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冀勤《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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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引金刘祁、明曹安的话，都在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到了明代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辈，他们由于不满“台阁体”只追求典雅工丽的形式，不顾及格调的陈腐庸俗，而主张复古拟古，提出偏激之见。如李梦阳说：“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方山精舍记》）他所谓的“无”，就是“亡”的意思。何景明把这番意思明白地说出了：“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杂言》）他简单地把文学形体的递变，看作是绝对的新陈代谢或前仆后继。明胡应麟也在《诗薮》里发表相同的意见。明郎瑛《七修类稿》进一步提出贵古贱今的主张，认为“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章有一个时代的标准是对的，但如果说后代的文学一定不如前代的文学，显然大误。郎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若照他的主张，文体无需变化，停留在先秦，仍然读四言诗，或许是他的最高境界。但是社会生活和人类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表达情感和模写事物的要求自然是越来越丰富，文体也便随之越来越千变万化、多姿多采，整部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如此。
　　这里举出六朝骈体文盛行，取代了汉魏以来的散体文，开始时由于这种文体追求语言对偶、句式整炼、声韵和谐、辞采华美、使事用典诸多严格的追求而广为流行，发展到后来，更趋于形式的讲求，内容日益贫乏，风格日益柔靡。于是杨炯《王勃集序》，称王勃把“积年绮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也。”王勃起来革除柔靡的文风，但写的还是骈文。诗也如此，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他提倡风雅兴寄，他所写的《咏怀》，还是五言古诗。直到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古文代替骈文，传奇兴起，变文出现，但当时骈文并未中绝，在传奇、变文中就有不少骈俪语。钱先生即指出“俪体未曾中绝”，又指出“忽盛于清”。即就明代说，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应试科举的需要，八股文起，排偶句法的兴起，又重视讲究对偶，到了清代骈文大为盛行，又出现了“骈散并行，各放光明”的境况。这里例举骈体的盛衰发展便可以说明，文学体制的发展可以在同一体制中推陈出新，不是一种文体先亡，之后生出另一种文体，而是犹如调色，黑白呈灰，黑红呈紫，红黄蓝白黑五种原色，可随意随时调配，便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异样色采，而原色是绝不能缺少的。钱先生以此比喻文学形体的发展，形象精辟，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这里还形象地批驳了“彼作则此亡”的立论之误，然而“诗亡”之叹，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盛唐的大诗人李白，在《古风》的第一首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其实正是他自己成为伟大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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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循在《雕菰集》讲到唐以后“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云云，都不可靠。这里指出唐司空图、金赵秉文和清赵翼、黄遵宪等人就唐“以文为诗”，“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以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等诗文相混的文体变化，发表了深有识见的议论，说明诗的体制本身可以有种种发展变化，但诗并没有亡。清人陈廷焯看到李杜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变化，却没有说清是怎么回事。钱先生指出两点：（一）诗情和诗体“本非一事”，不能混为一谈。《文中子》云：“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性情与人同在，性情不亡，诗也不能亡。非但不亡，诗情和诗体还都会有各自的发展和变化。（二）文分朝代，却不限于某朝。王国维于文体前冠以朝代，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若是说赋至汉代始盛，诗至唐代始盛，词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说，赋只限于汉代，诗只限于唐，词只限于宋，曲只限于元，便成了谬误。一部文学史证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体，如元曲胜于元诗，不等于说元无诗；汉赋胜于汉文，也不能说汉赋胜于司马迁的《史记》；诗至唐始盛，词至宋始盛，也很难说唐诗胜于唐文，宋词胜于宋诗、宋文，具体到某位文学家也是如此，不能说司马相如的赋写得好，就说司马迁的文写得不好，实际上他们“各擅其绝”，“各放光明”，并峙文坛。但有的文体，它的高低有定，像八股文的排偶，称为俳体，正说明它体制的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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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诗文的侵入与扩充
