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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寒烟翠

国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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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2-15 20:4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篇《六国论》比较
——古典诗文比较之二

陈友冰

  战国后期,山东的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合纵,对抗函谷关西的秦国, 当时无论是内在力量还是外表声势,六国都大大超过偏于西隅的秦国,但其结局恰恰是六国纵散约败,一个个被秦国蚕食鲸吞。公元前221年,嬴政终于横扫六合,登上始皇帝的宝座。这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一直引起历代学者的深思,纷纷探究其中的原因,力图对此作出正确的解释,以为史鉴。北宋苏氏父子和元代李桢的《六国论》,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三篇。由于他们立场、观点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六国破灭这一历史事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结论虽然不同,但又都能言之成理,史论虽不全面却又都持之有故,而且选材典型、论证周密,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比较一下他们在确立论点、选择材料、组织论证时的不同方法,分析一下他们之间差异产生的原因,对我们今天从不同角度思考这一历史现象,乃至论说文的教学与写作,是有帮助的。
  苏洵的《六国论》认为:六国败亡的原因在于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全文就围绕这样一个中心论点来选择材料、进行论证。
  文章一开头就紧扣题目,一语破的:“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胜,弊在赂秦。”这里采用不相容的选言判断:“非兵不利、战不胜”,目的在于要把“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突显出来。然后,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赂秦之害:一是从赂秦者来说,“赂秦而力亏”,这是破灭之道;另一是从不赂秦者来说,“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结果“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来组织材料、进行论证的。
  首先,作者从敌我双方的利弊来分析论证“赂秦而力亏”。从秦国方面来看,它扩大领土、增强力量的渠道,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受赂,从受赂中所获得的好处超过战胜而得的百倍;从赂方来看,他们想通过割地赂秦的方法来苟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等到力量消耗殆尽,再想抗秦,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只有束手待毙,所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在分析赂者破亡之因后,作者再分析不赂者为什么也会破灭的原因。因为从史实来看,当时割地赂秦的只有韩、魏等少数国家,要想使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论点得以成立,这个问题是回避不掉的。作者是个善于论事的文章大家,为了除去人们心中的疑问,他对当时未割地赂秦的齐、燕、赵三国逐一分析、论证,毫无吞吐含糊之态、避重就轻之意。他把不赂秦的国家分为三类:
  一是齐国,它虽不赂秦却附秦,“与嬴而不助五国也”,这样自挖墙角的结果,是唇亡齿寒,“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于是“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在手法上,他采取设疑的方法:“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这就把人们对此的疑问毫不回避地点出来,然后通过条分缕析得出使人信服的结论,以设疑起而释疑终,正显出这位文章大家手笔的不凡。
  二是燕国,作者首先赞扬它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指出该国虽小却后亡,这正是用兵之效。这是对他赂秦却以武力抗秦的肯定!但它后来却采取行刺这种企图侥幸取胜的方式,放弃了武备、用兵这个坚实的国策,就必然导致祸患。
  三是赵国,它的败亡也是由于“用武而不终”,听信谗言,杀掉了抗秦的良将李牧。
  在对不赂者破亡之因作了上述三方面分析后,作者再从两点加以总结:一是从现实出发,称赞“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仍义不赂秦,坚持用兵,“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这就从正面重申了“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个论点;二是从假设出发:假使韩、魏、楚三国不赂秦,齐不附秦,燕君不用荆卿,赵国李牧仍在,那么究竟谁灭掉谁,还不一定呢!这是从反面再次重申“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
  从结构上看,文章至此,论点明确、论据充实,论证也完备了,但作者为了增强说服力,又增加了一层主观感慨的抒发,认为六国如能招贤纳士,并力西向,那么秦人就会愁的连饭都吃不下,而他们却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反为秦人积威之所劫,采取割地赂秦的方法,结果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作者用“呜呼”和“悲夫”这些叹词来表达他对赂秦之弊的深沉感慨,又用“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这个感叹句式进一步的重复和强调,使“弊在赂秦”这个中心论点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和发挥。从内容上看,这段是以上论据的重复和扩大;从效果上看,也使文章变得更加感人和富有说服力。
  最后一段是从六国谈到当前北宋的对外政策,慨叹北宋以天下之大,而延续六国赂秦之故伎,所以连六国还不如,这是对本文论点的引申,也是本文创作主旨之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弊在赂秦”,而且开篇就予以确定,以下几段则围绕赂秦的两个弊端,选择典型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述,最后再引申到当今统治者要引以为戒,点破本文的创作意图。
  苏辙的《六国论》虽然同是探讨六国破亡之因,但得出的结论和论证的方式都不同于他的父亲。他认为六国的破亡之因在于他们不明白天下之势,不能全力保住韩、魏,失去这个屏障和缓冲地带,因而导致灭亡。其论证方法也不同于苏洵:它不是围绕中心论点分别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证,而是探取演绎的方法,逐层推进、步步深入。
  文章一开头,苏辙就提出一个很奇怪的历史现象: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奋向西攻秦,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六国亦相继灭亡。作者以此引起读者的注意,和他一道来思索这个问题。苏辙的结论是:六国破灭,是由于他们“虑患之疏,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至于这个天下之势是什么,为什么不知天下之势就会破亡?作者并不急于马上告诉我们,而且也没有直接作答。他首先着眼于六国与秦的军事态势,分析韩、魏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让我们知道齐、楚、燕、赵的失策之处,在于他们不了解这个天下之势。这样层层推进、步步演绎,使我们对六国破灭是由于“不知天下之势”这个中心论点一步步明确起来。首先,作者从韩、魏的地理位置来阐明他们在诸侯攻伐中的重要位置:魏国东有淮颍,与宋、齐为邻;南有鸿沟,与楚为邻;北有酸枣,与赵为邻;西有函谷,与秦为邻。韩国西当秦的函谷要冲,更是秦吞并六国的第一个障碍。苏辙认为,从这个军事态势来看,无论是秦还是六国要争天下,都要在韩、魏郊野发生冲突。对秦来说,韩、魏是他的心腹之疾;对山东诸国来说,韩、魏却是他们的翼蔽和屏障,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以上是从地理位置来分析天下之势,接着,作者又从历史事实、秦与六国的国策来分析齐、楚、燕、赵等国不审天下之势,“虑患之疏,见利之浅”,从而导致六国破灭。苏辙从秦、山东诸国和韩、魏这三个方面逐一加以剖析:首先分析秦国:秦如不先吞并韩、魏,而去贸然进攻山东诸国,就会造成“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这样一个两面夹击之势,这是“危道也”;而秦之所以敢于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也正是由于韩、魏已依附了秦国。这样一反一正,就把韩、魏在秦吞并六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明白地摆到读者的面前。在列举史实时也是如此:秦孝公用商鞅之策,先击败魏,逼魏从安邑迁都大梁,这样秦就可以凭藉黄河、函谷天险,出兵进击山东诸国,从孝公到始皇都执行这个既定国策。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与这个正确的方略是有一定关系的。至于范睢说昭王收韩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考虑:韩国山地多、平原少、物产贫乏、人口稀疏,在七国中最为贫弱,易于击破。更重要的是,它扼守函谷大门,秦要东攻齐、魏,北击燕、赵,都必须先吞并韩。所以范睢认为“秦之有韩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苏辙在此段引用范睢、商鞅先收韩、魏的言论,就在于说明商鞅等人明“天下之势”,他们采取先收韩、魏的方略是正确的,所以能吞并六国。与此相反,山东诸国却不明白韩、魏是他们的屏障,轻易地让秦人得以出入其间。作者反问一句:“此岂知天下之势耶?”
  最后再分析韩、魏。作者强调他们是强秦窥觎对象,又加上本身弱小,被吞并是在所难免的。韩、魏一旦被吞并,秦人就可以此为跳板去进攻山东诸国,使天下遍受其害。在这里,作者表面上为韩、魏开脱,实际上是在强调韩、魏被吞并的严重后果,这样就愈能显示出韩、魏的重要,愈能让人们感到燕、赵诸国不助韩、魏,不明天下之势的愚蠢和不可原谅。
  文章至此,是著重分析韩、魏在军事位置上的重要,告诉人们六国破灭主要在于他们不明白这个天下之势。那么,怎样做才算是明白天下之势呢?作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齐、楚、燕、赵诸国厚韩、魏而摒秦。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作者仍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对秦国来说,它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诸国;对齐、楚、燕赵来说,它可以得以自完于其间;对韩、魏来说,有四国之佐就可以有强大后盾,放心地与秦国抗衡。总之,六国之间如能“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 那么就可以应对万变,不至于为秦所亡。这样,作者就从正面阐明了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之道,实际上也就是要明天下之势。
  正面阐述之后,作者再从反面指出六国没有采取上述做法,而是为着尺寸之利背盟败约,自相屠灭,这正是六国的可悲之处,再次点明六国破亡的主要原因是“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所以从本文的结构上看,它是围绕上述的中心论点,采取一正一反的手法,从秦、齐楚燕、韩魏这三个方面逐层演绎、步步深入下去的。因此,无论是论点、论据还是论证方法都不同于乃父的《六国论》。
  元代李桢的《六国论》也是一篇探讨六国败亡原因的专论,但他认为二苏之说都是厚六国而薄秦的偏颇之论。他认为六国和秦一样,都是暴虐无异。六国之亡,就亡在他们力量弱小而又欲为秦所为。而要想免于灭亡,只有行仁义。在论证方法上,他也不同于二苏:不是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围绕论点选择材料进行论证,而是先破后立,首先排除对六国败亡原因的偏颇之论,然后再阐明自己的看法,直到文章结尾时,才点明论点。
  文章一开头,李桢先简要地提出二苏的论点。二苏的论点对不对,他先不置可否;本人的论点是什么,也只字未提,而是笔锋一转,去驳世人对秦的偏颇看法。作者采用设问的方法:“夫秦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耶?”然后针锋相对地指出:“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作者从六国本性、六国谋士、秦国谋士言行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证。李桢认为六国本性与秦国无异,也是“溺于攻伐,习于虞诈,弱肉而强食”如果他们得逞,未必不是又增加一个暴秦。作者又以六国的主要谋士苏秦的言行加以证明:苏秦掛六国相印,力倡合纵,好像誓与六国共存亡,合纵之法也似乎真可抑秦,其实并非如此。作者指出:苏秦为人朝秦暮楚,惟利是图,他起初投秦,因为他知道秦必将统一天下,只是秦不用他,他才转而去倡合纵、说六国的。况且,他也并非不知道纵约之不可保,只不过靠其来沽名钓誉、谋取财富罢了。这样就会使人觉得六国合纵之不可靠,苏秦为人之不可信。接着,作者又以秦国谋士张仪的言行来证明:张仪认为父母手足之间尚要争钱财、耍手段,更何况六国之间呢?再说国家兴亡又远非钱财之类小事可比,又加上秦国的威胁利诱,纵散约败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张仪之说虽然露骨,但却道破了哀世之人情。作者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证,无非是要得出一个结论:六国与秦无异,合纵之述违反人情,只不过是苏秦之类朝秦暮楚之士,攫取名利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论证方法上,作者的安排也是很巧妙的。他的本意是要说明六国破灭之因在于他们力量弱小却又欲为秦所为,但在上面两段中却大谈六国本性,丝毫未提及上述论点,这是否离题,顾左右而言它呢?不是的!这是采取侧面进击、迂回包抄之法。因为作者要指责包括二苏在内的后人袒护六国、专门罪秦的偏颇之论,就必然要证实六国与秦一样都很暴虐;作者要论证六国必然破亡,当然也必须首先论证六国的所为是违背了天道人情。作者开始不提自己的论点,而首先论述六国的本性,正是要排除人们对六国与秦的偏颇看法,这样才便于接受作者关于六国败亡之因的正确解释。
  那么,六国败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作者终于在第三段开头加以点破:“误于秦之所为也”,七国都想称帝,只不过秦得天助得以成功罢了。那么,天意为什么要助秦呢?作者接着解释道:春秋以来,兵连祸结;迄乎战国,百姓更受其荼毒。苍天是爱民的,不愿再任其下去了,这是其一;如果让六国也称帝,那么百姓头上就有七个君主肆虐于其上,那就更加不堪忍受,这是其二;不让秦极强,它就不能灭六国而称帝;秦不称帝,就不能让其恶贯满盈,加速灭亡,这是其三。作者从这三方面代天立言,认为秦灭六国是天意,也是秦与六国各自暴虐行为的必然结果,因此,后人关于六国败亡的议论,是站在六国立场上的偏颇之言,这样就与第一段二苏的言论暗相对照,只不过未点出二苏而以“后之论者”泛言之,批判的范围显得更为宽泛。
  最后一段,作者以设问设答的方式指出六国要想自存,只有实行仁义,这样不但可存,甚至可王。可惜的是,六国之君不能施行此道,这是令人感慨不已的。最后一段虽短,确是本文主旨所在,作者无论强调天意助秦,还是指责六国欲秦所为,都是从这个主旨出发的;作者否定包括二苏在内的后人偏颇之言,也是以此为立论根据的。另外,这段虽只有四十多字,章法上却极富变化:首先它采取设问设答之法来设疑释疑。强调“其术”极为重要。但究竟是何术并未点破,这是一变;以孟子以“仁义”说梁、齐之君之故实,暗示“其术”就是施行仁义,这是再变;梁、齐之君不纳其说,终遭破亡下场,让人感慨万端,这是三变。通过如此曲折变化,使作者在篇末点破的主旨,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中。
  以上,把三篇《六国论》 论点、论据以及主要的论证方法分别加以阐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为各自的论点选择论据、组织材料的。为明确计,再把上述三篇主要不同之处列表如下:
作者苏洵苏辙李桢
论点弊在赂秦不明天下之势六国皆欲为秦所欲
论据1、韩、魏赂秦先亡
2、齐国附秦,盖失强援,不能独完
1、韩魏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
2、秦与六国对天下之势的不同分析和所导致的不同结果
1、六国皆不施仁义
2、六国谋士苏秦言行
3、秦国谋士张仪言行
论证1、开头点明论点
2、围绕“赂秦力亏”和“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进行论证
3、用抒情方式对两个论据进行重复和发挥
4、从历史联系现实,点明题旨
1、开头点明论点
2、先分析韩魏重要的地理位置,再论述韩魏、秦、其它四国对此天下大事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结局
3、正面提出六国免遭破灭的正确做法
4、指出六国由于没有这样做而终遭破灭
1、引用二苏论点作开篇
2、从六国本性、六国谋士、秦国谋士这三方面来说明六国与秦无异。合纵之法根本行不通。
3、正面指出六国败亡是由于他们欲为秦所为,天意不助的结果
4、最后点题:六国只有施行仁义才能图存。
 楼主| 发表于 2016-2-15 20: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篇《六国论》比较
——古典诗文比较之二

陈友冰

附:
六国论
苏洵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六国论
苏辙
  愚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耶?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入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
  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场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入得何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六国论
李桢
  宋二苏氏论六国徒事割地赂秦,自弱、取夷灭,不知坚守纵约;齐、楚、燕、赵不知佐韩、魏以摈秦:以为必如是,而后秦患可纾。
  夫后世之所以恶秦者,岂非以其暴邪?以余观之,彼六国者皆欲为秦所为,未可专以罪秦也。当是时,东诸侯之六国也,未有能愈于秦者也;其溺于攻伐,习于虞作,强食而弱肉者,视秦无异也。兵连祸结,曾无虚岁。向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复增一秦也。惟其终不克为秦之所为,是以卒自弱,而取夷灭。当苏秦之始出也,固尝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诚知其易也。使秦过用之,彼其所以为秦谋者,一犹夫张仪也。惟其不用,而转而说六国以纵亲,彼岂不逆知天纵约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苟以弋一时之富贵,幸终吾身而约不败。其激怒张仪而入之于秦,意可见也,洹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齐、魏之师已为秦出矣。夫张仪之辨说,虽欲以散纵而就衡,顾其言曰,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所以状衰世人之情,非甚谬也。彼六国相图以攻取,相尚以诈力,非有昆弟骨肉之亲,其事又非特财用之细也。而衡人方曰挟强秦之威柄,张喙而恐吓之,即贤智如燕昭者,犹且俯首听命,谢过不遑,乃欲责以长保纵亲,以相佐助,岂可得哉!
  所以然者,何哉?则以误于秦之所为也。六国皆欲为秦之所为,而秦独为之,而遂焉者,所谓得天助云尔。嗟夫!自春秋以来,兵祸日炽;迄乎战国,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六七君者,肆于人上,日驱无辜之民,胼手胝足、暴骸中野,以终于乎?其必不尔矣!是故秦不极强,不能灭六国而帝,不帝,则其恶未极,其恶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与六国之自为之也。后之论者,何厚于六国,而必为之图存也哉!
  曰:“若是,则六国无术以自存乎?“曰:“奚为其无术也?焉独存,虽王可也。孟子尝以仁义说梁、齐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叹也夫!”
 楼主| 发表于 2016-2-15 20:50 | 显示全部楼层
几首思乡诗的继承和创新
——古典诗文比较之一

陈友冰

  思乡,是中国古代诗人反复咏歌的一个主题,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精美华章。稍有一点一中文学常识的人,谁不知道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及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但就像一些伟大的创造发明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取得的一样,这些精美的思乡诗之间也有着延续和拓展、继承和创新。这种关系,在上面三首思乡名篇中表现得更为典型。
  其一是晋人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
  门有车马客,驾言发故乡。念君久不归,濡迹涉江湘。
  投袂赴门涂,揽衣不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
  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
  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垄日月多,松柏郁茫茫。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俛仰独悲伤。
  第二首是初唐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
  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
  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
  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
  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
  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
  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菜。
  第三首是盛唐王维的《杂诗》: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这三首诗,都是抒发对故乡的思念;三者的关系,在处理手法上就像电影中的摇景一样,随着摄影机的推近,取景框的范围越来越小,框内的景物越来越集中,最后放大成一个特写镜头——故乡绮窗前的寒梅。下面我们集中比较一下:这三首诗在情感表达手法上,后者对前者是怎样学习和借鉴的?在继承之中又如何创新:通过浓缩,使情节更集中、感情更深厚、风格更含蓄的。
  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写于羁留洛阳之时。陆机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的名将,吴亡后,陆机闭门读书,十年不出户。晋武帝太康年末年,他与弟弟陆云同被招到京师,从此被卷入司马氏内部斗争漩涡,直到被害,一直未能再返回故乡,这首诗就是抒发他对远在江南的故乡的深切思念,我们从诗中市朝易迁、城阙丘荒等感慨中是不难看出还挟有当年亡国的余痛。
  全诗二十句,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前八句写诗人急于会见家乡来客的慌乱动作和急迫心情,以此来表现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这里出现两个场面:一是故乡亲人对诗人的牵挂,为了知道诗人的近况,特意派人来驾着车马、跋涉江湘,千里迢迢来到洛阳;另一是诗人对故乡亲人的深情,诗人通过投袂而起、来不及穿戴、对客抚膺流泪这三个典型动作,来表现他当时的心情。其中的投袂而起和来不及穿戴是强调他急于见故乡来客的迫切和慌乱。魏晋时代讲究礼仪和风度,往往一举手、一投足失度就会招来终身非议,特别像陆机这样位尊又有声望的名士就更要讲究这些繁文缛节。但此时诗人竟顾不得举止风度,居然投袂而起;也无心讲究礼仪,换衣而不及裳就匆匆出来会客,这只能说明诗人把亲情高高地放在个人声誉和社会舆论之上。对客抚膺流泪更是一种思乡真情的流露。既然说是车马客,看来只是个送信的使者,但诗人竟然把他当成亲人,抚膺长叹、涕泪交流,这大概是爱屋及乌吧!正是因为诗人对故乡、对亲人贮满深情,方会出现如此慌乱的动作,方会使者如此急切地询问、尽情地倾吐自己的思乡。以上是从诗人与亲人两个侧面反映亲情,表达诗人对故乡的思念,此为第一层。第二层是向车马客询问故乡及亲人的近况,其方法是把诗人的探询与车马客的回答揉合到一起来写。诗人的询问沿着这样的思路:邦族情况、亲友下落、故乡风貌,由宗族到亲友,从故人到故地,询问一个接着一个,越问范围越广。这既是诗人对故乡和亲人深情思念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共同心声。因为一个久居外地的游子询问故乡的情况,往往是从自己最挂念的事问起,然后逐渐推开,事事都想问及,故乡的一草一木对远在外乡的游子来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感和思念之情。因此,诗人的这些询问已超出个人情感的范畴,从而带有普遍意义。但诗人得到的回答却是邦族亲友零落凋丧,故乡也发生了巨变:当年“朝野欢娱、池台钟鼓”,庚信哀的江南现在是“市朝迁易,城阙丘荒”,填垄一天天增多,陵上的松柏也成了葱一片。尽管诗人在叙述的过程中没有作过多的表白和品评,但通过描绘出的这一幅幅江南凋零图,我们可以感觉到诗人的心在为故乡和亲人抽搐和破碎;尽管诗人也没有点破市朝迁易、城阙丘荒的原因,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体察出东吴倾覆、国破家亡的难言之痛。诗的最后四句是第三层,是抒发听到家乡音信后的感慨。诗人认为天道崇替、人生易老,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任何人也逃脱不了。这是在自我安慰,也是在故作解脱,联击江南亲人的亡故和自己羁留北方的难言之隐,这种故作解脱之语就更令人心酸。据史载:陆机兄弟羁留北方时,家乡音信断绝,陆氏兄弟为了打探家乡和亲人的境况,想了很多办法,最后靠的爱犬黄耳往来于南北才了此心愿。所以,诗中反映的情况和表达的情感,是真实和真挚的。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诗人表达思乡之情的手法主要有三:一是选择家乡来客这个典型的情节,通过他接待客人时的慌乱急迫和亲切的动作来表达他对故乡的深切思念;二是通过对来客的一连串询问来表现诗人对故乡一切的关注,又通过来客的回答来展示故国的残破和诗人由此而生的酸痛;三是用故作解脱之语激起人们对诗人处境和诗人故乡遭遇的同情。
  初唐诗人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在命题立意和结构方式上都有意识学习和借鉴了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它的主题也是思乡,也是以故乡来客为切入点,也是通过一连串迫不及待的询问,以及询问后的感慨来表现自己的思乡之情,甚至在结构上也一样,也是分为三层:首先是欣逢故乡来客,自己殷勤接待,接着是一连串的询问,是后抒发对此的感慨。但要指出的是,《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对《门有车马客行》既有学习的借鉴,更有发展的创新,表现在主题更加专一,情节更加集中,即在诗意的浓缩上下了一番功夫,从下面的分析中即可看出这点。
  王绩诗的第一层虽然也是欣逢故乡来客时,自己激动的举止和思乡的心情,但场面更为集中,线条也更粗放,它省去了亲人对已的挂念和来客的千里跋涉,专叙自己见到来客时的激动举止和感极而悲的情怀:开头自叙离家日久老大不归,这似不及陆诗细腻生动,反映出王绩诗风平淡疏野的一面,但在表现对象上却更专一,情节相对来说也更集中。
  如果说诗的第一层,王诗和陆诗还互有轩轾,到了第二层王诗就明显超越了陆诗。首先,王诗的内容更集中。陆诗的第二层,主客问答杂揉在一起,既有主人的急切询问,也有来客的一一作答;内容上既要表现诗人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又要表现故乡的破败,亲友的凋丧。王绩的诗则集中表现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关心:从自己子侄的近况到故园的池台的兴废,从园柳的疏密到院梅的开落,内容集中于对故园的关切,其思念之情表达得当然也就更为充分。其次,王诗的主题也更专一。陆诗既表现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又暗抒东吴破灭、兄弟被迫北去的家园之恨。从后一题旨出发,他大力描绘今日江南的凋残破败:大族零落、城阙丘荒,市朝迁易、柏冢累累,充满了朝堂鼎易、人世变迁的追怀和伤感。因此,场面拉得较大,人事纠合也较多。王绩的诗则专抒怀乡之情,而且把探询的光束集聚于故园这个焦点上,作者所关心的是故园的池台茅斋、新竹疏柳、小渠寒梅、院果林花。据《旧唐书·王绩传》:王绩为人淡泊清简,“言不怨时,行不忤物”,人称“乐天君子”,他与隐士仲长子光友善,同“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从这样的品格和人生追求出发,他最思念的当然是故乡的园林,尤其是园内的池台茅斋、竹柳寒梅了。通过这一聚光的焦点,不但集中抒发了诗人的怀乡之情,而且也显示出诗人的品格和追求。比起陆诗来,主题更专一,也多了一些品味。再次,王诗的手法也更巧妙。王诗的第二层,不但专问故园,而且还是一连串连珠炮式的询问。这种急促的使人来不及回答的发问,生动地表现了诗人急于了解故园一切的急迫心情。这一连串发问在思路上也越问越细、追根求源,由故乡的亲友想到他们生活的故园,由故园再想到园内的池台、茅舍、林木,再由林木想到其栽种、灌溉、花果的开放和成熟,让人感到诗人对故园的一草一木都有亲切感,都是异常关心的,这样,诗人对故园的情感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为第二层,是全诗的主要部分,也是王诗对陆诗发展和创新的主要所在。接下去的第三层是抒发问后的感慨。与陆诗不同的是,他不再故作旷放、自我排解,而是坦率地流露真情,甚至要立即驱车还乡,了却心愿。这种直接表露情感的方法,有它粗疏的一面,但在结构上却更单纯也更紧凑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对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它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情节更集中,主题更专一,结构上也更紧凑。
  但王绩的这首思乡诗并非至醇至美:它的情感表达比起陆诗虽更为坦率,却也显露出粗放的一面;结构上虽更单纯、更紧凑了,但显出含蕴不够丰厚。也就是说,它还只是块含有杂质的粗钢,只有到了盛唐诗人王维的诗砧上,才锻成绕指柔的百炼纯钢。王维的这首《杂诗》只有四句、二十个字。从数量上看,只有前两篇诗作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但其含蕴却显得份外丰厚;在情感表达方式上也不像前两首诗那样面面俱到,但更显得纯美和余味无穷;在结构上似更简单甚至平淡,但推敲起来却倍觉精巧。王维此诗如此境界的取得,当然与多种因素有关,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采用了浓缩的手法:诗人在浓缩中精炼主题,在浓缩中开拓诗境,在浓缩中增浓诗意。
  首先,对接待故乡来客的场面进行浓缩。描述:或转述亲人对已的惦记,或直抒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或细写急于接见家乡来客的慌乱动作,或描绘感极而悲的面部表情。但在王维诗中却浓缩为两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种不加修饰的近乎口语的询问,似乎过于平淡、过于质直,实际上却别有匠心,显得诗味浓郁、意境深远。因为这是首小诗,仅有四句、二十个字,诗人却在诗的一开头,就让“故乡”二字反复出现,这样一来“故乡”二字顿时充斥全篇,我们仿佛能感觉到:由于诗人整日把故乡悬在心头,因而一见故乡来客,“故乡”二字便不断地脱口而出。尤其是下句“应知故乡事”更是大巧之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废话:上句已说“君自故乡来”,当然会“知故乡事”。但惟有这样写,方有一种类似儿童的天真和亲切,也更能表现出诗人急于打探故乡消息的急迫心情,也将诗人在特定环境下的情态、口吻表现的更加生动传神。我们读起来,似乎能感到这两句是脱口而出,是诗人内心深长的乡恋积  而成、喷薄而出。比起陆机和王绩的那两首思乡诗,场面大大地浓缩了,但诗意也更加浓郁了。
  其次,是对所探询的故乡之事进行浓缩。陆机诗中对所探询之事范围很广,从亲朋故旧到市场城阙,诗人都一一打听,急于知道。王绩诗中所探询之事到比较集中,仅限于故园,但却更为细致,对一池一台、一草一木都要细细追问,寻要究底。这种无所不问或一连串细问的题材处理方式,对表现诗人思乡的情切和爱乡的情深无疑是有益的,但相比之下,王维的诗在题材的处理上却更经济,也更含蕴:它不像陆诗那样边问边答,也不像王绩那样一味细询,而只问了一句,“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诗人这样处理有两个好处:一是使思乡之情表现得更为集中,也更典型。一个人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与故乡的亲人和景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人和物又往往组成一些生活片段,让游子在回忆之中引发亲切之感,激起思念之情。这种片段,可能是重大事件,它给游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可能是琐屑的生活小事,它反复地在游子的眼前闪现,让人回味起来更有一种亲切感,王维选择的正是后一种片段:这株寒梅开放在故乡的绮窗前,伴着诗人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那寒梅的芬芳与书斋的墨香在绮窗前飘合在一起,送走了诗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记下了诗人家居时的苦恼、甜蜜和希望,因此,这株寒梅成了诗人故乡生活的象征,也成了诗人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另外,这是株梅树,而且是寒梅,寒梅那种傲霜斗雪的不屈精神和冰清玉洁的高洁操守,对青少年时代的诗人无疑是个激励;对诗人不苟合取容、清心寡欲性格的形成无疑是个促进,所以,当诗人踏上仕途、尝尽人生酸苦后,在回想起故乡绮窗前的那株寒梅,就会心神交会、倍觉亲切。因此,用这两句诗来代表乡思,显得既集中又典型。二是使乡思表现得更简洁也更含蕴。“诗如看山不喜平”,平铺直叙、一览无余,会败坏诗的韵味;直抒其情、敞开心扇,弄不好就会影响诗的深度。那种长长清单式的询问,不一定比一两个精心设计的镜头更能反映乡情;同样地,那种边问边答的抒情方式也不一定比有问无答、情不外露更耐人寻味。王维的《杂诗》选择的正是后一种表现方法。他只问了一句:“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便戛然而止,既不写客人的回答,更谈不上对著花还是未对著花感慨的抒发。当然,读者也不会那么傻,真的去追问寒梅开没开花?我们只会对诗人发问的深意悠然心会,只会从中体察到诗人那浓郁的乡情和淡泊的操守,并会从中引发出无尽的遐想——诗的韵味,诗的深厚的含蕴,都从这两个有问无答的结尾中绵绵地牵扯了出来。这也是王维的《杂诗》对前两首诗的发展和创新吧!
 楼主| 发表于 2016-2-15 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碣石山及其诗文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二十

陈友冰

  凡是读过一点中国古典诗词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碣石山的。这座滨于渤海被誉为“千年神岳”的名山之所以闻名华夏,倒并非因为它的风景奇秀、鼎盛香火:它既无泰山之雄浑、黄山之怪特,亦无峨嵋之金顶、九华之古寺。而是由于它和海外仙丹、秦皇汉武的求仙之举,历代帝王和英杰的登临咏歌连在一起。特别是曹操的名篇《步出夏门行》中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毛泽东主席的“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索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更是广为流传。人们说到碣石山,与其说是称颂其山川之美,还不如说是发思古之幽情,领略中国浪漫而雄阔诗词文化。
神州何处觅碣石
  被誉为“以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在其结尾咏叹道:“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碣石、潇湘都在那遥远的地方。但潇湘虽远,还有踪可寻、有路可到;碣石何处,历来却是众说纷纭。我国最早的地理神话著作《山海经》以及《尚书》中就有关于碣石山的记载:《山海经》中的“山经·西经”说:碣石山中流淌出的渑水,向东流入黄河。渑水源出山东淄博,这样碣石山的大体方位约在今日的山东省淄博市附近。《尚书》“禹贡·导山”篇则指出碣石山在太行山、恒山以东的海边。根据这两处原始记载,《水经注》、《汉书·地理志》、新旧唐书、《读史方舆纪要》等历代地理著作及其注家作出不同的理解,至少产生五种以上说法:《汉书·地理志》认为此山在右北平郡骊成县(今河北乐亭县)西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解释说:碣石就是“碣然而立于水旁也”。他认为就是骊成县西南的这座山,此山“山顶有巨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中,莫知深浅”,并追溯了这座山地理位置的变迁:此山“本在河口海滨,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中”。孔颖达在注疏中更进一步确定“离海三十里。远望其山,穹庐似冢,有石突出山顶,其形如柱”。过去学者多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此山在今乐亭县城西南的海中,以符《汉书》、《水经注》的成说。另一种认为在今河北省昌黎县。持此说法最早见于《汉书·武帝纪》注,谓碣石山在临榆,即今河北昌黎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认为碣石山即今“昌黎县北十里的仙人台,即碣石顶也”,并说“上有一巨石,形如瓮鼓”,对班固、郦道元等所说的碣石山已没入海中则不以为然:“昔人谓碣石沦在海中,似未然也”。第三种说法认为碣石不可能在骊成和临榆,理由是《尚书》“禹贡·导山”篇说此山在黄河入海口处,而《禹贡》时代的黄河并不在今渤海北岸入海,此山应在渤海西岸的古黄河入海出附近,可能就是渤海郡的峡山(在今河北海兴县东)。还有种说法认为碣石并非山名而是地名,在今河北蓟县东二十里,即今日山海关东的老龙头,秦长城的东面起点。战国时燕昭王在此建宫,礼贤下士善待郭隗,后人称为碣石宫,此说在山海关一带流行,似为扩大山海关的影响而附会,学术价值不大。
  以上诸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俱停留在学术研讨层面上,并以“乐亭说”影响最大,但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乐亭说”突然退隐乃至销声匿迹,“昌黎说”则压倒诸说成为唯一的主流话语,所有的历史地理著作、山川游记乃至大中学校历史、地理、国文教材,凡涉及碣石山乃至曹操《观沧海》等文学著作时,“碣石山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境内”成了几乎唯一的注释。这种定于一尊局面的出现与毛泽东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人的心态有关,这得从毛泽东的词作《浪淘沙·北戴河》以及对曹操的看法说起。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毛泽东首先看重的是秦始皇,“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毛泽东给郭沫若的这首诗,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其次则是曹操。由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所及,曹操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个“乱世之奸雄”,舞台上的形象则是个双肩高耸,白鼻子奸臣,罗贯中给他设计的那句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也成为他做人的定论。但历史上的曹操并非如此,毛泽东也不这么看,何况他本人就是为反潮流的英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也是他一生的奋斗方向。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从现在出版的《毛泽东主席阅读批注过的古典诗词》来看,他对曹操的诗十分喜爱,反复阅读、多处圈画,并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4年7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避暑,在临行前的7月23日写给女儿李敏、李纳的信中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很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所以在毛泽东的观念中,曹操到过碣石山才是真正的碣石山,而曹操到碣石山的唯一可能就是在建安十五年东征乌桓之际,而五处存疑的碣石地址中,只有昌黎碣石山是在曹操东征乌桓的路线上,因此碣石山应在北戴河西的河北昌黎县境内。据有关人员回忆,毛泽东这次到北戴河后,还叫卫士找来地图,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曹操“上过碣石山”,并告诉卫士们,曹操“是在建安十五年五月出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的”。可见,毛对曹操到过的碣石山、一直心向往之,对曹的《观沧海》也褒扬有加,并在来之前,就查过有关史料,并认定典籍中记载的并为曹操所咏歌的碣石山就是昌黎县境的碣石。大概也就是“曹操”、“碣石”情结在起作用,毛主席首次到北戴河,就写下那首有名的《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索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词中提到的“魏武挥鞭”即建安十二年曹操东征乌桓之事;“东临碣石有遗篇”即是指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一诗。词中虽未对曹操及《观沧海》诗过多揄扬,但联想到毛在另一首词《沁园春·雪》中对历代英主的揶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但对曹操及《观沧海》诗,在词中无半点不敬,可以反推曹操及《观沧海》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其实,毛泽东认定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时间还可推溯得更早一些: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秦皇岛一带视察,就用了一个上午在山海关、老龙头一带登览。据有关人员回忆,当毛站在天下第一关城头眺望西南群山时,就曾问过那一座是碣石山?可见,对碣石山位于何处,他早有己见。在北戴河查地图和在山海关远眺,只是进一步验证心中之见而已。毛泽东这一看法,一些官员、学者当然心领神会,所以“昌黎碣石”在此之后定于一尊犹如圣经,无人敢于置喙。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昌黎碣石”也随着《主席诗词》的大普及,“深入到革命人民心坎里”。1967年春,《毛泽东诗词》英文版出版,《浪淘沙·北戴河》词中自然涉及对碣石山的注释。为了让外国人了解“碣石山位于河北省昌黎县城北五公里处”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率领一班历史、地理专家,在秦皇岛、昌黎一带对碣石山和临近海域作实地考察,最后认定这座碣石山就是《禹贡》所载、曹操登临观海的碣石山。参加考察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还在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刊物《学习与批判》(1976年2期)上发表专论《碣石考》,文中断然否定“骊成说”以及“本在河口海滨,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中”等“谬论”。确认古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偏西十里那座碣石山”,并把这一结论标在他的新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从此世人只知碣石山在昌黎,曹操曾在那里登临并写下诗歌《观沧海》。
帝王之梦与碣石华章
  人生追求的标的,多是权势、财富和长寿,所谓“福禄寿”。作为封建帝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权势和财富已达极至,只有健康长寿,却是个不确定因素,而这个因素又恰恰是享受权势和财富的前提,因此历代帝王多去服药求仙、企求长生。碣石山世称“千古神岳”,又位于大海之滨,所以很自然成为寻求海外仙丹的出发处。始作俑者,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始皇刚统一六国,就开始他的寻仙梦。据《史记·秦始皇纪》记载,这年他东巡至琅琊(今山东日照市附近),登临海之琅琊台,遣“齐人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结果是徐福一去不归,仙丹遂成泡影。但这并未打消秦始皇求长生的热念,六年后,他又东至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即从碣石门出发去海上求仙,又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是燕人,他所找的这批方士羡门子高(即羡门、高誓)、韩终、侯公、石生也都是燕人,正像史学家顾颉刚所云,“仙人几乎成了燕国的特产”;“碣石门”是秦始皇在渡海求仙处所建的门阕,上面刻有丞相李斯所撰的《碣石门辞》,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给百姓带来“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的升平景象。宰相带头拍马屁,大臣们自然像炒股票一样纷纷跟进,于是“群臣诵烈,请刻此石”,于是便有了这个流传千古或者说是遗笑千年的“碣石门辞刻石”。至于“碣石门”在何处?自然也同碣石山一样,历史上是众说纷纭,有的以为在辽宁墙子里,有的说在昌黎,有的说在北戴河,有的说已没于海。但毛主席说碣石山在河北昌黎,见于渡海处的碣石门也只能在昌黎碣石山东的临海处,即今日的秦皇岛。秦皇岛古属碣石地域,原为孤岛,四面环海,直至清干隆年间方与陆地相连。今为秦皇岛市,全市面积7812平方公里,人口267万,下辖昌黎、卢龙、抚宁、青龙四县和北戴河、山海关、海港三区,是1984国家确定的十四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据当地方志载,此地为“秦始皇求仙驻跸处”,明宪宗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在秦皇岛南山立“秦皇求仙入海处”石碑,清末移于东山海岸边,1966年毁于“文化大革命”,1989年重立于东山公园内,并另立“碣石门刻石”一块。此为花岗石自然石块,高5.1米,宽2.9米,厚2米,上镌“碣石门辞”,由中央美术学院钱绍武教授设计,小篆专家李文放篆书。从“碣石门刻石”往下,今筑有宽敞的石廊,一百多级石阶一直铺到海边,在濒海处又拓宽敞的石台,上塑秦始皇巡视碣石雕像:不可一世的秦皇立于铜马车上,雄视大海,须髯怒张,八匹骏马正扬蹄飞奔,探求的双眼中似乎三神山就近在咫尺,两旁的石廊刻有徐福渡海、羡门求仙等四幅浮雕。石雕如此栩栩如生、大气磅礴,使立于雕像之下、大海之滨游人仿佛又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皇时代。我徘徊在碣石门下时曾经感叹:文学艺术也好,科学技术也罢,确实在“与时俱进”:当年秦始皇筑的碣石门绝对没有今天这么气派,李斯们再会拍马屁,也不可能雕塑出如此精美、如此气势的浮雕和立雕。秦始皇也真幸运,两千多年后还有人为他的愚蠢之举树碑立传,而且规模声势还大大超过当年;也居然有这么多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花20元人民币购买门票来对他荒唐行事顶礼膜拜!
  步秦始皇后尘来碣石求仙的是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武帝晚年尤惑于神仙之说,从元封元年到太初三年这八年间,武帝三次“东巡海上”,地点也是碣石拓展到琅琊、之罘(今山东烟台市)和碣石一带。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夏四月,“东巡海上”,“还登封泰山”;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东临渤海,望祠蓬莱”;太初“三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下四夏四月还,。 “东临渤海,望祠蓬莱”固然是求仙祈获长生,“行幸泰山”、“修封泰山祷石闾”也不仅是宣扬文治武功,还为了求仙,因为有一个节目叫“祷石闾”。据应劭《风俗通》,石闾即石闾山,在泰山东南方,“方士言仙人闾也”。据记载,汉武帝在海边停留时间多达三个多月,可见对求仙长生的迷恋与渴求。好在中国毕竟是一个理智的人文中国,尤其是古代,没有旅游局和开发公司,不会为了门票收入和出售旅游纪念品就大造新古董,就不问是非曲直。唐代诗人李贺就曾挖苦过一心谋求长生的秦始皇和汉武帝:“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苦昼短》)。意思是说为什么要服金丹求长生呢?又有谁见过那位骑着白驴成仙而去的任公子呢?人们见到的只是求仙不成的汉武帝陵墓中的一堆枯骨,以及秦始皇棺木中用来掩盖尸臭的烂鱼。清醒的文人当然不只李贺一人,与李贺同时的中唐古文家独孤及在碣石门前也发出类似的慨叹:“徐福竟何成?羡门徒空言。唯见石桥足,千年潮水痕”(《观海》)。明人邵逵在《秦皇岛》一诗中写叹道:“徐福楼船去不会,銮舆曾驻此丛台”,“追思漫忆长生药,回首沙丘事可哀”。邵逵,字可立,陕西商州人,进士出身,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任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为官廉直刚断又重视文化教育,修镇东楼,创建文昌书院,政绩显著。此诗可代表明代当地士绅对秦皇汉武渡海求仙的看法。清代著名诗人后来官至吏部尚书的宋荦,在任直隶通永道时,来山海关视察,写过一首《秦皇岛望海歌》,也发出类似的慨叹:“秦皇已去汉帝至,孤台野岸空千年。蓬莱方丈在何处?一眉新月来娟娟”。有意思的是,历代咏歌碣石的诗篇,皆不是仅止于咏叹碣石风光、山河壮丽,或是叹息批判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荒唐之举,总是蕴含着一些言外之意、景外之情,或是藉以咏志,或是针砭现实,以碣石之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前面说到的曹操就是其中的一位。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五月,曹操率军北征乌桓,八月大败乌桓,斩其首领踏顿。九月从卢龙塞还许昌,路过碣石,登山作歌,这就是有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大概是凯旋而归,曹操在这首诗中显得胸襟开阔、意气风发,不但把眼前的大海写的洪波涌起、恣肆汪洋,充满生命的律动,而且秋风萧索中的草木也是“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充满勃勃生机。曹操通过这幅气势雄阔、充满生命力的碣石沧海图来显现他统一天下的勃勃雄心和旺盛的斗志,被后人视为建安风骨的代表之作。曹操在碣石的咏歌不止这首《观沧海》,同在《步出夏门行》中的还有首《龟岁寿》,也同样是首表白志向的人生之歌。《步出夏门行》一共五首,前为“艳歌”,后有“四解”,并不是一时一地之作,但这首我以为《龟岁寿》也是写在登临碣石之时。因为《龟岁寿》中批判求仙之虚妄,强调生命的质量完全在于自己的把握,所谓“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声称自己虽已年老(是年五十三岁),但壮心不已,仍要抓紧时间,去做一番事业,这就是后来传为名言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显然是由登碣石联想到秦皇汉武,既是对他们求仙之举的否定,也是一种自我反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都不低于《观沧海》。
  魏武之后还有一位唐太宗,也同样借碣石登临来抒发人生感慨和历史使命感。贞观十九年(公元612)春,唐太宗李世民亲帅大军东征高丽路过碣石,“披襟眺沧海”,写下《春日观海》诗。诗中首先铺排碣石沧海的壮阔美景:“积流横地纪,疏派引天潢”,、“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然后借景抒情,抒发“洪涛经变野,翠岛屡成桑”的世事变迁和人生感慨。最后则通过对秦皇汉武求仙之举的批判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历史使命感:“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王。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图王”。表白自己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慕求仙道长生,而要无为之治,实行王道。随驾东征的摄中书令杨师道有首和诗,诗中也强调唐太宗的这次东征,异于秦皇汉武东巡,不是寻求长生,而是要平定叛乱:“北巡非汉后,东幸异秦皇”,“将举青丘缴,安访白霓裳”(《奉和圣制春日望海》)。
  历代帝王和领袖人物登临碣石的共有十位,除了上面提到的秦皇、汉武、唐宗、魏武帝外,还有后来追封为晋宣帝的司马懿,北魏文成帝拓拔睿,北齐文宣帝高洋,隋炀帝杨广共八位帝王,另加两位当代领袖。一位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另一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李是昌黎人,曾游碣石山,写过一篇《游碣石山杂记》,详细记录其与友人登碣石观沧海以及游览山间古刹水岩寺、圆通寺的经过和感受,发表于1913年11月出版的《言治》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李还在1918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3期上发表三首题为《山中即景》诗作,其一为:“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其二:“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其三:“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诗中描述了碣石山中美景以及诗人身处大自然中的感受,体裁间于白话和古体之间,可视为由古体诗向白话诗的过渡。人们一提起五四新诗运动,每称胡适和郭沫若,仅从这三首咏碣石的诗作来看,此也是当时文学革命的前驱之作。
昌黎寻胜与碣石探幽
  世事沧桑,史籍所载的几处碣石山,除了昌黎碣石之外,骊成和峡山的碣石早已沉入海中,荡然无存。唯有昌黎碣石山今日仍傲然挺立,神秀依旧。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称此山是“绝壑万仭,仰凌霄汉,回视边塞,俱在眉睫间”,让人神往不已。2004年4月初,我去北戴河休假,“以观沧海”的同时自然想到“东临碣石”。四月初的北戴河依然带着寒意,北风裹挟着怒涛撞击着崖畔的礁石,掀起朵朵雪浪花。在阵阵潮水漫过的金色沙滩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裹着外套看海的游人。旅游旺季未到,车费自然便宜。昌黎碣石距北戴河约30公里,我出价100元人民币,而且管往返,出租车主也慨然允诺。车主儿的宗旨是只有够油钱,赚一个算一个,只不过在关车门时咕哝了两句:“要是八月份,给我300元也不干”。
  昌黎县城应当说是座历史名城,它是唐代大诗人韩愈的祖居,今日的县委大院即是当年的韩文公祠。此祠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但现在又加重建,雕梁画栋,据老人说比当年的韩文公祠还气派,祠内有展览馆,展出韩愈生平事迹,以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只不过韩文公祠是由“昌黎县文化开发公司”经营,门票20元,不交20元钱,是无法到韩文公祠内感受“复兴”的。昌黎的大街似乎也无文化气息。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六朝之溺”的文章巨公,似乎未留一点遗泽给今日的昌黎,灰蒙蒙的街道上卡车、轿车、骡马车、自行车挤在一起,行人夹在其中窜来窜去,引起汽车喇叭声一片,两旁是一间接一间的餐馆、早点点、兼有按摩、浴足、推拿以及引发想象力的发廊、洗头房等,让人不断回忆起孟老夫子在两千多年说的那句大实话:“食色,性也”。我想找一间书店或者代售报纸、地图、旅游介绍之内的代销点,但车跑了半天,一间也未看到。车主是北戴河人,又很年轻,对当年毛主席的“东临碣石有遗篇”的伟大诗词居然毫不知晓,对碣石山在昌黎何处居然也昏昏然,反而怪我:“别人到此来拜韩文公,或是瞻仰革命先烈李大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爬山,哪里没有山?”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当地人也居然不知道碣石山,我据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碣石在昌黎东北”,问当地人到东北面山怎么走,有位老兄竟然将我们带到“东山公园”,然后热心地向我介绍近处的馒头山、桃花山以及远处的香山。后来我才发现错误也不尽怪当地人,而是出自两处:一是顾祖禹的记载有误,碣石山在昌黎县城的正北,而不是东北。昌黎县城的东北、北方、西方、西南、南方有大小山峰近百座,你说东北方的山峰,当地人自然会将你指向馒头山和桃花山;二是碣石山并非一座山峰,而是绵延的山峦横亘于昌黎城北,史称的碣石山实际上是碣石山的主峰,当地称仙台顶,又称汉武台。你说去碣石山,当地人当然不知所指了。可见顾祖禹这位老兄并未到过碣石,也是位书中掮客:从书本到书本、从典籍到典籍,倒腾来倒腾去。“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放翁这话说得是不错的。
  出昌黎县城北门,前行约一公里,就就可见“碣石门”。石门下有一横杆,挡住进山之路。旁有一亭为售票处,兼作售货亭,卖一些糕点、饼干、矿泉水之类。一位妇女端坐其中,边喂奶边买票,可谓公私兼顾,革命生产两不误。所谓买票,也就是收下10元钱,拉起横杆让游客进去,并无什么票据之类。登仙台顶的山道在峰南,有中、东两条登山路线。东路由黑峪沟出发经阎王鼻达欢喜岭。这一段为深沟幽谷,黑峪沟夹于两山之间。两边石壁峭立,翳不见日;谷道溪水穿石,路滑难行。西面峭壁有一瀑布泉,泉旁镌有“削壁流泉”四字,为明代昌黎知县杨于陛题。阎王鼻在黑峪沟之上,险岩交叠,小道穿行于乱石之中,一巨石高悬如鼻,故得此名,石上镌有“止水”二字。过阎王鼻上行即达欢喜岭,至此已穿过深沟,再往上行,地势皆较平缓,因而叫欢喜岭。延岭上行约二里,即达仙台顶。由中路登山更为险陡。其路线是由水岩寺登程,穿过名为“十八盘”的崎岖山道达“老鹞子翻身”。这里山道狭窄,左为陡壁,右临深涧,游人需紧贴石壁侧身而过,如鹞子翻身。此处为中路登仙台顶的第一道险隘,迎面石壁上镌有“天门第一”四字。沿此上行约二华里山道,皆是傍陡壁临深涧,沿途山风扑面,已可见渤海之涛,此处陡壁上镌有“天风海涛”四字。穿过此段险道,可见一巨岩如门立于道两侧,门上镌有“老虎口”三字,这即是登仙台顶的第二道险隘。由“老虎口“往上,峰回路转,登上一道险坡,路面平缓下来,此处名“把式场”,可能是游人登山途中观看艺人卖艺的地方。穿过“把式场”即是“古庙台”。过去登山至此已无路可上,需绕到后山方能登仙台顶。近来碣石山景区开发管理局在古庙台西侧凿出近百级石磴,直达仙台顶。据昌黎县志,当年的曹孟德就是站在这里高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
  仙台顶呈圆柱形,远看为一顶,实则前后二顶:前顶峭壁上镌有“碧云峰”三个大字,为明末昌黎知县徐可大题,地方百姓称之为“仙人台”,台顶有石棋盘及石脚印,相传为仙人在此对弈所留下,故得此名。其西面石壁上镌有“碣石”二字,为当年奉军总参议杨霆宇所题。据昌黎县志,峰前平台上曾有一座古庙叫“碧霞宫”,供奉“云霄”、“碧霄”和“琼霄”三位女神,今不存。后顶稍高于前顶,无峰名,顶东面石壁上有古刻“金刚般若菠萝蜜多心经”。据县志,顶上有“五雷殿”,为四块巨石围成,内供雷神像。又有大禹伯益庙,今均不存。后顶北面山坡,地势较平缓,据当地人传说,曹操就是由北坡登碣石山的。他将人马驻扎在北坡,带几个随从登上仙人台以观沧海。北坡上有“果老院”、“湘子洞”等八仙遗址,今仅存其名。仙台顶海拔695米,是渤海岸边最高的一座山峰。此峰本在海边,由于海岸前移,现今距海最近处约十五公里。站在前峰仙人台上,放眼远眺,方圆百余里风物尽收眼底:东南方的渤海横陈眼底,碧海银波、孤帆远影历历在目;东方北戴河的莲蓬山下海滨浴场,一座座参差错落的度假别墅以及秦皇岛外星罗棋布的礁岩、洲渚,亦依稀可辨;向南,可见昌黎的内海——七里海和滦河的入海口;向北,则见绵延起伏的燕山山脉以及蜿蜒于山脊的巍峨长城。我辈非曹孟德,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耸峙”、“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雄阔气象,还是能感受得到的。
  碣石群峰之中除了最有名的仙台顶前峰外,还有其它一些胜景:前峰西方有一小峰,其顶如巨型圆柱立于深涧边,很像郦道元《水经注》所描绘的那样:“山顶有巨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中”,县志上称其为“天桥柱”,当地人俗称“棒槌山”,民间传说是大禹治水时系船的石桩,并说上面存有铁环遗痕。今峰上镌有“禹王系船处”五个大字。县志上亦有古诗咏叹此事,诗云:“仙台峰西石尤仙,拔地穿云更插天。苔掩镌铭浑灭字,铁余环锁旧联船。风高百尺摩星斗,节矗三层破雨烟。倘使鹊桥凭作柱,牛女应得会年年”。大禹系船当属子虚乌有,但似可作为碣石当年在海边或”立于巨海中“的一个左证。此峰的下方有一些记游石刻,其中一方为金明昌元年(公元1190)八月,燕山将军刘仲洙题。
  仙台顶前峰的正南有一峰曰宝峰山,又名宝峰台,紧贴在仙台顶万刃峭壁之下的山坡上。宝峰台三面环山,北为碧云峰,东为香炉峰,穿过此峰可达著名的龙潭洞,洞旁曾有海月寺、浩然台等名胜古刹。东面有一山似冠,名纱帽山,与香山东西并峙。宝峰台上有一寺叫水岩寺,又叫宝峰寺,此为由中路等仙台顶的起点。寺建于唐开元年间,因千年兵火,几废几兴。正殿阶前曾立有两个石幢,刻有唐代开元年间灌顶国师不空奉诏书写的经文,为辽代保宁元年(公元969)所建。二十世纪初,李大钊曾游水岩寺,并写过一篇《游水岩歌并序》,亦详细记载了水岩寺内的胜景及兴废,可惜歌记中仅存的胜景今亦不存。现存的水岩寺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复建的,殿宇简陋,塑像也较粗糙,左面建筑为变电所,机电轰鸣,工人往还,更煞风景,也许这就是现代化所要付出的代价。但也正是这阵阵的轰鸣声,会将游人从仙人台上飘然而下的神仙般感觉中拽出,再回到喧闹而杂乱的昌黎现实世界之中。
曹操曾登临的河北昌黎县境的碣石山
 楼主| 发表于 2016-2-15 20:53 | 显示全部楼层
桃花源址及其历史变迁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九

