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联题材的扩展是从春联开始的,其应用场合也随之扩大。直至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亲颁政令,鼓励寻常百姓家张贴春联,春联才实际上在广大民间普及适用开来,人们开始用红纸书对,并直接贴在门楹上,材料更简约经济,制作 也十分方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联的发展,进而也使过年贴春联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随后,各种体裁衍生出来,对联门类逐渐细化,出现了诸如婚联、挽联、行业联、致贺联、寿联、居室联、酬赠联、名胜联、佛禅联等等诸多实用性对联种类以及自题联、遣怀联、游赏联、性情联等等其他具有自娱性质的非实用性联种。而且这些联种也逐渐在婚丧、乔迁、会议、寿宴、风景名胜区域尤其是寺庙道观古建筑等场合普遍得到了应用,时至今日,许多名胜景点、亭台楼阁诸如苏州园林、昆明大观楼等就还保留着不少古代名人佳作。1986年8月于福州茶园山考古发掘出的几件写有楹联的南宋帛幡,被认为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楹联实物,而其内容就是挽联。墓主人是抗击蒙古的宋军将佐,联语切事切人,平仄相协,对仗稳切,说明在当时对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再次,对联的文学地位还不容乐观。历史上,词是诗之余的说法由来久矣,填词被看做是词人诗家之末技,不登大雅之堂。而对联也遭遇着同样的命运,被看做是赋之余、诗之余。对联的确脱衍于诗赋,但笔者认为尽管如此它也绝不是诗赋的附庸,就像辞赋起源于诗经,而其间并没有青蓝授受的关系,况且更无人将其并列比较,评分优劣,定谳谁为谁的附庸一样。词在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发展之后,也最终为世人所认可,“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语)”,确立了词文体的独立地位。同样,如果也想让楹联真正“别是一家”,或许也需要更加成熟的理论来支撑其独立地位才行,这类似于一个孩子如何长大成人的问题。濮潇先生曾在其文章中谈及楹联的地位,直言楹联地位尚未确定,并引用曾保泉,顾平旦在《对联欣赏》中的观点加以佐证:“从骚、赋、骈文再到诗、词都曾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便是后来的话本、小说、诸宫调、弹词也无不在文学史中得到学者的承认,唯独楹联,不但‘不曾入于史传,甚或连个人的专集都不收入。比如《郑板桥集》、《徐文长集》等等,作者都是题联名家,可是集中却不收楹联’”。[5]55但笔者深信,假以时日,楹联理论会愈来愈完备,楹联地位也会随之愈来愈独立和巩固,因为理论的探求原本就是一个从上下求索到逐渐清晰、成熟的过程。
(5)楹联的发展现状分析许多人认为对联自产生之后兴起于于明代,盛于清代,甚至有人认为,小说兴盛的代表年代归结于明代足矣,楹联才是清代最兴盛的代表文体。例如南怀瑾 先生就曾说:“……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楹联”[6]12清代产生很多楹联大家,像诗文大家中的徐渭、祝允明、郑燮、林则徐等等,也都是楹联中的能手,另外还产生了一批“专业联家”,他们都留下的自己的楹联专著,比如梁章钜的《楹联丛话》,钟云舫的《振振堂联稿》,朱应镐的《楹联新话》,吴恭亨的《悔晦堂对联》等等。笔者则认为楹联是有清一代与小说并盛的一种文体,然而其声势却远不及小说。究其原因,或许正是因为楹联是一种既高雅又实用的文体,它的受众和受时远不及小说广泛和长久,小说具有很强的消遣性,能够真正的做到雅俗共赏,上至九五之尊,下及平头吏民,无不可成为受众,且小说的传播途径与表现形式多样,可以与说书、戏曲等民间文学样式巧妙结合,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传播,而且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而楹联则不同,楹联只是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中才能够用到,其受众和受时都极为有限。这是由楹联的主要功能决定的。实用是楹联的主要功能,极具文学欣赏性与趣味性则是它的次要功能。甚至有学者这样认为:“楹联如不与实用联结在一起,它便如植物失去阳光、空气或水分一样,必会萎缩甚至死亡。”[7]24但现阶段的事实是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本末倒置,其文学欣赏性占据了上风,而其实用性却不仅尚未普及开来,反而是每况愈下,民间除了春节和婚丧以外更是难再有用到楹联之处。楹联虽属民俗文化,但总体上而言,其表现形式与内容却是高雅的,这是因为写得过于通俗则无文学价值可言,因而也就更加难以保证其文学地位。另一方面,楹联的推广普及也有可喜之处,自1984年11月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之后,各地楹联社会团体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崛起,各类楹联活动、楹联赛事也不断涌现,中国楹联学会还颁布了《联律通则》,为广大联人提供了创作规范,这也是一项不可忽略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