　　林谦之光朝《艾轩集》①卷五《读韩柳苏黄集》一篇，比喻尤确。其言曰：“韩柳之别犹作室②。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即余前所谓侵入扩充之说。子厚与退之以古文齐名，而柳诗婉约琢敛，不使虚字，不肆笔舌，未尝如退之以文为诗。艾轩真语妙天下者。《池北偶谈》卷十八引林艾轩论苏黄之别③，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亦见此篇。（34页）
　　①《艾轩集》：宋林光朝（字谦之）撰，九卷，附录一卷。
　　②韩：指唐韩愈，字退之。柳：指南柳宗元，字子厚。
　　③《池北偶谈》：清王士禛撰，以所居池北书库为书名，二十三卷。苏：宋苏轼。黄：宋黄庭坚。
　　关于诗文侵入扩充的文学现象，焦循指为“诗文相乱”，确是浮浅之见。把一向认为不宜入文的事物，取作为文的材料；把一向认为不雅的字句，组织成文彩斐然可观的篇章，钱先生认为说是“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金赵秉文深为“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而遗憾，赞赏韩愈“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滏水集•与李孟莫书》），确是高见。这一则举林光朝的一段韩柳比较的说法，颇为形象。他说韩愈与柳宗元的不同犹如造屋子，柳宗元先丈量自家应占的面积，不敢有丝毫出圈，而韩愈则先想好自己需要如何安排，依自己的心愿，不管是否会侵占到他人的地盘。以诗而论，柳诗是按诗的意境来写，韩诗是以文为诗，打破诗文的局限。这个比喻很形象，将造屋的丈量面积，比作恪守文体的限制，与韩愈的开拓境界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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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则还引了林光朝论苏黄之别的比喻，亦十分形象、精彩。他说：苏轼与黄庭坚，“譬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许多妆裹，此坡谷之别也。”苏轼如丈夫，大踏步出去，黄庭坚如女子，还要修饰一番，也可以说一个畅达豪放，“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深奥莫测，犹如“隔帘听琵琶”（黄庭坚《跋翟公巽所藏石刻》），风格迥然不同。韩愈“以文入诗”，他的《南山诗》、《陆浑山火》、《月蚀诗》等，都写得认真而洒脱，想怎样写便怎样写，本来古体诗在句数、对仗、平仄、押韵方面就没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他更不束缚自己的笔，《南山》中连用“或”字五十一句，全是散文，描述山石草木全用铺张的排比句，确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大胆尝试。韩愈力求标新立异，别创一体与他的侵入扩充之举直接相关，他的“以文入诗”对诗的发展究竟值不值得称道，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比如司空图在《题柳柳州集后》说：“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电挟雷，撑挟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柳宗元也很看重韩愈的诗，每“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后发读”，并称赞韩诗为“大雅之文”（冯贽《云仙杂记》）。而宋人陈师道却持不同意见，他说韩愈“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以文入诗，故不工尔”（《后山诗话》）。沈括也说韩诗只是押韵之文，格不近诗（《苕溪渔隐丛话》引）。清王夫之更讥讽说：“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姜斋诗话》）但是，不论怎么说，韩愈对后来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清叶燮《原诗》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又是宋诗若干大家诗风的鼻祖，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诗文侵入扩充之说，对评价古代作家和今日文学的发展，有理论上的启发意义，它将引导打破一些形式上的框框，去评价古代作家的贡献，去正视今日作家对于新的文学样式的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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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文为诗与以诗为词
