诗”和“以文字为诗”》，载《河北师大学报》1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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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尚理”和“以议论为诗”是联系紧密却又不能代替的两个方面。“尚理”是指用诗歌表达“哲理”的内涵。它主要属于内容的范畴；“以议论为诗”主要是指诗歌由传统的以物象传达情感，改变为直接议论的表达方式，它主要属于艺术形式的范畴。“议论”的方式和“哲理”的内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还属于散文的功能，苏轼等人将它们纳入诗歌创作中，因称“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和总结宋诗的主要特点时提出来的：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严羽还进一步指明了“近代诸公”的代表是“苏、黄”，或者说，首先改变了唐人“兴趣”传统的是“苏、黄”：

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均见《沧浪诗话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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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的这一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宋诗体制的风格特点确实是“以议论为诗”，并是在“苏、黄”手中确立的。

在严羽所总结的宋诗诸特点中，“以议论为诗”是苏轼最显著的特点，因此，也常作为苏诗的代表性缺陷而被批评。如张戒说：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
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
（《岁寒堂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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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戒认为我国诗歌发展至苏、黄而遭到破坏，而苏、黄断送诗史的“贡献”又有区别，黄山谷在于他的“补缀奇字”，而苏东坡则在于他的“以议论为诗”。

当前学术界对苏“以议论为诗”的评价，大致可归纳为三种：

（一）、认为“以议论为诗”是“反形象思维”的，是缺乏形象和“意境”的。如姜书阁先生说：“我们如进一步看严羽所说宋诗的三条特征，其实都是反形象思维的，都是不用形象思维所必然走的错误道路。”并进一步批评苏轼：“总之，宋人‘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等宋诗特征，苏轼都具备齐全。这是他所遗留下来的坏影响。”（姜书阁《诗学广论》）如苏者聪先生说：“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直抒胸臆，故导致诗歌创作上的抽象说教。”（苏者聪《宋诗怎样一反唐人规律》载《武汉大学学报》19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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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认宋诗的某些长处，但认为“以议论为诗”等不一定能概括为宋诗的主要特点，譬如胡念怡先生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好诗也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能否概括为宋诗的特色”（胡含贻《关于宋诗的成就和特色》）的质问。试图寻找出宋诗其它的代表性特征。

（三）、肯定苏轼等宋人“以议论为诗”的长处，认为这是对唐诗的革新。此派观点的主要不足在于未能对苏轼“以议论为诗”产生的原因、性质、意义给予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考察。特别是未能针对古、今人对“以议论为诗”的批评，考察清楚“以议论为诗”与“意境”、“形象”等之间的关系，遂使目前学术界对苏轼的“以议论为诗”仍然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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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综述的评价中，可以归纳总结出几个主要问题：
（一）、“以议论为诗”是否是苏诗的艺术特点？
（二）、“以议论为诗”是否合于诗歌的本质特征？它与
“意境”、形象之间的关系如何？
（三）、苏轼为什么要“以议论为诗”？批评家们为什么难于接受“以议论为诗”？
（四）、“以议论为诗”使苏诗具有了哪些艺术特点？
（五）、苏轼的“以议论为诗”意义和影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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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对于苏诗的科学认识和重新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宋诗的总体认识和评价，也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但对中国诗史发展历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将促进对于诗歌的艺术本质、艺术思维、艺术形象以及“意境”说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研究。

然而，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课题。“以议论为诗”之说，自从严羽等人提出之后，至今仍然争议不休，这一点本身就是有力的说明。

宋诗处于辉煌的唐诗之后，这就增加了宋诗研究的难度。这一点，研究宋诗的学者都会有所体会。如张白山先生说：“你说唐诗成就大，人们没有争议；说宋诗成就大，人们就有争议。这争议不仅指现在，而且早在南宋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前后达七百年之久。”（《宋诗散论》）进一步说，探讨对唐诗具有反拨性质的“以议论为诗”，就更是难上加难的课题。要谈唐人情景交融、借物抒情，当然是有意境、有形象，而要谈宋人不借助景、物或仅仅借助某种写意式的景、物的“以议论为诗”也有意境，也有艺术形象，那就很难说清楚。更加以“意境”说、“形象思维”等问题是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难题，我们不可能运用现成的结论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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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难度和深度更使这一古老课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以议论为诗”毕竟是客体的存在，而且毕竟是苏诗及宋诗的主要艺术方式。本文力图从理论、实践及诗史三个方面，尝试着给予探讨，特别是力图尝试着用“情境”和“艺术抽象”这两把钥匙，打开苏轼“以议论为诗”艺术迷宫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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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意境：物境、情境”
“以议论为诗”的理论解决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二首》）

众所周知，这是苏诗名句，是近千年来经久不衰，受到人们广泛喜爱的光辉诗句。然而，毫无疑问，它们没有借助任何“兴象”、“意象”，而是主体情感的直接抒发议论－－它们是“以议论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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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翻开《苏轼诗集》，欣赏苏轼2700余首诗作，你会看到，从早期南行时期的“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那种对人生的莫名怅惘，到中年仕宦生涯中“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的人生总结；从待罪黄州时的“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那种痛苦心情的揭示，到晚年遭贬海南时“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引自《苏轼诗集》）的人生咏叹，这种主体情感直接抒发议论的诗句俯拾即是，随处可见。甚至还有全篇无“象”者，如：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洗儿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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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严羽“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的总结，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的批评，皆非妄语━─苏轼确实是“以议论为诗”。这一点，还有明人屠隆的批评可与严、张二位相印证：

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之数者，苏、王诸君子皆不免焉，而又往往自谓能入诗人之室，命令当世，则吾不知其何说也。
（《由拳集》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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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散文之间，似乎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散文可以直接议论、论证。诗则要借助“比兴”、“假物”，所谓“兴趣”，是与我国传统的“意象”、“意境”理论相通、相近的概念。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严羽的“兴趣”，与司空图的“意象”、胡应麟的“兴象”、王国维的“境界”和“意境”说等，都是与“意境”相关、相通、相同的概念，“它们标志着不同的诗论家从不同侧面对意境的认识”。（笔者谨案：王国维的“意境”说与前数者之间，仅仅相关，但不相同。详见下文。）

在如此众多的概念之中，“意境”是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审美概念、审美标准。有“意境”则自成高格，无“意境”则自觉气索；甚至可以说，有“意境”则是好诗，无“意境”则不可以称之为诗。那么，让我们到“意象”、“兴趣”、“意境”的迷宫里作一个粗浅的巡礼，特别是把探寻的目光聚集在“意境”这个焦点上，考察一下“意境”说形成及其演变过程，搞清“意境”说的界说及其内涵。这也许有希望能打开苏轼“以议论为诗”艺术迷宫的第一道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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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意境”？按照目前学术界最普遍的解释，“意境”与“意象”并无本质区别，“意境”就是主体之“意”，见之于客体之“象”，或客体之“境”。这种解释，不但是千百年来的传统，而且，至今仍然推而不倒。例如说：

“情与景统一，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蓝华增《说意境》）；“我以为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情景交融，形神结合”（赵景瑜《说意境》）；“情与景、物与我，客体与主体浑然统一的意象，便是意境”（周来祥《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