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冀勤《谈艺录》

田寶

　　锺惺《与高孩之书》里又提出“厚”字：“向捧读回示，辱论以惺所评《诗归》，反复于‘厚’之一字，而下笔多有未厚者。此洞见深中之言，然而有说。夫所谓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何以言之？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峻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这里谈到“厚出于灵”。厚指什么呢？谭元春《与舍弟五人书》：“舟中无事，间发其（蔡公）回陈志寰先生与伯敬二书，说我人愈朴，性愈厚，是进德之验。又说我笔慧而人朴，心灵而性厚。不知公从何处窥我如此也。”那末厚指为人厚道，诚朴，厚与进德有关，这又是仁厚了。灵指笔慧心灵。锺惺指出有两种厚，一种是“平而厚”，指性情真率和平，诗从肺腑中流出，自然真诚，这就是灵。一种是险而厚，品格高峻，有原则性，不可侵犯，语言卓绝，其锋不可犯，这也是一种灵。灵即有真性灵，自出眼光。“厚出于灵”，即有了自出眼光的见解，才显出人的仁厚或险厚来。否则人云亦云，就显不出仁厚或险厚来了。
　　钱先生认为“以说诗论，则锺谭识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浅卤。盖锺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故未可一概抹杀言之。”（102页）即认为竟陵派的锺谭诗论，胜过公安派的三袁。试看袁宏道的《叙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合，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又《灵涛阁集序》：“或曰：‘（江）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疑。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然中有一二语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弊，而阔时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传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见’之类是也；有以俚而传者，如‘一百饶一下，打汝九十九’之类是也；有以俳而传者，如‘迫窘诘曲几穷哉’之类是也。古今文人，为诗所困，故逸士辈出，为脱其粘而释其缚。”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这是好的。但喜其疵处，赞成“近俚近俳”，认为可以“脱其粘而释其缚”，这就不对了。因此，朱彝尊《明诗综》卷57《袁宏道》说：“《诗话》，隆（治）万（历）间，王（世贞）李（攀龙）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三袁）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文选》）体；中晚（唐）皆有诗，不必祖盛（唐）；欧（阳修）苏（轼）陈（师道）黄（庭坚）各有诗，不必唐人。唐时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事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寤，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如《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偶见白发》云：‘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按公安派讲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即竟陵派说的“有性灵之言”，“自出眼光”的意思。但竟陵派反对公安派的疵处，反对公安派的俳谐调笑之作，要求“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要求有“平而厚”，“险而厚”；要求“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锺惺《诗归序》）这样孤怀静寄、虚怀定力来探索诗的真精神，反对公安派的“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就胜过公安派的诗论了。

田寶

　　钱先生又指出竟陵派的诗论胜过王士禛的神韵派，称竟陵派“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洋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王士禛的神韵说：“‘白云抱幽石，绿筿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带经堂诗话》卷三）这些话讲神韵，写景要选取有诗意的景物，像云水竹石，山水鸣禽，情意即含蓄在景物之中，像“白云抱幽石”的“抱”，“绿筿媚清涟”的“媚”，用拟人化手法，即有情味。“表灵”指景物的灵异。
　　“蕴真”指蕴藏仙人，这里即含有极赞美的意思。这样就写得景清而意远。再说写情由境来透露，不明说，所以朦胧，只露一点苗头，所以萌坼，是含蓄不露。神韵派写景像一张艺术照相，选取有诗意的景物来写。神韵派写情，只透露一点苗头，让读者去体会。不论写景抒情，都力求含蓄。这样的作品，写得成功的，可备一格。神韵说的产生，由于王士禛　　看到明代前后七子学唐诗，只学到腔调形式，只是模仿，没有真性情真感受。因此提出神韵说，写出自己对景物的艺术美和真感受，这是比模仿腔调形式要高出一筹。这是要作者确实有见于景物的艺术美，确实在生活中有真感受才行。否则，作者并没有真的看到景物的艺术美，并没有从生活中有真感受，那他用神韵说来写诗，就不免“以空为灵”了。那就不如竟陵派的“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了。钱先生也指出竟陵派的缺点：“胸中不厚”，“自运乃贫薄寒乞”。引《钝吟杂录》称杜甫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锺谭之药石，即讥锺谭读书少，学力不够。又引元稹诗：“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

