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简 [宋] 沈作

奉旨填词柳三

寓简 [宋] 沈作? ●序

庄周氏疾夫世之沉浊，不可与庄语也，则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而其文瑰玮连犭卞、讠叔诡可观。盖实无心于言也，寓焉而已尔。予屏居山中，无与晤语，有所记忆，辄寓诸简牍。纷纶丛脞，虽诙谐俚语无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间有存焉。已而诵言之，则欣然如见平生，故人抵掌剧谈，一笑相乐也。因名之曰“寓简”，聊以自娱，庶几漆园之无心，抑有如惠子者，或知其为无用之用乎？甲午夏寓山自序。

●卷一

《诗》之作也，其寓意深远。后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因《诗序》而知之耳。然则《序》其有功于《诗》矣。予谓病夫《诗》者，亦《序》之力也。盖《诗》本以微言谏风，托兴于山川草木而劝谏，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其旨甚幽，其词甚婉，而其讥刺甚切，使善人君子闻之，固足以戒，使夫暴虐无道者闻之，不得执以为罪也，是故言之而勿畏。今为之《序》者，晓然使人之知其为某事而作也，又知其切中于其所忌也，故后世以《诗》而得罪者相属，是则《序》之过也夫。石林曰：“《诗序》盖当时诵者得于师传。”　　周公作《无逸》：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旧劳于外，享国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怀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国五十年。皆以不荒宁得寿考之福。其后嗣王生则逸，亦罔或克寿，此万世有国之明训，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礼》言文王疾，武王梦帝与我九龄，其言已怪诞不可信，而郑氏又从而释之曰：“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逸乐延年。”是劝辟王以安肆盘游，惟耽乐之从，而毁明主以寅畏自强为不足以引年也：与《无逸》之旨得无戾乎？　　《礼记》注云：《兑命》三篇在《尚书》，今亡。又云：《君陈》《泰誓》《甫刑》《高宗》之书皆亡。盖未见全书之出也，《左氏》所引亦多如此。　　《尚书·尧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西”，曰柳谷。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谷也。度音宅，古文度与宅相近而误，郑氏尝见之。　　商曰“祀”，周曰“年”，而箕子陈《洪范》，史载其言，乃称惟十有三祀，盖以见箕子不为臣于周之意。孔子不没其实，以表为臣之大义也。陶靖节所为诗，自宋世但纪甲子，不书年号，亦此意也。　　君人者居极否之世，能约己以厚下，则否倾而为益矣。居交泰之时，或剥下以封上，则泰过而为损矣。在《易》之否ⅰⅱ（坤下乾上），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ⅱⅰ（乾下坤上），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损乎？虽益也ⅳⅷ（震下巽上），损下而益上，斯为否矣。虽损也ⅶⅷ（兑下艮上），损上而益下，斯为泰矣。盖天下治忽之理不远也，戒在损益而已矣。　　诚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于事物，陷于迷途，是以蔽而不自见。能复其自然之性，则昭然着矣。故《易》之《复》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无妄》，诚之至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陆秉曰：“此脱文也，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虚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虚之位，然后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马季长、郑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为脱文，而妄为之说，谓所赖者五十，殊无证据。”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此语尤诞。且《系辞》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岂不显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终无非五十五数也。”予顷见石林，欲以所见咨禀，迟疑不敢妄发，先生曰：“子姑言之。”予曰：“秉言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是也；其言用四十有九，以为六虚之位，则非也。数始于一而终于五，天以藏德运化，妙其所以为数之始终，而神其所以为用之消长者，故虚一与五，退藏于密秘而弗用，则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当其无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圣人千载不传之奥旨。”石林喜曰：“如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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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重《易》，六爻八卦之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传》言包牺氏以来已有，盖取诸益、取诸暌，凡一十三卦之类，何也？盖圣人谓某爻像某物，某得某卦，如耒耜得益，弧矢得暌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不然，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岂未有书契之前已有?卦耶？亦谓伏羲造书?得?之义耳。且如八纯卦之象，何曾先立乾、坤、艮、震、巽、兑、坎、离之名，而后始有天、地、雷、风、山、泽、水、火之形哉？仲尼论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画之象八卦，小成之体，未重之前也。至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则始有重爻之象。六位之体，既重之后也。　　“帝乙归妹”者，言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伦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阴慝也。此前人之说，可取。　　六籍脱简阙文，先儒强为之说。如《春秋》“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之下阙文也，而传以为“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亡”，真可笑也。《易》比诸经，号为全书，而衍文脱字讹舛亦多矣。释者往往因陋而臆说，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独“坎”曰“习坎”，盖“习”字上脱“坎”字也。“坎习坎”，犹曰“井改邑，不改井”也。“同人于野，亨。”上衍“同人曰”三字。注疏谓：“特称‘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谬妄甚矣。坤之用六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大”字当作“代”音，转而然耳，盖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艮为指”，当作“止”，亦以音同误也。《大传》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弓矢者，器；射之者，人也。’”然则解之爻辞，当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缘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当作“能研诸虑”，衍二字也。如此类甚众。至于说卦取象尤多脱误，不可不知也。　　“元亨利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备是四德，以统天而行四时，故《文言》析而言之。若屯、随、临、无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贞”者，不得与乾比也。盖屯以“勿利有攸往”、随以“无咎”、临以“八月有凶”、无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继“元亨利贞”之下，以明其不得专是四德也。又屯之《彖》曰：“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随之《彖》曰：“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临之《彖》曰：“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无妄《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革之《彖》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以明各有所当，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曰“元亨利贞”而已矣。　　陈莹中尝以邵康节说《易》、讲解象数，一皆屏绝，质之于刘器之。器之曰：“《易》固经世之用，若讲解象数一切屏绝，则圣人设卦立爻复将何用？