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评传-陈祖美 著

奉旨填词柳三

内容简介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重视和喜爱的女作家之一。本书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面深入的论述，所附《赵明诚传》和《李清照年谱》，并有助于对传主的进一步理解。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新见。书中对传主心灵和情感的逆探、体悟和论析，尤具特色。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遂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522 页。-----------------------------------------------------------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恩，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恩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领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 页。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第241 页。-----------------------------------------------------------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失，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 年10 月7 日

奉旨填词柳三

第一章　引论

　　大约十多年前，在域外举行的一次学术纪念会上，一位中国古代女性的名字，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在这前后不久，国际天文界把水星上的一座环形山脉，破天荒地以一个中国女人的名字命名。这位女性虽然就是本传的传主李清照，但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人士心目中的李清照。至于我们的传主在八、九百年前是个什么样子，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恐怕已经无从想象。因为在她本来是如花似玉的面庞上，过早地染上了焦虑乃至凄苦的神色，接着又被时人和后人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这些面纱有的过于陈旧，上面沾满了种种污垢；有的不是过于俚俗，就是过于时髦，将这类面纱作为封建时代一个贵家女子的妆饰，颇为不伦不类。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主揭去面纱，还其本来面目，以昭示出她在今天的价值。　　然而，对一个文学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来说，要真正做到还其本来面目，还必须象闻一多先生提倡的那样，去探索"数千年来的祖宗"的"心灵中的种种隐秘"①。那么对于李清照这个特定对象来说，就是要首先找到--① 闻一多《杜甫》，载《唐诗杂论》，中华书局1959 年9 月版，第143 页。

奉旨填词柳三

一、打开传主心扉的钥匙

　　钥匙在哪里呢？如果李清照也象丹麦王子那样，把心灵上的钥匙交给自己的恋人，那么，她的这串钥匙，就理所当然地交到她的丈夫赵明诚的手上。遗憾的是赵明诚不仅逝世过早，他还把这串珍重的钥匙丢失在"武陵源"②和"章台路"③上，给自己的妻子造成了终生不能愈合的伤口。这伤口被同代人叫做"赵君无嗣"④。在当时这无疑是李清照的一种心病。她的另一种心病，则是在其十八、九岁时，被廷争之箭射中，从而结下了很深的、时时作痛的政治疮痂⑤。不管是丈夫的"武陵"、"章台"之行，还是传主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株连，在当时都是讳莫如深、不能或不敢公诸于众的事情，只能作为隐秘深藏在内心深处。假如传主是一个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闺秀，那么她的内心隐秘，很可能伴随着她的躯体被埋葬到地穴黄泉， 成为永远也解不开的哑谜。恰好相反，李清照则是一位罕见的感受敏锐、思想深邃而超前，文笔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学多面手，她的人生体验、思想感受、社会政治见解、外交主张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均诉诸于诗文，不便公开的，她就把"别是一家"的词，作为其内心隐秘的栖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为寓托之物。从这里入手，或可找到开启传主心扉的钥匙，而这当中的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媒介。　　（一）以梅为媒　　古今中外，可以说没有一位严肃的作家，不把她（他）帐触最深、最想说的后写进作品之中的。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其它事功的、纯情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了解，离开了对其作品的探究，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李清照来说审视其心灵的最好窗口，莫过于《漱玉词》。而《漱玉词》又有一个极为显眼的特点，就是咏物之什比重特大。咏物词中，又以专门咏梅或涉及到悔的数量为最，约占现存《漱玉词》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这类同竟有九、十首之多。根据这种初步考察，以梅为媒了解传主的思想感情的思路，无疑会是正确的。　　思路正确不等于手到擒来。要研究梅与传主的关系，首光要调动笔者本人对梅的兴趣和与它有关的知识库存，以正确判断梅的历史文化意蕴。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①。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它好比是位极人臣的宰相.起着调和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唐代以前中国的版图上，梅之为物随处可见。相传李隆基即因其妃子江采苹居处多梅而赐名梅妃。二、三十年后，在元稹等人的诗中，还可以看到在长安一带有梅树生长。①气候逐渐转冷，到了北宋，梅在北中国的许多地方已难以越冬，便成了罕见② "武陵源"借指"武陵人"，语出传主《凤凰台上忆吹萧》词·清照以此影时其夫的"天台之遇"。③ "章台路"，其义略同于"武陵人"，此指赵明诚青褛冶游之事，详后。　　④ 洪适《隶释》卷二六，商务印书馆影印明万历本。　　⑤ 指传主之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事及朝廷有关诏命：党人子弟不得与宗室通婚、亦不得居京。李清照可能因此受到汉重株连。　　① 参《尚书·说命下》和《左传·诏公二十年》。　　① 参元镇《赋得春雪映早梅》诗等。　　之物。所以在苏轼写于宝鸡一带的诗中，有以杏充梅之事②。到了李清照生活的年代，在她的原籍，梅已不能自然生存，因而在当时的载籍中，有"北人不识梅"③之说。物以稀为贵，加之传主生性好奇，所以她一到汴京，就把一株良种梅，亲手栽培在她居住的闺阁近傍。从此之后，梅不仅成了其词作的主人公，还被她引以为最好的朋友，以至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其状梅之语，多系喻己之辞，凡是不便明说的心里话，便托咏梅以出之。梅的命运几乎与传主的命运合而为一。这一论点，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身世词"中予以证实。　　（二）改二期说为三期说　　在李清照研究中，一直沿用二期说，即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病卒为界石，将传主的行实分为前后二期。事实上这种划分是不妥当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第一，"靖康之变"是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 年）冬，而赵明诚病卒是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相隔近三年之久。二期说就等于将这三年的时间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又是风云巨变的三年，其冲击波比以往的十年、二十年还要大。将这三年变成空白是二期说难以弥补的不足，给本来难度很大的传主作品系年问题，带来了新的困难。　　第二，二期说主要是建立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前期传主处境优越，夫妻相得，美中不足仅是伉俪小别。只是到了后期遭受到国破家亡时，作品的基调才变得哀伤凄苦。这是一种与事实有悻的想当然的说法，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说，传主作于由青州赴莱州的《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和乍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其基调诚可谓凄入肝脾，哀感顽艳。但那时李清照只有三十八岁，离"靖康之变"还有五年多，离赵明诚逝世整整八年。依照二期说，这无疑是前期的作品，但内容却不是所谓的伉俪小别，而是夫妻相聚，还是她自己主动前去的。那她又为什么要那样伤感，甚至认为自己就象身陷绝境的人那样的"可怜"①？对这类问题二期说是无法回答的。更使二期说者为难的是，对传主作品的一些重要篇目不能正确解读，对其中的关键故实和意象的解释，不是不着边，就是加以曲解。比如《凤凰台上忆吹萧》，其原词云：香冷金倪，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对此词中的"念武陵人远"之句，以往的阐释，除了沈祖棻先生的见解①，② 参苏轼《次韵子由歧下诗·杏》。　　③ 陈善《们虱新话》下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① 李情照《感怀》诗中有"公路可怜何至此"，即以当年袁术（字公路）的断粮自比。① 沈祖棻云："'武陵'，在宋词、元曲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渔父故事；一是指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故事。"《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3 月版，第135 页至136页。　　极少近是者，完全到位的可以说没有。其实这当中含有词人很深的苦衷，取义极为深婉。"武陵"原指"武陵源"，典出陶潜《桃花源记》，其中说晋大无中武陵郡渔人入桃花源事。所以"桃花源"又称"武陵源"。"武陵源"因与"桃花"有关，它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即刘义庆《幽明录》所载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并与之媾和事。仙女住在河之源头的桃林之中，这片桃林又在今浙东的天台山上，所以刘、阮与仙女相会事又称"天台之遇"。因为"武陵"和"天台"都和"桃花"有关，而"桃花"在我国占典诗词中又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象。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的寓意，说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②之遇，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外遇或"桃花运"。丈夫的"桃花运"，往往就是妻子的厄运。身为人妻者在这方面的担心，恐怕庄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都不一定是完全多余的，更何况处在纳妾被视为天经地义、青楼冶游等于家常便饭的宋代。那时的夫妻关系大都是非常脆弱的，即使被认为是"夫妇擅朋友之胜"③的赵、李之间，其性爱关系也存在着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的一面，从而给李清照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只着眼于时代政治背景的二期说，自然顾及不到词人的心理状态， 那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工作，也只能是大而化之，或极为肤浅的。　　第三，二期说较适合于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 对于细腻的心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眼下新的方法层出不穷，尤其是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泊来的文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等，与土生土长的"以意逆志"①、"知人论世"②、"诗无达沽"③等传统方法，几乎是一拍即合。这种种力量凝聚成的合力，足以突破二期说的原有阵地，代之以三期说。　　第四，在二期说被强化的背景下，不够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即使接触到"文本".也往往只是对其中所体现的"阶级性"、"人民性"等等特别关注。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文学的，所以在二期说中极少接触到诗词学的范畴。而对于《漱玉集》的解读，如果不从捕捉作为重要的诗词学范畴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就绝无可能入其堂奥。李清照作品中意象的出现和意境的建构，部有跨越时空的漫长发展变化过程。比如"梧桐"这一既可象征新生向上，又可寓托离愁、悼亡之意的意象，它在《漱玉词》中，不是从"新桐初引"④一下子跳跃到"'梧桐落"⑤，而是经过了"梧桐更兼细雨"①和"梧桐应恨夜来霜"②这样一个长期受到雨打霜冻的过程。二期说抹杀了这个过程，硬把梧桐细雨《声声慢》作为后期的作品，从而造成了不求甚解，以至多处误解、曲解了此词的原意。　　鉴于二期说存在上述不足，要想使李清照研究深入下去，看来应首先对② 孟棨《本事诗·情感》：唐崔护独自游春，遇倚桃柯之女。对之有所同意和感念，来年题诗左扉，有"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句。　　③ 赵世杰等编《古今女史》卷一，明崇帧刊"。　　①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②⑩⑨④年版。② 《孟子·万章上》。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华书局②⑩⑧⑥年排印本。　　④ 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　　⑤ 李清照《忆秦娥》（临高阁）。　　① 李清照《声声慢》。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　　它加以改造。所以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传主的生平分成十个阶段。对一本专著来说，这种较细的分段，便于对传主的身世和思想感情作较深入探讨。如果从传主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将前、后二期说改为前、中、后三期说，似以这样划分较为合理--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也就是从传主出生之年，到徽宗大观元年（1107 年），开始屏居青州之年为止，共二十四年。　　中期：也可以叫做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传主从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传主从四十六、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左右传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厘订的三期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期说的不足，不失为李清照研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有力的证明。但也应该说明不能认为有了三期说，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它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点，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变"作为传主中年时期的下限，这对于传写心曲的李词的研究极为有利。对于把丈夫作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运的是"既嫁"所必从的丈夫和"夫死"应从的儿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实正是这样，在"靖康之变"后，赵明诚健在的近三年的时间内，清照词的题旨，可以说与整个中年时期毫无二致。所以依三期说将此时的清照词划归中期，十分得当。而赵明诚一死，其词的题旨旋即大变，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叹"，亟变为对丈夫充满深情的悼念。其诗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靖康之变"以前的篇目或咏史，或以诗代言替亲友打抱不平，或变着法儿感叹自己的身世。再说，那时传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写诗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变"一发生，特别是当她来到金陵古都，其诗兴大发、诗思大变："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②。所谓"明诚在建康日"，即指其于建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宁府其间。清照是于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宁，其循城寻诗，当在初到江宁的春、冬，或翌年春，也就是"靖康之变"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为何，这里虽未确指，但时人却异口同声他说其时清照所作是这样的一些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此时主战派的著名将相宗泽已死、李纲被罢，当权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哼哈"二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上述清照诗的讥讽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说将这类诗放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说的将它一刀切在后期。　　第二点，如果说在追加惩治元祐党人的高潮过后和"靖康之变"以前，北宋世事的变化一度出现了类似"死水微澜"之状，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中，也是几年、十几年无甚变化的话，但在赵明诚病故前后李清照的心态却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把建炎三年、传主四十六岁作三期说中期的下限，是不够周密的，因为赵明诚是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传① 《仪礼·丧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 庄绰《鸣肋编》卷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诗说隽水》。主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体到赵明诚的谢世之日，那又可能被认为过于细琐。但以上两点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说之于二期说的优势，因为对李清照研究来说，一切应该以有利于解开其同中之谜为前提。所以三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先兆。也可以说又找到了一把开动传主心扉的钥匙。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鉴于李清照诗、词中反映的内容不一样，采用三期说，在分析她的诗作时，则应略予调整，尽量吸取二期说在这方面的长处。　　（三）精心为传主梳辫子　　尽管传主不时为难以言传的的不幸折磨得无心梳妆，或"任宝奁尘满"，或"日晚倦梳头"，确实需要有人帮她把秀发梳理一下，戴上她心爱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从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这里所说的梳辫子仍然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对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实加以编年。作品不能正确系年，会直接影响到对其题旨的理解，更发现不了其中潜藏的深意。以往对《漱玉词》的不求甚解，或是误解和曲解，大都是因为不了解传主的行实，不能对其作品进行正确系年造成的。因为李清照从婚后不久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环境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样，几乎散佚殆尽，幸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沦为散乱之珠，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难以发光的夜明珠。前人为了探俪得珠，曾不惜潜入"九重之渊"，把传主的作品从已被焚毁、劫掠的《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或从其同代人的编著、手泽等各种文献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地逐渐哀编成目下略具规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首词（还有十余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诗（还有十余句失题之作）与文八篇，共计七、八十首（篇），但能够确切系年的诗、词、文，总共不到十首（篇），其绝大部分现存作品被认为无法系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一般来说，在无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会里，不用说是一向受性别歧视的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视，就是作品分量相当的两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的，一位是在野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同样没有标明写作时间，那么为前者的作品系年就比较容易，因为其行实见于正史或其他记载的机会多，而要为在野的或身居低级官吏的（犹如柳永那样）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则往往要穷尽多方搜集之力，其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为封建时代的女作者的作品系年，难度则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必须深闭家门，而少数离开家门的，那就可能被关闭在宫、观等更加封闭的大门之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难见天日，只能留在闺房内私下把玩。及至到了旧礼教被强化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步，那么女作者为其作品署名、标时，不仅是多余的，更可能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烦，没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写作本身恐怕也不敢问津。李清照的情况虽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动京师，但也仍然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或议论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旧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的作品那样，随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册；加之在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条件下，标志写作时间之类的事，一般不会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时随手写上何人写于何时何地的字样，在作品传抄中也极易被忽视， 久而久之便断了线索。