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冀勤《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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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清李慈铭撰。
　　④詅痴符：指无才学而自夸出丑的。见《颜氏家训•文章》。买驴券：“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见《颜氏家训•勉学》。
　　⑤萚石：清钱载号，有《萚石斋文集》二十五卷，《诗集》五十卷。
　　⑥颜黄门：北齐颜之推官黄门侍郎，有《顺氏家训》二十卷。
　　⑦《晚晴簃诗汇》：二百卷，徐世昌辑。
　　⑧王仲任：后汉王充字，有《论衡》八十五篇。
　　⑨《南齐书》：五十九卷，梁萧子显撰。
　　⑩书厨：王俭讥陈澄为书厨，见《南齐书•陆澄传》。
　　⑾《北齐书》：五十卷，唐李百药撰。
　　这一则从翁方纲讲起，讲到诗歌与学术不同。袁枚论诗讲性灵，批评翁方纲以抄书当作诗。当时翁方纲提倡“学人之诗”，所以被讥为“学究”。诗歌与学术不同，这点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已经讲了，讲学术的可以成为学士，即学者。不必勉强做诗。倘没有才华，就做不好诗，缺少学问，就成不了学者。杨雄在《太玄经》三《更》中说：“童牛角马”，好比像牛则无角，像马则有角，都不像，“两无所归”了。《晚晴簃诗汇•序》里讲：排列三坟五典的典籍，用作的《苍颉》《凡将》篇的古小学书，即要证经补史来作诗，认为诗道更受人尊重。这是受到汉学家的局限，认为考证学比词章尊贵，所以要把考证学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去。钱先生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此引王充《论衡》中的说法，把读经的称为儒生，创作文章的称为鸿儒，认为创作文章的人胜过儒生。汉朝以后，研究经书的考孝廉，创作文艺的考秀才，晋宋时看重秀才。又举陆澄、刘昼、马敬德三例，说明学人望为文人而不可得，即文人会创作文艺，胜过儒生。
　　这里谈到翁方纲，提倡“举人之诗”，即“肌理说”。他在《诗法论》里说：“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有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此法之穷形尽变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则先河后海，或源或委，必求诸古人也。夫惟法之尽变者，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复初斋文集》八）他讲法，有正本探源之法，是立本的，有先河后海，这个本指什么，如“诗言志”，“诗缘情”，这就是立本，是求之古人。有穷形尽变之法，讲大面始终条理，细而用字论音到承接转换，那怎样穷形尽变呢？根据不同的言志缘情，作出穷形尽变来，因为各人的情态不同，所以表达不同情态的文辞也不同，这就需要穷形尽变了。这样，“肌理说”有两种理，一是立本的理，即求情理，这是救神韵派诗的空虚；二是条理的理，即穷形尽变的理，纠正格调派的模仿。但“学人之诗”，还是受当时考证学的影响，以金石考订为诗，这又走入歧途。他的立本，不是以表达情理为本，以金石考证为本，他的穷形尽变，不是讲表达不同的情理，讲表达不同的金石考订之学，成了学人的韵语，不成为诗人的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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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夫以萚石之学①，为学人则不足，而以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裕。此中关捩，煞耐寻味。锺记室《诗品•序》云②：“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学人之诗，作俑始此。杜少陵自道诗学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③；信斯言也，则分其腹笥，足了当世数学人。山谷亦称杜诗“无字无来历”④。然自唐迄今，有敢以“学人之诗”题目《草堂》一集者乎⑤。同光而还，所谓“学人之诗”，风格都步趋昌黎⑥；顾昌黎掉文而不掉书袋，虽有奇字硬语，初非以僻典隐事骄人。其《答李翊书》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学而自画，已异于博览方闻。《进学解》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又一若河汉无涯涘，足以为学人者。然读《答侯继书》，则昌黎用意自晓。《书》曰：“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所志惟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云云，则亦如孔明之“仅观大略”⑦，渊明之“不求甚解”⑧。舍名数而求意义，又显与戴东原《答是仲明书》背道以趋⑨，盖诗人之学而已。故得殷侑《公羊传注》，答书至云：“每逢学士真儒，愧生颜变，不复自比于人。”昌黎不自居学人，即此可证。唐后首学昌黎诗，升堂窥奥者，乃欧阳永叔，永叔固即刘原父所讥为“欧九不读书”者⑩。阎百诗《困学纪闻笺》卷二十谓⑾：“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傅青主以百诗为附和原父⑿。要之欧公不得为学人也。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萚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⒀。