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甫、冀勤《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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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林贞恒：明作家林燫字。
　　(43)瞎唐体：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
　　(44)高声堒：钟高而上小下大，声藏于上，其声不扬。见《周典•春官•典同》。
　　(45)指胡应麟在《诗薮》论诗宗王世贞之说，主张“体以代变”、“格以代降”，与七子之见颇近。
　　(46)朱元晦：宋经学大家朱熹字。陈去非：宋陈与义字。
　　(47)蹊径：门径。
　　(48)草蛇灰线：金圣叹批《水浒》：“有草蛇灰线法，……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49)俞恪士：近人俞明震字。撰有《觚庵诗存》，四卷。
　　(50)郭春榆：近人郭曾炘。撰有《匏庐诗》。
　　(51)陆祁孙：清陆继辂字。有《合肥学舍札记》十二卷。
　　(52)曾茶山：宋作家曾几，自号茶山居士，有《茶山集》三十卷。
　　(53)钱龙锡：明遗民学者钱机山，字稚文，讳龙锡。
　　(54)丁百六阳九之会：碰上灾难。术数家以4617年为一元，入元后的106年有灾难，称百六阳九。此指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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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青邱：明诗人高启，字季迪，因居吴淞江之青丘，自号青丘子。
　　大复：明作家何景明号。
　　七言律诗，发展到杜甫笔下，已经成熟，无论在结构、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方面，都已积累了完整的艺术经验，足以使他成为“兼备众妙”的大师。后来学习杜诗的人，只要认真“衍其一绪”者，还没有不“胥足名家”的。
　　这一则便是沿着学杜者的足迹，论杜诗七律的两种不同风格：一种是雄浑沉郁，饱满声宏的；一种是生拗白描，逸宕绮仄的。陈师道的“细筋健骨，瘦硬通神”，是学杜甫后一种风格；杨维桢的嬉春俏唐体，是学杜甫前一种风格而加以变化。历来学杜者，多学其后一种风格，而较少学到他的前一种风格，唯有李商隐无所不学，能兼两体。
　　钱先生指出杜甫逸宕绮仄的诗，如《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
　　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影道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吹花困懒傍舟楫，水光风力俱相怯。赤憎轻薄遮人怀，珍重分明不来接。……
　　这诗从春寒细雨风吹中写落花，不说风吹雨打桃花落，却说桃花倒影水中，水中的倒影暗中勾引桃花落下去，这就是设想的超逸。又说吹落的桃花憎恨落到人的怀里显得轻薄，不肯接近人，这是设想的奇特。加以辞采绮丽，所以称为逸宕绮仄，是柔婉的。再像《十二月一日》：
　　今朝腊月春意动，云安县前江可怜。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濑船。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天。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何朝日边。
　　这首诗从腊月的冬至一阳生，说到春意发动，写到眼前的云安县前的江水可爱。听到一声雁叫，想到雁足传书，想到家书；看到江边用纤拉船，百丈指纤，这就想到坐船出峡。又从春意动，想到梅花还没开放，不能供愁眼欣赏。又想到元旦快到了，朝廷上在元旦要献椒花颂，怎么献上朝廷。又想到从前在明光宫起草文件为人所羡，现在在云安县害肺病不知何时能够回京。设想曲折，也属于婉曲格。
　　钱先生又指出杜甫雄阔高浑、实大声宏的诗，属于刚健的风格。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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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诗前四句写景，“风急天高”，“落木萧萧”，“长江滚滚”。极写景象的阔大。后四句抒怀，“万里悲秋”，“百年多病”，写空间的广阔，时间的绵长，所谓雄阔，也属于刚健的风格。再像《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这首诗，“锦江”句指空间的广阔，“玉垒”句指时间的久远。