还是以李清照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党争株连，是时接连下达的诏敕，有的竟以"元祐党人"①及其子弟的诗文为非法之物。在传主被遣归原籍期间所写离情词，尝随其书信"函致明诚"；即使在党争缓解之时，她悄悄回汴京小住，也只能下榻在"无限深幽"②的闺房之中，那里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门"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帘"②，阻隔着她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词，但却不敢外传，也就用不着署名、标时。在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过程中， 还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其作品中含有种种隐衷，即使传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于是就出现了对于题旨及写作时地的种种猜测附会③，这类记载愈是煞有介事就愈能混淆视听，致使以讹传讹近千年之久；另一种情况是李清照其人很有棱角，其作品很有锋芒，而其矛头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陈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礼教，以及那种"驵侩之下才"④等等。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卫道者老羞变怒，一旦惹恼了或触犯了那班小人，就会生出许多"无根之谤"⑤，使传主深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时人认为不名誉之事的文字，便不敢公诸于世，加之对她的物议攻讦、流言蜚语屡见不鲜，其作品的真伪尚且难辨，更不消说其作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现存《李清照集》中，存疑作品比例大，难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这是公认的两大难题。如果在这种基础性的问题上，知难而止，仍然把一个带着种种面纱、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来越高，甚至是颇为挑剔的当今读书界，恐怕年轻的和新生代的读者，不会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样迷醉于她，更何况这里是要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现今社会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清照评传》这本拙著不辜负下列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① "元祐"是北宋哲宗时的年号，从公元1086 年至1093 年。哲宗继位之始只有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任用司马光、苏轼等，废黜王安石新法。高氏卒后，哲宗听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祐大臣吕大防、苏轼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间互相报复的局面。徽宗继位后，任用蔡京、赵挺之等，对元祐年间受到重用的大臣的惩处加码。对死者一一迫贬，对生者一贬再贬且罪及子孙亲友。清照之父李格非曾受到苏轼赏识，遂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单。　　② 李清照《满庭芳》词。　　① 李清照《小重山》词。　　②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③ 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津逮秘书本）："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对这一记载的附会之处，本书正文中还将有所分析。④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⑤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① 　　匡亚明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见本书卷首。　　在反复捧读匡老的这一书序，特别是这段充满深情的话语后，笔者深深为之感染和鼓舞，一直是在一种极为"感奋"的心情下来进行这项写作的。所以首先下定决心，在李清照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上，采取知难而进的办法，不管自己为之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也要设法解决李清照作品的系年问题。其具体做法主要是"转益多师"，不拘一格，这里仅举二例：例一是，选取他山之石以攻玉。女子的事迹既然难见载籍和经传，那么就从与她有关系，又有地位的"须眉"的行实中寻找线索。传主的翁舅赵挺之系时相之一，他的事迹多见于正史，对于清照写给他的诗句，即可联系朝廷的有关事件，加以分析排比，从而作出较合理的系年。又如在中华书局1981年8 月出版的孔凡礼辑《全宋词补辑》的第26 页上，载有从《诗渊》第25册上发现的李清照的一首《新荷叶》。关于此作，除了在原出处署有"宋李易安"的字样外，无其它任何线索。笔者根据词中有"芝兰为寿"等句，第一步可确定它为寿词；又根据其中的"鹤瘦松青"、"东山高蹈"等句，第二步确定这位寿星还是一位隐士，也是一位极受词人尊重的长者；第三步即排比与清照有关的人士，这就很容易把眼光集中到与其父有深交的晁补之身上；第四步查考晁朴之的行实。原来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是晁补之隐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并于是年修葺了松菊堂。此时又大约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屏居青州的第二个年头。金乡和青州均属于今山东，且二地相距不远。在没有发现与上述思路相抵悟的材料之前，将这首《新荷叶》，作为传主为其文学上的忘年交和长者晁补之所作的一首贺寿词，系于大观二年，当是合理的。至于为什么对此词特别重视，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出交代。例二是，亲身体察，旁征博引。这是对在《漱玉词》中别具一格，又是传主的一首重要词作的《渔家傲》的系年而言，此词云：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所谓"亲身体察"，对解读此词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象亲口吃饭那样，对词旨细细品尝体味；其次是对词中所涉及到的虚实难辨的名物，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实地考察，比如对结拍的"蓬舟吹取三山去"的"三山"，以往注家都说是指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这与词的表层语义是相符的，似乎无可非议，但对于解决词的系年问题却毫无意义。而不能正确解决它的系年、不了解传主在写此词时的心态如何，解读就很难到位。于是就转换视角，从另一角度考虑，遂想到"三山"还是实实在在的地名，而且在我国至今的版图上仍有四个地方叫做"三山"。一是今山东莱州有"三山"；二是今南京西南长江东岸有三山；三是京口（今江苏镇江）又名三山；四是今福建福州别称三山。这四处三山，莱州和京口二地，清照确实到过。南京的三山，在其远览寻诗的过程中，登上北宋人所建的赏心亭当可尽收眼底，不必乘舟前往。为了弄清清照到底指的是哪一处"三山"，笔者曾对这几处"三山"所在地作了考察，从而断定--清照词中"三山"的表层语义是指东海三神山，而深层语义则是指福州的别称"三山"，下面我们就通过旁征博引来解答传主为何要到福州的问题。　　原来建炎三年（1129 年）闰八月，因金兵南下，高宗自建康逃往浙西。　　是时李清照还留在建康为逝世不久的赵明诚料理后事。事毕，传主在走投无路中，打算"往依""任敕局删定官"①的胞弟李迒。"敕局"是主管皇帝诏书的机构，其属吏自然是跟随御驾行动。清照要投奔其弟就得紧追御驾。不料这位年事正盛的宋高宗却闻敌丧胆，望风而逃，清照几经扑空，终未追及。紧接着传主耳闻"颁金之语"②，意即赐玉器予金人，也就是有人诬告她家私通金人的意思。此事非同小可，清照为之惊恐不已。遂倾其家中铜质器物，欲追赶逃跑中的宋高宗投进，以湔洗被诬之冤。所以高宗在两浙逃亡的路线，也就是传主追赶流寓的路线。　　高宗的行实详见于诸多史书，稽查可知：建炎三年十二月，在高宗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时，"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先是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③。这说明高宗早已作了从海上逃亡的打算。至于逃往何处，那恐怕是绝密级的事情，清照不一定能很快得知。是时卫士张宝等托词家有父母妻子，不愿乘海舟护驾且出语不逊，高宗以御笔偷诛张宝等首者十七人于明州市。同年十二月已丑，高宗在定海上船诏以亲军三千余人自随，二府④亦登舟奏事，君臣皆以为敌骑虽百万，其在海上却无能为力，登舟即可免祸。甲午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兵，泰州、高邮军亦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①。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明州守者奔散而出，金兵入城。高宗闻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并于"二月乙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驻跸，更名龙翔。"②在金兵相继攻破明州、定海后，原来的势头是继续南侵，可巧风雨大作，加之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引大舶击散之。金兵退据明州如扬州例，焚其城，且占领七十日。在这期间，高宗以福建为退路之想已公开化并付诸实施，一连三令五申速将其祖宗"神御"迁往福州③。"神御"是特指帝王的遗像。同一位宋高宗，他对父母兄长在北金受尽蹂躏，不啻无动于衷，对祖宗的遗像倒备加关注，其用心不难体察，上一年，先期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在洪州失陷后，亦于此时入闽④。　　从赵家的情况看，明诚母郭氏原殡于江宁，后迁葬于泉州⑤，而其次子思诚则于建炎年间已家于泉州⑥，此外还有"泉州故相赵挺之家"⑦之说。这一切无一不表明赵家已在泉州安了家，站住了脚跟。如果说赵家"三诚"中，季子明诚之行实尚有微暇的话，长子存诚、次子思诚则可算作封建社会中难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③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中华书局1957 年版。　　④ 二府：指政府和枢府，亦称东、西二府，即指朝中政、军界要员。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③ 《中兴小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诏启运宫神御于福州奉安"，《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亦云四年二月"乙亥?奉安启圣宫祖宗神御于福州"。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8 年版。　　⑤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⑥ 《福建通志》卷五十二。　　⑦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1957 年版。　　得的好官吏。清照对丈夫的这两位兄长和他们的妹夫等都很信任和倚重。此时在泉州有职有权的赵思诚当不会对流寓两浙的弟媳置之不理，而嘱其诣泉州避难是顺理成章的。既如此，传主产生南行的意向，悉在情理之中。另外，在这首《渔家做》中，还有一个关于南徙的有力的内证，这就是"九万里风鹏正举"之句的出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①鹏是将徙于南冥的，也就是由北海往南海飞，与清照所向往的去泉州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她在词中运用这一典故非常恰当，如果她向往的是北方莱州的三山，就不能以南飞之鹏为典，而从青州到莱州三山，绝无云雾茫茫上接天际的水路可行，其必经之地则是她写《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时下榻的昌乐驿馆。其由青州至江宁虽系南行，但"三山"不用作江宁的代称，再说这段水路也远不及由温至泉舶行所给人的水天相连的感觉，而词之首句的"天接云涛连晓雾"，即很象是温州瓯江孤屿水天云雾实景的幻化。至今虽仍未发现有关清照到过温州江心寺的记载，但因她一直追随高宗的逃亡路线，亦当到过江心寺。此词很可能写于被谢灵运形容为"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②的瓯江孤屿。词中"风休住"，意谓风送行舟，这正是清照于建炎四年正月底或二月初抵温时，北风劲吹的季节。船借风力由温南行无疑。　　据上所述，拟将清照的这首《渔家傲》词作如下的解读和系年：此词虽题作《记梦》，却不一定完全是梦境的实录，倒像是作者上述那段特殊经历的艺术再现。后来清照的女弟子韩玉父，曾"自钱塘而之三山"，她是从杭州到福建去寻找那位与其"有终身偕老之约"、"得官归闽"的"林君子建"①。可见宋代人对于清照的"三山"之意，是理解为南去福州的。　　福州不仅是由温至泉的水行所经之地，而且别称三山。所以词中"蓬舟吹取三山去"的语言意义虽是指东海三神山，而其言语意义则是指福州。同样的道理，词中的"帝所"、"天语"，字面上是说作者在梦中听到天帝向她发问，实际是她殷切企望追及、陛见高宗心理的幻化。因此，不管清照的行迹是否到达福州或泉州，这首词的写作契机既与福州（三山）有关，更与"天帝"在人间的代表高宗有关。在这之前一、二年中，清照又确实"循城远览"，寻得诸如《乌江》、《咏史》和"南渡衣冠少王导"等"惊人"和"后世皆当为口实"②的诗句。此词中的"学诗谩有惊人句"，当是以上创作实绩的带有讽喻和牢骚意味的概括。由此看来，这首一向被认为表达理想的浪漫主义的豪放词作，却有着极为直接而深婉的现实内容。所以将它系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或二月，是有史、有事可稽，当可为人所接受的。作品系年既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在这上面多花一些气力是必要的、值得的。对《渔家傲》一词是这样，对传主其他作品的系年，也大都花费了一番九牛二虎之力，从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掌握了作品系年这把钥匙，更便于打开传主心室的大门，为其隐衷找到现实可信的依据。　　①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中华书局1961 年版。　　②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逮钦立辑校，中华书局1983 年版。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转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 年版。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涵芬楼排印本。　　（四）细审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一回事。对于作品中用典好，还是不用好，在古丈论家的眼中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刘勰是主张用典的，他所说的"事类"①，比通常所说的"典故"的范围还要宽泛得多。而钟嵘针对"文章殆同书抄"②的弊病提出，有关治国巨著可以用典，而对于抒情诗则不应该用典。不知有意无意，李清照作品在用事用典方面，分别吸取了刘勰和钟峙的精辟见解和合理主张，从而扬弃了刘、钟之说的片面成分。在她的文章和叙事诗中大量用典，而在其写景和抒情的短幅诗词中，有的一个典故也找不到。刘勰见解的极为可取之处是在于"用人若己"③，即引用前人的故事，要象自出其口。这一准则，李清照在其身世词中运用得尤为出色。她在其《词论》中是主张，甚至强调使用"故实"的，而她的绝大部分词中的故实，就象是高钠盐溶解人水，味道很浓，却不见踪影，因而使得迄今为止的《漱玉词》的诸多注家和论者，大有失职之嫌。一方面是应该注出的典故没有注出，另一方面是即便注了出来，其训释也没有到位，甚至不少解说是穿凿迂腐的，致使传主的难言之苦未曾得到应有的同情，更使其许多超前的进步思想和对于社会人生的许多精辟见解，未曾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以往在解释李清照其人其作时所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在对其用事用典的缺乏甚解上，尤其是对于《漱玉词》的研究，假如不从细审用事用典上入手，恐怕永远也解不开其中的"司芬克斯"之谜。　　对《漱玉词》的研究，笔者是从对分歧最多、被误解程度最严重的《声声慢》一词的解读开始的，此词的"文本"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惟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词中有一处重要异文，即"晓来风急"的"晓"字，其所以被多数学者误解为"晚来风急"的症结，是在于没能发现此句中包含着一个犹如盐溶入水的典故。这就是"晓来风急"系化用了《诗经·终风》篇的"终风且暴"之句。与这一发现同时被作为解读此词金钥匙的，还有前文所引"赵君（李）无嗣"之说。而与"赵君（李）无嗣"具有同一种含义的、《终风》篇所暗示的卫庄姜的被疏无嗣，不正是清照与庄姜的同病相怜之处吗？又何止是她们两人，打开那部血泪斑斑的中国妇女史，里面有多少"妇"老姐妹因"无后"而被作为不可饶恕的罪人！即使她们忍受着难熬的分娩痛苦、任凭生过多少个女儿，也不管这许多女儿有多么聪明伶俐、长得有多么好看，只要这个女子生不出一个哪怕是弱智的儿子，那么她同样会被认为是"无后"者、同样逃脱不了被茶毒和戕杀的厄运！！所以这个"赵君（李）无嗣"毫无疑问就是中年时期李清照的最大心病。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包裹最紧的词核。把"赵君（李）无嗣"这样的"儿女事"作为《声声慢》①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② 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版。　　③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　　的词核，既符合当时的词材标准，也与传主的同学主张相一致，也当是对"晓来风急"句的入木三分的解释。此词中最大的难点被攻破了，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笔者还对《凤凰台上忆吹萧》中的"念武陵人远"句，作了前文所缕述的一番新解。1991 年5 月，为参加在山东莱州举行的李清照学术讨论会，笔者又对传主赴莱、居莱诗词的主旨故实寄意等作了新的解释。此后更曾反复考虑可否用类似于冶金术中的置换法，把本来浑融于《漱玉词》词境的前人故事给透析出来，从而为今人提供一架观察传主肺腑的透视仪和显微镜。　　既然用细审用事用典的办法解读《漱玉词》，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所以便对现存近50 首清照词，一一作了"透析"，又从中发现了不少过去未曾被注出过的故实。这些将在本书第四章《"压倒须眉"的<漱玉词>》中，联系具体词境，分别加以训释，以下仅以一、二实例，看看传主在使用故实时，所表现出的才华和睿智，以及从中所折射出的是一颗被损伤到了何种程度的心灵。这类实例之一就是传主在受党争株连过程中所写的一首调寄《满庭芳》词：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渐好，叉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此词大约写于崇宁四、五年间，是时作者二十三、四岁，在党争有所缓解时，她回到了汴京。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廷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禁令还没有完全解除，清照当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却遭到了冷遇，并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邪中不受欢迎的人，她只好回到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阁"。这虽然仍是当年"理瑶琴"①的闺房，"闲窗"、"重帘"依旧，但主人公的心情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她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在急切的期待中，借"理瑶琴"略寄春情，现在则是在失望中备加伤感。当年的闺阁，如今仿佛变成了禁闭室，一颗尚未消逝的"春心"被锁进了"无限深幽"的"小阁"。聊慰寂寞的盘香已经燃尽，阳光也已西沉，整整一天，或云不管白天夜晚，总是"无人到"。这个"人"，不同于李惺笔下泛指一切不诣其被软禁"庭院"的"谁"②，而是李清照专用于对赵明诚的呢称，当与"念武陵人远"、"人何处"①里的"人"同义。所谓"无人到"，就是词人埋怨赵明诚应该到而不到她身边来。为了简练而确切他说明作者的这种心情，仅词的上片就用了明暗两个典故。一个是"临水登楼"，一个是"何逊在扬州"。前者旨在强调主人公虽然心情很不好，但却不同于写《登楼赋》时的王粲。他在（湖北）当阳"登兹楼以四望"，所产生的是怀才不遇和思念家国的忧戚，而词中的主人公，也就是生活中李清照的化身，那时她并没有什么家国之思，在汴京失陷，她由青州到江宁产生了家国之思后所写的《鹧鸪天》，就直接了当他说自己也有与王粲同样的"怀远"②之情，因①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　　② 李煜《浪淘沙令》上片云："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① 李清照《点绛唇》（寂寞深闺）。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有句云，"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为这种情感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问题，而真正难以告人的是藏在"何逊在扬州"一句背后的情节。词人的睿智和苦衷也恰恰表现在对这一故实的婉转借取上。以往的注释仅仅为"何逊在扬州"句找到了这样的出处--指出此句基本上是杜诗原句③。只是到此为止，根本无法说明李清照的心情，也找不到其"寂寥"的真正原因何在。必须过细地审视此典才能发现，原来词人是借何逊的《咏早梅》诗，来表达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何逊诗中有这样几句："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这类诗句，即使出自象何逊、杜甫那样著名的男性作者之手，也不外乎"美人香草"之喻，而对于女词人李清照来说，则具有真实感人的身世之慨，她此时与失宠的陈阿娇和被弃的卓文君完全是同病相怜的。所以她特别声明其内心况味与因其貌不扬，加之体弱，不为荆州刘表重用而产生桑粹之念的王粲不同，故云"又何必临水登楼"。紧接下去的"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诸句，可直译为：丈夫不肯到身边来，使自己产生寂寞（冷落、孤独）之感，简直就同何逊在扬州所写的《咏早梅》诗中的被废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和被因献赋得官欲取茂陵女子为妾的司马相如遗弃的卓文君的心情完全一样。词的下片大意是说，谁都知道，从来都是以梅自况的作者，她也和江梅一样，以皎洁风雅取胜。由于所处环境优越，便经不起风雨的摧残。尽管如此、尽管江梅也有因失去白雪的映衬而香消色褪、甚至随风飘落之时，但因其浓香彻骨，即使将落花扫掉，却仍留有香气和情韵。这正如一对曾经沧海的夫妻，尽管经历挫折却仍不忘旧情。这一切"难言处"，待到"良宵淡月"时，其"风流"、"韵胜"，就象江梅（疏影）一样，会得以再现！　　这首词的语调平缓，文字从容柔曼，但其语义深层却含有峥嵘筋骨，简直就是传主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和《白头吟》！由此可见传主的苦心，亦可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多么没有保障、多么可怜！《漱玉词》中有不少篇目不仅具有类似于《长门赋》和《白头吟》的性质，而且更凄楚感人、更值得同情。细审传主的用事用典，可大大加深对其人其作的理解，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诚然，笔者在对传主的命运有了一个较符合实际的总体理解后，就较便于发现并挖掘出其所用典故的深义。这一情况表明，对这位既令人服膺、又令人同情的"扫眉才子"的研究，将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大大有利于这一评传的写作。　　③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亿见寄》一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等句。

