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苏东坡研究》

田寶

苏轼自嘉祐元年首次出川赴京应举，到此时嘉祐六年赴凤翔任上，六年时光，两次离乡，两次离京（一次奔丧，一次赴任），使苏轼感觉人生如踏雪之飞鸿，四处飘泊不定，又到处都留下自己生命的痕迹，他把这一感受写在赴凤翔任途中所作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这是能标志苏轼为超一流大诗人的首篇诗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一首和弟子由的诗。原作如下：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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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原诗亦佳，写兄弟郑州相别后的孤独心情，以情感真挚而动人，但哥哥的和诗，则从一次具体的人生经历中，升华到对人生离合的哲理性的体验，在弟弟“泥、西、题、嘶”的已定好的旋律中，戴着镣铐舞蹈，将具体的场景与抽象的概括融为一体，遂为千古绝唱！此所以苏东坡之为苏东坡也！

苏轼，这只飞鸿，携着缪斯的精灵，向凤翔飞翔，而后，它还要飞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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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仕宦生涯传略

前两节，笔者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苏轼在踏入仕途之前的有关出生、家族、教育、考试等方面的情形。本节将以较为简略的笔法，概述一下苏轼凤翔之后的仕宦生涯。之所以要简略，一是由于篇幅所限，难以详述；二是由于本书的下一章，笔者将以“野性”为中心命题，探讨苏轼的人生观念、哲学思想等问题，同时将较为详尽地涉及到变法之后的苏轼生平，因此，读者可以参照来读。

苏轼在凤翔任职3年，写了《凤翔八观》诗，著名的题画诗《王维吴道子画》即在其中。而这时期所创作的《喜雨亭记》、《凌虚台记》，以后也列入散文名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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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继位。治平时期甚短，也是苏家之多事之秋。苏轼十九岁时所娶之妻王弗与老父苏洵在此期间内相继亡故。王弗是苏故乡一带之青神人，嫁给苏轼时年仅十五岁，小于他的丈夫三岁。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给他留下六岁的儿子苏迈。夫妻情感甚笃。十年之后，苏轼在知密州任上写有著名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词来怀念她。苏轼为父守制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第二位太太以后生了苏迨、苏过兄弟，后者以后也是一位诗人，但其成就远不及其父。

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之中。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资”，任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监督地方的副职，公告命令都要由他与正长官共同签署，因称通判）。当然，这在艺术上也成全了苏轼，使他由嘉祐、治平时期的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以西湖风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同时，也开始尝试写词，并入手便得大家风范，虽然此时尚未进入他自己那种独特的豪放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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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这一类的诗，开 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磨蝎宫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难。果然，在他转任密州、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浙江的吴兴）任上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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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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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

诗案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确认和评价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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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七年三月改贬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苏轼利用迁移的机会，先南下九江，与和尚诗友参寥一起游览了庐山，题写了《题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合佛理禅思。

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见《苏轼诗集》Ｐ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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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苏轼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州海市》）。虚虚幻幻，空灵飘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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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 ）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突然之间，在墨黑的夜空，出现耀眼的火光，照得满山通亮：“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椋。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苏轼在此四句诗下特意自注：“是夜所见如此”，可知是真见而非幻想。

哲宗元祐元年（1086），苏轼回朝后，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再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些都是接近皇帝的职务，由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转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最后，享有了翰林学士的荣衔，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成为重臣，从诗人转为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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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他的民本思想与司马光所代表的上层官僚的意见相左，他认为应对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并进一步主张将以前变法时从民间重敛来的钱币还用于民。这些主张，必然与强大的上层官僚阶层发生矛盾。

与司马光等是政治上的矛盾，与二程（程颐、程颢）则是哲学、思想上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是东坡“任天而动”的性格及其追求个性独立的自由观，与旨在从伦理、道德、精神上强化封建统治的理学思想发生矛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二程为洛阳人，苏轼为蜀人）。

元祐八年时间里，在太后的庇护下，苏轼官运尚好，但心情却“无日不在煎熬中”（王文诰《苏诗总案》语）。他进一步体味到个性束缚、人性扭曲的痛苦。此期间他以题画诗为代表作，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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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八年九日，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这个小皇帝一直在忍耐着，憋着劲要“绍述”先帝的事业。现在，机会到来，苏轼比之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

绍圣元年（1094），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皇帝的教师）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广东英德），接着，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苏轼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由于有过黄州的经验，他的思想也更趋于成熟，他时时地用佛老的思想看待这一切，形成苏东坡式的顿悟和解脱。在一篇《记游松风亭》游记中，他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禅悟的过程：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
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
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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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之“止息、熟歇”，既是旅途意义上的休息， 也暗示人生之休歇，人为什么一定在达到某种目标才能休息，正如攀山本不一定要达到山顶的亭宇，处处可以歇脚，悟得此，就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在海中纵游一般。惠州虽远，又有什么不可以养老的呢？遂于惠州白鹤峰买地数亩，起盖房屋，作久居之地。

随遇而安，成为东坡晚年贬谪生活的一大特色，他与当地百姓情深意笃━━苏轼与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与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民本”思想有关。但在惠州之前，他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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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州，苏轼曾推广秧马，建立水力碓磨，将中原的科技介绍到这里。