　　刘会孟论词①，与其论诗一揆②，若一反《后山诗话》评韩“以文为诗”、苏“以诗为词”之“非本色”③者。《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云④：“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率雅颂入郑卫也⑤。自辛稼轩前⑥，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乃稼轩横竖烂漫。乃知禅家棒喝⑦，头头皆是。”（362页）
　　①刘会孟：宋刘辰翁字，号须溪。
　　②揆（kuí葵）：准则。
　　③《后山诗话》：宋陈师道（号后山）撰，一卷。韩：唐代韩愈。苏：宋代苏轼。
　　④《须溪集》：刘辰翁撰，七卷。
　　⑤率雅颂入郑卫：雅颂是雅正的，郑卫是浮靡的，把雅正的词混入浮靡的词中。
　　⑥稼轩：宋词人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居士。
　　⑦禅家棒喝：佛教禅宗祖师接待初学，常当头一棒，大喝一声，提出问题，促人觉悟。
　　这一则从宋代诗人刘辰翁论词与论诗采用同一个准则说起，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云：“文人兼诗，诗不兼文。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见《谈艺录》34页）这是说文人如韩愈苏轼可以以文为诗，诗人杜甫，诗不兼文，他的文不出名。这里赞美韩苏的以文为诗，突破诗文的界限。宋代另一位诗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里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评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说明他反对“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主张保持诗和词的本色。刘辰翁赞美韩苏对各自采用的文体都有所突破，也就是前面讲到的侵入扩充之说。韩诗苏词均“非本色”，都不是诗和词本来所要求的样子，说韩愈以文侵入了诗，或是说他的诗扩充到文句亦可；说苏轼以诗侵入了词，或是说他的词扩充到诗句亦可，总之，他们都不恪守诗词本色的束缚，都有所突破。
　　诗与文的体制不同，诗有字句韵律的限制，散文就没有这些限制。比如韩愈的《晚春》：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英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便是一首严守字句韵律的七言律绝。再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流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八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光看这几句，就打破了四言、五言、七言诗的句式，犹如散文，有九字句、十三字句，除了押韵，几乎是散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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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词和诗的区别，词多写儿女私情，诗可以写风云之气；词媚，诗严正，看《花间集》就可知道。苏轼以诗入词，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只看这上片，就有风云之气。所以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到辛弃疾之前，发展到用经用史，率雅颂入郑卫，“横竖烂漫”，屡屡用典，表现出更多的扩充与自由。辛弃疾的词或激昂慷慨，或温柔伤感，或议论畅达，或吊古伤今，正如刘克庄所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辛稼轩集序》）辛弃疾自闽中罢归，隐居瓢泉时写的一首《贺新郎》便很典型：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令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这类散文化的词出现，对当时的文坛，无异是一记当头棒喝，足以引起对文体变革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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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冀勤《谈艺录》12


　　 （五）柏梁体
　　堆垛物名，仿“柏梁体”之句①，唐宋以下，作者偶为之，不复覙缕②。所见莫如诸襄七锦《绛跗阁诗集》之乐此不疲者③，兹举五七言古近体各一例。卷一《述怀》第三首：“蓑笠铚耨俯④，弓庐陶旖段。砗磲玛瑙珠⑤，鱼菽盐豉蒜”；卷八《又赋玉瓮诗》：“卣壘敦*鬳匜鬲，觚隸角洗槃盂彝”⑥；《七虫篇》：“鼃黾蛾螳鼠雀蝉⑦，飞鸣跳伏阶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沈贺钱陈董，虞洪宋李韩。隶真行狎草，长短瘠肥宽⑧”。先于徐文靖所为者⑨，南宋郑青山清之《安晚堂诗集》⑩卷七《病后再和前韵》第二首：“事业镂冰何所有，之乎者也已焉哉。”《随园诗话》卷四载张璨《戏题》⑾：“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张南山《花地集》⑿卷二《曾朴园》：“烟霞泉石风花月，柴米油盐茶醋糖”；《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引郭臣尧《捧腹集•村学诗》⒀：“赵钱孙李周吴郑⒁，天地玄黄宇宙洪”⒂；又柏梁体之打诨也⒃。（523—524页）《明诗综》⒄卷八范嵩《过太平府有感》：“昨夜月明乡梦醒，杜鹃啼上杜鹃花。”