萚石实非学人，诗佳处亦都在放笔直干，非以襞襀奥衍开生面。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鳌呿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⒁，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堪与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⒂；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洩也。（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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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萚石：清钱载字，有《萚石斋诗集》五十卷。
　　②锺记室：梁锺嵘，为晋安王记室，有《诗品》三卷。
　　③杜少陵：唐杜甫，自称少陵野老。《奉赠韦左丞丈》中有“读书”两句。
　　④山谷：宋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见《签洪驹父书》。
　　⑤《草堂》：杜甫到成都，建有草堂。《草堂》一集，指《杜少陵集》。
　　⑥昌黎：唐韩愈，自称“昌黎韩愈”。有《韩昌黎集》。
　　⑦仅观大略：《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亮独观其大略。”
　　⑧不求甚解：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
　　⑨戴东原：清戴震字。他的《与是仲明论学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⑩欧阳永叔：宋欧阳修字，有《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刘原父：宋刘敞字，有《公是集》五十四卷。
　　⑾阎百诗：清阎若璩字。
　　⑿傅青主：清傅山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
　　⒀程春海：清程恩泽字，有《程侍郎遗集》十卷。郑子尹：清郑珍字，有《巢经巢诗抄》九卷。朱竹君：清朱筠字，有《笥河文集》十二卷。
　　⒁无本：唐贾鸟为僧时名无本，有《长江集》十卷。
　　⒂宋广陵：宋王令，广陵人，有《广陵集》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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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则讲“学人之诗”，清钱载的诗是“学人之诗”，他做“学人”不够，做“学人之诗”有多余，即学问有余。因为锺嵘《诗品•序》称：“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即在南北朝宋武帝大明，宋废帝泰始中（457—471），作诗多用故事，近乎抄书。用古语来申今情，显得拘挛；凑合故事，好像打补钉。这样来写诗，用不到很多学问。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像杜甫“读书破万卷”，他的学问，可以抵几个学人。但杜甫的诗不是用故事填凑的，所以杜甫是“诗人之诗”，不是“学人之诗”。晚清“同光体”诗，“同光体者，苏堪（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陈衍《沈乙庵诗序》）。同光体诗学习韩愈的诗，韩愈掉文而不掉书袋，掉文指诗中有奇字硬语，不掉书袋，即不编织古语故事来作诗。韩愈对于经史百家之书无不读，但他的志趣只在求意义，相当于略观大意，与清代考证学的从考证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等不同，因此他研究的是“诗人之学”，跟学人之学不同。他不认为自己是“学人”。欧阳修继承韩愈，他的研究学问，也是“诗人之学”，有利于写诗文，不用力于考证，所以他也不是“学人”。清代的钱载学韩愈，也不成为学人，诗也有佳处。稍后的程恩泽、郑珍学韩愈的以文为诗，与宋的王令硬语盘空、气概阔大的鼎足而三，他们做的是“诗人之学”，不同于“学人之诗”。
　　钱先生在这里从“学人之诗”讲起，结合钱先生《宋诗选注》王安石篇来看，钱先生讲了四种诗：（一）以学人而为诗人的诗，如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破万卷”说，已经是学人，但不靠编织故事以为诗，还是写出诗人之诗。（二）虽够不上称学人，但好学问或“不求甚解”，即以“诗人之学”而为“诗人之诗”，如韩愈、欧阳修、陶渊明。（三）既是学人，有时又搬弄词藻典故来做诗人之诗，成为搬弄典故词藻的诗。如王安石的诗。（四）“文章殆同书抄”的“学人之诗”，如《诗品》中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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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论赵翼诗
　　瓯北诗格调不高，而修辞妥贴圆润，实冠三家①。能说理运典，恨锋铓太露，机调过快，如新狼毫写女儿肤，脂车轮走冻石坂。王麓台论画山水云②：“用笔须毛，毛则气古味厚。”瓯北诗笔滑不留手，脱稍加蕴藉，何可当耶。予尝妄言：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瓯北辈诗动目而不耐看，犹朋友之不能交久以敬，正缘刃薄锋利而背不厚耳。（134页）
　　①瓯北：赵翼字。三家：赵翼、袁枚、蒋士铨三家。
　　②王麓台：王原祁号，清画家。