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然后可以论《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际，而遽绝之，则吉凶与民同患之理，将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予谓元城固为学《易》者说耳，若至忘言之地，象数固无用也，况讲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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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六爻，数用九六。先儒皆以谓九，老阳也；六，老阴也。君子欲抑阴而进阳，故阳用极数而阴取其中焉耳。阴阳，天道也，岂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岂人之所能强而进之哉？其说皆不通。盖天地之正数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数也。至于六则各有所配，已非正数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故孔子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夫参天，则一三五是矣。一与三与五，非九而何？两地，则二四是矣。二与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义也。故“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为予言如此。　　《易》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予谓“知”字下必有脱简三数字或脱一句。既曰“通乎昼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无义理，又非圣人立言之法。《易》虽全书，然简编残缺处亦已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汉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齐诸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今之俚谚谓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或曰“杜园”者，语转而然也。岂当时亦讥何之《易》学师承无所自耶？　　《易》者，至神之数，吉凶之先兆，使人见机而作，避祸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盖重《易》而系之者也。其于《易》之数，知之远矣，宜能远祸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岂人之祸福吉凶自有定数存于冥冥之中，虽圣与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无悔，而任其所谓在物者，则夫《易》之道欲令人进退语默得其时，无蹈患害，果何预哉？冥顽嚣凶，目不辨六画而名位充志，富贵没身者又何哉？圣人已矣，后之志士仁人玩占知变，穷《易》之道，而困厄颠踣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说也。　　唐人顾彖深于《易》，尝言《易》更三圣，犹夫三辰同丽太极。自汉田、丁、京、刘以来，百派奔凑，惟唐一行方见天机，神交造物，智斟人事，制动也有?尼，变通也无方，向之支流委输于我。其他绸绎祖述三十有余家，鹜精于捃摭，匮巧于穿凿，犹制氏之于乐，铿锵而已，徐氏之于礼，善容而已。刘禹锡尝指龟策讯之，彖曰：“古先圣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故设象以致意，梯有以取无，取当其粗，用当其精。夫权衡所以揣轻重，不为捶钩者设也；寻尺所以商远迩，不为运斤者设也。几存乎人，是则以天时为卦体，物理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内取诸身以彖焉。得枢于寰中，迎数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虽欲强名，措说无地，彼枯茎朽壳安能与于此乎？”予观顾生之言，盖邃于《易》者，惜其无著述传世，以尽见其所学。独禹锡载其言于志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宫之数虽出纬书《乾凿度》，而传于阴阳家者流，然其间微隐玄妙之理合于《易》与黄帝之书，不可废也。太一行九宫之法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以二八四六为四隅，而五奠位乎中宫，经纬交络无不得十五者，而独不见其所谓十者焉。盖土寄王于四方，不独主时，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是也。黄帝曰；“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数，土独以生数，而不言十者，土不独居成数也。又曰：“五运之复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皆不言十焉。呜呼，可谓妙矣！《易》之坤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宫之数盖出于此。孰谓黄帝之书为出于战国之伪而独为医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时之数，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举成数，而中央独曰其数五。扬雄为《太玄》，亦以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兼具生成之数，而五五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盖不可名言也。其法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之书与九宫之说。汉儒欺世，窃以为自得之学，而学者不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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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六爻，数用九六。先儒皆以谓九，老阳也；六，老阴也。君子欲抑阴而进阳，故阳用极数而阴取其中焉耳。阴阳，天道也，岂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岂人之所能强而进之哉？其说皆不通。盖天地之正数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数也。至于六则各有所配，已非正数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故孔子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夫参天，则一三五是矣。一与三与五，非九而何？两地，则二四是矣。二与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义也。故“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为予言如此。　　《易》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予谓“知”字下必有脱简三数字或脱一句。既曰“通乎昼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无义理，又非圣人立言之法。《易》虽全书，然简编残缺处亦已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汉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齐诸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今之俚谚谓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或曰“杜园”者，语转而然也。岂当时亦讥何之《易》学师承无所自耶？　　《易》者，至神之数，吉凶之先兆，使人见机而作，避祸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盖重《易》而系之者也。其于《易》之数，知之远矣，宜能远祸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岂人之祸福吉凶自有定数存于冥冥之中，虽圣与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无悔，而任其所谓在物者，则夫《易》之道欲令人进退语默得其时，无蹈患害，果何预哉？冥顽嚣凶，目不辨六画而名位充志，富贵没身者又何哉？圣人已矣，后之志士仁人玩占知变，穷《易》之道，而困厄颠踣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说也。　　唐人顾彖深于《易》，尝言《易》更三圣，犹夫三辰同丽太极。自汉田、丁、京、刘以来，百派奔凑，惟唐一行方见天机，神交造物，智斟人事，制动也有?尼，变通也无方，向之支流委输于我。其他绸绎祖述三十有余家，鹜精于捃摭，匮巧于穿凿，犹制氏之于乐，铿锵而已，徐氏之于礼，善容而已。刘禹锡尝指龟策讯之，彖曰：“古先圣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故设象以致意，梯有以取无，取当其粗，用当其精。夫权衡所以揣轻重，不为捶钩者设也；寻尺所以商远迩，不为运斤者设也。几存乎人，是则以天时为卦体，物理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内取诸身以彖焉。得枢于寰中，迎数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虽欲强名，措说无地，彼枯茎朽壳安能与于此乎？”予观顾生之言，盖邃于《易》者，惜其无著述传世，以尽见其所学。独禹锡载其言于志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宫之数虽出纬书《乾凿度》，而传于阴阳家者流，然其间微隐玄妙之理合于《易》与黄帝之书，不可废也。太一行九宫之法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以二八四六为四隅，而五奠位乎中宫，经纬交络无不得十五者，而独不见其所谓十者焉。