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话》施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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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画二十八位开国功臣像于凌烟阁上。以后诸帝，都有增加，故凌烟阁是唐朝历代功臣的画像陈列馆。这首诗说穆宗亲自到凌烟阁去看功臣画像，命令画师摹写功臣的像，放在自己寝殿里作屏风。唐代皇帝的寝殿都称为长生殿。这件事，本纪里不载，但穆宗对边防的重视，则是见于史书的。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　　　　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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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所咏的是字舞。《乐府杂录》云：“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这种舞法到现在还有。金凤银鹅，大概是穿著黄色和白色绣花罗衫的舞女，各自成为一丛。每一遍舞蹈的时候，她们分开在两边，中间一大队舞女卧在地上，排列成“太平万岁”四字。　　　　新调白马怕鞭声，供奉骑来绕殿行。　　　　为报诸王侵早入，隔门催进打球名。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　　　　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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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首诗是写宫中球戏的情况。“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壬午，帝幸右军击鞠”(即打球)。又：“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帝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为物所击。帝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这是本纪里提到的穆宗爱好打球的事，而且他就是因打球而得了中风症，终于在一年后“崩”掉。　　　　前一首诗说新调驯的白马还怕鞭策，所以让内廷供奉先试骑着绕殿走一圈，这就是所谓“进来龙马每教骑”，“供奉”就是宦官。下二句说：要宦官们传令给诸位王爷。明天清早进宫来打球作乐。宦官们还隔着宫门催促外边的官员把打球人的名单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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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首写打球情况。球员们对着皇帝打球，不容易争取第一名，因为在殿前不允许背着皇帝打球。打球完毕之后，宫女们唱过了龟兹乐曲，皇帝就骑着马经过玉楼回宫去了，龟兹是西域国名，这里是指龟兹歌曲。鞘是马鞭，这里用来代表马。宋代诗人周彦质也有一首宫词，其句云：“当殿不教身背向，侧巾飞出足跟球。”也是说在殿前打球不许背向皇帝，只能用脚跟斜踢。这两句诗可以为王建诗的注释，也可知唐宋二代，都有这一条打球规则。　　　　御前新赐紫罗襦，步步金阶上软舆。　　　　宫局总来为喜乐，院中新拜内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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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宫中女官有“六尚”。“尚”即“司”，意义是管理。为皇帝管衣裳的女官，称为“尚衣”，管膳食的女官，称为“尚食”，管文书的女官，称为“尚书”。但这个官名与外廷尚书省的各部尚书相同，故加一个“内”字，称“内尚书”。这首诗是写宫中新近请到了一位内尚书，皇帝赐她一件紫罗袄子，她从殿上一步一步下阶，登上软车回自己的院里去，宫中各局的宫人都来贺喜。“总来”即“都来”。六尚女官的办公处称为“局”，如“尚衣局”、“尚食局”等等。《穆宗纪》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召故女学士宋若华妹若昭入宫掌文奏。”这首诗大概就是指这件事。贝州处士宋廷芬有五个女儿：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茵，都有才学，欲以学名家，不愿嫁人。贞元中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义，帝叹美之，悉留宫中，呼为女学士。贞元七年，诏若华总管禁中图籍。元和末，若华卒，故穆宗于嗣位后诏若昭掌文书，历穆、敬文三朝，皆呼为先生。若宪，文宗时以谗死。若伦，若茵早卒。王建有《宋氏五女》诗赞美之①。此诗所言，即指若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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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苦春。　　　　白日卧多娇似病，隔簾教唤女医人。　　　　这首诗描写后妃的娇态。每逢花开时候(即春天)，就娇弱得象生病一般。“苦春”是“春困”、“春倦”之意，就如夏天身体不健叫作“疰夏”。御厨房里供应的菜餚都不想吃，只要索取时鲜食物。白天都躺在床上，有时起身来隔着簾子吩咐宫婢去叫女医生来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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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八首诗，王建宫词的题材可见一斑。一般的宫怨诗，题材总不过伤春、悲秋、望幸、失宠，毕竟是空洞的，而王建宫词的题材却是现实的、具体的。当时天下传诵，评价如何，我们现在固不可知，但可以设想，一定有许多人艳羡宫廷生活的奢侈逸乐，也一定另外有许多人憎恨封建帝王的生活腐化，这是随各人的感受而异。至于我们现在读这些宫词，则是把它们作为诗史。杜甫的诗是安史之乱的社会史料，王建宫词是元和、长度年间的宫廷生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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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宫词对后世产生了两种影响。