奉旨填词柳三

二、新构想的背后

　　在对李清照生平的评述和对其作品的解读时，本书分别采取了一条不同于他人的思路和运用了一套较为独特的方法，拟统称之为"新构想"。对此，因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说作依据，所以不怕有人对其中的"猜测"成分说三道四，倒是从另一方面很担心这一"新构想"可能被误解成文学研究的"福尔摩斯"或"神探亨特"。诚然，拙著中试图运用一些泊来的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笔者抛弃了土生土长、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相反，对传主内心隐秘的破译和对其某些难度较大作品的解读，首先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一）以信史为依托　　信史是指诚实可信的历史。在我国能够担当起"信史"这一美名的，主要是指《春秋》以来的纪事翔实的正史。李清照的事迹见于正史的仅廖廖数语："女清照，诗丈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①这则记载对于研究李清照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因其过于简略，对于要写成一部有一定规模的思想家评传来说，又远远不敷使用。所以上述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或称曲径通幽之法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将踏破多少双铁鞋，笔者对本书的最起码而又最严格的要求是，必须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托。而且，在这方面，黄盛璋、王学初等许多前辈学者曾辛勤衷辑，已为我们作出了示范。然或由于各自发现、引用材料的视角不尽相同，只要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当仍能有所创获。所以眼光既不能离开已为人们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充分发掘正史及其它与传主有关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研究柳永的专家，曾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搜寻到有关柳永的重要史料，从而纠正了关于《望海潮》的系年错误等问题，这亦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活于南北宋之间的人物，不仅如此，李焘此著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较之原书已有残缺，而这残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因而笔者虽在阅读此书时有所收获，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笔者的注意力转向与李焘是书相续的另一部编年体史学要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此书由南宋李心传所著，专门记载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实，而李清照晚年的生活在时间上亦大致与高宗一朝相始终。经过一番披览搜寻，笔者果于其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同时，笔者十分重视对《宋史》的翻检利用，二者相互印证，使我们对传主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这里姑举两例。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载赵思诚除中书舍人时，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思诚，挺之子，挺之首陈继述，实致国祸，??岂可使其子尚当要路。"《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亦载挺之"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拓诸人不遗力。"同书卷三百二十九《邓洵武传》所附《邓洵① 脱脱等《宋吏·丰格非传》，中华书局1977 年版。　　武传》，亦言挺之为当时"助绍述者"中的重要人物。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和可凭信的。　　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载，崇宁二年九月曾"诏宗室不得与元佑好党子孙为婚姻"。①　　对于第一条材料，需要说明的是"首陈继述"的"继述"二字，它不是修辞和训诂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特指继承宋神宗所实行的新法："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②。熙宁、元丰是神宗年号，元祐是哲宗年号。神宗时重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但这位既受史家称道又同时被针砭的神宗皇帝③，却在三十八岁的盛年谢世，其第六子哲宗嗣位后，年号元祐。这位"临朝庄严，左右仆御，莫敢窥其喜温"①的小皇帝，毕竟只有十岁，实际是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一味重用苏轼等老臣，所以尽废新法。元佑八年高氏卒②，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以绍述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高氏主政时所废新法。哲宗卒，向大后听政，罢斥章惇，新政又废。到了徽宗崇宁元年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七月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原来崇宁元年"首陈继述"的不是别人，而是时相曾布和传主的翁舅赵挺之。至于对"首陈继述"之事和对赵挺之、曾布如何全面评价，那主要是历史学科的课题，与李清照有关系的是由此二人所建议的"绍述"，实际上成了"排击元祐诸人"并株连其子弟的祸根。所以这不是一条一般的史料，它说明正是李清照的翁舅赵挺之参与将她的父亲李格非推向了更深一层的廷争陷阱。如果赵挺之是一位器识大度的政治家或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此事不一定株连到自己的儿媳。偏偏赵挺之是一个度量狭小，甚至是一个眶毗必报的人。陈师道《与鲁直书》曾讲到这样一件事："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几如小邢矣。"③一个把政治恩怨竟然带到学术领域的赵挺之、一个对其季子都不稍加宽容的赵挺之，一个把对政敌苏轼的怨恨迁怒于其"亲家"的赵挺之，又怎能设想他不把为其恼恨的李格非感戴苏轼之事嫁祸于儿媳李清照呢？苏轼、黄庭坚均为当时的书法大家，赵明诚作为一个广采博收的金石书画酷爱者，其"录藏""苏、黄文诗"是极为有眼力有意义的大好事。这样① 赵挺之倡为绍述事与徽宗崇宁二年诏书，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八十八亦有明确记载，可参。② 《宋史·章惇传》。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谓"帝天性孝友，其人事两宫，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帝之世，乃出居外第。总揽万几，小大必亲。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恶逸，诚欲以此勤报之耳。'谦冲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时承平日久，事多舒缓，帝历精图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乓，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王安石遂以富强之谋进，而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诸法，一时并兴，天下骚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祖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驯至靖康之祸。"陈按，对史家此说仅供参考，绝不能一言当否，百世从之。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续资治通鉴》卷人十三对高氏的评价是："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栽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陈按：对此评价，亦应斟酌去取，不宜悉加从之。　　③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的事赵挺之都要加以干涉并为此对其季子翻了脸，又怎能保证他不为自己"进居政府"之事，而对儿媳提出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要求"呢？生活在这样一位翁舅主宰的家庭里，作为一个出嫁不久的"新妇"，传主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廷争时松时紧，人事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赵挺之对李格非虽没有尽到搭救之力，李清照曾为此很伤心，但作为"亲家"，他对李格非也不至于一味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后来李清照在《后序》中提到他时，字里行间颇含礼敬之意。上述一切当是传主作品的政治、心理背景。了解了这种背景，不单是那种曾把情调悲苦的《漱玉词》说成是作者"贵妇人阴暗心理的反映"的论调不攻自破，就是曾为不少人所接受的什么"明诚负笈远游"、"伉俪小别"云云，也不再会被普遍认可，从而为李清照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这也是所谓新构想的旨归所在。　　第二条材料对元祐党人子弟虽然很苛刻，但它能否直接威胁到李清照，还要看执行过程中的宽严程度。其中的关键是赵挺之家算不算"宗室"。唐宋以来，"宗室"一般是指皇族。赵挺之虽然与皇家同姓，但他并非皇家亲族而曾被认为"赵、李族寒"①。但是，在唐以前的典籍中，士大夫的支属有的也称"宗室"①。根据赵挺之的为人说他有脐身于"宗室"之意，当非妄测。至于赵挺之为什么要这样歹毒地对待李清照，原因很明显，就是在前不久，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搭救其父李格非。而李格非，不仅受知于苏轼，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②，他还执意不肯落井下石地编派元祐党人的罪过，违背执政者的旨意从而被外放③。在绍圣年间，赵挺之尚未执政时，李格非还是被执政者拉拢的对象，而到了赵挺之大权在握时，由他参与制造的"扩大化"，从而把李格非罗织在元祐奸党的名单之内，直至于端礼门立党人碑，以示永世不得翻案。　　在上述壬午诏颁布约半年后，崇宁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闭下"。④这样一来，赵明诚和李清照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她的娘家人。传主的颇为激愤的上赵挺之的诗句--"炙手可热心可寒"，以及《漱玉词》中那些表达伉俪睽违而又悲苦莫诉的离情词，就是产生于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而绝不是什么觅锦帕书赠"负笈远游"的赵明诚。结婚之初，赵明诚还是汴京的太学生，殊无"负笈远游"之事。不久，他就凭借荫封的特权当了鸿胪少卿。此系中央清要之职，更无须阔别京城的丞相府邪出而游宦。以上引述旨在说明本书关于李清照研究的新构想，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当然，笔者在有关信史中所找到的依据远不止这些，其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联系传主的行实陆续加以征引。　　（二）以内证为根据　　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晋书·张昌传》、《北齐书·邢邵传》、《周书·裴侠传》等。②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　　③ 《宋史·李格非传》，"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格非）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④ 《续资治通鉴》卷八八。　　这里的"内证"是指从传主的作品中，找到的关于其身世的证明。前述细审用事用典，是寻找内证的方法之一，笔者借此找到了清照被疏无嗣的旁证。但是与传主身世和其词作基调休戚相关的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是赵明诚是否确有纳妾之事。按照宋代的婚俗，纳妾是必然的，也有学者曾经注意到这一点①。可惜的是没有深究、没有说明此事的轻重和所以然，因此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从而认为赵明诚的是否纳妾是无足轻重的事，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庸俗无聊的事。问题恰恰相反，一旦赵明诚有蓄妾之举，赵、李之间的所谓美满婚姻就不复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性爱是最个人的，它必须以专一为前提，失去专一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加之李清照不但是一个学养深厚的知识女性，更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既执着又敏感精神品位极高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不但不会甘心于丈夫在享有三妻六妾特权的情况下，对其作为一个人的本能要求的不可避免的挫伤，就是对她略有那种心猿意马般的敷衍、愚弄，或单纯生理性地给予，也是难以容忍的，也必然给她带来难以言传的痛苦。这当是传主作品基调悲苦无拟的最深层次上的原因。以往在李清照的研究中没有着眼于此，所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即一方面把赵、李之间的感情说得美好无比，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传主的作品（尤其是词）的基调不胜悲苦。所以即使从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上看问题，赵明诚的纳妾也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李清照毕竟是生活在不能不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制约的时代，对一夫多妻这种极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她也只能在不违背"夫道尊严"的情况下，采取怨而不怒的形式加以披露。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这样一段话再三琢磨过："八月十八日，（赵明诚）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从而认定，这个"分香卖履"典故的出现，就是赵明诚曾经有过蓄妾之事的"内证"。　　"分香卖履"，语出《陆机集·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域外馈赠的名贵香料，可以作为遗产分给众妾；至于宫女，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叫她们去学做鞋子卖钱养活自己。后来，此典除了被作为曹操生活简朴的美誉外，还专指人在临终时对其妻妾的恋念之辞。本来这一典故，在我们日常使用的，不管是旧版，还是新版的工具书中都不难查找，那么，为什么八、九百年来没有人特意关注传主引用这一典故的用意所在，也就没有解开赵明诚曾有过的"武陵"、"章台"之行和蓄妾之举的谜底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金石录》是一部专门性很强的著作，作为它的序言，《后序》虽见于《容斋四笔》卷五、《诗女史》卷十一、《彤管遗编》续集卷十七、《古文品外录》卷二十三、《古今女史》卷三、诗词杂俎本《漱玉词》等，但都只有撮述大概，没有上引"殊无分香卖履"云云，人们对此便无从索解，何况这些书中的大部分，也不是一般人有兴趣，或有能力卒读的。　　其次，传主向以词名著称，接触或熟读其诗文的人较少，七十年代未版行于世的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虽然不但收录了《后序》，还在此书的第186 页上，注了"分香卖履"的出处，但却未作任何解释，人们仍难以确① 王汝弼《论李清照》，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 年5 月版，第115 页。　　知此典与清照身世的内在联系。后出的其他版本中，有的对此典虽作了少许解释，但也只是点出这是关于私事的遗嘱而已，远未揭出谜底。　　现在看来，《金石录后序》中的"殊无分香卖履之意"，绝不仅是指赵明诚没有留下遗嘱，而是说他既没有象当年的曹操那样，对其妻妾留下遗嘱，也包含着因"赵君无嗣"，无须留遗言于儿辈。这样一来，以"分香卖履"代指赵明诚的遗嘱才是恰当的。如果赵明诚压根没有蓄妾之事，那么这里借用曹操对其妻妾的遗嘱，就很不得体。学识渊博而又极擅用事的李清照，在涉及自身内讳的事情上，绝不至于有不伦不类或顾此失彼之嫌。正因为清照熟知曹操这一遗嘱的具体内涵，借以点明赵明诚遗有妻妾恰到好处。这也就是前文所指出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李清照对此类事情只能采取怨而不怒，或不怨不怒，甘愿"从夫"态度的一种注脚。　　正因为赵明诚曾有蓄妾之事，到了六朝金粉的建康，他又经不住新的诱惑，而涉足"章台"之路，所以李清照才用心良苦地对赵明诚这一身分、行径类似于"玉勒雕鞍"①者，加以劝谕。她之所以"酷爱"欧阳修"庭院深深"之句，并将其隐括成《临江仙》（庭院深深），其旨正在于此。看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高官厚禄的赵明诚，并未接受妻子的劝谕，而在私生活上热衷于寻花问柳，不仅妨碍了其对金石书画的正当爱好②，在江宁府事这一抗金前线的重要岗位上，亦疏于职守，所以就任不久就被停职调换，不等离开知府官邸，又犯下了"缒城宵遁"③的失职之咎。这不仅给他自己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够体面的一页，更可能给传主高洁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正因为在李清照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危苦之事，所以其作品不仅在艺术性方面很值得借鉴，其思想内容更经得起回味和推敲。对这样的作家作品绝不能再象以往那样，用那种庸俗化了的查阶级定成分的办法简单从事，而必须深入到其内心深处，揭示出其种种难以告人的隐秘。　　综上所述，对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传》）的撰写，笔者将在反复体味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之启迪意味的同时，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将传主的一生经历及其好思想、好品格、好手笔，联系笔者的某些切实感受，化作一部雅俗共赏之书，聊当瓣香之荐，一则告慰英灵，一则奉呈知音。　　① 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　　②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卷三载吴说跋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吴说的这一跋语曾提到，此图系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之与同郡人谢克家之子、赵明诚的表兄弟谢伋。伋及携至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不还。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详情已见前文。

奉旨填词柳三

第二章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

　　李清照是身履两宋的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人，自号易安居士，有时亦署作"易安室"。"易安"二字系取义于陶潜《归去来兮辞》的"审容膝之易安"，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在传主二十四、五岁屏居青州时，始用此号。对于传主的生年和卒年，笔者尝用尽"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力，仍未曾找见直接现成的记载。对其生年的厘定，唯一的线索是她五十一岁①时写的《金石录后序》。其中云："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又云，"（是时）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②，意谓她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嫁给赵明诚的，那年她恰好十八岁。由此上溯十八载，那么，我们的传主清照，当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①。　　关于李清照的卒年，黄盛璋和王学初先后作过较翔实考证。虽然在审视具体材料时，二说偶有异议，但主要见解是一致的，均将她的卒年推定为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之前，谓其享年七十三岁②，兹从是说。　　① 《金石录后序》之作年，亦经多方考核，方得确知，详见后文。　　② 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　　① 关于李清照生于何年，异说纷坛。其中《李清照集》第169 页，黄盛璋说可从。② 见《李清照巢》第161-163 页、《李清照集校注》第267-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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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于明水而非历城

　　《宋史·李格非传》和《东都事略》等，均称清照之父李格非为"济南人"。此说就其郡望而言是对的。因在唐朝时，济南是齐州的州治，至北宋未年，济南升为府，统辖今山东历城、章丘等五、六个县市。后人把原籍章丘的李格非，统称为"济南人"是可以的，而那种把李清照的故居说成在历城柳絮泉云云，则系似是而非，此说大致是这样形成的--清人田雯《古欢堂集》中，有一首题为《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清俞正显承其说而云李清照"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③，《山东通志》卷三十四亦称"李清照故宅在柳絮泉"。1956 年，在济南趵突泉东北侧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郭沫若遂题词云"大明湖畔，的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这样一来，李清照似乎成了铁定的"济南历城人"，然而其中却不无疑窦。王学初曾针对上述田雯、俞正燮和《山东通志》之说，质疑云"按清照幼时，当从父母居，其故宅应云'李格非故宅'，不得云'李清照故宅'。嫁后从赵氏，未居济南。至晚年则济南已为金统治，清照欲归不得。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东通志》所云，殆亦本清田雯《古欢堂集》，或出后人附会，未必即为实录。元于钦《齐乘》、明《崇祯历城县志》、清《康熙济南府志》，俱无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说。"①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有人对李格非父女的里籍问题有所质疑，并径称其为"章城"人，还提到了未被人注意的"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董生曰：余按《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　　《山东通志》云莱芜人。最后，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 王处士家才三四里许??。②??章诚当山水盘踞之乡，负齐鲁文学之誉。于中，勋迹行谊翘楚一时者，别有人物传。而其间一察，自好先觉特秀，衷然名能文章者，亦代各有作。若安成领必间之前茅，文叔步子瞻之后尘，清照掞闺阁之秦、黄，敬筒称文章之朱、李，名篇大章，光映后先。③或许是受到上述记载的启发，济南博物馆的学者于中航，在其《廉先生序碑与李清照里籍问题》①、《廉先生序石刻考释》②等文章中，报道和考释了这样一件事：近年来，济南市博物馆对李清照生平行踪作了考察，在章丘县明水镇西三华里的廉坡村，发现了《廉先生序》碑石，此石上刻有李格非为已故里人廉先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末尾署"元丰八年九月十二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传主的堂兄李遇跋语云："遇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人静，得先生云居。"从而证实，作为李格非之女的李清照其原籍是在别称绣江的今山东章丘市明水镇，而不在今济南市的"大明湖畔，的突泉边"。　　③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癸已类稿》卷十五，商务印书馆版。　　① 《李清照集校注》第2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　　③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　　① 《光明日报》1981 年6 月15 日。　　② 《文物》1984 年第5 期。　　这里对李清照原籍的论定，并非枉费笔墨，其对正确解读传主作品中的若干自然意象和所涉及到的有关风物，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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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廉母贤家教端

　　在封建礼教日益强化的北宋社会，男子的成长，除了家庭影响，学馆、职业、社会和社交圈子往往起很大作用。女子却不同，她们除了吸吮母乳，其精神营养，主要是来自家教和书籍。一般说来，女儿最初的德言音容，受其母的影响往往更大更直接。李清照的情况虽然不尽如此，这里还是先从她的母亲谈起。　　（一）出身相门的母亲王氏　　《宋史·李格非传》云："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而宋庄绰则云"岐国公王硅，元丰中为宰相。父准、祖赘、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阎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询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①那么，李清照的母亲到底是如《宋史》所云是王拱辰的孙女，还是如庄绰所云是王准的孙女呢？对此，王学初认为："庄绰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②今从庄绰、王学初说，清照母即是现任宰相之父王准的孙女，至于她是"汉国公准子四房"中的哪一房的女儿，曾屡检有关史书，未见明载。看来她作为时相女儿的可能性较小、作为时相侄女的可能性较大。自然她还是秦桧夫人的姑母，那是以后发生在南宋的事了。秦王氏虽伴随其夫长跪在岳飞父子的坟前，但此事不应对李王氏有所株连和玷污。至于李清照虽与两任宰相的秦桧是表姐弟，但一个是流芳百世的忠荩爱国者，另一个则是遗臭万年的奸臣。二者泾渭分明，绝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王氏对清照的影响，除了她作为相门之后下嫁到"位下"（清照语）的李家而又能自甘清贫的贤良可贵之外，更重要的是由她所承传的文学基因，对强化女儿文学才华的意义。王氏祖父的儿子时相王珪及其兄王琪分别有诗词传世，其中王珪还写出了"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①的很出色的诗句，可见史称王氏"亦善文"（或作"善属文"）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也是可信的，其对清照的影响亦不言而喻。　　（二）父亲李格非其人其事　　在关于宋朝的典籍和著作中，虽然对李格非有所记述，但几乎全是只言片语。因此仅三百来字的《宋史·李格非传》，对研究李清照来说，询为珍贵史料，因其中对传主亦有所涉及，兹全文征引如下：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① 庄绰《鸡肋编》卷中。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210 页。　　① 王珪《闻种愕米脂川大捷》诗的前三联是："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匹马不嘶榆塞外，长城自起玉关头。君王别绘凌烟阉，将帅今轻定远侯。"整首亦不失为好诗。谢不可。入补大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拭。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欧俗信惑。格非遇之涂，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虽然上述引文的个别地方，尚有待于厘正和补苴，但它以极为生动传神的笔触刻画了李格非博学多才、廉洁奉公、疾恶如仇，甚至敢于反潮流和奉行唯物思想的俊迈出众、难能可贵的形象了。父母的品行之于子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李王氏对女儿的影响，尚偏重于胎教、先天遗传等已无法具体捉摸的因素，那么李格非对女儿的言传身教，则是有迹可寻的。尽管李清照之于乃父，在许多方面有青蓝之胜，但最初她是从继承父业起步的。对此，清人陈景云已有所觉察："（李易安）其文淋漓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那。"①李格非的话，字面上是推崇东汉蔡巨的女儿蔡琰，实际上是称道自己女儿的才学与蔡琰相颌顽，不难设想，这位父亲对女儿抱有多么高的期望值，又具有何等的慧眼！李清照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大家，固有其种种内因，这将在下文具体评述，但奠定其成就基础的，当首推既是父亲又是伯乐的李格非。如果他不允许女儿进书房，而把她关进摆设着清一色的针凿女红之具的闺房；或者他和妻子也象朱淑真的父母那样，把女儿笔涉男女情事的作品付之以炬，那么压根就不会有李清照，也不会有比《断肠集》档次高得多的《漱玉集》！人们尝说时势造英雄，但在中国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和特定政治环境中，"时势"所造就的往往只是阳刚型的男性英雄。中国妇女的千不幸万不幸，最不幸的莫过于被封闭、被小看。在这两方面李格非是何等的开明，又是何等超前！　　历代论者往往不着边际、甚至侈谈青少年时代的李清照生活如何优裕、婚姻如何美满，仿佛她的前半生享尽了安富尊荣。实际这是在很大程度上对她的误解、乃至曲解。李清照根本不象贾宝玉那样生在钟鸣鼎食之家，长在温柔富贵之乡。相反，在她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家境相当清贫，以致"郡守"对其父的清苦动了恻隐之心，想让他兼任其它职务，以增加俸禄，而他竟能以"不可"加以"谢"辞！用现在的话说，李格非是认为"政府公务人员"不应该"搞第二职业"，而应该敬业、尽职，全心全意地搞好本职工作。事实上，我们的传主从其"位下名高"①的父祖辈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类极不寻常的精神财富。　　作为思想家，李清照的思想品格多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换言之，她具备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库，这就是李格非和他的见解新颖深逢的大量著作。据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李格非尝著有《济北集》；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等谓有《李格非集》五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谓有《礼记精义》①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四《金石类》注，粤雅堂丛书本。　　① 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　　十六卷、《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等。这些著作虽在南宋后期已很少见，今天早已失传，但在李清照的青少年时代应当都是她的案头常置之书，其中虽或可有异名同书者，但数量亦颇可观。为了追溯传主的思想渊薮，本评传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酌情联系李格非的传世著作，如《洛阳名园记》、《廉先生序》，以及散见于《墨庄漫录》、《冷斋夜话》、《宋稗类钞》、《宋诗纪事》的诗文、杂记等加以评述。当然这是仅就传主的家学渊源而言，作为名副其实的思想家，李清照不仅没有被家学所局限，在许多方面她还大大地超越和发展了家学，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博闻强记者。如果不大量阅读前人的诗词，她怎么能那么聪颖灵秀①，从而写出那么多几乎是前无古人的佳作；如果她怠于千百次地去叩敲历史老人的大门，她怎么会那么深刻清醒，不论是历史上的秦皇汉武，还是现实中的欧王苏秦②，又怎么会那么大胆而中肯的评说甚至指摘呢；如果她不是熟读经史百家，在她的作品中，哪会有那么多比喻故实；如果她不深谙伦理道德之学并以之律己，怎么会得到"端庄其品"的称誉？如果她不曾疾恶如仇，又怎么会招致那么多的物议和攻讦??所有这一切不仅玉成了传主才学的横溢，更促成了其思想行事的不同凡响。为这样的人物写作评传询非易举，因为在评述其生平的同时，往往要涉及许多意外的人物和事件，比如）--元丰八年（1085 年），只有一周岁的传主，对其本人之行实，自然无从说起，但这一年朝廷中有两件事，对其父母可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一是三月戊戌，神宗逝世；一是五月庚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恃郎岐国公王硅谢世。即使前者对王、李两家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影响，而王珪的逝世及朝臣对他的非议，倒很有可能使李格非引以为戒。王珪至少是李格非岳父的亲兄弟，而王在执政期间，不但得罪过司马光，还被认为"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①看来李格非的为人处世与王硅大相径庭，而李清照的秉性则酷似乃父。当然李格非本人的仕途升沉，对那怕是坐胎和褪褓中的李清照，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父亲官秩的升降，家属的俸恤会随之变化，其所受胎教和落地后的生存环境乃至社会地位，也会相应的有所变更。传主两岁左右时，其父得以转迁，由郓城教授晋升为大学录。前者系州县小官，只掌学校课试等事；后者则为国子监所属学官，掌管执行学规，纠举并处罚犯规学生，同时协助教学。宋代官制每三年为一任，到期非转官即调任。看来三年后李格非又一次得以升迁，即由"学录"升为"学正"，这除了上引《宋史》本传可以印证外，尚有"文叔在元枯官大学"②的记载。这里的"元枯"以哲宗元祐三至四年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一则符合三年为一任之制，二则晁补之《有竹堂记》尝云：??济南季文叔为人学正，得屋子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日'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犊，为文章数十篇??。　　① 培根尝云"读诗使人灵秀"。　　② 指李清照《词话》等对前辈著名人物的评说。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此文见于《鸡肋集》卷三○，落款为"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颖川晁补之无咎记"，由这一落款可以进一步推定，李格非任"学正"当稍前于此，即约在传主五到六岁之间。"学正"系国子监所属学官，佐助教学，并负训导之责，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学录之上。父亲在京任学官，又租赁了房子，按说李清照已有条件由原籍晋京，但她此时并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过京城，仍随其母留居原籍。这从两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常在士大夫面前称赞她的晁补之，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清照姐弟；二是原籍明水附近清楚地留有传主十五岁时在那里活动的足迹，这一点将在下文联系作品具体评述。　　因为眷属不在京城，李格非更可以专心供职著述，其时文名渐显，"与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①。这说明李格非继"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来之后，亦曾受到作为翰林学士的苏拭的赏识和荐拔。在苏轼极为得志的元祐年间，李格非的仕途可以说无所挂碍，一路晋升。继元枯四年初升为"学正"后，旋迁国子博士。虽然在元枯六年七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中所录格非诗属应景之作，但由此可见其身价已与宰执侍臣同列。从元祐六年到八年，李格非一直在太学官博士："（文叔）元祐未为博士"，其诗文被誉为"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①可惜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格非的诗文太少，已无法与晁补之和秦观的作品比高低。　　绍圣元年（公元1094 年），传主十一岁时，对于其父的一件不平常的举措，当已留有记忆。是年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六月，章谆策划编类元枯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章的本意当在拉笼李，但李却不就。由于违背了长官意志，李格非遂被外放为广信（今江西上饶一带）军通判。"检讨"系翰林院掌修国史之官，位次编修，而"通判"则位次于州府长官，含共同处理政务之意。那么，李格非为什么由担任京城的清要之职，被遣为州府副官呢？原来编类元祐诸臣章疏，无异于辑录元枯臣辅的"黑材料"，当时被重用的苏拭等人将会因此受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和报复，因为当年苏拭等在皇帝和朝臣面前，说过章谆等变法人物的不少"坏话"。李格非不忘苏拭的赏识之恩，宁可自己远离京城，也不肯"助章为虐"。当然，对于章惇和苏拭两位敌对的历史人物如何全面公正地加以评价，那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李格非所格守的道德准则，以当时的价值尺度衡量，不失为一种义举，也当是其对子女进行言传身教的好教材。此事对于聪颖早慧的清照来说，无疑会留下极为崇高美好的印象。日后她之所以能够上诗翁舅时相赵挺之以营救其父，绝非偶然。　　在广信军任上，李格非还有一件不同凡响的事迹，亦即前引《宋史》本传所云，有道士替人占卜祸福，偶有应验之时，于是身价百倍，出必乘车，村俗之人（甿）竟为其迷惑。　　有一次格非路遇此道人，怒令随从将车中道士捉来，揭穿了其好计，用棍棒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后，将其驱逐出广信府境。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它对于小清照坚持正义、疾恶如仇性格的养成，其意义不可低估，有①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中华书局1983 年版。　　其父乃有其女。　　绍圣二年（1095 年），清照十二岁时，"（文叔）始为礼部郎"①。作为拿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要务的中央官吏，此时他并未留居汴京做官为宦，而是在陪都撰写《洛阳名园记》。此书记载了洛阳各大名园十八所、市集一处。不仅述有历史变迁、景物形胜、亭树布置、花木种类等内容，对园主风神亦有所涉及，如《洛阳名园记·东园》条云："今潞公官太师（仅表恩宠之官），年九十，必时杖履游之。"②如此着笔，致使园林变得更诱人。李清照对于各种花木的体性极为谙练，当与熟读其父此著有关。　　行文至此，传主不仅渐诸世事，其人其文亦渐显"皎若太阳升朝霞"、"的若芙蓉出绿波"之姿，并已渐具独立名世的资格。此后她与其父在本传的地位将发生变化--乃父由前台退到后台，而传主将正式登台亮相。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　　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全文具载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二十五，今据中华书局1983 年校点本引。"今潞公官太师"或作"今潞公富太师"，"富"当系"官"字之讹，以形近而误。