盖土寄王于四方，不独主时，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是也。黄帝曰；“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数，土独以生数，而不言十者，土不独居成数也。又曰：“五运之复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皆不言十焉。呜呼，可谓妙矣！《易》之坤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宫之数盖出于此。孰谓黄帝之书为出于战国之伪而独为医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时之数，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举成数，而中央独曰其数五。扬雄为《太玄》，亦以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兼具生成之数，而五五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盖不可名言也。其法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之书与九宫之说。汉儒欺世，窃以为自得之学，而学者不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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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为书，虽不可为典要，然圣人大概示人以阴阳柔刚消息盈虚之理，进退存亡吉凶悔吝之义，虽穷万物之变，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数之要，神妙不测者，圣人盖难言之也。后世之士不务守经合道而好论其变化，渺茫不见涯诶，广著图象，远征亿万不可名言无所致诘之数，以为自得之学，致使俗儒妄讥，竞为艰深之说。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变，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为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间；自开辟以来，其相生相克以为人地万物四时之用，其功与天地日月并矣。邵尧夫非不知数，然其说以谓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于土，金生于石，勿论也。夫五物者，经世之用，纪岁时、行气运，其来久矣，不可阙一也。今加以本无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岂不生于土乎？如用邵说，则黄帝岐伯之书与洪范九畴之大法皆可废也，又可乎？盖自汉京房、焦贡之学流于驳杂，而扬雄又以四为数，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笃志之士，不当务多岐以迷大道，尚奇说以叛正经。若真积力久至于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测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于心，岂肯形之于说？况又非说之所能发明也。昔释氏有法常者，得法于道一师。或问常何所得，常曰：“吾师教我以即心是佛”。或曰：“一师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非佛”。常曰：“此老惑乱于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即心即佛耳。”道一闻而肯之。夫士之本无所得，又无所守，而随世谬悠，有不愧于法常者乎？　　阴阳之气专，则生化之理灭。故至阳之中必有阴，而至阴之中必有阳，至其极则相生。离为火，而中画阴也；坎为水，而中画阳也。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天地之至理也。　　《易》曰：“知几其神。”此盖圣人不言之妙，而扬雄言：“先知其几于神。”或问“先知”，曰：“不知。”是真不知也，子云之自欺如此。　　卦终于《未济》，何也？天下之事无终穷也，而道亦无尽也，若以《既济》而终，则万法断灭，天人之道泯矣。黄帝书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浮屠所谓不住无为、不断有为者，是也。　　《易》者，圣人所以究天人之际，乐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忧患也。　　天下事有病弊难革，思虑未至，极力穷究，奸蠹随生其间。忽有晓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于一时，而又可以通行于久远。如贾生分封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微而相类者。国朝三岁发解进士，率以秋季引试，初无定日。举子奸计，多占邻近户籍，至有三数处冒试者，冀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以致争讼纷然。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绍兴中，或有建请令天下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十五日引试，后期者勿问。不劳施为，无所烦扰，而百年之弊一朝尽去，更无巧伪可以破坏成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与争，争而得，后必有变。静听而不争，至于无所受过患之地，自然帖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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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冬日至阳之进也，夏日至阴之进也，故于文为[B16J]。[B16J]者进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晋，省文从便也。　　万物之成坏，无巨细皆有数存焉。一尘之微，一瞬之顷，不差也。梁任?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能辩者。?之五世孙升之以授郑钦说，乃悟卜宅者?葬之岁月日辰而识其墓地，殆无一字闲设，又毫厘不差也。唐刘遵古大和中节度东川，借人书千余编，忽一旦涪水大泛，书尽濡湿，方曝之，得《易》一册，题云：“上元岁阅此，从兹易号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飘溺。”衡阳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宾客示之，有掌书记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号；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则万物之不能逃于至数也，久矣。虽天地日月山河至于虚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闻大道者乃欲以智计力取分外之事，岂不愚哉？　　物之成坏皆寓乎数，知数者以数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离乎数，数不能离于道，以数和之则通矣，以道知之则玄矣。圣人未尝以是语人也，可以语人者，数而已矣。战国时多知数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经筵，时方讲《周官》，从容问“面朝后市何义？”侍讲官以王氏《新义》对曰：“朝，阳事，市，阴事，故前后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论阴阳。朝者，君子所会，市者，小人所集，义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惊叹。盖上已鄙厌王氏之学矣。　　周之末，礼乐散亡，六国之君独魏文侯好古。汉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盖年一百八十余岁矣，献其乐书。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导引，故寿如此。窦公亦异人也哉！考窦公所献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然则《周官》实周之遗书，非后世伪作，然自六国时已亡失不完矣。窦公所传，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于汉诸儒应募所作，非全书也。　　《礼记》驳杂，《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车马衣服之制皆殷之旧也。周制，朝祀戎猎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时为变。古者于?则发爵赐服，于尝则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顾于立夏之日封诸侯。《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赞杰后”。此殆吕不韦宾客之所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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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治书，胥、徒，民给徭役者；此今之役法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犹可疑也。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和可也；发而中节，谓之中可也。和顺积中，何喜怒哀乐之有？有感而应焉，无过不及也，则谓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谓知言。　　