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话》施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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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籍这首诗的全题是“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洪迈《容斋随笔》云：“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据此可知这首诗完全是个比喻。张籍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聘任，而李师道又派人用厚礼来请他去参加幕府。张籍就写了这首诗辞谢他。诗中的“妾”是张籍自喻，“君”是指李师道。李师道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高丽人，父李正己，兄李师古，相继为淄青节度使。师古死，师道于元和元年十月，继任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的节度使虽是棣王李审，但只是名义上的遥领，李师道虽是副大使，却是实际上的节度使。他们父、兄、弟三人踞有平、卢、淄、青一带前后四十年，是今天的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大军阀。李师道终因造反失败，于元和十四年被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所杀。东平郡即郓州，是节度使治所。张籍诗题称“李司空师道”，《容斋随笔》称“郓帅李师古”，这里有一点疑义，查《唐书》本传，只有李正己的官衙有“检校司空”，师古、师道都是“检校尚书左仆射”，因此就不能确知张籍此诗是为谁而作，也不能考定此诗的年代。但李氏父兄弟三人都是跋扈的军阀，为人民所怨恨，名声很坏。张籍不受他们的征聘，决不会表现得如此感激。大概是在畏惧李氏威权的情况下，他故意这样措辞，使李氏看了，不至于发怒结怨。或者也是当时文人明哲保身之计，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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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撇开这首诗的比喻作用，单就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反映了一个封建礼教问题。　　　　张籍给他这首诗题作《节妇吟》，肯定了这个女人是一个节妇。在北宋初姚铉编的《唐文粹》里，也把这首诗编在“贞节”类目下。可知唐宋人都认为一个女人可以接受别一个男子的爱情，也可以对他表示自己的“感”，只要她不抛弃丈夫私奔或改嫁给那个男子。这样一个女人还没有踰越礼教，她可以算是一个“节妇”。《毛诗·大序》解释“变风”之诗云：“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张籍这首诗的女主人公的态度，先是“发乎情”，暴露了她的得之自然的人性。接着是“止乎礼义”，没有违反人为的礼教。可知这首诗应当属于“变风”，因而也还是不违背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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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南宋时，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歪曲了儒家的礼教观念，他们对妇女的行为定出了许多灭绝人性的禁条。他们只要求妇女驯服地被束缚在礼教界限中，绝不容许她们暴露人性，非但不许暴露，甚至根本不许她们有人性。这种残酷的礼教观念，影响了以后的文人，在文学批评中也沾染上了毒素。　　　　明末的唐汝询，在这首诗后批道：“系珠于襦，心许之矣。以良人贵显而不可背，是以却之。然还珠之际，涕泣流连，悔恨无及，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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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贺贻孙在他的《水田居诗筏》中评此诗云：“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然既系在红罗襦，则已动心于珠矣，而又还之。既垂泪以还珠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时。柔情相牵，展转不绝，节妇之节，危矣哉。”　　　　这两段评论，对于系珠、还珠这一行为，已经有些贬意，但没有说这不是节妇的行为，只说这个“节”很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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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筏》刻于清康熙二十三年。三十年之后，即康熙五十六年，沈德潜编成《唐诗别裁》，他不选这首诗，而在张籍的小传下说明其理由：“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道以书币聘之，因作此词以却。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他断定诗中的女主人公不能算作节妇,可见他对“节妇”的观念与唐宋人大不同。而且他对诗教的观念，也和汉代人大不同。《唐诗别裁》是有相当影响的书，从此以后，有许多唐诗选本都跟着不选此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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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贻孙还指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从汉代乐府诗《陌上桑》得来的，他把这两首诗作了比较：　　　　“恨不相逢未嫁时”即《陌上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意，然“自有”二语甚斩绝，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人也。“良人执戟明光里”，即《陌上桑》“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绝使君之后，忽插此段，一连十六句，絮絮聒聒，不过盛夸夫婿以深绝使君，非既有“良人执戟明光里”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日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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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贻孙以为罗敷之拒绝使君，态度严峻决绝，而在张籍此诗中，女主人公的态度太软弱柔婉，因而他提出了疑问：　　　　忠臣节妇，铁石心肠，用许多转折不得，吾恐诗与题不称也。　　　　“诗与题不称”，这是他的措辞委婉，如果坦率地说，就是这首诗里描写的并不是节妇。他以为，如果描写一个节妇，就应当表现她的“铁石心肠”，对赠送明珠的人坚决拒绝，不应该有一点感情。罗敷与此诗的女主人公的行为是同样的，但张籍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错了。