奉旨填词柳三

三、从少女到少妇

　　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基本上是在原籍度过的。那里还留有她十五岁时乘过的一条小船（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此后不久，大约元符元年末或二年初，也就是在她十六岁前后，带着对故乡的眷恋，更伴随着对京都的憧憬，与其父母胞弟李迒一同，赶在上元节的前夕来到汴京，度过了她生平中记忆最深的一个二五佳节。从这一年的初春起，对于二八年华的李清照，可以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兼并。首先是在词坛上崭露头角，成了名动京师的"词女"。　　（一）待字汴京，词名轰动　　李格非把女儿从原籍接到京城的主要目的，当是为了她的婚事，而此时李清照本人则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她把"理琴"、"斗草"等闺情闺事，也作为素材摄人其词，诸如"倚楼无语理瑶琴"、"海燕未来人斗草"等。与此同时，她把一株江梅亲自栽到了自己居室的窗外①。在十六岁的花季，她又写了一首名震朝野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词在当时受到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有兴趣的读者可检阅一下《李清照集校注》此词后所附的《参考资料》。鉴于对此词"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②，自然大学生赵明诚及其父赵挺之也不例外。这时赵明诚托词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其父为其圆之，谓明诚将做"词女之夫"③。看来当时烈火烹金之盛的赵家，是仰慕传主的词名而与李家联姻的。　　李清照在词名昭著后，又在十六岁这年开始了写诗生涯④，一年后就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悟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　　① 李清照《满庭芳》词中有"手种江梅渐好"之句。　　① 吴小如先生对此词有独到理解，其《诗词札丛》（北京出版社1988 年9 月版）第258-259 页，认为词中的"卷帘人"是指作者的大夫赵明诚，吴著云："原来此词乃作者以清新淡雅之笔写秾丽艳冶之情，词中所写悉为闺房昵语，所谓有甚于画眉者是也，所以绝对不许第三人介人。头两句固是写实，却隐兼比兴。金圣叹批《水浒》，每提醒读者切不可被著书人瞒过：吾意读者读易安居士此词。亦切勿被她瞒过才好。及至第二天清晨，这位少妇还倦卧未起，便开口问正在卷帘的丈夫，外面的春光怎么样了？答语是海掌依旧盛开，并未被风雨摧损。这里表面上是用韩偓《懒起》诗末四句：'昨夜三更雨，今朝（一作'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语意，实则惜花之意正是怜人之心。丈夫对妻子说'海棠依旧'者，正隐喻妻子容颜依然娇好，是温存体贴之辞。但妻子却说，不见得吧，她该是'绿肥红瘦'，叶茂花残，只怕青春即将消逝了。这比起杜牧的'绿叶成阴子满枝'来，雅俗之间判若霄壤，故知易安居士为不可及也。'知否'叠句，正写少妇自家心事不力丈大所知。可见后半虽亦写实，仍旧隐兼比兴。如果是一位阔小姐或少奶奶同丫鬟对话，那真未免大子风景，索然寡味了。"对这一说法，笔者尚不能完全接受，而认为此词写于清照少女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②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四，明万历刊本。　　③ 《琅嬛记》所引《外传》。　　④ 李清照四十五岁时写的《分得知字》侍中有句云："学诗三十年"。　　（二）合卺初嫁，旋遭不幸　　上文提到李清照十八岁出嫁。这里从她十七岁，也就是元符三年（1100年）谈起。是年正月哲宗去世后，徽宗继位之初，皇太后向氏权同听政。苏拭、秦观等相继被召归朝。"以新除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见收用，时号小元祐"①。无疑时局对李格非很有利，这时韩忠彦又象元枯年间的苏拭那样荐举李格非。对此传主曾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②。这里的"韩公"指韩肖胄的曾祖韩琉和祖父韩忠彦，他们相继引荐过清照的祖父和父亲。此时还值得李、王两家庆幸的是，元符元年被迫贬并曾株连到其诸子的王硅，于是年五月与文彦博、司马光等三十三人，被追复原官。李格非除礼部员外郎亦当在此时。但是李清照并没有为此而沉洒或懈怠，她把大好时光都用在读书、写作上。此时不仅有被称为"奇气横溢"③的《语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问世，其词作的题材格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可取之处是传主没有端起大家闺秀的架子，反倒别具一格地向世人展示她作为待字少女的内心世界。这表现在她对韩偓《香奁集》的研读和汲取上。虽然那时《香奁集》的名声，不一定象后来那样被视为"海淫之言"①，但其中多涉男女情事则是事实。李清照一再将韩诗隐括在自己的词中，这是发人深恩的事。除了上引咏海棠的《如梦令》， 系取义于韩惺《懒起》诗的"昨夜三更雨"以下四句外，她在出嫁前夕所写的这样一首《点绛唇》词：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②更与韩偓《偶见》诗的"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有着清晰的渊源关系。看来李词中的"客"，很可能是指赵明诚。他当是由激赏李词， 进而亟慕其人。为得睹"梦中""词女"风采，明诚不难托故诣李寓，因为李格非前不久还是大学的学官，当是赵的上司或老师。明诚不满足于梦境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设法亲睹未婚妻淑姿，这是对于爱情婚姻一种可取的自主意识和新颖、负责的做法。此举不但无可非议，还当为之击掌叫好；而对于尚在议婚期间的少女李清照来说，听说或猜到来"客"是未婚夫，自然要急忙"和羞"走开了。此系顺理成章之事，本无庸过虑，但至今仍有论者认为这首《点绛唇》非清照所作，其根据就是"倚门"等于"倚门卖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倚门"语出《史记·货殖列传》的"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是以此说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而"倚门卖笑"是后人的演义，以之形容妓女生涯系晚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　　② 事清照《上枢密韩公诗序》。　　③ 陈宏绪《寒夜录》卷下，退庐丛书本。　　① 如方回《瀛奎律髓》卷七所评。　　② 对于李清照的这首《点绛唇》，自情初贺裳《皱水轩词茎》疑系无名氏演韩偓诗以来，不少论者均持此说。《李清照集》将其作为"附录"，《李清照集校注》则作为"存疑之作"。对此笔者曾作过考核，以为此词当系李清照所作。详见拙文《关于易安札记二则》，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4 辑。至元代和清代的事了，如"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俏倚门儿"①、"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②。鉴于上述"倚门"一词含义的演变，如果一定要为《点绎唇》词中的"倚门回首"寻找出处的话，那么它只能出自《史记》，而与后世所用引申意无涉。何况李词中的"倚门"句，只是靠着门回头看的意思，不必有什么出典。即使后退一步，按照被人误解了的思路来说，如王的所指斥清照的什么"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阎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其风至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③，不是也从反面印证了这类有涉于"闾巷"，的"通俗歌曲"式的小词，很可能是出自一向接受新生事物的李清照之手。何况这类词又是青年男女的真实心态的写照，将其从《漱玉词》中法除，岂不可惜！　　可喜的是有情人得成眷属，传主在十八岁时，嫁给了二十一岁的太学生赵明诚，缔结了一段令当代后世艳羡不已的美姻缘。这时清照之父仍作礼部员外郎；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询为朝廷高级官吏。传主夫妇虽系"贵家子弟"，生活方式却相当自然淳朴而又潇洒开放。每逢初一、十五，赵明诚便请假到相国寺去购买碑文拓本，还不忘给爱妻买回一些她喜欢吃的于鲜果品，他们初婚时，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在这前后，清照写词时，也多以好花、皎月自况，如"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玫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①、"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②，看来这正是词人当时富贵优雅生活的艺术写照，不消说也含有某种自命不凡的成分。　　可惜的是好景不常，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其父被列入元枯党籍，共十六人，不得在京城任职，李格非名在第五，遂被降为京东提刑。九月，徽宗亲书元枯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一二一人，李格非在余官第二十六人，罢其提点京东刑狱。而同年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李清照曾上诗翁舅赵挺之营救其父。对此，张琰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③。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④上文所云，凡被诬为元祐好党的人，均不得在京都任职。根据这条诏令，李格非先是出为京东提刑。后来惩处加码，象苏缄、苏辙及"苏门四学士"等，均被远谪或编管，李格非也被罢免了京东提刑之职。至于格非最后受到何种惩治、结局如何，史无明载。根据当时情况分析，大致有三种可能：一是，鉴于李格非在元佑年间职位较低，更没有象苏拭等人那样欲置章惇、吕惠卿等人于死地，因而得罪较轻，当不至于受到很严酷的追究；二是，当时的权势人物赵挺之，虽有借机报复苏拭弟兄及黄庭坚等多次压抑、中伤自己① 王实甫《西厢记》三本一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汪中《经旧苑吊马守真文》。　　③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①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② 《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　　③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续古逸丛书本。　　的可能，但李格非毕竟是他赵挺之依从其爱子的意愿而选中的亲家，当不至于投井下石，相反，还可能暗中为之斡旋，或予以援手，使之得以从轻发落；三是，鉴于上述韩琦、韩忠彦对清照父、祖的荐拔，此时韩忠彦虽然受到曾布的掣时，但毕竟身居相位，对李格非的蒙冤，不会坐视不救。凡此种种，李格非当没有受到远谪或编管的处分，加之他本来就有志于史事，所以李格非很可能从此走上了潜心著述的学术道路。到了"召还流人，进用忠说之士"的"尚书右仆射韩忠彦"①被罢官后，元祐党人的处境便急剧恶化，象苏拭兄弟，以及已故的司马光等均被罪上加罪，但那时李格非的具体遭遇仍不得而知。　　著述赋闲，对李格非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但对李清照来说却是一场不小的灾难，这意味着她从此失去了家门的依托。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里，翁舅是高官，父亲为罪臣，她作为一个出嫁仅一年的新妇，处境该是多么难堪！何况其父即使由于上述原因，得到某种护有，但京城已没有了她的立足之地，她必须舍弃自己苦心经营美化了十多年的幽雅而舒适的"有竹堂"，离京而去。这打击对一个极为看重"人间父子情"、不谙世故的十九岁新妇来说，实在是大突然、太难以承受了！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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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党争株连，千古奇冤
　　仅仅一年前，在传主的周围处处是锦上添花，转瞬间竞成了雪上加霜。　　十九岁时，与父母胞弟生离死别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尚未愈合，二十岁时，更大的灾难竟直接降临到她自己的头上。根据第一章引论中所提到的崇宁二年（1103 年）九月的王午沼和庚寅诏等惩治元祐党人苛律的接连下达，岂不完全是故陷人罪的深文周纳，使李清照无法逃脱突如其来的厄运。　　（一）挺之父子重禄官，清照被遣返家园　　从李清照以"炙手可热心可寒"之句，对赵挺之的"回敬"来看，这位身居高位的翁舅，出于对自身利害的考虑，便不顾儿媳的求助和安危，对其采取了"宁左勿右"的做法。由此还可以说，是时赵明诚对李清照的态度，与婚前也大不一样了。虽然上引在黄庭坚与友人来往的信件中，有关于明诚因与元祐党人交往而与其父失和的说法，但他对其岳父和发妻的不幸遭遇，是否能加以援手不得而知，而他的"贵家子弟"的身分却保住了，并忍看其妻倍受感情煎熬。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古人的苛求，而是借以说明对李、赵的婚姻应采取有分析的、辩证的看法，须知他俩并不是自始至终的恩爱夫妻，其间的感情隐患有可能萌生于此时，尽管当时的传主很年轻，但由于她博学多才，对历史已有相当深邃的见解，对人情冷暖尤为敏感，对自己当时的处境也当有清醒的认识。娘家出了这样的"问题"，不仅使她在婆家成了多余的人，或被视为赵相府邪中的扫帚星。这样一来，摆在李清照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沿着父母胞弟的足迹离京而去。那么，他们去往何处呢？从传主此时所作《一剪梅》词中原型意象的地方特色看，这一家三口骨肉当先后回到了明水老家。其《醉花阴》等亦当写于此时此地。　　（二）在变幻无常的政争中"打秋千"　　朝廷争斗时急时缓，其情况既象是被人荡来荡去的秋千，又酷似儿童玩的翘翘板。这头被压得很低，那头就翘得老高。但是，板子高也罢，低也罢，我们的传主总得牺牲一头。因为翘板的一端是她的生身之父，另一端不只是"炙手可热"的翁舅赵挺之，还紧紧连着她不得不与之作新婚之别的佳偶赵明诚。或许正是有感于这种政治上的翘翘板运动，大约在崇宁三、四年间（公元1104-1105 年），李清照写了一首题目一作《七夕》的《行香子》词：革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搓来，浮搓去，不相逢。星桥鹊驾，经年寸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高中。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如果联系上述政治背景，此词应作如是解--就象那随着秋风中蟋蟀的鸣声纷纷飘落的桐叶，朝廷的风吹草动也殃及到了无辜者，由于党争的株连，把一对恩爱夫妻变成了长年分离的人间牛郎织女，彼此间阻隔重重，难以"相逢"。在"人间"的词人，其翁舅很有权势，却使她感到失望和寒心；在"天上"，正因为作为织女祖父的天帝的权势至高无上，牛郎织女才被迫分居天河两岸，使之坐困愁城。这种情况用"正人间天上愁浓"加以概括，再恰当不过。接下去的"云阶"二句，字面上是说天宫中"关锁千重"，实际上"人间"又何尝不是这样。是时词人的命运正力廷争所左右：争斗加剧，她就与娘家人一起遭殃；稍松即可回到"人间"的"云阶月地"--赵相府郧。这当是词中"浮槎来，浮搓去"的寓意所在。至于她回到广京后，为何仍与"人间"的牛郎赵明诚"不相逢"，这又可能涉及到二人由亲密到疏远的感情变化。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纳妾盛行的宋代，又怎么能设想赵明诚会象"天上"的牛郎那样，永远保持着对"人间"的织女李清照的如初婚之爱呢？这一切当是此首《行香子》的一种相当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这种背景还同时反映在"浮槎"句的出典上。据张华《博物志》记载：天河与海可通，每年八月有浮搓（木筏）来往，从不失期。有人矢志要上天宫，带了许多吃食浮搓而往，航行十数天竟到达了天河。此人看到牛郎在河边饮牛，织女却在很遥远的天宫中。名为夫妻，实被分离。这个典故本身简直就是李、赵之间实际境况的写照。　　此词的更加耐人寻味之处是结拍的"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三句。　　其妙处在于词人能把自然界实实在在的天气变化，与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绾合得天衣无缝。谁都知道，"七夕"期间，天气总是一会儿雨，一会儿晴，民间认为那是织女的滴滴泪水洒向人间，而李清照新婚之后所处的崇宁年间的政治风云同样变幻莫测。崇宁四年暮春，赵挺之始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恃郎，六月，"（因）与（蔡）京争权，屡陈其好恶，且请去位避之"①，遂引疾乞罢右仆射。仅仅过了半年多，至崇宁五年二月，蔡京罢相，赵挺之复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恃郎。与此同时，毁《元祐党人碑》，继而赦天下，解除党人一切之禁。这对李格非一家来说，无异于从风风雨雨中看到了青天白日。所以，"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三句，绝不单纯是修辞学上的一语双关，从社会心理层次上看，它多么巧妙地传达出了传主的心声。　　① 《宋史·赵挺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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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事反复难得知，回黄转绿无定期