田寶

　　为王李之药石。指王世贞、李攀龙的模仿古人。即“傍古人”，不是“直道当时语”。按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锺惺》：“张文寺云；‘伯敬（锺惺）入中郎（袁宏道）之室，而思别出奇，以其道易天下，多见其不自量也。”又卷六十六《谭元春》：“友夏（谭元春）别出蹊径，特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纤；学问不厚，故失之陋；性情不贵，故失之鬼；风雅不道，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总之不读书之病也。”归结到不读书，与上文所说一致。钱先生认为锺谭有见识，只是学力不够，所以锺惺自言“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见”。钱先生又指出锺谭论诗的《诗归》也有缺点，即对诗“作禅家接引话头参”，“每不深而强视为深，可解而故说为不可解。”如《唐诗归》卷十四丁仙芝《京中守岁》：“守岁多燃烛，通宵莫掩扉。客愁当暗满，（锺云：此‘满’字与‘巷中情思满’‘满’字同妙。）春色向明归。（锺云：‘当暗满’‘向明归’，各有实境，解不出。）……”这首诗写在京中作客，除夕守岁，通宵不睡。守岁故多燃烛，通夜不睡，到烛烧完了，室内暗了，客愁满了。这时天快亮了，所以说“春色向明归”。这四句本不难解。锺惺说“解不出”，即可解而“故为不可解。”“当暗满”“向明归”，讲得确切，但并不深，说成“解不出”，似“不深而强作深”。在烛暗时指出“客愁”
　　“满”，在天明时指出“春色”“归”，这就似“作禅家接引话头参”，并不通过“当暗满”“向明归”来作即景抒情的描写的探索，停留在“接引话头参”上，便成为“解不出”了。论诗应该冲破参禅，就创作的角度来作解释。停留在“解不出”上就不对了。所以说“谈艺者之于禅学，犹如先王之于仁义，可以一宿蘧庐，未宜久恋桑下”。《庄子•天运》：“仁义，先王之蘧庐（旅舍），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后汉书•襄楷传》：“浮屠不三宿桑下。”即指用禅家接引话头来读诗，只有参一下，即当转入艺术分析。否则停留在参禅上，粘着不放，如鹦鹉唤人，只能说出向人学来的话，不能说出自家的体会；如哑子吃蜜，能辨别蜜的甜味，却说不出来。

田寶

　　再像《唐诗归》卷十二常建《白龙窟泛舟》：“……环回从所泛，夜静犹不歇。淡然意无限，身与波上月。”（锺云：“‘与’字不可思议，以未了语作结，妙妙。若云：‘身与波上月，淡然意无限。’则于‘与’字有归着，然肤甚矣。”锺云：“结句之妙，有似句之下，尚有说者。非神化之笔，不足以语此。”）这个结尾，写在湖上泛舟，到夜不停，因为此身与波上月有无限的情意，即对月与水波有情意，所以入夜还在泛舟。这个结尾的好处，只说“淡然无限意”，究竟是什么情意没有说，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联系上文“应寂中有天，明心外无物。”当时“夜静”，所以说“应寂”，在寂静中别有天地，是什么天地呢？是“心外无物”，是心中想的。当时诗人心中可以有各种想法，也是“意无限”的。这是跳出禅家接引话头，从诗意的推测说的。锺惺认为“‘与’字不可思议”，即“可解而说为不可解”。说把结末两句一颠倒，“肤甚矣”，也说得不可解。说结句下尚有说是对的，即余味不尽，可供体会，说成“神化之笔”，又是“不深而强为深”了。这确是锺谭的缺点。
　　钱先生又指出王士禛推重锺惺的《史怀》，说他评《左传》多可喜。如论城濮之战：“善制胜者，审机执权，中有主而外不测，操纵在我，而于天下无所不用；无所不用，而后敌失其所以胜，此制胜之道也。晋文公城濮之战，……总以善用曹卫为主。曹卫，楚之与国。楚之有曹卫，犹晋之有宋也。楚伐宋，晋不救宋而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围自解。及楚人请复卫侯而封曹，乃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曹卫告绝于楚，而晋又有曹卫。曹卫之形反化为宋而楚孤，楚孤而晋之胜楚，不待战而决矣。”这里通过城濮之战，研究晋国所以制胜之道，是可喜的。再称他表彰陈昂、陈治安两人诗，按锺惺作《白云先生传》，即称陈昂的诗，称徐渭诗逊昂。王士禛能赏识锺惺，一定看到他的好处。何焯称王士禛《三昧集》乃锺谭的唾余。王士禛的选《唐贤三昧集》，偏向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一边，采取司空图《诗品》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说法，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取“掣鲸鱼碧海”的李白、杜甫诗。这跟锺谭的“察其幽情单绪”有类似处，所以说“乃锺谭之唾余”。至于说神韵说“毒比竟陵更甚”，指神韵说的流弊，流于空洞，入于模糊影响，与明七子的貌为盛唐，同样是一种空腔，所以吴乔称王士禛诗为“清秀李于鳞”，即也属于明七子李攀龙派，只是清秀些罢了。钱先生又指出，王士禛的说诗，跟锺惺提倡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有相通处，不过讲得蕴藉含蓄罢了。这是钱先生对王士禛说诗的评价。

田寶

　　 （二○）论阮大铖诗
　　（1）
　　余尝病谢客山水诗①，每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圆海况而愈下②；听其言则淡泊宁静，得天机而造自然，观其态则挤眉弄眼，龋齿折腰，通身不安详自在。《咏怀堂诗》卷二《园居诗》刻意摹陶，第二首云：“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显仿陶《饮酒》第五首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强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镜映水照，有应无情。“无心”何太饶舌，著痕迹而落言论，为者败之耳。《戊寅诗》如《微雨坐循元方丈》云：“隐儿憺忘心，惧为松云有”；夫子綦“隐几”，嗒焉丧我，“心”既“憺忘”，何“惧”之为。岂非言坐忘而实坐驰耶。又如《昼憩文殊菴》云：“息机入空翠，梦觉了不分。一禽响山窗，亦复嗤为纷”，自诩“息机”泯分别相，却心嗔发为口“嗤”，如欲弹去乌臼鸟、打起黄莺儿者，大异乎“鸟鸣山更幽”之与物俱适、相赏莫违矣。诗中好用“恬”、“憺”字，连行接叶，大类躁于鸣“恬”、矜于示“憺”。又好用“睇”、“鹜”字，自以为多多益善，徒见其陈陈相因。窃谓圆海诗品，亦如号“恬目”而流“睇”，名“憺虑”而横“鹜”，缩屋称贞而“勿惜卷帘通一顾”也。又按《戊寅诗》有《缉汝式之见过谷中》亦云：“坐听松风响，还嫌谷未幽”，较之白香山《松声》之“谁知兹檐下，满耳不为喧”，境界迥异，绝类拗相公之言“一鸟不鸣山更幽”③，翻案好胜之争心，溢于言表矣。（504页）