　　这一则讲赵翼诗。赵翼有《论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诗解穷人我未穷，恐因诗尚不曾工。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从这五首诗看，赵翼论诗，主张争新，因为天工人巧都在争新，是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的。要独具只眼，有自己的主张。要人工和天分的结合，像风格，跟个性有关，这就跟天分有关。钱先生称他的诗，修辞妥贴圆润，能说理运典，这五首诗就可作例。《诗论》讲他的论诗，即属说理，说得明白畅达。再看他的用典，有融化的工夫，如“预支五百年新意”，就用了《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但用得使人不感到他在用典。再像“诗解穷人我未穷”，用了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再像“熊鱼自笑贪心甚”，用了《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样用典，用得自然而不像在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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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先生指出他锋铓太露，机调过快。如“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比起杜甫称“王杨卢骆当时体”为“不废江河万古流”来，即李杜诗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就显得赵翼论李杜，不免“锋铓太露，机调太快”了。再像“矮人看戏何曾见，都道随人说短长”，也一样。再像《杂题八首》之一：“每夕见明月，我已与熟悉。问月可识我，月谓不记忆。……神龙行空中，蝼蚁对之捐。礼数虽则多，未必遂鉴及。”这后四句也是锋铓大露，机调过快。

　　 （二六）论田雯尊宋诗
　　清初渔洋以外，山左尚有一名家，极尊宋诗，而尤推山谷者，则田山薑是也①。《古欢堂杂著》卷一力非论诗分唐宋而二之，谓“梅、欧、王、苏、黄，陆②，皆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卷二谓七言古“至唐末式微。欧阳崛起，直接杜韩而光大之。山谷从杜韩脱化，创新辟奇，风标娟秀，陵前轹后，有一无两。宋人尊为江西派，与子美俎豆一堂，实非悠谬”；又谓山谷七绝“新洁如茧丝出盆，清飏如松风度曲，下笔迥别”。卷三驳谢茂秦之薄苏黄③。《文集•序》卷一《芝亭集序》谓：“宋人之诗，山谷为冠；摩垒堂堂，谁与为敌”；真笃于好而敢于言者矣。然余细绎山薑撰述，复征《香祖笔记》卷九所记其处方改药名轶事④，乃知山薑弘衍之才，而好涂泽挦撦以为博奥。故《杂著》卷一主用奇字，有访子云亭，熏班马香之语⑤；卷六谓“生平于佳句善字，每好摘录，人有饾饤之讥”，乃引山谷《答曹荀龙书》以自解；同卷论古文亦引山谷“陈言使妍妙”之说。则其所得于山谷者，恐亦不过朱少章所谓山谷之“昆体工夫”⑥，洪觉范所谓“言用不言名”⑦，叶石林所谓“减字换字法”耳⑧。故《杂著》卷一袒明七子而斥《列朝诗集传》⑨，参观《文集》卷一《木斋诗序》。盖七子学古，亦妆点字面，牧斋《读杜小笺》识语⑩，至以“山谷隔日疟”斥之者也。卷二论放翁七律，亦美其取料。着眼得力，在此等处，于神韵气骨，所窥殊浅也。如评放翁七古曰：“登杜韩之堂，入苏黄之室”，非章子厚所谓“海行言语”而何⑾。（110—111页）
　　①田山薑：清田雯字纶霞，号山薑，有《古欢堂集》三十六卷，《古欢堂杂著》四卷。
　　②梅、欧、王、苏、黄、陆：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
　　③谢茂秦：谢榛字，明后七子之一。有《诗家直说》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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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香祖笔记》十二卷，王士禛撰。
　　⑤子云：杨雄字。班马：班固、司马迁。
　　⑥朱少章：朱弁字，有《曲洧旧闻》十卷。
　　⑦洪觉范：即释惠洪，有《冷斋夜话》十卷。
　　⑧叶石林：叶梦得字，有《石林诗话》一卷。
　　⑨《列朝诗集传》：十卷，清钱谦益著。
　　⑩牧斋：清钱谦益号，有《读杜小笺》三卷。
　　⑾章子厚：章淳字，有《章申公九事》一卷。
　　这一则讲田雯，先讲田雯的论诗，推宋诗，推重黄庭坚诗。认为黄庭坚诗从杜甫、韩愈脱化，创新辟奇，可以继承杜甫。又驳谢榛的看轻苏轼黄庭坚。田雯在《古欢堂杂著》卷三说：“《诗法》曰：‘《事文类聚》不可用，盖宋事多也。’后引苏、黄之诗以为式，……茂秦视苏、黄诗为何物耶？”谢榛认为做诗用宋事是一病，引苏、黄诗作例，田雯认为不对，即肯定苏、黄诗的用事，是对的。但他主张用奇字，钱先生指出他有“访子云亭，熏班马香”之语。按《古欢堂杂著》卷一：“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于古体最宜，不知者诵以为怪。嗟夫，诗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马等赋，所以使人嵬眼澒耳（犹言惊奇）者，政由时出奇字以衬复之。方今文章尚古，吾党之士，独不欲访子云之亭，而熏班、马之香欤？”其实杨雄文艰深而浅陋，遭到后人批评，不必学。而司马相如、班固的赋，因为汉人通小学，在描状物态时，用了汉代的语言，到后代人认为奇字，在他们当时只是用当时的语言，说他们好用奇字，并不确切。至于清代人，要用清代已不通行的汉赋中字，就更不对了。田雯还称黄庭坚的“陈言使妍妙”，指要用古人用过的陈言。所谓“昆体工夫”，指摹仿李商隐体，洪觉范在《冷斋夜话》里讲夺胎换骨法，“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当即“言用不言名”。