　　清人唯金和能于叙事长篇中着堆垛物名句，爽利贯注，不滞不佻，远非诸锦、张维屏所能及。《秋蟪吟馆诗钞》卷二《原盗》之八⒅：“井灶庖廥厕，楣槛屏柱墙；一一搰之烂⒆，惟恐屋不伤。盆钵鼎豆壶，几匮橱椸床⒇；一一撞之碎，惟恐物不牫”；又《六月初二日纪事》：“先期大飨聊止啼，军帖火急一卷批；牛羊猪鱼鹅鸭鸡，茄瓠葱韭菰菔藜，桃杏栌芍菱藕梨，酒盐粉饵油酱醯(21)。”运用柏梁体可谓能手矣。（《谈艺录》增订本补正，《钱锺书研究》22页）
　　①柏梁体：七言古体联句。相传汉武帝筑柏梁台宴群臣时的七言联句，句句押平声韵，称柏梁体。
　　②覙缕：细述。
　　③诸襄七：清诸锦字，有《绛跗阁诗集》十一卷。
　　④铚（zhì至）：大镰刀。耨（nòu）：除草的农具。俯（tiāo祧）：古量器。
　　⑤旖（fǎng访）：捏土为瓦器。段：锥击成物。砗磲：同车渠，海中软体动物的贝壳。
　　⑥卣（yǒu友）：古代中型酒器。壘（léi雷）：古盛酒器。敦（duì对）：盛黍稷器。*（fǔ斧）：礼器，盛稻梁用。鬳（yán言）：古炊器，分两层。匜（yí移）：洗手盛水器。鬲（lì力）：炊具，一层。觚（gū姑）：古酒器。隸（hé河）：温酒器。彝：青铜祭器。
　　⑦鼃，同蛙。黾（měng猛）：金线蛙。
　　⑧《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经》：杭州六和塔上刻有宋刊《四十二章经》，这经是沈、贺、钱、陈、董、虞、洪、宋、李、韩十个人写的，他们用了隶、真、行、狎、草五种书法来写，有长、短、瘠、瘦、宽多种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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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徐文靖：清学者，字位山。工于考证古体。
　　⑩郑清之：原名郑燮。有《安晚堂诗集》六十卷。
　　⑾《随园诗话》：清袁枚撰，十六卷，补遗十卷。
　　⑿张南山：清张维屏字。
　　⒀《两般秋雨庵随笔》：清梁绍壬撰，八卷。
　　⒁《百家姓》读本的首句。
　　⒂《千字文》读本的首句。
　　⒃打诨：以诙谐的语言相戏谑。
　　⒄《明诗综》：清朱彝尊编，一百卷。
　　⒅《秋蟪吟馆诗钞》：清金和撰，六卷。此处所引《原盗》句，《清诗纪事》题作《痛定篇十三曰》。
　　⒆廥（kuài侩）：藏刍稿处。搰：掘穿。
　　⒇豆：高脚盘。椸（yí移）：床前小几。
　　(21)菰：茭白。菔：即莱菔。俗称萝卜。藜：一种野菜。栌：栌橘。醯：醋。
　　提到柏梁台诗，最早的是《东方朔别传》、《汉武帝集》，稍晚的是《艺文类聚》、《古文苑》。清人顾炎武认为是伪作，游国恩据颜延之《庭诰》云“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进而考证这首托于古人以文为戏之作，似乎在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里已经录入，则其作不能早于魏晋。而魏晋时代尚清谈，一些士大夫遇事互相调笑时，有用联句语、联句诗、联句赋者，如《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谢太傅寒雪日集儿女讲论文义事，雪下大了，公曰：“大雪纷纷何所似”，兄子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便可以看作是韵同义贯的咏雪联句诗。
　　相传的柏梁台诗，首句是“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接着是“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各述各自职位需要说的意思，“皇帝曰”“梁王曰”的内容都与他们的身份相称。又如“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哉。大司农曰：陈粟万石扬以箕”等等，亦复如是。全篇共二十六句，都用某某曰以下七字句的形式，句末皆谐声用韵，形成联句体的格式，同时带有游戏谐谑的意味，人称这种诗体为“柏梁体”。发展到后来，仿此体堆垛物名，也不限于七言联句，更极尽俳谐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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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唐宋以后的作者很少有人再写这类诗作，但清代的诸锦喜用此体，举了他的四首作品，使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柏梁体”的特点及其流变。《述怀》每句五字，连用二十字，从日常用品到贵重物品，从海产到调味品，内容全不搭界，却包括了生活的全部，读起来句句有韵，无一虚字，仿佛是在游戏。《七虫篇》写七种小虫，有飞的，有叫的，有爬的，有跳的，聚在门前，好不热闹，这可能是天气变化前后的某种景象，除“前”字外，一句全是名词：“鼃黾蛾螳鼠省蝉”；一句四个动词：“飞鸣跳伏”，两个名词“阶庭”，堆垛成诗，还颇有味道。清经史学家徐文靖是讲求实学的人，也尝有柏梁体戏作。南宋的郑清之，在《病后再和前韵》中，一连堆垛七个虚字，再生动不过地反映了他病后对毕生事业无限感慨、痛苦无奈的心情，真是“之乎者也已焉哉”，一言难尽。张璨的《戏题》，也是自己生活的写照。头两句写他家境尚好时的生活：“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自在潇洒，后来他的父亲跛了，家道败落，需要他日日亲自侍奉，生活起了变化，一天七件事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前后两样的生活内容，都是实实在在的实物名词堆垛于诗中。清梁绍壬所引的郭臣尧的《村学诗》，虽不能令人捧腹大笑，但也把村学读书的内容，默写出来了。