一种影响是宫词这种诗体。五代时，孟蜀的花蕊夫人也作了一百首宫词，记录了蜀王孟昶宫中的情事，现在称为《花蕊夫人宫词》。北宋时有王珪亦作宫词一百首，又有杨太后宫词。此后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人作宫词，不过题材来源已不是直接从宫中传出，而是抄撮文献，编组为诗，不成为诗史了。另一种影响是用一百首七言绝句成为一个组诗，分之则为一百幅小景，合之则为一大幅画面，用这个方法，歌咏一种事物。例如晚唐时有胡曾作《咏史诗》一百首，评赞一百个历史人物，罗虬作《比红儿诗》一百首，追悼亡妓红儿。宋人许尚有《华亭百咏》，歌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地方的风土、人情、古迹。这种诗，后世就称为“百咏诗”。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①宋氏五女事见宋尤袤《全唐诗话》，惟若华作若莘。若昭作若照，若茵作若荀。今从王建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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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张籍：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字文昌，先世苏州人，居于和州，贞元十五年进士，释褐，授秘书郎。历官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终于国子司业。唐宋以来，诗文中称人多用官名。同时人相称呼，则用其现任官名，官改则称谓亦改，如张籍为太常寺太祝时，则称之为张太祝，改官水部员外郎之后，即称张水部。后世人则称其最后的官名，如张籍为张司业，韩愈为韩吏部，因为他最后的官位是吏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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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籍与韩愈为至友，韩愈给他以很大的帮助。他为水部员外郎时，已过五十岁。由于韩愈竭力举荐，才得任国子博士，由博士而至司业。他官位虽不高，但诗名极大。乐府诗与王建齐名，白居易赠以诗曰：“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但张王两家的乐府诗，后世人的评论，颇不一致。或以为王胜于张，或以为张胜于王。大概他们两人的语言，都很平易通俗，不用艰涩隐晦的辞藻。张籍的乐府诗，纯用赋体，单叙事实，不下断语，绝不自己揭出主题思想。故胡震亨说他是“祖国风，宗汉乐府”(《唐音癸整》)。王安石《题张籍诗集》云：“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绝妙词。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赞扬他语言虽然很浅显，功夫却很深,不是容易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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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讲他的一首《节妇吟》。　　　　全诗只用两个韵。第一韵四句，用五言。第二韵六句，用七言。五言四句是叙述这首诗的本事，七言六句是由事而抒情。都用一个女人对一个男子说话的口气。前四句说：你知道我已有丈夫，却还赠送我一双明珠。我感激你对我的爱情，就把这一双明珠系在红罗袄子上。后六句说：我家里有的是高楼大厦，我的丈夫是在明光殿里执着长戟当禁卫军的。我虽然知道你赠我明珠的意思非常明白，但是我不能背弃丈夫，立誓要和他同生同死。因此，我只好滴着眼泪把明珠还你，只怪我们为什么不在我结婚以前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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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男子，热烈地恋爱着一个已结婚的女人．因而赠送她两颗明珠。这个女人对这个男子也有爱情，但她不能离弃她的丈夫。对这个矛盾，她就作出了这样的处理。把明珠收下，“系在红罗襦”，是表示接受了他的爱情。终于又把明珠还给他，是表示自己既已结婚，就不应当背弃丈夫，改适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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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籍这首诗的全题是“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洪迈《容斋随笔》云：“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据此可知这首诗完全是个比喻。张籍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聘任，而李师道又派人用厚礼来请他去参加幕府。张籍就写了这首诗辞谢他。诗中的“妾”是张籍自喻，“君”是指李师道。李师道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高丽人，父李正己，兄李师古，相继为淄青节度使。师古死，师道于元和元年十月，继任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的节度使虽是棣王李审，但只是名义上的遥领，李师道虽是副大使，却是实际上的节度使。他们父、兄、弟三人踞有平、卢、淄、青一带前后四十年，是今天的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大军阀。李师道终因造反失败，于元和十四年被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所杀。东平郡即郓州，是节度使治所。张籍诗题称“李司空师道”，《容斋随笔》称“郓帅李师古”，这里有一点疑义，查《唐书》本传，只有李正己的官衙有“检校司空”，师古、师道都是“检校尚书左仆射”，因此就不能确知张籍此诗是为谁而作，也不能考定此诗的年代。但李氏父兄弟三人都是跋扈的军阀，为人民所怨恨，名声很坏。张籍不受他们的征聘，决不会表现得如此感激。大概是在畏惧李氏威权的情况下，他故意这样措辞，使李氏看了，不至于发怒结怨。