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美创造学 作者:毛 翰

田寶

　　环顾一下相邻的艺术种类，这种印象可能更为明确。譬如服装设计，先锋派着眼其独创性、超前性、表现性，于是尽可以身着油桶、龟甲、球网、藤蔓……及其它许多匪夷所思的东西，或干脆换上'皇帝的新装'，直接以七彩油墨文身。传统派则固守衣物的遮羞、保暖、护身功能，年年岁岁满足于灰蓝色调的定型设计。先锋派的服饰只能用于舞台表演，下不得台；传统派的服装则永远成不了时装，上不得台。中锋派则希望折衷先锋与传统两派服装的功用和特征，让艺术生活化，让生活艺术化，让服装的款式、色调、图案、面料既体现出时代的精神风采，又不脱离服装的传统功能和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当然，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是可以引导和改变的。中锋派的魅力或梦想就在于，总是适度地领先于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引导消费者的审美期待，预测并及时推出新的流行式样，新款既出，总让洛阳纸贵，洛阳布贵。

田寶

　　纵向继承与横向移植
　　新诗在中国作为一种新的诗体，是五四时期由胡适、郭沫若等一批留学生率先从国外引进的。其实，新诗的问世，也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到现代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传统的格律诗与散文诗(自《庄周梦蝶》开始，中国就有了散文诗)之间，它早已是呼之欲出了，即使不从国外引进，或早或迟，也会从我们诗国的土壤里自行生长出来。从形式到内容，新诗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继承本民族诗歌的一切优秀源流，发扬光大，又吸纳境外一切优秀的诗文化，食而化之。譬如，传统诗歌的声韵美、意境美、人格美等，无疑是应该继承的。而西方诗歌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分行排列方式，其意象的奇异、思想的新锐等，都是我们应该借鉴的。我想，这应该就是中锋派的态度。
　　而传统派崇尚民歌和古典，以欧风美雨为异端，则表现出一种狭隘的保守的倾向。我与传统派人士有过一次近距离的遭遇。我有一位朋友，非常反感某些'搞怪'的所谓先锋诗，我们因而很投缘。后来我发现，他欣赏的只是旧体诗和民歌，还有，就是一如狼孩之与狼奶，对六七十年代哺育成长的几首新诗和样板戏的唱段尚存一缕旧情。'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双扇扇的门单扇扇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这首陕北民歌，我第一次听到，就是由他转述的。我当然也欣赏民歌，包括当代诗人的民歌体创作。但我们不能狭隘到仅仅欣赏民歌呀！新诗的魅力不是民歌所能代替的，今日新诗也不是郭小川、贺敬之式的颂歌和战歌所能同年而语的。同样，外国诗的一些佳作，其独特魅力也是中国诗所未必具备的。
　　反过来，某些先锋派始终钟情于洋腔洋调，拿夹生不熟的翻译体当经典膜拜，有话不好好说。以为诗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意象理论也须'出口转内销'。论及诗人姿态，乃不知屈原饮露餐菊，李白举杯邀月，陈抟高卧烟云，林逋梅妻鹤子，开口闭口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以至'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这同样是不足为训的。

田寶

　　先锋派──中锋派──传统派，三分诗坛，可能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却笃信不疑，因为这不仅是从理论上归纳出来的，更是从诗坛的实境'写生'出来的。如果传统诗是正题，先锋诗是反题，中锋诗则是合题，是兼容，是矫枉而不过正。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鼓吹中锋派，却无意诋毁先锋派（以诗玩世的伪先锋除外）和传统派（以诗邀宠的伪现实主义除外），而且，我以为先锋诗、传统诗的艺术渊源，都可追溯到中国诗歌第一人──屈原！先锋诗的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和生命意识可追溯到屈原的《天问》及《九歌》中的一些篇章，传统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和《九章》！其思想艺术品格也不是什么人想要诋毁就诋毁得了的。
　　也许真的是没有偏激就没有深刻，没有偏激就没有丰富，先锋派、传统派各自固守其美学原则，相互砥砺，在竞争中求发展，对于繁荣新诗，促成诗坛良好的生态平衡和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根据。
　　不过，我们却更为偏爱中锋诗，希望诗坛中锋能取传统与先锋两派之长，避其所短，既不僵化，也不西化，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风格、主要流派，从而重建新诗的美学原则，重建新诗的信心和信誉，使新世纪的中国新诗更具时代精神和人格魅力，更具中正之气，中和之美，中国之风，中兴之象，造成一代无愧于历史和未来的盛唐之音。