陈友冰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为人们虚构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食其力,个个自得其乐的人间乐土,这块乐土叫“挑花源”。陶渊明并为此写了首记叙并咏歌其乐土的诗《桃花源诗并序》,其序就是中国古代的散文名篇《桃花源记》。这个桃花源本是大诗人为困顿中的中国农民寻求出路而虚构出来的乌托邦,但人们想到也许就像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样,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影子。桃花源也应有自己的原型或参照系。这篇《桃花源诗并序》尤其是《桃花源记》太有才了,因而因此历代文人对此原型地的攀附记为记是在中国目前叫桃花源的地名有很多,湖南常德、湖北十堰竹山县、江苏连云港宿城乡、安徽、台湾、重庆等地都有桃花源。有人统计,全国与此有关的景点有十四、五处之多,如湖南常德桃花源,九江星子县桃源,安徽黟县西递桃源,四川酉阳县桃源洞,福建龙溪有桃源墟,武夷山有桃源洞,江苏泗阳桃源驿,浙江天台桃源洞,山东曹县有桃源集甚至连云南、贵州乃至东北在晋代还是蛮夷之地也有以桃源命名的名胜。所以有人感慨说:“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其中,与《桃花源记》所描述最相似或是陶渊明行迹最接近能的地方主要有三处:湖南常德桃花源,安徽黟县西递桃源和九江星子县桃源。下面依次进行考析:
湖南桃源县桃花源
  位于湖南省桃源县的桃源山。说这里是《桃花源记》原型或参照地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桃花源记》中开头就是“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而桃源县在晋代就属武陵郡。其历代沿革是:夏、商两代,这里属百濮;周朝时,楚子封于百濮,将这一带改为“黔中”,桃花源即在黔中境内;春秋后期,楚平王(前528—516年在位)在今桃源县境内筑了采菱城(一说黄楚城)。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春申君黄歇初封于武陵。秦代在此置临沅县;东汉建武二十六年,从临沅县中析置沅南县,隶属武陵郡,桃花源属沅南县。三国、两晋、南北朝,桃花源的隶属均未改变。所以《桃花源记》中这位晋太元中捕鱼为业的“武陵人”是有可能到过沅南桃花源,并产生某种传说的。
  二是历代地理志书和文人咏歌中多认定此处是《桃花源记》原型或参照地。就在陶渊明作《桃花源记》的晋代,这里的桃花山上就建有“桃源观”(明陈洪谟《嘉靖常德府志》)。到了唐代,废武陵郡,改朗州,合临沅、沅南、汉寿3县为武陵县,桃花源属武陵县。将“武陵”直接与“桃花源”联系起来。又在桃花源重建桃花观,并免除附近20户农户的徭役,以奉洒扫。玄宗天宝七年(748)夏五月十三日,又增至免除附近30户赋税,永充洒扫,守备山林。到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桃花源以道观为主的建筑群已具一定规模,并由官方确定下山界范围,据狄中立于会昌元年(841)所撰《桃源观山界记》称:“东西阔七里,南北长九里,东至厮罗溪五里,西至水溪二里,南至障山四里,北至沅江五里”。这里已成为道家的洞天福地,杜光庭在《洞天福地记》云:“三十五洞桃源山,周回七十里,名曰白马玄光之天,在朗州武陵县。”在此处桃花源留下诗文的唐代名人多达四、五十人,其中有孟浩然、张旭、王昌龄、王维、李白、刘长卿、韩愈、王建、刘禹锡、杜牧、李群玉、章碣等。特别是在元贞元年(805),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革新失败后,被贬到任朗州任司马,曾常到桃花源游览,写有长篇歌行《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桃源行》等诗作,并题有《桃源佳致》刻碑。在《桃源行》中,诗人用诗的语言重复了陶渊明在散文中叙述的故事,最后感叹说:“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其中对世道浑浊和世人不悟的慨叹可能也包含改革失败后自己的人生感慨在内。《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写自己中秋之夜在桃源山赏月的情景,其中有桃源明月月之夜清幽景色的描绘,更有畅游天界的浪漫幻想,其中“群动悠然一顾中,天高地平千万里”、“云帡欲下星斗动,天乐一声肌骨寒”等句,给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似乎也与当年在中央推行改革的历史记忆和事后的感慨!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朝廷把有名胜古迹桃花源的沅江中下游两岸地域从武陵县析出,另置一县,并以“桃源”为县名。其后不久,朗州改名为鼎州,桃源县及境内桃花源遂属鼎州。乾道元年(1165),鼎州改为常德府,桃源县及所辖桃花源随之属常德府。从这个建置,从宋元一直维系到明清。从宋初开始,开始在桃花源广建道观。太宗淳化元年(990),朗州官奉诏修建在桃源山建望仙阁,以附和《桃花源记》中的仙境传说,此时的桃花源已成为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徽宗政和元年(1111)又加以扩建,依山建上、中、下三座道观共1330楹。宋徽宗御笔亲赐“桃川万寿宫”匾额,设提点掌管,此时历代文人咏歌的诗文已积累很多。绍圣三年(1096),田孳将历代诗文由晋至宋咏歌桃源的诗文编纂为《桃花源集》,共四卷,这是与《桃花源记》有关的第一部诗文集。该文集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1140)和孝宗淳熙七年(1180),又先后两次增订诗文篇数增至23二百五十多篇。整个宋代,先后有张咏、梅尧臣、张颙、王安石、苏轼、秦观、黄庭坚、胡宏、朱熹、陆游、姜夔、谢枋得等几十位诗人加入了湖南桃源县境的桃花源大合唱。
  元代也有不少著名文人如张斛、元好问、许衡、吴澄、刘因、揭傒斯、萨都剌、傅若金等来此游览题咏,写下了不少关于桃花源的诗文。元末因兵燹此处毁为一片废墟。明洪武十二年(1379),桃源观住持道士尚维德在废墟上有所兴建,后道士龚贵乡继续兴建。明景泰六年(1455),湖南巡抚李某赞助住持道士谢智常在桃源观旧址建殿数楹。此后成化十八年(1482、)弘治十四年(1501)、正德十三年(1518)、嘉靖四十年(1561)、万历三年(1575)、万历三十二年(1604)、天启年间(1620—1927)以及清代的乾隆八年(1743),道光二十五年(1845)咸丰元年(1851),同治元年(1862)、光绪十四年(1888),常德和桃源县地方官或道观主持对桃花源内桃源观、渊明祠、问津亭、桃源洞口等建筑名胜皆有修葺或增扩。至清代为全盛。整个清代,文人墨客、士宦名流更是纷纷亲往桃花源寄咏或遥寄相思,仅有史料记载者就多达百余人,其中较有名气者如陈士本、罗人琮、李渔、查慎行、俞益谟、王文治、张百龄、陶澍、石达开等。其中乾隆所写的两首诗(《拟桃花源中人送渔郎出源》、《拟渔郎复至桃源不复得路》),均以陶渊明《桃花源诗并序》为本进行咏叹抒怀。清代间,从乾隆十九年(1754)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不足百年间,就先后有桃花源大士阁住持僧一休、武陵秀才唐开韶和武陵庶吉士胡绰,相继编成《桃花源洞天志》、18卷本《桃花源志略》和13卷本《桃花源志略》。为研究《桃花源记》提供了系统的学术资料。
  湖南桃源与《桃花源记》关联在现当代也得到诸多首肯:民国元年桃源大士阁毁于火,民国三年(1914),桃源知事杨瑞鳣赞助主持修梅道人李贯在大士阁故址修建观宇,规模比原大士阁有所扩大,题为桃花观,并将大士堂改名为“古隐君子之堂”,以奉祀陶渊明。士人杨瑞鳣又精选《洞天唱和集》中古人名作勒石20余方嵌壁;民国三十二年(1943),在县人国民党中委覃振及省参议长唐伯球的倡议下,于桃花山头门建桃花源牌坊。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湖南省公布桃花源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湖南省文物部门拨款修整穷林桥、菊圃、玩月亭等建筑,并对桃花源其它古迹进行了修缮和油漆。1976年底“文革”一结束,桃花源文物管理便恢复工作,重修了十年动乱中剥落破败的桃花观山门。1977年,县政府拨款修复豁然轩(原名豁然亭)、延至馆,油漆遇仙桥。1980年,湖南省文化厅拨款整修菊圃,建桃源佳致碑亭。随着改革开放后旅游业的兴旺,湖南桃源更成为热门景点,政府部分更投入大把银子:1987年,湖南省政府公布桃花源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列入省十大风景名胜区之内。省文化部门拨款40万元,修复高举阁,1990年竣工。1991年,批准成立了湖南省桃花源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由原来的股级单位升格为副处级管理机构。1991年冬至1992年春,完成了第一期修复开发工程,修复和新建了桃花源跨国道大牌坊、渊明园、桃花湖、刘禹锡草堂、咏归亭、花影亭、双星亭、五柳湖、水府阁(又名黄闻阁)、问津亭、黄闻山庄、秦人洞、豁然台、秦人居、竹廊、公议堂、奉先祠、延至馆、自乐桥、余荫堂、奇踪馆、傩坛等景点。1992年冬至1993年春,完成了第二期修复开发工程,修复和新建了桃川万寿宫(上宫)、天宁碑院、悠然园、忘岁园、八仙亭、秦城、秦人古道、玄亭等景点。此外,还修建一批供食宿的宾馆、餐馆等旅游设施及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1996年第三期修复开发工程开始。修复、整修和配套了一部分景点,包括桃林、菊圃、渊明祠、集贤祠、桃花观、水府阁观景台、桃川宫、天宁碑院、沅水风光线等处。三期工程共投入资金2亿元,修复开发景点88个。
  与历代对湖南桃源与《桃花源记》关联的首肯,一些方志或工具书,也以此为据,将《桃花源记》原型或参照地定在湖南的桃源县境内,如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今人臧励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海》等。《辞海》在有关“桃源山”条目下注为:“在湖南省桃源县西南。下有桃源洞,又名秦人洞,白马洞”,“是东晋陶渊明所记桃花源的遗址。”
  三是地理环境和风景似《桃花源记》的描述。根据《桃花源记》的描述,符合“桃花源”的地理和景色特征至少要有五点:有一条河溪,两岸皆是桃花,河溪的尽头是座高山,高山有洞口(“小口”),洞口外别有洞天(世外桃源)。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与此特征基本符合:桃花源所在的桃源山,北为武陵群峰,南临沅江,山涧有一条小溪,经桃源川流入沅江,沿溪两岸盛开桃花。桃源山背后是武陵群峰,林壑幽深,山道崎岖。在刘禹锡时代朗州仍是官员放逐的蛮荒之地,魏晋时代这里人迹罕至更是可想而知。桃花山下有一洞口,曰“秦人洞”或称“桃源洞”,以呼应《桃花源记》中秦“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之意。嘉靖四十年(1561),常德知府林应亮建亭于桃源洞口,并题刻“洞口长春”石额。万历三年(1575),湖南巡抚赵贤重镌唐刘禹锡所题“桃源佳致”碑于桃源洞口。万历三十二年(1604),湖广按察使司分巡湖北道副使刘之龙嘱桃源县令魏以克于桃源洞前修建堂宇,又引洞中流水注入亭前小池,题为“灵仙之府”。天启年间(1620—1927),因桃源洞口天然石桥倾仄,桃源主簿孙廷蕙建木桥一座,是为遇仙桥。光绪十四年(1888),桃源知县余良栋将坐落在渔人问津处之校经书院(即桃川书院)迁往县城,又从书院膏火田中提出田20亩及“渔人停缆”处罾埠一所,以其租入备桃花源建筑岁修费。光绪十八年(1892),知县余良栋重修渊明祠,并缘山布置亭阁,按《桃花源诗并序》题名为问津亭、穷林桥、延至馆、水源亭、桃花潭、渔人从入处、豁然亭、寻契亭、高举阁、渔人辞去处、既出亭、向路桥凡12处。
  今日游桃花源在桃花山下牌坊下车。牌坊两边柱上嵌有“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对联一副,概括了这里的主要景致,也暗示此处与《桃花源记》的关联。过牌坊,即是桃花山流下的桃花溪。溪边有“水源亭”、“渔人停缆”“穷林桥”等古迹,右侧便是一遍桃林。阳春三月,灼灼其华。千树万树,如锦似霞醉。从“水源亭”往上,过“渔人从入处”就达“桃源洞口”,当然,“洞外仙境”仅是想象而已。不过,湖南桃源,与《桃花源记》中的描述,相似之处还是很多的。
安徽黟县桃花源
  此处桃源位于安徽黟县境内的西递。说这里是《桃花源记》原型或参照地的主要依据有二:首先是这一带的山水形胜、风情掌故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景象十分契合。黟县位于皖南丘陵的腹部,距黄山仅40公里。其中的渔亭镇坐落在群山之间,为漳溪和西溪交汇处。,从渔亭溯漳溪而上,沿岸多植桃树,阳春三月,桃红似火,随着流水山道蜿蜒向前。在山道弯弯、峰回路转处,原来仅有一洞曰桃源洞可供进出。可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凿徽州通往江西婺源公路时,将此洞炸开填平作为路基一部分,至今在溪旁的岩壁上仅存“桃源洞”三字的石刻,系张光年先生手书。依稀让人遥想“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世外桃源情景。与湖南桃源不同的是,从昔日的桃源洞口向左“复行数十步”,确实是“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西递”村。西递其始建于北宋皇佑年间,至今已近960余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西递始祖为唐昭宗李晔之子,唐亡时为避追捕,改名姓胡逃匿于此。这里土地肥美平旷,经过几百年的休养生息,繁衍成一个巨大的村落。加上这里交通闭塞,躲过历代战乱兵燹,数百幢明清古民居保存完好。2000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切,都颇似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情景,因此在唐代就有“桃源”之称。唐玄宗天宝十二年,李白由宣城南下,经秋浦(今池州市)游黄山后曾到过黟县,在桃源洞不远处的浔阳台垂钓,并留下一首五绝:“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小桃源》)。从“烟霞百里间”、“人尚古衣冠”等诗句来看,李白也是按《桃花源记》的基调来咏歌此地的。如今西递不少古建筑的门额、楼额上仍留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类的石刻、木刻。
  二是陶渊明的一支后人就居住在黟县,因而成为《桃花源记》的原型或参照地的又一个依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在该县西武乡赤岭村陶贤传家,发现其珍藏的《陶氏宗谱》。这本宗谱是清同治三年所续。“宗谱”称,这次续谱参考了皖江之谱,“上溯其源,而源有本,下穷其流,而流不紊”。据《宗谱》首页“黟南陶氏源流序”,黟县这一支是陶渊明第二子陶俟的后人。传至三十五世孙元末的陶庚四,因避战乱来到黟县,爱上这块土地,遂以此为家:“兹溯我支派衍,浔阳祖讳潜字元亮号渊明,侃之曾孙也。公嗣有五,曰俨曰俟曰仿曰佚曰佟”,“以我支考云俟,而下历历可稽至三十五世我公庚四。同胞六而行四,禀性迥异,只知读书好道,时因元季兵乱出游于外,遍览山水,赏心悦目,或吟或咏,怡然自乐,至黟南淋沥,见其山川奇胜,风俗淳美,爱之因家焉。”陶庚四曾有一首五律记载其移居经过:“卜宅南山下,依然气象新。地钟淋沥秀,俗爱古风淳。怀德多君子,论交有善人。故乡今不问,从此结芳邻。”
  据这本《陶氏宗谱》,这位庚四公生有二子,取名光礼、光义。陶光义曾将自己住的地方取名“靖节里”,还建造了土地庙,称“五柳社”,将陶渊明供奉为社神。明弘治年间的《徽州府志》就称陶村又叫靖节里、五柳社。这位光义公甚至将其两个儿子取名为“社子”、“社孙”。这本同治年间的宗谱,就记载了从陶潜之父陶丹始至三十七世祖陶社子共37代人的名讳、生辰、忌日、葬地及妻妾、儿子的姓名。李瑞环任全国政协主席曾来过黟县,翻阅过这本《陶氏宗谱》。
九江星子县桃源
  此处桃花源位于江西省星子县西的康王谷。说这里是《桃花源记》原型或参照地的依据有以下两点:
  一是地理环境和风景似《桃花源记》中的描述。康王谷坐落在庐山汉阳峰下,又称庐山垄,全长约15华里,是庐山第一长峡谷。康王谷谷中西侧峰岭绵亘,青山叠翠,间有瀑布泻下。谷中两侧山峦皆是野生桃树,每年三、四月间, 野桃花盛开,如火如霞,当地人称此为“恩桃”。因战乱或荒年,人们在谷中赖以充饥。为报其恩,当地先人在谷中建有恩桃庵,供奉王母娘娘和桃花圣母神像,春秋祭祀。康王谷也因此享有“世外桃源”的美称。长谷入口处,有溪流自谷中蜿蜓向前,因桃花落英纷纷飘入溪中,故得名“桃花溪”。溪流千回百转一直延伸至谷底,与一条悬空数十米的瀑布相接。此瀑布就是庐山著名的谷帘泉瀑布,上有“谷帘泉”三大字镌刻于崖壁上,为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手书。陆羽在《茶经》中称此泉“为天下第一”。另外,从星子县沿庐山河向东北上溯,即达庐山垅口(即桃花源口)入桃花溪,渔舟可至山前洞口,这与《桃花源记》所述相仿,也是湖南桃源县桃花源和安徽黟县桃花源所不具备的。常德桃花源,自渔舟可达的沅江距桃源洞口有数里之遥,渔舟无法可达洞口;安徽黟县桃花源更要步行十多里。《桃花源记》中的描述这块洞内的人间乐土是入口处极窄,其内豁然开朗。谷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相比之下康王谷与《桃花源记》中所述最为接近:康王谷位于两山相交的极窄处,两侧均为海拔六百米至一千米以上的崇山峻岭,外人无法进入也无法得知有这一绝佳去处。其内则豁然开朗,谷深十五里,地平如砥,遍植水稻桑麻,竹木繁茂,总面积约一万多亩,环境十分优美。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位于陶渊明居处不远,是诗人往返庐山东林寺必经之处。据《庐山志》、《南康府志》、《星子县志》等志书所载,陶渊明故居在星子县西七里的上京山(亦名玉京山),这里西距康王谷桃花源二十里。晋义熙四年(408)六月,陶老渊明上京家遭火灾,遂移居栗里南村,今有陶渊明故居纪念馆,以及柴桑桥、醉石及五柳馆、归去来馆等历史遗址。这里西距康王谷仅五里。陶渊明是庐山高僧慧远成立的白莲社居士,陶渊明常去慧远所在的东林寺与慧远谈经论道,历史上曾留下“虎溪三啸”的佳话。陶渊明去庐山,交往必经康王谷。因此,他对康王谷中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以及淳朴民风自然十分熟悉和了解。以此为原型,虚构一个人间乐土桃花源,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湖南桃源县境内的桃花源
九江星子县境内的桃花源
安徽黟县境内的桃花源:西递村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9:49 | 显示全部楼层
辛弃疾后期行止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八

陈友冰

  祖国秀美的山川中有两处遗址,与南宋著名的词家和政治家辛弃疾晚年乃至一生关系极大:一是带湖,辛弃疾落职在此闲居了二十二年,辛活了六十六岁,正好占去一生的三分之一,大量的精美诗词皆产生在这一带;另一是京口北固亭。辛弃疾六十五岁时被任命为镇江知府,筹备北伐。京口之命是诗人一生的最后一次振起;围绕北固亭的怀古感慨,则是辛词最后达到的创作高峰。
带湖投闲与壮心不已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在隆兴知府兼兼江西安抚使任上的辛弃疾突然被罢免全部职务,而且不容上辩。中书舍人崔敦诗起草的《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公布的主要罪状是化公为私、草菅人命、藐视上级、交接党羽、施行贿赂等。历代学者多以为这是诬陷,今天的文学史家更将此与投降派打击排挤抗战派联系起来。我倒是以为,这当中有的罪状是出于捏造或歪曲,如草菅人命、施行贿赂等;有的则可能是夸大其词或观察角度不同,如交接党羽。辛弃疾曾率一万义军南归,后又担任建康通判、滁州知府,这两地皆是抗金前线,在血与火的考验下,辛弃疾一定有许多生死相随的战友和袍泽,你可以贬义地称之为“结交党羽”,也可以褒义地夸之为患难弟兄。至于化公为私之说,我以为并非空穴来风。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但从今日我在考察中所见的辛弃疾落职后购置的带湖一带田地、房产、家山和瓢泉一带的别墅来看,是需要相当资金的。况且,辛弃疾故乡沦陷,他又是在突袭张安国大营后率轻骑星夜南归,不可能携带大量资产南归,何况在带湖又无薪俸闲居了二十二年,此间又有大量宴饮、酬祚、祝寿、偕游之类应酬,这又需要多少资金来维持?面对“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我以为化公为私之类指责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在有些人的眼里,英雄皆是完人,如有缺憾也要“为贤者讳”:如此齐国的管仲、北宋的晏殊皆很靡费:每进饮,皆是钟鸣鼎食,宾朋满座,按今天的说法是“过度铺张浪费”,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著名的军事家、文学家和一代名相;南宋著名词人张孝祥在静江府任上被弹劾落职,罪状是“脏滥”。宋高宗问及此事时,张孝祥的回答是:“‘滥’或有之,‘脏’不敢奉诏”,也就是说,并非全是诬陷歪曲,但我们在文学史上关于张孝祥的介绍中,却看不到连自己也承认的缺陷。
  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被革职到宁宗嘉泰三年(1203)夏被启用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其间除了在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抚使任上任职两年外,辛弃疾在上饶带湖和瓢泉落职闲居了整整二十年。
  带湖在当时信州上饶郡(今江西省上饶市)城北郊,是一条狭长如带的湖泊,故得名带湖。它的北面是大茅山,东北是有名的风景区怀玉山,其主峰玉琊峰海拔900多米,上有悬崖峭壁、悬泉飞瀑,下有玉琊溪穿林越谷,形成有名的怀玉山十八涧。带湖的东面则与三清湖相连,实际上带湖即是三清湖的一个支汊。大概在明末,带湖便已淤塞,改造成一片水田,今日已夷成一片开阔地,据说上饶市政府已将这片土地卖给开发商,准备建造商品楼——“带湖花园别墅”了。辛弃疾爱上这依山傍水的秀美山川,在带湖东边购置了170多亩土地,建造了上百间厅堂、房舍和亭阁,其中见诸文字,为后人所知的有稼轩、植杖亭、集山楼(后改名雪楼)、婆娑堂、信步亭等。他又在湖边筑堤,造一个“偃湖”新的景区;更凿“新开池”,作为自己的赏玩之所;又买下山峦,遍种松柏,作为自己的啸傲之处。在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抚使任上罢职归来后,他又爱上铅山瓢泉一带风景,又在铅山瓢泉下的期思渡营造别墅。他在筑偃湖堤时,写过一首《沁园春》,从中可以窥探他新居的园林规模和心情:“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叫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蒙蒙”。众山回旋,有瀑布、有小桥,有遍山的松林,松林之外,便是诗人的新居。诗人终日盘桓其间,吟诗作赋之际,还在想着“偃湖”新堤何日筑成,形成烟水蒙蒙的新景。至于说“吾庐小”恐是谦词。如果说170亩的庄园还是小庐的话,我辈的居处就是蚂蚁窝了。宋代理学家朱熹曾私下到过“稼轩”,感叹其厅堂建筑“为耳目所未曾睹”,于是也为拜见便拂袖而去,可见其奢华宏丽。我在上饶一带考察时曾专门到过期思渡和瓢泉。期思渡是信江边的一个渡口,在上饶市东南约12公里处今已不存。据老年人回忆,渡口民国初年犹存,渡口西面是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上面曾有成片屋宇,据说就是辛弃疾瓢泉别墅的遗址。瓢泉今仍在,位于上饶东南10公里,通往武夷山市(即崇安)的公路边。此处叫薛家洞乡横坊村,是辛氏故里,其祠堂已坍塌芜漫,仅剩一石头横梁和几个巨大的石础,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横坊村的背后就是沿山,这是一座不高的山坡,瓢泉就在朝东的山坡上。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清代学者方苞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山吟留别》,非常神往这座神山的高峻和险阻,但等见到了天姥山,却大失所望:“天姥山者,一小丘耳”(《游天姥山记》)。我到了瓢泉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个泉又小又浅,似嵌在一块大石头上,水很清冽,入口也有甘甜之感,但水深不到一尺,名曰“瓢泉”,不仅如历代注家所云“其形似瓢”,也兼有水少之意。当然也可能蕴含佛理:“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靠着这个辛弃疾喜爱的小泉,横坊村办了个矿泉水公司,出售“瓢泉”牌矿泉水。陪同我们的公司总经理给我们每人送了两瓶,喝一口,似没有刚喝的瓢泉水味甘甜,说不定是从沿山下那个溪水中取的,因为瓢泉太小太浅,根本无法开个矿泉水公司。
  瓢泉下、带湖边,辛弃疾就在其间过着寄情山水、交游赋诗的优游生活。写下不少咏歌带湖、瓢泉的绝妙诗章。例如小小的瓢泉,在词人的笔下是:“且对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苍颜照影,故应零落轻裘肥马。繞齿冰霜,满怀芳乳,先生饮罢”(《水龙吟·题瓢泉》)。泉水清冽如冰霜,香甜似芳乳,泉中映着浮云,为陪伴词人而不肯流下山去。词人有瓢泉为伴,也忘了轻裘肥马。对带湖也是如此:“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水调歌头·盟鸥》),可以说是他带湖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当他在福建短暂任职期间,还不时回忆带湖生活:“鸡豚旧日渔樵社,问先生:带湖春涨,几时归也?为爱琉璃三万顷,正卧水亭烟榭”(《贺新郎》)。当然,作为一个爱国词人和胸有大志的政治家,他也并未忘却抗金大业和北伐之志:“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希望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去建功立业、收复中原:“却笑将军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
  隐居中的辛弃疾,除了吟咏山水、优游岁月以及抒发胸中磊落不平爱国之志外,就是酬祚唱和、交接友朋,他不像上文曾提到的刘禹锡,被贬之中清心寡欲、散居闲处,不与人交。他在22年隐居生活中,与许多要人贤达多有往来,如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汤朝美,曾任吏部尚书的韩元吉、曾任福建转运副使的傅安道、江西安抚使施与点、象州教授丁怀忠、信州太守王桂发、郑汝谐,三山(今福州市)太守徐衡仲,名流陈亮、杨民瞻、范开等,或酬祚,或祝寿,或迎来送往,或赠答等,这类诗文多是应酬文字,价值不大,但也有的值得大书一笔,这就是与韩元吉的交往以及与陈亮的鹅湖之会。韩元吉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词人,黄升在《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中称他“文献、政事、文学皆为一代之冠冕”。他是开封人,南渡后寄居上饶南涧,生平著作即命名为《南涧甲乙稿》。韩元吉官至吏部尚书,晋封颖川郡公。主张抗金收复失地,与抗战派词人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交谊甚厚,唱和中亦多故国之思和北伐之愿,如《水调歌头·寄陆务观》“中原何在,极目千里暮云重”,与辛弃疾唱和中的“梦绕神州归路”并多次提到“闻鸡起舞”、“勒石燕然”等。辛弃疾在带湖与韩有数首唱和,称赞韩是文武全才:“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荫,满庭清昼”,并希望他东山再起,“整顿乾坤”(《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看公从试熏风手”、“金印明年如斗”(《水龙吟·再和以寿南涧》)。辛弃疾在带湖赋闲十年后突然启用为提点福建路刑狱公事兼代福建路安抚使,我怀疑与这位前吏部尚书有关,韩元吉在给辛弃疾的一首和词中有这样几句:“南风五月江波,使君莫袖平戎手”,“明年看取,毒旗南下,六赢西走。功画凌烟,万钉宝带,百壶清酒”。词中除称赞辛弃疾的文学才华和军事才干外,主要是勉励辛不要“卧占湖山”、“袖平戎手”,并预期他明年能建树功业,画图凌烟阁,取得高官宝带。看似酬祚套话,个中也透露出一些消息。
  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更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陈亮字同甫,浙江永康人,在哲学上和诗词创作上皆有建树,更是一位爱国志士,曾多次上书孝宗,陈述中兴方略,与辛弃疾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辛弃疾闲居带湖的第二年,陈亮就托人带信,准备前往探望,后因事未果。直到淳熙十五年冬(1188),陈亮才从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市)来访。两人冒着大雪寒风同游鹅湖,共饮瓢泉, “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在瓢泉别墅住了十日,方“飘然东归”。在陈亮别后的第二天,辛弃疾觉得余兴未尽,又追去挽留。走到鹭鹚林,因雪深路滑,无法前行,只得怏怏折回,当晚写了首《贺新郎》寄给陈亮,词中赞美陈亮的人品,诉说相思之情,也抨击了当政者苟安误国,抒发了自己的悲愤:“要破帽,多添华发。剩山残水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陈亮接到信后,立即依原韵和了一首词,词中就辛的抨击和悲愤大加发挥,有些成为流传后世的名句,如“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辛弃疾接到和词后,又用原韵酬答,后一首更加振聋发聩,词的最后写道:“汗血盐车无人问,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词中虽有有志难伸、有才难用的浩叹,但结尾处突然振起,表示自己决不妥协,一定要收复中原、统一神州。所以比起陈亮一味叹息愤慨的和词,要高出一筹。
  鹅湖之会的地点在鹅湖寺。鹅湖寺在鹅湖山的北麓,据《铅山县志》:“山顶有湖,多生荷,故名‘荷湖’。东晋时隐士龚民在荷湖边养鹅,其双鹅育子数百,故又得名‘鹅湖’”。唐代宗大历年间,高僧大义禅师在鹅湖边建寺,朝廷赐名“鹅湖寺”。宋初,为方便香客,寺庙移至此地山下驿道边,在辛弃疾铅山住宅东约十里左右。历史上有两个“鹅湖之会”,不明当地实况者往往将此混为一谈。一是哲学史、教育史上的鹅湖之会是指朱熹与二陆(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鹅湖寺的一次哲学辩论。朱熹与二陆皆为南宋理学名家,但其主张各有不同,朱熹主张通过读书博览来提高道德修养;二陆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按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同为理学名家的吕祖谦同朱熹、二陆皆相友善,想调和两者之间矛盾,于淳熙二年(1175)约朱熹、二陆同聚鹅湖寺,“相与讲其所闻之学”。在相聚的十多天后,两派各不相让,论辩相当激烈。矛盾虽未调和,但学派主张却让天下人更加明晰,并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开会讲(研讨会)之先例,因此在中国哲学史和教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台湾有本哲学杂志就取名《鹅湖》。鹅湖寺在此之后亦改为书院,历宋、元、明、清八百多年久盛不衰,成为祖国东南与白麓洞书院齐名的两大书院之一。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比朱、陆之会要迟十三年。辛弃疾为什么要与陈亮同游鹅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鹅湖山风景佳丽,鹅湖寺久负盛名。鹅湖山是铅山境内名山,现在是“鹅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山体绵延四十多里,青山突兀,秀岭相连,清泉茔澈,飞瀑如练,山下又有唐代古寺,离自己居处又不远,在此招待一位熟喜名山秀水、人文素养深厚的高士,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更重要的是,游览地点设在鹅湖寺亦与朱熹有关。朱熹和辛弃疾虽同为名流,但理念上并不合,文学史家多解释为误会,实际上可能像我在前面提及的那样,朱对辛的操守可能有看法。朱是位理学家,一生主张正心诚意,为人又特别古板道学,对辛的革职以及在带湖、瓢泉的做派可能有微词。而陈亮则与朱熹、辛弃疾皆是好友,陈想学当年的吕祖谦,将朱、辛邀到当年朱、陆相会过的鹅湖寺相聚。投书朱熹后朱也说了一些客气话,但并没有赴会。陈亮在鹅湖等了十多天,不见朱熹前来相会,方“飘然东归”。辛弃疾在给陈亮的《贺新郎》词下小注中亦提及此事:“陈同甫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但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因为朱熹未至而有所逊色,两人的相聚成为文坛佳话,其间的唱和,更成为词史上的丰碑。
京口北固亭与稼轩词章
  镇江,古称京口,位于南京之东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犹如出穴之虎,所以每当南北分治之时,他就成为拱卫金陵的要塞和北伐进击的理想之所。三国时孙权在此建都,并在甘露寺前与刘备结成军事联盟,共抗强曹;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北府大将军刘裕在此渡江北伐,一直打到长安渭桥边。十四年后,其子刘义隆又学乃父北伐,结果却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一直追到与京口一江之隔的瓜洲;宋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金将兀术又从瓜洲渡江,与南宋名将韩世忠鏖战于镇江一带江面 ,韩妻梁红玉亲冒如猬箭矢,在船头擂鼓助战,这就是后世传为佳话的“擂鼓战金山”;宋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宰相韩侂胄又雄心勃勃,准备北伐,重新启用已在上饶闲居了二十年的主战派词人辛弃疾。先是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半年不到,调任抗金前线的镇江任知府,筹备北伐事宜。辛弃疾在任镇江知府前后,写过七篇有关京口风物和抒发抗金之志的词章,这还不包括他知镇江府时所上的奏章和写给政要及友人的书信,其中至少有五首与北固山有关,其中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更是传诵千古。
  北固山系著名的京口三山之一。秦汉时叫“土山”,大概因为当时山上荒凉、黄土裸露而得此名,此名一直沿用到唐宋,大概因为土山在北面拱卫着铁瓮城,又固若金汤,所以宋以后多称山为北固山,一直沿用至今。它的东面是焦山,西面是传说中“白娘子水淹金山寺”的金山,北固山雄踞其中。此山高58米,长200米,宛如一条巨龙,昂首、拱背、翘尾,由南向北饮于大江之中。山体拔地而起,巨石悬空,原东、西、北三面皆临大江,惊涛拍岸,声震数里没,古人曾有“此山镇京口,回出沧海潮”之句。后因江水改道,山东西两侧的江水退去,才形成今日“三面连岗、如虎出穴”之势。
  北固山是一狭长的山体,由南向北,分为前、中、后三峰,之间有条山脊相连,山脊名龙埂,又名甘露岭。古时龙埂东西两侧皆为大江,浩荡的江水极力要撞开龙埂东去而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只得易道北去,镇江今日仍能屹立江滨,亦是此岭之功。前峰又称鼓楼岗,唐以前所说的北固山即指此。三国时吴国在镇江建都,在此峰下筑铁瓮城,东吴官员的府第亦多建于此。峰西南有鲁肃墓,明清以来均有修茸,墓前曾有巨大碑铭,“文革”中被击毁。前峰下有一牌楼,上书清人所撰楹联:“峰巅片石雷三国,槛外长江咽六朝”,此处为游北固山的登山道起点。中峰,又名百果山,它和前峰间原有山脊相连。明世宗嘉靖年间,倭寇突袭镇江,地方官仓促应战,为了便于防守,遂将两峰间的山脊凿断,切断处现为东吴路的便道。山麓西面有凤凰池,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在此议事。山上有东吴大将太史慈墓,还有一座中山造林纪念塔,塔四周嵌有孙中山先生的造林遗训。山上原有柳永墓,今已湮没无存。后峰,又称北峰,是北固山的最高峰,因其断崖绝壁高悬于江上,故又名别岭,这里既是北固山风景绝佳之处,又是名胜古迹集中之地。天下第一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第一亭、试剑石、遛马涧北宋铁塔、甘露寺、以及三国时孙刘联盟的有关遗迹,如狠石、遛马涧、试剑石等。铁塔位于后峰山门处的清晖亭旁,是我国仅存的六座铁塔之一,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此塔原为石塔,为唐朝宰相李德裕为润州刺史时,于宝历元年(公元825)所建,约在唐僖宗干符年间(874——888)倒塌。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16)由甘露寺住持募缘在原塔基上再建铁塔,为七层。至明万历十一年(1583),因“海啸塔颓”,又由僧人性成、功琪重建。1842年鸦片战争时,英军炮击镇江,铁塔又被击毁。现今的铁塔为1960年重修,仅四层,其须弥座和一、二层为宋代铁塔。从铁塔向左,有一山门通向甘露寺,寺下坡壁上嵌有一块石刻,曰“天下第一江山”,原为大同十年梁武帝萧衍登北固山时所题,现为宋代书法家吴琚所书,清代镇江府通判程康庄临摹刻石。北固山被称为“天下第一江山”即由此而得名。相传甘露寺建于东吴甘露年间(公元265—266),寺因年号而得名。刘备到东吴招亲,这里是吴国太相亲的地方。其实,这个传说并不可靠。椐《三国志》:刘备为荆州牧,“(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事在建安十四年,而吴国太死于建安七年,乔玄更是已死去二十六年,怎能去相亲呢?况且此时还没有甘露寺。甘露寺的修建,是在公元六世纪左右,南朝的萧梁时代,原在山下,唐代宗宝历年间,润州刺史李德裕为求福佑,在建铁塔的同时,将甘露寺由山下迁到了山上,同时迁来的还有三国时孙刘结盟的一些传说和遗迹,以此作为寺庙周围的景点,甘露寺成为刘备招亲之处和吴国太相亲之所,即由此敷衍而来。今天甘露寺周围仍存有“狠石”、“遛马涧”、“试剑石”等遗迹。“狠石”今在甘露寺后,是一只无角石羊,大小与真羊相似,左侧腹部刻有“狠石“二字,传说孙权曾坐在狠石上与刘备共商破曹大计。晚唐诗人罗隐有首诗曰《题狠石》:“紫髯桑盖此沉吟,狠石犹存事可寻。汉鼎未安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时难问,苔藓何知日渐深。还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鸠聚话蹄涔。”看来,至少在晚唐前,孙刘狠石共议破曹的故事已为市井所熟知。遛马涧又叫驻马坡,在甘露寺西侧的峭壁上,两面云山夹峙,下有一径如线。据说孙权为了证明“南人善驾舟,亦善骑马”,曾与刘备比肩冲下山涧小径,又连辔登上此坡,“披襟振衣,扬鞭大笑”。清代丹徒举人解怀有首题诗,曰《题走马涧》:“千秋豪杰半消沈,古涧长存独到今。可恨苍苔迷旧迹,马蹄踏处不堪寻”。试剑石在寺前的凤凰池中,完全是附会《三国演义》中孙刘各怀鬼胎、劈石许愿的故事,也就是晚唐诗人罗隐诗中所云的“汉鼎未安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之意,故事的背景还是很真实的。
  北固山上的文物,辛弃疾最感兴趣的是北固亭,在他咏歌北固山的五首词章中有三首是写北固亭,只不过他在词中,将北固亭与北固楼混在一起。例如在《南乡子》中,题为“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中却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其实,北固亭与北固楼是两回事,虽同在北固山上,却是两处景点。
  北固楼创建于唐代,大概又与李德裕有关,因为此楼又名多景楼,楼名即取自李德裕《临江亭》诗中“多景悬窗牖”之句。民间则称之为“相婿楼”或“梳妆楼”,这仍与上述的吴国太相婿和刘备招亲故事有关。多景楼位于北固山后峰最高处,为两层建筑。檐牙高啄,飞阁流丹,楼内回廊四通,面面皆景:东面是一泻千里的大江,远处的焦山带着淡淡的翠霭漂浮在万顷碧波之中;西面则峰岭相连,重峦迭翠,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接之处;近处有金山匍匐于脚下,远望则是星火万点的瓜洲。北宋大诗人曾巩对多景楼前的山光水色曾有过形象的描绘:“欲收佳景此楼中,徙倚栏杆四望通。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人青红。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外风。老去衣襟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正因为如此,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的岳阳楼齐名,并称为“万里长江三大名楼”,北宋的书法家米芾更把它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今天,米芾的题额高悬在多景楼头,两边的廊柱则有今人题写的一联:“北固暂停槎纵我双眸看天边风月,东瀛方用武问谁只手扶第一江山”,此联题于抗日战争初期,此卫国之志、豪宕之情,倒是与七百多年前的辛稼轩搂头题咏一脉相连。楼内的正堂各悬一联,底楼是一长联:“杯酒吊南朝,空余半壁残山长向江流作砥柱;梯云登北固,愿借一杯甘露化为霖雨济苍生”。此联写于内战时期,撰者借古讽今,有许多现实的感慨;“甘露”既是撰者理想,又是借用身边的甘露寺,虚实兼有,巧妙又妥帖。楼上一联为“地窄天宽江山雄楚越,沤浮浪卷栋宇自孙吴”,历史与现实,描景与抒情妙合无痕,亦是一幅佳联。
  两宋时期,多景楼是文人或达官显贵最喜爱的雅集唱和娱宾送客之所,欧阳修、曾巩、苏轼、沈括、米芾、辛弃疾、陈亮、陆游等诗人、学者和科学家在此留下了大量题咏。尤其是辛弃疾,自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南归,开始一直在沿江一带任职,如任江阴府签判、建康府通判、京西路转运判官、知江陵府等,赴任、卸任途中,都要经过镇江,临江而峙的多景楼当然是他赏目登临之处;另外,自孝宗干道元年(1165)春至干道三年秋,即诗人26岁至28岁这三年时间,诗人一直在吴楚一带漫游,名闻遐迩的北固山和多景楼,诗人亦不可能不到。由于史料匮乏,我们难以在现存诗文中对此一一加以指认,但集中有两首写于淳熙五年(1178)的词,可以确认与多景楼有关。这两首词一是《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另一是《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椐邓广铭《辛稼轩年谱》:淳熙五年,词人年四十。这年秋,词人由大理少卿调任湖北转运副使。其赴任路线是先由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达扬州,再沿江西溯。达扬州时,友人和同乡杨济翁与周显先为其接风送行,并同游对江的北固山多景楼。椐杨万里《诚斋诗话》:杨炎正,字济翁,江西吉水人,杨万里的族弟,“年五十二乃登第”,周显先生平不详。从辛弃疾的“和词”小序来看,杨周二人皆有词相赠,周词今不存,杨词曰《水调歌头。登多景楼》,词中抒发了报国无门的悲慨和今日心情的灰暗,所谓“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作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辛弃疾在和词中,既同情其遭遇,又给予安慰和鼓励:“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满江红》一词则是离开镇江时寄赠杨、周二人的。如果说上首词是同情杨周的遭遇,此词则是抒发自己的感慨和不平: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需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笑劳尘,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相转寻,今犹昔。
  词中提到“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显然与北固山、甘露寺的孙刘联盟有关;而“楼观才成人已去”更是直接咏叹多景楼和与孙权有关的传说和史事,至于“旌旗未卷头先白”则既有叹古,也有伤今:稼轩自南归以后,由于“归正人”的身份和“持论劲直,不为迎合”的处世态度,受尽排挤和打击,尽管他雄才大略,一直“以气节自许,以功业自负”,然而事与愿违,南宋小朝廷一直未让他在抗金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始而冷落闲曹,继而调动频繁,终而落职闲居,使他有才难展,报国无门。淳熙五年,诗人正值不惑之年,人生有为之时,就在上一年春,诗人方由江西提点刑狱改任湖北安抚使,当年冬,又改任江西安抚使;到了第二年即淳熙五年春,又召往杭州做大理少卿,下半年,又调任湖北转运副使。这样频繁调职,使他在任何一个职位上都不可能有所作为,因而产生年华虚度、壮志成空的人生感慨,所以,他在词中慨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相转寻,今犹昔”以及“能消几两平生屐?笑劳尘,三十九年非,长为客”,皆并非全在怀古,亦在伤今。至于“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则是由于干道初年曾在吴楚一带漫游,也是辛弃疾在此之前曾到过北固山、多景楼的证据。
  北固亭又名临江亭、祭江亭、江山第一亭,在多景楼下东侧绝壁之上,槛外即是大江,是北望中原的最佳之处,所以又名临江亭。相传三国时刘备兵败彝陵,病死于白帝城,孙夫人闻讯后登上此亭,向西遥祭,然后投江而死,故又得名祭江亭。至于“江山第一亭”,则是近代康有为所书。今日的北固亭是明末崇祯年间所建,四面石柱上刻有两幅楹联,一幅曰:“客心洗流水,荡胸生层云”,为集杜甫诗句而成;另一联是:“此身不觉出飞鸟,垂手还堪钓巨鳌”。亭北的临江胸墙上,镌刻着辛弃疾的草书《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咏歌北固亭的词章,则是在晚年任镇江知府之时。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稼轩被诬陷削去江西安抚使一职,从此在上饶带湖断断续续闲居了二十二年。“稼轩”这一别号也就是在此时起的。直到宁宗嘉泰三年(1203),宰相韩侂胄当权筹措北伐,大力擢用“士大夫之好言恢复者”,一生力主收复失地又极有军事才能的辛弃疾自然又被朝廷想了起来。这年六月,辛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岁末,又召赴行在,宁宗要亲自垂询北伐大计。临行前,好友爱国诗人陆游写长诗相送,要他一切以抗金事业为重,同时要谨慎从事。第二年正月,宁宗召对,辛弃疾没有辜负老友及一切爱国者的希望,提出了“金国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促可以应付之计”这一既积极又慎重的北伐方略。召对以后,辛弃疾擢升为宝谟阁待制、并任北伐前沿军事重镇镇江府的知府,去作伐金准备。辛弃疾一到镇江,不顾六十五岁的高龄,竭尽全力规划北伐措施:他首先定做了一万套军服,准备从沿边招募一万边民组成先遣队。因为“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而且这些边民要单独组军,不要与官军混杂,不然受军中腐败之气影响,不但会削弱战斗力,而且会沾染争功自戕的坏习气。在军事部署上,他建议在淮东山阳和淮西安丰设立两屯,各置一军 “新其将帅,严其校阅”。对镇江诸务,他亦力加整顿,为北伐作好各项准备。根椐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他认为“更须二十年”积极备战,北伐定能成功。就在此间,他两次登上北固亭,先后写下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和《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两首流传千古之作: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相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两首词的共同之处就是虽为登临之作,却无一句关于北固亭或亭前风景的描绘,完全是抒发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爱国之志,或是借古喻今,阐明北伐方略,与自己在镇江的军事处置相表里。在前一首词中,他称赞敢于与强曹对抗的孙权,说他是曹、刘的唯一敌手,表示要“生子当如孙仲谋”,借此来激励同志,表达自己的抗金决心。在后一首词中,他除了表达自己老当益壮的爱国之志外,更着重于阐明自己的北伐见解,即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的方针。他举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草草准备,便匆忙北伐,导致“仓皇北顾”为例,告诫当局要准备充份方可北进。可是,急于求成以巩固自己地位的韩侂胄根本听不进这些意见,相反却在开禧元年(1206)七月,下令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与此同时,又莫名其妙地将辛弃疾调离镇江,改知隆兴府。还未等其上任,又以“好色贪财,淫刑聚敛”的罪名撤回新的任命,使辛弃疾又一次回乡闲居。就在离开京口前夕,诗人连续写了三首词:《瑞鹧鸪。京口有怀山中故人》、《瑞鹧鸪。京口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离开京口返乡途中,又写了两首词:〈玉楼春。乙丑京口奉祠西归,将至仙人矶〉、〈瑞鹧鸪。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在这些词中,词人虽也极力表现解脱政务后的轻松感和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如“偷闲定向山中老,此意须教鹤辈知”、“悠悠兴废不关心,惟有沙洲双白鹭”,但内心深处,对韩侂胄等只求虚名,不务实际叶公好龙式的做法还是耿耿于怀的,对韩等断送了收复中原的大好机会更是悲愤难平,这从词中的“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等诗句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就在辛弃疾返乡后不久的第二年春天,韩侂胄在匆忙之中草草北伐了,由于招募的民兵不是当地边民,又与官军混杂在一起,结果是“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甚至自相残杀,椐当时曾到淮甸视察,亲眼目睹宋军溃败情况的程珌回来报告说,“无一而非辛弃疾预言于三年之先者”。韩侂胄本人,也为这次草草北伐付出了脑袋。至于辛弃疾,也在壮志成空后的这年秋天,带着“生前恨不见中原”的无穷遗憾与世长辞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知镇江府,是辛弃疾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个亮点;在镇江尤其是在北固亭的题咏,是稼轩词中最辉煌的绝唱。
辛弃疾铅山带湖隐居处的瓢泉(陈友冰摄)
辛弃疾与陈亮相聚的上饶鹅湖书院(陈友冰摄)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诸葛亮隆中故居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七

