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话》施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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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白居易：闲适诗十一首　　　白居易诗二千八百馀首，讽谕诗仅占少数。《白氏长庆集》十三卷以下，不以类分，似乎以闲适诗为最多。在许多古调及近体诗中。有很好的诗，也有不少几乎堕入张打油的诗，可以说是“如长江大河，挟泥沙以俱下”。现在选录三首：　　　　枯桑　　　　道旁老枯树，枯来非一朝。　　　　皮黄外尚活，心黑中先焦。　　　　有似多忧者，非因外火烧。　　赠韦炼师　　　　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　　　　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顾两徘徊。　　　　共疑过去人间世，曾作谁家夫妇来。　　浔阳春　　春生何处闇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　　　　先遣和风报消息，续教啼鸟说来由。　　　　展张草色长河畔，点缀花房小树头。　　　　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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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首诗的风格大似王梵志、寒山子，在白居易诗中，是很浅俗的作品。第二首是赠韦炼师的。炼师就是道士，不论男女，都可称为炼师。这位韦练师是女道士，白居易赠她的诗却说：你是没有情欲的上界女仙，为什么来留恋我?好像我们二人前世曾是夫妻。赠女道士的诗，如此措辞，在唐代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唐代的女道士，有些近似妓女，但白居易也不应当写出这样庸俗的诗来留在集中。第三首第二联“先遣”、“续教”、“报消息”、“说来由”，用词也不免粗俗，在正统的诗人眼下，这些都是很不雅驯的诗句。苏东坡说白居易诗俗，大概都是指这一类诗，我在这里只是随意举出三首，它们也未必是最俗的诗。　　　　五、七言长篇排律是白居易和元稹互相唱和的惯用诗体。排律虽开始于杜甫，但长到一百韵的排律却创始于元白。他们俩用这种诗体往还酬答，争奇斗胜。叙事抒情，像写信一样。有一首《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题目就说明是代替书信的诗。在这首一百韵、一千字的的长诗中，他叙述了从贞元年间他们两人开始定交以来的遭遇，很像一篇诗体的自传。现在节录其中一段，叙述当年在长安和朋友们春日游曲江池，与歌伶伎女一起野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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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往游三省，腾腾出九逵。　　　　寒销直城路，春到曲江池。　　　　树暖枝条弱，山晴彩翠奇。　　　　峰攒石绿点，柳宛麴尘丝。　　　　岸草烟铺地，园花雪压枝。　　　　早光红照耀，新溜碧逶迤。　　　　幄幕侵隄布，盘筵占地施。　　　　徵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　　　　铅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　　　　风流夸坠髻，时世斗啼眉。　　　　密坐随欢促，华樽逐胜移。　　　　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　　　　筹插红螺椀，觥飞白玉卮。　　　　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　　　　残帝喧哗散，归鞍酩酊骑。　　　　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　　　　这一段共十六韵，三十二句。开头二韵四句是从上文过渡到春游。“春到曲江池”是关键性句子。以下四韵八句写曲江池山水景色。接下去又用四韵八句描写在曲江池畔张帷幕，摆筵席，选请美丽的妓女。再用四句八韵描写饮酒歌舞欢乐的热闹情况。最后二韵四句写酒阑人散，骑马回家，是这一段诗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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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元白诗流行的时候，元和体这个名词，在青年诗人中间，是一个新兴诗派的名词，大家摹仿着做；在老一代的正统诗人中间，却是一个被轻视的名词，大家不屑一顾。到了宋代，元和体只是唐诗的一派，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西昆体一样，并不再有轻视的意味。明代盛行唐诗，五、七言长篇排律也有人学着做了，大概是考虑到元和体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很确定，人们就把元白式的长篇排律称之为长庆体。清初吴梅村的《圆圆曲》，朱彝尊的《风怀》诗，就是竭力学长庆体的。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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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首是白居易早期作品，他自己编在“未应举时作”的一些诗中，但这首诗却是名作，宋人笔记《复斋漫录》记了关于这首诗的故事：白居易在长安，曾以他的诗卷去向当时的前辈诗人顾况请教。顾况一看他的名字，就说：“长安百物昂贵，居住在这里可不容易啊!”这句话表面上好像是因白居易的名字而开个玩笑，但也无意中流露出一点轻视这个后生小子之意。