田寶

　　注释：
　　（1）《论语·八佾》。
　　(2)有人认为，二十四种风格即二十四种意境，这样理解司空图《诗品》，大致不错。但一般而言，风格与意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是不可能一一对应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诗都是有意境的。一些直抒胸臆的诗，无意于立象、造境，但没有意象，没有意境，也会有其风格，因为直白也是一种风格，与'以境取胜'相对，'以意取胜'也是一种风格。
　　(3)[北宋]苏轼《祭柳子玉文》。
　　(4)'五四'时期，'对于'传统'，对于'封建复古派'的批判斗争不必说，在对待各种文学思潮、观念和文学流派的态度上，许多人并非持一种承认共生的宽容态度。''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见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北京《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5)《放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6)这首诗据说是一位老红军转呈彭德怀的，其所本应该是汉代民歌《小麦谣》：'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7)《放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页。
　　(8)引自《放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7-138页。
　　(9)也许，我们不应该苛责前人，也不应该以郭小川为例。郭小川的悲剧是时势使然，他只是扮演了他的身分规定他扮演的角色，包括动作和台词。险恶无常的政治斗争使他成为一个整人者，也使他再三成为挨整者。整人的时候，他往往心有不忍，并没有他诗中表现的那么狠毒，在那些整人者中间，他还是唯一心存善良的一个，参见陈徒手《郭小川：作家协会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挨整的时候，他则往往心灰意冷。文革挨整时，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就这样表达过他的绝望：'从此后，决心与文艺工作告别，自己不写了，别人的也不帮了。将来到农村，只想为一个生产队或大队的事当当参谋，劳动学习，了此一生。''与文艺告别，这不是'伤心话'，我实在是不敢搞了，这工作太容易出问题，我的年龄、身体都不能胜任了。'见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10)《晋书·帝纪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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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东晋]葛洪《抱朴子·辞义》。
　　(12)[清]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清谈》。
　　(13)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14)柱下，周代官名，即柱下史，老子曾任此职，代指老子及其《道德经》。漆园，庄子为吏之处，代指庄子及其著述。
　　(15)孙玉石《解读穆旦的〈诗八首〉》'穆旦的诗，在思维形式、创作风格和表现方法等方面，深受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T.S.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中的某些方面，如玄学思辩与具象象征的结合，又可上溯至一直为T.S.艾略特所深爱和推崇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玄学派诗人们。'此文收入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纪弦精品〉自序》，载《诗刊》1995年2月号。
　　(17)孙绍振《后新诗潮的反思》，载《诗刊》1998年1月号。
　　(18)吕进主编《上园谈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原为杨春光致朱先树信中语。
所谓'兴'，朱熹注为：'感发志意。'所谓'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所谓'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所谓'怨'，孔安国注为：'刺上政也。'
　　(19)[唐]司空图《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田寶