至于“减字换字法”，即用古字换今字。至于明七子学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摹仿秦汉文，盛唐诗，也有用秦汉时文字来装点字面的。因此田雯的袒明七子而斥钱谦益《列朝诗集传》的批评明七子，是不对的。田雯的《杂著》卷二说：“陆务观（游）七律不下千篇，其间取料寄兴，无不令人解颐，有作诗之乐，而无伤于大雅。”着眼在陆游的取料上，所窥殊浅。《杂著》又说：“陆务观挺生其间，祓濯振拔，自成一家，真未易才。七言古诗登杜、韩之堂，入苏、黄之室，虽工力不及前人，亦一杰构。”钱先生称这样说是“海行言语”，当指不中肯、不确切意。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讲陆游诗的两个特点：“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区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这两点都有他的特色，与杜、韩、苏、黄不同，田雯没有看到这些。田雯的诗，如《翠微寺》：“诘曲历石齿，沿溪树溟濛。招提门何向，陂陀无人踵。峭崖立万仞，惆怅林路穷。岂知披榛莽，纡回流水通。一僧出汲水，竹戽行相从。长绠下深涧，剨豁惊蛰龙。渐浙石湫雨，泠泠葛花风。前循略彴去，木杪闻清钟。”这首诗是比较清淡的，但还用了“剨（huō豁）”，象声字，而不用“哗”字。“略彴”即小桥，但他不用通行的“小桥”两字，这里还显出换字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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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论诗文之累
　　黄公谓“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①，其理深长可思。余则欲更进一解曰：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管子•枢言》篇尝谓②：“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最是妙语。盖在已则窃憙擅场，遂为之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乃成印板文字；其在于人，佳则动心，动心则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案臼，窠臼则变滥恶，是则不似，似即不是，以彼神奇，成兹臭腐，尊之适以贱之，祖之翻以祧之，为之转以败之。故唐诗之见弃于世，先后七子拟议尊崇③，有以致之也；宋诗之见鄙于人，闽赣诸贤临摹提倡④，有以致之也。他若桐城之于八家⑤，湖外之于八代⑥，皆所谓溺爱以速其亡，为弊有甚于入室操戈者。虽明人好立宗派如锺伯敬辈⑦，亦略窥斯指，故集中《潘稚恭诗序》力辟“竟陵诗派”之说，以为“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尺牍新抄》一集卷五载吾乡堵廷蔡一书云⑧：“以踵习之流极，议作者之滥觞。照眉之屧已粗，苧村之颦不绿，昔人所以恨于临摹者，谓真色人难学，其毒甚于诋河也。”真痛乎言之矣。螙生于木，还食其木；本是狮子虫，反把狮子坏。《隋书》卷四十五高祖叹⑨：“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云门说法⑩，不许弟子稗贩，有以夫。（171—172页）
　　①黄公：清贺裳字黄公，有《载酒园诗话》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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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管子》：二十四卷，旧题管仲撰。
　　③先后七子：明代嘉靖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前七子；李攀龙、谢榛、梁有誉、宗臣、王世贞、徐中行、吴国伦号后七子。
　　④闽赣诸贤：指清同光体诗人，做宋诗的。闽指陈衍、郑孝胥、陈宝琛，都是福建人。赣指陈三立、陈衡恪、陈方恪都是江西人。
　　⑤桐城：指清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他们的古文人称桐城派。八家指南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⑥湖外：指清王闿运、邓辅纶，都是湖南人。八代，指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他们做魏晋派诗文。
　　⑦锺伯敬：明锺惺字，为竟陵派的代表人物。
　　⑧《尺牍新抄》：清周亮工辑，十二卷。
　　⑨《隋书》：八十五卷，唐魏征、颜师古等撰。
　　⑩云门：南汉高僧文偎，俗姓张，居韶州云门山，因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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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则讲诗文之累，即诗文之失与得，有辩证观点。《管子•枢言》说：“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梁池当指桥下水流湍激处。善游泳的自恃善游，游泳到水漩涡处，被卷入漩涡中死去。善射的自恃善射，老在中野射鸟兽，被猛兽所害。这即是失由于得。作者也这样，像陆游工于作诗，长于作对仗。但诗作得多了不免诗句命意前后相袭。如《唐安徙家来和义》：“身如林下僧，处处常寄包；家如梁上燕，岁岁旋作巢”；《病中简仲弥性等》云：“心如泽国春归雁，身是云堂早过僧”；《寒食》云：“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羡游僧处处家”；《秋日怀东湖》云：“身如巢燕临归日，心似堂僧欲动时”；《夏日杂题》：“情怀万里长征客，身世连床旦过僧。”（《谈艺录》126页）这就是“遂为之不厌，由自负而至于自袭”了。再就历代诗的盛衰演变说，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固大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为不根以相胜，故诗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然其敝至以文为诗。……
