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话》施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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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可知声病存在于五、七言诗的上下二句之间。所谓上下句，是第一、二句，第三、四句，第五、六句，或第七、八句。所谓第六字，即下句第一字；第七字即下句第二字。平头之病，在上下句第一、二字用同声字，但第二字尤其重要。例如“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此联中“独”与“数”都是入声，已犯声病；但第二字“行”与“息”，一平一仄就没有问题。如果这一联的上下句第二字也同声，那就犯了平头之病，在诗的声调上是最不美听的。沈德潜指出的“落日”，在全诗的第四句，第二联的下句。它的调声关系在上句的“怪禽”。“怪禽”和“落日”，并不犯平头之病。沈德潜说“日”“月”二字同为入声，犯了平头之病，把调声的关系牵涉到第四句和第五句了。他似乎忘记了律诗的第四句和第五句的第二字，本来应该是同声的。大约沈氏在抄诗之际，误把这两句诗认为一联的上下句，发现了“日”“月”二字同声，贸然加注，说贾岛此诗犯了平头之病。这个注会贻误后学，所以我要在这里顺便指出沈氏的疏忽。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　　　　①此诗用上声韵，但“辛”字现在却属于平声，不知是否唐人读作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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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张继：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字懿孙，襄州人。他的生平不甚可知。据诸家记录，仅知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的进士。大历中，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洪州盐铁判官。刘长卿有《哭张员外继》诗，自注云：“公及夫人相次没于洪州。”大约就在大历末年。他的朋友，除刘长卿以外，有皇甫冉、窦叔向、章八元、顾况，都是诗人。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元年至大历暮年诗人二十六家的诗一百三十二首，其中有张继诗三首。高仲武评云：“员外累代词伯，积习弓裘。其于为文，不自雕饰。及尔登第，秀发当时。诗体清迥，有道者风。如‘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可谓事理双切。又‘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比兴深矣。”从评语看来，可知他家世代是诗人，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他是谁的子孙。他的诗见于《全唐诗》者，只有四十馀首，其中还混入了别人的诗。但宋人叶梦得曾说：“张继诗三十馀篇，余家有之，”(《石林诗话》)可知他的诗，在南宋时已仅存三十馀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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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诗人中，张继不是大家，恐怕也算不上名家，《唐诗品汇》把他的七言绝句列入“接武”一级中。如果这首《枫桥夜泊》诗没有流存下来，可能今天我们已忘记了他的名字。这首诗首先被选入《中兴间气集》，题目是《夜泊松江》。以后历代诗选，都收入此诗，直到《唐诗三百首》，使这首诗成为唐诗三百名篇之一，传诵于众口了。　　　　从现存的张继诗中，可知他到过严州，有《题严陵钓台》诗。到过会稽，有《会稽郡楼雪霁》、《会稽秋晚》诗。也到过苏州，有《游灵岩》、《阊门即事》和这首《枫桥夜泊》诗。大约诗人在吴越漫游时，乘船停泊在苏州城外吴江上的某一个码头边歇夜。吴江的下游就称松江，故至今合称吴松江。流过上海的这一段，现在称为苏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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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落乌啼霜满天”，第一句说明了季候。霜，不可能满天，这个“霜”字应当体会作严寒；霜满天，是空气极冷的形象语。因为严寒，乌鸦都无法睡眠，所以还在啼唤。半夜里已经月落，想必总在深秋或初冬的下弦。旅客在船中睡眠，这不是愉快舒服的睡眠，而是有羁旅之愁的睡眠。这一夜的睡眠又无人作伴，只有江上的枫树和夜渔的火光和旅人相对。这一句本来并不难解，只是把江枫和渔火二词拟人化。对愁眠，就是伴愁眠之意。后世有不解诗的人，怀疑江枫渔火怎么能对愁眠，于是附会出一种讲法，说愁眠是寒山寺对面的山名。直到现代，还有人引此说来讲此诗，大是谬误。接下去，诗人说在这样光景之下，旅客已经不容易入睡了，何况又听到苏州城外寒山寺里的钟声，镗镗地传来。这首诗是一般的赋写景物的诗，没有比兴的意义，读者也无可深入研究。可是到了宋代，欧阳修读这首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六一诗话》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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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他以为三更半夜，不是打钟的时候，故诗句虽佳，却不符合现实。他的引文，误“城外”为“台下”，“夜半”为“半夜”，不知是记忆之误，还是所见者为别的文本。　　　　对于欧阳修提出的问题，许多人都不同意。《王直方诗话》引于鹄诗：“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维山半夜钟。”又白居易诗：“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复斋漫录》引皇甫冉诗：“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蔡正孙《诗林广记》亦引温庭筠诗：“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这些都是唐代诗人所听到的各地半夜钟声。范元实《诗眼》又从《南史》找到半夜钟的典故。《石林诗话》又证明南宋时苏州佛寺还在夜半打钟。这样，问题总算解决了，欧阳修被群众认为少见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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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山寺本来只是苏州城外一座小寺，自从张继此诗流传之后，成为一处名胜古迹。在北宋时就有好事的慈善家捐资修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有一段记录云：　　　　普明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枫桥之名远矣，杜牧诗尝及之，张继有晚泊一绝。