这同样是不足为训的。

　　先锋派──中锋派──传统派，三分诗坛，可能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却笃信不疑，因为这不仅是从理论上归纳出来的，更是从诗坛的实境'写生'出来的。如果传统诗是正题，先锋诗是反题，中锋诗则是合题，是兼容，是矫枉而不过正。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鼓吹中锋派，却无意诋毁先锋派（以诗玩世的伪先锋除外）和传统派（以诗邀宠的伪现实主义除外），而且，我以为先锋诗、传统诗的艺术渊源，都可追溯到中国诗歌第一人──屈原！先锋诗的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和生命意识可追溯到屈原的《天问》及《九歌》中的一些篇章，传统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可追溯到屈原的《离骚》和《九章》！其思想艺术品格也不是什么人想要诋毁就诋毁得了的。
　　也许真的是没有偏激就没有深刻，没有偏激就没有丰富，先锋派、传统派各自固守其美学原则，相互砥砺，在竞争中求发展，对于繁荣新诗，促成诗坛良好的生态平衡和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根据。
　　不过，我们却更为偏爱中锋诗，希望诗坛中锋能取传统与先锋两派之长，避其所短，既不僵化，也不西化，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风格、主要流派，从而重建新诗的美学原则，重建新诗的信心和信誉，使新世纪的中国新诗更具时代精神和人格魅力，更具中正之气，中和之美，中国之风，中兴之象，造成一代无愧于历史和未来的盛唐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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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论语·八佾》。
　　(2)有人认为，二十四种风格即二十四种意境，这样理解司空图《诗品》，大致不错。但一般而言，风格与意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是不可能一一对应的。因为不是所有的诗都是有意境的。一些直抒胸臆的诗，无意于立象、造境，但没有意象，没有意境，也会有其风格，因为直白也是一种风格，与'以境取胜'相对，'以意取胜'也是一种风格。
　　(3)[北宋]苏轼《祭柳子玉文》。
　　(4)'五四'时期，'对于'传统'，对于'封建复古派'的批判斗争不必说，在对待各种文学思潮、观念和文学流派的态度上，许多人并非持一种承认共生的宽容态度。''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见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北京《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5)《放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6)这首诗据说是一位老红军转呈彭德怀的，其所本应该是汉代民歌《小麦谣》：'大麦青青小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7)《放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页。
　　(8)引自《放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7-138页。
　　(9)也许，我们不应该苛责前人，也不应该以郭小川为例。郭小川的悲剧是时势使然，他只是扮演了他的身分规定他扮演的角色，包括动作和台词。险恶无常的政治斗争使他成为一个整人者，也使他再三成为挨整者。整人的时候，他往往心有不忍，并没有他诗中表现的那么狠毒，在那些整人者中间，他还是唯一心存善良的一个，参见陈徒手《郭小川：作家协会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挨整的时候，他则往往心灰意冷。文革挨整时，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就这样表达过他的绝望：'从此后，决心与文艺工作告别，自己不写了，别人的也不帮了。将来到农村，只想为一个生产队或大队的事当当参谋，劳动学习，了此一生。''与文艺告别，这不是'伤心话'，我实在是不敢搞了，这工作太容易出问题，我的年龄、身体都不能胜任了。'见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田寶

　　(10)《晋书·帝纪第五》。
　　(11)[东晋]葛洪《抱朴子·辞义》。
　　(12)[清]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清谈》。
　　(13)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14)柱下，周代官名，即柱下史，老子曾任此职，代指老子及其《道德经》。漆园，庄子为吏之处，代指庄子及其著述。
　　(15)孙玉石《解读穆旦的〈诗八首〉》'穆旦的诗，在思维形式、创作风格和表现方法等方面，深受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T.S.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中的某些方面，如玄学思辩与具象象征的结合，又可上溯至一直为T.S.艾略特所深爱和推崇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玄学派诗人们。'此文收入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纪弦精品〉自序》，载《诗刊》1995年2月号。
　　(17)孙绍振《后新诗潮的反思》，载《诗刊》1998年1月号。
　　(18)吕进主编《上园谈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原为杨春光致朱先树信中语。
所谓'兴'，朱熹注为：'感发志意。'所谓'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所谓'群'，孔安国注为：'群居相切磋。'所谓'怨'，孔安国注为：'刺上政也。'
　　(19)[唐]司空图《河湟有感》：'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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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美创造学