宣王不藉千亩。子厚曰：“藉千亩，礼之饰也。若曰吾犹耕云耳，不若时使节用，则不劝而劝矣。启蛰得其耕，时雨得其种，苗之猥大得其耘，实之坚好得其获，取之均以薄，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子沈子曰：“先王之为是礼也，盖以身先天下，驱以归诸本，不可废也。如宗元之言，是圣王之典礼举为无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足矣，何必婚礼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礼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何必南北郊也？饮食酹之足矣，何必?袷蒸尝也？如是则夷狄而已矣。《左氏》征战于千亩则诬矣。”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传》皆以谓书不时。刘原父曰：“非也。南门者何？天子之法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鲁不务公室而僭天子之门制，春秋常事，不书。今特书新作南门者，罪鲁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为得《春秋》之遗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谓新意矣。然予观唐人陆龟蒙所著书，有《两观铭》曰：“两观雉门，实僭天子。”然则原父之说，龟蒙为先得之矣。龟蒙自以为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门之说观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贡父《春秋传》“郑伯克段”：“克之者何？戡之也；戡之者何？杀之也。”盖本《谷梁》之说，谓克者能杀也。信此则京城太叔已死于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继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于十一年郑伯入许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则是段未尝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国语》：“晋平公悦新声，师旷曰：公室将卑，君之明兆于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于声，犹口之于味，苟悦新味，亦将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视听好恶与夫嗜欲之反常者，是固有卑乱死亡之理。夫何讥焉？”又赵文子视日曰：“朝不及夕。”后子曰：“赵孟将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内传》亦云：“人主偷必死。”子厚曰：“死与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业也。而堕偷弗务焉者，非其声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耄昏，则其病蛊之溃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获死乎？且起居动静，语言之间，虽一颦一笑，灾祥见焉。故季札以乐卜，赵孟以诗卜，襄仲归父以言语卜，子游子夏以威仪卜，沈尹戍以礼卜。盖精神之所寓，不可诬也。”　　作史者务矜于文而违背道理者甚众，如左氏载季孙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为天子，今行父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积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训乎？司马迁载张释之为廷尉，治渭桥犯跸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是教人主果于杀戮，宁废法以快一时之忿，而不使群臣得以议论参决、据法以争也。此皆为文之过。如此类不可尽举，读书者宜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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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六经之学，盖自贾文元倡之，而刘原父兄弟经为最高。王介甫之说立于学官，举天下之学者惟己之从，而学者无所自发明。叶石林始复究其渊源，用心精确，而不为异论也。其为《春秋》之说，谓“三《传》犹狱词，三《礼》犹律令，而《春秋》则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师省其词，审听其曲直，而杀罚轻重归之于法，吾无庸私焉。吾于《春秋》，求为咎陶而已。”故其所著书名之曰《春秋谳》，则其义也。　　为《春秋》学者多异说，而获麟之解尤诞。《公羊传》称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此尤失契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鲁哀公之十四年，西狩获麟，是时子路未死也，至明年冬，卫蒯聩入卫，子路死之，孔子为之覆醢，安得预先两年孔子叹其死于获麟之时乎？此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卫石恶在焉。《公羊》曰：“恶人之徒在是矣。”且石恶名恶耳，其行则未见其恶也。今《公羊》以其名恶而遂诋为恶人，可乎？梁武目其臣云：“何逊不逊，吴均不均，吾得朱异则为异矣。”亦此类也。　　孔子谓兵可去，以至于食可去，而无信不立，虽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谓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乃修之，是无暇之日亦不暇修也，可乎？　　语曰：“鄙夫不可与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东坡解云：“‘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予观退之《王承福传》云：“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济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颜氏子不改其乐，世固莫能知之。予处穷困饥寒迫切，无可奈何，知其无可奈何，则安之而已。虽欲改其乐，又奚以为哉？将愁苦慨叹而忧之耶？忧无益于贫也，不若勿忧之为愈也。颜氏子则既闻道矣，予非知道者，直无可奈何而已！　　孟子谓居移气，养移体者，是殆为常人言之。若豪杰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潜心，草庐高卧，气未尝屈也。岂以宫居为哉？采薇首阳，茹芝商山，体未尝病也。岂以食养为哉？后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说者，当自孟子发之。惜哉！　　庄周谓死为南面王乐，信也。然是特为善人而贫贱死者言耳。善人无愧于幽暗，无累于神明，安乎性命，视死生为一致。一旦脱去形骸、穷苦、羁绊之忧而超乎逍遥无人之境，其乐无疑也。若夫小人为不善而富贵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阴祸、天诛、鬼责丛然而麋至，化为异物，备极惨毒以偿平生贪淫盗酷、名位过分、欺君卖友、俭愎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时而赦也。救苦不暇，尚何乐之有哉？此理灼然，无可疑者。庄子自为己言之，或为善人而贫贱死者言之则可耳。庄子曰：其神经乎太山而无介，斯足以语南面王乐矣。　　庄子之辩，纵横无穷，自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贞，以寓言为广。其词虽参差而讠叔诡可观，开阖万变，要不出于三言者。为其违物离人，不为世利所萦，虽连犭卞而毋伤。故独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孰得而测之哉？观“叶公子高使齐”一篇，盖托仲尼而揣摩事情，则韩非《说难》之尤者，辩过非而不得非之祸，真一世之奇材也哉！后之为纵横者，盖祖述周而不闻大道也，足以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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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旨填词柳三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祸福寿夭若神，壶丘子示之以地文，而谓其将死；示之以天壤，而谓其更生；示之以太冲莫朕，未始出吾宗，则茫然自失而走。西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国师，示之以西蜀天津，皆不思而对，其应如响。至三问而莫知其所在。师曰：“此野狐禅，他心通安在？二子其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运与天地同流，其绵密奥妙，变化不常，岂区区术数所能窥测哉？”　　庄子之学贵清净无竞，然魏武侯欲偃兵，庄子乃扫：“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学贵智慧慈爱，然陆亘为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师乃曰：“斯民涂炭矣。”孰谓佛老之教专尚虚无而远于治道哉？　　列御寇御风而行，冷然善也。盖圃田深悟性空真风之理，诸器世间皆为风力所转，我反乘之周流无碍，孰知风之为我，我之为空耶？至漆园吏尤善言风，其言曰：“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开、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讠高者、叱者、吸者、叫者、{宀夭}者、??