及至看到白居易这首诗，他很赞赏“野火烧不尽”一联，他就说：“能做这样的诗句，在长安居住下去也不难。刚才的话，我是说着玩的。”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因为有人考证出，白居易和顾况没有会面的机会。不过这两句诗确是佳句，好在它是一副对仗极其工稳的流水对。既刻划了原头春草顽强的生机，又可以用作各种比喻。这是有高度比兴意义的诗句，但是接下去两句颈联却大不高明。“远芳侵古道”就是“晴翠接荒城”。两句诗，只有一个概念，犯了合掌之病。宋人诗话里已有人批评过了。诗虽然主要是咏古原草，但它是为送别而作，所以结句要运用春草王孙的典故，点明送别之情。《复斋漫录》将此诗题作《咸阳原上草》，就使人不能了解结句的意义了。　　　　书天竺寺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峰云起北峰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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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题天竺寺的诗，玩弄语文花巧，接连写了六句结构很新颖的诗句。杭州灵隐寺的山门也就是天竺寺的山门。山门内有冷泉亭，是两道溪涧的合流处。灵隐寺、天竺寺又同处在北高峰下，对着南高峰。白居易利用这样好的题材，写成此诗，自己也很得意，亲笔写了，留在寺里。到了宋代，苏东坡小时，曾听他父亲说，天竺寺里有白居易手书的墨迹。过了四十七年，苏东坡到杭州来作刺史，在游天竺寺的时候，访问了和尚，才知白居易的手写本已没有了，但是有石刻的诗碑还在。于是苏东坡也做了一首诗：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　　　　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挹山薹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无涯流落泪横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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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山居士是白居易晚年的别号。这首诗的颔联是摹仿白居易原作的句法。咏连珠、吟叠璧，是指原作的句法；亡飞鸟、失惊蛇，是说白居易墨迹已亡失。“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是唐人形容怀素草书的话。因为东坡此诗，白居易这首诗的句法，后来就被称为连珠格。张祜诗云：“杜鹃花落杜鹃叫，乌臼叶生乌臼啼。”(《海录碎事》引)亦同。　　　　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期不至　　　　红烛清樽久延佇，　　　　出门入门天欲曙。　　　　星稀月落竟不来，　　　　烟柳昽昽鹊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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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有许多小诗，极有情趣，可以看出他在追求新的形式。这里选了两首，前一首是变格的仄韵七绝，他把前二句各分为三三句法。后一首是传统形式的仄韵七绝，也可以说是七言的吴声歌曲。两首诗都是为妓女而作。“花非花”二句比喻她的行踪似真似幻，似虚似实。唐宋时代旅客招妓女伴宿，都是夜半才来，黎明即去。元稹有一首诗，题为《梦昔时》，记他在梦中重会一个女子，有句云：“夜半初得处，天明临去时。”也是描写这一情况。因此，她来的时间不多，旅客宛如做了一个春梦。她去了之后，就像清晨的云，消散得无影无踪。　　　　　　《期不至》题目就说明了有所期待，而其人却不来。期待的是什么人?题目和诗句中都没有说明，我们当然不便妄猜。但看作者预备好红烛清樽，等那人来一起饮酒消夜。可是等了好久，几次三番地出门去盼望，盼望不到又回进来，不知不觉天快亮了。一直等到星稀月落，竟是不来。如雾如烟的杨柳已经照上了微弱的阳光，栖宿在杨柳上的乌鹊也飞走了。这首诗写有所期待而不能如愿的情调极为宛转多情。在唐宋时代的现实生活中，这首诗所描写的只能是妓女之类的人物。但是，白居易写这两首诗，恐怕也还是作为一种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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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江南(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抗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是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创造的新体诗，他采用三言、五言、七言句的混合体，使诗的音调脱离了单纯的五言或七言诗。这种句法的诗，更容易谱入乐曲中歌唱。在白居易身后不久，这种诗被称为“长短句”，但还属于歌行诗中的一种新体。更迟几年，它们与温飞卿的《菩萨蛮》、刘禹锡的《竹技词》、《浪淘沙》，韩偓的《生查子》，都被名为曲子词，属于另外一种文学类型，即宋人所谓“词”。“忆江南”是早已见于《教坊记》的曲调名。白居易依照这个曲词的音节作词，从此它的句法形式便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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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看到白居易这三首新诗，也依式作了两首：　　　　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　　　　弱柳从风疑举袂，　　　　丛兰挹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颦。　　　　春去也，笑惜艳阳年。　　　　