作者:毛　翰
附录：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

　　痛感中学语文新诗选目的陈旧僵化，近年，我三草其文直抒拙见。先是《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见《诗神》1998年9月号，《南方周末》转载。其次是《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参与《星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见该刊1999年4月号。三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见1999年10月号《星星》和《语文学习》。
　　现行中学语文所选新诗12首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艾青《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的人》、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公刘《致黄浦江》、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回延安》、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舒婷《致橡树》。此前有的版本也选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臧克家《老马》、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等。
　　我的拙见有三：（一）编者缺乏审美眼光。如《天上的街市》质地平平，远非郭沫若的代表作；《给乌兰诺娃》可谓艾青的败笔，选这一首，简直是出诗人的洋相；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如他的成名作《草木篇》。（二）作品陈旧或有问题。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高'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篇末标注'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适逢三年饥荒；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也不免有昨日黄花之感；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构思，则与60年代的一首悼念英烈的诗如出一辙。（三）有的诗作或许不错，但20世纪中国新诗有更多更好的篇章，可以取而代之。我的感慨是，教材的编选还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包括假大空和粉饰太平），轻视艺术性。过于注重诗外因素，如作者的身分地位，轻视诗本身。我以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诗人、诗史服务的；是教科书选诗，不是诗摊派于教科书。不能把最好的作品选入教材，是编者的失职；让质地粗劣之作充当教材，则是读者与诗的双重悲哀。
　　我推荐的20首新诗是：刘大白《旧梦之群（三十六）》、何其芳《花环》、穆旦《森林之魅》、绿原《诗人》、流沙河《草木篇》、曾卓《我遥望》、余光中《乡愁》、黄雍廉《唐人街》、周涛《野马群》、傅天琳《梦话》、张新泉《渔人》、顾城《我总觉得》、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杨然《中秋月》、徐鲁《早安，朋友》、洛兵《晚钟》、丁可《农民老魏》、陆俏梅《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包括现行教材所选新诗建议保留的两首：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舒婷《致橡树》。

田寶

　　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等发表后反响强烈，一边是声援和喝彩，一边是指责和斥骂。我虽心地坦然，但面对指斥者僵化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的曲解，和意气用事的行文，毕竟不能一笑了之。今得友人撺掇，且重读诸公论战文章，择要作答，重申一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实和道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

　

　　一、答胡笳先生

　　胡笳先生第一个出场，声讨我的谬见。他的《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载《星星》1999年6月号。他坚持认为陈年皇历看得，不仅看得，而且非看不可，不看不行。他举例说，他的一位友人乔迁新居，家具、电器全部焕然一新，偏是印着球星乔丹照片的一本陈年挂历不忍割舍，继续盘踞其新居墙面'我儿子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
　　我原以为我的'皇历论'言之凿凿，无可辩驳，见有人对之'有感'，就以为是有同感，待拜读其文，知是不同之感，便想见识见识他是如何施展辩才的。如今大学生论辩很是时髦，辩论赛事风靡亚洲，风靡中国，但我对这类论辩一向不以为然，觉得那只是一些舌辩游戏，有如蜀国高人调侃东吴来使'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之类。论辩双方抽签选题，选得正题便是正方，选得反题便是反方，全无理念、是非可言。关于陈年皇历的论辩则不同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论题，关系'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以致自称近乎'夕阳红'的胡笳先生也表示'岂能不予关注？'不过作为'对方辩友'，胡笳先生的驳论水准却让我失望。
　　胡先生以为乔丹的老照片与其主人一道乔迁新居，就足以证明陈年皇历并非看不得，而且据说'缺了乔丹这样的正宗，我们父子连新赛季都懒得看了'。我想提醒胡先生，您是不是弄搅了，乔丹的老照片，是我所指的陈年皇历吗？拙文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陈年皇历'是一个特指，并非简单地以时间划线，我想我已经表述清楚了，是不大容易搅浑的。在球迷那里，球星乔丹风采依然，显然不能算是陈年皇历。当今中国，应该算作陈年皇历的是另一类，譬如'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当年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真真是无限风光，想必也曾在胡笳先生旧居的墙面上盘踞过吧，那何止如今日乔丹，'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见了她，还会凭添许多幸福感和革命斗志，还会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生出许多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斗争的邪劲呢！不知胡笳先生及其朋友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是否至今还虎踞龙盘着这幅皇历？缺了这样的'正宗'，'新赛季'还有什么看头呢？