孙承祜尝于此建塔，迎长老僧庆来住持，凡四五十年。修饰完备，面山临水，可以游息。旧或误为封挢，今丞相王郇公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于石，而枫字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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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可知寒山寺在宋代为普明禅院。凡是称“禅院”的，人民习惯上都还是称之为寺。那么它应当是普明寺。但是叶梦得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唐张继题城西枫桥寺诗也.”(《石林诗话》)这里又出现了枫桥寺的名称。大概寒山寺、枫桥寺都是俗名，而普明寺是正名。不过，由于张继此诗的影响太大，自唐代至今，一般人都只知道寒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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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桥，在北宋时已误为封桥。王郇公是王珪，北宋仁宗时宰相。元丰六年封郇国公。他罢相后住在苏州，写了这首诗刻在石碑上，因此就纠正了封字之误。由此可知他写的诗题是“枫桥夜泊”而不是“夜泊松江”。关于这首诗和诗题，我们不免还有怀疑。如果张继的船就停泊在寒山寺外枫桥下，那么他听到的半夜钟声，一定就从岸上寺中发出，为什么他的诗句说是“姑苏城外寒山寺”，而且这钟声是“到”客船呢?我以为《中兴间气集》选此诗，题为《夜泊松江》，这是张继的原题。他的船并不是停泊在寒山寺下，或说枫桥下。而是离开寒山寺及枫桥还相当远的松江上。这样，第三、四句诗才符合情况。《枫桥夜泊》这个诗题，看来是宋代人改的。《全唐诗》在此诗下注云：“一作夜泊枫江。”可能这一段吴江又称枫江。后人不知，改为枫桥。由“夜泊枫江”而成为“枫桥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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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珪写刻的《枫桥夜泊》诗碑，没有拓本传到今天，不知有无文字异同。南宋时龚明之作《中吴纪闻》，其中提到这首诗，第二句却是“江村渔火对愁眠”。到明代，王珪所写的那块碑大概已经遗失，因此由苏州书家文徵明再写一通，亦刻于石。这块碑，到了清代末年，已漫漶不清，于是由经学家俞樾(曲园)又写刻了一块诗碑。俞曲园这块碑正面写张继诗，后附跋语三行，文曰：　　　　寒山寺旧有文待诏所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岁久漫漶。光绪丙午，莜石中丞于寺中新葺数楹，属余补书刻石。俞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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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阴还刻有附记八行，文曰：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次句“江枫渔火”四字，颇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此诗宋王郇公曾写以刻石，今不可见，明文待诏所书亦漫漶，江下一字不可辨。筱石中丞属余补书，姑从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没也。因作一诗附刻，以告观者：　　　　郇公旧墨久无存，待诏残碑不可扪。　　　　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　　　　俞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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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俞曲园写诗时对原诗文字发生了疑问，就写了这一段诗话。光绪丙午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O六年)，筱石中丞是江苏巡抚陈夔龙。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刻在碑侧。正书五行，文曰：　　　　张懿孙此诗，传世颇有异同。题中枫桥，旧误作封桥。《吴郡图经续记》已据王郇公所书订正。诗中渔火，或误作渔父，雍正辑《全唐诗》所据本如此。然注云：“或作火”，则亦不以父为定本也。《中吴纪闻》载此诗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足可依据。曲园太史作诗以证明之，今而后此诗定矣。光绪丙午，余移抚三吴，偶过此寺，叹其荒废，小为修治，因刻张诗，並刻曲园诗，以质世之读此诗者。贵阳陈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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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唐人的七言绝句，历代传抄，文字谬误，产生了这许多纠葛。俞曲园虽然说“千金一字是江村”，可是他自己却仍然写“江枫”，于是他的写本，正如陈筱石所说，从此成为定本。寒山寺因张继的诗而成为苏州著名的古迹，俞曲园的书法又为当世所重，而且俞曲园就在当年十二月逝世，这块诗碑极为中外人士所珍视，拓本流传甚广。日本旅游者，来到中国，必去寒山寺观光，顺便买一张俞曲园写的诗碑拓本回去作纪念。但是流传的拓本，只有碑面《枫桥夜泊》诗及跋语三行，碑阴及碑侧文字，向来不拓，因此我要给它们在这里做个记录，以保存这一段唐诗逸话。　　　　一九三六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诗人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张溥泉的大名也是继，请现代诗人张继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给唐诗又添了一段佳话。从此，俞曲园诗碑和张溥泉诗碑並列于寺中。听说，康有为也写过这首诗，有木刻在寺中，我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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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伪“维新政府”。当时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社要举办大东亚博览会，想以这个名义把寒山寺诗碑运去。日本人所要的当然是俞曲园写的那一块。汉奸们不敢触怒人民，把原物送去献媚，于是请苏州石师钱荣初依原样复刻了一块。刻得极好，足以乱真。后来不知怎么，这块复制品也没有运去日本，就留在南京，至今植立在煦园里。　　　　