　　“西山寇盗”指吐蕃入侵，属“万方多难”之一，但朝廷像北辰星不改，所以望吐蕃莫相侵。想到成都的后主还是有祠庙的，感叹时无诸葛亮。这首诗雄阔高浑，也属于刚健的风格。
　　钱先生又指出李商隐学杜甫，也有这两种风格。如《即日》：
　　一岁林花即日休，江间亭下怅淹留。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山色正来衔小苑，春阴只欲傍高楼。金鞍忽散银壶滴，更醉谁家白玉钩。
　　这首仿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这首诗写裴迪在东亭送客逢早梅，好像何逊在东阁看到官梅作诗。客中送客，又是逢春思乡，更难为怀。幸亏没有折梅寄来，免得使人引起对岁暮的感伤。倘使看到折梅，更引起乡愁，扰乱心曲。但又想到江边梅树快要开放，早晚催人愁思，使人发白。这诗用意曲折，婉转抒情，风格是柔婉的。再看李商隐的《即日》一首，一年的林花即日要完了，诗人迟留在江间亭下赏花，无可奈何。有的花已落，使人发愁；有的花尚开，还可赏玩。山色正来笼罩小苑，春阴只欲依傍高楼，已到黄昏。金鞍忽散，何处能求一醉呢？这首诗“重吟”一联，情思婉曲，全诗属于婉曲格。
　　钱先生又指出李商隐《安定城楼》中的一联，仿照杜甫《别李剑州》的一联。杜甫《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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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君高义驱今古，寥落三年坐剑州。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路经滟澦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戎马相逢更何日？春风回首仲宣楼。
　　李商隐《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雏竟未休。
　　杜甫的一首，写李剑州有高义，与古今有高义的人并驾齐驱。做了三年刺史，像汉朝文翁那样能移风易俗，但又像李广那样未得封侯。后四句讲自己，将要出三峡到荆南去，水路经过险滩滟澦堆，两鬓蓬松，坐着一钓舟进江汉交汇处的沧浪之水。在戎马战乱中不知何日相逢，估计在春风来时到荆南，登上王粲所登的楼来回头望你。诗中“路经”一联，写得惊险而广阔，加上“双蓬鬓”“一钓舟”的感叹，显得雄浑，风格是刚健的。
　　再看李商隐的一首。他登上高城的高楼，看到城外的景物，感叹自己像汉朝贾谊年轻时受到排挤而落泪，此指他虽考上了博学宏词，却被人把名字抹去。又像三国时王粲去投靠刘表，而他李商隐是到泾原去投靠王茂元，都属寄人篱下。他去考试是想进入朝廷，要旋转乾坤使唐朝中兴，到那时他满头白发，就到永远怀念的江湖上，坐着扁舟回去。至于考试求取功名，不过是猫头鹰得到腐鼠，这里他正告他人不要妄加猜疑凤凰（李商隐自比）要夺取腐鼠，表明他睥睨功名利禄。这首诗的“永忆”一联表达了李商隐的远大抱负，是雄阔高浑的。全诗的风格是刚健的，思想是深刻的。
　　钱先生又指出宋人如黄庭坚、陈师道、曾几，元人如元好问，明人如陈子龙等，都有悲壮苍凉之诗，明胡应麟《诗薮》云“师道得杜骨”亦指此。现在读一读陈师道的《舟中》：
　　恶风横江江卷浪，黄流湍猛风用壮。疾如万骑千里来，气压三江五湖上。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坐起待残更。少年行路今头白，不尽还家去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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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风卷浪”，“湍猛风壮”是写江上景象的雄阔，从中可以看出那股苍坚瘦劲和刚健的风格，只能得法于杜诗。黄庭坚《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起笔从不经意处写来，由两人相隔路途之遥，“传书不能”，写到他们少时的友情和今日的遭际，在章法上如此沉着顿挫的诗并不多见，也不能不得益于杜诗。元好问《眼中》：
　　眼中时事益纷然，拥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乡各异县，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从眼中所见之纷然、“寒夜不眠”写起，写到骨肉他乡，各在一方，极写亡国之痛，沉郁悲凉，不止章法学杜，气色苍浑亦似杜。钱先生对元好问学杜律指出两点，均是前人所未道及者：一是“大体扬而能抑，刚中带柔，家国感深，情文有自”，“声调茂越，气色苍浑”；二是“往往慢肤松肌，大而无当，似打官话，似作台步；粉本英雄，斯类衣冠优孟”。将元好问学杜的长处和不足都说到了。其长处多是属于思想感情方面的表达，而短处似在艺术形式上有装腔作势之嫌，亦即尚未达到纯熟自然的地步。陈与义的家世与杜甫相类，他学杜诗与元好问相同的是“学杜之肥，不学杜之瘦”，喜仿杜甫宏阔之体，引为高调，胡应麟又将其与师道相比，说“与义得杜肉”，于雄伟苍楚之外，注意到声律和炼句，如《登岳阳楼》：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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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岳阳楼的处地空阔写起，登临可望吴蜀，万里来游远望，不禁吊古伤情，写得自然流畅，声调响亮，不用奇字，不作奇想，无限悲凉之意，读来抑扬顿挫，句句感人。明陈子龙学陈与义和元好问，实则是学杜。他的《辽事杂诗》之一：