田寶

　　关于贺、柯的诗，胡笳先生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关于《桂林山水歌》，胡文仅仅是在复述了我的一些论点之后感慨道：'贺敬之是否'真正的诗人'都值得一问了。'这叫什么辩护？贺敬之也是人不是神，是否真正的诗人，问问何妨？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1959-1961年， 面对着祖国人民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竟视而不见，毫无感触，仍然扯着嗓子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这样的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难道不可以问一问吗？要是如此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欺世之作的作者也能算作真正的诗人，那心忧天下、魂系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是什么呢？胡笳先生说：'不过，毛翰敢说，我不敢信。'过奖了，毛翰也是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的，棍子、帽子、辫子、鞋子还有局子什么的五子登科的滋味恐怕是不大好受的，殷鉴未远，难免余悸。否则，知识界对类似的杨朔式散文早有批评，为何一直不大波及诗坛当年几位大腕？
　　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胡说，这首诗与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只有一句'你在哪里'相同，这也怪了。1963年版的《莉莉》，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丛林、河流问：'我的莉莉，她在哪里？'石头、树木、水滴分别回答，'莉莉，在我这里'；1977版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喊：'周总理──'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分别回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两首诗的构思和篇章结构都很相似，怎么说只有一句相同？况且，即使没有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在前，《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思想、艺术成色也不怎么样，也根本值不得作为经典作品灌输给中学生。据说牛汉先生主编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诗选时，就坚决拒绝选《周总理，你在哪里》，想必牛汉先生德高望重，作为选家，不会像毛翰之流乱来吧。

田寶

　　胡笳先生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感》一文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迂回曲折，离题万里，着意夸耀他自己的那把《伞》，说是'1983年苏联出版的《中国诗选》，仅译介36家中国诗人佳作就有这首《伞》'。这真是可喜可贺，由俄国人排定的中国诗坛梁山泊英雄座次，胡先生已是三十六颗天罡星之一了，早该锣鼓喧天，广而告之，中国人编自家诗选也早该'走俄国人的路'了！何况还不止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还有'吕进教授为其圈点写进诗话，推崇之余……'云云。不过，这种有了一点成'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毛主席语录）的作派，在初涉诗坛的少男少女尚情有可原，在年届'夕阳红'的胡先生则不免有点贻笑大方了。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人在这世上活的年头多了，难免有撞一回运、中一回彩的时候，吃着人民的俸禄，当了多年专业作家，写出一首半首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诗，在某个选本里占据个把两个页码，似乎不值得如此不择场合地到处张扬。谨此与胡笳先生共勉。

田寶

　　二、答诸葛先生

　　1999年10月出版的《华夏诗报》总第127期，不吝篇幅，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很冲的檄文《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作者自称重庆人氏，署名诸葛师申。笔者孤陋寡闻，虽同在此城中，却雾重不知处，未能拜识其为何许人也？或谓，此为作者化名。我便有点儿纳闷了：既然跃马上阵， 又是大义凛然的勾当，就该亮出真名头，报出'来将何人'，是为大将风度；何必扯一个假旗号，蒙面登场，隐形出战，使无论胜负，都不免被人小瞧。
　　虽隐形蒙面，不合游戏规则，诸葛先生的气还是挺壮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帽子，棍术凶狠，帽不虚扣，显得娴熟老辣，训练有素，大有梁效遗风。
　　诸葛先生的帽子计有：'一贯反对政治标准第一'，'他的政治标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很明显，他是否定左翼文艺，延安文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诗歌的'，'社会主义文艺如日月经天，不是你几板斧就砍得了的'……哇，真吓死人了！只此几条，我辈打右派、关牛棚、入另册，就不必喊冤了。看来，'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这话是不好乱讲的。《桂林山水歌》等'王杨卢骆当时体'是'社会主义诗歌'（此标签一贴，谅尔等不敢不闭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不是季节河，更不是逆流），是不可'轻薄为文哂未已'的，否则就要叫'尔曹身与名俱裂'了！
　　不过，且慢，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小心自己脱不得爪爪！如果有人告诉你，毛泽东也曾否定'王杨卢骆当时体'，你还敢乱扣乱打吗？这可不是蒙你。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在给陈毅的一封信里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他还很不友好地调侃新诗，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这无异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彻底否定吧？这被否定的，也应该包括了《桂林山水歌》等'社会主义诗歌'吧？（很抱歉，以别的方式反驳诸葛先生比较费事，还是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老人家生前就预料到他的话有如此威力。如今余威犹存。只要诸葛先生们在世一日，这余威就不妨借用一日。）