田寶

　　①谢客：南朝宋谢灵运，小名客儿。以写山水诗著名。
　　②圆海：明阮大铖字，有《咏怀堂诗集》四卷。
　　③拗相公：宋王安石性执拗，有人称为拗相公。
　　这一则论谢灵运和阮大铖的诗，都有矫揉造作之病。先看谢灵运的诗，锺嵘《诗品》把他列入上品，称他的诗“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陈延杰注：“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游南亭》诗：‘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并得其巧似者。张景阳巧构形似之言，此学其体焉，但超过耳。”即认为谢诗巧于描写物象。《诗品》又说：“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讲他的诗里有名篇秀句，有丽藻新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里的“庄老告退”，指玄言诗隐退了。“山水方滋”，指谢灵运的山水诗兴起。讲他讲究词藻，工于摹写物象，追求新词，都讲他的诗好。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称“陶公说不要富贵，是真不要。康乐本以愤惋，而诗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则探其深浅远近，居然有江湖涧沚之别。”这里指出他的诗本以愤惋，故作恬淡，心情与辞气不一致。钱先生在这里指出他的“词气与词意，苦相乖违”，即“以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逍遥之致”，当由于愤惋的心情，故作恬淡所致。如《登江中孤屿》：“江南倦历览，江北旷（久）周旋。怀新道转迥（远），寻异景（光景）不延。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仙人）谁为传。想像昆山（昆仑山，仙人住处）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仙人名）术，得尽养生年。”这首诗写景，像“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工于写景，像用一“媚”字，把孤屿拟人化，表达他对孤屿在川中的欣赏。赞美天空中是云日辉映，望出去是天水澄鲜。也即“萧散逍遥之致”。但在“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与传”里，言此山的灵异如此表著而世人不赏，即使蕴藏仙人又有谁能传说呢？这里就有愤惋了。所以“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要想望仙山，就远离人世了。这就是用愤惋不平的心情，来赞美山水景物之美，即用矜持矫揉之语，道萧散闲适之致了。

田寶

　　钱先生再讲阮大铖的《咏怀堂集》诗，讲他表面上摹仿陶渊明诗，表示他的淡泊宁静，但看他的辞气，就透露出他弄虚作假。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悠然自得中，偶然见南山的美好景物是无心偶会，并非着意追求。阮大铖摹仿它，作“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陶的无心偶会，是自然流露。阮点明“无心”，就是有意这样说，又怕不够，再加入“恬目”，所以钱先生批评他“著痕迹而落言诠”，显出有意作假了。再像《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嗒焉似丧其偶。”即忘掉自己。阮大铖作“隐几憺（安然）忘心，惧为松云有。”既然已经忘掉自己，怎么还有惧呢？那未所谓坐忘实是坐驰。再像既说“息机”，机心已经没有了，那末听见一鸟的鸣声，怎么“亦复嗤为纷”呢？这就跟“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避人世的尘嚣，爱山林的幽静，听蝉噪鸟鸣就听不到车马喧声而感到山林的幽静完全不同了。从这里看到钱先生的论诗，能分别词气与词意，作深入探索了。
　　（2）
　　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①，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按《咏怀堂诗》，钩棘其词，清羸其貌，隐情踬理，鼠入牛角，车走羊肠。其法则叶石林所谓“减字换字”②，其格则皇甫持正所谓“可惋在碎”③。万历后诗有此饾心饤肝、拗嗓刺目之苦趣恶道。孤忠奇节如倪鸿宝，亦濡染厥习④。譬之《列朝诗集》丁十二、十六所摘王季重、王亦房魔道诸联⑤，入诸倪集，可乱楮叶。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作《文中子》者⑥，其解此矣。故《事君》篇曰：“文士之行可见”，而所引以为证，如：“谢庄、王融，纤人也，具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文诞。”余仿此。莫非以风格词气为断，不究议论之是非也。吴氏《青箱杂记》⑦卷八虽言文不能观人，而卷五一则云：“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碎。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缛，晏元献诗但说梨花院落⑧、柳絮池塘，自有富贵气象；李庆孙等每言金玉锦绣，仍乞儿相”云云。岂非亦不据其所言之物，而察其言之词气乎。是以同一金玉锦绣，而王禹玉之“至宝丹”，与归处讷所嘲“镀金牙齿咬银匙”，见《鉴诫录》卷十⑨。区以别矣。且也，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163—164页）