　　卢龙雄塞倚天开，十载三逢敌骑来。碛里角声摇日月，回中烽色动楼台。陵园白露年年满，城郭青磷夜夜哀。共道安危任樽俎，即今谁是出群才。
　　忧国伤时，风格悲壮苍凉，但这类诗在其集中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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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
　　竟陵出于公安。《列朝诗集》丁十二《谭元春传》引金陵张文寺云：“伯敬入中郎之室①，而思别出奇”；袁小修《珂雪斋近集》②卷三《花雪赋引》亦谓：“伯敬论诗，极推中郎。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翁覃溪《复初斋诗集③卷七十《俪笙和予白斋之作、因论白诗、兼寄玉亭协揆》：“白苏斋渐启锺谭”④，则误伯修为中郎，欲与“初白庵”、“白庵”凑合耶⑤，抑于公安、竟陵家法道听途说也⑥。观谭友夏《合集》卷八《东坡诗选序》、《袁中郎先生续集序》，则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⑦；小修《珂雪斋近集》卷二《答须水部日华书》、卷三《蔡不瑕诗序》、《花雪赋引》皆于乃兄几如阳明于朱子之作“晚年定论”⑧，亦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矣。中郎甚推汤若士⑨，余见陈伯玑《诗慰》选若士子季云诗一卷⑩，赫然竟陵体也，附录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锺谭”。中郎又亟称王百穀⑾，《诗慰》选百穀子亦房诗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盖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众”。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为鼎立骖勒⑿；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聊拈当时谈艺语以显真理惑。（417—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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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陵、公安，共事争锋，议论之异同，识见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⒀。凡袁所赏浮滑肤浅之什，谭皆摈弃；袁见搬弄禅语，辄叹为超妙，谭则不为口头禅所谩，病其类偈子。盖三袁议论隽快，而矜气粗心，故规模不弘，条贯不具，难成气候。锺谭操选枋，示范树鹄⒁，因末见本，据事说法，不疲津梁⒂。惊四筵而复适独坐，遂能开宗立教矣。（425页）贺子翼《诗筏》颇左袒竟陵⒃，一则云：“《沧浪诗话》大旨不出悟字⒄，锺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⒅。二书皆足长人慧根。”即谓沧浪、竟陵冥契同功。徐电发釚《南州草堂集》⒆卷十九《云门厂公响雪诗序》云：“自严沧浪以禅理论诗，有声闻、辟支之说⒇，遂开锺谭幽僻险怪之径，谓冥心静寄，似从参悟而入。一若诗之中，真有禅者。”尤为发微之论。焦广期以渔洋比锺谭(21)，窃疑邓孝威已隐示斯意(22)，《尺牍新钞》(23)二集载孝威《与孙豹人》：“竟陵诗派诚为乱雅(24)，所不必言。然近日宗华亭者(25)，流于肤殻，无一字真切；学娄上者(26)，习为轻靡，无一字朴落。矫之者阳夺两家之帜，而阴坚竟陵之垒；其诗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也。”“华亭”、陈卧子也，“娄上”、吴梅村也，皆七子体而智过其师者也；“夺两家帜”者，岂非王阮亭耶。计子发《鱼计轩诗话》载凌缄亭《偶作》第二首亦云(27)：“新城重代历城兴，清秀赢将牧老称(28)（自注：时谓王阮亭为‘清秀李于鳞’，钱牧斋亟称之，何耶）。细读羼提轩里句(29)，又疑分得竟陵镫（自注：新城有绝似锺谭者）。”