田寶

　　在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里，我曾着重攻击'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 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桂林山水歌》，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年头，高唱什么'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当然也就此重点反驳。他为《桂林山水歌》辩护的办法很多。例如，为了淡化'生活'与'歌'的刺眼的反差，诸葛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三年灾害时期是困难的，但也不是毛翰所夸大的一团漆黑。那几年有天灾，有苏联逼债，有工作失误……'我不知道，这里关于造成'三年灾害'的三条原因的归纳和顺序，与1959年失事于庐山的彭德怀元帅'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今人'没有天灾，纯粹人祸'的考证（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杂志1998年第10期），究竟谁的判断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诸葛先生既然姓了'诸葛'，想必有孔明的大智慧，不会如我辈愚民天生只配接受别人的教化和灌输吧。
　　为了替'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找根据，他还把1964年10月试爆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1968年底才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以及省略号里没有逐一列举的许许多多的辉煌成就，统统记在这三年的账上。这真是一个创造！虽与革命浪漫主义的1958年，有人为了证明粮食亩产十万斤，把周围几十上百亩地的稻谷都集中堆到一块地里，做法有点儿雷同，但毕竟不乏创意，因为前者是'空间'上打主意，后者是在'时间'上想办法，不能算抄袭。不过，以诸葛先生的智慧，这证据找得还不够 。仅仅拘泥于经济建设方面，有唯生产力论之嫌，还不妨算算政治账，譬如此前咱们打了多少胡风份子、右派份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仅诗歌圈就有绿原、曾卓、艾青、公刘、石天河、流沙河、公木、邵燕祥等等等等，（按诸葛先生的算法，则还应包括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横扫的一切牛鬼蛇神。）尚能如此，就更为雄辩，咱们祖国的笑容就更为灿烂了！
　　为了替《桂林山水歌》打圆场，诸葛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他透过对桂林山水的赞美，不只抒发了革命者的豪情壮志和对困难中的祖国的热爱……同时还以睿智的目光，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但他并不因短暂的困难而‘愁眉紧锁'，而是讴歌‘大地的愁容春雨洗，/请看穿山明镜里/桂林的山来/桂林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红旗万梭织锦绣，/海北天南一望收！'以‘笑容'对‘愁容'，以红旗为地北天南织锦绣，这是何等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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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先生差矣！你以为诗人看到了'困难中的祖国'吗？你以为诗人'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吗？差矣！差矣'大地的愁容'1949年就被'春雨洗'干净了，你怎敢说1959年的中国大地还有'愁容'？如果1959年的中国还有'愁容'，那也一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愁容！这可不是抬杠，我把《放歌集》从头读到尾，绝对没有读到诗人笔下祖国的任何困难和愁容，有的，只是对大跃进大好形势的由衷颂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情鞭挞。要我从《十年颂歌》中挑出几节来读给你听吗？'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呵！/我的欢笑的/豪迈的/南方！──/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有那么几个/‘好龙'的叶公──/强大的东风/使他们/捧心闭眼，/群众运动的火焰/使他们/肉跳心惊──/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猛'……/一样的/现实，/两样的/眼睛。/我们──/‘太快'地/改变一穷二白，/他们──要‘失'掉/资本主义的幻梦……/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倾……/但是！伟大的现实，/怎么能够/颠倒？/真理/又一次/警告他们：/此路不通！/结论是──/我们：前进！/他们：治病。……'（引自《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34-136页）可叹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无力回天，失事之后，还要受这'真正的诗人'的嘲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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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证明1959-1961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还有一条雄辩的理由：'毛泽东的《长征》，过雪山草地，饿死、冻死、战死了多少红军，毛泽东没有凄凄切切‘愁眉紧锁，黯然垂泪！'而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里，诸葛先生可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1959-1961年，中国人民也一路遭遇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围追堵截吗？也天天渡天险、攀铁索、爬雪山、过草地吗？战争年月难以避免的军人伤亡，与和平时代平白无故的饿殍遍野，能够同日而语吗？按照诸葛先生的意思，面对几千万饿殍，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似乎还很不过瘾，还应该唱'更喜饿殍遍九州，诗人见此尽开颜！'诸葛先生真是大手笔，大气魄，'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毫无'悲观消极的情绪'，几千万同胞无疾而终，在他看来算得了什么？据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热衷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心无旁鹜的'狗头军师张'也曾叫嚷：'抹掉一个唐山算得了什么！'诸葛先生与之相比，那气魄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这诸葛不是那诸葛，至今还沦落市井，怀才不遇，这种人如果得遂凌云之志，窃得相印，入主朝政，我辈草民百姓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更为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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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除了厌恶阿谀、粉饰、假大空，我的诗观没有那么偏激，我也从来没有对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李季、何其芳、公刘诸位前贤的'严重歪曲与否定'，对近20年的现代诗'乱吹一通'，诸葛先生是大手笔，用不着为了论战的方便，在此处耍小聪明。
　　《华夏诗报》发表诸葛先生的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同一期第四版，有《流沙河笑话连篇》一文，介绍流沙河先生以打油诗做对联，其中尤以'琴瑟四王爬到高处，魑魅二鬼站在左边'一联最有味道，建议诸葛先生闲来无事时，品读品读，于作人作文或许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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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答沙无藓先生