田寶

　　①阮圆海：阮大铖字，明人，有《咏怀堂诗集》四卷。
　　②叶石林：叶梦得号，有《石林诗话》一卷。
　　③皇甫持正：皇甫湜字，有《皇甫持正集》六卷。
　　④倪鸿宝：明倪元璐字，有《倪文贞公文集》十七卷，续编三卷，讲编四卷，诗集四卷。
　　⑤《列朝诗集》：清钱谍益编。王季重：明王思任字。王亦房：明王留字。
　　⑥《文中子》：隋王通私谥文中子，有《文中子》十卷。
　　⑦《青箱杂记》：十卷，宋吴处厚撰。
　　⑧晏元献：宋晏殊谥。
　　⑨《鉴戒录》：十卷，五代何光远编。
　　这一则讲从作品的词气风格可以观测人的品性。先从明
　　阉党阮大铖的《咏怀堂诗集》谈起，讲他欲作山水清音，即欲摹仿陶渊明诗来写山水。如《园居诗》：“悠然江上峰，无心入恬目。”钱先生称为“‘悠然’不足，申之以‘无心’，犹不足，复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而峰来献状。”与陶渊明《饮酒》诗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诗真的写出悠然自得。阮大铖虽讲“悠然”，是并不真的悠然自得，就怕读者不相信他的“悠然”，再说个“无心”，再说个“恬目”，这就弄巧成拙，越显出他的这样用心，并不“悠然”了。这就从语气里显出人品来。陶渊明性情真率，吐属自然。阮大铖城府很深，为人阴险，从语气中也透露出来。钱先生称他的作法，是叶石林所谓“减字换字法。”按《石林诗话》卷下：“江淹《拟汤惠休诗》曰：‘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古今以为佳句。然谢灵运‘圆景早已满（指月圆），佳人犹未还”，谢玄晖‘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即是此意。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至晋宋以后，诗人之词，其弊亦然。”这是说，阮大铖的《园居诗》命意就是抄陶渊明的，不过用的换字法罢了。又称皇甫湜“可惋在碎”，即指“三累以明己之澄怀息虑”，有“三累”故“在碎”了。
　　钱先生又举王恩任、王留魔道诸联。《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季重为诗，才情大用，漫无复持择，入鬼入魔，恶道岔出。如《天长道中》云：‘地懒无文草，天愚多暗云。’《雨泊》云：‘春霖篷翕蝶，江浪柁餐猪。’《快雨》云：‘荷静香催嚏，楼疏气破笼。’”这是讲王恩任的诗。《列朝诗列》丁集卷十六说：王亦房“浸淫于时调，横纵跌宕，于先人之矩矱　　遂将缅而去之。其诗有曰：‘纱为槐羽翼，衣作扇仇雠。’又曰：‘暑今天不韵，酒作夜常规。’又曰：‘树将风太暱，烟与月何仇。’又曰：‘暑退虫多口，凉多鸟孑身。’则不独谓之诗魔，已转入恶道中矣。”这是讲王留的诗。这两家诗，都是背理违情，走入魔道的。

田寶

　　钱先生又引王通《文中子》的话，说明语气和风格可以看出人的品格来，像谢庄、王融，其文琐碎，所以称为纤人；徐陵、庾信，其文夸张，所以称为夸人。吴处厚说：隐士在山林草野，文气枯槁琐碎，与朝廷台阁的文词，雍容华贵的文气不同。宋晏殊诗“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自有富贵人家的气象。因为北宋的富贵人家，有梨花院落，柳絮池塘。李庆孙缺乏富贵人家的生活，虽羡慕金玉锦绣，不免露出寒酸相。陈师道《后山诗话》称“王岐公（王珪字禹玉）诗，喜用金玉珠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王珪是富贵中人，他讲金玉珠璧，反映了他的生活，从中显出富贵气象。归处讷缺乏富贵人家的生活，所以他讲的“镀金牙齿咬银匙”，还不能与至宝丹相比。作品是反映生活的，忠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才可信。缺乏生活而虚构的作品不可信，缺乏真性情的作品，摹仿古人，性情不同，也容易显出造作的痕迹来。

田寶

　　 （二一）论叶燮诗
　　叶星期与孟举同乡友好，《黄叶村庄诗集》有星期序，星期作《原诗》①，谓：“宋诗不亚唐人，譬之石中有宝，不穿凿则宝不出”；“昌黎乃宋诗之祖，与杜苏并树千古”；“议论为诗，杜甫最多，李杜皆以文为诗”；又谓：“严沧浪、高廷礼为诗道罪人”②，夫严高皆力倡盛唐诗者也。自作《己畦诗集》，尖刻瘦仄，显然宋格，《两浙輶轩录》③卷五引邓汉仪曰：“燮诗以险怪为工”。又引钱仁荣曰：“燮诗不惊人不道”，盖少见多怪，不知其师法所在也。沈归愚为星期弟子④，渔洋所谓“横山门下，尚有诗人”者。按见《竹啸轩诗钞》卷七。《国朝诗别裁》记叶氏论诗语：“一曰生，二曰新，三曰深”，与归愚说诗，不啻冰炭。师为狂猖，弟则乡愿；归愚谨饬，不忍攻其函丈，谢厥本师，遂力为之讳。《国朝诗别裁》论《己畦集》、《原诗》语，皆饰词也。归愚宗仰盛唐，故作《叶先生传》、《己畦诗集序》，虽言横山诗‘好新”，而复称其“气盛”，且记其尊杜、韩、苏三人。按《己畦文集》卷八《密游集序》推陶、杜、韩、苏为极至，然《己畦诗集》虽屡有和杜、韩、苏之作，而纤密无气韵，与孟举、晚村作风相类⑤。归愚之言，失之甚远。《文集》卷八《百家唐诗序》谓：“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云云，是以“中唐”之“中”，为“如日中天”之“中”，凌驾盛唐而上。岂归愚师法所在乎，不曰开元，而曰贞元、元和之际，又隐开同光诗派“三元”并推之说矣⑥。（144—145页）
　　①叶星期：叶燮字，号己畦，人称横山先生。有《原诗》四卷、《己畦诗文集》二十一卷。孟举：吴之振字，号黄叶村农，有《黄叶村庄诗集》十卷。
　　②高廷礼：高秡字，有《唐诗品汇》九十卷。