然渔洋作诗，讲究声调，自负盗古人不传之秘；竟陵于此事却了无解会，故《尺牍新钞》二集卷十五雷士俊《与孙豹人》云：“大抵锺谭论说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仅见，而略于音调，甚失诗意。诗以言志，声即依之。锺谭《诗归》，譬之于人，犹瘖哑也。(30)”则渔洋说诗堪被“蕴藉锺伯敬”之称，而作诗又可当“响亮谭友夏”之目矣。（425—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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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列朝诗集》：清钱谦益编，明诗选本，八十一卷。附作者小传。在《锤惺传》里附见《谭元春传》，有张文寺说：“伯敬入中郎之室。”即明代诗歌流派竟陵派（锺惺字伯敬，与谭元春均为湖广竟陵人。）是从明代诗歌流派公安派（袁宏道字中郎）中出来的。
　　②袁小修：明袁中道字。有《珂雪斋近集》四卷。袁宏道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称三袁，湖广公安人（今属湖北）。为公安派创始者。文学上强调抒写“性灵”，于诗文不满明前后七子摹拟、复古主张。企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三袁中袁宏道成就较大。
　　③翁覃溪：清翁方纲号。有《复初斋诗集》七十卷。
　　④白苏斋：袁宗道书斋名，字伯修，因好白居易、苏轼诗，故名。是袁宏道启锺、谭，这里说成袁宗道，所以说他误了。
　　⑤与“初白庵”、“白庵”凑合：把袁宏道误作袁宗道，是不是要把白苏斋同初白斋（清查慎行，号初白）、白斋（清陆绍曾）凑合呢？
　　⑥竟陵：明代诗歌流派，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于诗文反对摹古，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为轻率，倡导幽深孤峭，追求形式上的险僻，作品因而流于冷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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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谭友夏：明谭元春字。有《合集》二十三卷。《谭友夏合集•东坡诗选序》：“斯选也，袁中郎先生有阅本存于家，予得之其子述之。”又《袁中郎先生续集序》：“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续集而属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学，学先子者，辱先子者也。子不为先子者，实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叙先子。”从这两段话看，袁中郎子述之已化为竟陵派了。
　　⑧小修：袁中道字。又有《珂雪斋集》二十四卷。《珂雪斋集•答须水部日华书》：“中郎之后，不能复有中郎，亦不可复有中郎也。”又《蔡不暇诗序》：“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神，则善矣。”又《花雪赋引》：“友人竟陵锺伯敬意与予合，其为诗清绮邃逸，每推中郎。”袁中道在这三篇文里，完全肯定竟陵，把公安变成竟陵。好比王守仁（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把朱子晚年之说说成与陆九渊理论相同了。
　　⑨汤若士：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字。
　　⑩陈伯玑：清陈允衡字，评选《诗慰》初集、续集。
　　⑾王百穀：明王稚登字。
　　⑿前后七子：明代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三派鼎立，并驾齐驱。
　　⒀列眉指掌：指眉毛、五指排列极清楚。
　　⒁锺惺与谭元春合编几种《诗归》选本，可以作为示范。
　　⒂不疲津梁：犹架桥引渡，不懈地将作品流传下去。
　　⒃贺子翼：明贺贻孙字。有《诗筏》一卷。
　　⒄《沧浪诗话》：宋严羽撰，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类，对汉魏以来诗进行评论。《诗辨》：“大抵禅道惟在妙语，诗道亦在妙悟。”
　　⒅《诗归》：明锺惺、谭元春编选，五十一卷。锺惺《与高孩之观察》：“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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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⒆《南州草堂集》：明徐釚（字电发）撰，三十卷。