犹有桃花流水上，　　　　无辞竹叶醉尊前。　　　　惟待见青天。　　　　白居易偶尔创造了一个新型式的诗，作了三首，以抒发他回忆江南风物之情。刘禹锡用白居易的格词，作《春词》，而内容并不是忆江南。从此，唐代新的歌曲名，也像乐府古题一样，为诗人所采用时，可以不必顾到这个歌曲的原始内容。以“忆江南”标题的诗，其内容不一定是忆念江南。正如作古乐府的，如果用“饮马长城窟”为题，诗的内容并不必须写戍边兵士的生活。这样一来，曲调名仅仅代表某一特定句式的诗体，成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诗体名词。这个倾向，经过晚唐五代而到北宋，在词这种新兴文学类型发展完成时，被确定下来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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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记】　　写此文后旬日，偶然翻阅《唐诗三百首》，其卷五中有白居易诗“离离原上草”，题作《草》。有蘅塘退士旁批。其批第一、二句云：“诗以喻小人也。”批第三句云：“销除不尽。”批第四句云：“得时即生。”批第五句云：“干犯正路。”批第六句云：“文饰鄙陋。”结尾二句批云：“却最易感人。”　　　　这个批解，可谓罗织周密，句句上纲。但是，此诗题作《草》，乃承《唐诗品汇》之误。《白氏长庆集》中明明题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宋人删去“送别”二字，明人又删去“赋得古原”四字，于是诗题仅存一个“草”字。如果读者知道白居易此诗为送别而作，就可以知道蘅塘退士的旁批全不足信。如果用退士的旁批来解释这首送别诗，那么白居易简直是在咒骂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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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蘅塘退士不知道此诗原题，粗读一遍，就非常主观地定下它的主题思想是以草比喻小人。于是顺着这个观点一句句的批下去，对于一般读者，真是“最易感人”。　　　　现在我要恢复作者的本意，按照送别的主题来解释这首诗：前四句说草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年之中，有枯萎的时候，也还有繁荣的时候。“枯荣”二字，用得心细，是先枯后荣，不是先荣后枯。我们可以假定被送别的是一个落第进士。他失意回家，是他“枯”的时候。白居易赋诗送别，以草为喻。草的枯荣，是一年之间的事，现在虽然被野火烧枯了，得到春风—吹，立刻就会繁荣起来。这里就寓有安慰之意，形容他现在的枯萎，是由于野火，而且是野火所烧不尽的，所以不久就可以遇到春风吹拂，重新获得繁荣。下半首诗是说古原上的草，在春风之下，又生长出来，在古道荒城之间，欣欣向荣，成为远芳晴翠。现在我送你远行，看着这些原头芳草，有感于它们的枯荣遭遇，因而赋咏古原上的离离芳草，来寄托我的别情。　　　　这样讲，和蘅塘退士的讲法完全不同，但是符合了原题意旨。尽管说：“诗无达诂”，各人可以有各人的体会，但是，首先要掌握作者的创作动机，仍是必要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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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元稹艳诗：会真诗　　　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公元七十二年)，元稹生于大历十四年，小白居易七岁。元稹卒于大和五年(元八三一年)，寿五十三。白居易卒于会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寿七十五。白居易于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进士及第，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没有成进士，十五岁，明两经及第；二十四岁，中书判第四等，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八O六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拜右拾遗。白居易也参加科试，考试成绩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抬遗。元稹为右拾遗后，以上疏论事激直，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元和五年，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为拾遗后，亦屡次上疏，谏论朝廷大事。元稹因得罪执政及宦官被贬，白居易曾上疏极谏。元和五年，秩满改官，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丧。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时被刺死于路上。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这一举措，得罪执政者及幕后人物，被贬官，出为江州司马。同年，元稹亦改官通州司马。元和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十四年三月，元稹、白居易及其弟行简相会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置酒赋诗，恋恋不忍别。本年冬，白居易蒙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十五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同年，穆宗即位，改元长庆，读元稹诗，大悦，即日命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所谓知制诰这个官职，知，就是担任，制诰是皇帝的命令文书。