　　这里指六朝崇尚骈丽，骈丽之失在编织典故；矫编织典故的得之于流丽，流丽之失在轻纤。矫轻纤的得之于阔大，阔大的失在粗莽；矫粗莽的得之于情实，情实的失在俚俗。矫俚俗的得之于奇僻，奇僻之失在偏狭。说明失的产生即由得，得的流弊即是失，由失又产生得。有得着有谀，有谀就使得造成流弊，即转为失。有失就有人起而矫正，由矫正而有所得。得失就这样转化。晚唐诗失在纤靡，宋诗用扩大境界来矫正它。宋诗走入以学问为诗，所以明代前后七子又走上模拟汉魏盛唐的路，因此同光体又提倡学习宋诗。至南社派诗人起来又攻击同光体。所谓“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有迹有名，必有人称誉而引起模仿，产生流弊，所以必敝必穷。这就是“踵习之流极”，踵着有名有迹者去模仿，就产生流弊。流弊产生以后，“议作者之滥觞”，认为开始创作一种新的流派或新的风气的也受到议论批评。这样，“照眉之屧已粗，苧　　村之颦不绿”，绝代佳人西施的美也遭到批点了。模仿名作的好比狮子虫，他们的模仿损害名作，好比狮子虫损害狮子。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明代七子模仿盛唐诗，使人家厌弃盛唐诗转学宋诗。但盛唐大诗人李杜，真像韩愈《调张籍》说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并不因为明七子的模仿而损害他们的伟大；宋代欧苏作为大诗人的地位，并不因同光体的模仿而有损害。西施作为绝代佳人，并不因东施效颦而变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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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评黄遵宪诗
　　（1）
　　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①。《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②；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③；七绝则龚定庵④。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⑤：“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⑥。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⑦。《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⑧：“槐榆与桔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⑨：“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⑩，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23—24页）
　　①黄公度：黄遵宪字，清末诗人。著有《入境庐诗草》十一卷。
　　②随园：清袁枚字子才，有随园别墅，著有《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小仓山房诗集》二十六卷。瓯北：清赵翼号，著有《瓯北诗话》十卷，续二卷，《瓯北集》五十三卷。
　　③舒铁云：清舒位字，著《瓶水斋诗集》十六卷。
　　④龚定庵：清龚自珍号，著有《定庵文集》三卷及《龚定庵全集》。
　　⑤尹师鲁：宋尹洙字，撰《河南集》二十七卷。王胜之：宋王益柔字。
　　⑥宋芷湾：清宋湘字，撰《红杏三房诗》五卷。
　　⑦胡稚威：清胡天游字，撰《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诗集十二卷。
　　⑧《淮南子》：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二十卷。
　　⑨查初白：清查慎行字，著《敬业堂集》五十卷。
　　⑩参军蛮语作诗：《世说新语•排调》：“郝隆为桓公（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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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则讲清末黄遵宪的诗。在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与菽园论诗》中说：“新世魂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主张在诗歌上融合欧亚，创造异境新声。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成其为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钱先生认为“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所以称他们为“诗界维新”，不称为“诗界革命”。钱先生推“《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黄遵宪的“奇才大句”是怎样造成的？