　　⒇严羽在《诗辨》里讲到禅家有大小乘，上乘具正法眼，悟是第一义；小乘声闻、辟支乘，皆非正也。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谓：佛家有三乘：菩萨乘、辟支乘、声闻乘。菩萨乘普济众生，称大乘；辟支、声闻仅求自度，称小乘。辟支，梵语独觉之义，非由师承，独自悟道；声闻，乃由诵经听法而悟道者。
　　(21)焦广期：清焦袁熹字。渔洋：清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22)邓孝威：清邓汉仪字。有雅颂领袖之称。
　　(23)《尺牍新钞》：清周亮工辑，十二卷。
　　(24)乱雅：雅指正声，即乱正声。
　　(25)“华亭”、陈卧子：明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
　　(26)“娄上”、吴梅村：清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
　　(27)计子发：清计发字。撰有《鱼计轩诗话》一卷。
　　(28)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历城：李攀龙，历城人。指王士禛　　代李攀龙兴起，不过是清秀李于鳞（李攀龙字），得到钱谦益（牧斋）
　　的称赞。
　　(29)羼提轩：王士禛的斋名，指王士禛。
　　(30)瘖哑：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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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坛上的几个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反对杨士奇、杨荣、杨溥追求形式典雅、内容粉饰的台阁体，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拟古。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更把复古拟古推向高潮，严守古格古律。公安派三袁，不满意七子的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文体，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对机械摹拟，又反对俚俗文风，自认为是在矫正七子之偏，补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险怪的途径。
　　这里三则明确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竟陵出于公安”，竟陵派在时间上后于公安。钱谦益选辑《列朝诗集》，撰《谭元春传》引张文寺的话说锺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说锺惺论诗极推中郎，这说明锺惺的诗论是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里来的，清代文学家翁方纲也认为袁家“渐启锺谭”。再看三袁的后代和追随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坚守公安派的主张；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戏曲家汤显祖，其子季云“酷嗜锺谭”，诗亦“赫然竟陵体”；王稚登之子亦房诗，亦与谭诗难分难辨。这些例证说明竟陵诗论是从公安来的。公安的俚俗，公安后人也不满意，所以多化于竟陵。因此，袁中道称锺惺论诗极推宏道的话：“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不尽符合上述例证的事实，应当注意后来的发展变化，已是愈来愈转向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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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往论明诗，总是说公安、竟陵与七子三足鼎立，论其贡献、弊端和影响不相上下，这个说法似也不准确。因为竟陵诗论出自公安，后来超越公安，便成了与七子两派“中分诗坛，对垒树帜”（《谈艺录补订》），而“公安无足比数”。清邓显鹤在《岳归堂全集序》里云：“有明之诗凡三变”，“以茶陵倡于前，以竟陵殿其后”，而其中一变是七子的拟古体，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云：“近代学诗，非七子，则竟陵。”（《通雅》卷首）王霖也云：“聚讼纷纷堪一笑，谩推王李折锺谭”（《读唐宋元明人诗》），将王世贞、李攀龙与锺惺、谭元春对举；贺贻孙《诗筏》也是将竟陵与七子相提并论，“度长诘短”，参之以公安者极少。这是就诗论说的。这些清人的言论，反映了竟陵的影响确实比公安深远。