或者也是当时文人明哲保身之计，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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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撇开这首诗的比喻作用，单就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反映了一个封建礼教问题。　　　　张籍给他这首诗题作《节妇吟》，肯定了这个女人是一个节妇。在北宋初姚铉编的《唐文粹》里，也把这首诗编在“贞节”类目下。可知唐宋人都认为一个女人可以接受别一个男子的爱情，也可以对他表示自己的“感”，只要她不抛弃丈夫私奔或改嫁给那个男子。这样一个女人还没有踰越礼教，她可以算是一个“节妇”。《毛诗·大序》解释“变风”之诗云：“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张籍这首诗的女主人公的态度，先是“发乎情”，暴露了她的得之自然的人性。接着是“止乎礼义”，没有违反人为的礼教。可知这首诗应当属于“变风”，因而也还是不违背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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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南宋时，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歪曲了儒家的礼教观念，他们对妇女的行为定出了许多灭绝人性的禁条。他们只要求妇女驯服地被束缚在礼教界限中，绝不容许她们暴露人性，非但不许暴露，甚至根本不许她们有人性。这种残酷的礼教观念，影响了以后的文人，在文学批评中也沾染上了毒素。　　　　明末的唐汝询，在这首诗后批道：“系珠于襦，心许之矣。以良人贵显而不可背，是以却之。然还珠之际，涕泣流连，悔恨无及，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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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贺贻孙在他的《水田居诗筏》中评此诗云：“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然既系在红罗襦，则已动心于珠矣，而又还之。既垂泪以还珠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时。柔情相牵，展转不绝，节妇之节，危矣哉。”　　　　这两段评论，对于系珠、还珠这一行为，已经有些贬意，但没有说这不是节妇的行为，只说这个“节”很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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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筏》刻于清康熙二十三年。三十年之后，即康熙五十六年，沈德潜编成《唐诗别裁》，他不选这首诗，而在张籍的小传下说明其理由：“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道以书币聘之，因作此词以却。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他断定诗中的女主人公不能算作节妇,可见他对“节妇”的观念与唐宋人大不同。而且他对诗教的观念，也和汉代人大不同。《唐诗别裁》是有相当影响的书，从此以后，有许多唐诗选本都跟着不选此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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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贻孙还指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从汉代乐府诗《陌上桑》得来的，他把这两首诗作了比较：　　　　“恨不相逢未嫁时”即《陌上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意，然“自有”二语甚斩绝，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人也。“良人执戟明光里”，即《陌上桑》“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绝使君之后，忽插此段，一连十六句，絮絮聒聒，不过盛夸夫婿以深绝使君，非既有“良人执戟明光里”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日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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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贻孙以为罗敷之拒绝使君，态度严峻决绝，而在张籍此诗中，女主人公的态度太软弱柔婉，因而他提出了疑问：　　　　忠臣节妇，铁石心肠，用许多转折不得，吾恐诗与题不称也。　　　　“诗与题不称”，这是他的措辞委婉，如果坦率地说，就是这首诗里描写的并不是节妇。他以为，如果描写一个节妇，就应当表现她的“铁石心肠”，对赠送明珠的人坚决拒绝，不应该有一点感情。罗敷与此诗的女主人公的行为是同样的，但张籍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错了。这是基于宋元以来儒家的贞节观念，从描写手法来评论的。沈德潜所说“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亦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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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贺贻孙又自己解答他的疑问：　　　　或曰文昌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重币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诗以谢。然则文昌之娩恋，良有以也。　　　　他把这首诗的描写方法结合到它的创作动机。张籍辞谢李帅，不能象罗敷辞谢使君那样决绝，所“不能不婉转其辞，表现得既有感情，又不受聘。因此他肯定此诗的描写方法，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