陈友冰

  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诸葛亮。他既是聪明智慧的化身,又是贤臣名相的典型,特别是他在《戒子书》中所说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誓言,已成为中国千百万家庭的治家格言和人生座右铭。诸葛亮(公元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少年时代随叔父避乱荆州,遂隐居于南阳隆中。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刘备三顾茅庐,请其出山共图大业。在诸葛亮的主谋下,刘备集团联吴抗曹,取得赤壁之战大捷,据有荆州后又西进益州,建立蜀国,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刘备兵败虢亭后,在白帝城托孤。自此蜀汉事无巨细,皆决于亮。诸葛亮更以百倍忠诚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决心,南渡泸水,平定蛮族叛乱;然后六出祁山,准备北进中原。终于因兵力单薄、粮草不济,未能毕其大功。建安十二年秋,病逝于北伐途中的五丈原,享年五十四岁。
  关于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和政治军事成就,多有论著研究介绍,本文主要结合乡土风物介绍他在隆中的情形以及一生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
躬耕垄亩与博览群书
  诸葛亮原籍是在琅琊阳都,其远祖诸葛丰是西汉元帝时司隶校尉,父亲诸葛珪泰山郡郡丞。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瑾,弟弟诸葛均,另外还有两个姐姐。诸葛亮大约在二岁左右,母亲去世,七岁左右,父亲又去世。这时哥哥诸葛瑾才十五岁,尚不能持家,全靠时为豫章太守的叔叔诸葛玄来料理和接济。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诸葛亮的家乡琅琊一带发生战乱,以至“鸡犬无余”、“无复行迹”,为避战乱,除长子诸葛瑾在琅琊留守祖莹外,诸葛玄与荆州太守刘表有旧,遂率诸葛亮等举家南下襄阳避乱。来到襄阳后,诸葛亮与其弟诸葛均便在刘表办的“学业堂”学习儒家经典,两个姐姐一个嫁给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另一位嫁给中庐(今南漳县)大族蒯家子弟蒯祺。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诸葛玄去世,诸葛亮便携弟弟到襄阳城西的隆中寓居。这年诸葛亮十七岁。直到建安十二年,随三顾茅庐的刘备出山离开襄阳,诸葛亮在隆中寓居了十年。
  由于史料的匮乏,诸葛亮在隆中十年活动,我们知道的不多,但从他本人留下的诗文以及《隆中志》等有关史料来看,我们大体知道一些轮廓:
  一是躬耕陇亩,自立自足。诸葛亮在后来的《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也说诸葛亮在襄阳“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诸葛亮一家随叔父来荆州避乱,在襄樊一带并无祖业,叔父一死,随失去主要生活来源,只有自食其力靠躬耕度日,所以诸葛亮说他“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并不是谦词。另外,汉末天下动乱,赤地千里,据《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在避乱中常衣食不周,何况黎民百姓了。所以当时士大夫从事躬耕以免冻馁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流寓东吴的徐州人步骘就“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书”(《三国志·步骘传》);襄阳大名士也是诸葛亮的亲家庞德公还和妻子一道下田耕耘,上山采药(《襄阳志》);另一位名士被称为水镜先生的司马徽也常在菜园内除草。所以,当时地位比他们低得多也年轻得多的诸葛亮说他亲自躬耕,应当是可信的,后人对此也无怀疑。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人曾巩就曾咏歌:“孔明方微时,息驾隆中田”。明代的吴绶也有诗赞颂诸葛亮的躬耕自给:“食力安生业,山前数亩田。雨晴耕白水,春暖放乌犍。东作思无逸,西成望有年。后来持此术,佰业富西川”。诗中不但赞颂诸葛亮在隆中躬耕自给,是尊奉周公《无逸》之教,而且他年轻时参加劳动这段经历,对后来治蜀重视农业、了解农事,使西蜀以农为本、佰业兴旺,也起了很大作用。据有关史料,诸葛亮的“躬耕田”有一百多亩,在乐山和旗山之间的诸葛亮冲。清代的郧襄观察使赵宏恩在康熙十九年曾做过具体丈量,确定当时的“躬耕田”为116亩,并在“躬耕田”旁立碑镌刻丈量的结果。今日的“躬耕田”约有20亩,在隆中景区老龙冲内,位于抱膝石之南,荷花池之西。
  二是博览群书、刻苦求学。这方面史籍虽无具体记载,但也留下蛛丝马迹。十七岁之前,他与弟弟在襄阳的“学业堂”专心攻读儒家经典,叔父去世后,他担起生活重担,便像流寓东吴的步骘一样“昼勤四体,夜诵经书”。这些经书首先是儒家经典,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在他心中占有主导地位并支配着他出山后终生行为:《三国志·蜀书·甘皇后传》中记载诸葛亮奏请封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的理由是:“《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在《与孙权书》中,指斥曹丕称帝是“汉室不幸,三纲失纪,曹贼篡逆”;在《治乱》一文中,又强调“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另外,这些经书也包括治国驭军理政所需的兵家、法家、道家、墨家、农家等诸子百家思想,使诸葛亮成为综汇百家,各取所长的治国能手,这从他出山以后的相业和治国方略中即可推断。他曾将《申子》、《韩非子》、《管子》和《六韬》手抄给太子刘禅,要他学习。其中申、韩是强调法制,管子是重农富民,六韬则是兵书。诸葛亮手抄(也许还有批注)给刘禅,是要他学习治国之策。此间动机,刘备也深知晓,刘备在白帝城病危时还在遗诏中提及此事:“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可见对其重视。同时,诸葛亮也是老庄淡泊无为旨归的信奉者,这充分体现在他的《戒子书》中:“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去世前,指示他的后人要薄葬节用:“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不使内有余帛,外有嬴财”,这又和墨家主张一致。可见诸葛亮阅读经书,既有主导思想又能兼采各家之长,以学以致用、达世知变为目的。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能臣和贤相的典范,殊不知他的文学成就也相当辉煌。建安时代,以三曹七子为代表邺下文人集团,他们反映社会动乱、同情民生疾苦,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壮志,表现出一种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诸葛亮虽在西蜀,但其文章中流露的忧患意识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感,与邺下文人集团在内在精神上却遥相呼应,同样体现了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他于建兴五年北伐曹魏之前所写的《出师表》,分析三分天下中蜀国的危急境况,勉励刘禅继承亡父遗志,自强图存,充满危机意识。然后叙述自己受先皇三顾之恩,决心奋不顾身挥师北伐,“攘除奸凶,兴复汉室”,更充满一种悲壮感。表文叙事详明切着,说理透彻晓畅,感情真挚,不着雕采,朴实无华,完全可以代表建安前期的时代风格,也获得了后代诗人学者的极大尊重。杜甫在诗中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又慨叹“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陆游更是佩服不已:“出师一表真明世,千古谁堪伯仲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出师表》“志尽而文畅”,为“表之英也”。他的《建兴六年上言》(又称《后出师表》同样表现了不计成败利钝,一心为国尽忠尽节的高风亮节。其开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极显堂堂正正之气,成为后来正国体、讨逆贼的誓书名言,其结尾处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成为志士仁人为国尽忠尽节的座右铭。至于有人认为诸葛之文“文采不艳,而过于叮咛周至”,《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之辩解,把前后《出师表》比作周公之诰,都是动员令,对像又都是“众人凡士”,必须朴实无华而且要再三强调,这是由文章的功用和对象所决定的。
从《梁甫吟》到《隆中对》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自己“躬耕于南阳”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一种托词。他并不同于后来的陶渊明,躬耕陇亩只是避乱的一种手段,待时而动则是其目的所在,正如清人在《抱膝亭跋》中所云:“虽在小隐,未尝须臾忘天下”。诸葛亮在隆中的一些言行也可证明这点:《三国志》本传说诸葛亮在襄阳躬耕陇亩之际,“好为梁甫吟”。春秋时期齐国晏婴设计用二桃杀三士,《梁甫吟》即是咏歌晏子的才智:“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晏子是齐国的相国,贤明而有才智。诸葛亮经常在躬耕之余抱膝长吟此诗,他的期待值是十分清楚的。有次,他的好友孟公威动了思乡之情,想回北方老家去。诸葛亮劝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四方之志。还有一次,他与好友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在一起畅谈未来,诸葛亮对三位友人说,你们如果做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三人反问诸葛亮将来可以任何官职,诸葛亮则笑而不答,其志自然不是众人的刺史、太守之类。
  正是从此远大志向出发,诸葛亮在隆中除了攻读经书,为今后治国理政汲取史鉴、积累经验外,还拜师觅友,在一起议论古今、品评人物,探讨天下大势,分析理乱之由,以此来开拓视野、增长才干和寻找政治上的同盟者。襄阳是当时的荆州首府,地处冲要、交通发达、经济繁荣,避北方战乱而南下的士大夫多盘桓于此,如王粲、司马徽、宋忠、綦母闿等,另外,这里地灵人杰,也有相当一批地方才俊,长辈如庞德公、黄承彦,同辈如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庞统、马良、马谡、廖化、杨仪等,他们多是诸葛亮的好友。其中有的成了诸葛亮的姻亲和保护人,如庞德公,有知人之鉴,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风骨凛然,多次拒绝刘表的延请不仕,诸葛亮虚心向他求教,“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庞德公也非常赏识诸葛亮,称其为“卧龙”,并让自己的儿子娶了诸葛之姐,两家结为姻亲。另一位沔阳名士黄承彦也非常赏识诸葛亮,亲自将自己的女儿许于诸葛为妻。黄承彦系出名门,他的妻子是襄阳望族蔡讽之女,荆州的水军都督蔡瑁的姐姐。庞德公亦是刘表着意拉拢的对像,他们成为诸葛亮的姻亲和对诸葛的揄扬,不仅提高了诸葛亮的地位和声望,而且对避乱荆州、身处异地、无依无靠的诸葛亮,也充当了政治上的保护伞。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如庞统、马良、马谡、廖化、杨仪等,则成了诸葛亮后来治理天下的同道和盟友,蜀国军事上、行政上的骨干力量。庞统曾率刘备主力挺进西川,去建立三分天下;马谡则率领北伐主力攻打曹魏,以至街亭一败则全线崩溃,诸葛亮只好匆忙撤兵,自贬自罚;廖化更是蜀国后期主要的军事将领,一直流传一句俗语:“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司马徽、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这批人或是诸葛亮在“学业堂”的同学,或是至交好友,他们经常“晨夜相从”,谈古论今、揣摩学问,分析天下之势,这种切磋不仅开阔了诸葛亮的胸襟、增长了才干,而且由于他们的铺垫和荐引,使诸葛亮虽隐居隆中却誉满天下,这是刘备愿意三顾茅庐的基础和前提。在此之前,刘备曾访天下事于司马徽,司马徽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于俊杰,此间有卧龙、凤雏。二得其一,即可安天下”。徐元直在离开刘备时,更是郑重再三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这直接导致了刘备三顾茅庐。正因为如此,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这四人后来虽皆仕曹魏,成为诸葛亮的政治对立面,但诸葛亮始终对他们心怀感激和敬意。诸葛亮任蜀国宰相后,在《于群下教》一文中回忆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他在北伐中还特意写信给司马懿,让其代问候孟公威。
  “隆中对”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刘备第三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寻求统一天下大计时,诸葛亮所作的对答。此事刘备身处新野小城,粮乏兵少,还备受刘表猜疑,又面临曹操大兵压境,可以说是危如累卵。但他在向诸葛问策时并无狼狈或沮丧,而是强调“汉室倾覆,奸臣窃命,主上蒙尘。故不度德量力,欲彰大义于天下”的使命感,以及在陷于困窘的今日,“然志犹未已”的不屈之志。另外,此时刘备已是久经沙场的四十七岁老将,诸葛亮则是未经风尘躬耕陇亩的一位二十七岁青年,但刘备却承认自己“智术浅短”,虚心请教“君谓计将安出”?正是这种礼贤下士坦诚谦逊的态度,以及为天下忧气度襟怀赢得了诸葛亮的信任,所以诸葛亮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隆中对”的主旨是通过对天下大势的分析为刘备设计图存应对之策,它可分为三层意思:一是曹操、孙权各有自己的优势,不可图也不可与之争锋;二是刘备只有占据荆州并西进巴蜀,这样才能立稳脚跟,形成三分天下之势;三是在此基础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机北伐,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应当说,这幅先三分,再一统的政治进取蓝图既现实可行又鼓舞人心,刘备和诸葛亮这对历代明君贤相的榜样,他们的完美结合正是建立在这副蓝图的基础之上。诸葛亮正是为了实现这幅蓝图而出山,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隆中遗迹与历史沿革
  隆中位于今湖北省襄樊市的西郊,距市中心约二十五里,地处鄂西北荆山山系的余脉,内中包括隆中山、乐山、大旗山、小旗山等山峦以及诸葛亮冲、广德寺冲等山间平原。山峦不高,最高的隆中山也仅海拔306米。但其间冈峦起伏、沟壑纵横,山林四季常青,溪水不断。《三国演义》描述刘备三顾茅庐时看到的隆中景色是:“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较为准确地道出了隆中特色。
  诸葛亮出山后,隆中的草庐保存了下来。据南朝人盛弘之的《荆州记》,云隆中孔明故宅“宅西友三间屋,基址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另一位南朝人鲍在《南雍州记》中也提到“隆中诸葛亮故宅”。晋永兴年间(公元304—306)即在诸葛亮去世七十年以后,镇南将军刘弘到隆中,在诸葛亮故宅前凭吊,命太傅掾犍为人李兴着文,立碑纪念,则是隆中诸葛故居最早的一块纪念碑。据碑文所载,当时的诸葛庐已经只剩断壁残垣,成为“故墟”了。但到了东晋升平五年,时任荆州刺史别驾的史学家习凿齿游隆中时,武侯故居已整修一新,他在《诸葛武侯故宅铭》中形容此时的武侯故宅是“雕薄蔚采,鸱阑惟丰”,雕梁画栋,屋脊高耸,俨然是座庙堂,这就是隆中最早的武侯祠。南北朝时期,武侯祠不断得到维修,唐以后,其建筑规模更有所扩大。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景让在维修武候祠时,亲撰《蜀丞相武乡侯诸葛公碑》,背面则是有名的晚唐散文大家孙樵撰的《刻武侯碑阴》。唐光化三年(公元900),昭宗李晔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御赐庙堂,并立《唐改封诸葛亮武灵王庙记》碑于庙堂之内。宋代的武侯祠也得到很好的保护,隆中也成了游览胜地,王安石、苏轼、曾巩等皆有纪游诗文。苏轼为一首古风《隆中》,抒发在武侯祠内见到诸葛遗像和对隆中山水的感受,诗中写道:“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另外还专门写了篇《诸葛武侯画像赞》,称赞诸葛亮“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最后感叹说:“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宋人郑思肖、王柏和清人尹会一也都在看过隆中武候祠内诸葛亮的画像后,分别写有《先主三顾草庐图》、《武侯画像》和《武侯像赞》等诗文。
  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荆南道观察使吴绶对隆中武候祠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和扩建,增建了三顾堂、古柏亭、野云庵,连同原有的躬耕田、梁父岩、抱膝石、老龙洞、半月溪、六角亭、小虹桥,合称“隆中十景”。但几年后武候祠却遭到极大破坏,这也是中国历代以权势毁坏文物典型的一例。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袭封襄阳王的朱见淑看中了隆中的山水,奏请皇上将隆中作为自己的寝陵所在。恩准后便毁掉诸葛草庐,迁走隆中书院,封山驱民,大造墓园。不仅原有的土木建筑,就连两晋唐宋以来的碑刻石铭,也毁坏殆尽。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为万世师,其聪明智慧也为后人所乐道。朱见淑此举,当然会招致天怒人怨,朱见淑并未能寿终。朱见淑一死,其子暂理襄阳府事的光化王朱佑稙就向朝廷上奏,声明“隆中亮庙历唐宋元皆知崇奉,实非异端淫祠”,该墓被毁,是乡民不能正确理解襄阳王的意图而导致,因此请求重建。正德二年(公元1507)明武宗批准建庙,并御赐匾额“忠武”。襄阳王朱见淑的墓亦存于隆中林间,仅为林草淹没的一抔黄土,块然独处于粉墙青瓦的武候祠之外。“江山若有待,花鸟更无私”,武候祠与襄阳王墓的兴废再一次说明历史的选择、百姓的好恶是公正无私的。当然也说明了中国的历史文物,仅凭个人的好恶,是无法得到很好保护的。
  隆中在清代也进行过多次维修和扩建,主要有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郧襄观察使蒋兴祀的重修;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襄阳观察使赵宏恩在明襄阳王废陵上的重建武侯祠,并在草庐原址建草庐亭;雍正七年(公元1729)襄阳府事尹会一,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中宪大夫、湖北分守安襄郧道李学敏皆对武侯祠重修;光绪十四年至十九年(公元1888—1893)兵部尚书、湖广总督裕禄和湖北提督程文炳又进行大规模重修,并新建抱膝亭和“古隆中”牌坊。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蒋介石到隆中举行奠祭仪式,并为隆中题写匾额、楹联,并拨款新建淡泊亭、中正堂,重修荷花池和铜鼓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1957年、1980年、1985年又多次对武侯祠、三顾堂、三义殿进行翻修,并新建了吟啸山庄、老龙洞等景区的建筑群。1994年1月,隆中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隆中名胜包括诸葛亮遗迹性文物和纪念性文物两大部分。属于前者的有:草庐亭、六角井、躬耕田、抱膝石、小虹桥、观星台、琴台、梁父岩等;属于后者有武侯祠、三顾堂、抱膝亭、明万历年间诸葛画像石刻、“古隆中”牌坊、草庐碑等。其中草庐亭即是当年诸葛亮在隆中居住之所,后人以《出师表》中“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草庐”作为屋名。现今的“草庐”是1987年重建的,在原草庐故址西五十余米。为一仿汉建筑,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四百六十多平方米,分为前后两个院落,由草堂、客房、卧室、厨房、内走廊构成。清人赵宏恩有首《隆中诸葛草庐诗》,写的颇有感慨,诗云:“汉季群奸探赤符,慨吟梁父独扶孤。扇摇战月三分鼎,石黯阴云八阵图。泣鬼文成何有魏,陨星人去失吞吴。劫灰不冷英雄气,襄水忠魂晓夜呼”。草庐内有些楹联也很能警顽起懦,如:“自来宇宙垂名,布衣有几;能使山川生色,陋室何妨”;“才须学也,自布衣而至卿相,耕读本始;法以威之,亲贤臣而远小人,纪纲当先”;“隆中山有幸,龙盘虎踞留遗貌;大业功未成,鞠躬尽瘁感后人”。原草庐故址则建有一座“草庐亭”,为双层六角亭,门额题有“草庐遗址”四字,两边石柱刻有一幅对联:“扇摇战月三分鼎,石黯阴云八阵图”。六角井原在诸葛亮宅院内,为诸葛在隆中的生活用井,现在三顾堂和草庐亭之间偏右。现在的井体为砖砌六边形,上有雕花的六块石栏,井口直径1.38米,井深5米。六角井最早见于习凿齿的《襄阳记》:“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曰‘葛井’”。鲍至在《南雍州记》中也提到该井:“隆中诸葛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明人王越咏《六角井》诗云:“一脉深沈起卧龙,风云未遂济时功。古今多少英雄泪,尽在先生此井中”。在隆中诸葛遗迹中,有关诸葛井的历史记载最详,井的位置也一直未变,所以,在诸葛草庐遭到破坏,尤其是在明孝宗弘治二年遭襄阳王朱见淑毁灭性破坏后,此井就成了判断诸葛草庐位置的主要依据。武侯祠是祀奉诸葛亮的祠堂,始建于晋,历经兴废,现在的武侯祠是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由郧襄观察使蒋兴祀重建的,建筑面积约1131平方米。乾隆、光绪年间以及进入二十世纪的1954年、1957年均做过维修,1973年还对大殿和二殿进行了改建和翻修。现在的武侯祠为四进三院的层台建筑,中院有左右廊房。大殿内供奉诸葛亮以及其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的塑像。大殿两侧有东西配殿,西配殿叫“三义殿”,供有刘、关、张三人塑像,东配殿叫“娘娘殿”,为诸葛亮妻子黄氏的供殿。前面三个殿陈设八阵图拓片等诸葛遗物,后人写的楹联、诗文以及诸葛亮活动过的地方,如成都武侯祠、陕西五丈原、街亭、定军山等图片和介绍。武侯祠的右前方有座石牌坊,上刻“古隆中”三字,两边对联是杜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殿内的一些楹联写得也较好,如光绪年间滇南黎天才的“岗枕南阳,依旧田园淡泊;统开西蜀,尚留遗像清高”;道光年间知均州事尧城的“出处媲耕莘,寄命托孤,卓尔卧龙诚国士;忠勤昭伐魏,大星遽陨,咄哉司马叹奇才”;民国年间黄冈李云的“画三分,烧博望,出祁山,大名不朽;气周瑜,辱司马,擒孟获,古今流传”;今人陆定一的“智谋隆中对,三分天下;壮烈出师表,一片丹心”。咏歌武侯祠的诗文也很多,清人龚恺的《祭隆中诸葛武侯祠》写得感慨颇深,诗云:
载将芹藻到庐前,敬奠春风忆昔贤。
业济两朝卑管乐,图开八阵走云烟。
明知有魏难全汉,强事吞吴欲挽天。
二表孤忠苍碣在,至今松柏泣年年。
诸葛亮故居湖北襄樊古隆中
古隆中内诸葛草堂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柳宗元柳州生涯现地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六

陈友冰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已挨过十年永州(今湖南省零县一带)之贬的柳宗元,再次拖着衰病之躯,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六月二十七日来到了更僻远也更蛮荒的柳州(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州建城始于西汉,汉武帝元鼎六年(111年)设谭中县,即以此为县治,地址在今广西柳州市鱼峰区的驾鹤山。隋代改为马平县,县治移至城北的雀儿山以东。唐代置柳州,下设马平、龙城、洛容、洛封、象县这五县,治所在今日的柳州市,属桂管经略使管辖。当时的柳州,人烟稀少,极其荒僻。至唐玄宗开元年间,柳州的五县仅有三千七百三十四户。到了柳宗元被贬的元和年间,更减为三千二百八十七户(据《元和郡县制》记载)。柳宗元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到了柳州之后又不服水土,于是先罹患了一种奇疮,险些送了性命,后来又得了伤寒,治愈后身体更衰弱。更为痛苦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无端被贬,壮志成空,同道者无缘再聚,故乡又远在天涯,都使这位感情丰富又脆弱的诗人,镇日感伤不已。他到了柳州后,有一首诗寄给同时被贬的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四位同道,这就是有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茘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此诗借登高眺远,抒发了诗人叠遭打击、被贬遐荒的忧愤,同时也表达了对同道者的怀念和聚会无期的惆怅,很能代表当时的心境。
  但是,柳宗元又是一个不肯苟且因循的人。尽管荒州地僻民穷,自己又身心角瘁,但一上任,就投入繁忙政务,而且昼夜操劳,不得休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留下了众口交赞的政绩。其中之一便是解放奴婢。当时的柳州有一种恶俗:穷人借高利贷,过期还不起钱,就要没身为奴。这样,一方面大批破产农民沦为奴婢,使生产力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不甘心为奴的农民又铤而走险,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柳宗元从同情贫民和维护社会治安出发作出规定,让那些卖身为奴的人,按为奴的时间来计算报酬,报酬与借款相抵时,就自动解除奴役关系。韩愈的政治见解与柳宗元相左,但却很欣赏柳宗元这一做法,当韩任袁州刺史时,就仿此做法解放袁州的奴婢。可见柳宗元这一施政措施的普遍社会意义。柳宗元还是当时少见到具有经济头脑的政治家。他知道要改变柳州这块蛮荒之地的生活条件,单靠务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经济作物。他在柳州提倡植树造林,尤其是种植经济林木。他身体力行,带头在城西北角种了200棵柑桔,并写了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诗,来表白他种柑树的目的,诗是这样的:
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
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
几岁花开闻喷雪,何人摘宝见垂珠。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诗中表白他种柑的目的不是学东吴丹阳太守李衡为后代留下遗产,而是学屈原借橘明志。等到柑橘结果,遗惠柳州时,自己大概也能品尝到为政辛劳后的甘甜吧!他还有首《种柳戏题》,同样表达了他欲改变柳州面貌、遗惠后人的愿望: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荫当复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柳宗元在柳州,还致力于复兴文化,编写地方志,并“大修孔子庙”,以达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仪”之教化目的。柳宗元来柳州时,当地人吃水要到柳江取水,天旱江水浅远,往返艰难;雨天更是泥泞难行。当地人也挖过井,可能由于土质不好,屡次崩塌,结果造成一种迷信,柳州不能破土挖井。柳宗元为解决柳州居民饮水困难,亲自勘查地形,选定“城北隍上”作为井址,为了不增加民众负担,动用公帑雇工凿井,“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为了开发民智,他又写了《井铭·并序》和《祭井文》以纪其事。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挖井,不仅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也带有破除迷信之意味。经过他几年的辛勤经营,柳州的经济和文化乃至街道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塍”这对一个人口仅九百户的柳州城来说,确有点“乐生兴事”的景象。柳宗元此时虽身处荒州,却未忘国家大事。在柳州期间,陆续有《平淮夷雅》、《柳州贺平破东平表》、《贺中书门下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表》等上奏朝廷的表章以及贺诗,表达自己消平藩镇、中兴王室之愿。这说明作者在顺宗永贞时代(805年)的壮志,并未因放逐而消磨殆尽,相反的却老而弥笃,久而愈坚。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的后期,名相裴度(765—839)已经执政。当年朝廷贬谪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偏远州刺史时,就是靠身为御使中丞的裴度抗颜上疏,才迫使宪宗皇帝收回成命,才将刘禹锡由播州刺使改为条件较好一些的连州刺使。这说明了裴度对长期远贬的永贞诸人是抱有同情的。此时又加上北归的吴武陵向他推荐柳宗元,所以到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接诏,准备离开柳州,并已向上司管桂观察使裴行立辞行。关于这一点,柳宗元集中虽无记录,但他的好友又是同道刘禹锡在祭文中说得很明确:“自君失意,沈伏远郡。近遇国士,方伸眉头。亦见遗草,恭辞旧府。”(《祭柳宗元文》)但他还未及成行,就赉志以殁。他在死前一年,与部将魏忠、谢宁等饮酒时,就曾有预感:“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结果不幸言中。柳宗元为官清廉,柳州又是荒凉之州,所以他死后家境很是凄凉,留下二子二女。长子周六仅六岁,次子周七是遗腹子。长女年龄大些,但也未成人。还是柳宗元的上司和好友管桂观察使裴行立为孤儿寡妇筹措了费用,由柳宗元的表弟卢遵经办丧事,并把灵柩运回长安万年县,归葬于先墓。但柳州百姓并未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又无端遭贬的天才诗人,更未忘记他在困顿之中仍为柳州人民兴利除弊、遗惠一方的德政。柳宗元逝世后,柳州人民在城东南的罗池畔修建了一座柳侯祠,并且在祠后建了衣冠冢,以享四时香烟。
  柳侯祠建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因为在罗池之畔,又叫罗池庙。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赐额“灵文庙”;但历代仍习惯称之为柳侯祠或罗池庙。柳侯祠在元代至大,明代永乐、嘉靖,清代康熙、乾隆几朝,曾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但皆毁于兵隳。现在的这座祠堂是清代的建筑,壁上存有乾隆时柳侯祠和书院等建筑的石刻图。光绪三十年(1906),此祠址开辟为柳侯公园。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又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改进。
  从柳侯公园南大门向北,迎面就是柳宗元的雕像,风神疏朗,矫首昂视,似无柳州贬谪的忧愤。基座一侧刻有有名的“龙城石刻”铭文。唐天宝元年(742),相传有八龙现于柳江之中,柳州改称“龙城郡”。此铭据说是柳宗元所撰书。全文是:“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予得之,不解其理,特欲隐予于斯与?”看来,他把铭文与自己的柳州之贬联系起来,作为自己命运的一个预言。这个石刻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种骆的《续前定录》。这本书作于唐敬宗去世不久。但历代凡说到“龙城石刻”者,以为是赝品者居多。从石刻的原文来看,大概是“厌胜”之类的避邪物。既然是避邪物,总要找一个大人物作载体来传播,这样既增加权威性,又能增加可信度。对柳州人来说,刚去世不久的柳宗元当然是最理想的人物。
  从柳侯塑像后面往北走,便是柳侯祠了。门额所刻“柳侯祠”三字,是郭沫若题的,两旁的对联是清人杨翰(宛平人,道光进士,工书画)书的。联云:“山水归来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系集韩愈《享神诗》词语而成。祠内天井院左右各有一井围,井旁有三方刻石。其中之一是柳宗元撰的《井铭》,另外两方是府志中关于柳宗元凿井等政绩的记载。当时柳州人迷信,不敢破土打井,饮水则取自柳江。而柳江岸高坡陡,天旱江浅,攀岩下江,登涉艰难;雨季江水泛滥,道路泥泞,汲水更加危险。柳宗元到任不及半年,为解决民众饮水之难,立即雇工打井。他以当地专家谈康和尚和井工蒋晏为顾问,在城北湟上选定了井址。为减轻民众负担,他动用了府库六千三百匹布购置器材,并调驻军三十六人来挖井;下挖至七丈四尺深时,“冽而多”的泉水喷涌了出来,“邑人争以灌”。为开发民智,他又写了这篇《井铭》。按汉人懂得用井,历史很久,早在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的汉民就已懂得用井,河北邯郸沟龙山文化遗迹就发现过水井遗迹。柳州建成在西汉元鼎六年,到柳宗元时代已九百多年。即使柳州再荒僻,也不至于到中唐时代还知道井。实际上,一九八三年在柳州市区东南九头山附近西汉古墓出土文物中,就有陶制的井栏。那么,怎样解释唐时柳州无井呢?我想可能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柳江改道,中唐时的柳州城居民区在柳江故道上,土质疏松,容易崩塌。柳宗元在凿井时还写了一篇《祭井文》,文中说到“唯昔善崩,今则坚好”,就是明证。打井易崩难城,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迷信:打井破坏风水,老天不让挖井。这也就是柳宗元在《井铭》中所说的“怨惑讹言,终不能就”。这样长期以往,曾有过的汉井也塌巳毁废了。柳宗元通过当地专家,选井址于城北湟上,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深挖七丈四尺,并用特制的大砖一千七百余块,才得以成功。这也从反面证明此柳江故道上凿井之难。二是柳江穿城而过,虽涉艰难,毕竟有水可饮,于是避难趋易,害中取小,不再打井了。
  天井院的两侧是碑廊,陈列宋元以来的碑刻四十多件,以及柳宗元制柳州其间的文物资料。天井院的正北为正厅,内有柳宗元和他三位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的画像,为元代石刻。画像的左右即是著名的罗池庙碑和荔子碑,荔子碑高2.2米,宽1.20米,为黑色大理石碑,碑文是韩愈为柳州民众祭祀柳宗元而写的祭歌《迎享送神诗》。因此诗的开头一句是“荔子丹兮黄蕉”,故得此名。此碑立于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碑文为苏轼书,镌刻刀锋圆熟,笔画丰腴流走,朱熹称之为“奇伟雄健”,明代王世贞更评为“苏轼书中第一碑”。此碑融合柳宗元之事迹,韩愈之诗文,苏轼之书法,所以一问世,即被视为珍品,称为“三绝碑”。此碑经历颇为坎坷。此碑立于宋宁宗嘉定十年,距苏轼去世已一百六十年。为什么苏轼的碑书一百多年后方刻石立庙呢?这与当时的党禁有关。宋徽宗崇宁年间,新党复起,视苏轼等旧党为仇敌。蔡京等在朝门外立党人碑,开列三百零九人的旧党名单。他们的著作一律销毁,子女永远不能在朝为官,甚至忠贞家庭的子孙也不准嫁娶“元祐党人”。作为旧党之首的苏轼著作当然首当其冲,他题写的碑碣当然也不能幸免。崇宁二年曾下诏:“应天下碑碣傍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因此,荔子碑当然亦在除毁之例。直到南宋乾道六年(1107年),孝宗朝彻底为苏轼平反,赐谥为“文忠公”,并赠以太师高位,这以后才会有嘉定年间的重新刻石。但是此碑的坎坷并未就此为止。从宋代到明代,该碑又在兵隳中迭遭厄运。据清代《马平县志》载,此碑曾因兵隳毁弃,不知下落,直到明嘉靖年间修筑柳州外城,才从地下失而复得,但碑之一角已残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柳侯祠被改为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荔子碑被砌入办公室墙壁之中,用石灰泥巴涂得与墙壁浑然一体。“文化大革命”中,为逃避“红卫兵”扫“四旧”的厄运,好心人又把此碑埋入污泥之中。直到改革开放之今日,已残断的荔子碑方被视为国宝,镶以大理石边,矗立于正厅之内,供海内外人士观赏。至于唐长庆三年(823年)立的《柳州罗池庙碑》韩愈撰文,沈传师(贞元进士,吏部侍郎,工书法)书,因是名人名文名书法,所以也同荔子碑一样,也有“三绝碑”之誉。所不同的是:自宋代以来,对此碑的真伪一直存疑。不过据我所考,此碑应是真迹。因为认为是伪作者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第一,碑刻落款年月是穆宗长庆元年,但碑记中所列的韩愈和沈传师的官衔则皆是长庆二年后所授;第二,刘禹锡为柳宗元所编的《河东先生集》“序”中,提到韩愈为柳写的两外两篇纪念性文章:《柳子厚墓志铭》和《祭柳子厚文》,唯独没有提到《罗池庙碑》;第三,柳宗元在柳州任职是刺史,到宋代才被加封为文惠侯,而《罗池庙碑》却称柳宗元为柳侯。另外还有一些个别人提出的疑点,诸如:“从书法上看,也不像沈传师字体”;柳宗元生前没有提到过罗池,刘禹锡也没有提到过罗池,“偏偏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四年,对罗池如此感兴趣,不能不使人疑是伪作”;“庙碑内容、风格与《柳子厚墓志铭》、《祭柳子厚文》完全不同”。⑴关于第一个疑点,欧阳修和朱熹都认为是“后人传模者的误刻”。其实更大的一种可能是罗池庙与罗池庙碑之间有个时间差:罗池庙建于长庆元年,《罗池庙碑》则作于长庆二年之后(欧阳修惹认为是长庆三年),但沈传师在书碑时为了与建庙时间保持一致,倒填了年月,这样造成了《罗池庙碑》落款为长庆元年,文中却出现了韩愈、沈传师长庆二年才得到的官号。在古代寺庙碑记中,建庙在前,作碑在后的事例是不少的。在退一步说,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朱熹,都只是说后人误刻,也从未怀疑此碑的真实性。至于第二点疑问则决定于刘禹锡写《柳河东集序》的时间。柳宗元死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八日,韩愈的《祭柳子厚文》作与元和十五年五月,至于《柳子厚墓志铭》的写作时间,据刘禹锡《祭柳子厚文》中提到的韩愈袁州改牧一事,应为元和十五年九月。而从第一点的考论可知,《罗池庙碑》则写于长庆二年之后,此时距柳宗元去世已经近四年。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刘禹锡的《柳河东集序》作于元和十五年九月之后,长庆三年之前,这样看到韩愈写的前两文而没有看到《罗池庙碑》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设定刘禹锡的《柳河东集序》一定写于《罗池庙碑》之后,并以刘文未提《罗池庙碑》为椐,来反断此碑是伪作。至于第三点,似更不足椐:其一,古代称州牧为侯,这是通例,《诗经》孔颖达疏就说“侯为州牧也”,李清照就称知湖州的丈夫赵明诚为“赵侯”,韩愈在《送杨少尹序》中称河中郡少尹杨巨源为“杨侯”,所以韩愈在《罗池庙碑》中称时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为“柳侯”毫不足怪。其次,古代诗文中也常将“侯”作为士大夫的尊称,如杜甫称李白为李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李侯金彦闺”⑵;韩愈称员外郎殷洧为“殷侯”,⑶皆是例证。至于说柳宗元、刘禹锡文章中没有提到罗池,应当是很正常的。因为韩愈提到罗池,是因为柳州人在罗池为柳宗元建庙,柳宗元生前不可能预知死后四年,柳州人要在罗池为他建庙,甚至不会想到他会死在柳州。在柳的眼中,罗池不过像柳州的其它许多处所一样,他不可能处处都写入诗文之中。刘禹锡未提罗池,也只能说明《柳河东集序》是写于建罗池庙之前。至于内容风格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的风格,就像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我们怎么能要求墓志铭、祭文和庙碑是同一种风格呢?再说,一个大作家、大书法家都会有多种风格,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杜甫诗歌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但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却是一个“喜”字贯穿其中,完全是开朗乐观基调;李白诗歌以豪放飘逸名世,但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却是那么质朴与内敛。更何况,韩愈一生“唯陈言之务去”,以创新为己任呢!所以以风格不同来断定《罗池庙碑》为伪作,似无多少道理。
  柳侯祠正厅之后约十米,即“柳侯墓”。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柳宗元殁于柳州。一年后,由其表弟卢遵将灵柩运回京兆万年县棲凤原(今西安市临潼境内)安葬。柳州百姓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就在其棺木厝放处建一座衣冠冢。原为毛石砌墓,后于清代重建,碑题为“唐刺使文惠侯柳宗元之墓”。联曰:“文能寿世,惠以养民。”“文革”中期这墓被“红卫兵”毁平。“文革”末期“评法批儒”时才修复,郭沫若题额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衣冠冢的西北角有柑香亭。原来柳州人为纪念柳宗元手种黄柑二百株,遗惠柳州,曾在城西北角建柑子堂,堂内有刻石,刻有柳宗元的《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一诗。据宋人陶弼诗中记载,宋时此堂和刻石仍在。其后原址塌废,文物荡然。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始在东面的罗池上另建香亭,后又移至罗池畔,并立碑记其事。后又几经反复兴废,现在的柑香亭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按照乾隆年间的样式而重建的。
  柑香亭之东即罗池。据明人李西涯《罗池书屋记》载:“罗池在柳州城东二百武,广袤可数里。”唐代更在远郊,面积更大。由于淤塞,池面逐渐缩小;到了清代,仅长十二丈,宽六丈了(清《罗池庙址界碑记》)。清代的柳州城区已扩大到罗池。它的南面即罗池街,街右为太平桥,现在已成为商业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了。
广西柳州的“柳侯祠”
柳侯祠内柳宗元衣冠冢
注释:
⑴杨群<柳州罗池庙碑质疑辨伪>,《柳学研究动态》1987年5期
⑵《与李十二白寻范十隐居》,《赠李白》
⑶《送殷员外序》。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9:54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家将”遗事故址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五