　　在赵家犹如烈火烹金之盛、皇帝亲附赵挺之耳边轻声说悄悄话不久，大观元年（1107 年）正月蔡京复相，三月赵挺之罢右仆射后五日卒。卒后三日，被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具狱，不久当获释，但挺之赠官却被追夺，其子的荫封之官亦因而丢失。明诚偕清照屏居乡里，亦当始于是年。　　在五、六十年代及其以前问世的李清照研究论著中，多以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市）为赵挺之原籍，而云明诚、清照屏居之地为诸城，却不知"挺之自密州徙居青州"②之事，亦不知"明年（崇宁五年）春，（挺之）数乞归青州私第"①之事。后经论者详考，赵、李屏居之"乡里"应为青州，而绝非诸城。《后序》所云"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的"归来堂"，亦当在青州。青州即今山东青州市（曾为益都县），古代亦称青社。八十年代未，青州已建成李清照故居纪念馆，其地在范仲淹、欧阳修纪念亭之北数百米处。　　（一）归来堂中读书乐　　当李清照被遣归原籍时，赵明诚照旧居京做官，而赵家出了事，明诚不得不屏居乡里时，清照不但情愿"夫唱妇随"，还念念不忘这段读书生活，谓之巴不得"终老是乡"。这对于处在逆境中的大夫，当是一种很大的慰藉，也是中国妇女深情、宽容、贤惠、忘我传统美德的一种体现。与此很不相称的是，赵明诚竟有某种以怨报德之嫌，当然这是后话。　　在胪述赵、李屏居青州时的读书生活之前，应对那里的书房--归来堂的来历略加考索。四印斋本《漱玉词》附录诸城王志修诗，自注云："归来堂旧址，乾隆中同邑李氏改名易安园。"对此说，王学初不以为然是应该的，但他的下述说法亦有不尽然之处："归来堂取义于陶渊明之《归去来辞》。明诚屏居乡里时，已每饭后坐归来堂。其时明诚年只二十余岁，或三十乍过，似不能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自拟。此堂殆为赵挺之旧居"②。此说之误主要有两点：一是屏居即隐居，与陶渊明辞官归隐大同小异，即使其事不甚相似亦可师之，不论年龄高低均可以陶"自拟"，此与"易安居士"的来历相仿，均取义于陶辞，并以之自况无疑；二是赵挺之于崇宁五年春"乞归青州"事，虽已整装待发，即"诏许之，既办装将入辞矣"①，但实际上并没有成行，其生平中无归隐之行实，因而不可能以"归来"名其"旧居"或书房。为了证实王说之不能成立，兹补充新据如下：??读陶潜《归去来辞》，觉已不似而愿师之。买田故缗城，自谓归来子。庐舍登览游息之地，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①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一引《赵挺之行状》。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238 页。　　①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一引《赵挺之行状》。　　一户一牖，皆欲致归去来之意。②这是晁补之被免官回金乡闲居时，于崇宁二年（1103 年）所写《归来子名绢城所居记》中的一段。看来赵、李以"归来堂"名其书房，系步武晁补之所为，并且出这个主意的十有八九是极为服膺晁补之的李清照。　　青州屏居，对赵明诚来说恐不无失落之感，但对清照来说却是因祸得福，使她与丈夫一起渡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日月，其《金石录后序》云：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傣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二）步武前辈著《词论》　　传主在屏居青州期间，除了协助明诚撰著《金石录》之外，她还完成了一件在词坛上有"补天"之功的大事，这就是为诗、词之别首创界碑，写出了"别是一家"的《词论》。鉴于此作的重要性，以下将设专章评述，这里只涉及至今众说纷坛的其系年和有关的写作背景问题。看来《词论》的写作缘起大致是这样的：李清照文学上的老师和忘年交晁补之，他于元祐年间写了一篇题作《评本朝乐章》的重要词评。"它历评柳永、欧阳修、苏拭、黄庭坚、晏殊、张先、秦观七家词"、"晁补之词学苏拭。这篇词评，一面肯定苏拭'横放杰出'，不受曲子的音律的束缚；一面又不满黄庭坚'著腔子唱好诗'，认为作词还须讲究当行本色。比之苏门其他人的论词，它的见解显得全面和有利于词体的发展。"①元祐未年只有十岁的李清照，当时不大可能研读晁补之此作。在赵、李屏居青州的最初四、五年，晁补之恰在络城（今山东金乡）守母丧，这正是李清照向自己心目中的长者请益的大好机会，更有抓紧提高自己理论素养的必要。此时，晁补之因材施教，将其旧作出示清照一阅。她不阅则罢，一阅则不甘示弱、跃跃欲试，从而写了这篇名副其实"压倒须眉"和"前辈"的词学新著--《词论》，从其在内容方面对晁补之《评本朝乐章》的承继与发展，以及收录者胡仔将它列在"晁补之条"等方面看，上述对于《词论》系年和背景的推想，当非妄说。　　② 《晁补之年谱》，刘乃昌、杨庆存注《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2 月版，第320 页。　　①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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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赵明诚的"天台之遇"和李清照的被疏无嗣

　　关于赵、李的子嗣问题，宋人已有明确记载："（赵明诚）又无子能保其遗余，每为之叹息也"②、"赵君（明诚）无嗣"③。至于为什么"无嗣"，洪适当是不明真相，而作为赵明诚表甥而又对其表舅寄予明显同情的翟耆年，即使知道一些原委也不会明言，而笔者则在下述李词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一）赵明诚甘作"武陵人"，李清照独守"秦氏楼"　　这里的"武陵人"和"秦氏楼"，就是指传主屏居青州后期所作《凤凰台上忆吹萧》①中的，"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句中所暗含的有关婚恋的两个故实，与这一节标题中的"天台之遇"是一回事。《凤凰台上忆吹萧》一词的主旨当如李攀尤所云"写出一种临别心神"②，也就是写作者在丈夫远行前夕难以为别的心情，以及对别后孤寂情状的拟想。《漱玉词》中题旨涉及伉俪暌违的至少占三分之一，但作者如此明显地作为送行人出现，这是唯一的一首。原因是以往不是她在送大夫"负笈远游"，而是自己受新旧党争牵连，皇帝下令禁止元祐党人子弟留居京城，她是被迫由汴京回归原籍济南府的。所以在阔别汴京时她总是被送者。这一次她作为送行者，与丈夫分手的地点不是在汴京，而是在赵明诚的故居青州府。　　为了较确切地阐释词旨，在推定此词写作地点的同时，尚需进一步搞清它的写作时间。作者结婚后的第二年党争加剧，其间反反复复约五、六年，至徽宗大观元年（1107 年），蔡京再度复相，赵挺之被罢右仆射五日遂卒，从这一年或下一年起，赵明诚偕李清照"屏居乡里十年"③。在他们回乡的第四、五个年头上，即政和元年（1111 年），赵挺之妻郭氏奏乞朝廷，恢复挺之司徒等职，这表明从是年起赵明诚亦可恢复做官的资格，但史乘中无具体记载。我们可以如是推想："屏居"是隐居，就是不出来做官，赵明诚夫妇"屏居乡里"既然只有"十年"，就是说到政和七年或稍后便不再隐居，又出来做官了。这首《凤凰台上忆吹萧》当是重和元年（1118 年）屏居结束，赵明诚离青州赴任前夕，李清照为他所写的迭别词。　　关于赵明诚此次之何处赴任，史载阙失，这里亦无必要多加考释，但有一点宋史中明确记载，即新旧党争早已平息，赵明诚不管到哪里做官，均可携眷前往，他为什么偏偏要她独自留在青州？为此她可能不止一次地祈求将她带上，而他不肯答应，她便心灰意冷，什么也不想干了：香炉熄灭了她不② 翟耆年《籀史》上，守山阁丛书本。　　③ 洪适《隶释》卷二十六。　　① 原词见本书第一章。　　② 《草堂诗余隽》卷二，明刊本。　　③ 《金石录后序》。　　管，被子也不叠，太阳老高才起床，起床后头也懒得梳，贵重的首饰匣上已经落满了灰尘。她口头上说最害怕的是"离怀别苦"，实际还有更担心的事，话到嘴边说不出口。她近来这么消瘦，并非因为饮酒过多沉醉如病，也不是因为悲秋。上片在这里打住，乍一看有点像戏剧中的悬念，其实不是悬念，而是作者的难言之隐。　　这难言之隐是什么，下片也不便直说，而又不能不说，只是隐去了她要跟他走的意思，径说为了留住他，她便反复咏唱宛转凄切的《阳关曲》。然而没有用，他执意要走，即使唱上千万遍《阳关曲》，也留不住，他已经铁了心，也就罢了！这就是"休休"二字的深层语义。按说丈夫出去做官不是坏事，她为什么这样苦苦挽留不愿让他走呢，原来"念武陵人远"才是真正的谜底。她之所以不肯让他外出，是担心他会像汉明帝永平年间剡县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那样，遇上仙女，乐而忘返。"烟锁秦搂"句，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以为："此秦楼乃古诗《陌上桑》：'日出西（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之楼，日出与开照相应。此处殆用'秦氏楼'之'秦楼'"。这恐怕不是李清照的原意，比如在赵明诚亡故的后期，李清照所作《孤雁儿》有句云："吹萧人去玉楼空"，这可进一步证明，她是以弄玉和萧史暗指她和她的丈夫，所以"烟锁秦楼"与《陌上桑》的"秦氏楼"绝无瓜葛，她笔下的"秦楼"，当是与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所居凤台（亦称秦楼）有关，但不是照搬萧史弄玉的爱情故事，倒可能取意于李白《凤台曲》的"曲在身不返，空余弄玉名"。在神话故事中，弄玉和萧史共居秦楼十年后，一旦随凤比翼飞升，而她李清照虽然也曾陪伴丈夫屏居十年，到头来自己却象被萧吏遗弃了的弄玉一样，孤单单地留居在被烟雾笼罩的闺楼中。　　作者写这样的送别词可谓用心良苦，她想感化丈夫不要忘掉她别图新欢。特别是"念"字领起的下文，多么委曲动人，她盼望丈夫归来的急切心情，没人理解，她终日痴呆呆地瞅着丈夫归来时的必经之处，那种望眼欲穿的样子，走远了的"武陵人"是不会知道的，只有作为见证人的楼前流水的如泣如诉之声，才是我心弦的颤动！对一篇吞吐委曲、令人回味无穷的作品来说，完全以越沮代扈的方式揭出它的谜底，反倒使人败兴，那么对于此词结拍的"从今又添"的"一段新愁"是什么？读者不妨联系她同期而稍后的《念奴娇》（萧条庭院）加以解读，因为这首词中的"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所流露的是作者的类似心态。　　（二）读《诗经》自叹身似庄姜轻　　这里是指李清照《声声慢》①一词中所包含的隐衷，即此词的"晓来风急"句，暗含《诗经·终风》所谓卫庄姜被丈夫疏远甚至虐待之事。要想使笔者的这一见解得到读者认同，必须首先解决此词上片第七句是"晚来风急"，还是"晓来风急"？由于《词品》以来不少版本作"晚来风急"，人们便以为此词是写作者"黄昏"时一段时间的感受。因"晓"字与"黄昏"相抵悟，即便是《词综》及其前后的约十几种版本皆作"晓来风急"，亦未引起应有注意，以致今人的选本，除俞平伯和唐圭璋外，几乎无一例外地作"晚来风急"，而笔者认为，此句只有作"晓来风急"才能解释得通，否则会导致对① 原词见本书一章。　　整首词的误解或曲解。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蘅馆词选》，此句不仅作"晓来风急"，并附有梁启超的一段眉批："这首词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栖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这几句话，对词旨阐释得深入浅出尚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它解决了此词流传中的一大疑点，即到底是用"晚"字，还是用"晓"字合理的问题。"从早到晚"，也就是词中的由"晓来"，"到黄昏"云云。在上述梁批的启发下，笔者尝对"晓来风急"句之隐秘加以试译，首先把此句与《诗。邶风·终风》的"终风且暴"句作对比，第二步从训沽方面说明"暴"，疾也，"日出而风曰暴"，"暴"自然就是"晓来风急"的意思。这是就表层语义而言，从深层语义上说，"怎抵他晓来风急"句更与《诗经·卫风·硕人》有关。关于《硕人》篇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左传·隐公三年》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诗序》谓，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故庄姜无子，国人闵之，为作此诗；朱自清则说"《硕人》篇要歌给庄公听"①。由此看来，这首《声声慢》的题旨当是从对《终风》和《硕人》篇的隐括中，表达作者的"无嗣"和何以"无嗣"的"难言之隐"。梁启超所说的作者"咬着牙根咽下"的，也当包含着这种"难言之隐"。笔者曾无视这种隐衷说"这首《声声慢》毫无疑问是李清照晚年所作??也就是五十岁上下时所作。"②这种说法过于武断，不利于对词旨的更全面深入地探讨，应予修正。我现在认为此词当是李清照在揣摩了《硕人》篇要歌给庄公听的意图后，她写这首《声声慢》的目的很可能是要歌给自己的丈夫听。看来，李清照与今天的大多数《诗经》解读者不尽相同，她当是相信《左传》和《诗序》的上述说法的，所以才对《终风》和《硕人》篇加以隐括，从而写出"晓来风急"之句，成为千古难解之谜。③　　（三）"人道山长山又断"，昌乐驿馆发浩叹　　以此概括李清照写于宣和三年（1121 年）八月的《蝶恋花·晚上昌乐馆寄姊妹》一词的主旨，似无前例。笔者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基于与他人不同的视角，从而看出，词人不仅为思念情同手足的姊妹①肝肠寸断，更为其难卜吉凶的莱州之行忧心如焚。一言以蔽之，此词反映了传主前不归村后不着店的极为悲苦复杂的心境。　　由于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丈夫对发妻的始密终疏，使多情善感的李清照尝够了种种莫可名状的酸苦之果。这首《蝶恋花》就包含着词人的难言之隐，词云："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　　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对这首词的解析，我想用"以意逆志"的方法。　　赵明诚夫妇大约自大观元年（1107 年）起，屏居青州十年。这就是说自① 《诗言志辨》。　　② 《我读：声声馒）》，《文史知识》1987 年第2 期。　　① 传主没有同胞姊妹，这里系指其在青州的女伴。　　1118 年至1120 年，赵明诚当有三年离青之他任，赴任时不肯携妻前往，李清照就特意写了一首题作《凤凰台上忆吹萧》词，以寄托她愿象当年萧史和弄玉那样，与夫比翼飞升之意。赵不答应，她就把送别的《阳关》曲唱了又唱，希望他能留下来，但却仍然无济干事。她在词中以"念武陵人远"之句道出了自己的心事。在她备尝独守空房（即"烟锁秦楼"）之苦后，又写了《声声慢》，一则寄寻觅良人之意，一则借"晓来风急"之事，诉说其被疏无嗣之怨，说白了就是李清照借古讽今地抱怨赵明诚像卫庄公宠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样，疏远了她，致使她无有子嗣、无依无靠，就像衰败后堆积满地的黄花一样，多么可怜！笔者原以为这首《声声慢》像是李清照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它会打动赵明诚，使他回心转意，在调任莱州后把妻子接到任所，重归干好。但在细读李清照赴菜、居莱时的诗词后，使我的这一看法有某种改变，从而对这首《蝶恋花》词作如是解：在李清照独居"秦楼"时，青州的姊妹们陪伴或经常去看望她、安慰她，并鼓励她干脆到莱州去，以找回她原有的爱情。于是她孤身走上了寻夫之路。在与好心的姊妹们朝夕相处时，可惜亲密的手足之情，弥补失却的伉俪之爱，一旦她离开姊妹、独居驿馆，便倍感孤独凄凉。她之所以那么伤心，以至泪泉冲掉脸上的脂粉，湿污了衣衫，一方面自然是因想念对她恩义厚重的姊妹，另一方面当是担心前程未卜，不知自己到了莱州丈夫会怎样对待她。青州到菜州的实际空间，谈不上那么山高水长，词中所云"人道山长山又断"，当是喻指心理空间。她与丈夫之间早已有了阻隔，他对她仿佛断了情思，眼下又离别了姊妹，孤馆闻雨，凄苦无似！这当是上片所蕴含的词人之"志"。下片写她临行时乱了方寸，以致忘记喝了多少酒。这其中也别有寓意，即她是身在离筵，心里悬挂着--自己即使到了丈夫身边，如果他仍然无动于衷，该如何是好？心里装着这样的难言之隐，其"方寸"如何不乱？这种难言之隐也就是词人不得不加隐匿的"志"。　　这首词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结拍的"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此二句尽管字面上可意译为"姐妹们别忘了给我写信，莱州不像蓬莱那么远。"但其深层语义却要委婉丰富得多，可否这样理解：对姐妹的雁书，词人看得很珍重，她绝不会像她们那个作为"武陵人"的姐（妹）夫，词人给他写了那么多信，竟如石沉大海，只字不回。原因是他置身"蓬莱"，向往的是"天台之遇"，哪里还把老妻放在心上！如果他仍然冷遇她，那么她到东莱后的唯一希望和安慰，就是收到姐妹们的信函。这里需要再加解释的是"蓬莱"。对这两个字，注家或引《史记·封禅书》，或引《汉书·郊祀志》，云指渤海中的蓬菜、方丈、瀛洲三神山。这样注释虽不能算错，但对于李清照所赋予它的特定含义来说，谓此"蓬莱"为三神山仍不够确切，其原因乃是把"蓬莱"只作为一般的典故看，而没有看到在那上面沾有李清照的"指纹"。我想这首《蝶恋花》中的"蓬莱"，与李清照前此不久所写的《凤凰台上忆吹萧》中的"武陵"同义，所蓄之"志"都是妻子担心丈夫有"天台之遇"。同一个赵明诚，既然彼时可以把他称为"武陵人"，此时为何不可以称为"蓬菜"客呢？不管彼时抑或此时，词人最担心的都是丈夫可能与刘、阮为伍。惟因词写得深婉，怨情被离情掩盖了而已！　　（四）莱州官舍遭冷遇，《感怀》诗里寄隐情　　李清照寻夫途中驻足的"昌乐"，离莱州不远。她于宣和三年（1121 年）八月初由青州动身，在昌乐驿馆写了《蝶恋花》不久，于十日即到达赵明诚的菜州任所，事情比预料的还要糟，《感怀》诗并序记载了李清照在莱州所受到的冷遇，诗云："寒窗败儿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静中我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由于人们总以为赵明诚和李清照的婚姻十分美满幸福，所以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难到位，倒很容易南辕北辙。我想这首诗的写作契机应该是这样：当李清照受到赵明诚不应有的冷遇后，自然很生气，却又寄人篱下，无可奈何，便隐括了苏拭的一首题作《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间之》的诗和陈师道《后山诗话》的："东坡居惠，广守月债酒六壶，吏尝跌而亡之。坡以诗谢曰：'不谓青州六从事，翻作乌有一先生'"，而成这首《感怀》诗。别看苏、李二人诗中都戏谑般地借用了《世说新语·术解》篇的典故，以"青州从事"指代好酒，但含义却有所不同。对苏拭来说，主要是借六壶酒的跌撒而戏谑一番，但在李清照诗中却饱和着无限酸楚。诗前有这样一段小序："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诗又劈头便说："寒窗败几无书史"，这就不能不使人陡生担心和不平，李清照冒着"秋老虎"赶到莱州后，可能被赵明诚打入了"冷宫"。诗序与首句所说的她一个人坐在既"无书史"，又陈设破旧简陋、寒气逼人的屋子里，其深层语义不就是被打入冷宫的意思吗？诗的第二句则证实了上述担心和不平不是多余的，所谓"公路可怜合至此"，是隐括了这样一段记载："（袁）术既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斜。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于此乎！'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死。①"诗中的"公路"就是袁术的字，这里李清照是以袁术的遭遇自况。　　看来，深入理解此诗对有关袁术故实的使用，是正确懈析此诗的关键。　　这个典故的应用，无异于奉告读者--诗人的遭遇就像当年的袁术一样狼狈不堪，具体情景大致是：李清照既来之，赵明诚则拒之，拒之下去，则留住数日，粗茶淡饭，既不果腹，又难御余暑，轻慢之举使她难以忍受。但如果为此与他怄气，岂不把自己置于死地，走上袁术的老路！李清照既是一个倜傥有丈夫气的女性，也是一个机敏智慧的诗人，她把如同袁公路的悲惨遭遇，以苏拭式的幽默、达观方式出之，一则借以宣泄、化解胸中块垒，二则或可感化一下赵明诚。从莱州以后的赵、李关系看，似有所好转。想来，只要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都可能被李清照借袁术之事的自诉所感动，何况李、赵又是曾经沧海的好夫妻！　　第三句的"孔方兄"，指钱。此句在苏轼诗中虽单指酒，而未涉及钱，但已含有对于时运不佳的自嘲成分；在李诗中接之以"终日纷纷喜生事"，立意更高了一截。这很可能是诗人对其夫借计陀于应酬，终日在外，对"独坐一室"的她不管不顾的一种嘲讽和埋怨。后面的"燕寝"，原指帝王休息① 见《三国志·袁术传》裴注引《吴书》，《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 年影印本。安寝的一种所在。按周制王有六寝，一是与王后对应的正寝，余五寝分别与夫人、世妇、嫔、妻、妾相对应，统称燕寝。这里与"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①中的下句，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却不是袭用韦句而单指赵之莱州公廨，应更有承接古训，以指作为正妻（等于王后）应享有正寝的她，遭到冷落而闭门作诗以自娱之意。当然，李清照的这句诗是否只能如此解，笔者尚不敢很自负，但至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李清照诗词中的典故，不宜只作简单注释，也不宜停留在表层语义上。　　最后一句的"乌有先生子虚子"，是一无所有的意思，语见司马相如《子虚赋》，其与首句相照应，说明李清照在莱州被冷落到何等地步！　　遗憾的是此诗曾被长期误解，而误解最严重的是这样两点：一点是对"青州从事"的错误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赵明诚仕履的讹传。由于有释者不了解这首《感怀》诗与上引苏诗的渊源关系，也不知道李诗中的"青州从事孔方兄"是指酒和钱，从而由此想当然地认为赵明诚曾知青州。这一理解看似锗在对赵明诚仕履的系年和对故实的误解上，实际上更关系到对传主中年时期诸多词作的系年和理解。如果赵明诚在屏居十年后，就地居官于青州郡舍简政堂，那么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萧》一词，即为其到菜州赴任送行，这样一来，"青州从事"就成了双关语。把"青州从事"只解作赵明诚曾知青州，至少是对这一典故和此诗的表层语义的误解，必须加以纠正；二是同样出自传主的笔下，其《后序》对赵明诚居莱时的记载与《感怀》诗的基调有所不同："今日忽阅此书（指《金石录》），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当是基于时空的移易和主体心态、情感的变化所致。试想，一个尚在编织爱情之梦的正值盛年的女子，在她受到心上人的疏远和冷落时，其心境和态度该是怎么样；而当大夫故去、自己已步人老年且刚刚吞下了再嫁遇人不淑的的苦果后，其对与其共经沧海的前夫，又会是什么样子？基于这样的心理背景，传主在五十一岁时所写《后序》中所表现出的对亡人的痴心，并不能说明当年丈夫对她无负心之举。所以在现存《漱玉集》中，纯粹表达离情的诗词可以说一首也没有，尤其是在作者的中年时期（或称青、莱时期）所作词中，主要是表达人生中最个人、最高尚的爱情失落后所造成的无与伦比的痛苦。当然这里说的《感怀》诗不同于"别是一家"的词，即使诗人正在经受着爱情的折磨，也往往不把这种感情写进诗里，而转弯抹角地写到别的事情上去，甚至以超脱出之，《感怀》诗不正是作者的这种诗、词创作主张的具体体现吗？可以说这首诗既是《漱玉词》特定思想感情的硬化处理，同时也是清照诗的特有思想内容的"软着陆"，其倾向特别隐蔽，其味道特别难以辨别，必须反复咀嚼，以免继续误解。　　（五）小照题词未必真，淄州任上，赵明诚转意回心　　以上关于赵明诚对李清照感情疏离的评说，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从而举① 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　　出这样一个事例来证明赵、李间仍然是"夫妇擅朋友之胜"。此例就是在王鹏运四印斋本《漱玉词》前的李清照画像的题词"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并有赞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落款是"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对此，王鹏运亦煞有介事他说："易安居士照，藏诸城某氏。诸城古东武，明诚乡里也。王竹吾舍人以摹本见赠，属刘君炳堂重橅是帧。竹吾云：其家蓄奇石一面，上有明诚、易安题字。诸城赵李遗迹，盖仅此云。光绪庚寅二月，半塘老人识。"这里有一系列伪痕：其一是，赵李，尤其是李，她恐怕压根没有到过赵挺之的原籍诸城，只偕明诚在赵家迁徙后的青州私第屏居；其二是，称画像为小照，当非宋人语；其三是，像主所衣非宋人服式。所以这是一件赝品，不能以之说明赵、李关系之谐美。唯一可取的是其赞语"清丽其词，端庄其品"，体现了后人（包括作伪者）对传主的极为恰切的评价。　　当然，笔者也不是说赵、李关系自屏居结束后，一直处在危机状态，而是"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莱州卸任后，在赵明诚作淄州大守期间，由于其专注于《金石录》的撰著，便为其夫妻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机，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赵明诚得到了"庸白居易书《楞严经》"时，尝云："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赵明诚指其妻李清照）共赏。时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尤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①。关于这一《楞严经》的真伪及此事的详细经过，将在本书所附的《赵明诚传》的有关章节中详叙，此处只拟据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当赵明诚专注于金石之学时，其夫妻之间就相得相爱，当他由于官场得意忘乎所以而寻花问柳时，就有一种从感情上拒其老妻于千里之外之嫌。看来古代女子的"悔教夫婿觅封侯"，绝不是矫情作态之辞，而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只是那时"夫婿"的是否"觅封侯"，根本不取决于妻子的意愿，而妻室大多只有独守空房、充作恩妇的份，苟有富贵极易相忘。　　① 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卷二录赵明诚跋《愣严经》，古学汇刊第二集。