　　清金和很善于写长篇叙事诗，其中也有堆垛物名的诗句，向不为人注意，《清诗纪事》所引到的若干诗评中，也未有道及这个特点的，钱先生指了出来。《原盗》是一首百六七十韵的长诗，这里引出堆垛的二十个字的器物名称，囊括了家中的动产和不动产，在强人手下，统统“搰之烂”，“撞之碎”，把太平天国军队进攻时的猛烈形象，勾勒得维妙维肖。《六月初二日记事》，堆垛了二十八个物名，这是太平天国军的一张军贴征用的物名，其中没有山珍海味，都是平常的荤素菜蔬和果品调料，也只有当他们造了统治阶级的反之后才能得到。一首长诗中连用四句品物的堆垛，既烘托出当时十万火急的气氛，又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
　　读过钱先生举引的柏梁体诗，与最初此类诗作比较，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和变化，形式上仍保持句句押韵，表面上也保持了游戏取乐的特色，实际内容则有了很大拓展，它既能表达诗人的情感，又能反映现实生活，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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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章咒气与偶颂气
　　纪晓岚《点论李义山诗集》①卷下评《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云：“终恨有章咒气”②；《点论苏文忠诗集》卷四评《读道藏》云：“作僧家诗③，不可有偈颂气④；作道家诗⑤，不可有章咒气。此固未免于章咒。”（546页）
　　①纪晓岚：清纪昀字。
　　②章咒气：毫无文采，如同奏书，文尽意尽。
　　③僧家诗：指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之作。
　　④偈（jì寄）颂气：佛教里的赞美诗有一定格式，不论几言，必四句为一偈，到将颂赞之意说尽为止，毫无文采。
　　⑤道家诗：指那些上天入地求仙访道之作。
　　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二十韵》这首诗讲的“会静”，指道家凝神养静修炼说，在这时候，作者想象飞腾，就会想到许多神仙故事，如说：
　　大道谅无外，会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己莫问邻。蒨璨玉琳华，翱翔九真君。……
　　这是说，修炼神仙的方法，想来只有一种，没有别的。合于这种方法，可以超越人世，自然“登仙”。“丹元子”指道家修心养神的一种方法，怎样求得这种方法，在于自己的修炼，不必去问别人。修炼得道后就可以会见神仙，像会见仙人上元夫人，看到她穿着非常美丽的玉带，看到仙人九真君，在天上飞翔。这样写，就同道士写的章咒讲到神仙的话相似了。清纪昀评点李商隐此诗说：“诗无风旨可采”，“杂之通明（陶弘景）《真诰》中，殆不可辨。然终恨有章咒气。”《真诰》所记皆神仙授受真诀的事，叙述典雅，像给上级写的公文，恭敬庄重至极，朱熹曾怀疑陶弘景撰写此书时，从佛家的《四十二章经》里窃得不少，特别是关于下地狱、托生等荒诞之说，更是窃自佛书中。这里纪昀没有说李商隐从《真诰》中作手脚，但也指出他写得跟《真诰》一样。因为李诗中写升仙经历，就是从《真诰》中学来，李商隐根本没有升仙的事。所谓“章咒气”，就是指诗从《真诰》里来的，带有《真诰》的章咒气。然而，苏轼的《读道藏》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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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宫居。宫中复何有？戢戢千函书。盛以丹锦囊，冒以青霞裾。王乔掌关籥，蚩尤守其庐。乘闲窃掀搅，涉猎岂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岁厌世去，此言乃籧　　篨。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忧吾未除。
　　苏轼的诗，是一篇诗体读书笔记，先写《道藏》的来历和存放，以及如何珍视等等，后写道家虚心求悟，像荷花的皎洁。否则厌世而去，气绝之后，用粗竹席裹尸。人皆不注意学道，归于土苴（泥和枯草），何暇治天下，这是我的幽忧。这首诗写出作者对《道藏》的看法，跟道士的章咒气不同，也就是说苏轼的诗写得比李商隐好。指出诗的风格应避免有章咒气，避免有偶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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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以诗品作诗
　　以“诗品”作诗，可上溯《诗•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①；少陵“翡翠兰苕”②，退之“鲸牙龙角”③，滥觞于是矣。（《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吉甫：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助宣王中兴。
　　②少陵：杜甫。句见《戏为六绝句》之四：“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③退之：韩愈。句见《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又《送无本师归范阳》：“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贾岛初为浮屠，名无本。