知制诰就是专管起草皇帝的命令文书。这个任务，向来是由翰林学士草稿后，从宰相办公的中书省呈送皇帝批阅的。元稹不是进士出身，不能为翰林学士。现在穆宗以元稹为祠部郎中而知制诰，这就使朝廷上群众哗然，以为“书命不由相府”，群众非常轻视他。但是元稹草拟的制诰，文体古雅，与当时一般的公文绝然不同。于是大家非但没有话说，而且争相摹仿。从此改革了制诰的文体。当时人对这种文体称之为长庆体。这是长庆体的本义。宋元以后，被误认为与元和体同义了。元稹在穆宗的恩宠之下，再次升官，不久就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是破格迁升，没有进士出身的人，一般不可能被任命这个官职。但是，正在被朝野讥笑的时候，穆宗又于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以元稹为权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拜平章事。所谓拜平章事，就是宰相了。因此，朝野群众，无不轻笑，以为元稹无此资望。终于在长庆三年，为小人诬陷，罢相，出为同州刺史。长庆元年、二年，白居易与元稹同在朝中，长庆三年七月，白居易求外任，出为杭卅刺史，元稹也从同州刺史转官越州刺史。杭、越邻境，二人又多诗筒往来。文宗大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元稹被召还京，为尚书左丞。四年正月，出为鄂州刺史。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白居易在杭州三年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二年(公九八二六年)，又出任苏州刺史。文宗即位，改元大和，徵拜白居易为秘书监，赠金紫。大和二年，转刑部侍郎。三年，称病归洛阳，求为分司。不久，除太子宾客。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又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绝意仕宦，优游养老。开成初，授太子少傅。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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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稹与白居易的官运，几乎一模一样。二人都受到穆宗皇帝的器重，因为穆宗李恒自己也喜欢做诗。但尽管有皇帝的恩宠，把他们升擢到朝中高位，却敌不过执政者排挤，屡次被贬斥去做地方官。元、白二人在同为拾遗时，就成为诗友，二十多年间，互相唱和的诗，不下数百首。彼此各受影响，诗的风格、题材，多有相同处。白居易作《长恨歌》，元稹有《连昌宫词》，白居易作《琵琶行》，元稹有《琵琶歌》，白居易作《霓裳羽衣歌》，元稹有《何满子歌》。二人对于诗的理论，也大体一致。白居易有《与元九书》，元稹有《叙诗寄乐天书》，都是在互相往还的书简中，各自叙述了自己对于诗的观点。他们都主张诗应当有讽谕比兴的作用，白居易作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元稹有《乐府古题》十九首、《新乐府》十二首，都是他们理论的实践。　　　　《白氏长庆集》按诗的内容分为讽谕、感伤、闲适三类，但在编后集时就不用这个分法，仍分为格诗、律诗二类。元稹在元和七年，把他的诗分为十体，但后来编集时也不用这个分法，而分为古诗、律诗、乐府、伤悼诗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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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稹的十体分法，事实上只有八体：　　　　古讽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　　　　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律诗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以七言、五言为两体)　　　　律讽其中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悼亡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　　　　艳诗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馀首(词有今古，又为两体)。　　　　这样分法，也像白居易一样，把文体与内容混淆在一起，很不科学。但后来的分法，把乐府和伤悼，和古诗、律诗并列，也仍是混淆了文体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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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诗”这个名词，恐怕是元稹首先提出来的。据他自己的说明，似乎是一些描写妇女时装、服饰打扮的诗。但我们在《元氏长庆集》中所见到的许多艳丽的诗篇，却是抒写爱情的诗，而不仅写妇女的眉目服饰。伤悼诗一卷，即最初分类的悼亡诗，多数是哀悼他的元配妻韦丛而作。艳诗则是为青年时代所遇的情人崔莺莺而作。　　　　贞元十六年，元稹二十二岁，旅游过蒲州(今山西永庆)，借寓普救寺。有一位崔家的寡妇，带了她的子女，要去长安，也住在寺中。寡妇姓郑，与元家有亲戚关系，排算起来，是元稹的异派从母。这时蒲州发生兵变。崔家寡妇富有钱财，奴仆众多，大为惊骇，深恐变兵抢劫。幸而元稹与当地军官认识，请得军吏来寺保护，崔家方得安全。崔妇感元稹救护之恩，命她的儿子欢郎，女莺莺出来拜见。元稹惊于莺莺的美丽，不久就因侍女红娘的帮助，得与莺莺结为情侣。元稹住在寺院西厢，莺莺夜晚来，天明去，恩爱了几个月。后来，元稹因去长安参加书判考试，遂与莺莺诀别。此后，元稹联姻高门，娶了韦丛为妻。莺莺也嫁了人。一段私情，烟消云散。元稹非但写了许多追忆莺莺的诗，还写了一篇《莺莺传》以记录他的这一段情史，在《莺莺传》中，元稹将自己託名为张生，但没有给他起名字。