陈友冰

  北宋名臣范仲淹有首《渔家傲》,描述他在西北孤城抗击西夏的经历与感受,其中写道:“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如果用此来形容万里长城上的千古雄关雁门关,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雁门关坐落于勾注山脉的千嶂万壑之中,扼守于万里长城铁裹岭段的冲要之处,北据塞外,南屏晋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赵国良将李牧在此镇边北防;秦国大将蒙恬在此北筑长城以守藩篱;汉代的苏意在此屯兵,以防高祖白登被围的历史悲剧重演;北魏在此守关则倒过来,防止南人北侵;唐人又将此反转,筑关以备胡。到了积贫积弱的北宋,这里更是与辽国反复拉锯的战场。时称“杨无敌”的杨业就镇守在这里,由此敷衍而成的英雄传奇故事《杨家将》,活跃在白话小说、艺人唱本以及戏剧舞台上。
一、从“杨无敌”到杨家
  通过《杨家将演义》这部章回小说、《穆桂英挂帅》等京剧、豫剧、黄梅戏等戏曲传奇以及民间艺人的鼓词、评书,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百姓中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杨令公撞死李陵碑,杨七郎乱箭身亡,杨四郎流落番邦,杨六郎把守三关口,杨八姐闯幽州;七个儿子或是代君王死节,或是被奸臣害死,或是被俘招为“番帮”驸马,或是看破红尘出家五台山,当然还有继承遗志把守三关口的杨六郎。《四郎探母》、《金沙滩》、《杨门女将》等已成为“国剧”中久传不衰的保留节目。“杨延辉坐宫苑,自哀自叹”,“三通炮响震乾坤,天波府走出我这年迈的人”,稍微年长一点或有点京剧常识的人,都会哼上两句。但是,要指出是,就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是历史上真实曹操,《杨家将演义》中的杨老令公等杨家将也不同于历史上的杨业等人。
  据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杨氏族谱》以及《宋史·杨业传》、《三朝北盟汇编》、《太宗实录》等历史资料,历史上的杨业是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一说是麟州(今陕西神木)人或河东(今山西运城市)人,系汉太尉杨震的少子杨奉之裔孙,杨衮之子。杨衮(《宋史·杨业传》作杨信)字君爱,为北汉的麟州刺史。杨业生于五代时后梁明帝天成三年(公元928),卒于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原名重贵,自小就风流倜傥,以豪侠自任,特别善于打猎,所获猎物要超过别人数倍。他曾经对人说,今后我若为将带兵,也就像今日带鹰犬逮野鸡和狐兔一样驾轻就熟⑴。杨业刚满十八岁时,便在北汉皇帝刘崇手下任职,为保卫指挥使,深得刘崇宠信,赐姓刘,名继业。杨业以骁勇闻名于北汉,所攻无不克,国人称其为“杨无敌”,因战功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正月,太宗亲率军攻北汉,五月,北汉主刘继元降宋,封右卫上将军,刘继业仍据城死守。太宗久闻其名,命刘继元劝降。⑵杨业降宋后又恢复原来姓氏,但保留“刘继业”中的“业”字,单名杨业。杨业降宋后,受到宋太宗的召见,史载宋太宗“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大将军。师还,授郑州刺史”。⑶之后,宋太宗又力排众议,任命杨业为代州太守兼兵马都监。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继位登基,由其母萧太后辅政,复国号为大契丹。消息传来,宋拥决定乘辽朝政局未稳之机,兴兵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雍熙三年(公元986)正月,北伐军兵分三路。东路主力由曹彬、米信统率,由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发,向幽州(今北京市)推进;中路军由田重进为帅,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县北),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高地;西路军由大将潘美为帅,杨业为副,加上两名监军王诜、刘文裕,率军出雁门关,攻取山西雁北地区。宋朝的计划是东路主力缓缓向幽州进发,吸引辽军主力,中路和西路得手后,迅速逼近幽州,与东路主力会合,共同夺占幽州。
  战争初期,中路和西路捷报频传。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西路军相继收复寰州,朔州、应州,进而攻克塞外重镇云州(今大同市)。中路军也迅速攻克飞狐、灵丘地区,并夺得蔚州。然而,就在西路、中路军顺利执行宋廷作战计划的时候,东路主力军却出了问题。曹彬、米信等并没有执行宋廷缓行的命令,而是迅速进军。先是攻克固安(今属河北),继而又连下幽州以南重镇源州(今河北源县),接着又克新城(今属河北),大破辽军。面对曹彬大军的进攻,辽朝南京(幽州)留守耶律休哥固守不出,只派少数军队袭击宋朝运粮队伍。曹彬在源州停留十多天,由于军粮不济,不能前进,只得退回雄州。此时又传来中路、西路军的捷报,东路将士迫不及待要求进军。曹彬只得再次进攻源州。这时,萧太后和辽圣宗已率大批辽朝援兵进驻添州以东50里处,命耶律休哥以少数兵力阻击宋军。曹彬等边打边进,百把里路用了20多天才走完。虽再下源州,然而兵力疲惫,加上天气炎热,粮草又缺,根本无法抵挡辽军主力,只得再次后撤。辽军趁势追击,宋军大乱,在岐沟关(涞源县西南)被辽军追上,打得大败,死者几万人。东路主力一败,形势急转直下。辽将耶律斜参率10多万人马掉转矛头西向反攻,迅速攻陷蔚州、易州、涿州,并直插晋北,灵丘、应县、马邑相继失守。强大的契丹军团出现在雁北,使西路军刚收复的云州陷入敌后,成为孤城。
  在此态势下,西路军无法扼守已夺得的云、应、寰、朔等州。宋太宗只好下令放弃四州迅速撤退,但要求西路军掩护四州居民同时内迁。但如何率领民众内迁,主帅之间却产生了分歧。杨业认为今日辽兵新胜,气势正旺,不可正面犯其锋。朝廷只是让我们转移四州百姓南迁。我们可以表面上在大石路摆出迎战的阵势,暗中通知云、朔的守将,将云、朔百姓撤出,从小道直入石碣谷南迁。但这个极为实用的建议却为监军王侁所阻,认为是避敌畏死。杨业不得已,只好领军自大石口赴朔州迎敌。临行前,杨业对主帅谓潘美泣告说:“此行必败,但你们不听我的建议反说我怕死,我只好死在前头了”,并指着陈家谷口(今在山西朔县南)对潘美和王侁说:“请诸君安排好步兵强弩,张开两翼,守住谷口,准备接应。等我转战来到此处,就命步兵夹击救应,否则,这支人马将全军复没”。说完便同他的儿子杨延玉以及73岁的老将王贵等,领兵杀向前方。[1]
  战事果然如杨业预料的那样:杨业在赶赴朔州的路上果然落入耶律斜轸的埋伏圈,大败而退。而依约埋伏在陈家谷口王侁,在未得到杨业消息的情况下,将辽兵为了诱敌的佯败当成是溃退,为了同杨业争功,遂领兵离开谷口去追击。潘美既节制不了王侁,又在得知杨业兵败时,畏敌逃走。所以当杨业且战且退至谷口时,见无一伏兵,顿足捶胸大哭,返身率士卒与辽兵力战,身上数十处受伤,士卒也伤亡殆尽,其子延玉和爱将王贵俱战死,马也受了重伤不能前行。杨业只好藏匿在树林中,最后被辽将耶律奚底所射中,坠马被擒。杨业被俘后,拒绝劝降,绝食三日而死。⑸
  这段战事,被一些小说家和民间艺人改变成《金沙滩》、《李陵碑》、《潘杨讼》、《昊天塔》等戏剧和小说,成为杨家将故事中最精彩也最悲壮的一段华章。但有意义的是,在民间故事和小说戏剧中,这段情节是非分明、忠奸昭然,但在学术界,却有着相当的争论,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几种看法:
  首先、杨业被俘后是否有过乞降行为?一种认为是有可能的。降大任在《关于杨业晚节的一个疑点》一文中认为根据《辽史》等相关史料记载,杨业被俘后求饶乞降是有可能的。另一种则针锋相对,认为杨业乞降之说不能成立。其理由是:杨业乞降之说,仅见于《辽史·耶律斜轸传》以下的一段记载:杨业兵败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决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而其它史书都载杨业被俘后三日不食,壮烈殉国。《辽史》中的这段记载,是否是耶律斜轸的自我夸耀?就在《辽史》的这段记录后面,就有“臣浩”作的考证,为杨业辩诬:“按杨业秉性忠义,被擒三日不食死。安得有称死罪之语哉!”⑹这是其一;其二,杨业人称杨无敌,若杨业愿降,可立致富贵,其部下也不会全部罹难。他不乞降于四面楚歌之时,而在爱子部将皆战殁之后,于情理不合;其三,据杨业时代不远的刘敬、苏辙皆作过咏歌杨业气节的诗篇,辽国也曾为杨业立庙祭祀,作为为臣尽忠的榜样,可见,杨业乞降之说不可信。
  其次、谁应对杨业兵败和被俘遇害负责?这又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罪魁祸首是潘美,他是主帅,杨业是其副将。杨业趁胜率军深入时,潘美屯兵不进,又不予以粮草接济,致使杨业败退陈家谷口,全军覆没。清人康基田,现代史学家余嘉锡、吕振羽、邓广铭等皆持此观点。至于潘美陷害杨业的原因则主要是嫉贤妒能,曾诬告过杨业。但到了八十年代,有人则对此说开始质疑,阎立鼎《潘美陷害杨业考辨》,顾全芳《替潘美翻案》等文认为宋代监军权力甚大,潘美不敢违背王侁的意旨。另外,当时戍边的主将有数十人,并不能肯定其始诬告杨业者一定是潘美。况宋太宗已将诬告信“封付杨业”,如是潘美诬告,杨业就不可能在陈家谷口已生死相托。再者,潘杨二人共事七年之久,史籍中未见两人矛盾冲突的记载。第二种意见认为责任在监军王侁。剪伯赞《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便怀疑王侁通敌,有意害死杨业父子。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杨业与王侁素无芥蒂,王侁的错误在于刚愎自用,判断失误,又因争功擅离陈家谷口,这与通敌或有意陷害是性质不同的两码子事。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宋太宗造成的,根本原因是其指挥无方。首先,这次北伐时机并不成熟。宋太宗为雪高梁河之耻,在未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草率出兵,但三路大军中的曹彬一路,因粮尽退兵此时已为辽兵所败,宋太宗却令杨业引兵护卫云、应四州吏民内迁,无疑是以羊投馁虎。其次,宋太宗命诸将按其所赐阵图行兵布阵,不得稍有更改,致使诸将无法随机应变,处处被动。而且三路大军无统一部署,各自为政,焉能不败?再次,宋太宗急于事功,只命军队进攻,并未调集充足的粮秣,使宋军师老兵疲,供应不上,而为辽兵所乘。
  随同杨业在陈家谷罹难的还有他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王贵为并州太原人。宋初累迁至散员都指挥使、马步军都军头领、胜州刺史。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出为淄州刺史,受诏从潘美北征沁州,颇立战功。从杨业后被围于陈家谷口,亲射杀数十人,矢尽又张空弩击杀数人,遂遇害,年七十三。子文晟、文昱分别擢为供奉官和殿直。杨延玉的事迹不详,《宋史·杨业传》中只附有其子杨延昭及部将王贵的传记。
  杨家祖孙三代奋战沙场、为国戍边的英雄事迹自然会成为文学的表现对像,特别是在汉民族遭到外族入侵,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杨家祖孙威震边关的业绩以及为国忘身的忠勇,都会成为人们的楷模和缅怀的对像,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加上了人们的想象和祝愿,越来越富于传奇色彩。在流传的杨家将故事中,实际上有三个系列、三种方式。三种方式中一是话本、小说、评书、鼓词、弹词等文学作品。据罗烨的《醉翁谈录》,早在南宋时代就有《杨令公》、《五郎为僧》等话本流传,今仍有存目。最早的关于杨家将的小说是明中叶正统至嘉靖年间的《杨家府传》,为无名氏所作,今已失传。现存的有万历二十一年世德堂本《北宋志传》和万历三十四年卧松阁刊印的《杨家府演义》。鼓词有《穆桂英大摆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以及清代鼓书《金陵府》等;评书有《小五虎》、《呼杨合兵》、《杨文广平南》等。二是杂剧、传奇、京剧、乃至豫剧、晋剧、等地方戏曲。臧晋叔的《元曲选》中就收有《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等杂剧。至于《四郎探母》、《金沙滩》、《李陵碑》、《杨门女将》等京剧剧目和河北梆子《雁门关》、豫剧《潘杨讼》、《穆桂英挂帅》等地方戏剧目,至今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或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三是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如“五郎庙”、“杨七郎打擂”、杨六郎点将台、“穆柯寨”、杨宗保十四岁挂帅等。三个系列中的第一类就是杨业及其诸子事迹。在这个系列中,杨业得到进一步的美化和神话,由兵败被俘改为撞死李陵碑,并以《李陵碑》作为这出戏曲的曲目。出于对杨六郎是排行老六的误解,从宋话本和元杂剧开始,杨业之子也由一个变成了七个,从杨大郎起依次是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德、延昭、延嗣,加上义子延顺(原名王平),合成“七郎八虎”。在《杨家府演义》以及《李陵碑》、《金沙滩》等文学作品中,民间艺术家们为杨业七子皆安排了不同的死节或生存方式:或是代君王死节,或是被奸臣害死,或是被俘招为“番帮”驸马,或是看破红尘出家五台山,当然还有继承遗志把守三关口,也是历史上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六郎杨延昭。其矛盾冲突也由单一的民族冲突变为胡与汉、忠与奸矛盾的交织,杨业的主帅潘美变成了奸佞的代表。在杨业七子基础上,民间艺术家又将杨业兄弟虚构成七个,依次是:杨继忠、杨继孝、杨继仁、杨继义、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加上义子杨继亮,合称“老八郎”杨业变成了老七。为与老八郎相应,杨业七子又称之为“中八郎”。第二个系列是以杨业之妻畲太君和孙媳穆桂英为首的一批杨门女将。据清《保德州志》记载:杨业的妻子析氏,名赛花,太君是其封号,为宋朝永安军节度使析德扆之女。“析”在大同一带方言中与“畲”同音,于是在戏剧、小说中析太君变成了畲太君。析德扆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其父析从阮,子析御勋三代皆为名将,其部伍被称为“析家军”,《旧五代史》中有“析从阮传”。但就像历史上有苏轼、苏辙但并无苏小妹一样,析家并无畲太君。因为杨家果真有此勇敢善战的巾帼英雄,宋代史籍和笔记中不会毫无记载。清代《保德州志》距宋已有近千年,其中关于杨业之妻析氏的记载恐怕是根据《杨家府演义》等小说和民间故事采录的。〈保德州志〉还记载:杨文广的妻子慕容氏也是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辽国兵将都怕她。由于“慕”与“穆”字音相近,疑为穆桂英原型。只是将其夫改为虚构出来的第三代杨宗保的妻子。这同样是文学虚构,因为历代史书中,均未发现关于杨宗保、穆桂英的记载。杨门女将除了畲太君和穆桂英这两个主要人物外,又虚构了畲太君的七位媳妇: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屏,三郎之妻朱月梅(或称作花谢玉),四郎之妻林素梅(或称作林月英),五郎之妻马赛花(或称作马翠玉),六郎之妻柴美容、王兰英,七郎之妻杜金娥,八郎之妻周淑荣(或称作班秀英)京剧《四郎探母》中,四郎化名木易,娶萧太后之女铁镜公主,八郎化名王司徒,娶青莲公主。畲太君还有个女儿杨八姐。畲太君的孙媳妇中有杨宗保之妻穆桂英,杨宗勉之妻焦月娘,杨宗英之妻姜北平(或称作姜翠苹、江北萍)。重孙媳妇中有杨文广之妻吴金定、曾凤英、苏三娘,杨文举之妻万红玉、黄翠琼。这批杨门女将也是杨家将文学作品中最富传奇色彩也最具思想光辉的一个部分。她们在夫君、儿子阵亡殆尽之际,挺身而出、披挂上阵,凭着她们的智能和忠勇为国戍边、与敌周旋,表现出比男人更为出色的胆略和才干。今天流传于人口的一些杨家将故事,如《百岁挂帅》、《畲太君攻打通明阵》、《杨门女将》、《穆桂英大破天门镇》、《穆桂英挂帅》、《穆桂英擒六郎》、《穆柯寨》、《十二寡妇征西》、《杨八姐闯幽州》等,都是以她们为咏歌对像。民间艺人甚至还塑造出杨排风这样一个杨门之中下层妇女的形象,这位天波府内的烧火丫头,居然武艺高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而且举止豪放、性格爽朗,集下层民众、男子汉和武林高手的性格和优长于一身,让她去完成朝廷将相们乃至女统帅穆桂英也无法完成的抗辽大业,让她担任先锋官去征西。其思想内涵,已超出民族斗争、一门忠义这个传统的“杨家将”主题范畴,更为深广地反映了民间意识和民本精神。
  第三个系列是以杨宗保、杨文广为代表的孙裔系列。杨文广历史上实有其人,《宋史》中有传,他是杨业之孙,杨六郎之子。但在文学作品中,他却变成了六郎之孙,是虚构出来的杨宗保和穆桂英的儿子。此外,还有杨延辉之子杨宗孝、杨宗峰(忠),杨延昭之子杨宗勉(京剧中作杨宗冕或杨宗显);杨延嗣之子杨宗英;杨延顺之子杨宗林、杨宗飖,加上杨宗保和杨延昭的义子任宝童(任堂惠之子),合称“少八郎”。第四代则有杨文广、杨文举、杨金花兄妹三人(均为穆桂英所生),明代小说《杨家府》中,杨文广还有一个姐姐杨宣娘。京剧《太君辞朝》中穆桂英还有个异常丑陋的儿子叫丑鬼杨藩。在孙裔系列中,以杨宗保、杨文广的故事最多,《穆柯寨》、《杨家府》、《杨宗保十四岁挂帅》、《杨文广平南》、《小五虎》等都是以他们为主人公。比起前两个系列,此系列更多了一些破阵斗法和个人侠义行为的描写,抗击外辱、为国死节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情结则大大减弱和冲淡,与《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神魔小说、剑侠小说渐渐合流。
二、杨业与雁门关
  杨业的主要功勋是镇守代州,把守雁门关。据《宋史》所载,宋太宗对杨业十分倚重和信任。“帝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监。当时守边的主将中有嫉妒杨业者,密奏太宗诽谤杨业,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杨业”。杨业也不辜负太宗的信任,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三月,辽发兵三万攻打雁门关。时任代州刺史的杨业,手下仅有数百骑兵。于是,他决定出奇制胜,引兵从雁门关西经崎岖山路绕到雁门关北辽兵背后偷袭,辽兵猝不及防,以为天兵下降,大败而逃,辽驸马侍中茶咄里被杀,杨业趁胜追击直至辽境,“俘老幼万余口,获牛马五万计”,杨业也以战功升为云州观察使仍兼郑、代二州太守。杨业在代州镇守七年,立下赫赫战功,辽兵慑其威名,以至一见杨业的旌旗便望风而逃⑷。
  代州即今日山西的代县。代县是春秋时代国的封地,赵襄子灭代,代地归晋。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广武县(县治在今代县古城村西),属太原郡。北魏熙平至武泰年间广武县城及雁门郡治移至广武城东十五里的“上馆城”,即今代县城。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以此城为代州治所,历唐宋元明清沿袭不变。至民国废州改县,一直至今。代县城北倚勾注山,南绕滹沱河,上控三关,下锁晋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赵宋以来,辽金元等北方少数族连续南侵,代县一直是前哨阵地,征战不绝。明洪武六年(公元1378),为防蒙古也先部南下,曾对代县进行大规模整修:在旧城的基础上翻为砖石结构,墙高三丈五尺,周长八里一百八十五步,东西稍长,南北略短,呈长方形。因东北方为秃角,形如“丑”字,丑属牛,故称缺角卧牛城。四门上方各嵌一匾,分别为:“屏藩畿甸”、“车辅晋阳”、“滹沱带绕”和“广武云屯”。四门之外,各筑瓮城;瓮城之外,又筑逻城;逻城之外,又挖护城河。河深二丈,宽二丈,真可谓固若金汤。前人王轩有诗云:“重城百尺控三道,画角声寒咽晚天。半壁晴开马邑戍,万家秋拥雁门烟”,道出了代县城的形胜之景。
  雁门关。位于代县白草口乡雁门关村的南面,距代县城约二十公里。雁门关的得名自然与雁有关,《山海经》云:“雁门之水,出于雁门之山。雁出其间”。相传每当雁飞出塞,口衔芦叶,翱翔半响,叶落方可过关。雁门关在秦汉时代并未建关,只是以战略要塞著称,《汉书·文帝纪》中就有任命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勾注的记载。雁门关建关,始于唐代,叫西径关。因勾注山上有两条道,一曰东径,一曰西径。宋以后东径又比西径重要,所以雁门关实际上是东径关。现在的雁门关是明代重建的,位于旧关遗址东北约十里处。也不知是地处偏僻缺乏商品意识,还是地方贫穷拿不出经费,我去考察时发现这座著名关隘显得异常破败:城砖缺损,荒草深深,城门洞的地砖仅剩门边数块,大多被附近村民取回铺路去了。城上的关楼更是油漆剥落,廊柱倾斜,一些山雀在顶棚和烟霞筑巢,弄得墙壁、地面皆是鸟粪。沿途道路也崎岖不平,没有客运车辆前往。陪同我前往的代县文化局的先生还算有先见之明,弄了辆吉普车,才勉强到达关前。雁门关城周二里,墙高三丈,现存天险门、地利门和小北门三座城门。“天险门”为雁门关的南门。门洞上方的匾额篆书“天险”二字,城门上建关楼,五间开面四间进深,以供守城将士瞭望休息之用,正中为杨令公祠,供有杨业和七子的塑像。城门内右边有镇边寺,原为武安君庙,为纪念赵国名将李牧而建,后来僧人善全改为佛寺。寺的右下方有窑洞多孔,原有九窑十八洞之称。此为藏兵洞,战斗时为后备兵源存身休息之所。“地利门”为雁门关的北门,门洞上方的匾额篆书“地利”二字,城墙上亦有关楼,规模与天险门关楼相同。中间为六郎庙,塑有杨六郎、孟良、焦赞三尊塑像。地利门外有座瓮城,俗称小北门,城门正中大书“雁门关”三字,两边嵌一幅对联: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城门之外有座关帝庙,正殿供关公塑像,两边侧殿分别供关平和周仓。站在雁门关上纵目四望,只见群峦起伏,关河苍茫,雁门关的左右边墙雉堞、峰墩壕堑,屹然耸立于危峦之巅,犹如苍莽的巨臂,将雁门的东西十八隘连成一座不可逾越的屏障,使人感到古人所云“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绝非妄语。回想当年宋辽交兵,狼烟四起,那位跃马横刀、为国捐躯的“杨无敌”似乎又浮现在眼前。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杨业由郑州迁代州刺史兼兵马都监,即在雁门关一线镇守,太平兴国五年三月与南侵辽兵的雁门之战,雍熙三年为配合宋军主力曹彬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歧沟关之战,直至在朔州陈家谷口受伤被俘,可以说杨业一生的生死荣辱都与雁门关有关。
三、杨六郎与三关口
  杨家将故事中还有个“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甚至连“小放牛”也会唱。据《宋史·杨延昭传》,杨延昭原名延朗,杨业长子,世称杨六郎。长子为什么称六郎,一直让人不解。郝树侯在他的《杨业传》中对此作出解释:“古代往往以天上的星宿比拟世间的正面人物。契丹称宋为南朝、南国,因而他们赞扬杨延昭为南斗。南斗六星在宋初已成习惯语,这样,久而久之,就直呼为六郎了。”常征的《杨家将史事考》在此基础上又作进一步补充:南斗六星主兵机,为大将之象。契丹人畏之,称之为南斗六星杨延朗。时间既久,辗转相传,杨延朗的“朗”字渐渐演化为“郎”,南斗六星也渐渐简化为六星,杨延朗和杨六星,便复合而成为杨六郎。据《宋史》本传,其人儿时沉默寡言,喜作军中戏,杨业以为类己,“每征行必以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补供奉官,作为先锋官随其父与契丹战于朔州城下,“流矢贯臂,斗益急”。因军功以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后迁崇仪使知定远军,徙保州缘边都巡检使。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6)冬,契丹大举南侵,延昭时在遂城。遂城城小,契丹攻之甚急,人心惶恐。延昭召集全城丁壮全部登城,并用水浇城墙冻成坚冰,让辽兵无法攀登。辽兵长围数日后,被迫退去,延昭以功拜莫州刺史,同年经宰相寇准荐举,任保州(今河北保定市)知州兼沿边都巡检使,接着又升任高阳关路副都部署(或称都总管),管辖河北十五军、州、关,成为高阳关路的最高军事长官。高阳关是当时北方的边防重镇,也其东北面的瓦桥关、益津关并称三关,民间传唱的“杨六郎把守三关口”即源于此。在以后的近二十年中,延昭一直镇守在边关,真宗时,朝内发生了重大变动,主战的宰相寇准被真宗罢免,由投降派王钦若充任。他为了执行丧权辱国的嬗渊之盟,给延昭下达一个又一个不准越界的命令:只准杨延昭驻守保州,担任巡察防盗等任务8。并派监军监督执行。延昭壮志难酬,英雄无用武之地,忧愤成疾,于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含恨而终,卒于高阳关副都部署任上,享年五十七岁。“及卒,帝磋悼之,遣中使护棣以归”,由于他在抗辽斗争中的功劳,因而深得百姓的崇敬。当他的灵枢运送南下的时候,“河朔之人多望棺而泣”9。然延昭归葬何处,史书未明。据《任丘县志》载:郭州有六郎坟,但又说,郭州可能是衣冠冢,埋葬地在山西太原。
  杨延昭继承了其父杨业的遗风,很善于带兵。他关心部下,上级每有奖赏,他总是分给部下,打仗总是冲在前面,从不考虑家产家业。为人也很俭朴,穿著像士兵一样。但对部下要求却很严格,故他的部队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史载其为人是“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
  至于三关的确切位置,我在雁门关一带考察时,当地贤达告诉我“三关”就是雁北的偏头关、宁武关和雁门关。这可能是当地方志出于对本地偏爱编造的,因为偏头关、宁武关明代才置关,宋人杨六郎不可能在此把守。据《宋史·杨延昭传》,杨六郎一直在今日的河北一带任职抗辽,最后病死在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境内)任上,并不在今日山西的雁北地区服役。根据《宋史》以及一些方志资料,杨六郎把守的三关乃雄州的瓦桥关(今廊坊市雄县境内),霸州的益津关(今廊坊市霸州镇。另一说是淤口关,即今霸州信安镇),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旧城东),均在今日河北省东北部一带。这三座关隘由西南向东北连成一座抗辽屏障,合称“三关”。其实,杨六郎把守的不独三关而已,从泰州(今河北满城县)狼牙山到泥沽海口(今天津市军粮城泥沽村),曲折逶迤达两千多里,都是杨六郎的防地。公元936年,后唐的“儿皇帝”石敬瑭为答谢他的“父皇””契丹王李克用助其登上皇位,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当时属涿州的永清,属莫州的霸州,均在十六州之列。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易三州及瓦桥、益津、淤口一带,遂在雄州置瓦桥关,在霸州置益津关,后来又在霸州信安军置淤口关,这就是“三关口”的来源,但永清仍在辽国境内。北宋初年,宋朝一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失地的意图,而辽朝亦不肯放弃这片丰美土地,于是涿州的永清,霸州的三关口一带便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这一带许多地名、庄名都与杨家将抗辽有关,仅永清县就有36个村名和地名与宋、辽战争有关,例如“东镇”、“西镇”原是延昭抗辽时在此布下东阵、西阵;“千人目”林传为宋军“千人墓”地;“韩台”乃是辽国统帅韩昌所筑的点将台。“老君堂”为畲太君的驻扎地。距益律关和淤口关附近的静海县也有许多这样的地名和庄名:县城西南三十里许有一村庄叫“辕门口”,相传即为当年杨延昭的帅府辕门。村东有一高丈余、阔几十丈的土台,传为穆桂英的点将台;村北二里许,为杨六郎部探马居住地,故名“探马庄”(后衍变为谭庄子)。“辕门口”西十余里处,有“望儿庄”(后衍变为王二庄),相传为畲太君观战的地方。“王二庄”北十余里处,有“焦庄子”,传为当年焦赞的营地。民国年间编纂的《静海县志》上亦有记载:“钓台西北二里许,有古城,城垣久废,此地或隐或现,宛然可寻,相传为宋杨璟(即杨延昭)屯兵之处。”杨家将抗辽的故事在永清县是广为流传的,单就地名来说,相当多村子的村名都能与这段历史挂上钩。如曹家务乡的“金沙滩”相传为辽王所摆双龙宴的地方,曾埋葬过杨家数字儿郎的忠骨;后奕镇有杨六郎点兵的“六郎台”;“大辛阁”传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迷魂阵的遗址;“老君堂”是畲老太君为儿孙们押运粮草的营房;“寇家垡”是宰相寇准随军驻扎之地;今堼上村尚存孟良墓。
  瓦桥关故址位于今河北省雄县城西南,地当冀中大湖白洋淀之北,拒马河之南,据古代九河下游,河湖相连,水路交通便利。由瓦桥关向西,可至河北重镇保定,东可循拒马河下游的大清河入海,北连冀北军事重镇幽州,南通冀中诸重镇,地位重要。由于“三关”一带地势低洼,到处是河湖盐碱地面,居民稀少,易为敌人所乘,在此设险,利于防守。唐代末年,东北部的契丹已日渐强大起来。契丹屡屡南犯,所以“三关”一带时有战争。北宋初年,集结重兵驻扎“三关”,以防契丹辽军南侵。可是“三关”四周尽属平原,无大山大河可作为据守的凭借。为了增强边防的御敌能力,宋真宗时驻防瓦桥关的六宅使何承矩,“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壅塞九河中徐、鲍、沙、唐等河流,形成众多水泊,河泊相连,赫然构成一条南北防线。以后水域逐渐增广,终于成为一道沿流曲折800里,宽处达6O里的水上长城。这道水上长城为瓦桥关等三关助威不少,对阻遏辽的南侵起到了重要作用。直至今日仍是冀中平原的水陆交通要地。据当地70多岁的李如会老人回忆,在他儿时瓦桥关上有座木质结构的桥,现在已建成了钢筋水泥大桥,原先的木架子还依稀可见。他上中学时,城墙还有六七米高、四五米宽。现雄县房管交易所后面的一段坍圮土墙,就是昔日雄州的古城墙,已被野草和杂树湮没,丝毫不见雄关的影子。据2004年8月11日《北京日报》载:霸州一带发现地下“古战道”,分布在永清周围几个县地下,主要有两个遗址:一是大台遗址,另一处是祁岗村遗址。古战道高约0.7至1.9米、宽0.42至2.15米。洞壁有灯座,内壁用同一规格的青砖垒砌,大青砖长30cm,宽16cm厚8cm,为宋砖。有专家认为这条边关古战道始于雄州的铃铛阁八角琉璃井,向东北经大台、祁岗延伸至霸州、文安、永清,绵延几十公里,覆盖面积300平方公里,结构复杂,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其规模之大,延伸之长,类型之多,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十分罕见。关于雄州古战道,据《霸州志》记载:“引马洞(雄州古战道)杨延昭所治,始于州城中通雄州。”另《雄县新志》记载:“雄城中圆通阁山门前一井,故老相传霸州城内亦有井与此地穴相通,宋初两城守将计军事于穴中往返外人不知也。”不过当我前去考察时,古战道口也被人为封死,断裂的“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躺在草地上。据当地看管古战道的老人讲,为了工程开发,用石灰水泥灌死了地道口,不能进入了。我们又打听位于祁岗的古战道遗址,得到的回答是,入口也被坍塌的小屋掩盖住了,已无法进入。
  高阳关在今日高阳县的旧城的。旧城是座土城,由于数次被洪水冲没过不适合居住,明代洪武年间在旧城之东又建一座新城,即今日的高阳县城。旧城虽然矮小破烂,但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物都在旧城:有古高阳氏颛顼的古墓,北宋将领曾布(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之弟)在此修筑过鼎鼎有名的高阳台。曾布、杨延昭都曾在这座高台上点兵派将与辽国军队作战。城西的“高节书院”有“鲁先生墓”即战国时代义不帝秦的齐国高士鲁仲连之墓,墓旁修有鲁先生祠。穿越高阳的三条河流:潴龙河、土尾河和马家河(今称)沿孝义河向东,就是白洋淀重镇同口向西即是抗日战争中五壮士跳崖的狼牙山,也就是是北宋抗辽屏障“三关口”的西南起点。
四、忠武祠与鹿蹄涧
  杨业战死后,潘美、王侁畏罪,极力掩盖此事,所以朝廷只给杨业很微薄的抚恤。后杨业夫人提出控诉,真相大白,太宗下诏褒奖杨业功勋,追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谥“忠武”,并将潘美降三级,监军王侁、刘文裕除名斥逐。杨业死后不久,边地百姓就在河北密云的古北口为其建祠,称“杨无敌庙”,祀奉香火。甚至其对手辽国也为杨业立庙祭祀,作为为臣尽忠的榜样。据相关史料,北宋前期,在代、云、蓟、燕等边州,为杨业及其子杨六郎建的祠堂或庙宇就有五十多处。苏轼之弟苏辙在任渑池县主簿时曾凭吊过当地的“杨无敌祠”,并写下一首七律《过杨无敌庙》:“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常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诗中讴歌了杨业的忠勇和威名,叹息其遭陷害而为国捐躯,也对冤屈终得昭雪表示欣慰。“杨忠武祠”坐落在山西代县城东二十公里的鹿蹄涧村,是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奉旨修建的,又称杨令公祠,俗称杨家祠堂。鹿蹄涧村是杨业后代居住之地,其得名与一个传说有关:元至元年间,杨业十三代孙扬友为代州刺史,一天出猎,在马峪河边见一梅花鹿,杨友张弓射去,正中鹿蹄。鹿负箭逃入联庄(即今鹿蹄涧村)蓦然不见。杨友在鹿消逝处见一怪石,石上印有一只梅花鹿,左蹄带箭,旁有蹄迹。杨友觉得鹿入联庄,此处定是祥瑞之地,因为“鹿”与“禄”同音,遂迁居于此,并改此庄为“鹿蹄箭”以资纪念。后因此庄夹于两涧之间,又改为“鹿蹄涧”。杨忠武祠建于现存的祠堂座北向南,祠堂对面有三间楼台作为祭台,名“颂德楼”。祠门三间,单檐硬山,每间檐下有一横匾,分别是“奕世良将”、“一堂忠义”和“三晋良将”。祠堂门楣的竖匾上是“忠武祠”三个旒馏金大字。祠门内侧抄录宋廷给杨家将的诰敕十篇,其中有《赠杨业太尉中书令》、《加封杨延朗开国公誓卷》等。
  祠堂分前后院。前院东西北各建堂屋三间,奉祀杨业后裔。中殿位居祠堂正中,是前后院之间的过殿,面宽三间,进深四椽。殿门上悬匾额,上书四个镏金大字:“气壮山河”。殿中高悬大清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制的“杨氏封秩”额匾五块。殿中还有一付仿制的金銮驾,传说是宋太宗赐给代他殉难的大郎杨延平的。后院正殿五间,上悬“敕建”竖匾和“千秋忠义”、“威震华夷”和“忠勋世美”三块横匾。殿内正中的神龛内是杨业和畲太君塑像,两侧为传说中八子塑像。正殿廊下有一碑,刻于元天历二年(公元1329)。碑中记载的八子依次是“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延兴、延玉”。忠武祠的大殿、过殿分悬两副楹联,大殿为“丰功伟绩着边疆,勇冠千军称无敌;浩气英风留古塞,声威万代佩专城”;后殿是“天赐龙光,勤鼎铭钟,统阅四朝承雨露;祠开鹿蹄,丹楹刻楠,远从九塞护山川”。后院正中,供着传说中的鹿蹄石,高约两米,石色青翠,上有鹿蹄印,旁有一印,镌有“泰定元年(公元1327)”四字。后院的东西厢房分别陈列“六郎剑”、“五郎铁棍”、“穆桂英甲胄”和“天波府”模型,四壁则绘有杨家将故事。东厢房北侧廊下,有四块关于杨府的碑刻,其中两块为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刊刻的《弘农宗祖图》和天历二年(公元1329)刊刻的《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杨忠武祠内还保存一件珍贵的文物——宋代的《杨族族史卷轴》,这是杨家世代相传的珍宝。卷轴长8.1米,宽0.93米,素绢底衬,卷轴中裱有黄绫御旨一道,为南宋孝宗干道四年(公元1165)加封杨业八世孙杨存中为昭庆军节度使的敕文。杨家历代武臣名将传记四幅,画像五幅,赞词五幅。其中就有杨存中的画像、传记和赞词,其赞词写道:“威镇华夷,功揭天地。一代英雄,千载庙祀。有像斯存,凛然灵气”。可见杨家将的功绩不仅在北宋前期,也不仅是抗辽,延及南宋、抗金,杨家将仍在发挥重大作用,杨氏一门忠义,英名贯穿两宋。另有幅画像已残缺不全,却异常珍贵。其幅传记部分已没,仅剩画像和赞词,其赞词云:“山川毓秀,挺生斯人。功全社稷,泽及吾民。朝阳孤凤,盛世祥麟。九原不作,重重搢绅”,落款为“尚书范仲淹”。我以为这是杨宗广的赞词。杨宗广是杨业唯一的裔孙,也是宋史上唯一有传的孙辈,他曾在范仲淹部下服役,这与赞词中所说的“朝阳孤凤,盛世祥麟”以及范仲淹为之作赞都相吻合。至于赞词中所说的“山川毓秀,挺生斯人。功全社稷,泽及吾民”则是在夸赞他的为人和功勋。杨文广,又名杨再思,历史上的杨文广并非杨延昭之孙而是其子,也非少年成名,更不是从小就眼着父亲南征北讨。杨延昭逝世时,他还很小。据史载,他参加的第一次军事活动是在1043年镇压陕西的张海叛乱。此时他父亲去世已近30年了,而且杨文广这时也并不出名。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以参知政事身份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第二年又知锦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河东路缘边安抚使。,杨文广在这期间投奔范部为伍将,由于此时宋夏之间已经议和,文广并没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2)广源州(今越南和广西毗连地区)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第二年,宋以狄青为宣抚使统兵3万余人,征讨侬智高。杨文广也参加了这次征讨。讨侬战争获得了胜利,狄青率军攻克笆州(今广西南宁),俘获了侬智高的母亲及弟弟,侬智高本人逃入大理国,不知所终,很可能老死异邦。狄青也因此名扬宋廷,杨文广也因在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筑城任务而受到朝廷的嘉奖。不久就被调任知泾州镇戎军(治所在今宁夏固原),继续防御西夏。不久即因战功转任河北定州路副都总管。定州一带是抗辽前线,虽然此前宋辽双方已经议和,大的战争基本停止但仍冲突不断。双方此时为争夺河东地界而争论不休。宋廷虽据理力争、拒绝割地,但在具体勘界时,辽还是强占了一些地方。此时杨文广正在定州路任上,他看到辽朝得寸进尺,欲壑难填,自然十分气愤。他凭着对前方形势的了解,认真画了作战阵图,定出了收复燕云、反攻辽朝的军事计划,,报朝廷。然而此时宋廷正在王安石主持下准备实行变法,无心进行大规模的伐辽战争,杨文广收复燕云的计划也就如石沈大海无消息了。这也就是画赞上所说的“九原不作,重重搢绅”,就在他上书朝廷不久,大约在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前后,杨文广病逝于定州路任上,享年60余岁,朝廷追赠他为同州观察使。
  雁门关一带关于杨家将的遗址,除了鹿蹄涧外还有五郎庙、六郎城和七郎坟。五郎庙在五台山的台怀镇东侧的集福寺内。集福寺在宋代叫太平兴国寺,始建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是当时五台山十大寺院之一。据清光绪年间的《山西通志》记载:此寺“太平兴国七年八月落成赐额,以僧睿见主之,即杨五郎之师也,中有五郎祠”。正殿仍是释迦牟尼三世佛,左边的偏殿供杨五郎塑像,“闻即杨五郎之肉身。像旁有五郎所用铁棍,重八十一斤”(干隆《钦定清凉山志》卷11),两旁有杨家将故事的连环图画。寺庙所在的山沟叫五郎沟,庙外有高台叫“五郎台”。传说中杨业父子被困金沙滩后,杨五郎目睹父亲撞死在李陵碑,兄弟或是死于乱箭之下,或是被奸佞暗害,或是被俘于番帮,于是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出家为僧。
  六郎城有两处,皆在雁北代县境内,相传是杨六郎镇守代州及雁门关的屯兵之所。一处在白草口乡北口西坡上。城址东西长193米,南北宽297米,城高6米,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人在遗址内发现过宋代铜钱。另一处在胡峪乡盆窑村东。规模与白草口乡的六郎城基本相同。此处发现较晚,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为世人所知。
  七郎坟在代县城东约二十公里的东留属村的东南一公里处,为一座黑石砌成的墓丘,墓前有一碑亭,碑上镌有“宋赠武勇将军延兴杨公神墓”一行大字。杨延兴又叫杨延嗣,即传说中的杨七郎。据当地传说,杨业在两狼山被围后,派杨延嗣去主帅潘美处搬取救兵。哪知潘美此时已投靠番邦,一心要置杨业父子于死地。但又怕延嗣武艺高强擒拿不下,于是在酒中下了麻药,趁延嗣昏迷之中将其捆住,然后乱箭射死。潘美害死延嗣后,为了毁尸灭迹,将延嗣人头割下扔进滹沱河中。哪知河水顿时倒流,将延嗣人头一直送到代州附近的东流属村的河滩上。当地百姓便在此筑了一座七郎坟。“潘杨讼”后,杨家一门得以旌表,代州地方官又在七郎坟前建一碑亭,刻碑纪念。
千古雄关雁门关
山西代县鹿蹄涧村的杨家“忠烈祠”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昌谷山水长吉诗:李贺故里诗作探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四

陈友冰

  时下,河南给人们的印象是造假多、骗子多,网上甚至流传这样一句口碑:“河南除了骗子多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以至河南人气愤地写了一本书:《河南人招惹谁了?》。但在历史上尤其是唐代,这里却是经济发达、文明昌盛、人文荟萃之处。杜甫、白居易、韩愈等文学大家皆生于斯、长于斯,洛阳被称为东都,为天下财富的集散地。洛阳西南、今日显得偏僻和贫穷的宜阳县,隋唐时则是江淮粮赋陆路和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其三乡驿(今名三乡乡),是当时从洛阳通往长安大道上的一座重要驿站。为唐代诸帝东巡必经之地,在此建有连昌宫、兰昌宫等行宫,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驻跸,其中的连昌宫更因元稹的《连昌宫词》而闻名千古。
  三乡乡所在地昌谷,是两山间的一块谷地,是个水陆交汇、山川形胜之处,昌谷北有凤翼山、汉山,南有女几山、梅鹿山,昌涧水从凤翼山和汉山间缓缓穿过昌谷向东南流注洛水。涧水两岸水草丰茂、杨柳婆娑,汉山也是“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宜阳县志·山川》)。附近的汉山上有汉光武庙,刘秀曾在此收编投降的赤眉军(《重修汉光武庙记》);对面的女几山上有兰香女神庙,有着“女几化石”的神话传说。所以在唐代,昌谷也是个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除上述帝王在此驻跸外,诗文名家张九龄、韩愈、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都游过昌谷。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唐代著名诗人,被誉为神童的李贺就出生在这里。
  在群峰并峙的中唐诗坛上,李贺是位极富特色并对后人产生极大影响的青年诗人。他一生年促命短,只活了二十六岁(790——816);身体瘦弱,史称他“细瘦通眉,长指爪”,他自己也说是阵日与药罐子为伴,而且早衰,不到十八岁就已出现白发,并且一根根往下掉。在短短的一生当中,生活道路也异常坎坷:他虽是个皇族,为陇西郑王李亮之后,但家道早已中落。其父李晋肃是个官卑职微的“边上从事”,晚年当过一段时间陕县令,在李贺刚踏上人生之旅时即已去世,留下他和母亲、姐姐和弟弟一家四口靠着几亩薄田度日。他曾在诗中描叙家中的困苦:可以说是一贫如洗,风雨之夜,伴随着舂声的,是差吏前来收租的敲门声;甚至连唯一的幼弟都养不活,要送到江南去谋生。自己在仕途上也是困踬一生、地位低下:他本可通过进士试而获朝堂之位,但因惧社会流言,避父亲“晋肃”讳而不去应“进士”试,到头来只能充当个“臣妾气态间”从九品的奉礼郎,郁郁不得志终生。
  但是,短促的生命和困顿的一生,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才华、也最具有想象力的诗人:他幼为神童,声名早播,七岁即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师”。以至当时的文章巨公韩愈和皇甫湜曾联袂前往探看。成年以后,李长吉歌诗更以其出人意表的想象,奇诡幽冷的风格和极为浓艳、极富张力的语言使他和唐代诗坛乃至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流大家并驾齐驱:他与盛唐诗人李白、晚唐诗人李商隐并称“三李”,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齐名,称为“诗鬼”。他的诗歌风格被称为“长吉体”,对宋人刘克庄、谢翱,元人萨都喇、杨维桢,清人黎简、姚燮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他生活的中晚唐时代也极负盛名,戴叔伦、韩愈、张碧、沉亚之、无可、齐己、杜牧、李商隐、陆龟蒙、皮日休等二十位多名家皆称誉过其人其诗。李商隐为之作传,称其为“奇才”;张碧是称其能“补造化”;吴融赞其诗歌的特色是“刻削峭拔,飞动文采”,齐己称赞贺诗“巧夺天工、无险不入,能抉赤水之虹、昆山之玉,两手掀翻蓬莱”。最形象而全面地对李贺诗歌风格作出描绘概括的当数杜牧,他在《李贺诗集序》中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和赞誉长吉歌诗,其中最后一句“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荒诞虚幻也”几乎成了贺诗诡谲风格的定评。李贺这位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在人生谢幕时,还有个戏剧性的结局:据李商隐的《李贺小传》载:李贺将死时,有一绯衣人驾赤虬从天而降,手捧一诏书,说:上帝造了一座白玉楼,召李贺升天为此楼作记。这个传说虽然荒诞无稽,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李贺才华的高度评价和年促命短的深深同情:李贺不是死去,而是上天成神了。天帝造白玉楼,也要请李贺去作楼记。后代一些名家,也多以此传说为据来讴歌长吉,如北宋末年名将李纲称赞说:“长吉工乐府,字字皆雕锼……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读李长吉诗》)。元代经学家郝经亦叹道:“人间不复见奇才,白玉楼头耿孤洁。自此雄文价益高,翠华灼烁紫霓掣”(《长歌哀长吉》)。
  李贺一生极为短暂,又由于官卑职微、不见经传,因此生前社会影响不大,一生行止缺少记载,因此给后人留下不少疑点,尤其是故里究竟何在、关于故乡昌谷诗中的相关地名以及最后几年在潞州幕府中的情形,皆留下一些空白和存在不少争论。前段时间,我在友人河南社科院文学所葛景春研究员的陪同下,对李贺故里以及相关诗作涉及地点进行探考,结合当地方志,比较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关于探考,另有论文发表,这里记叙的是探考的经过和一些结论。
昌谷、女几山和汉山
  李贺故里究竟在何处?新旧唐书本传、李商隐《李贺小传》和杜牧《李贺集序》等史料均未提及。倒是李贺自己在诗中屡屡提及故居在昌谷,如《始为奉礼郎忆昌谷山居》、《自昌谷至洛后门》、《春归昌谷》、《昌谷北园新笋》等。宋代诗人张耒任福昌尉时,曾去昌谷探访过李贺故居,并写了两首诗《春游昌谷访李长吉故居》和《李贺宅》。北宋距中唐时间不久,因此李贺故居在昌谷似应无疑。昌谷属河南府福昌县,古称宜阳,因隋代在此建有福昌宫而得此名,今仍称宜阳县。但比起隋唐时的福昌县城,已东移二十多里,福昌宫的遗址所在处今叫福昌村,昌谷则在福昌村西十七里处。村北残存一座大殿,内供原始天尊和九天玄女等道教神祗,据宜阳县文联主席刘雷和宜阳电视台台长郅敬伟昌介绍,这里原是一座道观,建于清道光年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但并不是唐代福昌宫的遗址,从在往东北方约一里多地有一高垄,可见残存的土基,两人说这里才是隋唐福昌宫的遗址。今日福昌道观残存的大殿下约二十米处有一石碑,上述“唐代诗人李贺故里”八个大字,很多学者即据此碑将此处定为李贺的出生地,有本介绍李贺的书中作者还在此碑前摄一帧照片,作为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但我看碑上左下方的落款,为清同治年间所立。据刘雷和郅敬伟昌介绍,清末明初这座大殿乃改为学校,老师为教育子弟认真读书,福昌的神童李贺自然成为榜样,所以立碑以示教,但并不意味李贺就出生在这里。
  李贺诗中经常提到的故乡昌谷所在地,唐代称三乡驿,今名三乡乡,是当时从洛阳通往长安大道上的一座驿站。三乡乡书记王定泽和“昌谷故里李贺研究会”副会长冯振伟带我们到今日三乡乡政府的后面,指着一条长长的辙道说,老人们称此叫骝马道,据说就是隋唐时的古驿道。据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诸帝东巡,三乡驿为必经之地,在此建有行宫兰昌宫,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驻跸,唐玄宗还在三乡驿题过诗,题为《望女几山》。驿道还有条河叫昌涧水,往东南流注洛水。李贺生活的中唐时代,中原经济由于安史乱后遭到极大破坏,唐王朝的财赋主要取自东南,这里又是江南漕运的主要中转站,宪宗元和年间“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旧唐书·食货志下》),其经济地位的重要,可以想象。
  昌谷不仅水陆交汇,也是山川形胜之处,它是两山间的一块谷地,北有凤翼山、汉山,南有女几山、梅鹿山,昌涧水从凤翼山和汉山间穿过在此注入洛水。那座被元稹咏歌而闻名千古的连昌宫就座落在昌谷水与汉水是交汇处。正因为昌谷水陆交汇、风景秀丽,所以在唐代也是个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除上述帝王在此驻跸外,诗文名家张九龄、岑参、韩愈、皇甫湜、裴度、刘禹锡、白居易都游过昌谷。梅鹿山上至今还存有刻着皇甫湜姓名的古碑,为清康熙四十六年立。张九龄是作为宰相陪同玄宗东巡止息于三乡驿的,并对玄宗题诗有首和诗,题为《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刘禹锡游览昌谷时玄宗的题诗仍在,刘还为此写了一首诗抒发感慨,题为《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昌谷今仍存有五华塔、魁星阁和竹阁寺等遗址。昌谷北面的汉山上有汉光武庙,刘秀曾在此收编投降的一万名赤眉军,汉山下的刘秀沟,据说就是赤眉军被收编之处(《重修汉光武庙记》)。汉山并不高,海拔仅一百多米,而且坡度不大,我和几位同伴开着越野车可以从山脚一直缓缓开到山顶。今日的汉山,全无志书描绘的“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的葱茏景象,几乎看不见林木,土黄色的山坡被开辟成一层层的梯田,田里长着稀稀拉拉的玉米杆,间或有些青青的山芋藤。土黄色的山道两旁,有一些小白杨树,可能是今日植树造林的结果。山上没有淙淙的流泉,也未听到鸟啼,更未见狐兔的踪影,整个山一片死寂,默默地相伴着山顶的光武庙。光武庙早已颓圮,只剩下庙前庙前石阙的两根立柱,据柱上落款,应是干隆年间重修的。大庙遗址的东侧,面对昌谷盖了座小殿,大概是缺乏基金又要表示虔诚,不得已而为之的。殿内供的不是光武帝而是原始天尊,两旁的壁画皆是因果报应故事,血腥且丑陋,可能是在民间神汉。巫婆的指导下绘制的。站在大殿廊下俯视昌谷,谷平如砥,林木青青,两侧的女几山、凤翼山、汉山如长长的手臂,圈护着诗人李贺的栖息之地——这个小小的山间平原,昌水如带从西北飘向东南,带着李贺的不灭的英灵在不远处汇入洛水,去拜见洛神。李长吉歌诗中有首《洛姝真珠》,学者多以为是咏歌洛阳美女的春愁,我倒以为是《洛神赋》的推演,咏歌洛神与曹植的爱情故事。此有另文专作考辨,这里只是提出此推论。
  如上所述,李贺故居在昌谷,但昌谷是个方圆十几里的谷地,散落着西柏坡、后院、小寨、南寨、上庄、下庄等五六个村落,李贺故居具体在何处,古人未言及,今人多歧说,有人说是在“挨近大涧沟北面锐峭长圆形山头的偏低山坡上”;这次同行的昌谷李贺研究会的副会长冯振伟说他经过多次考察,“认定李贺故居在上庄南寨一带”,“其它说法如说在大涧沟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喜爱李贺诗,所以宜阳县委宣传部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还组织了一次关于李贺故居的专门调查,认定故里是在西柏坡,并“统一宣传口径”,命令当地政府按此口径对外介绍,所以不少书籍文章在介绍李贺时,都以为李贺故居在昌谷西柏坡。其实,对李贺故居最有发言权的是李贺本人,另外还有宋人张耒。贺诗中有不少关于家乡风物的描绘可作为我们推断的依据,张耒到过李贺故居并留有诗作,在现有史料中,它与李贺时代最近。张耒在上述两诗中说到李贺宅的位置是“连山忽中开,砑若敞双户。南山当其门,列嶂俨环护”,“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开寂寞春”。李贺诗中也说到“我在山上舍,几亩蒿硗田”,“长峦谷口倚稽家,白昼千峰老翠华”(《南园》十一),又说“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南园》十一),“怡怡中谈笑,小弟裁涧菉”(《题旧梦》)。可见宅在山上,而且是在群峰中开的谷口处,附近还有涧溪环绕。按以上开列的环境来判定,似是汉山靠近昌谷的山坡上,隔着连昌河与凤翼山相对处。因为昌谷北面是凤翼山、汉山,南为女几山。张耒说“南山当其门”,肯定不是女几山。凤翼山离三乡驿较远,也较高峻,上面无法种田,汉山倒符合这个条件。上面提到,汉山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个小高坡,海拔仅150多米,坡度平缓,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沿坡一直开到山顶的光武庙。而且山顶平坦,除光武庙外,余皆为玉米和山芋地。可见贺诗说在山上有几亩蒿硗田是可信的。史载汉山“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没有说它是“幽壑”、“峻美”,可见其平缓模样。为其有“林壑”,故居旁才会有涧溪环绕,才会有竹林,弟弟才会去涧里采菉草,自己也才会上山采石蜜。这也与张耒诗中的“连山忽中开,砑若敞双户”以及贺诗“长峦谷口倚稽家”吻合。
  比起汉山,女几山要出名和秀丽得多,它是著名的洛水发源地,早在我国第一部地理神话著作《山海经》中就有女几山的记载:“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至于女几山之得名,《太平广记》中说是此山乃仙女杜兰香得道成仙之所。其升仙处尚留一石几,故得名“女几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又称之为“化姑山”,几仙姑道化之所。唐《元和郡县志》则对此山加以准确定位:“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县西南三十里”。大概由于此山秀丽多林木花果,宋以后将“化姑山”讹成了“花果山”。1986年,宜阳县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口径,将此山统一称呼“花果山”,并成立“花果山旅游资源开发公司”,1991年,国家林业部正式同意成立“花果山国家森林公园”。
  女几山的人文自然景观俱佳。据唐代杜光廷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女几山也是道藏中的七十二福地之一。山上有兰香女神庙,至少在李贺的时代还是香火鼎盛。李贺诗集中就有一首《兰香女神庙》,诗中的这位女神异常艳丽又极具神通:“密发虚鬟飞,腻颊凝花匀。团鬓分珠巢,浓眉笼小唇。弄蝶和轻艳,风光怯腰身”,“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锦鳞”,“踏雾乘风归,撼玉山上门”。诗中描绘的兰香女神庙周围汉山一带景色也异常优美:“松香飞晚华,柳渚含日昏。沙炮落红满,石泉生水芹。幽篁昼新粉,蛾绿横晓门”。上面提到的诗人和名流在游览三山驿时也多有关于女几山的咏歌:唐玄宗写过《望女几山》,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名相裴度出讨淮西叛军吴元济时,曾到过女几山兰香女神祠,祝祷平叛胜利,并刻石题诗:“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石示武夫,“后果如所言,克期平贼”。此时随军的韩愈未能陪同游山,却奉命写下一首和诗《奉和裴相公东征途径女几山》,诗中则表达了他游此山的渴望:“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情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十年后的文宗大和二年,已闲居洛阳的白居易游历女几山,见此诗碑感慨万分,写了一首长达二百言的古风《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后有感》。诗中表达了对名相裴度为民除害建功立业的敬仰和感佩,也抒发了今日老死林泉、世道沧桑的感慨。其实,游览和咏歌女几山的不仅是唐人,而是代有名流,宋代有蔡襄、邵雍、张耒,金代有元好问,明代有唐寅、魏云霄,清代有吕履恒、吕谦恒等。宋人邵雍在诗中竟发这样的感慨:“予看山多矣,未尝逢此奇。巨崖如格虎,险石若张旗。云气间舒卷,岩形屡改移。丹青难尽处,四面尽如斯”。
  女几山如此历史悠久且闻名,为什么今日要将女几山改称“花果山”?我为此曾问过同行的宜阳县文联主席刘雷、宜阳电视台台长郅敬伟:按说,“女几”得名最早,历代名流对女几皆有咏歌,山上有女几和兰香女神庙,又有着裴度、韩愈、白居易的女几逸事和“女几化石”的神话传说,既有历史的深沈、文化的积淀又有神话的浪漫。而“花果山”则仅见于北宋《太平寰宇记》,只是作为“花姑山“的一个讹音和当地俗名,为什么宜阳政府要去古而取今,去正而从讹,去雅而从俗?至于把“女几石”改为“悟空戴帽”、将“兰香女神庙”改为“花果山庙”更是让人莫名其妙。回答是女几山很少有人知道,花果山则由于《西游记》今人人皆知,为了开发旅游事业,扩大宜阳的社会影响,县委、县政府对此命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其实,由于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花果山水帘洞是他根据家乡山水而加以想象发挥,今日张家港市郊的花果山水帘洞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西游记》景点。宜阳县政府想把他们的花果山说成是正宗原版的《西游记》故事发生地,即是再多造一些水帘洞、大圣殿、取经石之类的新古董,再多找一些“权威”、“专家”来论证、写文章,恐怕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南园、北园和后园
  李贺诗歌中描述故乡风物的诗篇共有近四十首,约占全部诗作242首的六分之一。这在中国古代诗人诗作中份量是最多的,其原因除了生活面比较狭窄,少与人交往沟通、再加上年促命短、阅历不富外,与此人内心较为封闭、与人亲合能力差,因而更转向对母亲合故乡的依恋有关。李贺诗作中除上面提到的南山(女几山)、兰香女神庙外,写的较多的故乡山水还有南园、北园和后园三园。李贺诗作中直接写南园的有《南园十三首》和《南园》,写北园的有《北园新笋四首》,写后园的则有《后园凿井歌》,共十八首。十三首南园诗是诗人辞去奉礼郎后回故乡闲居时所作,为研究李贺的乡居生活合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十三首南园诗涉及面非常之广,有描述南园春天美丽的田园风光和自己在故乡从事农活的情形(其一、其八、其九、其十一、其十三),采桑、缫丝等农家生活(其二、其三),有对藩镇割据的愤慨和要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向(其四、其五),有怀才不遇、读书无用的慨叹,表示要改弦更张、弃文习武(其六、其七),有忆古叹今,借古人表达自己的归隐之志)(其十)等。写的最多的还是春天的南园一带田园美景“花枝蔓草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这是南园内开在草丛中娇艳的小花;“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这是写花上采蜜的黄蜂和掠水低飞的新燕;“泉沙软卧鸳鸯暖,曲岸回篙舴艋迟”,描绘的是春日暖阳下卧于沙滩的鸳鸯和绕着弯曲溪岸前行的小船。特别是最后一首(其十三)将南园一带的的远山、近水,麦田、柳絮,古刹、渔舟春日清晨到夜晚的美景描绘的十分美妙:“小树开朝径,长茸湿夜烟。柳花惊雪浦,麦雨涨溪田。古刹疏钟度,遥岚破月悬。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夜雾渐渐消散,蜿蜒在树丛中的羊肠小道随着天色转明而坦陈于眼前。小路两旁蒙茸茸的细草沾满夜露,显得湿漉漉的。诗人踏着朝露、沿着小到来到南园下的昌谷河边。柳絮纷纷扬扬,飘落在浅浅的河滩上像铺了一层雪,春阳下的麦苗死劲地往上窜,简直要涨破溪田!天色渐渐暗下去,远处的古刹传来阵阵晚钟声,一轮残月开始浮现在远远的女几山头上。渔人正在敲石取火,通红的火把将小船照得如诗如画。谁读了这首诗,都会感到诗人观察的细密和触觉的敏锐,也都会被诗人笔下的南园美景所迷恋。静谧又温馨的南园,对仕途坎坷、刚刚辞职归来的诗人无疑是最大的心灵慰籍。诗人还有四首关于北园的诗,皆是描写竹子的,从其中的“茂陵归卧叹清贫”、“斫取青光写楚辞”、“无情有恨何人见”等诗句来看,也是写于归隐之后,牢骚满腹之时,而且是借咏北园之竹来抒愤,但其中也透露出关于北园的一些信息:这是一所竹园,而且时间很久:“古竹老梢惹碧云”、“风吹千亩迎雨啸”;这所竹园是从李贺宅后的井旁一直延伸到昌谷河边:“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可是,这三园究竟何指并位于何处?学界一直议论纷纷,至少有三种主要说法:一种是在1974年毛泽东写给陈毅的《关于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信中除了批评宋人不懂形象思维,诗歌“味同嚼蜡”外,着重提到“李贺诗歌值得一读”。伟大领袖一声令下,百万“革命大军”自然闻风而动,神州大地一片读李贺诗歌声。在这个大背景下,李贺诗歌中的南园、北园和后园居然还不知究竟何指,这怎么可以呢?于是,宜阳县委宣传部专门组织了个“工农兵李贺诗歌研究小组”,在三乡作了三天调查,然后得出“统一结论”,由宜阳县革命委员会向外宣布:“三园是以连昌宫为中心的三片竹林,宫南称南园,宫北称北园,北园的后面称后园”,这一结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定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李贺诗歌的论着,多采用此说。第二种看法认为是村庄名。钱仲联在《李贺年谱会笺》中即认为“昌谷后园、南园是连昌河汇入洛河处的两个村庄,后园即今日的后院村,南园即今日的南寨村”,“后院(园)村旁房后,竹林夹道,或即是李贺当年‘斫取青光写楚辞’之地”。第三种看法是杨其群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李贺研究论集》中提出的新看法,认为“园”与“原”通,即可种植谷物的平地。“北园”就是“昌谷范围以内丘岭‘可种谷给食之处’”,“可称昌谷北原”。至于南园则是“昌谷口以南与洛河交汇范围以内‘可种谷给食”的平地”,“可称南原”。我通过这次在昌谷的实际考察,倒是倾向于三园为三片竹园这种在“文革”中提出的说法。因为“文革”虽然荒谬,但也不是事事荒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在“文革”中上天,第一颗原子弹也是爆炸于“文革”前夕的1964年12月,难道都会因为“文革‘而被否定和推翻?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言。只是需要修订的是,我以为三园的得名不是以连昌宫为中心来定位,而是以这三片竹园的相对位置而得名:大概位于今日南寨附近的这片竹园称南园,南寨西北今日上庄附近的竹园称北园,北园再往北靠近连昌河的竹园称后园。因为连昌宫的故址在下庄,南寨在其西,上庄在其西偏北,无法形成宫之北为北园,宫之南为南园这种地理概念。
福昌宫、连昌宫和玉阳宫
  李贺在《昌谷诗》中曾提到福昌宫,在《三月过行宫》一诗中也说到从故乡到洛阳的路上经过一座行宫:“渠水红繁拥御墙,风娇小叶学娥妆”。李贺以后的诗人在提到昌谷和三乡时又涉及连昌宫,如北宋诗人邵雍就有《故连昌宫》一诗,并在《十五日别福昌因有所感》中写道:“连昌宫废昌河在,事去时移语浪传”;明人的《玉阳宫记》和近代《河南通志》又提到玉阳宫,认为玉阳宫即是连昌宫。由于历代史籍对这三宫所在地及相互关系的记载存在混乱,当代一些学者以此为据所作出的解释就更加众说纷纭。根据我在昌谷的调查和对相关资料的判断,福昌宫和连昌宫在唐代为同一行宫,座落在昌谷;玉阳宫虽也在昌谷,但与连昌宫(福昌宫)并不在一处,而且也不是帝王行宫而是全真教道观。现将三宫的历史沿革溯源如下,至于详细的考证,将同上面的“三园考”一起有另文刊出:福昌宫为隋代行宫,建于隋炀帝大业初(公元605左右),据《隋书·地理志》此宫在宜阳。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将宜阳县更名为福昌县,县署就设在福昌宫旧址,遂将此宫遗物移至县东十七里的昌谷昌涧水与洛水交汇处,仍名福昌宫。大概由于昌谷风景优美,三乡驿又是唐代长安往洛阳驿道上一座重要驿站,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重建福昌宫时就建在这块改迁的遗址上,改名连昌宫,又叫兰昌宫。《新唐书·地理志》特注明是原福昌宫。从现有史料来看,唐人多将两宫浑称,如李贺在《昌谷诗》注中说“福昌宫在谷之东”,元稹那首名诗则叫《连昌宫词》。至于后人,则只称连昌宫而不再浑称,如前面说到的宋人张耒在《福昌书事言怀》“昌水行宫废”下注:“连昌宫,三乡东”。宋人邵雍有首诗题即是《故连昌宫》,在另一首《十五日别福昌因有所感》中也写道:“连昌宫废昌河在”,也未见称兰昌宫者。至于玉阳宫则是位于三乡的一所道观名,遗址在今南寨村。1974年,宜阳县文管所罗国英在此发现《玉阳宫铭并序》,为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全真教掌门大宗师洞明真人祁志诚撰。据碑铭介绍,玉阳宫原名奉真观,始建于蒙古太宗窝阔台十一年(公元1239)。第二年祁志诚的师父披云真人宋德方云游至此,题名“玉阳”。在祁撰此碑记时,观前匾额已改为“玉阳宫”了。玉阳宫和连昌宫、福昌宫不是一回事,不仅性质不同:后者为帝王行宫,前者为道观;而且地理位置也不同:连昌宫在三乡驿东昌涧水与洛水的汇流处,邵雍《故连昌宫》诗中说得很明确:“洛水来西南,昌水来西北。二水合流处,宫墙有遗壁”。在《十五日别福昌因有所感》中也写道:“连昌宫废昌河在,事去时移语浪传。下有荒祠难问处,故槐枝秃竹参天”。今日两水汇流处有一村庄叫下庄,可能就是连昌宫遗址所在地。据下庄王功俭先生介绍,下庄村原来很大,有四条街,街上原有座泰山庙,大殿无梁,全靠斗拱支撑。村小学建在一个很大的庙院废地上,据传就是连昌宫遗址。玉阳宫碑出土处则在南寨,在下庄东,距两水会合处较远。另外《玉阳宫铭并序》中说得很清楚,此宫是“恢李马之故地基,拓地者四十亩,玉阳之邃境遂敞,房屋者几百数,变俗乡为道乡”。是在李马故基而并非是在连昌遗址上拓建的。铭文还引用了□□川樗栎道人秦彦容的《玉阳宫记》,记中说此宫是“南抱女几,北依连昌”。可见玉阳宫在女几山之北,连昌宫之南,与今日南寨的地理位置也相符。据调查,将连昌宫与玉阳宫混为一谈,始于何继麟的《重修玉阳宫》碑记。此碑立于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由玉阳宫“知观道士王教松、门徒范演立,儒学生员何继麟撰,寿安杨静镌”。此碑于1994年在三乡镇东五里的东柏坡发现,碑下部已残缺,中间有的字已漶灭,但仍可见“天宝之末,禄山乱斯宫遂湮□□□□,因遗址建之以宫,更名玉阳,塑以老子兼以上帝”。这位乡村秀才将玉阳宫和连昌宫混而为一,其后近人编的《河南通志》则以讹传讹,说“连昌宫,一名玉阳宫”。于是一些学者辗转传抄,信乎不疑了。
李贺诗歌与故乡风物
  李贺从小就生活在这名山秀水之间,成年以后也多次返回故里闲居。地杰人灵,李贺一生写下那么多秀美而神奇的诗章,与故乡风物的陶冶有很大的关系。故乡风物是昌谷诗中经常表现的对像,也是形成李贺或艳丽或幽冷诗风的主要动因,甚至对李贺封闭内向性格的形成以及多言鬼神创作倾向的产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李贺为人异常脆弱又异常敏感,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早年在昌谷的生活环境和创作习惯有很大关系。直到十八岁离家赴洛阳前,李贺就一直处在这样一个清幽又自我封闭的山居环境之中。大自然的清幽陶冶了诗人的纯情,也培育了诗人的敏感,但也使诗人的生活面极为狭窄和单调,《新唐书》本传对李贺的这种生活有段记载:
  (贺)每日旦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而”。
  早上出去观风赏景,寻找诗材,激发诗兴,晚上回来整理创作素材和佳句。日日骑着一匹瘦马、伴着一个书童,再加上一个阵日为他耽心的母亲,这就是李贺在昌谷的全部生活内容。这种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自然会形成落落寡合的性格和孤寂愁苦的心态。而这种内向性格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心理定式,即使走向社会后也会本性难移:在洛阳求职时他是闭门著述、苦思冥想;在长安任奉礼郎时也是下班回家,闭门独处;即使在漫长的旅途上也是“独骑往还京洛”。独往独来,罕与人交,整日浸淫在读书与创作之中。情感的闸门一旦向外封闭,情感就必然要向内心回流,李贺单调贫乏的现实生活造成了天平向另一端倾斜——精神世界异常丰富和活跃。李贺诗歌多幻想、多写虚幻世界,都与这种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有关。
  另外,李贺诗歌多言鬼神,杜牧就以“鲸呿鳌掷,牛鬼蛇神”来形容其荒诞风格,这种创作倾向的产生也与他早年生活和家乡环境有关。李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鬼神气息异常浓郁的环境之中。昌谷故居东北的汉山上有座“光武庙”,当年是十里古柏,林壑茂美,但到了李贺生活的中唐时代,这座曾经香火鼎盛、金壁辉煌的庙宇已是“颓圮残破,十不存一”了。神殿的破败更显得林壑的阴森,十里古柏更衬出古刹的神秘。李贺在其咏歌家乡的一些诗章中反复表现一种冷寂中的伤感和冥冥中的神秘,如:“南山何其悲,鬼雨撒空草……漆矩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古刹疏钟度,遥岚破月悬”(《南园》);“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未尝不是这座古刹荒寺给诗人自小就留下的心灵痕迹。从李贺的故居向东南越过洛河,对岸就是女几山,这又是一块弥漫着神话传说和滋生着鬼神因素的土壤。女几山因兰香女神的传说而得名。传说兰香女神在此山修道,功德圆满后白日飞升,留下一石几在修炼处,故得名为女几山。女几山高峻巍峨,石湍飞瀑,云环雾绕,再加上有上述传说,很容易产生一种仙山琼阁的神秘感。宋人蔡襄在《雪中不见女几山》一诗中就表达了这种感受:“宜阳南路是仙山,雪拥云埋缈霭间。洗眼看来无觅处,不知可复在人寰”。唐玄宗在路过三乡驿时也写了首望女几山诗,此诗《全唐诗》未载,但从读过此诗的刘禹锡所发的感慨来看,玄宗此时也产生了飘飘欲仙之感和创作上的冲动。路过其间都会产生这种心理,何况生活于其间,整个身心都浸淫于其中的李贺了。女几山上有座兰香女神庙,从李贺《兰香女神庙》一诗的描述来看,此庙当时香火鼎盛,从小就瘦弱多病的李贺大概也会随着众人或家人前来祈福消灾。这座女神庙不仅给李贺诗作带来终生难以抹去的鬼神气息,而且这位女神的容貌气度、神情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至成了他写女神、写女鬼,乃至写名姬、写美女的模板和模式。据李贺在《兰香女神庙》中的描述,这位女神是髪密眉浓、孤寂独处,身姿怯弱又带着淡淡哀愁。他后来笔下的仙女如贝宫夫人、湘妃,美女洛姝真珠乃至女鬼苏小小等多是浓眉轻愁,怯弱又孤独,多像这位兰香女神。由此可见,李贺早年幽寂又带有鬼神气息的生活环境,对贺诗多言鬼神,充弥“鬼气”的美学倾向是有较大影响的。
  李贺故乡诗作中很多是写水的,如“溪湾转水带”(《昌谷诗》),“斜竹垂清沼,长纶贯碧虚”(《钓鱼诗》),“泉沙软卧鸳鸯暖,曲岸回篙舴艋迟”(《南园·其九》)“松溪黑水新龙卵”(《南园·其十二》),“溪汀眠鹭梦征鸿,轻涟不语细游溶”(《溪晚凉》)等。这对李贺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皆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李贺在创作思想上有种反理性的美学倾向,往往有意识地打破客观世界的固有秩序,用自己的审美经验加以组合,喜欢表现一种折射的,甚至是扭曲变形的世界。而在大自然中,水具有特别的物性:既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又是个倒影,是个扭曲变形的世界,很符合李贺反理性的美学倾向。所以在他包罗万象的二百多首诗作中,描写水世界的近二十首,约占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一。其动因,还是受故乡之水的触发。
河南宜阳三乡乡昌谷故里今貌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19:57 | 显示全部楼层
薛涛故居现地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三