这是基于宋元以来儒家的贞节观念，从描写手法来评论的。沈德潜所说“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亦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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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贺贻孙又自己解答他的疑问：　　　　或曰文昌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重币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诗以谢。然则文昌之娩恋，良有以也。　　　　他把这首诗的描写方法结合到它的创作动机。张籍辞谢李帅，不能象罗敷辞谢使君那样决绝，所“不能不婉转其辞，表现得既有感情，又不受聘。因此他肯定此诗的描写方法，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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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贺贻孙的观念总结一下：①从这首诗的本身来讲，它所表现的还不能算是节妇。②从这首诗的比喻作用来讲，可以这样表现。　　　　我们知道，一个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是为它的主题思想服务的，而主题思想是为这个作品的教育作用服务的。按照贺贻孙的观念，他显然认为这首诗的表现手法可以为它的教育作用服务，但不能为它的主题思想服务。这样，他的观念就显出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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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的根源产生于禁止人性的宋儒的礼教观念。　　　　锺惺在《唐诗归》中给这首诗的评语，只有短短的一句，却很高明。他说：“节义肝肠，以情款语出之，妙妙。”他肯定这首诗的女主人公是有“节义肝肠”的，但她不是从礼教观念出发，而是从对双方的感情出发。这首诗的好，就好在不宣扬礼教。这个评语，决非唐、贺、沈诸人所能了解，锺伯敬之所以被明清两代正统文人目为异端，我们从这首诗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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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系珠这一行动，贺贻孙说是“已动心于珠矣”，似乎以为这个女主人公因得珠而动心。这就把她描写成为一个贪财的人了。汉乐府诗云：“何以结相思，双珠玳瑁簪。”可知赠珠是表示爱情，这个女主人公所动心的是赠珠的意义，而不是两颗明珠。故诗句明白地说是“感君缠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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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妾家高楼连苑起”二句，贺贻孙的指摘却很有道理。这两句使读者得到的印象是夸耀丈夫的豪贵，因为有此豪贵的丈夫，所以“事夫誓拟同生死”吗?那么，万一她丈夫是个贫贱的人，她又将怎样呢?贺贻孙批评作者摹仿《陌上桑》而把这两句放在不适当的地方，这倒是击中了此诗要害的。　　　　一九七九年回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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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记】　　　　前两天看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也提到张籍的《节妇吟》。他大不以为然，给张籍改作了一首，题为《续还珠吟》：　　　　妾身未嫁父母怜，妾身既嫁家室全。　　　　十载之前父为主，十载之后夫为天。　　　　平生未省窥门户，明珠何由到妾边。　　　　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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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封建礼教的顽固卫道者写的诗。他以为一个女人应当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平生连大门口都不去站一会儿，怎么会有人赠我明珠?所以现在还你明珠，不是“感君意”，而是“恨君意”了。为什么“恨君”呢?不是赠珠的人不规矩，而是怪自己一定有行为失检的地方，引得人家来诱惑了。　　　　不过这首诗有一个漏洞。既然把这个女人写得如此贞节，连大门口都不出，又怎么会收下这两颗明珠呢?既未收下，又怎么说是“还君明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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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瞿诗人写了此诗，自己很得意，以为思想观点非常正确。还说：他的同乡杨复初读了他的大作，评云：“心正词工，使张籍见之，亦当心服。”　　　　从这首诗看来，明末的唐汝询似乎还比这位瞿诗人开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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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也有一段对张籍此诗的评语。他说：“君子之道，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若在今人，则怒形于色，掷珠痛骂矣。”这位徐而庵讲唐诗，常常有些迂论，但对于此诗，他的理解却比瞿佑、唐汝询、沈德潜都通达得多。他能够理解古人“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也知道今人在礼教桎梏下逢到这种情况，必须“怒形于色，掷珠痛骂”，才算贞节。　　　　这是明清二代，六百多年间，论张籍此诗最开明的论调，我却想不到在《而庵说唐诗》中发现。锺伯敬还只是从艺术手法这个角度去肯定此诗，徐而庵却是很了解唐人的伦理观念与宋元以后道学家的不同。　　一九八O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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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韩愈：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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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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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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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