奉旨填词柳三

七、风云巨变，汴京失陷

　　正当李清照在淄州协助赵明诚继续搜集和考订金石文物时，金兵已对汴京形成了包围。不久京城失陷，赵明诚亦因奔母丧南下金陵。此时，如何处理青州书库巨额收藏的重担悉数落在了清照的肩上。从此，战乱和其它灾难给传主所带来的打击和损失便接瞳而来。首先是：　　（一）青州书库化云烟　　在赵明诚南下后，时局更加紧张，李清照亦当随即由赵明诚的淄州任所回到相隔不远的青州归来堂，从而着手整理、遴选收藏准备南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①，其时在建炎二年（1128 年）三月十日之前②。大约在清照离开归来堂书房不几天，青州发生了一次兵变，杀死了郡守曾孝序。传主在《金石录后序》中是这样记载此事的："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陈按：此处文字当因在传抄中或夺或衍而臻误，史实非为"金人陷青州"，而应为青州兵变。对此，《续资治通鉴》卷一○○建炎元年十二月记云："王戌，资政殿学士、京东东路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为乱兵所杀。先是临胸上兵赵成，聚众为乱，夺门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据厅事，瞋目骂贼，与其子宣教郎计皆遇窖，时年七十九。诏赠光禄大夫，说曰威。"），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因为现存之《后序》有所闭衍和字句舛误，上述引文中的"十五车"书，很容易被理解为赵明诚奔母丧时带往金陵之物，实际当系后往金陵的清照所带，她等于从兵燹中抢救出了十五车文物，其贡献非同小可。当清照押运这十五车器物"连炉渡淮，又渡江"，行至镇江时，恰遇张遇陷镇江府。初时，张遇自黄州引军东下，遂犯江宁，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追击之，张遇便以舟数百绝江而南，将犯镇江，又回泊真州（今江苏仪征），士民皆溃。将作监主簿马元颖妻荣氏为张遇所得，遂遇害，镇江守臣钱伯言弃城而去①，而我们的传主却以其大智大勇将这么一大批稀世之宝押抵江宁，名副其实地做到了"完壁归赵"。为此，赵明诚对其"老妻"颇有感戴之意②；岳珂对清照此举亦尝有褒美之词："德甫之夫人易安，流离兵革间，负之不释，笃好又如此"①。这里赵、岳称道清照的是具体指她在途中遇贼尚能将《赵氏神妙帖》"负之不释"，实际上，我们的传主在长途水陆兼程中，所遇艰难险阻是一言难尽的。没有她的虎口夺书，这"十五车"就得同青州的"十余屋""书册什物"一样，化为"煨烬"和"云烟"。　　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赵明诚《跋蔡襄书<赵氏神妙帖>》。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　　② 赵明诚跋《蔡襄书<赵氏神妙贴>》。　　①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武英殿聚珍本。　　（二）李清照循城远览寻诗篇此事的根据和时代背景，就是本书第一章"改二期说为三期说"一小节中征引的，周烬《清波杂志》所云清照在建康雪天循城寻诗之事。如果把清照的远览寻诗理解为其在"雪天"的一种风雅之举，那么这只能发生在她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到建康后，当年的春、冬至次年的春天，短短三、四个月的事，因为建炎三年秋她离开建康后，再没有回到这个令其不堪回首的地方。清照"雪中"寻诗时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装柬，不是什么穷极无聊和闲情逸致，而是传主为其思乡念阙心情所驱使的犹如"夜鹊未安"的一种爱国"诗情"②的宣泄。在现存系于这段时间的清照作品中，绝无"风月"之作，有的是清一色的《乌江》、《咏史》及"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等讽谕刺世之作。她之所以写作此类作品，首先是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靖康之变"后一、二年的有关史实，就是李清照此类作品再好不过的注脚。　　传主前脚离开青州，后脚这里和潍州就被金兵攻破。不久抗战派的中流砒柱宗泽病卒，他的死使抗金力量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曾先后上疏二十次请高宗还京抗敌，但始终未能如愿，遂忧愤成疾，疽背已甚而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①语毕遂卒，无一语及家，但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犹赞帝还京，以出民水人之中。在宗泽卒后，承议郎赵子砥亦慷慨奏曰："金人讲和以用兵，我国敛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议，女真主用兵，十余年间，竟灭契丹，今复蹈其辙。譬人畏虎，啖虎以肉，食尽终必食人。若设陷阱待之，庶能制虎。"②对于这样一些旨在恢复的深谋远虑者，高宗虽然尝以"嘉奖"、"赐对"、"赠官"等加以笼络，但对其抗金主张和措施却置之不理，一味坚持其"屈己求和"之策。这位向以果敢聪敏著称的康王，在嗣位后，号称中兴之主，其某些举措确有感人之处，比如他不以口腹劳人，物至则食，未尝问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什么吃什么，膳食非常简朴。有时在荒郊野外，烧柴温饭，用瓢酌水；有时与辅臣于茅舍下同食，奉行"思艰崇俭"之策，"以济斯民"，又如其在行在建康的住处简陋到了破损的程度，令朝臣感动不已。外出时唯带书籍，别无长物。遇有向他进奉贵重侈靡供物者，他不是当场令人将珍宝投之沛水，就是下令碎之通衙。然而他却不事恢复，罢李纲、杀陈东以谢金人，使爱国者有志难酬，甚至因坚持抗金而得咎，遂造成帅守之弃城者习以成风的局面。在一切"北来消息"中，当莫过于济南守臣刘豫的投敌更使传主为之痛心疾首。这个怀有邪谋的刘豫，当金人啖之以利时，他就乖乖地充当了马前卒。刘豫的助纣为虐和黄潜善的作左相、汪伯彦的作右相，更加速了金兵的长驱南下。徐州、泗州接连被攻破，韩世忠亦兵溃沐阳。继之，瓜州、扬州失陷，及至天长军被攻破后，高宗闻报，即介胄走马出门，跟随他的只有五、六骑。城中大乱，高宗与行人并辔而驰，军民争门而死者，不可胜数，卫士对他亦出语不逊。从水上逃跑的，因潮不应闸，尽胶泥淖中，悉为金兵所取，乘舆服御，官府案犊，无一留者；有的相抱沉江，来不及者，被金兵掠之而去，金帛珠玉，积江岸② 《风月堂诗话》载有李清照诗句云："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① 《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② 《宋史》卷二四六《宗室》四。　　如山。高宗则弃吴江不守，仓皇逃往有重江之阻的安全地带杭州①。所有这些正面、反面的史实，岂不都一一印证了清照上述诗作的现实针对性之强烈，简直就是一一针对具体事实的"缘事而发"之作。　　用心良苦的李清照，她既想用自己这种爱国情操去感染"国人"、鼓励士气，更希望在抗敌前线身居建康知府要职的丈夫赵明诚能够克尽职守，为抗金大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写出一些志在恢复、蒿目时艰的诗篇流芳后世。可惜的是在她"得句必邀其夫康和"时，明诚却"每苦之也"，无传世之作可言，对此，有论者尝以明诚专事"金石"之学不擅诗词加以回护。这尽管可以作为某种口实，因为签题考古或著书立说与写诗、填词的思维方式毕竟有所不同。作为金石大家的赵明诚，写不出以词名家的李清照笔下那样的佳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赵明诚又不是一个根本不能写诗填词的人，即使《琅嬛记》所云"三日夜，得五十阙"，不尽可信，那么清照亲口所云，"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①，和"取笔作诗，绝笔而终"②，就是指赵明诚不仅具有诗情画意般的作诗才能，还一直不忘此道，最后以"绝笔诗"终其一生。看来赵明诚此时对妻子的前述忧世之作苦于赓和的原因，主要是他没有具备清照的那份炽热的爱国情感。这样评价膺任建康知府的赵明诚，对他一点也不冤枉，因为其所作所为尝有甚于此。　　（三）赵明诚缒城宵遁被罢官　　约两年多之前，赵明诚因勤政和斩获逃兵曾转一官，到了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二月，他自己却临乱作了"缩城宵遁"者。此事的详细经过将在作为本书附录一《赵明诚传》的有关章节评述，这里只作一简略交代：御营统制官王亦将在江宁谋变，江东转运副使李漠得知后，驰告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李谟采取了紧急措施，使王亦不得不斫开南门逃走。将近天明时，李漠去探望赵明诚，他竟与通判毋邱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用绳子系住从城墙上逃跑。后来毋、汤皆抵罪各降二官。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涉及此事时，尝云"己酉春三月罢"，当是基于所写为书序，故未及"缒城"之事。　　发生"缒城宵遁"之事，对身为东南形胜重地要职的赵明诚来说恐非偶然。看来，是"六朝金粉"的靡丽繁华之景，使其犹坠销魂之乡，遂变成了有甚于"武陵人"的"章台""游冶"者。这当无异于在传主被疏无嗣尚未痊愈的疮日上，又撒上了一把咸盐，使其再度陷入了极度的爱情痛苦。或为排遣自身隐忧，或为规劝丈夫转意，李清照于建炎三年元宵节前后写了一首《临江仙》词并序，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语，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清照此词之"文本"云：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扁。柳梢梅粤渐分明。春归袜陵树，人老建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一。　　① 《偶成》。　　② 《金石录后序》。　　如果只联系此词的时代背景而不问其作者的心理状况，这首词将无法解读。因为人们很难捉摸，作为江宁重地第一夫人的传主，其情绪为何这么低沉，地不但感到预赏元宵花灯"无意思"，就连她一向喜欢的"踏雪"，也感到无精打采，这究竟是为什么？要想进一步了解这首《临江仙》词的思想心理背景之所在，就必须先弄清欧阳修《蝶恋花》词的主旨何在，欧词云：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看来打开李词《临江仙》的钥匙，当是放在对这首欧词的正确解读之中。传主绝不只是"酷爱""欧阳公"的"'深深深几许'之语"，而是因为与欧词中的主人公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缘故。欧词中的妻子被长年关在浓密的杨柳和"无重数"的帘幕遮掩下，极为深邃的庭院之中，而丈夫却乘坐着华贵的车骑随意寻花问柳。她想登上高楼看一看大夫所迷恋的歌楼舞榭（章台），然而看不到。词的结拍二句更是形象地道出了"弃妇"的怨恨莫诉的感情。换句话说就是欧词道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的章台冶游的不满，而又不敢直说的幽怨心态。这既是传主由对欧公"小歌同"有所不满①到"酷爱"欧句的原因所在，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普遍的爱情痛苦。这时的赵明诚大致变成了这样一个人--对于公务，他至少是一个失职胆小的"逃兵"，对于妻子，他至少在感情上已成了朝三暮四和心猿意马者。而此时的李清照面临的苦难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否则何以会写出"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如此沉痛的词句！　　① 李清照《词论》有句云："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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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赵明诚感疾身亡，李清照独当薏苡谤

　　赵明诚守江宁仅一年多被罢当系咎由自取。他自二月罢守至五月奉旨知湖州，约三个月当中，辗转于芜湖、姑孰（今安徽当涂）等地。建炎三年六月中旬，刚刚定居于池阳（今安徽贵池），赵明诚就离家独往行在建康领命以赴湖州任。与大夫分手后，在他生前，她就独自担当起了保护文物的重任。在他卒后，她便遭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恶谤，其实质酷似当年马援所遭"薏苡之谤"①，这就是给流寓中的嫠妇李清照的不幸遭遇雪上加霜，令其有口难言的"玉壶颁金"之诬，此系后话，兹先叙其生前之事。　　（一）遵夫嘱宁死护文物　　关于赵、李的池阳之别，《后序》中有一段既感人肺腑，又形象生动的记载：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中，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乾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李清照既没有忘记丈夫的嘱托，还不只是做到了"与身俱存亡"，她为保护明诚生前的珍贵收藏，可以说付出了比生命本身还要沉重的代价，这在以后的章节有所详叙。　　（二）日夜兼程探夫病　　在赵。李关系的微妙演变中，有一种现象很发人深思，即当赵明诚处于顺境时，往往对其妻表现出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以致结出了赵李无嗣的苦果；相反，在赵明诚处于逆境时，李清照却总是甘愿与其共患难。这也是中国女性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既可贵又可叹的品格。不管是象赵明诚那样，或比赵更令人失望得多的丈夫给她们带来过多少痛苦和伤感，她们绝大多数不会以牙还牙，李清照就是这其中典型的一例。在莱州时，他曾一度把她置于那么难堪的境地，如今他有了病患，她不但不记前嫌，而且急其所急，表现出了她对人对事的无比关切和惊人的识见，缓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了这样感人的一段：（明诚）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恒。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胄。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　　① 《后汉书·马援传》云：马援在交趾，其地产薏苡，可治瘴气，遂取一车将还，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怀疑其前载还者都是明珠。　　文中的"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短短数语，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丈夫的体性了如指掌，又懂药理，更说明平日她对他当照料得无微不至??这一切都体现出在赵明诚生前，李清照对他仁至义尽，他死后她所写的《祭赵湖州文》，不仅是"妇人四六之工者"①，主要在于其对丈夫的一片真情：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②。　　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　　（三）"玉壶颁金"之始末　　"颁金"，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作"颂金"，疑"颂"字系形近而误，应从各本，以"颁金"为是。"玉壶颁金"可直译为以玉壶投献金人，即以贿赂通敌之意。有云"初，学士张飞卿者，于明诚至行在时，以玉壶示明诚，语久之，仍携壶去。时建康置防秋安抚使。扰攘之际，或疑其馈壁北朝也。言者列以上闻，或言赵、张皆当置狱。"③这一说法与《后序》的有关记载是相符的，俞说当系据此衍义而来：??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候，便携去，其实氓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判。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前赵明诚病危时，有一个被称为学士叫做张飞卿的人，携带一把玉壶前来探望。他把所谓玉壶给明诚看了一下便带走了。其实这不是真玉壶，只是一把样子象五实际是石制的壶。不知什么人将此事传开了，井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明诚）将玉壶送给金人的谣言；还传言有人秘密弹劾此事。我非常惊惶恐惧，又不敢说什么。就把家中所有的铜器等物，想赶到皇帝驻跸的地方去进献。我赶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后，皇帝己转到四明（今浙江宁波）。这些铜器等物不敢留在家中，就与手抄本一并寄存在剡（今浙江嵊县）。后来官军平定叛乱的兵卒时，把这些铜器、写本，全都拿走，听说全部到了原来的李将军的家里。关于"玉壶颁金"之事，至今未再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看来此事最终是不了了之了。　　（四）赵明诚卒于建康，李清照大病一场　　《金石录后序》在记叙了赵明诚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 年）八月十八日病重将亡，取笔作诗，绝笔而终之后，又云："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关于① 谢伋《四六谈塵》.学津讨原本。　　② 《景德传灯录》卷八。"白日"指人的死亡："机捷"，犹机锋。佛教用涪，指问答迅捷、不落迹象、含意深刻的语句。　　③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　　"分香卖履"的出处，已在本书第一章的有关章节中作了交代。此处尚需略加提及的是这一典故不只是有一种含义，即除了作为家事的遗嘱外，还含有专对妻妾的恋念之意。这两层意思对李清照来说还都是表层语义。在涉及遗嘱的问题上，必然联想到子嗣问题，传主之所以在遗嘱的前面加上"殊无"二字，其中即含有"赵、李无嗣"的隐衷。此系李清照作品中的特有用典方式，其与"晓来风急"的用法有相似之处。对此，在第一章中已有所涉及。赵明诚死后，李清照走投无路。时局更加紧张，《后序》所云"朝廷已分遣六宫"，即指哲宗赵煦后孟氏，亦即隆祐皇太后率六宫往豫章（今江西南昌），又传江当禁渡，此时传主所关注的并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因"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及其他长物的如何存放，成了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这既是亡夫对她的嘱托，也是作为未亡人应尽的责任，何况这些书册金石中，不仅有她"笔削其间"①的劳绩，她更为之付出了"与身俱存亡"的代价。但在"事势日迫"的情况下，收存好诸多贵重文物谈何容易，加之对赵明诚逝世的悲恸，所以李清照在四十六岁时大病一场，到了仅存喘息的严重程度。这一场病给传主后半生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此病本身给她带来的躯体痛苦。"病"字对李清照来说，其含义不仅是失去健康状态的问题。这个"居盲之上、膏之下"旧称"二竖"②的病魔给传主带来的不仅是肉体痛苦，主要的是终其一生而难以痊愈的精神创伤。　　①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 年版。　　② 《左传·成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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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病中再嫁，所遇匪人