田寶

　　③《两浙輶轩录》：四十卷，清阮元辑。
　　④沈归愚：沈德潜字，有《国朝诗别裁》三十二卷，《竹啸轩诗抄》十八卷。
　　⑤晚村：清吕留良号，有《吕晚村文集》八卷。
　　⑥三元并推之说：晚清陈衍主宋诗，谓“诗莫盛于三元”，三元指上元开元，中元元和（指唐诗），下元元祐（指宋诗）。当时称这派诗为同光体，实主宋诗。
　　这一则讲清人叶燮的诗论和诗。叶燮推重宋诗，认为宋诗不次于唐诗。贬宋诗的，称宋人以议论为诗的缺点，叶燮认为议论为诗，杜甫最多，不应贬。又贬宋人以文为诗，叶燮认为李杜皆以文为诗。贬宋诗的有严羽、高秡，所以叶燮以严、高为诗道罪人。叶燮认为“议论为诗，杜甫最多。”杜甫的抒情诗，在议论中抒发强烈的感情，所以仍是诗，不同于空谈理论。如《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后四句是议论。但这四句的议论是从谒武侯祠，看到了武侯祠的柏森森，及映阶碧草和听到隔叶黄鹂，引起“自春色”

田寶

　　“空好音”的感触，发出了对诸葛亮的深厚激情，因此概括他的一生才有“三顾频烦”一联，引起对诸葛亮无限崇敬悲切的心情，才有“出师未捷”一联。在这四句的议论里充满激情，所以是强烈的抒情诗。杜诗的议论都是这样的。苏轼的议论，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后两句是议论，但这个议论，是从苏轼身在庐山的感受中体会到的一种哲理，不是抽象的议论，是结合形象的一种感触，是颇近于理趣的诗。叶燮肯定以议论为诗，当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再说叶燮的诗，沈德潜《清诗别裁》里说：“先生论诗，一曰新，一曰深。凡一切庸熟陈旧浮浅语，须扫而空之。今观其集中诸作，意必钩玄，语必独造，宁不谐俗，不肯随俗，戛戛于诸名家中，能拔戟自成一队者。”如《杨花》：“小蛮腰瘦不胜情，断粉飘云殢舞裍。莫使漫天飞不住，楼中尚有未归人。”这是咏柳絮，从白居易的“杨柳小蛮腰”来，用小蛮腰来比柳条，把断粉飘云来比柳絮，结合小蛮在裍席上舞，说成殢留在舞裍上。再结合王昌龄《闺怨》：“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所以说“莫使漫天飞不住，楼中尚有未归人。”又如《梅花开到九分》：“亚枝低拂碧窗纱，镂月烘霞日日加。祝汝一分留作伴，可怜处士已无家。”沈德潜评：“从九分着意，不忍卒读。”因为梅花已开到九分，所以提出“一分留作伴”。这就是尖新之句，显然宋诗格调。有人怪他“以险怪为工”，不知这正是宋诗格调，所以称为“少见多怪”。沈德潜是宗唐诗的，所以跟叶燮的宗宋诗，“不啻冰炭。”但沈德潜不忍攻击老师，替他回护，说他推尊杜、韩，钱先生指出，叶燮和杜韩之作，纤密无气韵，还不是唐诗格调。后人推重中唐诗为古今百代之中最佳，可作为晚清同光体诗的推重“三元”的先声，同光体也是推重宋诗的。

田寶

　　 （二二）论方苞
　　姚南菁记查夏重谓方望溪诗“不能佳”①，劝其无作，鲍倚云谓望溪所撰夏重墓志，“何足以传”夏重。《望溪集》卷一○《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道及夏重之诗者，只云：“朋齿中以诗名者皆若为君屈。……及与交久长，见其于时贤中，微若自矜异，然犹以诗人目之。”岂夏重不许望溪能诗，望溪耿耿于怀，遂勿愿称夏重之工诗耶？夫夏重以诗名家，兹乃不正写大书而涉笔旁衬，且先出以疑词曰“若为屈”，则夏重之诗未必果胜“时贤”也，继复语气轻藐，似“诗人”之“目”卑不足道，而夏重亦“微若”不甘自命者。微词曲笔，直是刺讥，岂徒“不足以传”而已。只字勿道夏重规其毋作诗事，倘隐衷芥蒂，言之有忸怩欤？然望溪叙事阔略，必有词自解。卷六《与孙以宁书》力辨所撰孙奇逢传中不详其“讲学宗旨”②，“平生义侠”，“门墙广大”，以为“此皆未迹”，“事愈详而义愈隘”，且引《史记•留侯世家》语为己张目③，谓其“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文过饰说，似是而非。夫史公云：“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专指留侯所“言天下事”中之琐小者，界域甚明。不然，“老父予书”，史公诧其事“可怪”；“图状如好女”，史公叹人不可“貌取”；此等岂“天下之所以存亡”，何以悉“著”不遗哉？作诗之于查夏重，讲学之于孙夏峰，正如“功力”之于留侯，传志中安能率尔默尔乎？唐人如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只字不道过庭之书④（《祭率府孙录事文》则称其“墨妙”），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只字不道太白之诗⑤，李邕《故云麾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只字不道思训之画⑥，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只字不道居易之诗⑦。相形之下，望溪《编修查君墓志》已非含毫邈然矣。此类碑志庶足资望溪援例解嘲，然望溪未必知，即知又或不屑也。（《钱锺书研究》，23—24页）