宋人王楙著《野客丛书》说：“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张生名君瑞，这是后人为了编这个传奇故事而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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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莺莺传》中说张生曾写过一篇三十韵的《会真诗》以记他和莺莺初次幽会的情况。但传文中不载此诗，却载了河南元稹的《续会真诗》三十韵。这是元稹故弄狡狯。所谓《续会真诗》，就是张生的《会真诗》，今元稹诗集中的《会真诗》，也就是《莺莺传》中所谓《续会真诗》。　　　　元稹的讽谕、感伤、闲适诗，都不如白居易所作的疏俊明快，倒是数十首艳诗是他的特长。《会真诗》是他的五言排律艳诗的名作，因此，我不选元稹其他的作品，而选讲《会真诗》：　　　　微月透簾栊，萤光度碧空。　　　　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　　　　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　　　　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　　　　宝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浦，将朝碧帝宫。　　　　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　　　　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　　　　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　　　　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　　　　汗光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　　　　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　　　　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清镜，残灯绕暗虫。　　　　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　　　　警乘还归洛，吹箫亦上嵩。　　　　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　　　　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　　　　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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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可以分为六段，第一段六韵十二句。前四句写色渐晚，葱茏二字在这里恐怕应当解作朦胧，中四句写在井桐庭竹声中，有一个美人，穿薄雾似的轻绡之衣，正在走过来，身上悬挂的环佩在风中戛响着。龙吹、鸾歌，都是形容风声。罗绡二句是转折句，从写景过渡到写人。后四句将金母、玉童比喻那个美人。金母即西王母，她出来时有霓旌降节簇拥着。这里是指婢女红娘随侍而来。“云心”句也是同样的含意，但不知用什么典故。“更深”二句写美人来去的时间，也是“夜半来，天明去”之意。不过按照全诗叙述次序，这里似乎不应当讲到天明的事。我怀疑“晨会”二字可能有误。　　　　第二段四韵八句。前四句描写美人的衣履钗帔，后四句是叙述语。用一个“言”字，即等于“她说”。诗人把这个美人比之为洛妃。她自己说：从瑶华浦来，本想到天宫去朝见青帝，因为中途经过洛阳城北，却想不到偶然走到宋玉家的东邻来了。这最后一句又是用了宋玉的《登徒子赋》的典故。这四句都是用形象语来表达，总的意义是说：她本想到佛殿上去焚香礼佛，却不意误走到西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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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段四韵八句，叙述张生调戏成功。那美人始而微拒，继而柔情暗通。低鬟、回步二句形容她心理踌躇不决。最后却是转面登床，成就了交颈合欢的私情。　　　　第四段四韵八句，描写交颈合欢时的美人姿态，从来诗人，不敢公然赋咏男女阴私之事，《玉台新咏》以宫体艳诗著名，也没有这样的作品。元稹这一段诗，真是杜牧所痛斥的“淫言媒语”，维护封建礼教者，当然要说他是名教罪人。主张典雅文学者，也以为这些诗句太粗俗下流。但是客观现实既已存在，有了元稹的先倒，后世就只会变本加厉。以《莺鸯传》为题材的《西厢记》传奇，在张生与莺莺幽会的这一场曲文，写得比诗句更为淫亵。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专以描写色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始作俑者不能不推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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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段六韵十二句，写幽欢未足，天已黎明。双方海誓山盟，并互相赠送礼物，表明同命同心的永久的爱情。　　　　第六段六韵十二句写美人去后，衣裳上还沾染她的香气，枕上还留着她的脂粉。自己感到孤独，如临塘之草，思渚之蓬，没有归宿之处，弹琴则发出怨鹤之声；仰望太空，但见归鸿飞逝。想到自己与美人的居处，竟像海阔天高，不易接近。美人如行云飘去，不知何往，而自己却像箫史那样，独居楼中，不能得到弄玉为伴侣。弄玉是神话中秦穆王的爱女。箫史是一个善吹箫的青年。他吹起箫来，引来了一只风凰，箫史和弄玉公主一起乘在凤凰背上，上升成仙。这里是变用这个典故，说箫史没有得到弄玉，而仍在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