　　为了避免可能在部分读者中产生的误解，先对"匪人"一语略加解释。　　这里是取义于李朝威《柳毅传》的"不幸见辱于匪人"。李清照的再嫁酷似洞庭龙女远嫁径河小龙的不幸，所遇均为行为不正当的"匪人"。　　（一）后夫名曰张汝舟，"妄增举数"自取咎　　绍兴二年（1132 年），清照四十九岁时到了杭州。这一年的四、五月间，她曾再嫁张汝舟。兹将宋人的有关记载依次缕述如下：约撰于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 年）或稍前的《诗说隽永》云："今代妇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建炎初，从秘阁守建康，作诗云??"①，意谓李易安后适他姓。　　撰于绍兴十八年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丽人杂记》条云："（李）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撰于绍兴十九年的王的《碧鸡漫志》卷二，谓清照"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　　约稍后于王灼的朱或，其《萍洲可谈》卷中云："（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亦诟其再嫁事。　　约撰于绍兴二十一年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云："格非之女，先嫁赵"，言外尚有再嫁事。　　约撰于绍兴二十一年前后的洪适跋《赵明诚（金石录）》云："赵君无嗣，李又更嫁"②。　　成书于李清照下世后的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初名《拥炉闲纪》）卷十四录有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此启载有作者自述："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友凶横者十旬"、"居囹圄者九日"，即再嫁、离异、系狱等事。　　上引《丽入杂记》条亦云："（易安）有《启事》与聂处厚（崈礼字）云：'狠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胡仔此说可从反面证明李清照此启及其所载作者再嫁、离异的真实性。李清照的这一《投内翰綦公崈礼启》不仅是她再嫁的"证明材料"，也是一篇写得很成功的"四六文"，本书将在第五章设专节评述，其为清照所作的真实性将可得到进一步证明。限于本书体例，此处不予赘述。　　成书于李清照下世后的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人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已西行遣）。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成书于李清照下世后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谓清照"晚岁颇失节"，即指其再嫁事。　　① 转引自胡仔《茗溪渔隐丛活》后集卷四十。　　② 洪适《隶释》卷二十六。　　以上述材料证明李清照的后夫名曰张汝舟，当无可怀疑。至于其中的"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简而言之就是李清照指控张汝舟因谎报举数而获得官职。由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的宋代诉讼、科举之详情，可参见拙文《关于易安札记二则》的"'妄增举数入官'解"。　　（二）身系大狱何所惧，不与"下才"同流污　　尽管赵明诚生前在夫妻感情方面，曾给李清照带来许多难以言传的苦衷，赵之"缒城宵遁"，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亏缺，而李清照对其不仅怨而不怒，还曾不时地加以回护；对于张汝舟她却宁可身系大狱，也要与其一刀两断，这到底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有现成的标准答案，笔者试作绎释如下：第一，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李清照，在她身上仍留有某些封建传统思想的烙印，诸如为旧礼教所沾染的男儿爱新人，女子重前夫；仰慕门当户对的"贵家子弟"和荫封高官等等。但这些却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第二，赵、李二人志趣相投，才学既相抵又互补，其结合主要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一部《金石录》仿佛就是导致他俩相互吸引的强大磁场，它比月下老人的神秘红线更牢靠、更坚实。而李清照与张汝舟的结合却谈不上以爱情为基础，同时两人的素质也相差大远，差异就是矛盾，此二者当是造成李、张婚变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对于后世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如果说赵明诚的"天台之遇"和青楼冶游尚属时尚、其"缒城宵遁"还只是一种胆小失职的话，那么张汝舟却是一个有多种道德缺陷的人，他除了向朝廷骗取官职，其与清照的结合则是出于觊觎她的珍贵收藏，他在她病中乘人之危，巧舌如簧地骗了婚，其所作所为用清照的话说是一个"驵侩之下才"，即小人、掮客之流。他毒如蛇蝎，婚后一心想杀人越货"彼素抱壁之将往"①，便对清照拳脚相加，"遂肆侵凌，日加欧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是可忍， 孰不可忍！所以清照情愿依法系狱、蒙"败德败名"之讥，也要与其讼而离之。　　第四，这场婚事纠葛本身，从诸多方面证明了李清照的举动何等光明磊落！其爱情观、道德观、价值观的主调又是何等先进、超前！不错，宋人讥其"晚节流荡无归"者有之， 击其"晚岁颇失节"者亦有之，但那只是极少数站在陈旧腐朽的封建卫道者的立场上而口出不逊者，绝大多数较通达公正的宋代学者并不以女子再嫁为非。卒于青州知府任上的范仲淹就是由再嫁的母亲抚养成人的，其母子仍然受到人们的尊重。还有数不胜数的类似事例均可说明，在两来不存在为再嫁之事本身辩诬的问题。出面为清照再嫁"辨诬"的不是宋人，而是明朝的徐，他针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关于清照再嫁的记载说："殊谬妄不足信??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 必无更嫁之理??① 见李清照《投内翰綦公主崈启》。其中"彼素"句系化用《左传·哀公十八年》的这样一段记载：己氏欲杀卫庄公，庄公曰："活我，吾与汝壁。"己氏曰："杀汝，壁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劈。清照以此指斥张汝舟意在杀人越货。　　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大诬贤媛也"②。如果这种所谓辨诬，由于辨诬者对清照的身世缺乏了解，尚属臆度的话，那么清代的"辨诬"者则是站在比宋、明等朝代更加强化的封建的"伦纪"，"庭训"和"礼义"③的立场上，是一种很大程度上的倒退。至于近、现代有的学者仍把再嫁视为厚诬，则更叫人难以理解。且不说在现代社会中，几乎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离婚率，他们无法解释，就其衡人标准来说，岂不是把明明具有一定叛逆性格的李清照完全看成了旧礼教的维护和迁就者，这无疑是对她的误解甚至曲解，是帮倒忙，也不能不说是李清照研究的一种倒退。　　② 《徐氏笔精》卷七。　　③ 《续修历城县志》引《历下咏怀古迹诗抄》。1924 年续修历城县志局排印本。

奉旨填词柳三

十、晚年的流寓和思想的升华

　　赵明诚逝世那年恰好闰八月，李清照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她并没有追随皇室女眷的去向，到豫章投亲，而是先遣故吏送行李投奔从卫在洪州（今江西南昌）的赵明诚的妹婿。她离开建康，大约是建炎三年（1129 年）九、十月份的事。其投奔方向基本是追随高宗的逃遁路线。她之所以这样做，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如其在《后序》中所明言的，尽将家中铜器等物投进外庭，以昭无"颁金"之事；二是追随御驾当较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　　（一）向往"三山"未曾去，晚年挥泪写《后序》　　关于传主可能产生前往"三山"之想的来龙去脉，已在第一章引论中作了较详细的交代。后来惟因御舟返回浙西，清照遂尾追而还。先后由越州至杭州，从而定居于此地。　　如果说在李清照的时代，再嫁尚不乏其例亦不足为奇的话，而女方提出离婚和状告亲人，在当时却是触犯刑律的事。李清照与张汝舟的离异，曾在上层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多亏得到赵家的远亲、翰林学士綦崈礼的援手，才止息了其所受"无根之谤"。此后传主的心情逐渐平静，生活亦趋稳定，遂重新投入了关于《金石录》的未了之事。其《金石录后序》当是在这一背景下，挥泪完成的。这既是一篇书序，也是一篇对亡人充满深情的悼文，如"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己拱，悲夫"诸句，不要说当事人和当时人，至今读来仍催人泪下。撰罢此序后，又经过约十年的苦心劳作，于绍兴十二年（1143 年）前后，清照将《金石录》表进于朝。待此著约于绍兴二十五、六年版行于世时，受到朱熹"煞做得好"①的称赞。朱熹只认为这是赵明诚的文笔高超所致，殊不知这部《金石录》里也渗透了我们传主的心血，可以说这是赵、李之间相得相爱的感情结晶。　　（二）捉刀代笔依人意，心系家国是真谛　　绍兴十二年，六十岁的李清照，或因其将《金石录》表进于朝后，文名益高，这一年她有为人代笔撰《端午帖子词》等事："李易安，绍兴癸亥在行都，有亲联为内命妇者，因端午进帖子。《皇帝阁》曰：'日月尧天大，漩玑舜历长，侧闻行殿帐，多集上书囊'；《皇后阁》曰：'意贴初宜夏，金驹已过蚕，至尊千万寿，行见百斯男'；《夫人阁》曰：'三宫催解粽，妆罢未天明，便面天题字，歌头御赐名'。时秦楚材在翰林，恶之，止赐金帛而罢。"②贴子本身自然是投合圣意，福寿吉利之词，既不同干其诗文，更不同于其词赋，说明传主有多副笔墨，写什么象什么、做什么成什么，足见其才华能力之不凡。只因她没有为秦桧之兄秦梓（字楚材）代笔，而因内命妇进之，得罪了这位沾亲带故的翰林学士，所以清照所得到的赏赐只有金帛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② 周密《浩然斋雅诙》卷上，武英殿聚珍本。　　之类而已。此类捉刀代笔之事，本系翰苑本职，清照之代扈当因其文名之高所致，古人对此未曾非议，今天更不必上纲上线，把传主推到御用文人行列。李清照在饱尝了爱情、婚变给她带来的比酸甜苦辣四味更全的味道之后，到了晚年，她对于爱情犹如枯井无波，从而把属于个人的情爱，扩大和转移到对江山社稷的关注上。此时不但其所作诗文无一不心系家国（详见本书第六章《嫠不恤纬，唯国是爱》），就是约在她六十四、五岁时所作《永遇乐》和《添字丑奴儿》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她早年为诗、词所立下的界碑，从而把满腔的家国之情诉诸于她早年称之为"小歌词"的长短句，致使南宋末年最著名的爱国词人刘辰翁每读她尝怀京洛旧事的《永遇乐》等词，就"为之涕下"，甚至"辄不自堪"①。由此可见，传主晚年作品产生了多么深挚的异时相感的爱国效应。　　（三）春蚕到死"思"不尽，仍以其学传后人　　李清照自己没有亲生子息②，但她对"儿辈"的关心却没有因此而稍减，这其中既有她本家侄、孙，也有异姓女弟子韩玉父①等。对于侄、孙，她常以博弈打马的游戏方式，向他们耐心讲述这样一些道理："慧则通，通则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②，她告诉"儿辈"，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既要靠聪明才智，更要具备专心致志的精神。惟其如此，才能触类旁通，掌握各种精湛的技艺，也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以臻于妙境。这些道理无疑是极为精深有益的。但如果只是空洞抽象地灌输，也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李清照则运用自己富赡的才学，旁征博引，通过庖丁解牛、郢人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尧舜之仁、桀纣之恶、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等故事，既生动他说明"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的道理，又很自然地告诫人们不管做什么事，那怕是博弈游戏之类的小事，也不应该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她一面讲道理，一面身体力行，寓教于乐。棋局犹课堂，棋盘似战场，在小小的棋子上，做出了望乡、复国、育人的大文章。至于对传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具体了解或借鉴，可参阅本书第六章《嫠不恤纬，唯国是爱》，其中"寓报国之志于'深闺雅戏，"一节讲到的传主以小见大的教育方式，至今仍然发人深思。　　然而，更发人深思的是发生在李清照生命最后几年的一件看来不大，但却寓意深邃的事情。那时她虽已年逾古稀，但对于人生、对于才学仍不改初衷，自己逼近黄泉之路，遂将厚望寄于后人。于是便欲将其学传授给一位姓孙的妙龄少女，不料却引出了这位孙小姐的一番极为迂腐的酸话，说什么"才藻非女子事也。"对这种深受封建礼教沾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① 刘辰翁《须溪词》卷二。　　② 这里之所以称"于息"而下称"子女"，系因目前只确知"赵李无嗣"，即没有作为传宗接代的儿子，而不能断定连女儿也没有。因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人，在我国古代也同样被称为无嗣者，蔡玫之父蔡邕亦被叫做无嗣者。　　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载有："易安居士教（韩玉父）以学诗??"之说。② 李清照《（打马图经）序》。　　直到陆游仍不以为非，称这位"孙氏""幼有淑质"①。当然，笔者这里无意对陆游加以非议，只是想借以说明，与这位"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语）相比，李清照的胸襟和见识不也足以"压倒须眉"吗？　　（四）何处青山埋才人，瓣香一柱敬献藕花神　　"才人"通常有三种含义：一如《论衡·书解》所云指有才华的人；二是自汉至宋、明所置的宫中女官名；三是宋元称杂剧话本的作者或说话艺人为才人。这里是取第一种含义代指李清照，自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也就是李清照七十三岁之后，再没有发现她的任何作品和有关她的任何记载。那么，这一年大约就是她溘然长逝之年。她逝世后，尸骨或许就地留在杭州西子湖畔，与孤山上的闲鹤香梅为伴，而赵明诚的遗骨则很可能一直掩埋在建康城的郊野。看来，赵、李袝葬的可能性很小。或许古人已体察出传主的孤魂难以在异乡安息，于是就把她作为藕花神祀，供奉于济南大明湖畔的"藕神伺"，意欲借明湖之水：??漱其余芳，且换凡骨，受居士之益素深，爱居士之心因益甚。生平烦恼，聊仗千佛为之忏除，无数谤诬，亦借明湖为之湔雪。而他日寻诗湖上，蓉裳尊带，不叉想见其姗姗来迟耶？①虽然这里仍把清照作为历城人而不知她是生于明水的绣江人，使笔者略感遗憾，但其字里行问对传主的一片拳拳之情，足使其在天之灵深受慰藉。此处曰"在天之灵"，绝非迷信，犹如本书开卷所云，本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传主的名字即已升涉太空，邀游四极。笔者在溺管疾书此传的过程中，每当遥望夜空时，总感到在群星闪烁间，有一帧首无明珠翠羽之饰、粗服简妆而不掩其神韵的传主自画像②，又仿佛由此幻化成了她本人。这个"蓉裳蕙带"的藕花神，无时不在俯视人间忧喜，她将永远为后世所爱戴和礼敬。　　① 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五，商务印书馆影印明本。① 《续修历城县志》引《历下咏怀古迹诗抄》。　　② 张丑《清河书画舫》已集引《画系》，云易安小楷和则天图画"皆精"。宋濂《芝园续集》卷十云："李易安图而书之，其意盖有所寓。"陈继儒《妮古录》卷　　三、《太平清话》卷一云："莫廷韩云，'曾买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见。"《清河书画舫》申集云："李易安、管道升之竹石。"清人编《玉台画史》内有清照之名，可见其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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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词学思想和"易安体"的特点　　一、《词论》的著录和"别是一家"说的创立

　　集中反映李清照词学思想的《词论》的篇名是后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著录时，称"李易安云"。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议。鉴于此文不仅是李清照唯一的词学论著，也是词史上最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词论，篇幅又很简短，兹将胡仔所引之全文迻录于下：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未'，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位下，罗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终、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鸯》，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①继胡仔之后，第二位著录《词论》的是南宋人魏庆之，见于其《诗人玉屑》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 题作《李易安评》，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除将胡仔所引的"虽极妍丽丰逸"句作"非不妍丽"，又将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挝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并将"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正为此辈发也"一段全文引录。　　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釚，其《词苑丛谈》卷一《体制》题作《李易安词评》，文字系据《诗人玉屑》，而未引"苕溪渔隐曰??正为此辈发也"一段。②① 此虽据人民文学出板社1962 年6 月版《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录载，但却参照多种版本，对文字、标点作了订正。　　② 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4 月版第3-4页，其不同于别本的文字分别为，"使易服隐名姓"作"易服隐姓名"；"日烦"作"日繁"；"已有"作"亦有"；"遍举"作"遍也"；阙"四侮瓜分豆剖"句；"富贵态"作"富贵"，"譬如良玉"作"如良玉"。　　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为诗、词之别立下的界碑，也是后世论者常常引用的"词'别是一家，"的原始出处，如引作"词别是一家"，则不是现存李清照《词论》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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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词学思想和"易安体"的特点　　一、《词论》的著录和"别是一家"说的创立

　　集中反映李清照词学思想的《词论》的篇名是后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著录时，称"李易安云"。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议。鉴于此文不仅是李清照唯一的词学论著，也是词史上最早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篇词论，篇幅又很简短，兹将胡仔所引之全文迻录于下：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未'，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位下，罗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终、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鸯》，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①继胡仔之后，第二位著录《词论》的是南宋人魏庆之，见于其《诗人玉屑》卷二一《诗余》条，在《晁无咎评》之后， 题作《李易安评》，又另作《李易安云》，文字除将胡仔所引的"虽极妍丽丰逸"句作"非不妍丽"，又将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挝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并将"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正为此辈发也"一段全文引录。　　第三位著录《词论》的是清人徐釚，其《词苑丛谈》卷一《体制》题作《李易安词评》，文字系据《诗人玉屑》，而未引"苕溪渔隐曰??正为此辈发也"一段。②① 此虽据人民文学出板社1962 年6 月版《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录载，但却参照多种版本，对文字、标点作了订正。　　② 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4 月版第3-4页，其不同于别本的文字分别为，"使易服隐名姓"作"易服隐姓名"；"日烦"作"日繁"；"已有"作"亦有"；"遍举"作"遍也"；阙"四侮瓜分豆剖"句；"富贵态"作"富贵"，"譬如良玉"作"如良玉"。　　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为诗、词之别立下的界碑，也是后世论者常常引用的"词'别是一家，"的原始出处，如引作"词别是一家"，则不是现存李清照《词论》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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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论》的贡献