田寶

　　①姚南菁：清姚范字，有《援鹑堂笔记》五十卷。查夏重：清查慎行字，有《敬业堂集》五十卷。方望溪：清方苞字，有《望溪集》八卷。
　　②孙奇逢：清学者，号夏峰，有《读易大旨》五卷等著。
　　③《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
　　④陈子昂：唐诗人，有《陈拾遗集》十卷。过庭：孙过庭，唐书法家，有《书谱》一卷。
　　⑤李华：唐文人，有《李遐叔文集》四卷。太白：李白字。
　　⑥李邕：唐文人兼书法家，有《李北海集》六卷。思训：李思训，唐代著名画家。
　　⑦李商隐：字义山，唐诗人，有《李义山文集》笺注十卷。
　　这一则讲方苞的文品不好。查慎行劝方苞不要写诗，他因此专写古文，写古文有成就，成为桐城派的开创者。查慎行的劝导是对他有好处的。他写查慎行的墓志，对查劝他不要写诗的话一点不提，而对查的以诗名家，反而微文讥刺。他写孙奇逢传不讲孙的讲学宗旨，孙是学者，他的成就就在讲学宗旨，不讲他的讲学宗旨，就是淹没他的成就。从这两篇中显出他的文品不好。他还要文过饰非。他在《与孙以宁书》里说：“所示群贤论述，皆未得体要，盖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详讲学宗旨及师友渊源；或条取生平义侠之迹；或盛称门墙广大，海内响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志事隐矣。”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对孙奇逢一生这三个突出成就，方苞在传里一个都不讲，这怎么算写传呢？那不成了抹杀孙奇逢的为人，只说些空话吗？孙以宁就这样向他转述大家的意见。从这些意见看，方苞对孙奇逢不满，故意不讲他为人的特点，说些空话了事。方苞面对人家提的意见，还借司马迁作张良传的《留候世家》来搪塞。他说：“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即认为孙奇逢突出的三点，都不重要，按照司马迁写萧何、曹参、张良传记的体例，都不必写。

田寶

　　钱先生指出方苞的文过饰非。说司马迁讲的，凡张良所讲天下事中的琐小的，即不能突出张良的特点的，可以不写。能突出张良的特点的，像在桥上的老人把鞋子掉在桥下，要张良拾起来给他穿上，后来送给张良一本兵法书；写看张良的画像个好女，这等琐屑的事都写了。可见只要有关人物的特点的事都应该写，才能把人物突出来。那末孙奇逢的讲学宗旨，是他的突出成就，传里怎能不讲呢？这个驳斥极为有力。方苞又提到司马迁写萧曹世家。再看《萧相国世家》，写：“高祖以史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刘邦做小吏，要到咸阳服劳役，众吏送当百钱三个，萧何独送五个，即众吏每人送三百文，萧何送五百文。又“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秦御史大夫要把萧何调到京里去，萧何坚决要求不要调。这两件琐碎的事，都记了。因为这两事突出萧何在做小吏时，就对刘邦比较好，不愿离开刘邦，说明萧何对刘邦的关系不同一般，所以记下，也是抓萧何的特点。所以方苞不写孙奇逢的为人特点，借司马迁写世家来做掩饰，完全是文过饰非。钱先生又指出，方苞要替自己掩饰，可以引陈子昂写孙过庭墓志，不讲孙过庭的专长书法；李华写李白墓志铭，不讲李白的诗；李邕写李思训的神道碑，不讲李思训的画；李商隐写白居易的墓碑铭，不讲白居易的诗。这些碑志文，可以用来替他辩解。但方苞不一定知道，就是知道或又看不起这些文章。这里指出方苞的学识不足，或者他喜欢用司马迁来装门面。

田寶

　　 （二三）论钱载诗
　　（1）
　　萚石輶轩屡出，足迹甚广①。游历登临之作，皆全力以赴，而呆滞闷塞，类于朽木腐鼓，尘羹土饭。言情古诗以《僮归》十七首最为传诵，然词费意沓，笔舌拈弄纠绕，有故作蔼如仁者之态，无沛然肺肝中流出之致，吾宁取其《寄善元槥》、《怀妇病》、《闻张夫人讣》之朴挚敦实，不扬声作气也。言情近体，世多称《到家作》第二首之“儿时我母教儿地，母若知儿望母来。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万念不如灰”；七律对仗如此流转，自亦难能，而腔吻太厉，词意太尽，似逊其《先孺人生日》之“茫茫纵使重霄彻，杳杳难将万古回”，沈哀隐痛，较耐讽咏。《六月初三夜哭子》下半首云：“桑园牺骨冷，萤火照魂孤。再来知爱惜，鞭扑忍相俱”；因情造境，由哀生悔。元微之《哭子》第五首云②：“节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诗书望早成。鞭扑校多怜校少，又缘遗恨哭三声”；萚石“再来”二句，绝望中仍为期望之词，用意又进。《追忆诗》二十九首悼亡之作，皆苦平钝，惟第二首之“来生便复生同室，已是何人不是君”，透过一层，未经人道；他人只说到晏叔原词所谓：“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耳③。此绝与并时沈确士《归愚诗钞》卷十四《七夕词》④第四首之“只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异曲同工，可为悼亡七绝两奇作。（182页）