陈友冰

  “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这是中唐诗人王建寄赠薛涛的诗句。薛涛是中唐的名妓,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女诗人。约生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死于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字洪度,长安人,幼年时随父亲宦游成都,遂以蜀地为家。涛自幼巧慧,善于言词、通晓音律,娴于翰墨,颇有文名。父亲死后,随孀母艰难度日。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曾召薛涛侍酒赋诗,遂入乐籍,颇得韦皋喜爱。涛一生交游颇广,酬唱甚多,存有诗作七十多首。现存的诗中还可以看到她献给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杜元颖、李德裕等两川节度使的诗作,当时著名的诗人元稹、刘禹锡、王建等均同她有交往和酬唱,留下众多风流韵事,也留下传说不一、甚至互相抵牾的历史悬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四川大学参加学术会议,而众说纷纭的薛涛坟就在川大校园内。因此讲学之余,结合相关史料,对其故居、薛涛笺、薛涛井、薛涛坟以及交游、创作活动等,作了一些实际考论。
  一、薛涛故居与薛涛坟
  今日四川成都的望江楼公园内,有一座亭院叫“枇杷门巷”,一些导游乃至成都市民根据王建诗句“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误以为“枇杷门巷”就是薛涛故居。其实这是误解,首先,薛涛门前种的是“琵琶花”,而不是“枇杷树”。琵琶花与杜鹃花相似,属草本,与木本的枇杷树是两码事。再者,万里桥并不在今日的望江楼公园内。薛涛一生,除了在今四川境内北部的松潘和南部荣县的竹郎庙等地作过短暂的居留外,主要时间是在成都度过,成都市内的居所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南郊浣花溪旁的万里桥,另一处是在城西北的碧鸡坊。在万里桥居住的时间最久,整个中青年时代大多在此度过,时间始于贞元五年(七八九),原因与韦皋对薛涛的处罚有关。据有关史料记载,薛涛入乐籍后,因其机敏巧慧又娴于诗文,深得当时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喜爱。蜀中官僚看到了薛涛在韦皋身边的重要作用,于是纷纷巴结薛涛,并且企图通过薛涛贿赂韦皋。《薛涛传》记载:“使车至蜀,每先赂涛,涛亦不顾嫌疑,所遗金帛,往往上纳。皋既知且怒,于贞元五年罚薛涛赴松洲(即今四川省松潘地区)”。从“所遗金帛,往往上纳”来看,薛涛并未受贿。之所以“不顾嫌疑”介入地方与节度使之间政务,只不过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罢了。但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是不可能让一个地位卑微的歌伎介入的。即使韦皋内心器重,也不敢抗拒强大的习惯势力和社会舆论,必然要用处罚薛涛来表现自己的“公正”和“清廉”,薛涛也就必然成为封建政治的牺牲品。薛涛在被贬松州之后,曾写了数十首诗献给韦皋。从现存的《十离诗》、《罚赴边有怀韦相公》等十几首诗来看,主要是抒发身处异乡的孤独之苦,希望能打动韦皋,从边地迁回。但内中也不乏明朗之色、慷慨之音,甚至公开表白对罚边的不满。如《罚赴边有怀韦相公》云:“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诗中表明,胡人如此肆虐,你们毫无办法;一个小女子犯下过失,你们却大加挞伐,把我谴到胡势猖獗的松州。由此看来,薛涛秀丽文弱的外表下,仍藏着一颗倔强抗争的心。也许是由于献诗打动了韦皋,也许处罚薛涛的本身就是场政治游戏,不久,薛涛即由松潘赦还。此番远贬,使年轻的薛涛尝到了世路的坎坷,也看透了官场的险恶。
  回到成都后,薛涛随即脱去乐籍,退居于西南郊的万里桥,在门前种满了琵琶花,过起了一种远离官场的自由平民生活。这就是友人王建在赠诗中所说的“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万里桥横跨于浣花溪上,它的西面是百花潭,与杜甫草堂相距不过一箭之地:“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杜甫《堂成》),杜甫草堂在万里桥西、百花潭畔,薛涛故居一个在万里桥畔、百花潭东,与杜甫草堂隔潭相望。薛涛在此处与蜀地的名公诗酒唱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王建的那首《寄蜀中薛校书》即写于此时。
  薛涛晚年迁居于城西的碧鸡坊,就在汉代辞赋家扬雄住宅之侧。迁居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对边患的警觉。因为薛涛迁居后不久,唐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南诏国偷袭成都,将西南郊人畜掳去数万。如果薛涛仍是住在万里桥,就恐难逃此劫。薛涛在碧鸡坊建“吟诗楼”,每日息居其上。吟诗楼现为一栋木质两层小楼,位于今日的望江楼公园之内。楼右立山石,置爬山廊回旋直达楼上。楼下门楣上有一块黑底镏金匾额,上镌隶书“吟诗楼”。两边对联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撰书。联云:“花笺茗椀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何绍基(公元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当时任四川学政,此联作于任满离蜀之时。吟诗楼前遍植蜀地的特产粉簟竹,此竹通身粉白,似冰肌玉骨的婷婷秀女,使人联想起秀美的薛校书。风动竹影,婆娑有声,又像是薛涛在楼上低珍浅唱,细哦慢吟。楼上挂着清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举人包汝谐撰书的四首《吟诗楼感怀》。其一写道:“红叶萧萧响一楼,凉云团入锦江秋。美人芳草情同恨,茗碗临风吊薛侯。”很能代表游人至此的感慨。清人顾复初有首《蝶恋花·吟诗楼》:“眼底长江波沵沵,雪岭横眉,拂袖寒星倚。十万楼台斜照里,暮葭声断炊烟起。五色浣花笺上字,阁号吟诗不见吟诗妓。勋业韦张人老矣,钓竿摇动江天思”。词中抒发物在人亡的追思,也让人产生与《吟诗楼感怀》类似的感慨。
  昔日的碧鸡坊,宋以后称薛涛井,晚清时在其旧址附近建望江楼,抗日战争时改称第一郊外公园,1953年又恢复旧名称望江楼公园。该园位于今日成都市西南的古护城河边,她的西面就是诸葛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锦江水从园西北向东南缓缓流过,西面面对的则是千年积雪的岷山,其门联曰:“一水绕当门,滚滚浪分岷岭雪;双扉开对郭,熙熙人乐锦楼春”,倒是很清楚的注明瞭望江楼的地理位置。此联为无名氏作,另一门联为今人陶亮生所撰,则从人文角度对薛涛一生进行讴歌:“少陵茅屋,诸葛祠堂,并此鼎足而三。饰崇丽,荡漪澜系舟垂杨歌小雅;元相诗篇,韦公奏牍,总是关心则一。思贤才,哀窈窕,美人香草续离骚”,联中提到附近的诸葛武侯祠,杜甫草堂,元稹与她的唱和以及韦皋奏请朝廷封她为“校书”,皆是在肯定薛涛的为人和文学上的功绩。园内主要建筑除上述的吟诗楼外,还有崇丽阁、濯锦楼、漪澜堂、薛涛井以及讹传为薛涛故居的枇杷门巷。其中的崇丽阁是园内的最高建筑,位于“薛涛井古故处”(《华阳县志》)。高五层,俯视于锦江之畔,每层皆有飞檐耸起,檐牙高啄,飞阁流丹,极为堂皇富丽,故得此名。此阁建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由马长卿、伍肇龄等倡导修建,历时两年竣工。开阁之日,四川学使文状元赵以炯、重庆镇总兵武状元田在田率先登楼,一时传为盛事。马长卿,华阳(今成都市)人,光绪巳卯(1879)举人,曾任松潘厅教谕。崇丽阁上有他撰写的一付楹联:“斯楼为蜀国关键,慨兵燹倾颓,人物雕谢,数十年满目荒凉,遗风顿歇。溯渊云妙墨,李杜奇才,轼辙名高,久经宇宙山川,沧桑千古;此地是锦江要会,爱舟樯上下,烟浪萦回,几多士同心结构,胜地重开。想石室英储,岷峨秀毓,江汉灵炳,且看栋梁桢干,砥柱中流”。联中盛赞蜀中人物,慨叹今日雕敝,叙述了修建崇丽阁的动因、经过和落成的胜景、可以说是篇袖珍版“修建崇丽阁记”。十年后,马长卿等人又募款在崇丽阁附近添修浣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又修复“吟诗楼”,今日望江楼公园的规模已始备。崇丽阁左面为“吟诗楼”,右侧则是濯锦楼。比起崇丽阁,濯锦楼显得小巧而清雅,隐藏于四川特产的粉簟竹丛深处,楹联亦如其楼,其门联云:“花影常迷径,波光欲上楼”。楹联云:“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为清人顾复初所题。
  薛涛殁后葬于何处?据四川《华阳县志》说是葬在城东南四里的黄家坝。宋代郑樵的《通志》甚至具指此坟即距薛涛井约一里左右,在一所民舍的旁边。据《华阳县志》载:薛涛殁时,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为撰墓志,并题碑“西川女校书薛洪度之墓”。今题碑已不存,唯存晚唐诗人郑谷的薛涛墓诗。诗云:“渚远江清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朱桥直指金门路,粉堞高连玉坛云。窗下断琴翘凤足,波中濯锦散鸥群。子规夜夜啼巴蜀,不并吴乡楚国闻”(《蜀中》之三)。诗的首联即点出薛涛墓在锦江之滨。按成都的护城河唯安顺桥(今称九眼桥)东面一段称锦江,颔联又说到朱桥,可见涛墓就在九眼桥附近。据清人熊斌《鸿雪偶存》记载,至少在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薛涛坟仍在,位于“浣笺亭外里许”,“有大阜高丈余介其中,即薛涛坟”。坟的四周皆是竹林,“广可数亩,蔚然深秀”。四十年后,光绪九年(一八八三),浙西沉寿榕再访薛涛坟时,竹林已毁于兵燹,高阜亦夷为平地。“胜境日成旷址,墓址几不可辨”,只有旧碣尚存。于是,沉寿榕伙同易家霖、辜培源诸人,重加修葺,再镌墓碑,此址一直存留至今,在今日的四川大学校园南大门附近,郑谷的《薛涛墓》诗刻石以存留其间。
  二、薛涛笺与薛涛井
  薛涛不仅以才女闻名,她制作的“薛涛笺”,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出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房四宝”中,“薛涛笺”深受文人和才女们的喜爱,往往是书写某种情思或记录某种“香艳”之事必不可少的载体,“薛涛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声要比“薛涛诗”大得多。所谓“薛涛笺”是指一种深红色小笺纸,是薛涛在万里桥居住时所创制的。如上所述,薛涛从松潘赦回成都后,立即脱去乐籍,闭门而居,专务时文酬唱。写作诗文,当然离不开纸。当时浣花溪一带多以造纸为业。薛涛在此基础上研制成一种深红色小笺,受时人所喜爱,称之为“薛涛笺”。该笺有两大优点:一是染色精工,二是短小实用。笺纸染色,并不始自薛涛,远在晋代就有了色笺。南朝梁简文帝萧纲雅好好宫体,为与咏歌艳情相适应,他专用一种粉红色洒花笺纸。这种笺,薛涛也曾用过,她在贬往松潘时给韦皋的献诗《笔离手》中就提到这种晋笺:“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与薛涛同时代的诗人范之凯,亦有“蜀地红笺为弟贫”之句。可见中唐时代,蜀地仍产这种粉红笺纸,而且很名贵。但薛涛笺又优于这种晋笺,她在晋笺基础上又将颜色加深,染色更精,创制成一种深红色小笺。至于薛涛为什么要将颜色加深,这与她的爱好有关。薛涛性爱深红,平时着大红衣衫,《寄张元夫》诗云:“前溪独立后溪行,鹭识朱衣人不惊”;爱的花也是深红色,如从叶到花都是赤红的朱槿和金橙花:“栏边不见蘘蘘叶,砌下唯翻艳艳花。细视欲将何物比,晓霞初叠赤城家”(《金橙花》);“红开露脸误文君,司蒡芙蓉草绿云。”(《朱槿花》)。就连粉白的棠梨花,她喜爱的也是不常见的深红色:“日晚莺啼何所为,浅深红腻压繁枝。”所以薛涛染笺,当然会选深红色。
  但在宋代以后,又出现一种说法:薛涛不但创制了深红色笺,且创制了月黄、深青、深绿、浅云等十色笺。如宋人李石在《续博物志》中云:“元和中,元稹使蜀,营妓薛涛造十色彩笺以寄,元稹于松华纸上寄诗赠涛。”此后更是以讹传讹,谓十色笺皆为薛涛所造。其实,十色笺乃宋人谢景初所造。纸染色虽始自唐代,但唐代并无十色,到五代时也仅有红、青、金粉、银粉数色。后蜀时四川由于战乱,造纸业衰微。到宋时,社会安定,文化发达,造纸业又开始复兴。宋代谢景初在昔日造纸业繁荣的浣花溪专造十色笺,号为“谢公笺”。这十色据元代蜀人费着的《笺纸谱》记载,是“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色”。大概由于产地也在浣花溪,人们很容易也乐于把十色笺讹为薛涛所造,这也是为什么讹传十色笺始自薛涛的原因。其实,费着在提到“十色笺”时也说到“薛涛笺”:“涛所制笺,特深红一致尔。”说得很肯定。比薛涛稍后的唐人和五代人在咏歌薛涛笺时,也都只是提到深红一色。如五代韦庄《乞彩笺歌》诗:“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及崔道融《谢朱常侍寄蜀茶剡纸》诗:“薛家凡纸漫深红。”可见,薛涛笺只有深红一色。
  薛涛笺的第二个优点是短小实用。古代笺多用于长篇书札,所以笺纸需长大。况古人又有“批反”之习。所谓“批反”,本是下级呈文时在纸尾预留空白以供批复,常用于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公文。中国向来是礼仪之邦,平日亲友同事间信件往还也仿此法,在信尾留空以示不敢于对方平起平坐,并不是真的要对方在信尾批答,这叫“敬空”。这样,笺纸当然要大一些。而薛涛制笺,唯专用于写诗,既然不是长篇书札,也就不需“敬空”。况薛涛又喜作七绝、五绝之类小诗,大笺既浪费又不好看,所以特制小笺,一张才八行,染以深红,确实优雅而精致。此笺风行后,人皆以为便,即使作书札亦用此笺。因为如一纸不够,铺写数张,更显其情重,于是风靡开来。薛涛笺的优点,主要在上述两点,至于纸质,据我在成都和北京等地博物馆所见,此笺纸质似不及色宣,甚至也不及同为蜀产的夹江纸。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四川薛涛笺,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宋应星是位科学家,也是为精通造纸的工艺学家,这话说得很专业。
  说到薛涛笺,当然会涉及薛涛井。人们常认为薛涛笺是用薛涛井的水所制成,这又是误解和讹传。因为薛涛创制薛涛笺是在城西南郊万里桥边的浣花溪畔,而薛涛井却在城东郊的薛涛墓旁。薛涛生前与此并无关涉,只是由于薛涛墓在井边,此井才得名“薛涛井”。后来从中附会出薛涛用此井水造笺之说。对此,明末人曹学全《蜀中广记》和清初人王士桢的《香祖笔记》都有辨误。《香祖笔记》明确指出此井在锦江东面,又叫玉女津,明代的蜀王用此井水造笺纸——“薛涛笺”:“明时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涛井水,制笺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贡京师。近督抚、监司募工仿制,殊不能佳。予使蜀时访之,井旁石臼尚存,雕镌精丽。井在锦江东,亦名玉女津也”。明人包汝楫《南中纪闻》则说民间亦用此水制笺,说得神秘而又浪漫:“薛涛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泛滥。郡人携佳纸向水面拂过,辄作娇红色,鲜灼可爱。但止得十二纸。岁闰,则十三纸。以后遂绝无颜色矣”。
  蜀藩王在此制笺时,井旁曾建有堂屋数楹,并有吏卒看守。至于“薛涛井”的题名碑刻,则到清代才有。清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成都知府翼应熊手书“薛涛井”三字,镌碑立于井侧。干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编修周厚辕与成都府通判汪俊等游薛涛井,又题诗并镌碑于井碑之侧,今皆俱存。题诗曰:“万玉珊珊凤尾书,松花篱近野人居。井栏月坠飘梧影,素发飘飘雪色如”。薛涛井的许多题咏中,最见个性的是《官场现行记》作者清初四川人李调元的一首七绝:“不见薛笺唯见井,琅轩千万绿阴阴。何人刻竹留题满,我欲编诗入笑林。”此诗一出,“后人不复敢题矣。”
  三、《筹边楼》诗与薛涛的相关酬唱
  薛涛虽是歌伎,却志向高洁、胸有韬略,关心国事边陲。她有首写给西川节度使王播咏菊诗,诗中以菊自喻:“自有兼材用,那同众草芳。献酬樽俎外,宁有惧豺狼”,可以看出她人格上的自恃。在《罚赴边有怀韦相公》、《贼平后上高相公》、《送卢员外》等诗作中,亦可看出她对军阀割据、外族入侵等内忧外患的态度。薛涛的政治襟怀,在她与李德裕酬唱的《筹边楼》一诗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诸将默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在成都建筹边楼,其意并不在登览,而是与当时西川一带军事形势有关。西川的南面与南诏接壤,西面与吐蕃相连。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诏大举犯边,败西川兵于邛州(今四川邛崃),遂陷之。十二月更攻陷成都西郊,停留十日,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太和四年,西川节度使郭钊应付不了这种严峻形势,上书告病求代,朝廷命义成节度使李德裕改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787——849)中唐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字文饶,赵郡人。武宗时拜太尉,封卫国公,执政六年,建树颇多:内驭宦官,外平藩镇,支持武宗灭佛,朝廷一时呈中兴之势。李德裕到任后,立即治军备战。一方面“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了解情况,并亲自“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筹边楼就是在此背景下建造的。李德裕在楼内四壁绘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划其上,故名之为“筹边楼”,战备的目的十分明显。
  作为与李德裕过从甚密的诗友,薛涛对李的建楼用心和治边之策是深为体察、也深为嘉许的。所以她在诗中不但夸张筹边楼的高峻,可以平临云鸟,而且强调它“壮压西川十四州”的气势和声威。在薛涛的眼中,筹边楼就是治边有方、又具有驾驭和统率能力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化身,完全可以仗其气势、仰其声威,确保剑南、西川免遭外族入侵,和平而安定。后两句“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则是支持李德裕的安边之策,告诫守边诸将切勿因贪图眼前私利而轻开边衅,使西边的羌人安定下来,成为边陲的一道屏障。这虽是李德裕的安边之策,也表现了薛涛的政治襟抱明达见解。清人纪昀认为此诗“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做啸之思,非寻常裙履所及,宜其名重一时”。
  薛涛的诗作遗失很多,从现存的诗作来看,多算不上一流之作,所以历来的唐诗选本也很少选薛涛之作。但这首《筹边楼》则是薛涛诗集中为数不多的上乘之作,就是在全唐诗中也可算是佳篇。此诗之妙,不仅在于其识见高远,表现了女诗人中少有的巾帼之气,而且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也有过人之处。诗人在短短的四句之中,把叙事、描景、抒情、议论四种手法结合起来并以议论为主,很好地表达了忧国之思与安边之策并举,感慨与劝戒交织这一创作主旨。诗的首句是描绘筹边楼的雄浑、高峻,用的是夸张和烘托之法。薛涛用站在楼窗前可以平临白云和飞鸟,来烘托筹边楼的高峻,这比实写直叙更为生动和形象,当然,烘托之中也略带夸张。第二句“壮压西川十四州”则意在渲染楼的气势,以抒情感慨为其基调。其中当然也有夸张,因为西川只有二十六州,加上东川十二州也只有三十八州。这种气势,不仅用“壮”字明白道出,更通过“压”字形象地加以表现。这个“压”,不仅有对外镇守,拒敌于西川之外之意;亦有对内弹压,防止川内生乱之意。薛涛此愿,并非无因。就在太和四年李德裕入蜀前,因南诏犯边进袭成都,山南西道募新兵千人前往救援。未等到成都,南诏兵已掳掠而还。节度使李绛遣散新军,而监军杨叔元与李绛有隙,激怒乱兵,杀李绛,屠其家,后被新任节度使温造弹压下去。所以薛涛在此突出一个“压”字是大有深意,对李德裕治蜀是充满期待的。
  诗的前两句是针对筹边楼进行描绘和抒发感慨。接下去的第三句如果仍在楼上做文章,这样画面就会狭逼,内涵不可能丰厚,意境也自然不可能深远。因为绝句仅四句,没有给作者留出广阔的书写空间。所以历代的诗家都很注意绝句的第三句,刘熙载说“绝句的第三句要响”。唐人处理绝句的第三句大致有两种手法:一是大幅度的跳跃,二是画面突然转换,以求在较小的空间纳入丰富的情感和深远的意境。《筹边楼》采取得正是后一种写法:诗人由对楼的描绘和讴歌突然转为对边将对劝戒,表达一种对国事、边患的忧患意识。但从情感和创作主旨来看,诗人描绘、讴歌筹边楼,所寄托的亦是对内忧外患的担心和对李德裕镇蜀道期待,因此前后两句在情感上仍一脉相连,都是为了表达诗人的政治襟怀和对边患的关切之情。更何况,诗人以“最高层处见边头”作结,这“高层”在结构上暗中关合首句的“平临云鸟”,“见边头”则又和次句“壮压西川”形成鲜明对照,亦深得结构开合收纵之妙。
  她作此诗后不久,与她长期相伴的孔雀死去,不久诗人亦病逝,时间应在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夏。因为卒时,李德裕有《伤孔雀及薛涛》一诗追悼。当时刘禹锡任苏州刺史,得此消息后写了一首《和西川李尚书〈伤孔雀及薛涛〉之什》。诗云:“玉儿已逐金环葬,翠羽先随秋草萎。唯见芙蓉含晓露,数行红泪滴清池。”诗中的玉儿即薛涛,金环、翠羽指孔雀。诗的前两句指明孔雀死后薛涛遂逝,后两句写闻此噩耗的感慨,时值芙蓉滴泪的清秋。四川的消息传到苏州,在信息迟缓的唐代,应有月余。以此推断,薛涛应殁于唐文宗太和六年的春天。
  薛涛一生交游颇广,酬唱甚多,存有诗作七十多首。她与镇守四川的节度使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杜元颖、李德裕等均有交往并有献诗,与元稹、刘禹锡、王建等著名诗人均有酬唱。薛涛晚年所交游的名人,主要有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和贬在四川的著名诗人刘禹锡。与薛涛交往的著名诗人还有王建、白居易和元稹。王建有首《寄蜀中薛校书》,诗中提到:“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为后人研究薛涛提供了生平背景。白居易也写过一首诗给薛涛,诗云:“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诗中反用刘晨天台山遇仙的故事来打趣薛涛,看来两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与薛涛唱和的还有著名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白居易写过一首诗给薛涛,诗云:“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诗中反用刘晨天台山遇仙的故事来打趣薛涛,看来两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元稹与薛涛更是风流名士对名妓,才艺相倾。之间留下许多佳话,也留下一段历史公案,直至今日仍让学者们争论不休。薛涛曾以自制的“薛涛笺”寄元稹,并赋诗云:“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下咏花怜暗淡,雨朝题柳为欹垂”。诗中回忆了两人月下咏花、雨朝题柳的诗酒唱和生活。诗题曰:《寄旧诗与元微之》,看来,直到老年,元稹在薛涛心中仍留着难以磨灭的刻痕。元稹也有《寄赠薛涛》诗给她,诗的结句是:“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对薛元之间的酬唱,从晚唐起,许多笔记小说如范櫖的《云溪友议》、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即以此为根据,敷衍出许多浪漫乃至香艳的故事来。元稹与薛涛的关系也是新时期元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争论的焦点是两人之间除了酬唱还有无交往,乃至产生暧昧关系。一部分学者如苏者聪、朱德慈、马晓光等仍持《云溪友议》、《清异录》以来的观点,认为元稹使蜀时曾与薛涛相会并有诗往来,甚至认为元稹在江陵时仍与薛涛“保持不清不白的关系”,薛涛《寄旧诗与微之》和元稹的《寄赠薛涛》皆是“道道地地的情诗”,“元稹、薛涛见过面是事实,两人有过一定程度的爱情关系也是确实的”。这部分学者为了给薛元姻缘增添左证,认为两人的年龄也相当接近,如朱德慈就认为“薛涛生年与元稹生年是非常接近的,甚至不无同庚的可能性。因此,在他们之间发生因缘关系,就年岁这一问题讲,是合情合理,无可咎责的”。苏者聪则据此判断元稹人品的卑劣,而不是有人所说的元在男女问题上“一往情深”。她认为元稹“不但见女色即动心,且甚至听女色而怀鬼胎”,甚至认为从“宪宗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十几年来,元稹与薛涛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常关系”。但新时期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如卞孝萱、吴伟斌、刘知渐、冀勤、陈坦等均认为薛元之间只有唱和、并无交往,更无恋情。卞孝萱认为“元稹薛涛未曾会晤,仅有唱和关系”。其证据是严绶时任右仆射,不在成都,所以不存在《云溪友议》等笔记中所云遣薛涛往侍一事。吴伟斌亦认为历来传闻元稹轻薄好色并无历史根据,因而并不足信他指出:元稹出使东川时,薛涛在西川,两地分属不同节度使管辖,“元稹当时只是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有何神通,能召已入乐籍,且正受邻郡节度使宠爱的名妓前来入侍?”况且两人此前“从未谋面,又怎能无缘无故从西川赶到东川,与元稹‘相聚数月,形同夫妇’”?作者还指出,元薛二人年龄差距也大:“元稹奉使东川时,涛已五十岁,而稹年仅三十一”。文章还认为现存的元薛唱和诗“实为他人伪作”。
望江楼公园内“枇杷门巷”,相传为薛涛在成都西南郊居所。   
   
薛涛井:相传为薛涛制“薛涛笺”之处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20:04 | 显示全部楼层
姑孰、牛渚与李白诗文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二