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其言风之变略备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为风力所转者，观风之动而入于神，二子可谓妙矣。然未若瞿昙氏之奥也。佛之言曰：“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尝整衣入于众中，则有微风拂于人面，此风为复出于衣中，或从虚空生彼人面。若出衣中，汝乃披风，其衣飞摇，应离汝体。我今垂衣，风何所至？不应衣中有藏风地。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拂，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名虚空，汝常谛观虚空，寂然不参流动，风自谁方鼓动来此？风空性隔，非和非合，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又云：“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我常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一世界内，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于分寸中鼓发狂闹。我今洞察，风力无依，合十方佛，传一妙心。”呜呼！天下之至理，唯圣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辩才者亦能言之。然相去远矣。列御寇庄周之视瞿昙也，夸雄曼衍则可观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极于圣处者乎？若宋玉之赋，则为文章讽喻而已。　　列御寇、壶丘子、九方??皆善相，而庄周氏传其术。周之言曰：“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此数语者相法尽矣。　　尧之命舜，舜之命九官，皆称其已试之实效；其初命者，则训诫之。近世之所谓制告者，自宰相至于从官御史郎曹馆阁外任使者，咸夸美过实，若谀佞之为者。一旦逐去，诟骂又多溢恶，非王言也。　　延州来季子、陶朱公、鲁仲连、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张子房、梅福皆以功名儒学身富贵而得仙者，非山泽?瞿儒之比也。范蠡隐于五湖，屡更其号，最后称海滨渔父，为孔安国之师。安国服铅丹寿三百岁云。
　

奉旨填词柳三

●卷三

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服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　　汉淮阴侯归汉，汉以为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内史，高帝因之。元年，执盾襄为此官。至武帝时，始有?叟粟都尉，以为军官耳。治粟盖误也（其详见《己意》）。　　永叔《集古录》有汉繁阳令杨君碑云：“君叔父太尉秉薨，委荣轻举。吏民守阙上书，运米万斛，助官赈贫，以乞君还。”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无。”予谓儿宽为左内史，以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者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亦运米乞贤令之比也。　　孝文时，得魏文侯乐工窦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岁失明，父母教之琴，能为雅声，虽老不废忘。然则窦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余年，而平生未尝识琴之形也。虽曰工之专，不以别技分其心，亦可谓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无弦，玩其质而遗其声，盖声形两忘矣。　　汉霍光废昌邑，立公孙唐临淄王，诛韦氏，平内难。既成谋而杨敞、钟绍京畏怯中悔，几败大事，赖敞夫人司马氏、绍京夫人许氏敦劝极谏以固其意，然后大谋坚定，可谓烈妇胜大丈夫矣。本朝宣和间，用兵燕云，厚赋天下缗钱，督责极严峻，民无贫富俱被害。时有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之妻刘氏寡居，以廉节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积钱数十屋，殆不可以百钜万计。一日刘氏谓其家老与二子曰：“吾闻君子之贵于多财，谓其积而能散也，谓其能?恤贫困也，谓其能助国家济大事也。今国家用兵，日费千金，而供军不办，赋敛及下户，无所从出。期会迫促，刑法甚惨。吾家居此数世，名钱无纪极，堆置屋中。坐视乡党邻里之困与官吏之负罪，而晏然漫不省，于我安乎？富者怨之府，专利者祸之所归也。为义之勇，在今日矣。”遂相与谋请于县官，愿以私钱一百万缗献纳，以免下户之输，盖空其积钱之屋十余间，而后能充其数。一郡数县之官吏得逭于简书，而其编户民得免于流亡溘死者，刘氏之德也。其知识之高，贤于王?冲、郗方回远矣。故予为著其事于司马氏、许氏二夫人之后云。二夫人之事，予于《己意》既言之矣。　　杨修笺云：“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作一书，悔其少作。”予按杨震，弘农华阴人。震子秉，秉子赐，赐予彪，皆为汉三公。彪实生修。而扬子云自序云：“五世传一子”，雄无他扬于蜀，而雄又无子。盖子云乡里姓氏，为蜀之扬，非华阴之杨也。修乃谓其家子云，何哉？高祖曰：“娄者刘也”，殆类是夫（雄之扬从才，修之杨从木）。　　魏文帝著《典论》，谓世称火鼠毛为布，垢则火浣，如新者，妄也。火无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间。至明帝世，外国乃有奉此布来贡献者，遂急刊前论，人皆笑之。然此事前古已尝有之。《列御寇》书云：“周穆王征西戎，戎献锟钅吾剑、火浣之布，垢则投之火，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也。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诬理也哉。’”曹丕独不知此乎？天地之间，万物之诡怪非常，变化亡穷，何所不有？而欲以区区一己之见，断其有无者，狭陋甚矣。《尔雅·十龟》其一曰火龟，郭璞云：“犹火鼠也。”物有含异气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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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公初作相国，府门始布榱桷，自往观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晓。主簿杨修曰：“门中活，阔字也。相国嫌门大耳。”即少损焉。唐相贾耽镇滑台，凿八角井以镇黄河。既成，有父老来观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耽闻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与父老善为隐语，而杨、贾能辩之，亦奇矣。凡门户之制，自有尺寸阴阳，而吉凶系焉。凡凿井大不可复小，犹斫木然，小不可复大也。塑像之法，目与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当大，大可损也。　　晋明帝问谢鲲：“君何如庾亮？”鲲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又问周ダ：“君何如亮？”ダ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顾劭问庞统曰：“子名知人，吾与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略，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有人论阮裕曰：“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孙兴公论刘真长曰“清蔚简令”，王仲祖曰“温润恬和”，桓温曰“高爽迈出”，谢仁祖曰“清易令达”，阮思旷曰“宏阔通长”，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远曰“远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庾道季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庆。自此以还，吾皆百之。”甚矣晋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标致也！吾夫子所谓“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者，诸子之谓乎？盖其端起于东汉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为语言，以相名目，其弊至于党与相攻，迄成祸乱。不可不戒其初也。　　晋人雅尚玄远，宜于世情澹薄。今观其书尺，感叹睽离，极于凄怅沉思，缠绵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妇母子去，寂寞难言之语。所谓玄远淡泊者，得无妄乎？大率晋人以心迹不相关为自解免，此最是其膏盲也。　　谢东山雅意在江海，王会稽愿游蜀都，登汶岭、峨眉。二人终以不遂其志为没身之恨。此皆无竞之地，非争夺者之所垂涎也，而犹不果。况功名之会，众所奔辏，指目怨忌而相窥陷者，祸胎危机也；而好进之士血指汗颜欲以奇谋袭取之。是果有得以偿其愿乎？骇机忽发，吾为之惧矣。　　庾亮夏月料事，王导谓：“正暑，可小简之。”亮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陋哉，斯言也！茂弘经营开国，正以简静宽大得人心耳，汉曹相国之遗法也；而亮区区以簿书期会望之，谬矣。　　司马昭称阮嗣宗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谨。