　　以“诗品”作诗，可以追溯到《诗经•烝民》，尹吉甫作诗送别仲山甫，称所作的诗“穆如清风”，用诗句来讲这首诗。用诗句来讲诗的，叫以“诗品”作诗。最突出的是唐代司空图的《诗品》。《诗品》二十四首，是二十四篇评诗之作，又是二十四首诗，即以诗来评诗。“穆如清风”便是以诗句来评诗，所以是以诗评诗最早的。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也是以诗评诗，用诗句来评两种风格：一种翡翠兰苕，是秀丽的风格；一种是鲸鱼碧海，是雄伟的风格。韩愈的《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飘酌天浆。”是赞美一种雄奇的风格。又《送无本师归范阳》：“蛟龙弄牙角，造次欲手揽。”是赞美一种惊险的风格。此外如刘禹锡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韵》：“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棠弃刀尺。”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里称为以诗评诗的“佳例”。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也是以诗体谈艺者，然杜韩以诗评诗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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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具体了解以诗评诗之体，特列举元好问《论诗绝句》中的几首，以助从中窥见运用绝句形式写作诗论、诗评的一斑。如第一首：“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开宗明义，他对汉魏以来诗作“纷纭”，孰为“正体”，无人评说的情况不很满意，才决意自己以诗评诗。三十首绝句，从汉魏的古诗到宋诗，摘其要者几乎都发表了意见，形成一组有系统有见解的文学批评佳作。元好问对陶潜的评论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陶诗语言天然浑成，内容真淳自然的特点，他很赞赏。元好问是以建安风骨为论诗准则，所以对刘琨、张华，有自己的看法：“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他认为好诗要有风骨，要有悲壮慷慨之气，刘琨正以悲壮取胜，所以赏识；张华虽然儿女情多于风云气，但他以为也胜过李商隐、温庭筠。对待民间文学，他推崇具有清新刚健之气的《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引此四章，便可看出元好问的好恶，他对历代文坛诗作，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理论，有文采，使其成为以诗体论诗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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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传记通于小说
　　平景荪《樵隐昔寱》卷十四《书望溪集书左忠毅公逸事后》①云：“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数行文字，奕奕有生气。然据史可法《忠正集》崇祯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云②：‘逆珰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曰：尔胡为乎来哉！’忠正述当日情事，必不追讳，岂易以一言哉。《龙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枢辅史公传》③亦只云：‘子已至此，汝何故来死！’”按《戴南山全集》④卷八《左忠毅公传》记此事云：“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⑤。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⑥。今子出身犯难，殉硁硁之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又与史、左两文所记不甚合。然《望溪文集》⑦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节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无愧平氏所称“奕奕有生气”。盖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点睛，一篇跳出。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参观《管锥编》117页又《宋诗选注》论范成大《州桥》）。刘子玄读史具眼⑧，尚未窥此，故坚持骊姬“床第私”语之为纪实⑨，只知《庄子》、《楚辞》之为“寓言”、“假说”而不可采入史传（参观《管锥编》165页、1297页）。于“史”之“通”，一间未达。譬如象之杀舜⑩、子产之放鱼⑾，即真有其事，而《孟子•万章》所记“二嫂使治朕栖”、“郁陶思君尔”、“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语，断出于悬拟设想。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儒宗“传记”（参观赵岐《题辞》），何减“园吏”“骚人”之“伪立宾主”哉。