陈友冰

  安徽省当涂县,古称姑孰。姑孰城始建于东晋,因城南的姑孰溪而得名。秦汉时属丹阳县,隋代开始建县,隶宣州。当涂是镶嵌在长江南岸的一棵明珠,境内阡陌纵横、港汊相连,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商旅麇集之地,也是扼守长江中游的门户。它襟吴带楚、地处冲要,县境内上有天门山之扼守江面,下有采石矶突入江心,对岸则是当年霸王自刎的和州乌江浦,这里距南京仅百余里,是古来兵家必争这之地。南宋的虞允文、明初的常遇春、太平天国的罗大冈,都曾在此与对手恶战,在历史上写下彪炳的一页。隋代建县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当涂山水渐为世人知晓,特别是六朝时期,这里是南北对峙的前线冲要,晋宋孝武帝、陈霸先等都曾在此屯兵或到此巡视,孙策曾在此大破扬州刺史刘繇;一些著名的六朝将领周瑜、陆逊、谢玄、谢尚、桓温、刘牢之、王玄谟都曾在此驻扎镇守或由此渡江北上;此后的隋朝大将韩擒虎伐陈,率精骑五百即由当涂境内的采石矶渡江直捣金陵;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南唐也是从彩石渡江,至今仍留下故垒和残垣。江山胜处必然人文荟萃的,更因离金陵不远又风景佳丽,南渡衣冠常把此地作为休憩之所、吟咏之地,南齐诗人谢脁的故居就在县内的大青山,他的一些名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皆是描绘当涂一带秀丽山水;镇守姑孰的大司马桓温曾携客登览境内的龙山,参军孟嘉逸兴湍飞,帽子被风吹落而不觉,传为历史佳话,故此山又改称“落帽山”。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父子都游过当涂,并遗墨宝存留至今。至于于唐宋以还,当涂已成上郡大县,来此任职或游历的诗人名家更是枚不胜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生,更是与当涂结下不解之缘。他自二十五岁第一次经过天门山,到六十一岁终老于大青山,近四十年间数次在当涂盘桓往返,或从天门山、牛渚矶穿行而过,或泛舟姑孰溪、丹阳湖,或登临凌毃台、谢公山,写下了《望天门山》、《横江词六首》、《夜泊牛渚》、《姑孰十咏》《送当涂赵少府归长芦》、《游化成寺》等五十多首诗文,留下青山李白墓、采石衣冠冢、太白亭、谪仙楼等名胜古迹以及骑鲸捉月、锦袍村等民间传说,为后世的小说戏曲增添许多生动浪漫的素材。下面按其行踪结合当地风物对其要者加以介绍和考索。
咏歌姑孰美 慨叹横江恶
  李白的《姑孰十咏》咏歌了姑孰县境十个代表性景观,它们是:姑孰溪、丹阳湖、谢公宅、凌毃台、桓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矶、灵墟山和天门山。其中的姑孰溪是连接丹阳湖与长江的一条河流,它东起丹阳湖小花津,向西从姑孰城南穿城而过,在金柱关注入长江,全长约23公里。姑苏溪沿岸景色异常秀美,溪水青碧,两岸竹林逶迤、青山倒映,就像李白在诗中描述的:“波翻晓霞影,岸叠春山色”。陆游亦曾游过姑孰溪,诗中亦称“姑溪绿可染,小艇追晚凉”。可见直到南宋,这里仍是溪水青碧,游人纳凉的好去处。今日的姑孰溪迭遭污染,枯水季节已断流。丹阳湖亦在姑孰城的东南,横跨黄池、多福、积善、湖阳四乡,据康熙《太平府志》:湖南北长90里,东西宽75里,徽州、宁国、池州、广德等州郡之水皆汇聚其中,在当时是个面积相当大的淡水湖。今日丹阳湖仍存,但湖面已萎缩,不见李白诗中那种“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天外贾客归,云间片帆起”的浩淼又清幽的气象。只是黄池一带水质尚可,用丹阳湖水做成的“黄池茶干”在国内还很有名气。桓公井在当涂县城东约五里的白纻山上,姑孰溪的北岸。原名楚山。东晋大司马桓温驻节姑孰时,常携僚佐宾客及女乐登山宴饮,因桓温好为《白纻歌》,故此山改名白纻山。山上古迹有桓公井、挂袍石、齐云亭、四望亭、兴国禅寺等古迹,今均不存。桓公井相传为桓温所凿,因桓温常用此泉饮马,固又名饮马泉。宋人王安石有诗:“歌舞不可求,桓公井空在”,可见至少到北宋,其景观仍在。慈姥竹为慈姥山所产之竹。慈姥山位于姑孰城北约70里的江边,原名鼓吹山。因为山上所产之竹体园节疏,多供宫廷制作箫笛等乐器,因此得名鼓吹山。李白在诗中所说的“龙吟曾未听,凤曲吹应好”即指此六朝的吴均,宋朝的沈括,明代的周忱皆有诗咏歌其竹。此竹得名慈姥竹缘自一个传说:梁昭明太子在此山中苦读,其母劝其早日返京。昭明太子为了表示完成学业的决心,将竹筷插入崖壁,表示其筷长成竹子他方返回。哪知其母慈念感动上苍,果然筷子变成一片青青竹林,所以后人将此竹称为慈姥竹,此山也称为慈姥山。山上有昭明太子读书阁、丁兰寺、、弥陀寺、临江楼等古迹,今均不存,慈姥竹今亦不产。惟此山临江绝壁上尚存一块摩崖石刻,为当年当涂县与江宁县的界碑,其上日月已模糊不清,但从上面所镌分“宣州”二字判断,可能是块唐碑。凌毃台在当涂城北五里的黄山上,宋孝武帝刘骏曾建避暑离宫于其上,从南朝诗人“宋家天子游南国,红粉三千台百尺”、“宋祖凌毃乐未央,三千歌舞宿层台”等诗句来看,古凌毃台是可以容纳三千粉黛的一组建筑群,宏伟而壮丽。但李白所见到的凌毃台,已经荒废:“闲云入窗牅,野翠生松竹。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据顾炎武的《肇域志》:到了清代,就只剩下山顶的一块巨石“高五尺,顶平而园,径丈许”。今巨石犹存,上有明人李伯鳌等纪行诗词刻石。黄山上除了凌毃台外,还有东岳庙、广福寺、黄山塔、誓清堂、极目亭等古迹。誓清堂为宋嘉定九年,为纪念祖逖北伐“誓清中原”而建。“极目亭”建于宋淳佑六年,因亭名为大书法家米芾所书而著名。以上景观今多毁圮,惟黄山塔存。此塔为宋武帝刘裕所建,塔高25米,五层八面,层层对角相垒,历代皆有修葺,最后一次大修是在清光绪年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白咏黄山凌毃台的诗作,除《当涂十咏》外,尚有《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登黄山凌毃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李白诗歌的选本或解释中,将姑孰的黄山误为徽州的黄山。李白确实到过徽州的黄山并有多首吟咏,但上述两首诗中的黄山却在当涂,不能因徽州的黄山今日闻名天下就张冠李戴。
  《姑孰十咏》中提到的天门山是李白诗集中咏歌最多的一座山峦。它是东西梁山的合称。东梁山又称博望,位于江南当涂县西南十五公里处;西梁山又名梁山,位于江北和州市境内。两山夹江,对峙如门,故得此名。天门山山体并不高,西梁山海拔不过100米,东梁山仅81米,但由于壁立于大江两侧,势如斧削,扼守江流,使突受约束而激怒的江水如离弦之箭直喷于壁上,激起飞雪千堆,因而显得险峻万分,素有“大江锁钥”之称。南朝时宋孝武帝刘骏北伐之前,曾在东西梁山下检阅水军以壮声威,并下诏立双阙分别于两山之上,今已不存;东晋的车骑将军王玄谟曾在西梁山上筑却月城以屯兵,今仍存石础。西梁山下临江的陡壁上,有东晋王羲之草书的“濯足振衣”四个大字,一千多年来的潮喷浪击,仍墨迹如新、龙飞凤舞,如见右军其人,正濯足振衣,挥洒于大江之畔。西梁山临江石壁还曾刻有李白的《天门山铭》,今不存。南朝梁武帝曾在东梁山上建有寺庙,早已毁圮,但从残存的石础可想见昔日的规模。
  李白从中原往江南或从长江上游的安陆、荆州、武昌到下游的金陵、吴越等地,经常是乘船,或横渡,或顺流而下,都要经过天门山,因此留下许多题咏名句,如“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达天门》)等。
  约在晚唐时代,人们怀恋李白,曾在姑孰溪畔建起一座“十咏亭”,此亭早废。近年来,人们又在李白的青山墓园内重建了一座“十咏亭”,其富丽堂皇虽不亚于往昔,但水非昔日水,山非昔日山,青山不再,绿水无存,徒有金壁辉煌亭阁,只能徒增人们的感叹!
  李白从中原往江南的宣城、当涂、青阳一带,多从江北的和州横江驿渡江。横江,在今和州市东南,又名横江浦,与当涂的彩石矶遥遥相对,今日的“横江馆”就建在当涂县的彩石镇。横江浦是唐宋时期由江南往中原的主要渡口之一,由于横江浦与横江馆之间隔着一个江心洲,长江主航道又在靠和州市横江浦这一侧,所以李白无论北上中原还是溯江西上,都要经过横江浦。横江浦一带风波险恶,历代皆有咏叹:明代王世贞《横江》云:“越女红妆隐画桡,惊破天际雪山摇”;张弼的《横江诗》云:“扬子江头独问津,风波如旧客愁新”。李白的六首《横江词》更是描写横江风险涛恶的绝唱。其中的“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等句,把横江一带风涛的声威、气势以及给人的感受,描绘得无以复加。当然,这也是横江一带风涛的真实写照。横江一带是万里长江除三峡以外风涛最为凶险之处,所谓“牛渚自古险马当,无风也有三尺浪”。究其原因,一是此处有江心洲,水道狭窄,上有天门山锁其喉,下有彩石矶束其腹。前后阻遏之下,造成水势湍急而回旋;二是唐代时此处离长江入海口近,受海潮回涌阻据,更易掀起百尺潮头。据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介绍:唐代长江的入海口在今镇江一带,当时的镇江就叫“海门”,江面宽达20公里,江中有一小山亦称海门山。今天的横江浦距长江入海口——吴淞口为397公里,距镇江132公里,也就是说今天的入海口距离是唐代的三倍。今天横江浦一带江面受海潮的影响,其感应潮差仍有1.32米,可以推想当年的潮差该有多大!所以李白说横江一带江面是“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应当说是有事实依据的。瓦官阁在今南京市,距当时的入海口更近,李白正是把横江风涛与入海口附近的风浪加以对比,并予以渲染的。六首《横江词》中一再提到“海潮”、“海神”、“海鲸”、“海云”,也都说明李白也意识到此处浪高涛狂与海潮回阻大有关系。有的学者把“海神”、“海鲸”说成是比喻安禄山叛乱,并以此来推断《横江词》的写作时间,似在望文生义。至于六首《横江词》的写作时间,我以为也不是詹锳先生推断的开元十四年(公元726),李白游金陵、扬州后返牛渚时所作,因为我们只要把此诗与《望天门山》、《夜泊牛渚怀古》等李白青年时代的诗作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风格上、心态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望天门山》等诗作清新开朗、充满新鲜活力,对前途也充满期待;六首《横江词》则以“愁杀”等慨叹为基调,以“那可渡”、“归去来”作结局,这不仅是对自然风涛的咏歌,也含政治风波的慨叹,这与中唐诗人柳宗元的“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刘禹锡的“长恨人心不如水,陡平地起波澜”(《竹枝词》),出于同一种构思方式,而且还夹杂着一种人生疲敝感,所以似是李白晚年居于当涂时所作,具体则似是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这年李白听说太尉李光弼要讨伐史朝义,于是他便请缨北上,中途因病折回,不久便病逝于当涂龙山故室。六首《横江词》即写于准备渡江北上之时。如果此说正确的话,那么,这六首诗就成为诗人至死不忘国难的历史见证,而诗中横江上险恶的风涛,公无渡河的愁叹,也就成为诗人坎坷一生“行路难”的历史总结。
采石骑鲸捉月 终葬谢家青山
  代宗广德元年(西元763),太尉李光弼率大军百万镇临淮关,准备一举荡平史朝义,结束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流放遇赦归来的李白闻此消息异常振奋,兴冲冲地从当涂青山渡江北上,声称要“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愿学会稽耻,将期报恩荣”。但走到金陵就因病无法前行,只得又乘船沿江返回当涂,大概走到彩石附近,“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终歌》)这只文学长空无人可企及的大鹏终于从中天陨落下来,病死在他生前多次盘桓、咏歌的彩石矶一带。
  彩石矶在姑孰城北约十五公里处,原名牛渚矶,以传说中金牛出渚而得名。三国时东吴赤乌年间(公元239—249),广济寺僧掘井得五色石,遂更名为彩石矶。它高约五十米,前兀大江滨,后环牛渚河,遥对天门山,山势峭拔,江窄水急。山上怪石嶙峋,茂林修竹,楼阁参差,景色优美,与南京的燕子矶、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矶”,而彩石矶尤为著名,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孙策曾在此大破扬州刺史刘繇的牛渚营;东吴名将周瑜、陆逊都在此屯过兵;东晋镇西将军谢尚、牛僧孺等都曾在此筑城镇守。牛僧孺还留下咏歌牛渚的诗章,称牛渚矶如“悬石”、“危岛”,矶上“枫林暖如画,江岸净如扫”。隋开皇元年(公元589)大将韩擒虎伐陈,以精骑五百由彩石渡江直捣金陵;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南唐,也是从彩石渡江。元末动乱中,明太祖大将常遇春亦从此渡江击矶上元守兵也先粘木儿,乱箭之中。常遇春持盾挺戈,大呼一声,一跃而上,矶上至今还留有传说他下船飞登上矶的“大脚印”。大脚印前还有清雍正年间太平州知府李璋书刻的“天下太平”四个大字。东晋的温峤曾夜泊牛渚,听到矶下江水中隐约传来弦乐之声,便命人将可以辟邪的犀牛角点燃下照,果然见众多水族或乘车、或骑马,怪怪奇奇、熙熙攘攘,一见火光纷纷逃遁。当夜,温峤梦见一神人忿忿对他说:你我幽明相隔,路途不通,为何相扰?从此牛渚矶下再也听不到弦乐之声。今矶上建有燃犀亭,就起于这个典故。南宋詞人辛棄疾有首《水龍吟》,詞中寫道“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引的也這個典故。文天祥被俘北上時也經過此磯,寫下一首《彩石磯》:“不上蛾眉二十岁,重来为堕山河泪。今人不见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长江阔处平如驿,况此介然衣带窄。欲从谪仙捉月去,安得燃犀照神物”。山河易主、身为楚囚、黯然神伤之际,也想到了“燃犀照神物”。
  燃犀亭后面的山坡上还有一亭曰“蛾眉亭”,系北宋熙宁二年(西元1066)太平府尹张环所建。据《太平府志陶安蛾眉亭记》,此亭得名原因是由于登此亭可见江中的天门山,夹江相对,状若蛾眉,故得此名。北宋的著名科学家沈括登览此亭的诗中写道:“双峰秀出两眉弯,翠黛依然锁影间。终日含颦缘底事,只因长对望夫山”。此眉不仅是蛾眉而且是蹙眉了。蛾眉亭在元明清代均有过修葺,今日亭内还嵌有历代数块咏歌蛾眉亭和采石矶的碑文,较著名的有南宋礼部尚书韩元吉词《霜天晓角》、文天祥《采石矶》以及元代李洄书写的采石矶碑等。
  与牛渚矶相连的还有座翠螺山,原名牛渚山。此山不高,约海拔130多米,因突兀于江边,所以显得特别险峻,山体呈圆形,似田螺卧于江边,故改名翠螺山。据当地人称:明朝工部侍郎周忱巡抚江南时,爱此处山水,命人遍植树木,以隐巉岩。久之,树木茂森,四季葱茏,突显翠螺山之“翠“字。其实东晋牛僧孺的诗中就有“枫林暖如画”,李白诗中也提到“枫叶落纷纷”,此山多枫树,至迟在晋唐时代即是如此,并不是明代才如此。只是今日之翠螺,已很少见枫树。而多桃树石榴及其它杂树。翠螺山的人文景观很多,有“翠螺十八景“之盛名。其中今存的仍有广济寺、赤乌井、三元洞、“太白楼”、“衣冠冢”“玩月亭”和“舍身崖”等景观。广济寺在翠螺山下今太白祠的西侧,建于三国东吴赤乌二年(西元239),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到南北朝时代,广济寺已成为国内著名的古刹,宋天圣十年改称广济院,宋末毁于兵燹。明洪武十二年(西元1379)有一个叫明满的和尚募捐重建。从此香火鼎盛,清康熙、光绪年间又两次修葺。据记载,广济寺前有山门,旁建观音阁,大雄宝殿为两层阁楼,内塑如来三世身及十八罗汉像,栩栩如生。广济寺庭院的左侧有一口水井叫赤乌井,系赤乌年间建寺时所开挖,井圈上镌有“赤乌井”三字,至今仍清晰可辨。井旁原有一庵棚曰“禅悦庵”,为游方僧挂锡落脚之所,早废。元末动乱中,陈友谅攻占太平府(府治在当涂),将此庙作为行宫。有次,宫人汲水时绳断,将金桶沉入井底。几天后,渔民从江中打捞出此桶,因此传说此井与长江相通。广济寺在“文革”中被焚毁,仅剩一后殿,现为“文物商店”。在被毁的文物中售卖“文物”,也算别具一格一景。
  面对人文荟萃的江山胜处,“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当然更是流连忘返,在此写下了《夜泊牛渚怀古》、《牛渚矶》等著名篇章。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怀念曾在牛渚驻军的东晋镇西将军谢尚。李白怀念谢尚,并不仅仅因为谢尚曾镇牛渚,是触景生情融入自己的人生感慨。据《晋书》本传,谢尚为人自小聪慧,有“小颜回”之称,又精通音律,“曾制石罄,以备太乐”。理政治军又极有才干,深受宰相王导和大司马桓温的器重。桓温北伐,奏请谢尚代为都督江西、淮南诸军。攻陷洛阳后,又奏请让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李白亦是少年聪慧,对自己的各方面才能都极为自负。但他认为缺少的是谢尚的机遇,更缺少王导这样的重臣知遇和扶持,所以不能像谢尚那样腾达,这才是他在诗中所说的“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真正内涵,也是他产生“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这类牢骚的原因所在。
  “翠螺十八景”与李白有关的有“太白楼”、“衣冠冢”“玩月亭”和“舍身崖”等景观。李白逝世后不久,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宣州知州就在彩石矶旁的翠螺山下建谪仙楼。此楼宋、明年间皆有修茸沿革。到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重建,改名太白楼。后来毁于太平天国之乱。现存的太白楼,是光绪二年(公元1876)重建的。楼内有太白祠,祠后有太白衣冠冢。此冢原在彩石镇古神霄宫内,1962年方迁于太白楼侧。唐元和年间此楼初成时,就使这一代带成为游览胜地,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唱和不绝。白居易、刘禹锡、梅尧臣、陆游、文天祥等皆有题咏。白居易诗题曰《李白墓》,写于元和十年江州之贬后,诗云:“彩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诗人表达了对李白绝世才华的敬慕,慨叹其无人能过的坎坷一生,内中也杂有自己无端被贬的人生感慨。今日的太白楼为传统的歇山式建筑,三层两进,木质结构。三楼檐下高悬“太白楼”匾额,字体潇洒遒劲,为郭沫若所书。大门门额上蓝底金书“唐李公青莲祠”,进门檐下两壁嵌有重修太白楼碑记和一块记载李白生平的碑文。楼内一巨大屏风上绘有“李白邀月图”。二、三楼上原有宋代雕塑的李白坐、卧像各一尊,皆毁于“文革”。今三楼上有一尊黄杨木雕的李白像,一手持杯,半坐半卧,忧郁的双眼似在遥望远处的江流。两旁有一对联:“仙从天上谪,水向月中捞”,横联是“千载独步”。板滞而枯竭,缺乏灵气和想象力,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才,不知为何将此联摆在李白身旁。从三楼推窗望去,只见大江如练、白帆点点,天门山如两撇蛾眉,分列左右,大青山下千顷沃野,葱茏横陈。难怪自古以来,此楼就有“风月江天贮一楼”之称。
  太白楼后即是太白祠。祠顺应地势,就坡而建,就回廊与太白楼的二楼相连,楼内亦有黄杨木雕李白立像一尊,两旁亦有一联:”蓬莱文章建安骨,青莲居士谪仙人”亦如太白楼雕像两旁对联一样,平实缺少灵气和创意,祠内陈列历代名人咏歌李白的诗词和研究专著的各种版本,也无珍品和手迹。惟李白衣冠冢前石碑“唐诗人李白衣冠冢”八个大字神采飞扬、占断风情,此系林散之先生所题。衣冠冢原在彩石镇上,冢前有“唐李翰林衣冠墓”石碑一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于冢东建神霄宫。清康熙元年(1662)太平州知府胡季瀛将衣冠冢迁于翠螺山麓,与太白楼、太白祠联为一体。今衣冠冢用青石垒成高约1.5米,周长约40米,四周亦用青石圈成的墓圈卫护,近2米高,掩映在松柏丛中。
  “玩月亭”和“舍身崖”的修建则起于民间关于李白的美丽传说。据地方戏曲和当地传说,李白因爱彩石之美,曾在月夜泛舟于牛渚矶下,乘醉跳入江中捉月,溺死后骑鲸升天。现在彩石矶旁建有“捉月亭”,即由此传说而来。宋代词人贺铸的《彩石》诗的后四句云:“飘飘翰林主,长啸弄明月。难访物外游,飞云渺天末”。明代剧作家汤显祖《采石山》诗云:“夕阳千里弄舟还,一片秋声两岸山。醉看锦袍如梦渺,月明何限水云间”,皆是在咏歌此事。汤诗中提到的“锦袍如梦渺”也与当地的传说有关:相传李白酒醉跳江捉月骑鲸而去,浮尸逆流飘至当涂谢家青山,身披之锦袍却失落江中,被当地渔民打捞上来葬于彩石,这就是彩石太白祠后的衣冠冢。现在江心洲上有个锦袍村,据说就是当年捞起锦袍的地方。从汤显祖诗中对此事的咏歌来看,这个传说至迟在明代中叶就有了。
  李白骑鲸捉月当然是传说,衣冠冢内锦袍自然也是附会,但李白晚年确是病死在当涂的龙山并葬在龙山,后由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遗愿,确是葬在当涂改葬青山,现将我在龙山和青山考察的情况与诸公共飨:
  李白的原葬地在龙山,也是李白晚年的故宅所在地。龙山座落在当涂城南十里左右的姑孰河畔,山体不高,约海拔130米左右,方圆五里左右。龙山头枕姑孰城,尾接下钟山,如卧龙昂首云外,故得此名。龙山之上,怪石嶙峋,“丹枫红叶,遍满崖谷”,“龙山秋色”为著名的“姑孰八景”之一。登山远眺,长江横陈,天门山、采石矶尽收眼底,是个风景绝佳之地。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大司马桓温镇守姑孰时,曾在重阳节与宾客宴于此山。其参军孟嘉逸兴湍飞,帽子被风吹落而不觉,故此山又称“落帽山”,“落帽”也就成了重阳的代称。李白在姑孰时,每逢重阳常登览此山,写下《九日》、《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等诗章,在诗中慨叹自己有志难伸的坎坷遭遇,表示要学习孟嘉笑对人生,如“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九日》)“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九日龙山饮》)等。李白晚年即在龙山东麓筑宅隐居于此,最后亦病死于龙山故宅。李白初葬亦在龙山东麓,唐人刘全白曾作《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碑立于墓前,碑今不存。相传李白的两个孙女,亦嫁在龙山附近的农家。
  李白的终葬地则在青山。青山位于当涂城南15里处,由北向南绵延近20里,其主峰海拔372米。青山山体虽不高,但层峦迭嶂,山势回旋,东西宽达10多里,离金陵又近,因此东晋和南朝,一直以此作为屯兵之所,以拱卫京师。唐人郭祥正有诗:“重岗复岭控官道,北望金陵真国门”,可见到了南北统一的唐代,仍未失去其军事价值。青山之上林木阴翳,鸟道迂回、鸣泉潺潺,东晋以来吸引不少王公名流在此盘桓。南齐著名诗人谢脁(公元464—499)任宣州太守时曾来此遨游,称美此山为“山水都”,并筑室于山南,要与此山共老。为纪念这位大诗人,唐天宝十二年(753),玄宗下旨将此山改名“谢公山”,后人又称为“谢家山”和“谢家青山”。东晋大司马桓温(312—378)曾葬于此山北麓,故又称“桓墓山”。到李白归葬于此山北麓后,又称“李家山”。谢脁的住宅后人称为“谢公宅”,并在此宅基础上建“谢公祠”,至今遗迹犹存。今日所见谢公宅占地约十多亩,环宅皆流泉奇石、摩崖石刻,今字迹漫灭,多不可辨。宅后峦岫参差,苍松林立。宅前有一小池,石垒四壁,传说为谢脁所凿,人称“谢公池”,又叫“谢公井”,至今泉源喷涌,水味甘冷,终年不绝,为姑孰八景之一——“玄晖(谢脁字玄晖)古井”。山顶有一亭,名“谢氏山亭”,亭侧有一碑曰“第一山”,为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所书。
  “一生低首谢宣城”的李白对谢家山更怀有特殊的感情,生前曾多次登临青山,寻访谢脁遗迹,凭吊谢公故宅,留下了《谢公宅》、《日夕山中忽然有怀》、《游谢氏山亭》等著名诗章,倾吐对谢脁的仰慕和怀念之情。从他在一封信中所说的“宅近青山,同谢脁公之蜕骨”等语来看,已有长眠青山与谢公为邻之愿。所以李白去世后,唐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悦谢家青山”之遗愿,于元和十二年(817)将原殡于龙山的李白墓迁至青山,并于新墓前立碑撰文。其碑文云:“卜新宅于青山之阳……北倚谢公山”,为我们留下了李白墓的准确历史记录。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知州赵松年在墓前封田,并照享堂太白祠,设专人看护。每年清明节前一天,当地官民前往祭扫。孝宗隆兴年间(1163——1164)太子中允虞允文知太平州时又加以重建,淳佑二年(1242)知州孟点又重加修葺,并重刻范传正碑并加题跋,这是今存的唯一一块记载李白生平的宋碑。据《当涂县志》记载:从唐到清,李白墓及墓前李白祠迭遭兵燹,重建和修葺达十二次之多,最后一次大规模重建是在清道光五年(1825),由芜湖海关兵备道孙振铨主持重修。历代重修的太白祠和太白墓当代又遭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抗日战争中的民国二十七(公元1938)年,日本侵略军用大炮将太白祠夷为平地,祠内历代诗文碑刻亦损坏殆尽;另一次是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们为了“彻底清除一切封资修流毒”,将太白祠和太白墓彻底毁平,这是李白墓及周围建筑历次劫难中最严重的一次。现在的李白墓和太白祠是1979年文革动乱结束后重修的,并在周围扩建了占地达五十亩的墓园。并计划再建一座园林、一座馆园,一座碑园,将青山李白墓变成一个凭吊、游览和休憩的胜地。
  今日的李白墓在青山南麓的谷家村口,距龙山旧墓南约六里。青山墓头枕青山,面对秀溪,向南一百米左右有驿道直通墓园,今已开辟曾墓园前广场。跨过墓园前秀溪上的石桥即进入墓园。墓道左侧有一池塘曰“青莲池”,池后有一亭曰“十咏亭”,亭内镌刻着李白的“姑孰十咏”。穿过十咏亭即达“太白祠”。太白祠总体风格为徽派建筑,祠堂被一人多高的粉墙黛瓦所环卫,祠堂前后两进,亦是粉墙黛瓦,两边是高高的马头墙。祠堂正厅的门楣上高悬匾额,上书“太白祠”三字,为著名书法家林散之所书。厅内迎面耸立一尊李白的汉白玉塑像,高2.47米。塑像侧身而立左手按剑,右手后垂,矫首昂视,长髯飘拂,很有神韵。塑像身后为一墨绿色徽派版画做成的巨型屏风,以李白在当涂的游踪为写意,版画上方是名书法家舒同的题词:“李白高踪”图。祠内两壁嵌着六块石碑:一块为李白全身像,一块刻的是李白的《临终歌》,另外三块分别重刻唐代李华、刘全白和裴敬撰写的碑文。最珍贵的即是上面提到的淳佑二年“兼权太平州事、节制兵马”孟点重刻并题跋的范传正碑。此碑高5.7尺,宽2.9尺。共30行,每行63字,正书,字径6分。碑额题为“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此碑距今已750多年,保存完好,字迹如新,只是碑上角缺损一块,为“文革”中红卫兵所击碎。
  一千多年来,青山李白墓可谓历尽沧桑,随着世道兴隆衰乱,李白墓及墓前李白祠几经兴废,也成了兴衰治乱的一个表征,但愿天下从此太平,谪仙诗魂从此能永远安息于谢家青山。
长江三大矶之一的 采石矶(牛渚):传说中的李白骑鲸捉月处。矶上有太白祠和李白衣冠冢
当涂县谢家青山下的李白墓园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20:05 | 显示全部楼层
滁州风物与醉翁诗文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一

陈友冰

  庆历初年,是北宋政坛风云激荡,政局剧烈摇摆时期。围绕抗击辽夏、整顿财赋、淘汰冗员等关系大宋国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范仲淹、富弼为首的新政派和以吕夷简、夏竦为代表的守成派展开激烈的攻坚和拉锯战,两大阵营壁垒分明,你争我夺,力图把这条积弱积贫的大船驶向己方预设的彼岸。庆历二年(公元1042),因谴责司谏高若讷不尽言责,反对改革派落井下石而被贬为夷陵令的欧阳修刚调回中央不久,又上书《准诏言事》,批判国家积弊“三弊五事”,大力呼吁改革。因未获朝廷重视而要求自贬,出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到了庆历三年(1043),北宋政坛似乎出现亮色变:晏殊取代吕夷简为相,另一位代表人物夏竦徙于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范仲淹、韩琦内召,与富弼同在朝中二府(中书省、枢密院)主持军国要务,推行庆历新政。任知谏院,不久又擢为知制诰。此时的欧阳修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庆历新政”,连续向仁宗皇帝进献奏折,剖析时弊,经画方略,力主“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以“救世之积弊”(《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第二年四月,欧阳修奉命赴河东路(今山西一带)计度地方事务,,考察军需、防务、荒田等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八月,被任命为河北都转运使。但是时间不到一年,天色又骤变,保守派开始反扑。首先是御使中丞王拱辰借苏舜钦卖进奏院废纸招妓宴客,诬其“监主自盗”将苏削职为民,并将与宴的十多位名士一一坐贬,以迫使苏的岳父宰相杜衍自请免职。接着,夏竦又编造流言,说范仲淹、富弼等结为朋党,把持朝政。使范、富等被迫离京。庆历五年正月,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出知豳州(今陕西省彬县),枢密副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此时欧阳修担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见到范仲淹等正直受屈,而流言张狂,遂挺身而出,先作《朋党论》为其辨诬,继而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改革派仗义执言。于是,守旧派官僚转而对付欧阳修,诬告他与外甥女张氏有私情,后虽经朝廷勘验为构陷,但仍遭降职,罢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改知滁州。
  欧阳修从庆历五年八月知滁州,到庆历八年闰正月改知扬州,在滁州居住共两年五个月。欧阳修时代的滁州,还是个“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偏僻之处。他关心农桑,治理滁河,惩治污吏,使滁州百姓安居乐业,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在遭受打击后仍不考虑个人得失,时时刻刻为民为国的高尚操守。这与同期被贬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已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襟怀完全一致。他到滁州的第二年,治绩初具,又遇上个丰年,滁州人大悦,他更是高兴。另一方面,由于滁州地僻事简,民风朴厚,又有山水之美,所以他在政事之暇能从容优游于山水之间,心情也由离京时的愤懑转为欣悦,认为是上苍优厚他,给了他这个好去处。此时他在写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说:“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在滁期间,他陶醉于滁州的名山秀水之中,筑亭建堂,探穴访寻,自号醉翁,在山水之中寻求解脱和慰籍。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丰乐亭游春》、《琅琊山六题》、《题滁州醉翁亭》、《赠沉遵》、《石篆诗并序》等十多篇诗文。数年之后,他还写了《忆滁州幽谷》、《思二亭》等诗作,抒发他对滁州山水的怀念。所以欧阳修在滁两年多,对大宋国运来说是憾事,但对滁州吏民尤其是对本人的文学成就来说,未尝不是幸事。
琅琊山、醉翁亭与《醉翁亭记》
  琅琊山位在滁州西南五公里处,滁州西南是著名风景区,大丰山、花山、风山,群峰耸翠,其中最为深秀者则是琅琊山。琅琊山古称摩陀岭,后来因东晋琅琊王司马睿曾寓居于此而改为此名。琅琊山峻而秀,最高峰海拔317米,“山峰耸然而特立”,幽谷则“窈然而深藏”。山中有让泉﹑紫微泉﹑归云洞﹑雪鸿洞等九洞十一泉,素有“蓬莱之后别无山”之美誉。琅琊山腰有座古寺叫做琅琊寺。琅琊寺原名宝应寺,是唐代宗大历六年(七七一)淮南路刺使李右卿和法琛和尚所建。据《琅琊山志》,唐宋时期此寺香火极盛,僧人最多时达八百多人。
  醉翁亭在琅琊寺下的山坡上,建亭者是欧阳修在滁新交的友人琅琊寺住持智仙和尚,建亭的目的大概也是便于香客和游人赏景或休息吧。为亭取名的则是欧阳修,他是以自己的别号“醉翁”作为亭名。至于欧阳修当时为什么自称“醉翁”是很费解的,因为他当时年龄并不大,仅四十岁,他自己也说“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翁亭》诗),另外,他又不能饮酒,自称“饮少辄醉”。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乃至附会,我想还是以他本人的解释为准,他在《醉翁亭记》中解释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也就是说,醉翁的“醉”,是醉于山水之美而与酒无关。至于为何称“翁”,我倒以为除了欧公自称的“年又最高”这一因素外,更是说给政敌听的,就像后来的陆游,有人诋毁他“颓放”,他干脆自号“放翁”,实际上陆当时也不到五十岁。这当然表现他在政治打击面前的倔强和旷达,有关此时的心态,在下面还要专门论及。醉翁亭为中国传统的歇山式建筑,吻兽伏脊,亭角夸张地飞起,如鸟展翅。亭内可容十多人,南北框门设有格花和浮雕花卉,亭内有晚清时制作的八幅“八仙过海”浮雕。沿亭四周有木拦围护,以供观览山景。亭东的石壁前藤萝低垂,山花掩映,壁上有多处摩崖石刻,皆为记载醉翁亭的兴衰和对该亭的咏歌感叹,其一为南宋人篆书“醉翁亭”三个大字。亭西有一碑,镌有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全文,笔势雄放,人称“欧文苏字”,并为二绝。亭后有一高台曰:“玄帝宫”,登台环视,只见群峰横呈,罗拜于亭下。醉翁亭初建时只有一个亭台,北宋末年,知州唐恪在其旁建同醉亭,到了南宋至明代,醉翁亭周围又陆续修建了二贤堂、宝宋斋、意在亭、古梅亭、怡亭、览余台等九个亭台堂阁,形成一组建筑群,人称“醉翁九景”。二贤堂在醉翁亭北侧,建于宋代绍圣年间(1095),滁人为纪念当时的两位贤太守欧阳修和王禹偁所建,滁州太守曾肇曾作有祭文。原堂已毁,今堂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建。上为小瓦结顶,十六根立柱三间通联,格花门窗。堂内有欧阳修坐像和相关史料陈列。堂外山崖上有南宋崖刻“二贤堂”三字隶书。醉翁亭西有二亭,一上一下。上面为古梅亭,此处有欧阳修手植之古梅,原为四角厅堂,题为“瑞梅堂”。为明代滁州判官张明道所建,咸丰年间毁于兵火,民国十七年重建时改称“古梅亭”。亭前欧阳修手植古梅亦在宋末兵火中枯死,今日亭前之梅为明嘉靖年间补植,亭内有碑六块,为清人张鹏翮等所题梅台壁嵌有石碑,题为“花中巢许”,为清顺治九年(1652)李嵩阳所题。下面为意在亭,原名“皆春亭”,为明嘉靖四十年)(1561)南太仆寺少卿毛鹏所建。万历三十一年(1603),滁州知州卢洪夏在皆春亭四周凿石引水,建“曲水流觞”作为文人雅集之所。今日此亭乃1985年仿苏州园林重建,并改名为“意在亭”。醉翁亭以及周围的二贤堂、意在亭、古梅亭、怡亭、览余台等亭堂皆于清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兵火。直至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方由全椒观察使薛时雨将醉翁亭重建,民国以后和二十世纪中后期又将其余诸亭堂陆续重建和整修。其间沧桑正如现今醉翁亭内一联所云:“翁去八百念,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其实,在中国的大好山河和著名亭阁中,琅琊山算不上是名山,它无法和黄山、峨嵋、泰山、庐山相比;醉翁亭也比不上历下亭、兰亭、滕王阁和蓬莱阁。琅琊山和醉翁亭之所以能和这些名山亭阁颉颃上下,主要是由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据相关史料,《醉翁亭记》面世不久,便吸引不少士人前来游玩。其中就有欧公的友人,时任太常博士的沈遵。这位精通音乐的博士以此为题创作了琴曲《醉翁吟》,欧阳修为此曲配词。今日醉翁亭内有一联:“泉声如闻太守操,海日已照琅琊山”说的就是此事。数年之后,两人又在京师重逢,仍未忘怀此山此亭:“夜阑酒半”,沉遵操琴弹奏《醉翁吟》“宫声三迭”,勾起了欧阳修当年亭间游宴种种往事,写下长篇古风《赠沉遵》,诗中写道:“翁欢不待丝与竹,把酒终日听泉声。有时醉倒枕溪石,青山白云为枕屏”,似乎又回到了让被贬诗人获得无限乐趣的琅琊山间、醉翁亭旁。这篇《醉翁亭记》以“乐”作为贯穿主线,抒发了作者在遭受政治打击后寄情山水、怡然自乐的旷达情怀。全文以细腻的笔触,丰厚的情致记载了琅琊山间的四时之乐、山水之乐、滁人之乐、宴饮之乐、宾客之乐、禽鸟之乐和太守之乐。本文在构图上异常精美:一是用移步换形、层层缩小之法来写景状物,文章题为《醉翁亭记》但开头并不去写醉翁亭,而是敷设了四层铺垫:“环滁皆山也”,一层;“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二层;“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三层;“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四层。深层铺垫之后才点出翼然临于泉上的醉翁亭。根据人们的视觉原理,取景框渐渐缩小,景框内的景物却在渐渐放大,最后落到醉翁亭上,这样不但使读者对醉翁亭在滁州及琅琊山的具体位置,留下清晰且准确的印象,而且也突显了醉翁亭,紧扣《醉翁亭记》这个篇名。二是从空间位置、时间变换、动静搭配这三个方面把琅琊山和醉翁亭变成一幅有生命的山水画、有色彩的抒情诗。在空间位置上,作者不是孤立的去写山、写水、写亭,而是把它们交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且各有特点、各臻其妙:琅琊是蔚然而深秀——渲染其色;让泉是潺潺泻于两峰之间——形容其声;醉翁亭是翼然临于泉上——描摹其态。它们之间又互相映衬、互为表里:无西南诸峰,让泉则成无源之水;无让泉流漱两峰之间,琅琊山则少灵气壑活力;无醉翁亭翼张于让泉之上,让泉则显得空寂和单调;无让泉川流于于醉翁亭下,醉翁亭则缺少音响和韵味。正是山水泉亭的相依相衬,才让作者要抒发的山水之乐、四时之乐、游人之乐、宴饮之乐等诸般乐趣立下坚实的基石,作者寄兴山水、不以被贬为意的旷达襟怀也才能充分的体现出来。至于贯穿全篇的“乐”字的真正内涵,我以为不仅仅是一般论者所提及的欧公乐于滁州的山水和治滁的政绩,更多的则是表现命运打击下的倔强和向政敌不甘示弱的。中国历代的政治家在命运的重锤下表现可谓千差万别,但基本上有三种取向:一种是强烈的辨白和谴责,坚持初衷,九死未悔,其代表人物就是屈原。他愤慨君主听信谗言将他放逐,斥责群小贪图一己私利对他诽谤中伤,甚至不惜投身汨罗以示清白和决不变心从俗;第二种是忧愁忧思,一方面抒发无端被贬的不平、感叹命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心念故阙,希望君主能体察自己的衷情,被贬于潮州时的韩愈,被贬于永州和柳州时的柳宗元都是这种政治态度和人生取向;这三种是对政敌的打击不以为意或者装作不以为意,采取一种随意自适、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甚至在困顿中体味乐趣,贬斥中发现美好,苏轼就是采取这种人生态度:被贬黄州,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他却说黄州不错:“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却笋香”。继而贬到岭南,没有鱼也没有笋了,但却有荔枝: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最后贬到海角天涯的琼崖,在这块当时还是蛮荒之地上,不但没有荔枝,甚至连稻米都没有,只能以山芋充饥,但苏轼仍能从苦难中发现美:“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其政治取向和人生态度受座师的影响很大,因为这就是欧阳修对待政治打击的态度,相比之下,这也是三种取向中最成熟也最聪明的一种取向:因为政敌贬斥你、打击你,就要让你不舒服,让你激愤,让你困苦,你却不以为意,相反觉得很舒服、很高兴,无论是政敌还是生活中的困苦和艰辛,又能拿你怎么办呢?
  醉翁亭下就是让泉,泉旁用石块砌成方池,约三尺见方,池深二尺左右,旁有一碑曰:“让泉”,为康熙四十年滁州知府王锡魁书。让泉水温终年变化不大,始终在摄氏十七度左右。“让泉”曾被人误作“酿泉”,主要是由于《醉翁亭记》中有两处提到该泉,一是“让泉”(“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一是“酿泉”(“酿泉以为酒,泉香而酒冽。”)前为名词,后为动词。但是有人不经意间会误而为一,始作俑者是明初年的大学士宋濂。明太祖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宋濂陪皇太子游琅琊,在其所作的游记中将“让泉”误为“酿泉”,以后官修的《大明一统志》、《滁州志》乃至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皆以讹传讹,误“让”为“酿”。直到前面提到的王锡魁,才改“酿”为“让”。他之所以要在泉边立碑,大概也有匡谬之意。至于该泉为何得名为“让”,说法很多,但都于逊让有关。一说让泉有两个泉眼,当其中一泉眼喷涌腾畅时,另一个泉眼则静潴细汩,反之亦然,似在相互揖让。另一说见《安徽掌故》,说乡民们到其泉汲水时,如互相争先则泉水即干涸,如互相逊让则泉水喷涌。所以“汲者依次而进,各得克盈;若两器并举,辄浊而竭,使民不得不让”,故曰“让泉”。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云:苏轼在为《醉翁亭记》写碑时,发觉亭记中的“让泉为酒,泉香而酒冽”用字不妥,因为泉水只能甘冽不可能“香”,只有酒才可以“香”,遂将“泉香而酒冽”改为“泉冽而酒香”。实际上这也是以讹传讹。欧阳修作此记后三年,滁人便刻石立碑。后来忧此碑“字画浅扁,恐不能传远”,方又请苏轼写成大字刻石碑。苏轼应滁人之请写下“醉翁亭记”,在书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碑文由刘季孙秘藏,在明代先后被刻成“鄢陵碑”和“新郑碑”。其一立于今醉翁亭西,另一藏于河南省博物馆。碑文均为为“泉香而酒冽”,并无改字之事。
  琅琊寺一带除了醉翁亭及周围建筑和酿泉外,还有亭台名胜二十多座,最有名者如无梁殿旁的清风亭、洗笔亭,濯缨泉旁的三友亭,翠微亭,归云洞前的揽秀亭、日观亭等,皆是欧阳修及其幕僚们的常游之所。诗人的《琅琊六题》即是咏歌这所古寺及其周围的六处风景名胜:惠觉方丈、庶子泉、石屏路、归云洞、班春亭和琅琊溪。其中的庶子泉位于琅琊寺大雄宝殿的北侧,又名甘子泉,为唐代宗时右庶子滁州太守李幼卿(字甘子)在大历六年(771)所掘,故得此名。泉面约九平方米,泉深约三米。李白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曾为此泉作铭,篆书于泉侧,世人奉为珍宝,今不存。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莆田郑大同游琅琊,见此泉清澈无比,书“濯缨”二字于泉壁,故后人又称此泉为“濯缨泉”。欧阳修《琅琊六题》中咏庶子泉曰:庶子遗踪留此地,寒岩徙倚弄飞泉。古人不见心可见,一片清光长皎然。”此泉今已枯竭,遗址在今寺中明月观内。据相关史料,庶子泉北上还有一亭名翠微亭,亦建于宋代,上顶为歇山式,十二柱支立,四周设有半截围墙和壁窗。亭泉相映,景色格外秀美。宋人有诗云:“踏石披云一径通,翠微环合见禅宫。峰峦郁密泉声上,楼殿参差树色中”。此亭宋末毁于兵燹,请康熙年间重建时移于琅琊寺大雄宝殿南侧祗园内,今日的翠微亭为民国初年改建。
  归云洞在寺后高岭上,洞石罅犹如斧劈,巨石横门,危欹如坠。门上镌刻“归云洞”三字,款署为“双溪”。洞内壁有宋治平元年(1064)滁州知州杜符卿题名刻石,字径六寸。另有治平二年四月八日《赠寺僧上诠》诗一首。两处刻石笔法苍劲,刀功老道纯熟,距今已九百多年仍宛如新眷。欧阳修游归云洞诗云:“洞门常似起烟霞,洞穴傍穿透溪谷。朝看石上片云生,夜半山前春雨足”,将归云洞描绘得美妙而又神奇。琅琊溪则在归云洞下,其源为蒙泉,循山谷曲折而东,与其它泉水汇流于琅琊山间的深秀湖。此溪在唐代就很著名,中唐时代著名的文章家独孤及在大历六年(771)年曾游此溪并撰有《琅琊溪记》。根据此记,此溪亦是滁州太守李幼卿(字甘子)在大历六年(771)“凿石引泉,疏其流以为溪”,引蒙泉之水而成其溪。因晋元帝为琅琊王时曾到过蒙泉并留下遗址,故李幼卿为其取名“琅琊溪”,并写了八首诗咏歌沿溪胜景,刻于溪畔石上。欧阳修也有首诗咏其溪春日之美:“空山雪消溪水涨,游客渡溪横古槎。不知溪源来远近,但见流出山中花”(《琅琊山六题·琅琊溪》)。班春亭原在无梁殿侧,今已毁圯。石屏路是寺后的一条山道,沿途有悟经台、归云洞、清风亭、石上松等景致,除清风亭外,其余景致今仍在。诗人在《班春亭》一诗所说的“信马寻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辉”,在《石屏路》中所说的“我来携酒醉其下,卧看千峰秋月明”,皆是咏歌醉酒和闲适,与《醉翁亭记》所要表达的心态和情趣完全一致,皆意在抒发作者徜徉于山水之间不以贬谪为意的旷达情怀。
丰乐亭、清流关与相关诗文
  欧阳修在滁的游记,除了《醉翁亭记》之外,还有篇《丰乐亭记》也非常著名。苏轼任滁州太守时,曾将《丰乐亭记》手书刻石,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精品之一。今日学生临摹的字帖亦多用“丰乐亭记”帖。《丰乐亭记》是记作者在丰山丰乐亭一带游玩时的感受。丰山是滁州“林壑优美”的西南诸峰之一,在琅琊山的东北。丰山之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周围居住之民,多是东晋时从苏北丰县一带侨迁来的,是因地县而得名;另一说是当地居民对丰年的祝祷,因丰山可作雨水多寡和年成丰歉的征兆,所谓“丰山着帽,丰年之兆”,欧阳修为山亭取名“丰乐”,主要是据后一种解释,也是记实,这年滁地大丰收;另外也是诗人对自己治滁州政绩的肯定,这与《醉翁亭记》中写滁人之乐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丰乐亭建于庆历六年春,较醉翁亭为早。建醉翁亭者是山僧智仙,建丰乐亭者则是欧阳修本人。此亭规模较醉翁亭小,为十六立柱挑檐飞角四方亭,周围也无辅助建筑,可见身为太守也无僧院主持财力丰厚,当然也可以解释为欧阳修爱惜民力民财。只是为了美化此亭周围的环境,欧阳修倒动了不少脑筋:他常带领僚属到这儿来种花植木:“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谢判官幽谷种花》)。据欧阳修自己介绍,丰乐亭周围的群花中还有扬州刺史韩琦赠送的十株细芍药,至于“其它花竹,不可胜纪”(《与梅圣俞》)。为了点缀亭上风光,他还派人从州东五里许的菱溪移来“怪石”立于亭侧。更要指出的是:欧阳修凿泉、建亭也好,载花、移石也罢,并不是为满足一己之欲,而是为滁人的游乐之需,是与民同乐。他在《菱溪石记》中就明确道出“移石”是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因而也得到百姓的拥护。当三辆牛驾车载此石穿街前往丰乐亭时,市人相庆,为之“罢市看”。当丰乐亭繁花似锦、游人如织时,诗人也感到了一种与民同乐的欢欣。他的《丰乐亭游春》就说:“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天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看落花。”
  “丰乐亭”建亭九百多年来,多经损毁,多次重修。1963年曾进行过一次大修,但三年后即在“文化大革命”“扫四旧”中彻底被毁。现今的丰乐亭是1986年重建的,亭壁嵌有苏轼手书的欧公《丰乐亭记》残碑两块三面,吴道子绘的观音石像一块,亭周围散落的断碑石础,以及残存的《丰乐亭记》裂痕,似乎还在诉说当年的沧桑。
  丰山的景观除了丰乐亭外,还有名泉。据欧阳修的《与韩忠献王书》,此泉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偶得泉于州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此泉在丰乐亭幽谷东南的山坡上,与琅琊山间的让泉遥遥相对。泉原名幽谷泉,宋元佑二年(1087)滁州知州陈知新重修此景时,为纪念欧阳修,改名为“紫微泉”(欧阳修为一代文宗,人称紫微星)。明嘉靖年间再次修葺时,章元衍曾题书并立碑于泉旁。此碑于1966年毁于“文革”大动乱,但泉水至今任保存完好,清澈甘甜,常年不断。至于此泉的发现和修葺,当地有个传说:欧阳修来滁后,喜琅琊山泉之甘美,每天派侍役去山间汲取。有一天侍役在回来路上跌了一交,把水泼了,又不愿重返琅琊山重汲,便在附近的幽谷泉汲水代替。当欧阳修品茗时,发现此水不同以往,更觉甘泠,就问这侍役,方知近处也有佳泉。于是亲自前往探寻,果见一泓清泉从石间汩汩流出,十分高兴,遂“疏泉凿石”,并“构小亭与泉侧”。这个传说,与《丰乐亭记》中的叙述相近,也许就是从《丰乐亭记》中附会出来的。《丰乐亭记》的开头就说:“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
  同琅琊山和让泉是因《醉翁亭记》而闻名于世一样,丰乐亭和紫薇泉的著名也是因为欧公的《丰乐亭记》。如将《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加以比较,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皆作于滁州任上,而且是同一年;描摹对象皆是滁州山水,其主旨和要表达的情思又皆在山水之外;基调皆开朗愉悦、豁达大度,看不到贬斥之中的忧愤和愁苦。但两文又有很大的不同:《醉翁亭记》是写己,《丰乐亭记》则是颂圣;《醉翁亭记》意在抒发寄情山水、不以贬斥为意的旷达情怀以及暗示治滁之政绩,故以一个“乐”字作为贯穿全文之线索;《丰乐亭记》则意在赞颂太祖开国统一之功和今日军民安享丰乐之局面,道出亭名“丰乐”之缘由;《醉翁亭记》在结构上以“乐”为核,分写一日之乐,四时之乐、滁人之乐,宾客之乐和太守之乐,八方辐辏,绕一中心;《丰乐亭记》则围绕颂圣,三次提顿,三次宕开,显得波澜起伏,变化多端:文章起首一段也是写建亭经过,但目的于《醉翁亭记》不同,主要不是赞山美亭秀,而是要突显山河秀美、四海一家,所以在几笔点抹后便用“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一笔宕开,由眼前之景转入历史回顾,赞颂太祖开国统一之功。但当读者以为他要铺叙太祖开国后种种建树时,他又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水清”一笔打住,又从历史回到现实,描述滁人安于畎亩、休养生息的种种升平景象。之后,再从民风写到山水,从滁民写到太守,一番盘马弯弓后又回到颂圣:“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点破亭名“丰乐”之由和建亭之因,既点题又响应了开篇,结构上开阖收放,回环照应,确为佳作,至于说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醉翁亭记》那么高,我想可能与内容是颂圣有关,另外,文中看不到那位潇洒倜傥、非常富有个性的作者形象,可能也是个重要原因。
  欧阳修在丰山上除建丰乐亭外,还建了一座“醒心亭”,此亭在丰乐亭东南,两亭相距不到百米,亦建于庆历六年,欧公的学生曾巩曾为此撰《醒心亭记》。曾巩是个道学家,在“记”中多修身养心之说教,而且以欧阳修立论,并无多少自身感受,清初评论家曾把《丰乐亭记》与《醒心亭记》相比较,说:“丰乐亭记,欧公自道之乐也;醒心亭记,子固(曾巩字)能道欧公之乐也”。此亭早圮,后人也未再建。此亭没闻,我想可能与有亭而无泉,不能亭泉相映相衬有关,可能也与《醒心亭记》不如《丰乐亭记》出名有关,尽管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醒心亭记》与《丰乐亭记》相比,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还着重提到“清流关”。清流关与丰乐亭实际上相距甚远。丰乐亭在城西南五里,清流关则在城西二十五里外的关山。关山口处当地人叫关山洞,隋唐时代属清流县,南唐时李璟在此置关以御北周,故名清流关。明代陈琏《清流关》诗云:“忆自南唐始开凿,据守形势真险恶”。清流关隘险峻可见一斑。清流关关隘呈拱形,深十余丈,以巨石砖块砌成门,两面关门上分别嵌有“古清流关”和“金陵锁钥”镏金大字。到了明代,清流关不仅有关洞,还有关阁,附属还有关公祠、关山寺、元君殿等建筑。清代关墙改为大块长方形砖砌成,关楼飞檐翘角,上下两层,其余建筑还有关圣殿、包公祠、大佛殿、娘娘殿、无梁殿、胡天官祠、元君殿、滴水庵、白云庵等。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侵占滁州,清流关隘及关上建筑迭遭毁坏;“文革”十年,连关门洞石础也被拆除,遂成一堆废墟;只残留有“清流四景”等四散断碑和驿道上那深深凹陷的辙印,在述说着历史的沧桑。
  清流关下即是古驿道。直到清末,这条驿道皆是中国南方各省往江北各省直至北京的一条重要通道。津浦铁路的开通和现代公路的陆续构筑,交通改道,才使得这条古驿道失去往日的辉煌。这条驿道亦是南唐时开凿。其中清流关段为15里,有上七下八之称,路面为青石铺成,宽约2.5米。关东为关山店,关西为小店子,现在古街名犹存。街上有店铺坊栈,关下驿站常住邮卒及脚夫百余人,专供运送文报及为过往客商上山、下山转运杂物。关口下,古道旁立有“贱避贵、幼避长、轻避重、缓避急”的路碑。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翰林院编修程敏政从北京回故乡安徽,休宁省亲,途径滁州清流关及和州昭关,写有《夜渡两关记》名篇传世。清代戴名世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从江宁(今南京)赴京师(今北京),在《乙亥北行日记》也记述了经过这个“九省通衢”清流关时的见闻。古驿道现有遗存约有六里,原始铺路石仍存,古车辙前后相连,清晰可见。
  清流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汉高祖刘邦南平吴楚时,曾宿于清流关下,如今还留有古迹“汉高祖饮马池”。关上的关圣殿前有一古联:“江淮势抱祠千载,吴魏雄分土一丘。”说明此关亦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南北朝时侯景兵变,就是从清流关出击攻陷和州,再渡江陷建业的。北周显德三年(九五六),当时是殿前都检点的赵匡胤受周世宗柴荣的指派,亲率一支大军攻打南唐的江北重镇滁州,以分散南唐兵力,达到破其军事重镇寿州的目的。赵匡胤与南唐守将皇甫晖、姚风激战于清流关下,始终不能得手。后采纳谋士赵普建议,率全军“衔枚熄火”,乘夜走关北一小道直奔滁州,生擒南唐大将皇甫晖和姚凤。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中重提这段历史,强调“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而“向之凭恃阻险,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联系到庆历新政的失败和他自己被贬到滁州,内中当有很深的政治寓意和人生感慨。
  清流关周围方圆百里,今存有许多古地名,如“常山寨“、“将军岭”(又分南将军岭、北将军岭)、将军庙、将军集、大柳驿(古驿站)、广武卫、军马场、清流北关,以及方圆达二十余里的中军帐基等,这都在告诉我们,欧阳修以后,从明到清,直到太平天国、北伐战争、解放军渡江战役,这里都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一直在这块古老 大地上轮番上演。
琅琊山间醉翁亭,亭匾为苏轼题写
位于滁州西郊的丰乐亭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20:07 | 显示全部楼层
宣州杏花村与杜牧诗文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十

陈友冰

  人们常称晚唐诗人杜牧为“小杜”,用以区别称为“老杜”的盛唐诗人杜甫。杜牧之比杜甫,诗作固然稍逊,但更多了一些经邦治国的才具。杜牧是万年县(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八0三),卒于唐宣宗六年(公元八五二),是“三通”之一的《通典》作者杜佑的孙子,有《樊川文集》传世。他曾两次上书给朝廷执政,对消弭外患和讨伐叛镇,提出具体的用兵方略,且收到显著的成效。他还写过《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均见《樊川文集》)等军事著作,并注过《孙子》(见《注孙子序》),史称他“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及“真王佐才”。可惜的是,他生活在“只是近黄昏”的晚唐,大厦将倾,非他这根独木能撑。所以他只好借酒浇愁,清狂声色,如其《遗怀》诗:“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成了中国士大夫文人中风流才子的典型。
  杜牧一生经历颇丰,作过江西观察使沉传师、宣歙观察使崔郸以及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也担任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的刺史,当过司勋郎、史馆修撰、吏部员外郎、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京官。本篇着重介绍他在宣州(今安徽宣城)和池州(今安徽贵池)的诗文创作以及所涉及的当地风物。
开元寺与谢眺楼
  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八三0),当时作为江西观察使沉传师的幕僚的杜牧随沈转到宣州。沈传师是唐代传奇作家沈既济之子,与杜牧的祖父杜佑同修过《宪宗实录》,又是杜牧的恩师。因此虽为宾主,却相处甚得。杜牧此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又是一位贵介公子,喜冶游可以说是少年天性,也是他贵族本性;加之沉传师亦风流自任,赴宣州任时,居然把在江西结识的歌妓张好好也带到了宣城。宣城又是通都大邑,六朝以来繁华之地,山水秀丽,名胜众多,所以无论从其本人的气质秉性,还是客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都使杜牧爱上宣州风物并且多作咏吟。其中咏歌最多的当属开元寺。
  开元寺在宣州城内,东晋建成,原名永安寺,唐玄宗开元年间改名为开元寺。开元寺建筑宏丽,下临宛溪,与敬亭山遥遥相对,是个风景幽绝之处。杜牧一到宣州就游开元寺,而且与六朝文物联系起来。他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下宛溪》云:“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廉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诗的最后说要学范蠡,功成之后归隐江湖,看来此时既有建功立业的壮志,也有壮志未遂的惆怅。第二年春,杜牧再游开元寺,又写了一首五古《题宣州开元寺》,诗中写道:“南朝谢眺楼,东吴最深处。亡国去如鸿,遗寺藏烟坞。楼飞九十尺,廊环四百柱。高高下下中,风绕松桂树。青苔照朱阁,白鸟两相语。溪深入僧梦,月色晖粉堵。阅景无旦夕,凭栏有今古。留我酒一樽,前山看春雨。”诗中提到的谢眺楼在宣州北门,是南齐时宣州太守谢眺所建,又称北楼。谢眺是南北朝时大诗人,为李白所膺服。李白曾在北楼为他的从叔李云饯行,写下了那首有名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杜牧当然不会不知此典故,所以诗的一开头就用地势高的谢眺楼起兴,以此反衬开元寺的古老和巍峨。一座寺庙,楼阁高达百尺,柱廊多至四百,而且高下随势,其屋宇之多,范围之大,气势之雄,在“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当属罕见。今日之开元寺,前后三进,屋宇数十间,亦算雄伟,但已远非昔日可比。杜牧在此诗中又一次提到六朝古寺,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那首有名的《江南春》绝句结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因此诗中忆亡国旧事、抒今古之慨,恐非是单纯怀古追昔,内中当寄寓对晚唐时局的深忧,以及他壮志难酬的苦闷。比起第一首咏开元寺来,景物描写之外,似乎更多了一些对于人生和时局的感慨。
  唐文宗太和三年(八三三),沉传师内召为吏部侍郎赴京,杜牧亦离开宣州赴扬州,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幕;后又回朝任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四年后,又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请,再赴宣州任团练判官,遂以开元寺南楼作为寓所。此时的心情和生活态度,与四年前已大不相同了。他的《宣州开元寺南楼》说:“小楼才受一床横,终日看山酒满倾。可惜和风夜来雨,醉中虚度打窗声”。终日看山,醉中度日,诗中已看不到四年前的进取和优游了。在南楼,他还写了一首遇雨诗《大雨行》,诗中把今日南楼遇雨与当年东楼遇雨时的心情,有意的作一对比:“我昔壮气神洋洋。东楼从首看不足,恨无羽翼高飞翔。今年阘茸鬓已白,奇游壮观唯深藏。景物不尽人自老,谁知前事堪悲伤”。诗中把当年宣州幕时的豪情壮志和今日人事播迁、光阴催老的慨叹,表白得相当明白。
  杜牧在此时还写了首有名的《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虽不能指实是由宣州开元寺而生发开来,但四百八十寺的烟雨楼台中肯定包括开元寺的南楼以及“高高下下”的亭阁。
齐山登高与杏花村酒
  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冬,杜牧内调到京师任左补阙,第二年春赴任。此时他三十六岁,正值壮盛有为之时,本可在左补阙任上做一番事业,但因得罪了宰相李德裕,又被排挤出京往偏僻的州郡任职。先是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刺史,再转池州(今安徽池州市)、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前后达七年之久。这段时间,他的思想由进取转为颓放,内心也很愤懑:“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讦,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祭周相公文》)。唐武宗会昌四年(844)九月,杜牧由黄州刺史调任池州。池州位于长江中游的江南丘陵之中,秦时属古彰郡,汉时改属青阳,隋时置秋浦县,唐时改为池州。池州西北濒临长江,东南则是佛教名山九华山。梅埂河、秋浦河从东南向西北横贯全郡,可谓境内处处有山,山山有水,是个风景绝佳之地。但杜牧面对这明山秀水再也提不起往日的兴致,倒多了些山川永恒、人生短暂的伤感,处世态度也更多了些诗酒为伴、脱拘世事的旷达和潇洒,这种处世态度也成了杜牧后半生的基调。可以说:外任黄、池,使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种基调,在他的《九日齐山登高》诗中得以充分表露:“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此诗用俊朗顿挫之笔写落寞凄清之情,排解的旷达之中暗藏年华虚度之悲哀。齐山,在今池州城南三里,其得名历来有二说:一说此山有十余峰,峰峰等高平齐,故名齐山;另一说是唐德宗贞元年间齐映任池州刺史时常登此山。齐映治池州有政绩,百姓怀念,故以其姓名此山。齐山方圆不过十里,高不过三十仞,但山势矫健,状如伏虎昂首,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直抵白沙湖滨。山上洞穴幽深、岩壑峻秀,有华盖、朝天、石虎、无极等三十二洞,醒翁、窦云等十三名崖,还有二峡谷,十一名泉。《齐山岩洞记》称此山有“盖九华之秀,可与武夷、雁荡比美”,“可谓江南名山之最”。但因地处偏僻,在杜牧之前,此山并不知名。李白在秋浦一带写了十多首咏池州风物的诗章,却无一首提到齐山。只是在杜牧的这首《九日齐山登高》之后,此山方成为时人以及后人的咏歌对像,明代《嘉靖池州府志》收历代诗人咏齐山诗九十三首,皆是杜牧之后的作品,看来就像秋浦因李白的《秋浦歌》而名扬天下一样,齐山也因杜牧的咏歌而得以天下知名。据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此诗一出,诗人张祜立即作和,其中亦提到“秋溪南岸菊霏霏,急管繁弦对落会晖”。张祜为人耿介傲岸,时称“千首诗轻万户侯”。相传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张祜投诗拜谒。白居易戏称祜诗“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张祜立即反唇相谑,称白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经”(《唐摭言》)。但张却为《九日齐山登高》作和,并在和诗中将杜牧比作南齐大诗人谢脁,可见杜牧此诗在时人心目中的份量。从此,“世事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亦成为历代人们估量世事、自我排解的人生格言。
  杜牧之后,宋代名臣包拯也任过池州太守,曾在此山题刻“齐山”二字,至今仍存;北宋诗人梅尧臣、王安石等亦留下咏歌此山的美妙诗章;南宋绍兴年间,岳飞驻军池州,亦登山赋诗,抒发捍卫疆土地辛劳和收复失地的壮志:“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后人取杜牧、岳飞的诗意,在齐山之巅兴建了一座“翠微亭”,又在其下建“特特亭”,以资纪念。
  池州与杜牧有关的古迹,除齐山外,还有林泉寺,在原贵池县城西街,据杜牧诗中记载来看,当时即已废圮,宋时重修,改名“太平寺”。寺侧有金碧洞,皆杜牧常游之所,并各有题咏。前者为《池州废林泉寺》:“废寺碧溪上,颓垣倚乱峰。看栖归树鸟,犹想过山钟。石路寻僧去,此生应不逢”。后者为一首七绝《游池州林泉寺金碧洞》:“袖拂霜林下石棱,潺湲声断满溪冰。携茶腊月游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废寺颓垣,霜林栖鸦;冰断潺湲,相如老病。无论是景还是情,皆衰瑟伤痛,再也看不到作者当年在《宣州开元寺》中所描绘的天闲云淡,白鸟相语之鲜明景物和俊朗疏寯之情怀了。
  池州东门的城楼叫九华楼,又叫九峰楼,因面对九华山而得此名。杜牧任池州刺史时,常携酒登此楼,远眺九华秀色,间抒忠而见疑、壮志难酬之忧愤。在寄给友人张祜的一首七律中写道:“百感衷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常不见,道非身处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据唐人范摅《云溪友议》记载:白居易作杭州刺史时,张祜、徐凝皆慕名前往拜谒,希望白能推荐自己入京应进士第,白居易决定以诗赋决高低,要他俩试作《长剑倚天外》赋和《余霞散成绮》诗。测试点结果,白以徐凝居上。张祜很生气,“遂行歌而返”,不再赴京应试。杜牧是张祜的好友,闻此事后,为张不平,遂有“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之评。但细绎诗意,其中固然有范摅所云的为张鸣不平之意,,但其中的“恨”、“孤”和“不自由”之叹,决不仅仅为张祜而发,也含有己身坎坷、壮志难遂的深悲。他的另一首登此楼所作的咏歌,就将这种喟叹表白得十分明白:“晴江滟滟含浅沙,高低绕郭滞秋花。牛歌鱼笛山月上,鹭渚鹜梁溪日斜。为郡异乡徒泥酒,杜陵芳草岂无家?白头搔杀倚柱遍,归棹何时闻轧鸦”。前一首诗中含蓄地说“芳草何年恨即休”,此诗则明白道出“芳草之恨”的内涵:“为郡异乡徒泥酒,杜陵芳草岂无家?”这种漂泊之感,芳草之思,往往会因人生蹬蹭而显得更加深重绵长。
  江南的明山秀水,有时也给杜牧带来片刻的愉悦;面对着“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江南三月,他也会有自我排解的时候。在这些哀怨的登临诗外,杜牧在池州也写过一首清新明快的绝句,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中提到的杏花村,在池州城的西郊。此地有一泉曰广润泉,当地有位酿酒高手叫黄公,用此泉酿出的酒“杏花春”,远近闻名。据《池州府志》记载:广润泉边“旧有黄公酒垆,后废。余井圈在民田内,上刻有‘黄公广润泉’字”。明朝天启年间以及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曾相继在此筑亭、建坊、葺祠,杏花村酒的盛名亦历久不衰。现在古井仍存,“泉香似酒,汲之不竭”,此地现在出产的“黄公酒”亦颇有名。清人曹文慧(号杏村)曾撰《杏花村志》12卷,其中提及杜牧游广润泉喝“杏花春”诸轶事,并题诗一首:“村出名书村愈名,依稀小杜是前生。行人宁止一丘壑,还情如椽纪太平“。诗很蹩脚,但亦在强小杜与杏花村关系。今村内的“杜公亭”(亦称“望华亭,远眺九华山之意)亦是附会此意。但《清明》一诗,今《樊川文集》却未载,只是见于后人编的《千家诗》中,所以有人怀疑此诗非杜牧所作,进而推断诗中的杏花村不在池州而在山西,即出产汾酒的杏花村。其实无需多加考证,稍辩诗意,即可知诗中的杏花村定在江南而非塞北,因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正是江南三月典型的气候特征,所谓“戎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何况,《樊川文集》中还有一首《春末题池州弄水亭》弄水亭在杏花村的西侧,池州城西门—通远门外的秋浦河边,写作时间比《清明》稍后,是在晚春。诗中提到太守与宾客在亭内欢饮:“亭宇清无比,溪山画不如。嘉宾能啸咏,官妓巧妆梳。逐日愁皆碎,随时醉有余”。诗人平时的愁绪皆在美酒中粉碎化解,难得一日与嘉宾暂欢。诗人的心情与《清明》一诗醉中销魂的基调是完全一致的。也许,这次弄水亭宴饮的美酒正是“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结果吧!
宣州谢朓楼
今日杏花村酒店前 “黄公酒”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20:07 | 显示全部楼层
和州陋室与刘禹锡诗文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九