田寶

　　①萚石：清钱载字，有《萚石斋诗集》五十卷。
　　②元微之：唐元稹字，有《元稹集》六十卷。
　　③晏叔原：宋晏几道字，有《小山词》一卷。
　　④沈确士：清沈德潜字，有《归愚诗抄》二十卷。
　　这一则讲清钱载的诗。钱载曾任广西乡试正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江西乡试正考官，提督山东学政，奉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所以说“輶轩（使臣所乘车）屡出，足迹甚广。”他的游历登临之作，如《白云观》（在北京）：“岂为南宗别（观为长春真人丘处机羽化之地），重寻大极墟。先生蓑好在，止杀语何如？（丘处机劝元帝止杀）柏子微风际，梅花细雨余。十年登阁意，只益鬓毛疏。”这诗当是全力以赴之作。他的《僮归》十七首，引第一首：“僮沈仆于钱，乃祖父以来。父衍（放恣）忤我祖，遣去辞其侪。卅年数飘转，担薪鬻官街。一日我父起，秋风扫庭槐。我旁见僮父，泥首堂南阶。自言有此儿，多病奴已衰。谅当委沟壑，乞主怜孤孩。僮留父竟去，去去不复回。明旦忽有耗，溘然随黄埃。”写接受沈仆的幼儿，有蔼如仁者之态，但对于赶走沈仆的事，与沈仆病死，无悼惜的话，无仁者沛然肺肝中流出之致。再看《到家作》第二首：“久矣东墙绿萼梅，西墙双桂一风摧。儿时我母教儿地，母若知儿望母来。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万念不如灰。曝簷破袄犹藏箧，明日焚黄只益哀。”张维屏《听松庐诗话》：“萚石七律，偶举其一，如《到家作》第二首云云，字字沉痛，字字动荡，其佳处未尝不从古人来，却能于古人之外，自成面目。”再看《壬戌三月五日先孺人生日痛成》：“笼翮思飞孰与哀，哺雏未返母先摧。茫茫纵使重霄彻，杳杳难将万古回。厨下米薪如手办，堂前风雨莫花开。读书两字从头误，直悔男儿堕地来。”钱先生认为《到家作》的两联对仗如此流转，即意思连贯而下，自亦难能。但认为缺少含蓄，不如《先孺人生日》中一联的沈哀隐痛。钱先生又举《六月初三夜哭子》的因情造境，由哀生悔，较元稹《哭子》诗用意更进一层。按结合“桑园”“萤火”的“因情造境”说，也胜过元稹诗。钱先生又谈到钱载的悼亡诗透过一层，未经人道。用来和沈德潜的《七夕词》的一联相比，沈诗只说天上牛女的生离，胜过人间夫妇的死别，不如钱诗的深情沉痛。张维屏《听松庐诗话》：“萚石先生诗，不名一家，大要以清真鋔　　刻为主，有时或入于涩滞，而必切事以抒辞，有时或出以纤新，而必切景以造句，必诗中空架子假门面之语，皆扫而空之，故集中时有独到处。”这样指出钱载诗的成就和不足处，可以和钱先生的评论互参。

田寶

　　（2）
　　萚石诗多有学东野者①，如《古琴》、《雪夜》两五古；有似竟陵派者②，如《骤雨过南湖》一五律，其“发动凉于树，船来活似萍”一联，乃铺谭句样，好以乡谈里谚入诗，而自加注释，如《葑门口号》之“修娖”“白相”。则又似放翁惯技③。然所心摹手追，实在昌黎之妥贴排奡，不仅以古文章法为诗，且以古文句调入诗。清代之以文为诗，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滥于是。固宜推为先觉，亦当悬为厉禁。至其尽洗铅华，求归质厚，不囿时习，自辟别蹊；举世为荡子诗，轻脣利吻，独甘作乡愿体，古貌法言。即此一端，亦豪杰之士。萚石早岁，未尝不作风致空灵之诗，今都删不入集，而见自注中。参观《匏庐诗存》卷七《题国朝名家诗集》④。如《秦淮河上》之“辛夷开后水榭，乙鸟飞来画帘”；《溪馆偶题》之“春色欲寻有处，少年能驻何时”；《志略》之“十月花开春自小，三竿日出睡方深”；体格轻巧者只存一二。壮悔之心，矫枉之旨，灼然可见。虽然，萚石力革诗弊，而所作几不类诗，仅稍愈于梅宛陵尔⑤。决海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酖止渴，渴解而身亡。此明道所以有“扶醉汉”之叹也⑥。（176页）
　　①萚石：清钱载字。东野：唐孟郊字。
　　②竟陵派：明代竟陵人锺惺、谭元春倡导的一个诗派。
　　③放翁：宋陆游自号放翁。
　　④《匏庐诗存》：清沈涛（号匏庐）撰，四卷。另有文集四卷，诗话三卷。
　　⑤梅宛陵：宋梅尧臣，有《宛陵集》六十卷。
　　⑥明道：宋程颢，称明道先生。扶醉汉：教学者如扶醉汉，扶得东来西又倒。