当吾国春秋之世，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书记言⑿，早谓苟非已耳亲聆或他口所传，皆因人就事之宜，出于想当然而代为之词，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艰，行而自省之惟艰，省察而能揭示之则尤艰。古希腊人论学谈艺，每于当时为独觉⒀，于后代为先觉，此一例也。（363—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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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颖传》词旨虽巧⒁，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唐人却有以与传奇小说等类齐举者。李肇《国史补》⒂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⒃，庄生寓言之类⒄。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⒅。二篇真良史才也。”评小说而比于《史记》，许以“史才”，前似未见。《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韵见答》云：“史笔纵横窥宝铉，诗才清壮近阴何”⒆，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用意亦同”。李卓吾、金圣叹辈评《水浒》“比于班马”(29)、“都从《史记》出来”等议论，阿堵中已引而未发矣。(21)（384—385页）
　　《望溪集》卷二《书〈刺客传〉后》论太史公“增损”《国策》本文，不啻金针度人(22)。读其《左忠毅公遗事》时，当解此意。参观《管锥编》166页《增订之二》。（《钱锺书研究》11页）
　　①平景荪：清平步青字。撰有《樵隐昔寱》二十卷。左忠毅公：明诤臣左光斗，为阉党魏忠贤所害，惨死狱中。
　　②《忠正集》：明名臣史可法撰，四卷。
　　③《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李雅、何永银辑。左光先：左光斗弟。
　　④《戴南山全集》：清戴名世（字南山）撰，十四卷。
　　⑤国柱：国家栋梁。
　　⑥逆党：阉党魏忠贤。
　　⑦《望溪文集》：清古文家方苞（晚号望溪）撰，十八卷。又撰《望溪集》八卷。
　　⑧刘子玄：唐史学家刘知几字。撰《史通》二十卷。
　　⑨骊姬：春秋时骊戎国之女，晋献公伐骊戎，获骊姬，立为夫人，献公卒，被杀。
　　⑩象：人名，舜之同父异母兄弟。
　　⑾子产：春秋时公孙侨字。
　　⑿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腊历史学家，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⒀独觉：独知独觉。
　　⒁《毛颖传》：韩愈假托毛笔为传。
　　⒂《国史补》：唐李肇撰，三卷，多记开元、长庆间事。
　　⒃《枕中记》：唐传奇，写卢生在邯郸遇吕翁事。
　　⒄指《庄子》一书中的寓言。
　　⒅史迁：汉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
　　⒆《由谷外集》：宋黄庭坚撰，十七卷。宝铉：晋干宝，撰《搜神记》二十卷；宋徐铉，撰《稽神录》六卷。阴何：梁诗人阴铿、何逊。
　　⒇李卓吾：明代思想家李贽字。金圣叹：清代评论家金人瑞字，原名张采。两人评《水浒》，将其比作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
　　(21)阿堵：唐代俗语，犹言这个。
　　(22)《国策》：《战国策》，汉刘向编，共三十三篇。不啻（chì赤）：犹言不仅，不但。金针度人：犹言传授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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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讲到传记、历史散文与传奇小说有相通处。这是三种不同的文体，钱先生认为从不同文体中可以看到相通之处。
　　平步青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说文字“奕奕有生气”，不是凭空虚赞，而是与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诤臣左光斗，遭到阉党魏忠贤的诬陷，死于狱中。他是人中的伯乐，在史可法还是书生时，便发现他是个人材，给以提携和训导，史可法后来终成抗清名臣。
　　钱先生举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写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光斗一段，目的就在于说明不同才力的人运用不同文体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现比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师见而频蹙（忧愁不乐）曰：‘尔胡为乎来哉！’”左公只说了这样一句感叹的话，可以看作是史可法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左光先《枢辅史公传》：史可法在狱中见到左公，左公说：“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这是弟弟为兄作传时代言的话，提到了“死”，多了一点危险的内容，进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传》：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公竟说了六十二个字的话，把入狱的前因后果，都说得有条不紊，并对史可法作了日后的交代。