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话》施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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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以意逆志也不能完全从主观出发。必须先尽可能地明确这个作品的写作时期，作者的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把这个作品纳入一个比较近似的环境里，然后用自已的意去探索作者的志。例如《蜀道难》这首诗，自从萧士贇说是为玄宗幸蜀而作，以后几乎成为定论。许多笺注家都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作品，讲得似乎很能阐发作者的主题思想。可是，一看到《河岳英灵集》中已收入这首诗，证明了李白这首诗是在安禄山叛乱以前所作，才知道萧士贇的解释是逆错了作者的志。由此可知，主观主义的以意逆志也是很危险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①要走的就走，愿意留下的就留下，随你们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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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杜甫：新安吏

　　安禄山之乱，使唐玄宗李隆基的外强中乾的政权迅速崩溃，暴露出官吏的腐败，将士的懦怯，军队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斗志，社会秩序的紊乱，人民的贫困。杜甫在这几年中，漂泊于长安、洛阳之间，把所见所闻所感，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有许多组诗，如“二哀”(《哀江头》，《哀王孙》)，“二悲”(《悲陈陶》、《悲青坂》)，“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著名的作品。现在从“三吏”中选讲一首。许多选本都选取《石壕吏》，最近又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我就不选了。改选《新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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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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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冬，安庆绪退保相州(今河南安阳)，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步骑二十万人围攻相州。自冬至春，未能破城。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引兵来支援安庆绪，与官军战于安阳河北。九节度的军队大败南奔，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领洛阳。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止了安史军队南下。这一战之后，官军散亡，兵员亟待补充。于是朝廷下令征兵。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看到征兵的情况，写了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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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八句，二句一意。诗说：有旅客在去新安的路上走过，听到人声喧哗，原来是吏役在村里点名征兵。旅客便问那些新安县里派来的吏役：新安是个小县，人口不多，连年战争，还会有成丁的青年可以入伍吗?吏人回答说：昨夜已有兵府文书下达，规定点选中男入伍了。旅客说：啊，中男还是短小的青年，怎么能让他们去守卫东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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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兵士，隶属于折衝府。每一个应服兵役的青年，都应在成丁后入伍，为本府卫士，到六十岁方能退伍。“府帖”就是折衝府颁发的文书。玄宗天宝二年，规定二十三岁为成丁，满十八岁为中男。新安县的二十三岁以上男子，都已征发去从军，有的死亡，有的伤残，有的逃散了。所以现在要征发其次的中男，即满十八岁的青年。旅客以为这些青年还没有成长，不能担负守卫王城的任务。洛阳是东都，故称为王城。“借问”的“借”字是一个礼貌词，等于“请问”，现在口语中还用“借光”，亦是礼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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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也是八句，描写旅客所见到的那些应征的中男。肥胖的青年大概家境还不坏，他们都有母亲来送行。瘦弱的青年大多来自贫户，他们都孤零零的，无人陪送。时候已到黄昏，河水东流而去，青山下还有送行者的哭声。旅客看到如此景象，觉得只好对那些哭泣的人安慰一番。他说：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徒然伤了身体。天地终是一个无情的东西啊!这里，白水、青山二句是比喻写法。前一句指应征的中男向东出发了，后一句指留在那里的送行者。我们如果联系《哀江头》中的那句“清渭东流剑阁深”，便可以看出杜甫惯用这样的比喻，并且还可以引“白水暮东流”一句以证明“清渭东流”确是指那些散伙的百官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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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终无情”一句，作《杜臆》的王嗣奭以为“天地”指朝廷，不便正面怨朝廷役使未成丁的青年，故以“天地”代替。作《读杜心解》的浦起龙既同意王说，又说：“然相州之败，实亦天地尚未悔祸也。”这两个讲法，我以为都可讨论。试看这首诗的后段，杜甫并没有谴责朝廷征用中男的意思，对于这次战事，他还肯定是“王师顺”，那么，在这里讲作指斥朝廷无情，就显得不可能了。我以为这“天地”二字是实用，而且是复词偏义用法。作者止是说“天道无情”，在无可解释而又要安慰人民的时候，止得归之于天意。这是定命论的观点，在古代作家作品中是常见的。浦起龙虽然也以为天地是实指，但他说这“无情”是由于“天地尚未悔祸”，却是迂儒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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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十二句为一段。开头四句提一提相州之败的军事形势。官军进攻相州，本来希望一二天之内就能平定，岂知把敌人的形势估计错了，以致打了败仗，兵士一营一营地溃散了。“星散营”，杨伦注曰：“谓军散各归其营也。”(《杜诗镜铨》)这个注解恐怕不对。战败的军队，一般总是逃散，决不会“各归其营”。这三个字应理解作“散营”再加一个副词“星”。如何散法?如星一样地分散。散的是什么?是营的编制。一伙一伙的溃散，称为散伙。一队一队地溃散，称为散队。一营一营地溃散，称为散营。“日夕”在此句中应当讲同“旦夕"，而不必讲作“日日夜夜”。当时郭子仪统率大军二十万围攻相州，满以为旦夕之间可以攻下。所以下句说“岂意”。如果讲作“日日夜夜”地望其平定，那么“贼难料”就不是意外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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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八句，给被征入伍的中男说明他们将如何去服兵役，从而予以安慰。伙食就在旧营垒附近供应，训练也在东都近郊。要他们做的工作是掘城壕，也不会深到见水。牧马也是比较轻的任务。这是说，不要他们去远征，而是就在当地保卫东都。粮食不缺，工作不烦重。