陈友冰

诗人秉性与流放生涯
  在唐代诗人中,刘禹锡的开朗豪放和倔强自信是出名的,《旧唐书》的本传中就记载有他题诗“玄都观”的故事: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二月,被贬流放于朗州任司马的刘禹锡终于被朝廷召回京城。朗州是块蛮荒之地,刘禹锡在此被“惩戒”了近十年,这次恩准回京,当然盼望执政者有较好的改任,同时被流放又同时被召回京的永州司马柳宗元就写下一首充满兴奋和希望的诗:“南来不作楚囚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风》),表示自己不学屈原,因为朝廷明察,此番征召、前途有望。但刘禹锡却对当年无端被贬耿耿于怀,特别是对贤臣去国后群小得势十分气愤,他借长安看花对此进行挖苦讽刺,写了首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中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是轻薄和短命的象征,所谓“癫狂柳絮因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更何况诗中还特地点出这些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所以执政者认为“语涉讥刺”,将刘禹锡贬到更远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地区)任刺史。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缓慢而艰难地转动,刘禹锡继而改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终于历尽轮回、云开见日,刘禹锡终于回到了京都任职,先是任主客郎中,很快升任礼部郎中兼集贤殿学士。此时据第一次征召回京已经十四年了。当年的执政者早已下野,朋党们也流落星散,此时的玄都观也桃树零落成为荒园,他的好友,那位正直但很脆弱的柳宗元在曙光到来之前死在荒僻的柳州刺史任上,倔强又自信的刘禹锡终于等来了胜利的一天,百感交集之中,他又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么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豪放乐观、不随波逐流的倔强性格和奋斗精神在《刘宾客集》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对秋天,一般诗人都是愁思哀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索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但刘禹锡眼中的秋天却是“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在《秋词二首》中他甚至认为秋天胜似春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九霄”。直到晚年,还吟唱出“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样充满自信的诗句,还能写出这样的《秋声赋》:“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鞲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眄天籁而神惊。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如比较一下同为文学大家欧阳修的《秋声赋》:“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颓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那种秋气带来的凄凉黯然和由此产生的人生伤感,和刘禹锡的《秋声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尽管刘禹锡的《秋声赋》名气不如欧阳修《秋声赋》之大,欧公的《秋声赋》也确实比刘赋更能打动千千万万普通的人,但如就其中的至老不衰的英气豪情,则是欧赋所缺乏的。所以他的好友白居易称赞他是“诗中之豪者”,明人瞿佑也说刘“英迈之气,老而不衰”(《归田诗话》卷上)。
            
    诗人的这种豪放和倔强固然是性格使然,但更由于有内在的操守和自持作为支撑,很难设想一个追逐名利、欲念重重的人在政治打击下能不萎靡,在名利利诱下能够不求闻达、不俯仰随人的。据相关史料,刘禹锡为人一向淡泊名利、清心寡欲,不肯随波逐流,不喜通衢闹市,唯愿散居闲处。贬朗州(在今湖南常德)时,他避开闹市,选择城墙拐角处的更鼓楼旁一块高地,在上面建了竹楼而居。用竹子作为建筑材料,既“价廉而工省”,而且优雅素洁、助文人清兴:“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声虚畅;宜咏诗,诗韵请绝;宜围棋,子声叮叮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助也”(王禹偁《黄冈竹楼记》)。改任连州(在今四川连县)后,他也是远避尘嚣,在海阳湖畔建“吏隐亭”,独处其中,并写下表明心迹的《吏隐亭述》,其中写道:“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地偏人远,空乐鱼鸟。谢工开山,涉月忘返。岂曰无娱,伊险且艰”,“石壑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为今为古”。这同后来在和州所作的《陋室铭》,不但皆是四言体,而且主旨乃至表达方式都极其相似。改任夔州任刺史后也是很少见客,陪伴在身边的只有童年时代的好友裴昌禹,以及同为八司马被贬远州的韦执谊儿子韦珣,其余概不久留,将公余的大量时间用于读经和写作,散文小品七篇《因论》以及《浪淘沙词》、《畲田调》、《竹枝词》等重要的诗歌创作皆作于此时。任和州刺史后,因和州是上邦大郡,又在金陵(即今南京)附近,市井繁华,丝竹杂乱,所以他在城东郊三里处筑陋室而居,以避世嚣。公退之余,他在此或接待鸿儒贤士,笑谈终日,或焚香独坐,调弦读经,把案牍之劳抛在一旁,也远离了乱耳的市井丝竹之声。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陋室铭》以励其志从上述情况来看,《陋室铭》虽作于和州,但可以说是诗人一贯言行和人格的延续。和州任后即调回京城,因此也可以说是他二十多年流放生活与心志的一个表态和总结。
赴任和州与陋室之铭
  唐朝的和州就在现今安徽的和县,位于巢湖之东、长江之滨,李白所咏歌的天门山、横江馆都在其境内,他的对岸就是有名的牛渚、采石矶。是一个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通都大邑。比“巴山楚水凄凉地”的夔州,交通物产都要良好得多。刘禹锡从夔州转和州,是属“量移”,即是贬官由远转近,由“不足当通邑”之地转到了“上州”之地;所以这次赴任没有十八年前贬为朗州司马以及八年前改任连州刺史时的惊(“闻弦尚惊,危心不定”)、愤(“吞声咋舌,颗白无路”)、愁(“心有寒灰,头有白发”)、怯(“心因病怯,气以愁耗”)等忧愤心情,相反却带有某种欣慰和兴奋。他在《和州谢上表》中说自己对这次改任是“恩私或降,庆抃失容”,从启程时写的《秋江早发》也可看出此时的精神面貌:“轻阴迎晓日,霞霁秋江明。草树含远思,襟怀有余清。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纳爽耳目变,玩奇筋骨轻。沧州有奇趣,浩荡吾将行”。红日冲破晓雾,朝霞映红江面。年近半百的诗人伫立于船头,耳聪目明、身轻骨健,往昔的“孤愤”一扫而平,正敞开襟怀,面对更新的万象,浩荡东行。诗人兴致很高,沿江东下途中,沿途都有诗歌纪胜:在经过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要塞时,勾起了他对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记忆,写下被后人称为“骊龙之珠”的《西塞山怀古》,诗人面对残存的战壕和潇潇的芦荻,回忆当年西晋与东吴在此的争夺鏖战,想到人世间几多伤心往事,而山川依旧今古不改。一些文学史家认为此诗“是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遭覆灭的统治者,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迎头一击”(《唐诗鉴赏辞典》·赵其钧文)。我想这种解释太过于政治化,也过于肤浅了。刘禹锡所思考的可能是由山川依旧所引发的历史上王朝兴衰的人世沧桑,更可能引发他对功名事业乃至人生的思考,说到底,还是一种政治家和哲学家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不要忘掉刘禹锡是写过《天论》的。他提倡“天人相交”:“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复归其始”,这就是诗中“人世几回伤心事,江石依旧枕寒流”的内涵,只不过他在诗中是借景抒情,用文学的语言加以表达而已。他在途径佛教名山九华山时,曾上山游览并作了首有名的《九华山歌》。歌的结句是“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断岸无棱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索漠无闻的敬亭山,经南齐大诗人谢眺(四六四――四九九)揄扬后,遂名齐五岳,何况九华山有如此神秀的风光,一经他的《九华山歌》传颂,定会“籍胜乎人间”。从其中既可看出他对自身才华的自负,也可看出十多年的贬逐生涯并未使他的豪情稍减,难怪后人称他为“诗家之豪者”。同年秋,他到达和州对岸的牛渚,并在牛渚停泊一夜,第二天绕过江心洲,到达和州。牛渚即牛渚矶,以传说中金牛出渚而得名。三国时东吴赤乌年间(公元239—249),广济寺僧掘井得五色石,遂更名为彩石矶。彩石矶与南京的燕子矶、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矶”,而彩石矶尤为著名。它前兀大江滨,后环牛渚河,遥对天门山,地势险峻,江窄水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末年,孙策曾在此大破扬州刺史刘繇的牛渚营;东吴名将周瑜、陆逊都在此屯过兵;东晋镇西将军谢尚也曾在此筑城镇守。隋开皇元年(公元589)大将韩擒虎伐陈,以精骑五百由彩石渡江直捣金陵;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南唐,也是从彩石渡江。江山胜处自然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东晋的温峤曾夜泊牛渚,听到矶下江水中隐约传来弦乐之声,便命人将可以辟邪的犀牛角点燃下照,果然见众多水族或乘车、或骑马,怪怪奇奇、熙熙攘攘,一见火光纷纷逃遁。当夜,温峤梦见一神人忿忿对他说:你我幽明相隔,路途不通,为何相扰?从此牛渚矶下再也听不到弦乐之声。南宋词人辛弃疾有首《水龙吟》,词中写道“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引的就是这个典故。文天祥被俘北上时也经过此矶,写下一首《彩石矶》:“不上蛾眉二十岁,重来为堕山河泪。今人不见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长江阔处平如驿,况此介然衣带窄。欲从谪仙捉月去,安得燃犀照神物”。后人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此吟诗处建“蛾眉亭”。“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在江淮游历时对此处更是流连忘返,在此写下了《夜泊牛渚怀古》、《牛渚矶》等著名篇章。根据地方戏曲和当地传说,李白因爱彩石之美,曾在月夜泛舟于牛渚矶下,乘醉跳入江中捉月,溺死后骑鲸升天。现在彩石矶旁建有“捉月亭”,即由此传说而来。刘禹锡泊舟牛渚时,西天的残霞由明转暗,芦苇在晚风中飒飒作响。高空秋雁,阵阵惊寒;江中渔火,闪烁不定;此时此景,他当然会想起温峤的夜泊牛渚和李白的那首有名的《夜泊牛渚怀古》,于是他也作了首《晚泊牛渚》∶“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残霞忽色,远雁有余声;戍鼓音响绝,渔家灯火明;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如果说《九华山歌》是表现了他的自负,那这首《晚泊牛渚》则表现了他对秀丽山川的倾倒和对前辈才华的折服。
  和州在唐代是上州大邑,又地处长江江冲要、物产富饶、人文荟萃。据刘禹锡自己写的《和州刺史厅壁记》,当时和州有人口一万八千多户,岁赋钱十六万缗,苎麻2篚。但刘禹锡并未因其地的富庶和地位的改变而一改初衷,仍是远离尘嚣、避开闹市,在城东两里多的郊外筑了座居所。因住所狭小,构建又简陋,故取名“陋室”。工退之余,诗人在陋室内弹琴读经,吟诗作赋,或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谈古论今。青青的草色伴着苔痕将陋室染成淡淡的青碧,铮铮的琴声透过袅袅的炉烟倾诉着诗人的情志,不远处,就是有名的横江驿馆,李白渡江时因风涛险恶被阻三天,写下六首有名的《横江词》,现在那隐隐的白水与陋室淡淡的青碧正遥遥相对。正是在如此的环境中,刘禹锡写下千古至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铭》文字不多,包孕的内涵却异常丰富。他有意识将素琴和丝弦、案牍和阅经、鸿儒和白丁对举,来强调自己的爱好和人生选择:他喜爱音乐但却厌恶歌舞聚会、笙歌聒耳;他厌恶官样文章却喜爱读书,尤其自己深研过的佛经;他喜爱安静和独处,但友人造访也能谈笑甚欢,他拒绝登门的那些不学无术的“白丁”。就为这句“往来无白丁”,影响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对刘禹锡的评价大大折扣,认为这是刘禹锡轻视劳动人民,是封建士大夫劣根性的表现。“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1)不收这篇《陋室铭》,除了学术上的考量外,恐怕也带有曲为回护的意味。因为在当时“尊法批儒”的革命运动中,刘禹锡是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反潮流英雄而被推崇的,这样一位改革派代表人物怎么可能看不起劳动人民,不和“白丁”来往呢?其实,刘禹锡在文章中将“白丁”与“鸿儒”对举,是强调自己志趣的高雅,“白丁”不过是目不识丁、粗俗的代称。再者,中国的士大夫要他同情下层民众、为民请命这都是可以的,而且会被视为一种美德,但要他放下身份与下层民众平起平坐、交通往来,这是不可以的,这也就是中国士大夫标榜的清高自许和独善其身。刘禹锡的好友白居易因为在《琵琶行》中对下层的歌女说了句“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被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指责了一千多年,宋人戴复古曾批评说:“隔江琵琶自怨嗟,何预江州司马亊”,直到清代的查慎行还在指责说:“男儿失路虽可怜,何至红颜相尔汝”。刘禹锡是个士大夫,而且是个以清高自许的士大夫,更何况《陋室铭》又是篇操守和志向的表白,当然不能免俗,所以他不同“白丁”来往是常态,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更不需要回护。《陋室铭》中倒是有种潜伏的情绪需要指出,就是它不全是咏歌淡泊和超脱,内中也有希冀和待时奋起,这表现在结尾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两句上。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胸中早规划好了三分天下,准备待时而动,这位人们所熟知。西汉的杨雄(字子云)也是为自甘寂寞又胸有大志的人。四十岁之前他在成都闭门读书,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可见其志向。四十岁被汉成帝召见,献《甘泉》、《羽猎》二赋,世人视为司马相如再生,历史上并称为“杨马”。刘禹锡在铭中以诸葛庐、杨雄亭作结,意在暗暗表明:居处简陋志向却不浅陋,“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壮志一直存于胸中,这与他在《历阳书事七十韵》中勉励自己要勤于政事,把一己之乐置于脑后,全力以赴投入当时抗旱救灾之中,拯民于水火的自励相表里,从不同的侧面印证着刘禹锡人格的高尚。
  刘禹锡在和州所建的陋室,最早记载见于宋代江宁知县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州》条∶“陋室,唐刘禹锡所建。又有《陋室铭》,禹锡所撰,今见存。”后来请《一统志》、《历阳典录》和《和州志》中关于陋室的记载,皆取于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今存之陋室,位在和县城关的历阳镇东县公安局的后院。室为一正房两厢房,坐北朝南,小巧而紧凑。正房四檐如翼,庭前阶除三、五级,旁植桐树,秀木交柯,绿荫满地,环境十分清幽。陋室铭碑就立在堂内。据《历阳典录》称∶碑铭是由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所书写,后来毁于兵火。现在所存的碑铭乃清人金福保所书写,此碑也毁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和州人将残碑拼在一起,重立在堂前;但有些文字已残缺,不可复读。金福保在记中称∶“唐和州刺史刘梦得先生陋室,旧有碑铭,为柳诚县(公权)所书。兵燹久□,碑亦无存。子才弟来宰历阳,□□三年,鸩工重建,嘱余补书以存旧迹,爰握管书之,并志数语以告来兹。”
  陋室和《陋室铭》的真伪,历代皆有争论。关于陋室的所在地,旧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河北定县(旧中山郡),一说是在和州。持定县说者的理由是刘禹锡为中山人,今定县南三里庄有陋室存世。此说的理由似不能成立,因为刘禹锡虽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在其七世祖刘亮时就已迁往洛阳,刘家祖茔也在洛阳邶山,后因“其地狭不可依”又改葬于荥阳的檀山原。刘禹锡的祖父刘锃一直在洛阳作官,其父刘绪先后在浙西、埇桥(今安徽宿州市南)等地任职,大约在唐德宗贞元十三年(七九七)死于扬州。刘禹锡于代宗大历七年壬子(七七二)出生在苏州一带,此时刘家寓居江南已十六、七年,也从未在定县居住过。与刘禹锡相唱和的元稹、白居易、张籍诸人的诗作中也无迹可求,所以说∶陋室在定县是无据可证的。
  关于《陋室铭》也是代有争论:清代董浩编《全唐文》,曾收此文在刘禹锡名下;后经康熙时吴楚材编入《古文观止》播扬,遂成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文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集》(1975年11月版)并未收录此文,“文革后出版的高志忠《刘禹锡诗文系年》在和州刺史条下亦未列此文,我想这除了替刘禹锡曲为回护那个特殊年代所产生的特殊想法外,主要的原因可能与“四库丛书”中的《刘宾客集》未收此文有关历来的刘禹锡集为什么漏收此文,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现在流传的文集只是经刘禹锡自己挑选的一个“集略”,《陋室铭》并不在其中。刘禹锡自已在其文集的略说中提到∶他晚年寓洛阳,有一次晾晒书稿,准备自编成集时,恰其子婿崔生来向她索文,“由是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以贻此郎”,可见刘禹锡手自编定的集子并未收入他的全部作品。二是刘禹锡的文稿后来散失很多,据欧阳修编的《新唐书·艺文志》说:刘禹锡的文集四十卷,到宋初已散失了十卷。因此,《陋室铭》是在刘氏手编时就已删去了呢?还是在他编后才散失的呢?抑或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如今已无法寻求。但从《陋室铭》中所流露出的生活情趣和操守,与他在和州所写的其它诗文,应当说是完全一致的。亦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篇《陋室铭》虽作于和州,但可以说是诗人一贯言行和人格的延续。由于和州任后即调回京城,因此也可以说是他二十多年流放生活与心志的一个表态和总结。
和州风物与太守咏歌
  和州原名历阳,在秦朝设县,属九江郡。项羽称西楚霸王时封亚父范增为历阳侯,始建此城。境内有许多楚汉相争的古迹,其中的乌江浦就是项羽兵败不愿东渡的自刎之处,在浦东南约二里的凤凰山上建有霸王祠,境内的阴凌山、四溃山,皆是是项羽从垓下突围后与追堵汉兵鏖战之处。南朝梁亡之际,陈霸先欲图霸业,拥立贞阳侯以归,王僧辨过江来临,会于历阳。两国协和,故改名为“和州”。如上所述,和州乃上州大邑,又地处长江江冲要、物产富饶、人文荟萃,除楚汉相争若干古迹外,尚有西梁山、历阳湖、彭悭湖、玄元台、濡须坞、《望夫山》、《望夫石》等名胜古迹。初刘禹锡赴任这年,正逢大旱,他上任伊始就四处查看赈济孤贫,安定农桑。他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曾称道和州民风朴厚、固守农桑,并表示自己不愿巧言令色,要踏踏实实为和州百姓谋福利,记中写道:“女工尚完坚,一经一纬,无文章交错之奇;男夫尚垦辟,功苦恋本,无即山近盐之逸;市无蚩眩,工无雕彤,无游人异物以迁其志,副征令者率非外求,凡百为一,出于农桑故也”。但这位刺史毕竟是诗文大家,等到救灾甫定,政事稍缓,在行走勘查之中,勤课农桑之余,亦不能忘情于山水,更不忘借山水以咏志。和州郡楼正对大江,隔江相对的就是有名的“望夫山”和“望夫石”,所以刘禹锡一到和州,就写了《望夫山》和《望夫石》二诗。他在《望夫山》中云:“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在《望夫石》中,他又具体描绘了山头古征妇的愁颜,并与近世征妇自若的笑容作比,他对当朝权贵毫无政治操守的鄙薄,自己忠于理想、万死不移地信念自在言外。在上面提及的《和州刺史厅壁记》中,他如数家珍的提到上述的和州名胜,又把自已政事之余的漫游写成《历阳书事七十韵》,再次称美鸡笼山、濡须坞、乌江亭、西梁山、历阳湖等和州名胜古迹。鸡笼山在和州城北四十里,风景秀丽,是道家第四十洞天福地。据《淮南子》云:有一老母携鸡笼登此山,后化为石。今山上有石,状如鸡笼,故得此名。刘禹锡在诗中所咏的“鸡笼为石额,龟眼入泥坑”即采自这段神话传说。濡须坞在和州西含山县西南七十五里的濡须山下。三国时,东吴水军常由裕溪口出长江北行濡须屯扎,而曹操南下攻江东也必须攻占濡须,双方屡屡在此交锋。刘禹锡在《听壁记》中称之为“名坞”,今坞仍在,坞旁有曹操祠。他在《七十韵》中说∶“曹操祠尤在,濡须坞未平。”看来至少在中唐时代此地就已成风景区了。乌江的名声更大,乌江又名乌江浦,原是长江北岸一片沼泽地。今有乌江镇,在和州城北四十里处。据司马迁《项羽本纪》,项羽从垓下突围后,至阴凌迷失道,受一田父欺骗,向东陷入乌江一带沼泽地中。四溃山亦由此而得名。今乌江镇东南一里凤凰山上建有霸王祠,匾额为“西楚霸王灵祠”,是李白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所题。唐以后屡经修葺扩建,有正殿、青龙宫、行宫共九十九间半,比帝王陵庙仅少半间。祠内有项羽、范增、虞姬等塑象,以及钟鼎、碑匾等文物。祠内有一联∶“司马迁乃汉臣,本纪一篇,不信史官无曲笔;杜师雄真豪士,临祠大哭,至今草木亦含悲。”唐宋诗人孟郊、杜牧、苏舜钦、陆游等均有题咏。现仅存正殿三间二厢。据宋人祝穆《方舆揽胜》记载∶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一一六一),金主完颜亮南侵到和州,欲从乌江渡江袭金陵,曾往项王庙“乞杯盏”未果,一怒之下“欲焚庙。俄见大蛇绕出屋梁,殿后林中鼓噪发声,若数千兵然。亮大惊,左右亦骇然”,此庙故又名“灵惠庙”。庙后有项王衣冠冢,周围为松林。宋乌江令龚相《项王亭赋》云“墓四周古拍数百章,怒涛汹汹如大风雨至”。吓走完颜亮的,大概就是周围的松涛声吧。衣冠冢前有明万历年间和州知州谭之风手书的碑额。刘禹锡在《历阳书事七十韵》所提到的“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沸井今无涌,乌江旧有名”,就是咏歌这段历史。刘禹锡在咏歌和州古迹名胜时,往往把目睹的山川风物与耳闻的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在现实的美景中夹以浪漫的色调。我们如果把这种咏歌方式与《陋室铭》开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联系起来,就会悟出《陋室铭》中这两句绝不仅仅是起兴,仅用以比附“惟吾德馨”之陋室,也是刘禹锡对和州风物的总体感受和浪漫咏歌。
  刘禹锡任和州太守时,还游历过对江的金陵和扬州,写下《金陵五题》、《扬州初逢乐天席上见赠》等名传后世的著名诗章。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冬,刘禹锡来到久已向往的金陵。金陵是六朝故都,诗人在游览中产生很多历史感慨和人生思考,写下了有名的<金陵五题>,即石头城、台城、乌衣巷、生公讲堂和江令宅。据作者在序中说,<金陵五题>中白居易最欣赏<石头城>一诗,“掉头苦吟,叹赏良久”,并称赞说有了这首诗后,后人再不敢写这个题材了。<石头城>一诗之所以受到包括大诗人白居易在内的历代读者的叹赏,主要在于诗中那种强烈的历史沧桑感,而且这种沧桑感又通过山河依旧、物在人亡的强烈对比和特定的风景画面表现出来:诗的一、二两句是个对偶句,“故国”的“故”字就含有今昔之间的对比;“空城”的“空”字更有历史盛衰之感。但与历史沧桑截然相反的是:石头城周围的青山还是老样子——“山围故国周遭在”;长江的潮水也还是像当年一样拍打着城墙――“潮打空城寂寞回”。这种山河依旧、物在人亡的历史沧桑感,在每句之中都构成了强烈的对比,特别是“寂寞回”三字更是倾注了诗人无穷的人生感慨:青山依旧,绿水长流,但六朝繁华却已成为历史的回忆,诗人想象那拍打城墙的潮水也会感到寂寞,让无情的潮水也带上诗人的无尽伤感。如果说一、二句是在一句之中构成物在人亡的强烈对比,那么,三、四句则是和一、二句构成前后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又不同于前者:一、二句主要是通过作者自己的叙述和感慨,三、四句则是通过一个展示自然景象的特写镜头来突现山河依旧,用自然界的永恒来反衬人世间的沧桑:“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月亮还是依旧从秦淮河东边升起,依旧在中天运行,在夜深时分依旧照在石头城上的女墙上,只是秦淮河边再无人唱<玉树后庭花>,明月下的女墙旁也再无当年的王谢子弟了。强烈对比下的历史沧桑感以及诗人对此的无限感叹,就通过这个特写镜头无声的又是极为强烈的表现了出来。
  《金陵五题》的其余四首虽未得到白居易的特别赞许,其实也是写的相当出色的,亦如诗人在诗前序中所言:“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如这首<乌衣巷>,它的写法近似于<石头城>,但又不同于<石头城>:首先,景物描写更为客观,更多一些象征和暗示。如前所述,<石头城>中“潮打空城寂寞回”中的“寂寞回”是以情寄景,让无情的潮水也带上诗人的伤感之情,但在<乌衣巷>中,无论是“朱雀桥边野草花”还是“乌衣巷口夕阳斜”,给人的感觉只是在客观的叙述和描写,只是这种描叙之中有种烘托和暗示。试想一下,当年那个位于闹市之中、车水马龙的朱雀桥两旁,现在却是斜阳残照、野草丛生,王朝的衰没、金陵的残破不是可以想见吗?当年聚居着王谢大族的乌衣巷口今日如何?诗人没有直说,只是说“夕阳斜”,让读者去体会暗蕴其中的六朝败亡和华族的没落。这种表达方式,比起<石头城>,似乎更为含蓄深婉。其次,更多了一些夸张,时空跨度感更大、更强,这主要表现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句之中。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月亮和过去并无什么不同,所以<石头城>中“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还在情理之中,而<乌衣巷>中“旧时”二句就不一样了,古人就提过这样的疑问:当年王谢堂前的燕子,还能活到今天,飞到寻常百姓家中吗?实际上,诗人在此采取的是时空的大幅度跨越和时空对接之法,以这种夸张的手法来突显历史的沧桑巨变。这种时空对接之法,也是古人常用之法,如同为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就是时空对接,因为秦时明月只能照秦时关,汉时明月才能照汉时关。但历史的沧桑感和世事兴衰巨变,也就从这大幅度的时空跨度中更强烈也更鲜明的表现出来了。
  刘禹锡游览金陵后又来到扬州,遇到了因病从苏州刺史任上退下来准备返回洛阳的白居易。两人本来就惺惺相吸,又一生历尽宦海风波,现晚年得以相聚相会,更觉情投意合。在相聚的宴会上,白居易当场吟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着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在诗中表达了对刘禹锡才华的颂扬和仰慕,也对刘二十三年来的坎坷遭遇无限感慨和同情。刘禹锡随即和诗一首,这就是名垂后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答中既接过白诗的话头,抒发自己二十三年被贬蛮荒的感慨,也是暗中答谢白对己的关怀和同情。但刘诗比白诗的胸怀要扩大,境界更高尚:针对白诗的“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的同情和不平,诗人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反而劝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多年的寂寞、蹉跎而忧伤,因为沉舟之侧,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诗人超越了一己之悲,对世变迁和仕途升沉采取达观的态度,表现出豁达的襟怀和更为广阔的人生视野。这与前面提到“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以及《秋声赋》等充满豪情和自信的晚年诗赋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诗被后人外延成更深广的人生格言,成为新陈代谢、不断进取的形象化表达。从此以后,这对老人成为莫逆诗友。刘禹锡逝世,白居易写下椎心泣血的《哭刘尚书梦得二首》,劈头就是“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不知箭折弓何用?亦恐唇亡齿亦枯”。白居易把两人唱和的138首诗编成《刘白唱和集》并写下《刘白唱和集解》。在这篇诗序中,诗人再次提到“沉舟侧畔”这两句诗,称“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并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此可作为刘禹锡其人其诗一个较为准确的结论,也为刘禹锡一生划上一个哀美的句号。
安徽和州市陋室公园
刘禹锡“陋室”今貌
 楼主| 发表于 2016-2-16 20:09 | 显示全部楼层
石钟山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八

陈友冰

  苏轼的《石钟山记》语言优美形象,叙事简洁条贯,议论要而不烦,是传诵不衰的文学名篇。从思想价值来看,作者不信成说而坚持实际勘察,这种求实求真的独立思考精神也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但如就石钟山的得名之因这个具体的考察结论而言,并没有超出他批评的郦道元和李渤的“声说”。其说之弊及其产生原因,下面就实际考察并结合有关史料加以考论:
一、苏轼与石钟山
  石钟山,位于鄱阳湖口东面湖口镇的两侧,北面峙于大江之边的名叫下钟山,南面滨临鄱阳湖的名叫上钟山。两山距湖口镇均一华里左右。《石钟山志》上合称为“双钟山”,又叫“双石”。
  在地质构造上,双钟山均为低矮的石质小山,海拔约70米上下,相对高度约50米至55米,下钟山面积约0.3平方公里,上钟山面积约0.34平方公里。两山外貌都上尖下圆,状如覆钟。两山均由中石炭纪的石灰石构成,岩层走向为北东——南西,倾角约十度左右。由于滨湖临江,两山之间构成一个新月形江湾,湾头形成一块小小的冲击平原,湖口镇就座落在这块平原上。
  上下钟山相较,下钟山山势较为险峭,又滨临大江,故有“江湖锁钥”之称【1】,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革命军在此驻守了近五年(公元1853——1857年),与曾国藩的湘军激战多次。著名的1855年1月之战,曾大败湘军水师,逼得曾国藩投水自杀,几乎丧命。今日山上犹有“太平楼”、“太平遗垒”等遗址。
  下钟山石奇岩秀,林木葱笼,自古即为游览胜地。魏征、王安石、黄庭坚、郑板桥等都曾登临其境,并留下题咏。苏轼更是三次来湖口:第一次是元丰年七年六月九日(1084年7月14),其夜乘小舟泊下钟山绝壁之下,写了有名的《石钟山记》和一首五绝。诗云:“爱此江湖出,维舟坐终日。本从玩化理,不是荒逸游”【2】。第二次是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岭南惠州途经湖口,访湖口人李正臣,欲购其石钟山奇石“壶中九华”,写了一首《壶中九华》诗并序记载其事;第三次是建中靖国元年,苏轼遇赦北归,又访李正臣,但其石已为别人所得,苏轼惆怅不已,又用前韵续了一首《壶中九华》诗并序以自解【3】。不久苏即病殁于常州。由此可见,苏轼一生几乎和石钟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石钟山上原有“坡仙楼”、“怀苏亭”,崖上刻有苏轼的《石钟山记》及名人题诗。一九四九年,“坡仙楼”处石裂,此楼连同崖上石刻一同崩落江底,今已修复。
二、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几种解释
  关于石钟山的得名有三种说法:
  一是主声派。认为水石相击的声音似钟,山是以声命名的。这派主张首推《水经》和《水经注》。郦道元认为山名的由来是因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4】。另一位就是李渤,唐宪宗元和年间,李渤由虔州刺史迁为江州刺史时,曾寻访过石钟山,写有《辨石钟山》一文,其中说道:“次于南隅,忽遇双石……诲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也……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不然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5】也是指出石钟山的石头能发出类似铜铁的响声,因此山乃以声而得名。主声派的第三位代表就是苏轼,尽管他“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但他仍属声派,只不过认为似钟声的不是简单的水石相搏,更不是小童持斧在潭上的扣石之声,而是山下石穴罅中风波出入的“涵澹澎湃”之声,以及水上“空中而多窍”的大石与风水相吞吐而发出的“窾坎镗鞳”之声。
  另一派是主形派。认为山形似钟,故以形命山名。这派的代表有曾国藩。他认为:“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漏,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乃知钟山以形言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之言,皆非事实也。”【6】清代著名学者俞樾也主张形说。他从其亲家常驻湖口的湘军水军都督、兵部侍郎彭雪琴口中得知:下钟山“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上钟山亦空,此两山皆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东坡当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7】
  除形派、声派外,还有一派是主张形声结合的,即山既有钟之形,石又有钟之声。清人郭庆蕾即持此说。他在《舟中望石钟山》一诗中说:“洪钟旧待洪钟铸,不及兹山造化功。风入水中波激荡,声穿江上石玲珑。”【8】指出山的形体既象铸成的洪钟,多窍的玲珑之石与波涛激荡,又发出类似钟磬般的声音。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派主张是较符合石钟山得名的客观实际的:从形体上看,石钟山酷似钟之形。究其原因,乃与石钟山的石质结构有关。构成双钟山的石质主要是石灰岩,其化学成份是碳酸钙,长期以来受到含有二氧化碳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溶蚀,形成奇特的溶岩地貌,这在山体山下内外皆有表现:在山体表面形成溶沟、石芽、溶洞,但一般较小;山体下部,由于受到地下水及江水、湖水的溶蚀冲刷,溶洞特别发育,乃至整个山体下部都呈中空之状。由于有了这样的内部形状,再加上山体外形上尖下圆,孤峰块处于湾头平原之上,因此就宛如一座洪钟扣在地表之上,正如《石钟山志》所云:“上钟崖与下钟崖,其上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
  从声音上看,石钟山下的石钟洞,系一发育于石灰岩山体内的穹形溶洞,如今仍处于溶洞的发育扩充阶段。当江、湖之水灌入洞,要浸没尚未浸没之时,风兴浪作,冲击洞顶与四壁,砰匐四起,余韵徐徐,酷似以物击钟,觥声四布,石钟山之名,正是由形、声这两方面酷似而得来的。
三、苏轼对山名的误断及其原因
  苏轼虽属声派,但对声说未尝不疑。《石钟山记》就三处写疑:一疑郦元之说,因为“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二疑李渤之说,因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三是对“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问择其一,二扣之”的附会之举,亦“固笑而不信也”。这三点怀疑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石在水中是不能鸣的,而石在岸上的敲击声又不似钟声,所以石钟山以声命名之说不能使他相信。遗憾的是,但他并不因为怀疑声说就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从地貌这个角度来思考,而是仍循着声说的方向去探寻,所以一旦发现石在水中确能发声:山下石穴罅以及当中流的大石都能发出“噌吰”或“窾坎镗鞳”之声,而且这声音又绝类钟声——如周景王之无射,魏庄子之歌钟一样不绝于耳,于是他就疑虑顿消,对声说大加叹服,感到“古之人不余欺也”。由此看来,苏轼在《石钟山记》是从怀疑声说起,至溺于声说终,从而导致对石钟山得名的误断。
  苏轼是位知识很渊博的学者,治学态度又很谨严,平时连读一本书也要层层过滤“八面受敌”【9】,为什么在石钟山得名上会产生误断呢?我想大概有下面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他考察石钟山的季节所导致。石钟山附近的水位,季节变化是很大的。涨水季节与枯水季节的水位落差,一般都在12米左右。如1954年年平均水位为12.43米,枯水季节(11月至2月)平均为5.34米,而涨水期(5月至7月)月平均为21米,水位落差在15米以上【10】。因此涨水季节与枯水季节对山体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不会一样的。苏轼游石钟山是元丰七年农历六月初九,正是“夏日消融,江湖横溢”之时,山体下的石洞均己浸水中,所以山体中空状如覆钟的形体感他就无法感受到,相反此时水势浩淼,与山石撞击发出的响声更大,因此很难设想苏轼会从中空的山体方面去进行联想而得出合理的结论。俞樾所引证的彭雪琴之所以持“形说”,则与苏轼相反,他是在冬日枯水季节去石钟山考察的:“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门出焉,入之……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层,则昏黑不可辨,烛而登,其地平坦,气亦温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积尺许,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复广,可容三人坐,壁上镌‘丹房’二字,且多小诗……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明代的罗洪先是嘉靖二十五年春到石钟山的,也正值枯水季节。他先是在船上亲耳聆听了“风入水中波激荡,声穿江上石玲珑”石钟山发出的类钟的声音;又“临渊上下两山”,观其外貌“皆若钟形”,又从山麓的洞门入内,看“中虚外窾”内部构造,观察出类钟的形体感,从而得出石钟山“既备钟之形,又有钟之声”的结论,而这是洞门为水所淹没的盛夏六月所无法感受到的,“东坡舣涯,未见其麓,故犹有遗论。”【11】
  第二个原因是由苏轼考察石钟山时的态度所决定的。对一个事物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一方面要对事物的本身进行反复的细心的观察,另一方面又要对它的周围进行周密而详尽的调查。罗洪先的形声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苏轼只是在一个深夜乘船一往钟山崖下,听到水声类钟就浅尝辄止,过其门而惜未入其室;另一方面他又小视渔工水师,不肯屈驾向了解情况的当地群众请教,反认为他们“虽知而不能言”。这样对环境既陌生,考察又没有深入,又不愿向熟悉情况的人调查,在这种考察方式和态度下,要想得出全面的、正确的结论,那就很难了,所以我认为,在《石钟山记》一文中,苏轼对前人的定论不轻信,不盲从,主张通过实际考察来决定然否,这种态度是可取的。但他的调查未免过于草率,而且又不肯放下士大夫的架子去询问渔夫舟子,所以写出的《石钟山记》尽管行文很美,但结论并不准确。
鄱阳湖口“石钟山”中的“下钟山”
(陈友冰手绘)
注释:
【1】见《石钟山志》。
【2】见石钟山“怀苏亭”碑刻。
【3】见《苏东坡全集》卷上,499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
【4】今本《水经》和《水经注》均无此段议论,这里只是据苏轼所引转述。
【5】见《新唐书》卷118,“列传第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东坡文集·钟山”条,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
【7】俞樾《春在堂随笔·石钟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见石钟山碑刻。
【9】苏轼《又答王庠书》《苏东坡全集》卷下,357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
【10】鞠继武、潘凤兰《湖口石钟山》,见《地理知识》1979年第二期。
【11】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卷五“石钟山记”嘉靖四十二年本,天一阁方志选刊。
 楼主| 发表于 2016-2-17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褒禅山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七

陈友冰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往往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他游玩的褒山禅寺、前洞和后洞都在褒禅山上。实际上《游褒禅山记》所涉及的并非是一座褒禅山,而是三座山峰:一是褒禅山:慧空禅院所在地;二是华阳山:前洞及仆碑所在地;三是马山:后洞所在地。
  为了搞清《游褒禅山记》中读者比较关注和产生争论的一些问题,如:前洞、后洞的位置;“其下平旷”是山下平旷还是洞下平旷?王安石关于华山是“花山”的判断及其所生发的感慨是否正确?后洞的位置与历史等。最近,我们同安徽省含山县教育局、褒山中学的几位老师到褒禅山一带作了一些考查,下面依次介绍兼作考证,以飨询者并就正于高明。
  王安石游历路线是由褒山下“褒山禅寺”出发,先达华阳山脚的“前洞”
  褒禅山属于大别山余脉,它与西而的黄莺山、昭关,东面的华阳山、鸡笼山等相连,象一条东西走向的巨蟒,横亘于安徽省巢湖地区的巢县、含山、和县之间。
  褒禅山,今称褒山,位于含山城北十五里的褒山乡境内,海拔240米,相对高度180米左右,山顶东面一块稍高,其余地方则平而长,宛如一面绿色的旗帜飘扬在起伏的冈峦之上。含山县志云:“褒禅山旧名包山,以唐贞观慧褒禅师得今名,山色翠霭,四面如围,中有起云峰,欲雨则云先起,春夏往往见之,又有龙洞,罗汉洞、玉女泉、白龟泉……山腰有一小塔,与大塔相望”。据褒山中学赵校长介绍,大塔与小塔在文化大革命前仍在。大塔气势雄伟、风格粗犷,小塔精巧玲珑、气度清秀。传说大小塔为师徒俩所造,徒弟年轻好胜,凭千斤气力,硬用石条在山下垒成了七层大塔。师傅年老力衰,自度气力不如徒弟,只好以智慧取胜。他在山腰造了一座小塔,凭着所据的地势和精巧的工艺压倒了大塔。据介绍,当时的两座塔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大塔,全由千斤以上的大石条垒成,一共七层,七丈多高,上面还有张孝祥所书的“宝塔”二字,一人多高,字体道劲。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座塔都被含山中学的红卫兵当作四旧扫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塔遗址,只见碎石丛集,坑灰散乱,初夏的骄阳把婆娑的树影洒在那坑坑洼洼的塔基之上,斑斑点点,摇曳不定。遥望山腰,灌木青青,怪石嶙嶙,一时之秀的小塔也不见了踪影。当地大庙村林场小学的田克金老师告诉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个赵姓的公社社员在清理塔基时,发现有块大石中空,内有一盒,里面装有许多铜钱和法器,铜钱大多是“开元通宝”。当时也不知是文物,就卖给当地的废品收购站了,得款五元多,很是轰动了一下。
  大石塔的西南坡下为褒山寺旧址,即王安石所谓“慧空禅院”。据陈廷桂《历阳典录》;“褒山寺筑于唐贞观年间,黄庭坚、王安石、王深文皆在寺内留有文迹。寺内曾藏有玉杵、铁杖、金磬,锦兑、玻璃盘、旃枟、避尘珠、藏经椟等。寺院近旁绝壁断碑,往往有宋人题刻”。田老师告诉我们,大庙(当地人称褒山寺为大庙,所在地大庙村即以此命名)在一九五二年前仍然香火鼎盛,庙有三进大殿,前殿扁额上题有“褒禅山寺”四个鎏金大字。门前有两棵大银杏树,一雄一雌,皆径粗合围,枝叶密茂。现今大庙和雄树已毁,雌树尚在。从《历阳典录》上来看,附近应有不少宋人碑刻,但今天已荡然无存。我们不甘心一无所获,顺着村道细细寻访,终于在田间小道上发现一块明代诗碑,题为《褒禅寺》,诗云:“乾坤好景难如此,今古浮名总是闲。我亦中原诗酒客,白云清夜宿褒山”。落款是“嘉靖十三年八月十日赐进士出身奉训大夫直隶和州知州孟雷书”。
  从褒山寺东行三里即达华阳山前洞。王安石说五里,不确。因据《含山县志》“褒禅山,县北十五里”,“华阳山,县北十八里”,两地相距为三里,我们实地考查也为三里。华阳山旧名兰陵山,亦称华山,海拔230米,相对高度190米左右。山坡平缓,两侧几乎等高,山顶平而长,远远望去,象一架扁梯竖立在金色麦浪之中。华阳山下有一洞,当地人叫华阳洞,亦称碑洞,即王安石所云“前洞”。他在描述前洞时曾说“其下平旷”。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论。有人认为“其下”是指山下,有人则认为“其下”是指洞下。其实,只要到实地一考查,就会发现这种争论宛若笑话中所说的两个近视眼看匾一样,争论的前提根本不存在。因洞口与山脚齐,洞前的涧下就是平坦的稻田,洞下平旷也就是山下平旷。
  据介绍,华阳山下过去亦有一寺,今遗址犹有石础。寺前道上曾有一碑,据《历阳典录》,碑日“大唐花寺碑,文字漫漶不可读,亦未知谁氏书撰。王荆公记所谓其额可识,日花山也”。王安石通过这块碑上“花山”二字,就推断“华山”即“花山”,认为当地人读作“华山”是“音谬也”,进而发了一通“学者不可以不深思慎取”的宏论。据我们看,这个推断也是不确的。因为这块碑上说的是花山寺,并不是说这山叫花山,况且这碑和寺的所在地是华阳山,而不是三里外的褒禅寺和褒禅山(华山),更不能从此得出华山叫作花山的结论。含山人宋时的“花”、“华”如何读音,已不可考。但从今天来看,区别是很明显的,“华”读阳平hua,“花”音短促,如古入声字读法,两字读音似不会谬混,今含山县城南五里另有一山曰“花山”,王安石所见的“花山”仆碑,是否就是咏城南五里那座“花山”,亦未可知。
  《大唐花寺碑》何时亡佚,今尚不知。《历阳典录》成书于清同治四年,可见此碑至少同治年间尚在。有人撰文说:“大唐花寺碑毁于文革”这又是误传误记。产生误会的原因是洞前原有一块碑,因此当地人亦称前洞为“碑洞”。文革中这块碑被打碎扔入洞前潭中,但这块碑绝非《大唐花寺碑》。因为我们考查时发现此碑仍在水中。①透过清澈的山泉,残存的字句隐约可辩,其中写道“……雨者,闵雨也……”落款为“……望日门生从事郎知和州历阳县王管、缙云县主簿冯……”看来这块碑与雨有关。据《含山县志》:“宋宁宗庆元六年,和州太守王大过尝祈雨于此,筑喜雨亭,县令陈仲巽有记”。这块碑可能就是宋代的祈雨亭碑,或是后人对此碑记的重刻。
  洞的东侧有一石罅,高丈余,山泉从中汩汩流出,逮大概就是王安石所云的“有泉侧出”了。泉水在洞前聚成一小潭,潭水清冽,黝黑的小鱼若在空中游动,残断的石碑倒卧潭心,日光把碑边的绿苔照得明晃晃的,苔端的茸毛随着微波轻轻地漾动。泉后,石壁上镌着四个大字“万象皆空”,为明万历海阳范怀口刻。石壁的下端就是前洞,洞口直径约两米,洞内空阔处高六米,广约四米,类一大厅。人在洞内说话,嗡然和鸣,格外响亮。洞的右侧石壁上有题刻,因年久剥蚀,加上光线昏暗,多不可辨。用电筒细探,辨一石刻为“熙宁四年,过华阳至淮南,江宁杨口口”一。熙宁四年为公元1071年,距王安石作记的至和元年1054年仅十七年。可见此洞在宋代是经常有人探游的。洞内路径由下往右上方斜伸,至二十五米处为乱石所阻,道遂断。深邃处,无数蝙蝠蛰伏壁上,体大如拳,被人脚步声惊起,扑扑乱飞。洞的尽头处,嗡嗡作响,伏壁细听,可辨出是右侧的流水声。
  《游褒禅山记》中的“后洞”亦不在褒禅山,可能在马山
  从前洞出后,我们准备去探王安石所云的后洞,但后洞在哪里呢?据《含山县志》,前后洞均在华阳山上,有人据此撰文,说前洞的右上方即是后洞,但据当地人的介绍和我们的考查,《含山县志》有误。因华阳山上有三个洞,下面为前洞,亦称碑洞,前洞的右上方为天洞,前洞的左上方为后洞。后洞距前洞约五十米,为一石罅,浅而窄,人缩身以入,匍伏约二米即达尽头,无胜景可道。无论从距离上还是从地形、地貌上,与王安石所记的后洞毫无相似之处。景色稍胜的是天洞,从前洞攀壁而上十五米即达此洞,洞口为一陡坡,有巨石当洞口,洞口直径约一米五左右,呈喇叭状,从巨石踏蹴而下直达洞底。洞内高约三米,右上方象被一巨斧劈开,直插峰顶,从顶端透出亮光,当地人称一线天。进洞约五米,又有石壁挡道,中有一孔径约尺许,钻进去后又另是一番洞天。洞高十余丈,白色钟乳石布满壁顶,溪水湍急,寒气逼人,阴森恐怖。我们当时曾怀疑天洞即是王安石所云的后洞。但又有两点不能解释:一是距离,王安石云后洞在前洞上五、六里,但此洞距前洞仅五、六丈,如说王安石将“丈”误记为“里”,形、音皆不似,况数量概念差别又如此之大,误记似不可能;再者王安石记中又没有提及湍溪,中途退出亦不是因溪流阻道,看来王安石所云的后洞定是另有所指。褒山中学的张主任告诉我们,从前洞的右上方往前走五里,即马山,马山中部有一洞叫北洞,与王安石所云的后洞很相类。于是我们又循前洞东上,翻过华阳山脊到达马山。马山是三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海拔360米,相对高度300米左右。与褒山、华阳山不同的是,它山顶尖,两侧陡,宛若等腰三角形。由于地处偏僻,人迹罕至,解放前曾在山腰设一麻疯病院,此洞就在麻疯病院的左上方。洞口约两米,探头向内,昏黑莫辨,寒气逼人,确如王安石所云“有穴窈然,入之甚寒”。据张主任说,这洞过去非常深邃,曾有人从此洞一直走到和州的小西门。清代洞内出一巨蟒,经常出来偷吃山下庙内的供食。于是和尚们用糯米饭捶黄泥石块,在洞内狭窄处将洞封死。我们进洞后,前进约二百米左右,确实前面有石壁封路,似是石块垒成。洞内石壁上似有多处石刻,但辨认再三,也读不出完整的句子。从洞的方位、距离及形状来看,似乎即是《游褒禅山记》中的“后洞”。
  考察之后,对《游褒禅山记》中的一些疑点冰释了。但前疑释后,又生新疑:王安石当时任舒州通判,治所在今安徽西部的潜山县;含山县则属于和州,两地相距四百多里。况且,褒禅山一带至今都地处荒僻,并不在交通线上,在舒州做官的王安石为什么会跑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游玩呢?我们认为这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与王安石当时的经历有关。王安石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起任舒州通判至皇祐六年(即至和元年)。由于文彦博和陈襄的推荐,朝庭征为集贤校理,王安石以“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理由,于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和四月某日两次上表辞让。旧任已免,新任未就,疑王安石在此期间经江宁回江西探亲,路过含山而作。二是与宋代的驿道有关。从前洞壁上熙宁四年杨氏石刻来看,华阳山为从淮南道到江宁府的古驿道必经之处。它的东面是伍子胥经过的昭关,西面是霸王自刎的乌江。王安石从舒城出发,可能经巢州柘皋(古称高井驿),再从尉桥驿、常山山脊而达褒禅山。其证据是王安石经过含山东面的清溪驿时曾写了一首《清溪河》诗。诗云;“冷冷一带清溪水,远远来穿历阳市。涓涓出自碧湖中,流入楚江烟树里”。清溪水发源于褒山西面,今巢湖市柘皋镇东北面的大茅庐尖与青龙尖之间山谷中,今为“和平”、“林场”两水库,“涓涓出自碧湖中”即指此。湖水向东即得胜河,经历阳(今和州市)由乌江口注入长江。“远远来穿历阳市”即指此。可见王安石是由舒州、庐州往和州的这条古驿道往江宁的。另一个证据是同年六月六日,他在江苏海门写了《通州海门兴利记》,按下去是到家乡江西写了《金溪吴君墓志铭》,可见王安石是取道江宁回老家探亲的。唯一的疑问是按路线游褒山应在前,但时间却记为七月某日;达海门在后,记的日期反为六月六日。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游褒山后,王安石并未马上作记,而是以后补记的。所以《通州海门兴利记》明确为六月六日,而《游褒禅山记》却记为七月某日。
注① 此碑在我们考察后,已被县文物部门当做文物收藏。
褒禅山华阳洞(《游褒禅山记》前洞)
马山上的北洞似是《游褒禅山记》中的“后洞”(陈友冰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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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散关与陆游南郑诗篇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六