一首七言绝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成为千秋名胜。这是《枫桥夜泊》诗独有的光荣。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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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近日读郑逸梅所著《文苑花絮》，其中记张溥泉书碑事，可补此文所未详，故节录于此：　　　　吴湖帆以为俞曲园写的碑石已经残失，因此想到张溥泉亦名继，最好请他补写一石。但吴湖帆与张溥泉不相识，乃托濮一乘代请。不久，吴见报载张公逝世，甚恨请之已晚。不意过了几天，濮一乘以张公写本寄来，附函云：“此乃张公逝世前一日所写。”湖帆悲喜交集，即嘱黄怀觉选石刻之，立于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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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写此诗后，亦有跋语，今并录于此：　　　　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来往吴门，迄未一游。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惟余名实取恒久之义，非妄袭诗人也。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　　　　又，近日又见一种宋人笔记，其中记王珪写此诗碑时，正在丧服中，故未署名。今王珪所写碑已不可见，不知此说信否。俞樾写此诗后，当年即下世。张溥泉写此诗后，越日即逝。此三事巧合如此，在迷信家看来，恐寒山寺诗碑很不吉利。附记于此，以供谈助。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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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严维：酬刘员外见寄　　　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　　　　药补清羸疾，窗吟绝妙词。　　　　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　　　　欲识怀君意，朝朝访楫师。　　　　严维，字正文，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早年隐居桐庐。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以词藻宏丽进士及第。因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暨尉，年已四十馀。后历秘书郎，辟河南节度使幕府，迁馀姚令，终于右补阙。以上是《唐才子传》作者辛文房从严维诗集中钩稽出来的小传。但姚合《极玄集》却说“严维，字正文，山阴人，至德二载进士，历诸暨及河南尉，终校书郎”。查诗集中有一诗，题曰：《馀姚祇役奉简鲍参军》，大约这就是辛文房以为他曾为馀姚县令的根据。其实“馀姚祇役”只是说他因公出差到馀姚，不能理解为任馀姚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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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秀集》收“进士严维”诗三首，大约都是至德二年成进士前后的作品。《极玄集》选了他的诗四首，该是晚年的诗了。但《中兴间气集》中却没有严维的诗入选。　　　　严维与刘长卿、朱放、丘为、李端为诗友，虽然不在大历十才子之列，但他的诗风也和十子差不多。在当时，严维大约还是一位名家，到了后世，声名渐减，也许是由于他存诗不多之故。《国秀》、《极玄》两集中所选的严维诗，到后世也并不为人称道。倒是这里选录的一首诗，却经常在诗话中被提出来评论。这首诗是酬答刘长卿而作。刘长卿任睦州司马，作了一首诗寄给严维：　　　　随巷喜阳和，衰颜对酒歌。　　　　懒从华发乱，闲任白云多。　　　　郡简容垂钓，家贫学弄梭。　　　　门前七里濑，早晚子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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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前六句是描写他的闲官生活，最后二句是将严维比为严子陵，希望他来会晤。严维写了一首诗酬答。这首诗第一、二句用了一个典故，其意义不很清楚。苏耽是汉文帝时桂阳人，因孝母而得道成仙。其事迹见《神仙传》。苏耽没有做过佐郡的官，也和白云无涉。严维此二句，意在恭维刘长卿，因为刘是睦州司马，正是辅佐郡守的官。“白云”是酬答刘长卿诗中的“闲任白云多”之句。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用苏耽的故事却不可解。也许睦州历史上有过另外一个苏耽。　　　　“药补”二句是写刘长卿居官多暇，可以服药养生，在晴窗下吟哦好诗。“柳塘”二句是写睦州风景。最后二句是说：我天天在想雇船去拜访你。由此，你可以知道我怀念你的心情。这首诗，从整体来看，并不好。颔联与颈联，没有关系。颔联又没有承上的作用，颈联没有启下的作用。再加上第一、二句意义不明。使这首诗好象是硬拼凑起来的四联八句。两本唐人诗选都没有选入这首诗，可知它在当时并不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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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北宋，欧阳修作《六一诗话》，记下了一段他和梅圣俞谈诗的话，今全录于此：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寓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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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话，表明了宋代人欣赏诗的方法。他们注意的是一联一句，并不重视全篇。而这也正是中晚唐人作诗的方法，先得一联好句，然后拼凑成诗。欧阳修在这一段诗话中，列举了梅圣俞所欣赏的唐人佳句，以为它们都能做到“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严维的“柳塘”二句也在其内。　　　　后来，刘贡父(攽)作《中山诗活》，提出了异议：　　　　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喜，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也。梅圣俞爱严维诗曰：“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固善矣。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何须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