显然这些都是戴氏构想中代左公立言。这个写法在当今的作品中常见运用，是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明白，才虚构得头头是道，句句是实话，可惜没有顾及到当时危急的情势，是否有条件说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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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为生动感人。“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仅用九个字，形象地写出史可法探监之难，左公已遭酷刑之惨，都见于言外。接着写左公听到史的声音，却睁不开眼，“乃奋臂”把眼睛拨开，“目光如炬”，怒斥史，说了四十七个字的话：“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把左史的关系，彼此的情感，以及两人不可一世的气概和会见的气氛，都写得“奕奕有生气”，感人至深。
　　对此，想到以下几点：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狱中会见的实情，好比骨头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测和想象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于画龙点睛，更能把握环境，传达史、左两人高贵的品质和情操，以及埋在人们心里对史、左两人的崇敬之情。因此，方苞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环境气氛的渲染，都使人觉得合情合理。戴名世则对这些方面把握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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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学作品，无论反映历史事件，还是现实生活，都离不开写人与事，而怎样写才能给人以真实感，从戴《传》、方《逸事》的写法可以得到启示：琐细的表面现象不等于真实，而与所写有关的入情入理之言与事，则不可有所遗漏。如《管锥编》117页写禽言之“拟声达意”，即出于想象。又如《宋诗选注》范成大《州桥》注：“确确切切的传达了他们（沦陷区人民）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我们读来觉得入情入理”，这也靠想象和体会。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中国工于记言的史籍也不例外。如《管锥编》166页：“《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又如《左传》写骊姬床笫私语，介之推与母亲偕逃前的对话，皆是“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所谓“记言”，皆由史家“悬拟设想”，“揣想生象”，虚拟合情合理的言与事，使其达到“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的效果。所以说文学作品和历史，在写法上有相通之处，就在于摆脱不掉虚构和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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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韩愈为毛笔作传，虽以“传”名，实则是以传记文学的手法写作的一篇警世讽时之寓言故事。韩愈把毛笔人化，以戏谑的文词写出，引人大笑，发人深思，柳宗元认为司马迁的《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若壅大川”，“必决而放诸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李肇亦认为韩愈此文“不下史迁”，“真良史才”（《国史补》），白居易也赞韩愈“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这些评论皆意在说明文学传记、寓言故事与史的写法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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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仅中国有文学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也称自己书中的记言，并非亲耳所听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据自己的设想揣摩，代为立言。因此，这里指出史家与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应当首先明白这一点。《管锥编》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录于此作为补充。钱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并举例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左传正义•隐公》）真是切当宏伟的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