陈友冰

  大散关,古称崤关,在今宝鸡市(古称陈仓)南,八百里秦川的西北门户,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秦蜀襟喉之称。春秋时代秦晋之间著名的《崤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并成为《左传》中著名的篇章之一。陈仓又是楚汉相争中刘邦从汉中北上夺下的第一个重镇,更是诸葛亮北定中原的经常出没之处。战火硝烟又熏陶出姜子牙等一代名将,大诗人李白也在附近的天水度过他的襁褓,飞将军李广和姜维也是天水人。文武都出过中国最顶尖的人物,又有如此之多的战争经典,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少能与大散关下宝鸡和附近的天水相比肩的城市了。但能一生都对大散关一带念念不忘,写下如此众多又如此著名诗篇的,却不是生于附近天水的李白和寄居于此的杜甫,而是从江南水乡千里迢迢来到此处的南宋大诗人陆游。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61),大诗人陆游因抗金名将王炎之请,千里迢迢从家乡山阴来到南郑“干办公事”,亲着戎装戍守在大散关头,无论是诗人的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诗歌成就的取得,南郑岁月都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2008年10月,我应邀赴兰州讲学,专门绕到宝鸡游览了大散关。站在大散岭头的“烽火台”上,遥想当年蹇叔在崤山下的老泪纵横、西乞叔“三年当拜君赐楚”的铮铮誓言,汉相争中张良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奇谋良策,陈仓暗渡;诸葛武侯从山下的川通道北伐中原,特别是那位“匹马戍梁州”的大诗人陆游,铁马秋风之中,又似乎听到他“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沉重叹息声。
一、“川陕襟喉”大散关
  大散关,位于古陈仓(今宝鸡市)西南19公里的渭滨区神龙乡的崇山峻岭之中。该关所在的大散岭,属秦岭,“因岭上有散谷水,故名”(《宝鸡县志》)。也有传说说是有位大散仙人在此隐居修炼,因而得名大散关。大散关是关中一座有名的关隘,与武关、潼关、函谷关并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四大门户,也是关中入蜀的必经之所,素有“川陕襟喉”之称。《中兴四朝志》载:“大散关为秦蜀往来要路,自关至和尚原咫尺两山,关控陡绝,为秦蜀襟喉。关当山川之会,扼南北之交。北不得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无以图中原”。所以这里历来皆是兵家必争之地。大散岭上有座陡峭的山峰,形状与古代的乌纱帽相似,俗称“纱帽石”。历代军法都规定,凡敌兵攻过“纱帽石”,陈仓守将就要丢乌纱,甚至掉脑袋。自周秦至明清,大散关头大大小小发生过七十余次战役,也不知有多少守将丢了乌纱,掉了脑袋。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春秋时代秦晋的“崤之战”,秦末汉军在韩信的指挥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倒攻大散关,鏖战三秦王章邯;曹操西击张鲁,在此与守军激战;诸葛亮六出祁山,有两次都是先攻大散关,再占领陈仓的。南宋时,这里是宋金边界,从吴玠吴璘兄弟到王炎,大散关头不知进行过多少场血战!清初的三藩之乱,吴三桂又是凭借大散关,与征讨的清军在此多次交锋。
  今日的大散关,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虎踞于崇山峻岭之上的百代雄关,在青山绿水的呵护和映衬下,多了几分妩媚而少了几分杀气。开车来到大散岭下,有一陡峭的赭黄色石壁,壁上有四个斗大的行草“古大散关”,为赵祖康先生在民国二十五年所书。石壁的左侧,便是大散关的山门,这是一座仿宋代军营的建筑,门上的匾额“古大散关”亦是赵祖康所书,山门两侧的楹联则是陆游《书愤》中的名句:“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进入山门,迎面便是一座大殿,这就是1998年新建的宋代大诗人陆游祠。祠的上方高悬一匾,上书“千古风流”四个大字,两侧的墙壁绘制着有关陆游生平的图画,后壁上书写着陆游在南郑创作的一些诗词。祠的正中是陆游的立像,像高三米,纱帽软翅,一袭长衫,手持书卷,翘首昂视,一副文采风流的模样。雕塑者为宝鸡市西普陀雕塑书画院的教师曹宣和程相锋。可能是雕塑者对陆游这段南郑生活不熟悉,或者说对陆游一生的志向体悟不够,此时的陆游走马南郑,身着戎装戍守在大散关头,此时的豪情是“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因此塑造一个手握诗卷、身穿长衫的一介书生形象,可能不符此时陆游的人生志向和生活实际。陆游祠的后院有一泉,东侧立一巨石,上书“饮马泉”,相传三国时关云长路过大散关,在此饮他的赤兔马,泉水至今不涸,清澈见底。步出陆游祠的后院,是条通往岭上大散关的山道,共有九十九级台阶,宛如上天梯。当年唐代大诗人王维由此山道前往岭上关隘,曾写下一首有名的《大散关》诗,其中写道:“危径几万转,数里将三休”可见山道的陡峭和盘旋。岭上的大散关,虽历经战火和岁月的剥蚀,昔日的关楼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大散关楼当地又称“敌楼”,是座横开五间、高两层的古建筑,高踞在关道之上,匾额“大散关”三字为行草,遒劲而飘逸,为郭沫若所书。现存的关楼为明代重建,城砖长一尺六寸,宽一尺,厚六寸,一块块平放垒砌而成。显得异常厚实。由于几百年风雨的剥蚀,色泽暗绿深沈,上面苔藓斑驳,一副沧桑模样,二楼屋角的铁马也锈蚀斑斑,在风中发出暗哑的叮咚声,似乎在诉说当年的猬集的箭镞、浴血的鏖战!关楼的北墙绘有巨幅的“大散关图”,为西北林学院的青年画家子元绘制;南墙则是宝鸡文理学院青年画家姚刚、王岚绘制的《抗金图》。“大散关图”上,苍苍莽莽的崇山峻岭之中,大散关横亘岭上,城垣如带,界分南北。关楼更是虎踞其上,俯视迭迭层峦和如梯的关道。它使人想起范仲淹那首《渔家傲》中的名句:“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关楼两边的墙垣和城垛,今已无存,只有零星残破的瓦砾,唯有南端还残存有一烽火台的遗址。台基用青砖砌成,为当年举报敌情所用。据史载,但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时,从益门镇到秦岭梁沿线筑有八座烽火台,几经沧桑,均已荡然无存,只有大散岭上还存留着断砖残壁。敌楼之北,新建有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兄弟的雕像。据宋史本传:吴玠(1093-1139),字晋卿,今甘肃静宁人,通兵法,善骑射,北宋末年从军。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曾破金兵于彭原店。受到抗金名将张浚的赏识,任为秦凤副总管兼知凤翔府,抗击金军。宋军富平之败后,他与其弟吴璘把守和尚原,戍守在大散关头,与南侵的金兀术部对峙,当时的凤翔府百姓参军输粮,组成联防,结果一举击败了兀术部的十万精兵,极大的鼓舞了全国的抗金士气。绍兴四年后改守仙人关,后官至四川宣抚使。吴玠去世后,其弟吴璘(1102-1167)接替兄职,继续抗金。曾在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曾收复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因秦桧主和而被迫放弃。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他率部收复多处州县,两年后又因绍兴和议而放弃。晚年官至太傅,封新安君王。明万历年间编修的《宝鸡县志》,对吴氏兄弟在大散关屡败金兵有着详细而生动的记载。大散关上原有块记载在此抗金的经过和战功的“功德碑”,据当地人说,此碑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和尚原上还有座“吴王庙”,凤翔府百姓每逢春秋,必来祭祀,今亦不存。今日的吴玠、吴璘兄弟雕像旁尚有一口古井,曰“龙泉“。究其得名,传说是吴氏兄弟守关时,岭上无水,吴玠拔出佩剑“龙泉”剁地,泉水应声而出,因而得名龙泉。这样的传说也许就是从霍去病、窦宪等类似记载中转嫁的,但却反映出当地百姓对两位民族英雄的尊敬和怀念。
二、走马南郑赋新诗
  古大散关不仅是武将立功扬名疆场或是丢乌纱、掉脑袋之地,也因其雄壮巍峨和历史陈迹的众多,成为历代文人放歌题咏之所。三国时的曹操,唐代大诗人王维、岑参、杜甫、李商隐,宋代苏轼、陆游都游历大散关并留下题咏,其中以曹操、苏轼、陆游三人的诗作最多也最著名。
  曹操咏大散关的诗篇是《秋胡行》二首中的“其一”:“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人坐盘石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顿。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此诗写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曹操亲率大军北征并州高并,清晨翻越大散岭时所作。诗人通过反复咏叹,慨叹大散岭之险,以及翻越途中所经受的艰难,典型的体现了曹操诗歌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苏轼的诗题曰《题宝鸡县斯飞阁》,是嘉佑七年(公元1062)苏轼任凤翔府通判时作:“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魂飞不可招。野阔牛羊同雁骛,天长草树接云霄。昏昏水气浮山麓,汛汛春风弄麦苗。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斯飞阁亦在大散岭上,位于在大散关之东。毁于战火,今日已重建。诗中描绘了登阁所建的田野春景,着重抒发怀念故乡、误入官场的人生慨叹。同他早期的名作《游金山寺》的主题是一致的。
  在历代诗人群中,对大散关留下终生难忘印象,或者说,大散关因人而更知名者,莫过于陆游。宋孝宗干道五年(公元1169),在家赋闲达三年之久的陆游被任命为夔州通判,第二年初夏,陆游带着家眷离开故乡山阴赴任。途径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沿途饱览了长江两岸的山川名胜古籍,“行程一年未曾到,江山万里看无穷”,直到第二年的十月底才到达夔州。从出发日起,诗人每天记日记,形成了一部六卷本的《入蜀记》。《入蜀记》不仅真实的记录了入蜀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笔调新鲜活泼、极富文彩,而且间有考订辨误,很有学术价值。如书中对“下牢关”石刻的考辨,认为“辛亥”乃“乙亥”之误;又如通过实地考辨,断庾亮楼当在鄂州而不在江州,白居易诗、张舜民《南迁录》皆皆信讹传误记。
  陆游在夔州任上不到三个月,就受王炎之聘赴南郑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王炎,字公明,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当时抗金的领袖人物之一,孝宗乾道五年三月,以中大夫参知政事改任四川宣抚使。王炎一到职,就将治所由绵谷(今四川广元市)迁往抗金前沿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并在南郑沿线积极布防,搜集情报,积粟练兵,延揽人才,图谋恢复大计。陆游在王炎幕府的八个月,是他一生唯一亲临前线、实现其抗金之壮志的难得机会,也是他爱国思想及其创作最辉煌的时期。诗人一到南郑,雄伟险要的大散关就给他留下及其深刻的印象,他在《观大散关图有感》中写到:“大散陈仓间,山川郁盘纡。劲气锺义士,可与共壮图。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诗人赞颂大散关的壮伟雄峻,首先想到的是它在抗金作战中的价值,是诗人据此以图恢复的壮志:“安得从王师,迅扫迎皇舆。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据他留下的诗文记录,他当时身着戎装,率领将士戍守在大散关头,在风雪之夜布置骑兵突袭敌营,活捉俘虏,以摸清敌情,他还参加过渭水的强渡和大散关的遭遇战。大散关一带,山高林密,当时又是抗金前线,居民稀少,所以时有猛虎出没伤人。为了为民除害,陆游曾在深山密林中手刺猛虎。《剑南诗稿》和《渭南文集》中有四十多篇记述此事,如:“前年从军南山南,夜半驰猎常半酣。玄凶苍兕积如阜,赤手曳虎毛糁糁”(《闻虏乱有感》),当不是妄言。陆游在南郑,还考察了大散关一带“地近函秦气俗豪”的山川形势和民情习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却用关中作根本”(《南山行》)的战略思想。他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这个进取方略虽得到王炎的赞同,却不见容于朝廷,“画策虽工不见用,悲咤那复从军乐”(《三山杜门作歌》),随着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解散,陆游在大散关头所呈的收复中原主张终成泡影。
  大散关一带的雄关沃野,铁马秋风的军营生活,北方民众的自发抗金、驰寄密报的忠义之举不但进一步激发陆游的爱国热情,影响着陆游的思想性格,也使他的诗歌创作从思想深度到创作风格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诗人后来回顾这种创作思想和风格变化时,曾写了一首有名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诗中写到:“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到了南郑,经历了一段紧张丰富的军中生活后,“诗家三昧忽然见,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诗人的这段记述,不但对研究陆游的创作道路大有裨益,对我们如何提高诗歌创作水平也很有启迪。陆游在南郑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但无论是咏怀、纪游还是友人赠答,其主调仍是抗金之志、报国之情。如在一首纪行诗中,他思考的则是经略中原的用兵主张:“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在一首赠友诗中,表白的则是收复失地的美好前景:“莫作世间儿女啼,明年万里驻安西”(《和高子长参议道中》),甚至看到瀑布,也从中感激到报国之情:“意气忽感激,邂逅成功名”(《蟠龙瀑布》)。
  陆游离开南郑后的的三十多年间,不断有诗作回忆这段难忘的军中生活,前后共有三百多篇,其中包括几乎人人能诵的“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年少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诉衷情》)。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南郑期间,曾作过一百多首杂诗,结集为《山南杂诗》,但此诗集已佚。据陆游自己解释,他有次乘船经过望云滩,不小心将这部诗稿坠入水中,遂不传。当今一些学者如傅璇琮、孔凡礼等,皆认为这是托词。因为陆游任职南郑,出自王炎的邀请,两人在军中交往甚密,“南山杂诗”中肯定会有所涉及。王炎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被诬“欺君”而遭罢斥,贬往袁州居住。陆游担心这些诗作会给人以口实,乃自行删除,但在今日流传的《剑南诗稿》中仍可见其痕迹,如这首《怀南郑旧游》:“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渴骥奔时书满壁,饿鸱鸣处箭凌风”,其中的宾主自然是指陆游(宾)和王炎(主)两人意气相投,共同读书,一同练武,结下抗金的战斗友谊。“走马南郑赋新诗” 的咏歌对象里,自然会包括这位抗金领袖人物。
  只不过由于社会政治 严酷和陆游的过度小心,我们已无法窥其原貌。但大散关一带的军旅生活,是陆游一生唯一的一次亲临抗金前线,也是诗人力图实现自己爱国之志 唯一的一次军事实践。所以这段生活虽仅仅只有八个月,却写下三百多首诗作,而且给诗人留下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历史记忆,诗人晚年将自己 诗稿定名为《剑南诗稿》,文集定名为《渭南文集》,说明他对这段记忆终生难忘!
古大散关图(明·曹宁绘)
大散关下川陕通道(陈友冰摄)
 楼主| 发表于 2016-2-17 19:45 | 显示全部楼层
《使至塞上》故址、诗意考析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五

陈友冰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使至塞上》是王维早年的诗作,也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中叙述了他只身赴边的经历、描绘了途中所见到的景象,也暗中抒发了单车出塞的感受。其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传诵千古代名句。但无论是对这一名句的理解也好,还是对王维此番经历和心境的阐释,历来都存在若干分歧。最近,我穿过六盘山东北的陇阪,经弹筝峡、汉代萧关,从会宁关西渡黄河达武威(凉州)、张掖(甘州),再沿被王维称为“长河”的张掖河(古弱)水北上,到达浅海嘎顺诺尔边的额济勒草原,这块古代的居延海已成为阿尔泰戈壁滩上仅存的一块绿洲。现将沿途所记的有关《使至塞上》的相关地域做一些考辨,并对诗意做一些诠释。
一、开元后期唐与吐蕃关系和王维的塞上之行
  唐王朝在不同时期,先后与近三百个少数族政权发生过关系。唐与“四夷”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内附关系,如突厥一部、契丹、奚、高丽、安南等;二是宗藩关系,受唐册封,但不隶属,如新罗、天竺、骠等国;三是友好帮邻,如波斯、日本等;四是时附时反,突厥、吐蕃、回纥等都属这种关系。太宗灭东西突厥后,吐蕃就成了唐最主要的威胁,在太宗以后的二百多年中,时战时和,战火延及今日的甘肃、宁夏、青海等整个西北地区,中唐以后的一段时期,吐蕃的骑兵甚至直驱长安城下。而双方的和战及力量的消长,又与国势和执政者的素质关系极大。高宗时期,吐蕃最盛,“尽受党项、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俊等州相接,南至波罗门(印度),西又攻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⑴。当时唐高宗派曾大破突厥的薛仁贵率众十万伐吐蕃,结果大败而归。但到武后时又发生逆转:“至(武后)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夺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镇守之”⑵。中宗、睿宗时代则以和亲为主,中宗曾以金城公主下嫁。玄宗开元年间,双方战事又起,从开元二年到王维出塞的开元二十五年,双方在凉、瓜、甘等州共有过十一次大规模的交锋。冲突的原因固然由于河西、九曲地区水肥草美又出产名马,吐蕃志在必夺外,与开元末年唐玄宗由于国力强盛开始好大喜功、纵容边帅轻开边衅有极大关系,例如王维出使的这次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开元十八年,吐蕃曾因兵败遣使求和,玄宗应允并谴皇甫惟明出使吐蕃。赞普弃禄速赞和金城公主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第二年,唐又遣鸿胪卿崔琳使吐蕃,带去茶、帛等礼物,吐蕃复遣使者来京,求金城公主所需《毛诗》、《春秋》、《礼记》等儒家典籍,以示归顺王化之意;同年秋,又遣其相论尚它律赴京,请开赤岭为互市,玄宗允准,双方复归于好,河陇安定。但到了开元末,当年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已成了“开边意未已”的武皇,诸将风旨,更以轻开边衅来争宠邀功。开元二十五年的这场战事即是如此。开元二十四年,时为河南、陕运使得崔希逸迁为河西节度副使⑶。崔到任后,于次年三月与吐蕃守将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双方撤除守备,以示通好。但其部下孙诲邀功,力奏可以趁机掩杀,以绝边患。玄宗不顾道义准奏,并派宦官赵惠琮前去监军。这件背盟犯边之事在《旧唐书·玄宗记》中却成了赫赫战功:“三月乙卯,河北(西)节度使(按:应为副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嘴,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也就是在这种“天子非常赐颜色”,鼓励、怂恿轻开边衅的大背景下,当时在京任右拾遗的王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去凉州“宣慰”,并担任崔希逸幕府的判官。当时从长安到凉州有南北两条驿道:北道从咸阳出发,沿陇山山脉向西北,经邠州(今邠县)、泾州(今泾县)、原州(今固原市),在瓦亭关转过弹筝峡越六盘山北上,到会宁关再折向西北,经会州(今会宁县)过乌兰关达河西节度使府凉州(今武威市),全程一千八百余里。⑷王维此次出使即是循此线,后来的高适、岑参赴安西,杜甫去秦州亦是沿此线。南道出咸阳循陇山南麓沿渭水西行,经马嵬驿、武功(今武功县)、扶风(今扶风县)、凤翔(今凤翔县)、陇州,在大震关翻越陇山到秦州(今天水市),西行至临洮北上达金城县(今兰州市),再折向西北经广武达凉州。《使至塞上》应当是写于这次出行之后(这个问题下面将专论)。诗中不但出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极为雄浑开阔的画面,而且像“属国过居延”、“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等叙述之中,也带有某种夸耀帝国声威的意味,情调也是乐观向上,甚至有着某种期待,与当时朝廷乃至整个时代气氛是合拍的。
二、《使至塞上》所涉及的若干地域
  王维这首诗中,涉及安西都护府、居延塞、萧关和长河等西北地域和区划,下面逐一加以考释:
  安西都护府。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起,陆续在周边建立了八个都护府。其中的安西都护府驻地在交河,高宗显庆年间徙于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到了玄宗开元年间,只剩下安东、安北、安西、安南、北庭、单于六个都护府。其中安西都护府设在龟兹,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辖区包括今日的南疆、甘肃部分地区,直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广大地区。该镇在高宗时为吐蕃所占,到武后时为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夺回。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安西四镇又被吐蕃侵占。当年,安史乱起,唐王朝陷于内乱之中,再无力收复四镇。吐蕃即以四镇为基地,不断内侵。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吐蕃攻陷长安,代宗出逃陕州。到德宗时,双方签盟,唐王朝以割让河西大片土地来换取停战,安西遂为吐蕃所有,直至唐懿宗咸通五年(866),吐蕃因内乱而亡止,但此时“唐亦衰焉”。
  居延,有两种内涵:居延县与居延海。居延海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颜卓尔盟的额济勒旗,是河西通往漠北的门户。汉武帝时代北击匈奴,往往就是从居延出兵。据《汉书·霍去病传》:“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千余级”。由于干旱等原因,居延海今日已变成草原和牧民居住区的额济勒旗。但至少在北宋,居延海一带还是烟波浩渺、鸥鹭出没之处,并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一条主要信道。据《宋史·高昌传》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今日的吐鲁番)”。王延德等后来将出使的经历写成奏章复命,这就是《使高昌记》。记中对其经过的居延海一带有段描叙:“次历阿敦族,经马骏山望乡岭,岭上石龛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汇,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这个百川所汇的格罗美源就是居延海,有李陵题字的马骏山就在其东北。另一种内涵是指居延县,为汉代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在凉州(今张掖市)西北一百六十里处。居延本在漠北,为匈奴一个部族的居住地。汉武帝时,匈奴内讧,昆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汉武帝设五个属国来安置其众,其中一个属国在张掖附近。王维在诗中所云的“属国过居延”就是指此,而且是沿用汉代的称呼,并非如有的选注所云“经过了居延这个唐朝的附属国”。历代关于居延的记载有一些含混,未将居延海、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和原住地加以区隔,甚至将这三者混淆,这是我们在阅读史籍时需认真注意的,如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居延距张掖“千六十四里”;《史记考证》则记为一千六百里;唐《元和郡县志》则里“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西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至于今天有的学者在《王维诗选》注释中所云居延是“汉建县,属张掖郡”⑸,如指的是匈奴人归附后的居住地,则应是居延属国而不是居延县;而王维所经过的恰是居延县而不是居延属国。至于居延海到张掖地距离,今居延海虽不存,但遗址仍在。如果我们沿着张掖西北的弱水,经流沙到达额济勒的嘎顺诺尔、索果诺尔这些当年的居延海地区,正好是一千里左右。所以最早的地书《括地志》的记载是正确的。
  萧关,即古陇山关。这又有汉代萧关和唐代萧关之别。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在原州平高县(今甘肃省平凉县)境内;《元和郡县志》具体指在“县东南三十里”。这两者所说的都是汉代的萧关。汉代的萧关位于六盘山东的陇阪之上,下临弹筝峡,是河西节度府的东大门,也是中原进入西北或外族入侵关内的咽喉之处。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匈奴由西北攻入萧关,杀北地都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等西击匈奴,则是由此出塞。唐代在汉代萧关北二百一十里处,清水河东侧设萧关县,这就是唐萧关。唐代的萧关并非中原通往河西、安西等节度府上的要塞,而是位于通往朔方节度府(使府在灵州,今灵武南)道上。南朝何逊诗:“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邑”,指的就是此萧关。王维是去河西节度府,是不经过唐萧关的,同“属国过居延”一样,仍是沿用汉代的称呼,这是需要辨明的。
  长河,即弱水,又叫张掖河。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甘州(今张掖市)附近,沿祁连山和合黎山之间的峡谷流向西北,在与凉州(今酒泉市)附近发源的酒泉河汇流后,又在宁寇军(今同城镇)分为数支流向居延海。西边的两条分别叫木林河、纳林河,今已消逝;东边的两条叫弱水,分别流向今日仍存的两个浅海嘎顺诺尔和索果诺尔。居延海消逝后,这条长河就成了额济勒草原的生命河,它所汇聚的嘎顺诺尔和索果诺尔两个浅海,使周边的额济勒草原成为阿尔泰戈壁滩上仅存的一块绿洲。
三、《使至塞上》若干诗意的理解
  1、关于“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内涵
  有一些注本和赏析文章认为这两句表现了王维因受排挤、不得已而赴边的“悒郁和激愤之情”。如王长立在一篇鉴赏文章中说:这两句“是用比喻的手法写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诗人先把自己比成随风飘飞到塞外的蓬草,以蓬草的行止全由无法抵御的强风支配,表明此次出使是因受排挤而成行,非是己心所愿;再把自己比成由于天气转暖而向北飞去的归雁,以归雁的南来北去都受气候变化的支配,来暗示自己的行动是受朝廷差遣,实乃身不由己”⑹。其实,如果要说这当中有离家万里的孤独感,或是表现了西行路上的艰辛,尚在情理之中,这也是长途跋涉者几乎都会产生的人生感受。但如果要说这是比喻王维此行是身不由己,是由于受排挤而产生的忧郁和激愤,就有点想当然了。产生这种想当然的原因在于:一些研究者认为王维的这次赴边,与张九龄的罢相有关。开元二十五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玄宗大怒,将周廷杖而死,时为宰相的张九龄亦因曾引荐周而获罪,被贬为荆州长史。张是一代名相,对王维有知遇之恩(王任右拾遗即是张的提拔)。张的被贬实是李林甫陷害的结果,而朝政亦由张九龄罢相和李林甫的执政走向昏暗。这事对王维的震动当然很大,但这只是王维生活和思想变化的一个大背景,并不意味着在此时的每一首诗作中都会有所表现。这种情形在历代诗人的诗作中皆不乏例举。如杜甫避乱成都,总的趋势是生活困顿、忧国忧民。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个别诗作如《江畔寻花绝句》中的盎然兴致和生活情趣;也不妨碍在草堂落成之际写出《堂成》、《村居遣兴》等轻松悠闲的诗篇。王维的这首《使至塞上》也是如此,他是要通过这次独特的人生经历,来描述与平日迥然不同的异域风光。这当中不单有初至边塞、服役于军中的新鲜感和兴奋感,还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对大唐帝国疆域辽阔的隐隐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从中确实看不到被排挤的激愤和不得已赴边的伤感。我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证实:
  一是从王维此诗的结构和立意来看。有人说王维此诗是纪行之作,时间的顺序和西行的路线是结构全文的线索,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王维是个南宗画派代表人物,擅长写意,有名的《雪里芭蕉图》就是明证。这种创作倾向在他的这首诗中也有表现:他并没有按西行的路线依此写来,首联中的“属国过居延”应在快到凉州之时,如上所述,居延县距张掖只有一百多里;而结句的中“萧关”则是由秦登陇的第一道关隘。而大漠、长河又应在“过居延”之前。至于“萧关”、“居延”属国,则又刻意以汉代唐。究其原因,都与诗人的创作意图有关,也与诗人的身份有关:诗人此时是宣慰使,是要去慰问刚获大捷的河西军,并要去崔希逸使府任职,因此这次大捷也可以看作是自己将要隶属的部队的胜利。所以他要以汉代的匈奴族归附来宣扬唐帝国的声威,以汉代霍去病的勒石燕然,作为对他将任职的部队主帅的赞颂。其中有国力、兵力强大的自信,也有对即将任职的这支刚获大捷的部队的自豪,当然更有对军中统帅的揄扬,因为无论是从宣慰使的身份或是从下面要提及的两人关系来看,这都是很正常的。如果说其中还夹杂着被排挤的激愤和不得已赴边的伤感,恐怕于此立意和结构方式都不太符合。
  二是从王维在此前后的诗作来看。我们知道,唐前期社会中弥漫着一种尚武精神,所谓“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年轻时有着“欲奋飞”志向的王维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从他写的《李陵咏》、《少年行》、《燕支行》、《老将行》等一系列诗作中,就可看出他“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的自许,和“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的自期。所以他对单车赴边、征战立功不但没有畏惧和悒郁,相反倒有种兴奋和期待。这种情绪和基调,在《使至塞上》的同期诗作中也有表现,如这首《出塞作》:“居延城外猎天骄,百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骠姚”。此诗下有自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诗中描绘的塞外驱马射雕场面,“朝乘障”、“夜渡辽”的作战情形和天子的封侯赐姓之赏,都有一种赞赏和夸张的意蕴,却看不出其中的沮丧和悒郁。正如方回在《瀛奎律髓》中所云:“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在此之后写于西北的《陇西行》、《从军行》、《陪窦侍御泛灵云池》等也有类似的特征。就连描述当地少数民族风情的一些作品,也与抗击外虏的斗志相连,格调也是昂扬向上的,如《凉州赛神》:“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
  三是从王维与崔希逸的关系来看。崔在开元二十二年前曾任郑州刺史,这年八月,裴耀卿任江淮、河南转运使,以崔为副使⑺;开元二十四年迁河南、陕转运使,再迁河西节度使,加散骑常侍,镇守凉州。开元十三年,王维在贬所济州任司库参军时,裴耀卿任济州刺史,对王维很赏识,王亦冀求裴氏援引。裴后来为相与张九龄一起将王维擢为右拾遗。有人认为:王维由右拾遗调任监察御史并到崔希逸军中任职,很可能就是仍在相位的崔希逸的推荐⑻。刘维崇则认为王维的母亲崔太夫人与崔希逸同族⑼。有如此背景,至少我们不能说王维赴边任安西节度使判官是“因受排挤而成行,非是己心所愿”,内心充满“悒郁和激愤之情”。况且,王维一到军中,就替崔希逸草奏《拜赐物表》和《祭牙门姜将军文》,可见关系并非一般,而且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崔希逸卸任以后。崔甚至把一些关系身家性命的机密私事也托付王维来办:如上所述,当崔希逸与吐蕃杀白狗定盟时,其部下孙诲邀功背盟,导致二千余名吐蕃将士被杀。“希逸以失信怏怏,在军不得志,俄迁为河南尹。行至京师,与赵惠琮(引者注,即玄宗派去监军的宦官)俱见白狗为祟”。崔为了保命,要爱女出家以祈佛,并让王维为其撰《赞佛文》以忏悔其罪。因此,我们虽无确证,王维此番西行去崔希逸处任职是自己请求或裴耀卿的推荐,但至少可以说是乐于此行的。
  2、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理解
  这是历来最为人称道的一幅名联,他极为准确地描绘出瀚海日暮时分雄阔又苍凉的景象。其中孤烟自下而上,落日自上而下,使上下部景物在静寂之中又充满动感,整个画面匀称而又饱满,更不用说其中蕴含的帝国声威和国力的自信了。但正因为有名,受万人注目,所以也产生不同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对“大漠孤烟直”的解释上。清人赵殿成的注本中就有两种解释:一种解为烽火:“古之烽火,用狼粪。取其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另一种解为龙卷风:“或谓边外多回风。其风迅疾,袅烟沙而直上。亲见此景者,始知‘直’字之妙”。赵殿成只是把两种说法都摆出来,用“或谓”加以区隔,并未轩此轾彼。今人因在其中选择一种而否定另一种,因而产生争论。其中王秉钧认为不可能是烽火,理由是“河西在战场千里之外,戍楼上自没有点燃烽火之必要。因之说成指烽火,就不符合实际,在大沙漠里也不典型。解作龙卷风,就更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⑽。这位先生大概受“烽火戏诸侯”的影响,以为点燃烽火表示边境有战事,实际上在唐代正相反:没有敌警时才点燃,称为‘平安火’。如《资治通鉴·唐纪》:肃宗至德元年六月,哥舒翰兵败潼关,“上(指玄宗)谴李德福等将监收兵赴潼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胡三省在注中引《六典》云:“唐镇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所以,如将“大漠孤烟直”解为烽火在无风的大漠上空直上云天,正是边患已靖,千里平安的象征,与结句“都护在燕然”相呼应,与作者赞颂崔希逸的克敌之功和自己的宣慰使身份都是吻合的。
  另外,从这首诗的构图来看:此诗的前后两句是叙事,中间四句是描写。这四句描写之中,诗人用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征蓬、归雁六种景物,构成了一幅异常和谐又极为壮阔的塞外秋色图。画面的上部有孤烟、征蓬、归雁,下部有长河、落日、大漠;长河、落日、大漠给人一种天荒地老的寂寞感受,而孤烟、征蓬、归雁又充满了动感。而且皆渐流渐远、渐飞渐远、渐飘渐远,动态之中又使画面显得无限的深邃:王维确是一位构图的高手,无与伦比的画师。诗人就是要从中来宣扬帝国疆域的广漠和壮丽,汉家使者在漫漫征途中跋涉的孤寂和使命感,这个创作的意旨,酝酿成王维山水诗特有的美感。
 楼主| 发表于 2016-2-17 19:47 | 显示全部楼层
《登鹳雀楼》故址、诗意散考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四

陈友冰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一、关于鹳雀楼址
  关于鹳雀楼址及其得名之由,今天的一些注家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鹳雀楼“故址在山西永济县西南城上” ——郑盂彤《唐宋诗词赏析》第9页
  “在蒲州(山西永济县)西南城上,楼有三层,因常有鹳雀栖其上,故名,后被水冲垮”——张燕瑾《唐诗选析》第33页
    “蒲州即今山西永济县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课本注释
    “蒲州是现在山西运城县”——李之光《古代诗歌选》52页
     “鹳雀楼有三层,矗立于城角之上,因其高,鹳鸟时集其上,故名鹳雀楼”——《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从以上注释,我们会得出这祥一个印象:鹳雀楼在蒲州城上,后被水冲垮,因楼很高时有鹳鸟集聚故得其名。蒲州即今山西永济县或运城县县城。
  其实,这些注都是不太确的。根据山西运城行署教育局同志提供的资料以及我们的考辨,鹳雀楼址及得名之由并不如上面所述的那样。
  第一,鹤雀楼址并不在蒲州城上,而是在城外黄河河道中的高坡上。对此,《永济县志》有明确的记载:“鹳雀楼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鸟栖其上,遂得名”。《蒲州府志》则记得更详:鹳雀楼“旧址在城西河州渚上。”据山西运城行署教育局同志所提供的资料说:“鹳雀楼在蒲州城外黄河中的高丘上,而不是‘在城上’,由于黄河河床自然改动的历史原因,这座楼现在已找不着痕迹,但蒲州旧城的轮廓仍有残存”[1]。
  这两则记载都证明鹳雀楼并不在蒲州城上(当然也谈不上是城西南的角楼),而是在城外西边黄河州渚的高坡上。既然实际情况是如此,那末一些注家为什么会认为楼在城上呢?
  这可能与对《清·一统志》中有关记载的误解有关。《一统志》在“山西蒲州府”条下记云:“鹳雀楼在府城西南城上。《旧志》:旧楼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鹤鹊栖其上,遂名。后为河流冲没,即城角楼为匾以存其迹”。这段话本意是说:鹳雀楼址原在黄河中高阜处,因被河流冲没,就把鹳雀楼匾挂到蒲州城西南的角楼上,权以这个角楼作为鹳雀楼的替身。有些同志可能误将这段记载的首句“鹳雀楼在府城西南城上”当成历史上的鹳雀楼址了。
  第二,把蒲州说成是今日的永济县或运城县,也是不确的,由此推导出的鹳雀楼在永济县城上或运城县城上则更为不妥。据史料所载,蒲州是北周明帝二年(公元五五八年)置州,唐开元年间曾升为河中府,辖永济、河津、临猗、闻喜、万荣等县以及运城西南部分地区,明初复为蒲州,清雍正年间又升为府。它的州治所在地蒲坂,解放后曾一度属运城县,后又划归永济县,现是永济县属下的一个乡,名字仍叫蒲州,距永济县城约十二公里左右,据运城行署教育局的同志说,蒲州旧城的轮廓仍有残存。由此可知,蒲州只是今永济县的一部分,只能说“属”或“在”今永济县,而不能说“即”或“是”今山西省永济县。当然更不能说鹳雀楼在今山西省运城县或永济县城,因这与史实的距离更远。
  第三,由上可知,鹳雀集其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城高而是由于近水的缘故。鹳鸟是我国北方一种常见的水鸟,形似鹤,常在水边活动,主食鱼、蛙、蛇之类水族,晚上栖息于水边的高枝上。这样,建于洲渚高阜处的塔楼自然也就成为鹳鸟的聚居之所,此楼也就因此而得名鹳鸟楼。
  同样地,也正因为此楼在河心,才会由于洪水暴涨或河流决口、改道等原因把它冲没。假如此楼果真在城内角楼上,“为河流所没”就很费解了。
  一座高达三层的楼台建筑在唐代是颇为壮观的。更何况它是建于黄河中的高阜之上,下临州渚、前瞻中条。所以从盛唐时起,这里就成了文人雅集的胜地。从现存的李翰《河中鹳雀楼集序》来看[2],至少在中唐时代,文人们关于鹤雀楼的题咏就已汇编成集了。
二、关于诗的作者
  关于此诗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是盛唐处士朱斌作。唐人芮挺长选的《国秀集》即采此说。
  另一说是唐王之涣作。近代的一些唐诗选本如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中学语文课本皆持此说。
  第三种是把上述两种说法兼顾起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诗选》,题下标为王之涣,但在注中点明“一作朱斌诗”;清代编的《全唐诗》则干脆在王之涣和朱斌名下都收了《登鹳雀楼》一诗。
  第四种是两个作者都提及但也表明自己的倾向性。如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此诗赵凡夫以为朱斌所作,古今传诵皆日王之涣作,沈括之言,尤为明证,今仍归之王之涣”。
  鹳雀楼一诗的作者,我认为是朱斌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是朱斌,也是当时的一位不知名诗人王文奂,而不可能是王之涣。其理由如下:
  第一,最早的一本唐诗选集——唐太学生芮挺章选的《国秀集》中即把这首题为《登楼》的诗放在盛唐处士朱斌的名下。《国秀集》成书于天宝三年,比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还早八年,共收了从开元元年到天宝三年这三十一年间盛唐优秀诗人的220篇诗作。[3]而据靳能所作的《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王之涣“以天宝元年二月二十四日遘疾,终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五”[4]。由此看来,《国秀集》成书年代距王之涣去世的年代只后两年,况王之涣又是当时一个著名诗人“歌从军,吟出塞,嗷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5]。如果《登楼》一诗果真为王之涣所作,按说是不可髓错为朱斌的。再说《国秀集》中还收录了王之涣的三首诗(凉州词二首,宴诗一首,见《国秀集》下卷),连《宴诗》这样平庸之作都收录,唯独不收他的名作,这似是不可能的。
  第二,最早把《登鹳雀楼》收在王之涣名下的是李晡等人编纂的《文苑英华》。《文苑英华》成于宋初,是宋四大类书之一,由于出于众人之手,又加上成书仓猝,卷帙浩繁,所以舛误甚多。南宋彭淑夏的《文苑英华辨证》、清劳格的《辨证拾遗》都是在做此书的辨伪勘误工作。当然,我们不能因《文苑英华》中有舛误,就据此指实收入此集的《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有误,要证实是朱斌所作,还得更多的搜求旁证。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与《文苑英华》同时代的几部著作中凡提到《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都不是王之涣而是王文奂,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文苑英华》中《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是否误记。如沈括《梦溪笔谈》中提到在鹳雀楼题咏的诸位作者,其中有王文奂而无王之焕:“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奂、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文奂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当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北宋彭乘的《墨客挥麈》卷二和北宋阮阅的《诗话总龟》也均将《登鹳雀楼》 作者记为王文奂,与《梦溪笔谈》所载相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司马光的《司马温公诗话》中关于《登鹳雀楼》一诗的记载:“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奂、畅诸二诗。畅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人皆当时贤士所不数,如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诗话中说得很明确:《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是王文奂,而且是个“当时贤士所不数”的无名之辈,以至“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这与“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名声很大的王之涣恐非一人。倘认为非王之涣这类名家高手写不出此诗那就错了,因唐代是个诗歌大普及的时代,贩夫、戍卒、倡优、乐工都能突发出一两首传之后世、经久不衰的佳作,这样的事例在唐诗中是不胜枚举的,如葛雅儿的《怀良人》,无名氏的《水调歌》皆“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前者是位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后者连姓名也未留下。就连黄巢这样的落第秀才也能写出《咏菊》这样流传百世的反诗。
  第三,永济县现存的“鹳雀楼石刻”中《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亦是王文奂。有人解释为王文奂的“文”字是“之”宇的书写之误,“奂”是“涣”的简写,这恐怕过于牵强。由此看来,《文苑英华》中所云的“王之涣”可能是舛错了。
  综上所述:《登鹳雀楼》诗的作者,最早的说法是盛唐处士朱斌,到北宋以后渐改为他人,但大多数诗话和唐诗总集、选集都记为王文奂,只有少数选家认为是笔误而改为王之涣。因此我认为如果要说是朱斌所作是有道理的,但此说只有孤证,如要服人,还得另寻证据。但我们可以说:即使不是朱斌所作,也应写成王文奂所作,而绝不可能是王之涣。
三、关于诗意的诠释
  一、诗的一、二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有的注家认为“山”指的是中条山,黄河的流向则是自西向东,如李之光《古代诗歌选》将这两句解说为“诗人站在鹳雀楼上,朝西望去,一轮红日慢慢沿着中条山落了下去;向东望去,奔腾的黄河正向大海奔流而去”。张燕瑾先生的《唐诗选析》也是这样解说的:“白日依山尽,是写夕阳西坠,贴近了连绵的中条山,这是诗人亲眼所见,是写实”;“黄河入海流是写眼底是一泻千里的黄河,它奔涌流转一直向东,汇注到浩瀚无涯的大海,这里还包含了诗人的想象。”
  这两种解说都由于地形不明造成对诗意的误解。
  鹳雀楼的地理位置是:它的东北是蒲州城,东南是长约一百六十多公里的中条山,奔腾的黄河则从楼的西侧滚滚而过,流向则是由北向南,直到风陵渡才折向东。隔河相望,西面是八百里秦川,西南则是连绵不断的秦岭横亘在天地之间。由此可见,夕阳是无法落入位于东南的中条山中的,而且河水也不是向东,而是向南流去。有的选本也注意到了中条山的位置,但又无法搞清“依山尽”的山究竟何山,所以在注中干脆就不作确指。如郑孟彤先生的《唐宋诗词赏析》中就笼统解为“一轮白日正在西山头上慢慢地下沉着”。但也有的注家既明白中条山的位置,又认为“依山尽”中的山是中条山,于是就在“白日”和“尽”字上做文章。如马家楠先生在《王之涣“登鹳雀楼”赏析》一文中就认为“白日”“不过是指明晃晃的日光,而并不是指太阳本体。诗中描写的是晴朗的自昼,白茫茫的天光日影,透过缥缈的烟岚云气,在山石间、草木上,灿烂地反射着,炫耀着。随着深邃的崇陵巨壑向前伸展、伸展,一直到诗人目力的尽头”[6]。这样,“尽”指的就不是太阳落山,而是目力穷尽了。其实,这种说法也是很牵强的。因为“白日”一般都解释为太阳,只不过诗中写的是深秋或冬天的太阳,白晃晃的缺乏热力,带上高寒的特征。高适《别董大》“千里黄云自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就是明证,我们不能为着使“中条山”能解释得通,就把“白日依山尽”解释成另外一种含意。我认为这个“山”并不是中条山,而是秦岭东段的华山。华山位于蒲州的西南,北临渭河平原,是个东西走向的断层山,主峰太华峰高达1997米,距蒲州的直线距离仅30多公里,诗人站在鹳雀楼上向西远眺,正好可见一轮夕阳傍着西南方的华山缓缓下沉。为什么夕阳向西南而不是向西落去呢?这是因为冬天的太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所以向西偏南落去,这与前面所提及的“白日”同样都带有很明显的季节特征。另外,再从整个画面的构图上来看,诗人登高远望,向西看见了一轮白日正在缓缓依山下坠;俯视楼下,滚滚的黄河正经过这里向南奔腾而去,这样远眺近俯,由西转向南四面眺望,既符合登高赏景的实际,又使画面显得很开阔。如果此山是中条,就与落日的方位不合,而与黄河的流向一致皆为东南。游人登楼专向南方远望,诗中专写一方之景,也似与常理不合。
  既是如此,为什么一些注家老是在“中条山”上做文章,而投有注意到秦岭呢?我以为这与《梦溪笔谈》卷十五中“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的记载有关。文中的“前瞻中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白日依山尽”。“下瞰大河”又很容易与“黄河入海流”联系起来;再加上没有经过实际考察,缺少感性印象,往往就只注意到中条山而忽视了隔河相望的秦岭。
  关于诗的三、四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注家们大都没有疑义,一般都认为是表现了诗人“奋发向上、不断追求”的精神,是诗人慷慨的情怀和阔大的胸襟的表现:  “诗人并不以登上第二层为满足,还要向第三层(最高层)登攀。”有的注家进一步认为这两句诗还表现了只有登高才能望远、只有襟怀阔大才能视野开阔的人生哲理。
  我认为上面这些解释,从诗句的引申义,从虚写这个角度来生发是不错的,但如从诗句的本义诠释即实写的这一面来说,我却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以为这两句是诗人站在楼的最高层(第三层)所发出的感慨,而不是还要从第二层向最高层登攀时的感慨。理由很简单:要想对一件事有深切体会,对一个哲理有所领悟,往往要亲自做过之后,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得到。诗人站在楼的最高层,向西望见了远远的华山落日,向南又望见了奔腾而去的黄河流水,这才领悟到一个人生哲理:登高才能望远,而要想登高又必须有勇气和胆略,于是写下了这个名旬:“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注释:
[1]山西运城县教育局《教研资料》1982年第一期;
[2]见《全唐文》42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见北宋元祐三年龙溪曾彦和《国秀集序》,载《唐人选唐诗》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4][5]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6]《唐诗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鹳雀楼示意图(陈友冰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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