接着说：况且这一场战争是名正言顺的正义战争，参加的是讨伐叛徒的王师。主将对于兵士，显然是很关心抚养的。你们送行的家属不用哭得很伤心，仆射对兵士仁爱得象父兄一样。仆射，指郭子仪，当时的官衔是左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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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复杂的。前半篇诗，对于点选中男，作者感到的是同情和怜悯。但这种怜悯的情绪，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对战争的思想。因为他不能反对这场战争。于是转到下半篇，就以颂扬郭子仪、安慰送行的家属作结束。“天地终无情”说明前半篇的主题思想；“仆射如父兄”说明后半篇的主题思想。这两个主题思想是矛盾的。但杜甫把它们并合起来，成为全诗的一个主题，表达了他当时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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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分析这首诗云：“此诗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恻隐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于仁之中，此岂寻常家数。”他以为杜甫此诗，前半篇是表现了诗人的仁，他要以这种恻隐之心感动皇帝。后半篇是表现诗人的义，他要以从军卫国的责任去鼓励兵士。这就不是平常的创作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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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这一讲法，这首诗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作品。前半篇对中男的怜悯成为虚伪的同情，其目的是劝诱他们去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卖命。所谓“义行于仁之中”，这句话的意味就是用假惺惺的仁来实现阴险的义，这就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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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用浦起龙的观点解释这首诗，自以为抬高了杜甫，称颂这首诗“措词得体”，继承了《诗经·国风》的传统，其实是贬低了杜甫。我们在前半篇中，实在看不出杜甫有把点中男入伍的惨状去感动皇帝的意思。近来有人说这一段诗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谴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谴责的意味。我以为杜甫当时只是抒述自己爱莫能助的感情，不得已而只好喊出一声“天地终无情”。我在讲高适的《燕歌行》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唐代诗人对战争的态度，各有不同。对战争本身，他们都是反对的，对于每一次战争，他们的态度就有区别。拥护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因此，在从军、出塞的题材中，主题思想常常会出现矛盾。高适的《燕歌行》和杜甫这一首《新安吏》是同样的例子。　　　　所以，我宁可说这首诗反映了杜甫的矛盾心理，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他并不是为了“温柔敦厚”而组织成一首“义行于仁之中”的麻醉人民的诗。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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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杜甫：无家别

　　“三别”与“三吏”都是三篇一组的新乐府诗。它们是姊妹篇，都是记录乾元二年春杜甫从洛阳回华州时路上的所见所闻。“三别”是记兵灾后人民生活困苦之状。第一篇《新婚别》，写一个女人，结婚后第二天，便送丈夫应征入伍的景象。第二篇《垂老别》，写一个子孙均已战死的老人，生活无依，只好投杖出门去从军的景象。第三篇《无家别》写一个战败归家的农民，正要在荒寂无人的乡里中，重新种田过活，却还是被县吏召去服本地的徭役。情况各各不同，一律反映了唐代府兵制度对人民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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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研读《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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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第一段六句。用一个战败归家的农民的自述，描写天宝十五载以后，陕、洛一带人民的田园庐舍都已毁灭，只剩一望无际的蓬蒿藜藿。我的乡里原有一百多家，因为避乱，各自东西逃难，至今活着的人既无消息，死者已化为尘泥。　　　　第二段也是八句。接着说：我因为相州战败，脱身归来，寻找旧时的道路。走了好久，才找到自家的巷子，可是已经空空洞洞，没有人迹了。这时，太阳也灰白无光，天气非常凄惨。所见到的只有狐狸，竖起尾巴对我凶恶地嗥叫。再访问一下四邻，只见到一二老寡妇。“贱子”是自称的谦词，女曰“贱妾”，男曰“贱子”，汉魏乐府民歌中已有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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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一韵到底，每二句一韵，不转韵，也不用排句、对句。这是五言古诗的正规格式。这些韵脚，今天也同属于上平声八齐韵，可知这些韵脚的读音从唐代以来没有改变。　　　　明代诗人李于鳞说：作五言古诗要象说话一样。杜甫此诗，和他的许多五言古诗，都可为例证。这些诗都是直接继承了汉代的《古诗十九首》的传统，语言文字，全是平铺直叙，写景、抒情、叙事，随着思想感情的过程，一路倾吐出来，使读者仿佛在听那个农民的喃喃诉苦，这就容易感动人了。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说：“五言古诗，以简质浑厚为正宗。”又说：“古诗贵浑厚，乐府尚铺张。凡譬喻多方，形容尽致之作，皆乐府遗派也，混入古诗者谬。”杜甫此诗，从诗题看，应该是乐府诗，但他写得正是简质浑厚，不作乐府的铺张，不作比兴，所以在风格上，也是五言古诗的正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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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止有“宿鸟恋本枝”一句是比，此外全不用比，也不用兴，甚至也说不上是赋体，因为一点没有夸张采饰。这是一种超于赋比兴以外的诗体。我以为唐宋以后，还应当加一个诗创作手法的名目，称之为“叙”。象这首诗，从其内容来看，简直是一篇记叙文，杜甫以后，止有韩愈能作这样的诗。宋代诗人如梅尧臣、苏东坡，也有过这一风格的诗，此后便渐渐地成为一种没有诚挚感情的道学诗、伦理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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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哀江头》到《无家别》，我选讲了杜甫的五首乐府诗。它们的题目都是作者依据其题材内容创造的。在古代乐府中，未曾有过。杜甫自己也没有用同一题目再作一篇。而以三字制题，又遵照着古乐府题的传统。这是杜甫在乐府诗方面的艺术特征。李白用乐府古题来写新事物，杜甫则创造了乐府新题。比较起来，李白还是个保守派。　　　　杜甫的诗，要到中唐以后，才发生影响。他这种乐府诗，要等到白居易和元稹等出来继承和发扬，才确定为一种新的诗体。白居易给它们定了一个名称，叫作“新乐府”。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