世皆以昭为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图魏，恶人之知其微也，故为此语以讽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奸臣擅国，皆深畏天下士议论长短，发其机谋，古今一律，可监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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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崇杀巨商，取其财，晚以仇怨诛死，犹未足以偿其罪，固无可言者。然崇方盛时，园囿有金谷之胜，姬侍有绿珠之贞，宾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为文章，如《思归引》深得楚人意韵。天之所赋有奇偏而不均者，崇又何幸耶？适足以杀其身而已。　　桓温入洛，属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宏曰：“运自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温怒曰：“昔刘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常牛，引重致远曾不及一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莫不称快。”四座惊骇。王僧达好畋猎，何尚之致仕后，复膺朝命于宅设八关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达，曰：“愿郎且放鹰犬，勿复游猎”。僧达曰：“家养一老狗，放之无处，去已复来。”尚之失色。桓温狠暴，僧达凉德，至以畜兽比人，所谓无道之人，不可与久处者邪。　　石季伦《金谷涧诗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予读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岂复有白首同归之祸哉？”　　乐广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笔非所优；潘岳能为文，而不工于立意；太叔广词令辩给，挚虞不能抗；而仲洽著书，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彦辅之意，为作《让河南尹表》，遂成妙制，可谓善用所短。挚与太叔争名，更相鄙诮，可谓不善用所长。　　宋王晏既导齐明帝得位，权势薰灼，而从弟思远独劝令引决，保全门户。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叹曰：“天下人有劝人死者耶！”已而及祸。呜呼！思远可谓达识先见之士矣。唐白乐天称皇甫镛云：“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权，附丽者众，公独超然，贵介之势不能及。及仲得罪，从而缘坐者亦众，公独超然，骨肉之亲不能累。”所谓公之仲者，盖钅?也。当钅?在宪宗朝用事时，镛自请以散官自东宫庶子至少保分务洛京者二十有五年。呜呼，若镛者亦可谓有远见者！二子免于晏、钅?之祸，宜哉。　　诸葛长民云：“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践危机。”沈庆之亦曰：“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长民贪侈于危疑之中，不知防患，身死人手。庆之功名忠节，为一代宗臣，八十之年而卒为狂童所杀。富者，怨之府；贵者，祸之门也。贫贱自足乐，何为不可居？若富贵傥来，不得而拒，亦必有道以处之，何必至于危机难守之地哉？　　齐高帝置酒设莼脍，崔神思曰：“此味故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然则千里盖吴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盐豉，皆地名无疑也。　　齐梁间山阴隐者孔?至行通神，尝于四明山谷中见积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樵人竞取，入手即成沙砾。观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当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当得，一亳不可取也。不贪夜识金银气者，?之谓耶？人言造物者好戏人，非也，盖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真君四年诏：功臣勋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宴享，论道陈谟，不宜复烦以剧职。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夷狄性忍，勋旧之不得自全者众，此其所以不终欤？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礼云：“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典，宁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为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予观本朝自建隆以来，凡有删修敕书进表，具载新书之前，皆典丽凝重，而宣政间文采尤胜。至于郊祀礼仪、称庆功德、制诏赦宥之文，事关国体者，尤为可观，盖文明之世也。

奉旨填词柳三

石崇杀巨商，取其财，晚以仇怨诛死，犹未足以偿其罪，固无可言者。然崇方盛时，园囿有金谷之胜，姬侍有绿珠之贞，宾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为文章，如《思归引》深得楚人意韵。天之所赋有奇偏而不均者，崇又何幸耶？适足以杀其身而已。　　桓温入洛，属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宏曰：“运自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温怒曰：“昔刘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常牛，引重致远曾不及一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莫不称快。”四座惊骇。王僧达好畋猎，何尚之致仕后，复膺朝命于宅设八关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达，曰：“愿郎且放鹰犬，勿复游猎”。僧达曰：“家养一老狗，放之无处，去已复来。”尚之失色。桓温狠暴，僧达凉德，至以畜兽比人，所谓无道之人，不可与久处者邪。　　石季伦《金谷涧诗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予读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岂复有白首同归之祸哉？”　　乐广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笔非所优；潘岳能为文，而不工于立意；太叔广词令辩给，挚虞不能抗；而仲洽著书，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彦辅之意，为作《让河南尹表》，遂成妙制，可谓善用所短。挚与太叔争名，更相鄙诮，可谓不善用所长。　　宋王晏既导齐明帝得位，权势薰灼，而从弟思远独劝令引决，保全门户。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叹曰：“天下人有劝人死者耶！”已而及祸。呜呼！思远可谓达识先见之士矣。唐白乐天称皇甫镛云：“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权，附丽者众，公独超然，贵介之势不能及。及仲得罪，从而缘坐者亦众，公独超然，骨肉之亲不能累。”所谓公之仲者，盖钅?也。当钅?在宪宗朝用事时，镛自请以散官自东宫庶子至少保分务洛京者二十有五年。呜呼，若镛者亦可谓有远见者！二子免于晏、钅?之祸，宜哉。　　诸葛长民云：“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践危机。”沈庆之亦曰：“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长民贪侈于危疑之中，不知防患，身死人手。庆之功名忠节，为一代宗臣，八十之年而卒为狂童所杀。富者，怨之府；贵者，祸之门也。贫贱自足乐，何为不可居？若富贵傥来，不得而拒，亦必有道以处之，何必至于危机难守之地哉？　　齐高帝置酒设莼脍，崔神思曰：“此味故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然则千里盖吴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盐豉，皆地名无疑也。　　齐梁间山阴隐者孔?至行通神，尝于四明山谷中见积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樵人竞取，入手即成沙砾。观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当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当得，一亳不可取也。不贪夜识金银气者，?之谓耶？人言造物者好戏人，非也，盖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真君四年诏：功臣勋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宴享，论道陈谟，不宜复烦以剧职。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夷狄性忍，勋旧之不得自全者众，此其所以不终欤？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礼云：“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典，宁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为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予观本朝自建隆以来，凡有删修敕书进表，具载新书之前，皆典丽凝重，而宣政间文采尤胜。