田寶

　　这一则对清钱载的诗作全面的论述。认为他的诗有学孟郊的，如《古琴》：“岁久纹斯断，材良尾不焦。弹非无汲郡，制或自雷霄。木落高山石，天寒大海潮。以之横膝坐，讵独万情超。”如《雪夜》：“霰粒晚如米，飘瞥遂无声。窗灯冏（jiǒng透明）初夜，街柝沉三更。洋洋竟焉薄，寒切寓屋身。凄凄隔我梦，默默思我亲。老梅外塾倚，修竹中厨邻。荒鸡喔喔鸣，天意其为春。我行非践地，我出非于人。悔殊昔贤读，而岂有私贫。”孟郊写的多五言古诗，在艺术风格上，善于把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凝聚在简短的篇幅里，构思铸语，入木三分。《古琴》诗写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锺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见《列子•汤问》。钱载把它凝聚成“木落高山石，天寒大海潮。”两句五言古诗，融入他的《古琴》诗中，木落则高山石出，天寒起大海潮音。用“木落”“天寒”来作陪衬，把“若江河”变成大海潮音，更显突出。又如《雪夜》的“凄凄隔我梦，默默思我亲”。雪夜思亲，不能入睡，不能在梦中相见，钱载也凝聚成两句五言古诗，在艺术风格上是学孟郊的。
　　竟陵派锺惺谭元春的诗，标举幽深孤峭的宗旨，观察到别人不注意处。而钱载的《骤雨过南湖》就像竟陵派诗，他的《骤雨过南湖》：“乱激水心白，微开天角青。数渔归草舍，一笛隐花汀。发动凉于树，船来活似萍。煮茶人漫汲，中恐带龙腥。”写骤雨则有风，故“发动凉于树”，船在水上飘，故“船来活似萍”。骤雨则雨点大，故“乱激水心白”，用一“白”字，写出独特感受。骤雨是阵雨，天边一角有云开见青天的，“微开天角青”，这也是独特体会。钱先生又指出钱载以乡谈里谚入诗，如《葑门口号》：“残雨遥天挂螮虷，女儿裙带两心同。荷花船好便修娖，薄相来消荡口风。”自注：“修娖、薄相，皆吴下谚。薄读如勃。”修娖，收拾好的意思。薄相，今作白相，游玩的意思。到荡口去白相，荡口是地名。
　　此外，钱先生又讲钱载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如“《观画图》之‘人事无常画中画，画中看画无人会。我今犹是画中人，画外居然发长喟。”“（《谈艺录》179页）萚石这方面的诗，见另一则“萚石輶轩屡出”节。钱先生又指出“清代之以文为诗，莫先于是，莫大于是，而亦莫滥于是。”“萚石輶轩屡出”节，指出他的《到家作》第二首、《先孺人生日》诗，可作为以文为诗中的“莫大于是”的例子。至于“莫滥于是”，当指他用虚字作诗。“萚石诗用虚字，殊多滥恶。古体中每以虚字凑足一句字数。……《望岱》曰：‘孔子未云天下小，我皇复以圣人登。性之善者斯为准，春若生时物可凭。’”（同上180页）
　　钱先生又指出萚石早岁作风致空灵之诗，如“辛夷开后水树，乙鸟飞来画帘。”辛夷即玉兰花，春天开花。乙鸟指燕子，春天飞来。这两句有诗情画意。再像“春色欲寻有处，少年能驻何时。”写得比较空灵。但后来他都删了，力革举世为荡子诗的毛病，写得拙朴，仅稍胜过梅尧臣。钱先生《宋诗选注》的《梅尧臣》里说：“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

田寶

　　 （二四）论学人之诗
　　（1）
　　同光以前，最好以学入诗者，惟翁覃溪①；随园《论诗绝句》已有夫己氏“抄书作诗”之嘲②。而覃溪当时强附学人，后世蒙讥“学究”。参观《越缦堂日记》同洽二年正月二十四日③。以詅痴符、买驴券之体④，夸于世曰：“此学人之诗”；窃恐就诗而论，若人固不得为诗人，据诗以求，亦未可遽信为学人。萚石、覃溪⑤，先鉴勿远。颜黄门《家训•文章》篇曰⑥：“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命笔。”人之小有词翰，略窥学问，春华则艳惭庶子，秋实又茂谢家丞；譬之童牛角马，两无所归，卮言日出，别标名目。《晚晴簃诗汇•序》论清诗第二事曰⑦：“肴核坟典，粉泽苍凡。证经补史，诗道弥尊。”此又囿于汉学家见地。必考证尊于词章，而后能使词章体尊。王仲任《论衡•超奇》⑧篇说“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之别，而论定之曰：“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所谓“鸿儒”者，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又《佚文》篇曰：“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人所能为”；又《书解》篇曰：“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业易为，文儒业卓绝。”是则著书撰文之士，尊于经生学人多矣。如汉人绪论，为汉学者不应不知。东汉而后，举士大率“孝廉”“秀才”二途；秀才策文艺，孝廉策经学，晋宋积重秀才。《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献、陆澄列传》言此甚明⑨。故澄号当世硕儒，以读《易经》不解，撰《宋书》不成，王俭遂有“书厨”之诮⑩。北朝崇质轻文，经学盛于南朝。而《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⑾载刘昼自恨不学属文，作《六合赋》，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功，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为文，便得如是。”又载马敬德研求《左传》，生徒甚众，将举为孝廉，固辞不就，诣州求举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可见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178—179页）
　　①翁覃溪：清翁方纲字，有《复初斋文集》三十五卷，《诗集》七十卷。
　　②随园：清袁枚有随园。他在《论诗绝句》里称“夫己氏”，即某甲，指翁方纲，称他把“抄书当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