　　以往人们对《词论》所作出的贡献，大都只就其"文本"涉及到的诸如词史、词律、词评等问题加以论列，而对其贯穿全文的一个尽在不言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仍被忽略，这个问题就是《词论》堪称：　　（一）为"小歌词""补天"之作　　把宋代的这种特定的文学体式称之为"宋词"无疑是后世的事，李清照还不时把它叫做"小歌词"，在她之前，词更被叫做"曲子词"、"乐章"、"乐府"、"琴趣"、"长短句"、"诗余"等等，别名很多，但没有一个能作为其独立"人格"的揭橥，名字也不够响亮。这都是因为那时的词尚处在诗的附庸和弃儿阶段的缘故。到了北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歌楼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这种被叫做歌词的创作权，不仅从民间转到了一些文学大家的手里，甚至还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词"的写作行列，从而给这一畔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时李清照挺身而出，为"小歌词"的纯洁和独立，大声疾呼。上引《词论》的第一段是说词应象唐朝开、天盛世时的"乐府、声诗"一样，是供歌坛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别指出"郑、卫之声"和"亡国之音"都不合时宜，前者则更是被指摘的对象；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实例说明，象柳永《乐章集》那样"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不行，象晏、欧、苏等人那样写一些"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茸之诗"也不行。不论是晏、欧、苏，还是王安石、曾巩，他们所作"小歌词"之所以"不可读"，主要是他们不知诗、词之别，或"知之者少"。而对诗、词之别"始能知之"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又各自有"无铺叙"、"少典重"、"专主情致"、"少故实"等缺久。总的看李清照的这篇《词论》，对时弊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建树是独特的，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词这一体式之所以能够膺任宋代文学的代表，被光荣的称为"宋词"，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词的本质的确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几有"女娟""补天"之功。　　（二）对词之为体要义的建树　　李清照对于诗、词之别的划分，应该说是首先着眼于诗、词不同的社会作用的。诗的社会作用已为人们所共认，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从李清照的诗歌实践看，无疑她对孔子此说是身体力行的。关于词的社会作用，《词论》中虽亦无直接论述，其赞成曹元谦、念奴、李八郎等"歌坛"高手，在曲江宴上大显身手，就说明她是格守《花间》、南唐之风习，也把"小歌词"看成"娱宾遣兴"、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在她看来，"小歌词"要想唱得"众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样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词本身不仅要摒除"郑、卫之声"，"亡国之音"和"词语尘下"者，还要有与诗文大不一样的、为词所特有的音韵格律，她①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集注》本，中华书局1983 年版。　　认为诗文只讲究平仄即可，而歌词则既"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严格规定，那么所作歌词"则不可歌矣"，这样的人作为歌词作者，即使"学际天人"，也是不称职的。　　要想称职，必须首先弄清词是"别是一家"的，与诗很不一样，它们必须各立门户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强调，词还要有"铺叙"、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观那样"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也不能象黄庭坚那样"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价自减半矣。"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词论》"文本"中直接论述到的关于诗、词的主要区别之点。对此，她从理论上作了明确的、反复的强调。但对于诗和词别一方面的主要区别，即二者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差异，在现存《词论》"文本"中，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论述，但在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中，其诗、词的题材内容则敻不相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设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中所录"李易安云"，并非全文。其阙文一则可能在论述诗，词题材之别的段落上；一则又可能在"价自减半"的戛然而止处。后者的内容，显然不便妄测，试对前者拟补如下：诗、词之间，除了《词论》中着重强调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须严加区别外，后面提到的对于词在情致、铺叙、典重、妍丽、丰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如何又往往取决于题材。实际上李清照对于诗和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可以说她为二者划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比如她的诗的题材内容几乎都是关系到社稷江山和兴观群怨的，偶尔写了一首被认为"甚工致，却是词语"①的《春残》诗（诗云："春残何事苦思乡，梦里梳头恨最长。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基本也没有超出《论语·阳货》所规定的兴观群怨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范围。至于其词的题材内容，所涉及的或是伉俪亲情，或是离怀别苦，或是私生活方面的隐衷。即使后期的个别词中带有一定的家国之念，她也将其托之"酒朋诗侣"、闺事闺情出之，绝无直抒壮怀之篇。至于李清照在词的题材内容方面，严把私房门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须另外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在《词论》中，读不出作者对于诗、词题材的严格分工，那就势必造成对其作品（主要是词）的误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声声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黄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为她捎书的鸿雁，表达其中年被疏无嗣的隐衷，就很符合作者对于词的题材规范，而象以往那样，大都把这首词说成是表达恢复无望的苦闷，从而把"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三句，等同于朱敦懦南渡以后写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②等句，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诸句，说成与张炎的"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③一样，都是表达对时事的忧伤云云，这种种说法，无疑都是牵强附会的，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李清照为其词所规定的题材范围。如果细读一下其《词论》，就会知道，这样人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违背了她对于词的理论主张。　　同时还应该看到，《词论》对于词在格律方面迥异于诗的独特要求，无疑是基于时人对于词合乐、应歌的现实需要；而李清照对于词的题材内容的① 陆昶编《历朝名媛诗词》卷七，红树楼藏版。　　② 朱敦儒《临江仙》。　　③ 张炎《清平乐》。　　界定，则无异于强化了词的自身特色。她从两个方面所花费的苦心，集中到一点，就是她不遗余力地为词争取生存权，如果没有李清照对于词之为词的特质的强化，那么在已经出现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及对词的格律屡屡有所突破的现实面前，词不但会处在作为"诗余"的名实相当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随着其自身特点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其被诗取代之日，然而词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环境，它不仅没有消融于诗，反而在面对着比唐诗更加纷坛势众的宋诗面前，出"人"头地。宋词的出息，固然非借助于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争执牛耳的过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论和创作的双重业绩，立下了头功。

奉旨填词柳三

三、《词论》的偏颇

　　以上对《词论》的肯定，并不意味着看不到它的偏颇和其它不足之处，又因为现存《词论》非系原貌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扦格不入之处、其"文本"自身不尽密合之点，以及包括现存"文本"的主要论点、论据在内，均有可议之处，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一）对音律的要求有细琐过苛之嫌　　在第二章中已论定，《词论》系作于大观年间（1107-1110 年），当时李清照只有二十六、七岁，又身处远离汴京的青州，其论著中对于音律的理论要求，与其作品的能否及时付诸管弦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系两回事。她在词的音律方面提出了一些他人未曾有过的严格要求，不仅一般词家难以做到，就是《漱玉词》也只能做到讲究平仄，而无法处处烙守阴阳四声，甚至有的词协韵颇宽，以至采取通叶。如她的《瑞鹧鸪》词，上片三韵"都"、"奴"、"枯"属虞部；下片二韵"真"、"新"属真部，被认为与词体不合。还有她说晏、欧、苏的"小歌词""皆句读不茸之诗"，亦与现存事实不符，比如《东坡词》虽有"曲中缚不住者"①，但那是"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②。至于晏殊、欧阳修的传世之词对于词律则是相当考究的。因此，王国维曾特意从音乐效果方面褒美欧词，称其《蝶恋花》（面旋花落）为"字字沉响，殊不可及"③。又如她还说："《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实际作为词牌名的《玉楼春》是因"花间"词人顾敻有"月照玉楼春漏促"句，因以得名。又名《惜春容》、《西湖曲》等。双调五十六字，上下阕各四句，三仄韵。此调在五代和北宋时，未见有如《词论》所云"押平声韵"者。除了这类或疏或脱的问题外，《词论》对音律的过分强调，还说明作者只看到音律在歌词传播中相辅相成的正面作用，而尚未认识到它对歌同的束缚，从而把苏拭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尝试，说成是"皆句读不茸之诗"，这不仅表现了在传统面前的不应有的拘泥，恐怕还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①的偏重形式的倾向。在这种词学思想指导下，清照有的词作，如寿词和个别咏物词，几近"无谓"之什。　　（二）对词人的批评有挑剔不实之处　　应该说《词论》对其所涉及的问题，所抱态度，基本正确，如对"郑、卫之声"的批评、对柳永《乐章集》得失的判断，尤其是批评黄庭坚"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可谓切中要害，极有见地。这是《词论》的主流。但是它在非主流方面也存在着不应忽视的问题。梁启超曾针对李清照《词论》对王安石的批评，以其《桂枝香》（登临送目）为例，提出了不同看法："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①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无咎语。　　②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华书局1979 年版。　　③ 王国维《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周济《介存斋论伺杂著》，见《词话丛编》，第1629 页。　　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却颌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②李清照去世时，辛弃疾只有十四、五岁，她无缘读到《稼轩词》。但在她写《词论》时，对于王安石和周邦彦的词作，她应该是熟知的。既然她对周邦彦的歌词未提出异议，而批评与周作不相上下的王作，在梁启超看来，李清照对王安石不应该如此轻慢地加以批评。应该说梁启超对李清照持论偏颇的这一反驳是必要的。类似的问题还表现在《词论》对秦观的批评上，"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平心而论，李清照的这段话既无分寸，也不符合事实。如果把"专"字去掉，以"主情致"评骘秦词，就较恰切了。"情致"，本来是指风味、意趣，本身是抽象虚泛的，其规定性要通过一定的事态和景物来体现，比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称清风朗月。江诸估客之咏为"甚有情致"；颜之推谓："《诗》云：'萧萧马鸣，悠悠筛施。'毛传云'言不喧哗也。，吾每叹此解有情致"①。此处所说的"有情致"，是指"清风朗月"、"悠悠筛旌"之景和咏诗、马鸣之声交会产生的静谧、肃穆的意趣。但细审《词论》的上述语意，它所指的"情致"当与"风情"相近，即指男女相爱的情怀，也就是说李清照认为秦观专写爱情词。实际上，《淮海词》中约有半数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异性之恋。所以《词论》在此下一"专"字，是失据和武断的，秦观词的"情致"是由其摹写的景象派生的，是情景交融，"意境两浑"②者。秦观是注重形象的，他善于"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③即以其"恋情"词中所写的与"玉楼"女和"东邻"的关系，也大都是比拟性的，秦观并不是真有那么多儿女情长，说他"专主情致"是不应该的。　　再说，"少故实"未必不好。在词中"祭鱼"或弄成掉书袋并不可取。　　粗服乱头而下掩国色的贫家美女，未必不及珠翠满头的富家千金。问题还在于秦观词也并非不用故实，且不说他的一些登临怀古词所用"故实"，几乎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就是在其它一些"主情致"的词中也不乏"故实"。比如在《淮海词》中有这样一首《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春人柳条将半。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乍一看这是一首常见的春景词，包括李清照在内的以往的《淮海词》的论注者，均未发现此词中的深长寓意，其中的"桃李"既是春日即景，又借喻门生。秦观是苏轼荐拔的"四学士"、"六君子"之一，自称"桃李"非常贴切；用在这里又极为自然，以致使人不易发现是在使用"故实"。秦观写此词时，苏拭的"门墙桃李"大都因被诬为元枯党人，或被贬滴，或归乡隐居，先后离开朝廷，飘零云散。秦句之"不禁风"和"回首落英无限"，不正是政治风云变幻和人物不幸命运之象征吗？秦观不仅常常使用"故实"，还能加以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其用事用典的功力，可谓达到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①的地步。总之，《词论》以"少故实"云云诟病秦观，并不符合事实。　　② 梁启超《饮冰室词评》，《词话丛编》第4306 页。　　① 《颜氏家训·文章》王利器集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　　③ 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二引周伯弜《四虚序》。　　① 黄庭坚《跋高子勉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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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词论》一辩

　　《词论》是一篇首次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很有锋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一位年轻女性之手，本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却"生"不逢时，长期沦为"弃儿"，无人问津。后来遇到了胡仔，它的幸运和不幸，都得从这位"苕溪渔隐"者谈起。　　（一）胡仔及其与《词论》有关的功过　　胡仔，字元任，大约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关清照的记载是值得重视的。他是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载《三山老人语录》，即述其父语。胡仔少时以父荫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 年）侍父赴广西七年。父母丧后，曾赋闲20 年。休官后退居吴兴苕溪，自号"苕溪渔隐"，并以此作为其论著的名称。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纂辑的前、后两集诗话选本。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 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间相隔整整20 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仔此著云：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 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证，此则多附辩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今天看来，胡著不仅以其择取谨严、条理明晰、载有撰者评语等方面优于阮书，前者的更为可贵之处是它补辑了元祐党人的有关资料。《诗话总龟》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是时元枯党禁虽已多次下诏解除，但在此书纂辑过程中，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元祐党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录，已收录的也要遵诏删除或焚毁。而胡仔则"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复"①。《词论》就是在胡仔的这种纂集原则下，幸蒙收录，从而得见天日的。但《词论》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这么一位重男轻女，处处维护旧礼教的迂腐者。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列入《丽人杂记》的"另册"。李清照的《词论》之所以得入"正册"，完全是沾了晁补之的光，胡仔对她则是极尽讥讽之能事的。所以说他既是率先收录《词论》的功臣，也是低毁《词论》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畅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②，则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驳。至于当代人对《词论》的看法，虽未曾见到比裴畅更加过激的言辞，但也曾有相当一部分论者一度对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大多与维护苏轼的革新词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6 月版。　　② 《词苑萃编》卷九，《词话丛编》第1972 页。　　风有关。所以弄清《词论》对苏轼的态度，是对它作出正确评价的颇为重要的一环。　　（二）《词论》不满苏词的背后　　当代的《词论》否定者，如果是基于对苏轼改革词风的拥护，那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只看到了清照对苏轼的不满，没有看到她对苏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颗义无返顾地维护词的纯洁性的赤诚之心。诚然，从表面上看，《词论》是与苏拭唱反调的，甚至在言辞上对于长辈还有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词坛现状之中，恐不难发现清照对苏拭所采取的是明贬暗褒的障眼法，运用障眼法，对于别个年轻女性来说，可能求之过深，但对于年纪轻轻就深受党争株连之苦的清照来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自卫之道。写《词论》时的李清照，不仅其自身仍未完全摆脱党争株连的罗网，其时她的丈夫赵明诚也因受到庭争株连被迫回乡。正在偕丈夫屏居乡里的李清照无疑必须在一些较为敏感的人事问题上或谨言慎行，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苏轼，李清照的心境当更加复杂和微妙。对她的父亲李格非来说，苏轼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对其翁舅赵挺之来说，苏轼又是一位政敌和死对头。不管赵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对待苏轼时必须与赵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为在当时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问题上，说一点被追究的元祐党人的好话，都是违背朝廷的旨意，在风声紧的时候，十有八九会招致麻烦甚至是祸患。作为早已成了廷争的惊弓之鸟和无辜牺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来呢？再者，本来就把词的音律放在首位的李清照，看到苏轼对于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么严格，遂致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说来，李、苏的分歧仅在于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内容放在第一位的问题上。回答这个问题时，今天的论者如果不考虑词的衍变史，就会简单化地把内容说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词律说成是束缚思想内容的枷锁，从而对《词论》采取否定态度。实际上在当时恰恰相反，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词论》的偏颇仅在于它把词的传统因素看得过于重要，在音律问题上不准"革命"、不准越雷池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批评李清照的词学思想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词体的问题上，李、苏又有着惊人的共识，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儿里佩服苏轼的。《词论》里对柳永和秦观的批评，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苏轼的话茬儿。词话中有这样两件趣事常被提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不仅自己与继承"花间"词风的柳水分道扬镳，也不赞成他的门人秦观沾染"柳词句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照《词论》也批评的柳词内容有猥亵低俗之处。由此可见，从内容上维护词的纯洁和尊严，李、苏间不但无枘凿之乖，还颇有点苏唱李随的味道，但这种随从绝不是指苏轼的"自是一家"与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相反，它们虽只差之一字，却异之千里。苏说是指自己与柳永的词风不同，而能自成家数。李清照是说诗、词间应有严格的区别。不难看出，苏拭是针对柳永的，言外之意，有与柳词比个高低而又坚信其词远胜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讥讽李清照"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一步说清照是这样，那么苏轼不是这样吗？他不仅是这样，他还只着眼于争"我"苏轼一家之长，而李清照是为词这种文体争取地盘和生存权，以求其不被诗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畅批评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话，那么她也只是说自己在对词不同于诗的特点的"知之"上，高出晏、欧、苏等人一筹，而她对知道词"别是一家"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则只是在"铺叙"、"典重"、"故实"等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不足，其间除了对秦观的批评与事实不够相符外，对其他人可以说是切中其弊的，绝不是如裴畅所讥讽的妄"开此大口"。遗憾的是有论者很不理解清照的这番苦心，他们甚至是出于意气用事，对清照其人其词作出了极不公允的评价。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与清照大致同时的王的。说他意气用事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王的很服膺苏拭，他对《东坡词》评价极高，同时也就不满于清照《词论》对苏词的非议，从而说了这样一番倚轻倚重的后："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①其中"今少年妄谓"云云，显然是冲着李清照《词论》来的，又显然是只看到了《词论》拘于传统的不足的一面，而没能看到其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有不怕得罪名公大臣、舍己为"词"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李清照以其"压倒须眉"的《漱玉词，的创作实绩，作了最好的回答。　　（三）《词论》对欧词的不满和清照对欧句的酷爱　　这里所谓欧词是指欧阳修词作的总体；"欧句"是指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词中的首句。对于前者，李清照在《词论》中曾表示不满，而对于后者，她又说"予酷爱之"。对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是不是清照言行不一，或出尔反尔？自然不是。　　《词论》涉及到欧词时，是这样说的："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应该说这段话是有问题的，而问题主要不是在观点和事实本身，主要是话说得过于笼统、表述不够圆满。因为在晏、欧、苏三者很不一样的情况下，把他们放在一起统而言之，难免顾此失彼。苏轼的情况已见于上文，而时人对于晏殊的看法，主要当不是他的词写得怎么样的问题，有一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知不足斋丛书。　　则记载说明晏殊认为自己的词，与柳永的淫冶之曲不能同日而语：柳三变既以词件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于。"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柳永因为其《鹤冲天》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犯了上颜，吏部不予提升，柳永就到政府去找宰相（相公）晏殊，而晏相公同样认为柳永是那种整日价泡在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浪子，认为他得不到晋升是活该。这与李清照对柳词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以她对晏词的不满，当主要不在其内容本身，而很可能象王安石那样认为作小词与其宰相身分不符："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②这一观点就是在今天，从一定意义上看也不无道理，在当时恐怕是被当作至理名言的。名公大臣即使为了自娱偶作小词，也往往被看成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欧阳修除了与晏殊一样，身为名公大臣因作小词而受到非议外，其《醉翁琴趣外编》还被认为"鄙亵之语，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①。这种尖锐的批评，虽出自李清照不可能得知的后人之口，但欧词本身的这类问题却是早已存在了的。对于致力于词的纯洁和尊严的清照来说，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对欧词表示不满，说明她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比在晏、欧词的音律问题上寻找微瑕，更为合理而有意义。　　关于李清照为什么从不满欧词到"酷爱"欧句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借"醉翁"的酒杯浇她自己的块垒，即以欧词中所写的"章台""游冶"者，来影射和规劝其丈夫赵明诚。这方面的来龙去脉，已在本书第二章的"赵明诚缒城宵遁被罢官"一节中，作了交代。　　① 张舜民《画墁录》，四库全书本。　　② 魏泰《东轩笔录》卷五，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① 《吴礼部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