　　（三）为什么公安派反对七子最为猛烈，反而没能成为七子的对手，而让位于竟陵派，这里指出有几种原因：第一，锺谭合作编选过风行一时的《古诗归》、《唐诗归》，凡是公安派欣赏的“浮滑肤浅”之作和搬弄禅语的超妙之作，锺谭一概摈弃不选，通过选诗和评诗，亮出自己的主张和识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公安派多是发议论，没有树鹄示范，后人又多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所以“规模不弘”，“难成气候”。第二，在文学观点上，清人贺贻孙极推竟陵，将其与宋代诗论家严羽的诗论相比；在创作实践上，世称雅颂领袖的邓汉仪称“竟陵诗派诚为乱雅”，指出其诗风的特点；晚明陈子龙、吴伟业，于七子与竟陵之中，期望能矫其偏，补其失，实则仍是未离竟陵，陈吴的诗不过是“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这也就是说竟陵诗风后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与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诗坛上有一代宗匠之称，善为古文，兼工诗词，著述丰富，诗论与诗作均可“夺两家帜”，还有选本《古诗选》、《十种唐诗选》、《二家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等，是兼学士与文人于一身的大家。实际上，他只是“清秀李于鳞”，“响亮谭友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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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王士禛论专名助远神
　　王渔洋《池北偶谈》卷十八取徐祯卿《在武昌作》云①：“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重以桑梓念②，凄其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称为“千古绝调，非太白不能作”。而李莼客《越缦堂日记》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云③：“祯卿此诗，格固高而乏真诣。既云洞庭，又云潇湘，又云江汉，地名错出，尤为诗病。”然渔洋闻莼客语，必以为大杀风景；盖渔洋所赏，正在地名之历落有致。故《古夫于亭杂录》称温飞卿“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④，以为有初唐气格，高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之上。《池北偶谈》尝赏梅宛陵⑤，而所标者，不过“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香祖笔记》卷二所举七律佳联，“神韵凑泊”，如高季迪之“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⑥，曹能始之“春光白下无多日，夜月黄河第几湾”，程松圆之“瓜步江空微有雨，秣陵天远不宜秋”，自作之“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作吴天章诗集序⑦，最称其“泉绕汉祠外，雪明秦树根”，“至今尧峰上，犹上尧时日”等句。皆借专名以助远神者。《池北偶谈》卷八又云：“世谓王右丞雪里芭蕉⑧，其诗亦然。如‘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辽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云云。由是观之，明七子用地名而不讲地理⑨，实遥承右丞。右丞诗如送《崔五太守》七古，十六句中用地名十二。渔洋自作诗，亦好搬弄地名。故吴西穀《笏庵诗》卷八《读渔洋集戏题》云⑩：“秦祠汉冢知多少，动费先生雪涕零”；张南山《听松庐诗•读渔洋集》云⑾：“一代正宗兼典雅，开编惟觉地名多。”岂知“典雅正宗”，多赖“地名”乎。（293—294页）
　　①王渔洋：清王士禛号。撰有《池北偶谈》二十六卷、《香祖笔记》十二卷。徐祯卿：明代作家，字昌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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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桑梓：乡里。
　　③李莼客：清李慈铭号。撰有《越缦堂日记》。
　　④《古夫于亭杂录》：王士禛撰，六卷。
　　⑤梅宛陵：宋代诗人梅尧臣。
　　⑥高季迪：高启字。曹能始：曹学佺字。程松圆：程嘉燧号。均是明代文学家。