东坡的另一首《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结句将东坡游松风亭“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的禅思以凄婉的韵律、美妙的形象高度凝炼地概括出来，遂成千古绝唱。但又谁知，这种旷达豪放之中，又蕴含多少酸人之泪！故东坡晚年之伴侣王朝云始终不敢歌唱此词。

王朝云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买下的侍女，当时还只有十二岁，晚年时，特别是在惠州时期，朝云一直陪伴他。应该视其为东坡的第三位夫人。东坡自绍圣二年（1095）开始禁欲以养生，因为中国古人相信性生活于人伤害很大。。当时朝云亦只有三十余岁，但与东坡在精神世界里，却颇为相得。此年盛夏，朝云染于瘟疫去世。苏轼将她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山脚下（此处亦称西湖）。苏轼曾写有《西江月》词，以梅来凭悼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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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轼却不能在朝云的墓前长相厮守。当权者感到苏轼太快活了。传说是由于苏轼的一首洒脱的诗引起的。苏轼诗云：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纵笔》见《苏轼诗集》Ｐ2203）

当政者章惇（字子厚）当年曾是苏轼的好友，如今却是东坡的政敌。他读到此诗，颇感不悦，说“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耳！”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

这次被贬的以苏轼为首的元〖党人，都被贬到了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史载是当政者根据每人的名字来决定其贬谪之地。苏轼字子瞻，因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庭坚字鲁直，贬宜州。当时，一位测字先生曾经预测：子由所在之雷州，头上有雨水，情况最好，子瞻的儋州有人在，也可生还，唯有鲁直的宜州，宜字去头，恐怕性命难保。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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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苏轼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将家属留在惠州，只身携带幼子苏过过海，全家人痛哭决别。

七月，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仰东坡，派人稍加修葺，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并追究了张中的责任。东坡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苏轼写信曾说：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苏轼颇能入乡随俗：“初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风俗。”小耗子和蜜而食叫蜜唧，苏轼刚来时，闻之就吐，以后渐渐习惯，连同蛤蟆等都可以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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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晚年之诗，愈老愈趋平淡，惠州时的和陶诗中的“新沐感发稀”，及此时所作的“有客叩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等皆是其中之优秀者。更有日常生活诗，写得情绪盎然。诸如饮酒、品茶、访客等，此法开后人杨万里一派之先河，也成为宋诗中的一大流派。

元符三年（1100）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其弟徽宗继位，这是苏轼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北宋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不算那个短命的替罪羊钦宗）北宋王朝就在这种无穷已的党争倾轧中沉沦了。苏轼似乎已有了北归的预感，他曾以默写平生所作八赋，如不脱一字，即可北归为赌，结果字写成功而后数日北迁廉州的命令即到达。朝廷里现在由太后──神宗皇后暂时摄政，这是又一个庇佑元〗党的女人。

经过七年的岭外流放，东坡终于北归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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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在北归的一路上，到处都受到了他的朋友和景仰他的民众的欢迎，观看这位九死南荒而终得北还的传奇文豪。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东坡穿过大庾岭，五月抵南京──他早已得到允许他自由居住的命令，于是决定在常州定居。六月的酷暑，旅途的艰辛，加以常年的精神肉体的折磨，而今一旦放松，66岁（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的老人病倒在旅程中，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暂借的常州孙氏宅中。“文星落处天地泣”，“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
东坡死后葬于河南汝州郏县的峨嵋山。这一归宿暗含了他平生的思想：一方而，此地离朝廷不远，表示他不能完全归隐的一面；一方面，郏县峨嵋，酷似家乡，表现了他对以故乡为象征的“归田”生活的企慕──对于东坡来说，大自然处处是家，无论是黄州、惠州、还是儋州。东坡亦曾总结自己之一生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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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四个诗人是：屈原、陶潜、杜甫和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六）四伟人中，每人所代表的时代与思想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屈原和杜甫表现了儒家的忠君、爱民、“致君尧舜”等进取的观念，苏轼的人生观念，则提供了如何使儒家的进取与佛老的退避批判地结合统一的范例；如果说，陶潜是封建社会前期的产物，提供了以归隐批判现实的方式，苏轼则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投影，提供了比归隐更高一层次的批判现实的道路。后来文人的思想脉络，从李贽到曹雪芹，都是东坡思想及人生道路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点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苏轼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观念。”其影响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末期，它不仅是元明时代浪漫主义的先驱，而且，一直影响到曹雪芹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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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东坡的人生观念，具有冲决种种束缚的“野性”一样，苏轼的文学创作、艺术创作也具有大胆创新，摆去拘束的独特风格：在诗的领域，一方面他继承发展前人、特别是唐诗的优秀成果，一方面他深感在辉煌的唐诗之后，处穷而必变之地，于是，大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理趣为诗”，从而开创了不同于唐诗的宋诗体制；在词的领域，他不仅“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开创了豪放词派，在传统的婉约词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确定了豪放派的阵营，而且“提倡风雅”，在柳永俗词风行的词坛，吹来了雅词的清风，从而成为两宋雅词的先驱；在文的领域，他上承韩柳欧阳，以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创作实绩和丰富的古文革新理论，推动和完成了唐宋时期的古文革新运动，确立了以散行单句、自然多变、表意灵活的散文体裁的一统天下，并引领散文的航船，日益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而他的《东坡志林》，更开了后来公安小品文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