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写：“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而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这样推重黄遵宪的诗。钱先生有不同看法。认为他的五古议论纵横，近袁枚赵翼，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位，七绝则龚自珍。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大胆为文，亦无以过其乡宋湘。对于“无以过其乡宋芷湾”的评语，钱仲联先生说：“以单行之气运用于七律，正是宋湘诗的专长，而作者生长在宋湘的家乡，很早从《红杏山房诗》中有所濡染，也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武夷道中作》等五律里，还明显地保存着学习宋湘诗的痕迹。”（《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至于“伧气尚存，每成俗艳”的评语，又见下论黄遵宪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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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先生对别人赞黄遵宪诗的新境界、新意境有不同看法，认为“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化电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钱先生论严复、王国维诗，就是从新理致着眼的。这样观察，就比较深刻了。推重黄遵宪诗有新理想的，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镜庐集》中有一诗，题为《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又像（番客篇》，写南洋华侨风俗及其悲惨遭遇。这些诗就是写新内容的。钱先生认为这些诗还没有新理致。钱先生认为《番客篇》，不过像胡稚威的《海贾诗》，写海上商人的生活。像《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黄遵宪在新加坡华侨佘山楼养病，那里“杂花满树，无冬无夏，余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见《己亥杂诗》自注）以莲菊桃花合在一起来抒发不同种族的团结思想，像《淮南子•俶真训》里以“槐榆与桔柚”合在一起，来比把苗族迁到三危，使苗族与三危地区的人合为一家；像查初白《菊瓶插梅》，来比高士合传，佳人同时。不过黄遵宪生在清末，所以不说“有苗三危通一家”，而说“黄白黑种同一国”了。这是说，黄遵宪诗里写的，类似的内容前人也有写过，不过时代不同，说法稍有不同罢了。又提到“赡而不流”，说黄遵宪的诗，赡而不免于流。即内容丰富而文辞不够凝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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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评黄公度诗一节，词气率略，鄙意未申。吴雨僧先生颇致不满①，尝谓余曰：“‘新学而稍知存古’，亦大佳事。子持论无乃太苛乎。”先生素推崇公度，曩在清华大学为外语系讲授中国旧诗，以公度之作为津梁。余事不挂心，鬼来擘口，悚谢而已。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②，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③，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④。胡步曾先生命余订其《忏庵诗》⑤，因道及《谈艺录》，甚许此节。先生论诗，初与胡适之矛盾相攻，后与雨僧先生凿枘不合，二人之所是，先生辄非之；余未渠以其言自壮也。余于晚清诗家，推江驵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⑥。驵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顀　　伽、铁云之体⑦，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如公度乡献《楚庭耆旧遗诗》中篇什⑧，多属此体。公度所删少作，辑入《人境庐集外诗》者，正是此体。江驵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⑨；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与驵叔之昌言：“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纶《卓峰堂诗钞》弁首驵叔序⑩，参观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与梁礼堂书》）⑾，区以别矣。梁任公以夏穗卿、蒋观云与公度并称“诗界三杰”⑿，余所睹夏蒋二人诗，似尚不成章。邱沧海虽与公度唱酬⒀，亦未许比肩争出手。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蒨清冷也。观《人境庐集外诗》，则知公度入手取径。后来学养大进，而习气犹余，熟处难忘，倘得沧浪其人，或当据以析骨肉而还父母乎。辑者不甚解事。如《春阴》七律四首，乃腰斩为七绝八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自是香奁拟想之词，“闺艳秦声”之属，乃认作自述，至据公度生子之年编次。此类皆令人骇笑，亟待订正。