　　⑦吴天章：清诗人吴雯字。有《莲洋集》。
　　⑧雪里芭蕉：王维画雪里芭蕉，见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
　　⑨明七子：这里是指李梦阳、何景明、边贡、李攀尤、王世贞、谢榛等于五七言诗中多用地名。
　　⑩吴西穀：清代作家吴清鹏字。撰有《笏庵诗》二十卷。
　　⑾张南山：清代作家张维屏字。撰有《听松庐诗》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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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则讲诗之“典雅正宗”，多赖地名。唐人诗中好用地名。宋江西诗派偏不好用地名，这也是唐宋诗的一个区别。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四引金观察便说“唐人诗中用地名者多气象”，遂认为明人深得此法，于诗中凑以地名或人名，使“句句填实”，“气象辉煌”。钱先生认为：明人学盛唐，虽以此为捷径，但唐人作诗用人名地名，“尚有用意，非徒点缀”，“明人学唐，纯取气象之大，腔调之阔，以专名取巧。”（《谈艺录•诗中用人地名》）可见明人学唐多注重皮毛。王士禛《池北偶谈》举引徐祯卿《在武昌作》五言诗八句，前四句“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其中三句用地名：“洞庭”、“潇湘”、“武昌”，后四句“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一句用地名“江汉”，所以王士禛称之为“千古绝调”。李慈铭颇不以为然，认为“既云洞庭，又云潇湘，又云江汉，地名错出”，指为诗病。王士禛所以称赏，正是在于地名的错落有致。他还称晚唐温庭筠《送人东游》诗中的“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一联，两句连用地名，是“初唐气格”。王士禛赞赏梅尧臣诗，所举诗例亦是有“洞庭”、“松江”地名者，他认为以地名入诗，“神韵凑泊”，如高启：“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用“白下”地名，亦能助以远神。王维诗善用地名，如《同崔傅答贤弟》：
　　洛阳才子姑苏客，桂苑殊非故乡陌。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扬州时有下江兵，兰陵镇前吹笛声。夜火人归富春郭，秋风鹤唳石头城。周郎陆弟为俦侣，对舞前溪歌白苧。曲几书留小史家，草堂棋赌山阴墅。衣冠若话外台臣，先数夫君席上珍。更闻台阁求三语，遥想风流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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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洛阳”、“姑苏”、“九江”、“扬州”、“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等，皆遐远不接，错落有致，“兴会神到”。钱先生指出：明代七子用地名不讲地理，实是承袭王维作诗好用专名的特点。再如王维的《送崔五太守》：
　　长安厩吏来到门，朱文露网动行轩。黄花县西九折坂，玉树宫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幊，唯有白云当露冕。子午山里杜鹃啼，嘉陵水头行客饭。剑门忽断蜀川开，万井双流满眼来。雾中远树刀州出，天际澄江巴字回。使君年纪三十余，少年白皙专城居。欲持画省郎官笔，回与临邛父老书。
　　十六句中用地名有“长安”、“黄花县”、“九折坂”、“五丈原”、“嘉陵”、“剑门”、“蜀川”、“双流”、“刀州”（即益州）、“澄江”、“临邛”十一个。王士禛极称唐诗的这一特点，自己作诗也好搬弄地名，故吴清鹏以诗相戏，张维屏也评王士禛　　诗是“一代正宗兼典雅，开编惟觉地名多”，这是因为吴、张两位不知“典雅正宗”，正有赖于“地名”的映衬，以造成一种气象辉煌的气势和风格。其实王士禛的话也不确。王维前一首诗，是写给朋友的，朋友是洛阳人在姑苏作客，所以提“洛阳才子姑苏客”。当时扬州有战事，这个战事牵涉到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又诗中称扬州用古地名，这样，诗中所讲的地名，都在扬州以内。又“九江枫树几回青”，是用典，写对朋友的怀念，像杜甫《梦李白》的“魂来枫林青”。所以这诗中所用的地名，都跟当时的战事有关，不是毫无意义的。王维的第二首诗是送友从长安到四川去做官，写他从长安家中出去，经过黄花县九折坂、五丈原、褒斜谷、子午山、嘉陵江、剑门、双流、刀州、巴江、临邛。这正说明王维对友人的关切，注意到他经过这些地方的情况，并非辽远不相属。王士禛提出王维诗里的地名辽远不相属是不对的。他所以这样说，是替自己文过饰非。赵执信《谈龙录》云：