　　成都有一张很不起眼的油印小报《琴与剑小诗》，近期中缝刊登一'诗讯'，说广州、重庆、北京有三家与之志趣相投的报刊纷纷载文，'批驳《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申张正义，保卫革命诗歌'云云。该小报自己也接连载文'遥相呼应'，'旗帜鲜明地驳斥《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一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煞是可爱。
　　譬如其中连载的署名沙无藓的文章说：'《桂林山水歌》前已有对民歌体的无理诟病，但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1959年7月，整理于1961年8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只道是‘暂时困难'。到了1961年8月抗灾之举方兴未艾，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该成愁容？更重要的是，有政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自然令人痛心，但对祖国大好河山，仍秉赤子之情，同时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也是古今诗家常有的事。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能说他没有时时‘挑灯看剑'吗？显然，攻其一点，为的是在你鼻子上涂白粉，诬其伪，乱其真，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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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教了！（在下就是那个谤者。）原来'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当时并未'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大明白：既然顶着诗人桂冠，以政治抒情诗为业，就该对时代风云政治得失有自己的独立观察、思考和判断，从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甘做弄臣，惟龙颜是瞻，一味高唱谀词颂歌。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1959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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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诗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白居易说：'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听见了吗？'保卫革命诗歌'的沙翁们，诗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阿谀和粉饰，还在于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使君臣亲览，修废补阙，乐忧逸劳，进而使社会臻于至理，致于升平。阿谀粉饰未必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一味阿谀粉饰，使君臣不能亲览而斟酌焉，招致欺君误国之罪，也可能让'尔曹身与名俱裂'的。
　　'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这就能成为我们的诗人在饿殍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理由吗？辛弃疾戎马一生抗敌救亡，写过多少壮怀激烈之词：'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才是辛词的主旋律。如果没有这个主旋律，面对国忧民患无动于衷，年年沉溺于'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绮词丽句，辛弃疾就不成为辛弃疾了。可我们的诗人除了阿谀与粉饰，面对饿殍遍野的惨象（桂林山水所在的广西就够惨的），可有一句半句太息掩泣怜悯苍生'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品？
　　'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整理旧稿，将笑容改成愁容又有何妨？我们这位诗人在1976年10月30日写下的《中国的十月》，其中有些句子，如'《炮打司令部》，/伟大新战役的号令'、'‘走资派还在走'，/路线斗争呵，/复杂激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挥手'等，1979年4月5日的修改稿中不是删改殆尽了吗？何以在哀鸿遍野的年头绽放的这一朵灿烂的笑容，就是铁定不能改呢？
　　至于'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我想还是免了吧！一天等于二十年，砸锅化铁说疯话，勒紧裤腰带反右倾，我们的心够'勇往'的了，何用再来'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