《日本杂事诗》端赖自注，椟胜于珠。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如第五十九首咏女学生云：“捧书长跪借红毹，吟罢拈针弄绣繻。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按宋芷湾《红杏山房诗草》卷三《忆少年》第二首云⒁：“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偷见先生嘻一笑，娘前索果索衣裳。”公度似隐师其意，扯凑完篇，整者碎而利者钝矣。（347—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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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雨僧：吴宓字。曾任清华大学教授。
　　②钱仲联：钱萼孙字，东吴大学教授。有《人境庐诗笺注》。
　　③冯氏父子：清冯浩注李商隐诗，有《玉溪生诗集笺注》。冯应榴注苏轼诗，有《苏文忠公诗合注》。
　　④取瑟而歌：《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⑤胡步曾：胡先骕字，曾任东南大学教授。
　　⑥江驵叔：清江湜字，有《伏敔堂为录》十五卷，《续录》四卷。
　　⑦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顀伽，铁云：袁枚、赵翼、黄景仁、张问陶、郭麘、舒位。
　　⑧《楚庭耆旧遗诗》：前集二十一卷，清伍崇耀辑。
　　⑨王壬秋、邓弥之：王闿运、邓辅纶。
　　⑩符兆纶：有《卓峰草堂诗抄》二十卷。
　　⑾谢章铤：有《赌棋山庄文集》七卷。
　　⑿任公：梁启超字。夏穗卿：夏曾佑。蒋观云：蒋智山。
　　⒀邱沧海：邱逢甲号。
　　⒁宋芷湾：宋湘号，有《红杏山房诗抄》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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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则再论黄遵宪诗。钱先生在上一则里论黄遵宪诗，评他“伧气尚存，每成俗艳”。钱先生在清华大学念书时，老师吴宓是不赞成这样批评的，吴宓《人境庐诗草自序跋》：“谨按嘉应黄公度先生，为中国近世大诗家。《人境庐集》，久已流传，脍炙人口。二十余年前，梁任公尝称其最能以新思想新事物熔入旧风格，推为诗界革新之导师。”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钱锺书则又以卑格俗艳评之。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大处，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做宋人诗一派，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这里不同意贬低黄遵宪诗的说法，包括“卑格”“俗艳”的说法在内，但并不具体批驳，所谓“取瑟而歌”之意。胡先骕（字步曾）《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梁任公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云：‘直至末季，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此语大足以证明任公之于诗实浅尝者也。”“黄公度、康更生之诗，大气磅礴则有之，然过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称元气淋漓也。”徐英《论近代国学》：“金和、黄遵宪、康有为之诗，谬戾乖张，丑怪已极。而梁启超谓其元气淋漓，卓然大家。阿其所好，非通论也。”这是对黄遵宪诗本有不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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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先生又称：“余于晚清诗家，推江驵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曹操煮酒论英雄，称：“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认为江湜与黄遵宪诗可以匹敌。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称江湜《伏敔堂诗录》：“大概长处在意致新缓，气势流畅，随笔写来，不窘篇幅。而短则在贪多就熟，步骤太快。步骤太快之病，比之作山阴道上客，光景虽好，终嫌行步匆忙，不能深细领略也。”钱先生称黄遵宪诗赡而不免于流，江湜诗也这样，“贪多就熟，步骤太快”，赡即多，步骤太快即不免于流了。
　　钱先生又讲黄遵宪时与乾嘉以后时的风气，认为乾嘉以后各家的诗，形成一种风气，流利轻巧，不矜格调，写性灵忌纤佻。遵宪少作也近这种风格。黄遵宪后来的诗，“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即不反对这种风气，却能够超群出类。他怎样超群出类？钱仲联说：“在黄遵宪当时的中国诗坛，笼罩着浓厚的复古云雾。主要出现了这样几个流派：一是模仿汉魏六朝的湖湘派，以邓辅纶、王闿运为首；一是模仿宋诗的江西派和闽派，当时号称‘同光体’，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为首；一是标榜唐人风格的，以张之洞为首，他的门人樊增祥、易顺鼎隶属于这一派；一是模仿西昆体的，以李希圣、曾广钧、曹元忠为首。‘同光体’在这个时期独占上风。这些流派，模古的目标不同，其为模古则一。”“遵宪自称他的诗为‘新派诗’。”