　　山阳阎百诗（若璩），学者也。《唐贤三昧集》（王士禛编）初出，百诗谓余曰：“是多舛错，或校者之失，然亦足为选者累。如王右丞（维）诗：‘东南御亭（在苏州西）上，莫使有风尘。’‘御’误‘卸’，江淮无卸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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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襄阳（浩然）诗：‘行侣时相问，涔阳（在湖南）何处边？’‘涔’误‘浔’，涔阳近湘水，浔阳（在江西九江）
　　则辽绝矣。祖咏诗：‘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在河南）。’‘京’误‘泾’，京水正当圃田之西，泾水则已入关矣（在陕西）。”余深韪其言，寓书阮翁。阮翁后著《池北偶谈》，内一条云：“诗家惟论兴会，道里远近，不必尽合。如孟诗：‘暝帆何处泊，遥指落星湾。’落星湾在南康（在江西）”云云。盖潜解前语也。噫，受言实难。夫遥指云者，必此夕梁泊也，岂可为浔阳解乎？
　　在这里，阎若璩提出三个错字都是对的。王维《送元中丞转运江淮》，御亭在苏州西，正属江淮都运官管辖的地区，作卸亭，没有这个地名了。孟浩然《夜渡湘水》，想到屈原《九歌•湘君》“望涔阳兮极浦”，就问起涔阳来，很自然。倘作浔阳，在九江，就跟渡湘水无关了。祖咏《夕次圃田店》，在圃田，自然想到京水，倘作泾水，一下到陕西，显然不合。王士禛引孟浩然《下灨石》诗：“暝帆何处宿，遥指落星湾。”这只船在江西航行，夜里可以到落星湾，落星湾在江西，正合。王士禛不肯承认错误，文过饰非，举例又不合，是错的。再看徐祯卿的诗，他独卧在武昌，时令是秋天快要来了，就想到《九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还未到，所以说“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从洞庭想到潇湘，极自然。他在武昌，想到家乡，想到漂泊在江汉区域，也很自然，李慈铭的批评不够恰当，还是钱先生讲得好，唐人作诗用地名“尚有用意”，“明人学唐，纯取气象之大”，就跟风格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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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钱载的幽修漏与瘦透皱
　　《乾嘉诗坛点将录》评萚石曰①：“远而望之幽修漏，近而视之瘦透皱，不知者曰老学究”；“幽修漏”切“萚”，“瘦透皱”切“石”，皆本“深”字生发，与顀伽意合。虽然，六字谈何容易。蒋超伯《通斋诗话》②云：“英石之妙，在皱瘦透。此三字可借以论诗。起伏蜿蜒斯为皱，皱则不衍，昌黎有焉③。削肤存液斯为瘦，瘦则不腻，山谷有焉④。六通四辟斯为透，透则不木，东坡有焉⑤。支离非皱，寒俭非瘦，卤莽灭裂非透。吁，难言矣。”窃不自揆，为引申之曰：静而不嚣，曲而可寻，谓之幽，苏州有焉⑥；直而不迫，约而有余，谓之修，彭泽有焉⑦；澄而不浅，空而生明，谓之漏，右丞有焉⑧。瘦透皱者，以气骨胜，诗得阳刚之美者也；幽修漏者，以韵味胜，诗得阴柔之美者也。萚石体秉阳刚，然无瘦硬通神之骨、灵妙写心之语，凌纸不发，透纸不过，劣得“皱”字，每如肥老妪慢肤多摺而已。（194页）　　①《乾嘉诗坛点将录》：清舒位（字立人，号铁云）撰，一卷。萚石：清钱载，撰有《萚石斋诗集》五十卷。
　　②蒋超伯：清人。撰有《通斋诗话》一卷。
　　③昌黎：唐韩愈，郡望昌黎。
　　④山谷：宋黄庭坚，自号山谷老人。
　　⑤东坡：宋苏轼，号东坡居士。
　　⑥苏州：唐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
　　⑦彭泽：晋陶潜，曾任彭泽令。
　　⑧右丞：唐诗人王维。官至尚书右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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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则引舒位评论钱载的诗，用“幽修漏”与“瘦透皱”六个字说明其风格，蒋超伯认为“皱瘦透”三字可借以论诗，是为三种不同的风格：
　　（一）起伏蜿蜒为皱，皱则不衍，韩愈有此风格。如《醉留东野》：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驵蛩（比肩兽）。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何由逢！这首杂言诗，写得起伏转折，从李杜的不能相从说起，说到我与东野不能再步后尘。接着写东野的穷困，再写到自己有依靠得官；又转到自己拜东野，愿共相聚；转而又写东野不理他，如寸草撞钟无回音；再转写到我要追随东野，最后结语收在题上，所以说是皱而不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