至于郊祀礼仪、称庆功德、制诏赦宥之文，事关国体者，尤为可观，盖文明之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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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将虞孝仁，性奢靡，从伐辽，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充庖。本朝宰相丁谓从东封，用木匣养鱼，载以大车，每击鲜斫?。孝仁以诬告被诛，谓坐奸谋谪徙，亦以侈欲故耶？　　唐文皇帝未建义时，尝饮酒，醉卧刘文静家。文静坐楼上，见宅南大池中有白龙下饮水，池中大鱼皆跃上岸，以百数，良久乃隐。家人共见，极惊骇。太宗睡觉，谓文静曰：“醉中渴甚，梦入公家池中饮水，极清冷快意。”文静视其体犹湿也。明皇帝微时，尝卧洛阳令崔日知宅。日知见有大蛇在藤花架上，食花几尽。既觉，谓日知曰：“梦中饥甚，食藤花甚美。”本朝太祖皇帝微时，游洛中，入长寿寺，枕佛殿石础以睡。寺僧见有赤蛇文采甚异，随息出入帝鼻中，心异之。帝既觉，僧问帝所往，因献钱帛骑乘等。上方贫，得以为资，往见柴太尉于澶州，即周世宗也。自此立功业以至受天命焉。夫帝王之兴，岂偶然哉？神龙，盖人主之象也。　　史氏书事之法，为其事关大体则书之，至于宰相谟明[A102]谐，尤当记其大者远者。若马周冬冬鼓，特一村县尉之职尔，何足书？　　魏郑公为相，有二典事注官。公偃息窗下，典事不知，窃语窗外。甲曰：“官职总由此公耳，”乙曰：“由天耳。”郑公微闻之，戏召甲，令持密封小纸与侍郎，俾即注官。甲初不知所以，出门心痛不能行，反托乙持往，乙就便引注。既还，甲心痛自愈，而郑公甚骇焉。裴光庭典选，合荐铨吏一人出官。令史曲思明以次当得，而略不自言。问其故，曰：“某明年方当得官，故不言也。请书其事，封泥省壁，至则验之。”久之，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即改会昌为昭应县。光庭特注思明昭应尉，意其不预知有此新邑，欲以破其言也。发壁视书，无差焉。夫一典事、一尉，至微也，而有定命存焉，不可以人力致也。况其至富极贵名器之重而可以妄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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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韩退之读《?冠子》，为是正讹谬数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书乃十有八篇，不可考。”?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书本黄老，近刑名家，好论兵，词旨剞劂而切礅，使其得志而为政于一国，成功当不下公孙鞅，为祸亦恐未让也。而愈谓使援其道施之国家，功德岂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韩子好奇之过也。庞?爰师事?冠子而不传其姓名，班固云?爰为燕将。师古音许远切。　　韩退之言万物不得其平则鸣。若蚯蚓者，其材质亦可以自知矣，食后土而饮黄泉，于其分已过，更有何事不平，而如此终夜长鸣不肯休耶？抑自乐其过分耶？　　韩退之谓高闲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其为心泊乎无所起，其于世澹乎无所嗜。予谓果能尔，则是颜氏子也，而何关于佛乎？　　退之力去陈言，如子孙之祥等语，尚或有之。　　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止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与我设？”子沈子曰：“子厚之学，谓天人为不相知，茫乎昧乎，治乱善恶无所主，灭祥为不足畏也。是使有国者逆天而慢神，为恶而弗知惧也。日月星辰之行悖于上，山川崩竭于下，阴阳之气谬戾于其间，而曰吾弗预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气而然耳，治乱非所感也：是贼夫君者也。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子厚曰：“凡言盛德之及后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则为善者何以劝矣？夫为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则子孙犹有望焉；世之知是理之不诬也，故中人之可与为善者竞于为善矣。夫孰不愿其子与孙之盛大耶？不然，则盛德百世祀与积善余庆者非耶？”　　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谢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今夏始就归途。襄阳节度使于ν与臣有旧，见臣暑月在道，相留就馆。寻假职名，意欲厚臣，非臣所愿。”予按于ν在镇，跋扈日久，元和三年闻宪宗英武，惧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ν以罪贬为恩王傅。而子厚诏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ν之去襄阳久矣，岂得留子厚假职名哉？且谢上表不应言及此，文理不伦，定知其伪也。又有《代刘禹锡同州谢上表》。予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锡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迁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尚为梦得作表？其文卑弱，作伪显然，而编摩者疏谬不能删去，读其书者亦不复发レ，可叹也。宾客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长春宫使谢表》，甚善。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启》等，亦尘俗凡陋，非子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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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子厚自言：“仆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望而识其时也。”予初谓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观古法书，或真迹，或石刻，真迹寡矣，年岁久远，人间殆不复见，其仅存者皆归御府，但追想其笔势飞动、精神发越耳。石刻无生动意，然典刑具在，遗法赖以不泯，亦可以论其世也。予因以稽考笔法渊源，自其曾高至于昆仍云来，信乎其体变随时有渐，虽古今特异，然流派不相杂也。又以知学问不专，闻见不博，孰见其有所得也哉？　　李太白云：“予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者十余年。”夫人之教其子，必先之以诗礼，所以防闲其邪心，使之可以言，可以立，动遵于法训，乃可责以成人之事耳。白方幼稚，而其父首诲以靡丽放旷之词，然则白之狂逸不羁，盖亦过庭之所致也。　　郭元振十六岁入大学，一日家送钱四十万。出见衣衰服、泣且行者，问之，亲未葬也，尽以车中钱与之。裴宽罢郡守西归，一士坐树下，甚贫。与语，奇之，举一船金帛尽与之，不辞登舟，奴婢偃蹇者辄鞭之。乃张徐州也。元振、宽，固是一时英杰，其气量伟特，视数十万金帛捐以与人，直微物耳。贵在所与得其人耳。建封居然受之，若所素有，略无愧谢之色，尤为雄伟，其器度可想见也。恨不知元振所与者为何似人，亦必不凡，惜名氏不传耳。　　因观《刘中山集》，见有《任同州刺史日谢表》云：“伏奉制书，以当州连年歉旱，特放开成元年夏青苗钱，并赐粟麦六万石，仰长吏逐急济用，不得非时量有抽敛于百姓者。”又表云：“敕牒，度支奏诸道节度观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钱物斛斗等数内同州欠三万六千二十三贯石并放免。”按梦得以大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开成，此表皆开成初也。唐至开成，已为季世。然朝廷州县犹有忧民之心，其所施惠宽贷以予民者，一同州至缗钱粟斗以数万计，合诸道无虑数十百万，犹贤于后世当民力困敝、室无盖藏之时，剥肤次骨，尽其膏血而曾不之恤者，有间矣。　　唐于公异为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ね不移，庙貌如故。”皆以为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为宋公刘裕作《谒五陵表》云：“山川无改，城阙为墟，宫庙隳顿，钟ね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齐诏》曰：“幽青海岱，折简而来，冀北河南，传檄可定。”公异盖出此也。近世陈履常称曾南丰表语云：“‘钩陈太微，星纬咸若，昆仑渤懈，波涛不惊。’信为奇伟。”然韩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润，北岳医闾，神鬼受职。”子固亦渊源于此耳。世间好语，往往坏于相似。前辈要作不经人道语，然用意过当，反累正气。为文务大体，又似不当如此。要自清新简远为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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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卢氏《杂说》论当时诏敕褒贬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则谓其圭璋特达，善无可加；贬责则目以斗筲下材，罪不容责。同为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何以取信天下！”此语甚当。近世居纶?之任者，则又甚焉。废格公议，观望时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盗跖，甚可笑也。扬庭敷号，训饬百官，既无华国之文，又失代言之体，汉人所谓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视今岂不信然哉！　　《孟子》曰：“得志，泽加于民。”夫仕宦惟泽加于民乃为得志耳，故富贵得志为难。位卿相、禄万钟而志不得行焉，则亦何乐乎富且贵矣。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志，无所往而不遂者，惟隐居为可耳。　　