（《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黄遵宪的诗不同于当时几派的模仿古人。钱先生又指出：“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所以又和江湜不同，能“超群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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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先生又称黄遵宪大胆为文处，无以过其乡宋湘的诗。按顾莼《红杏山房诗抄题辞》：“淋漓元气，充塞高厚。人随化运，孰能窥牖？有大力者，负之而走。陶冶在心，端倪在手。或一卷书，或一杯酒。兴来莫遏，挥斥万有。”这里讲的，跟黄遵宪诗有一致处。如“元气淋漓”，“人随化运”，“挥斥万有”都是。这里又指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咏女学生一首，仿宋湘《忆少年》，但宋湘是反映少年时生活，是确切的。黄遵宪缺乏日本女学生生活，所以扯凑完篇，显得“整者碎而利者钝”了。又称他的《新嫁娘诗》是“闺艳秦声”之属。钱先生评黄遵宪诗的“俗艳”，或指这一部分的诗。黄遵宪自序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但也说“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他自认为没有达到。钱先生认为他的五古近袁枚、赵翼，歌行似舒位，七绝则龚自珍，取径实不甚高，并没有做到从陶、谢、李、杜、韩、苏炼格，所以说他“格卑”。大胆为文处，不超过宋湘，不能改变“格卑”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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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评严复诗
　　严几道号西学巨子①，而《愈野堂诗》词律谨饬，安于故步；惟卷上《复太夷继作论时文》一五古起语云：“吾闻过缢门，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贴。余尝拈以质人，胥叹其运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译西谚也。点化熔铸，真风炉日炭之手②，非“喀司德”、“巴立门”、“玫瑰战”、“蔷薇兵”之类③，恨全集只此一例。其他偶欲就旧解出新意者，如卷下《日来意兴都尽、涉想所至、率然书之》三律之“大地山河忽见前，古平今说是浑圆。偪仄难逃人满患，炎凉只为岁差偏”；“世间皆气古尝云，汽电今看共策勋。谁信百年穷物理，反成浩劫到人群。”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羌无微情深理。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24页）
　　①严几道：严复字，有《愈野堂诗集》二卷。
　　②风炉日炭：指自然融化。
　　③“喀司德”：地名的译音，又译作喀斯特。此地为石灰岩所成，英文的岩溶就是Karst。“巴立门”：Parliament的译音，即国会。“玫瑰战、蔷薇兵”：指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或译作玫瑰战争，或译作蔷薇战争。十五世纪英国都铎王朝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为争夺王位，不断发生战争，双方各佩戴标记，兰开斯特一方是红玫瑰（蔷薇），约克一方是白玫瑰（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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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严复的诗。严复是清末维新运动中最大的翻译家，介绍赫胥黎的《天演论》到中国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又介绍了斯宾塞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等。钱先生在这里推重他直译西谚的两句诗。这两句诗的好处，达到化境，比采用外国译名或典故来作诗的不同。又指出他用西洋的物理化学来作诗，成了“格致教科书”，不成为诗了。在这里，说明艺术与科学的不同。这里又指出严复的翻译，“理不胜词”。大概严复对于古文是有修养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说：“译事三难：信，达，雅。”又说：“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因此他用古文来翻译西洋名著，文辞雅正，但有“理不胜词”的缺点。
　　严复论诗是有见解的，像他《说诗用琥韵》：“光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大抵论诗功，天人各一半。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捻花示微笑，悟者一笑粲。”认为诗是跟着时代的发展，开出新的光景来，所以不必分唐诗宋诗。论诗的功力，天性和学力各占一半。要诗中有人，要有悟入。这里他讲不分唐宋是对的，但这话里还含有不想跳出唐宋的范围，所以还是维新派诗，不是革命派诗。这也说明严译名著，对于西洋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还注意不够，受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够，所以钱先生作出那样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