刘向得枕中鸿宝秘书，意必得仙者。天禄阁所见黄衣老人，吹青藜，论《洪范》，盖太乙之精也。仙传所记刘政服未央九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极群书，其事君忠实恳悃，恬于势利，有难进易退之操，固有得仙之资矣。　　扬雄无子明白，而王逸少《问蜀都帖》云：“闻谯周有孙，不知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否？”似误问也。意者好贤之心，欲其有后耶？君平、相如，其后亦不复见，可为之叹息也。　　扬子云作符命，显是隳丧大节，夫复何言？而后之儒者，巧为曲说，欲以扌文拭解免其恶，是教人臣为不忠也。时人为之说曰：“爰寂寞自投阁，爰清净作符命。”盖取其语而反之，言寂寞顾投阁，清净顾为符命耶。讥其反道败德、身为乱阶而盗寂净之虚名耳。　　八月既望，江漓?涌，屹如雪山，倾动地轴。唯余杭郡当其冲，实天下壮观也。枚乘《七发》言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汨者，所温汾者，所涤汔者，恤然足骇。波涌云乱，如三军之腾装，驾鲛龙，从太白，蹈壁冲津，横奔似雷行，弭节伍子之山，声如雷鼓，其状似矣。此真浙江之涛也。然乘乃以谓观乎广陵之曲江，何哉？广陵之曲江，则今之扬子江是也。扬子乃暗潮，无潮头也。不然，广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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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发》《上林》《子虚》等，皆诙奇雄武，神变非常，其状甚伟，独未有言火者。韩退之乃作《陆浑山》诗，极于诡怪，读之便如行火所?，郁攸冲喷，其色绛天，阿房欲灰而回禄煽之；然不见造化之理，未可与语性空真火之妙也。　　楚词《惜誓》一章，超逸绝尘，气象旷远，真贾生所作无疑。《招隐士》一章，奇险独出，恨不知小山为谁氏，深惜之。汉武爱《离骚》而淮南作《传》，抑亦小山之文也。严忌《哀时命》，乃在屈宋师弟子之间，自余如脱故著新，勿复论。　　柳子厚作楚词，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闳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设渔者对智伯，其渊源自出，盖本列子、蒲且子之说钓也。　　章圣东封，卫兵在行者每遇雨，当给赐鞋钱，为缗钱十余万。上恐寡备，以问近臣，莫知所对。三司使丁谓进曰：“此易尔。扈从之士，披带已重，若有支赐，难于负致。宜令殿帅曹璨于行营置便领一司，谕与诸军，每遇支赐，路中无用，各与头子，令于住营去处，家人如数请领。在县，官亡辇运之费；在军，士无将负之劳。又其家得以济用，甚安人心。”上喜，敕曹璨问诸军，皆欣然曰：“圣恩虑及此，甚幸。”谓虽奸贪，然智计之敏可称也。　　仁宗初即位，章献明肃皇后垂帘。一夕大内火，宫门晨未启，辅臣请对，上与太后御拱宸门楼，百官拜楼下，申公独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动。愿一见上，乃敢拜。”诏为举帘见之。廷中耸然称叹，皆曰：“此真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为御史中丞，论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诋为跋扈。韩公力请去位，王公亦出为郡。或谓王公之语太过。予以为尊君重朝廷，固当防微杜渐如此，使为宰相者人人皆忠贤。如魏公虽不押常朝班，未为过也；不幸而有怀奸藏祸之臣，废法而逼上，则将有御史抨弹之所不能正者矣。抑《春秋》之义，责备于贤者。如魏公名德之重，盖可以责备矣，王公待之不轻也。予从其家得其申中书状，尚可以想见其风采，今为载之。状云：“朝廷之仪，本乎极辨；御史之职，主乃绳愆。况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僚之表帅，间缘多故，遂阙立班。近者台司检坐敕文，两有申请，伏蒙相公意似开允，欲赴辄停。今又数朝依旧空报。当久废之时，则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后，则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义在守官，君子爱人以德，朝廷新立，讵可忽诸？矧相公晏退私门，礼接宾客，将迎谦屈，未始惮劳，岂可趣奉朝仪，反有难易？尊君接下，轻重不侔，谨三请以尽诚，幸再思而服义。人言可畏，风宪难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敕文，轮赴文德殿。立班所贵，大臣有谨法之名，宪府无隳官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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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朝，王文恪公陶为御史中丞，论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诋为跋扈。韩公力请去位，王公亦出为郡。或谓王公之语太过。予以为尊君重朝廷，固当防微杜渐如此，使为宰相者人人皆忠贤。如魏公虽不押常朝班，未为过也；不幸而有怀奸藏祸之臣，废法而逼上，则将有御史抨弹之所不能正者矣。抑《春秋》之义，责备于贤者。如魏公名德之重，盖可以责备矣，王公待之不轻也。予从其家得其申中书状，尚可以想见其风采，今为载之。状云：“朝廷之仪，本乎极辨；御史之职，主乃绳愆。况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僚之表帅，间缘多故，遂阙立班。近者台司检坐敕文，两有申请，伏蒙相公意似开允，欲赴辄停。今又数朝依旧空报。当久废之时，则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后，则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义在守官，君子爱人以德，朝廷新立，讵可忽诸？矧相公晏退私门，礼接宾客，将迎谦屈，未始惮劳，岂可趣奉朝仪，反有难易？尊君接下，轻重不侔，谨三请以尽诚，幸再思而服义。人言可畏，风宪难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敕文，轮赴文德殿。立班所贵，大臣有谨法之名，宪府无隳官之罪。”　　熙宁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进，专谋功利，见事风生，州县殆不可为矣。邵尧夫居洛中，其故旧门人仕于四方者，皆欲投檄去，以书求教于尧夫。尧夫曰：“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当尽心之时。新法固严，若于严密之中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徒去何益？”晁美叔为常平使者，东坡报书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职多有可愧者，计非所乐。然仁人于此时力行宽大之政，少纡吏民于网罗中，亦所益不少。向闻吾兄议此，多与时辈不合，今亲其事，必有可观者矣。”呜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时弊、恤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为高，不以亲其事为嫌，其言若出一人也。当此时，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己，天下士从风而靡，其不挠节叛而归之者几希矣。美叔议论不合，固贤士；其余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岂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于不为新法而已，于天下未有所补也。　　本朝绍圣初，党祸起，名臣正士一时窜逐殆尽。章子厚用林希子中为中书舍人，行诸公责词，极力诋毁，出于一手，殆若专门名家者。子中在元?不得用，中外久次为庶官，有栖迟之叹。子厚为相，使人渭曰：“欲相用为三字，能无异议者，二府可得也。”子中欣然从之。故谪官制诰皆西汉文章，盖得意语也。自吕汲公而下，著为一集。又敕?朝堂及制科策御题附载，今存。噫嘻，不可泯矣！

奉旨填词柳三

●卷五

国都莫如长安。自石晋西失灵武，北失幽燕，则秦地被边，故国朝因五季都汴。荥泽、索水、黄河，所汇流以入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国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议修洛阳。朝廷重迁，不能从也。　　古来黄河由滑入郓，以都汴，故欲大名等处在河之内，故穿新河。河失故道，为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已迁徙，或堙废国家。恢复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复建都矣。当治秦中洛阳，如东西京耳。　　国朝旧制：御史阙员，则命翰林学士与中丞知杂迭举二人上，选用其一。治平二年，阙监察、殿中两员。举者未上，一日内出尚书郎范纯仁、太常博士吕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时名臣，后皆以道德功业为贤宰相，天下称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举而得之，可谓知人也哉。　　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昔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曰：“唐有天下，科试愈盛，自武德、贞观之后，至贞元、元和以还，名儒巨贤比比而出。有宗经立言如丘明、马迁者，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有驰骋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轹颜、谢，诋诃徐、庾者。如陆宜公、裴晋公，皆负王佐之器，而犹以举子事业飞腾声称；韩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克意雕琢，曲尽其妙。持文衡者，岂不知诗赋不如策问之近古也？盖策问之目，不过礼乐刑政、兵戎赋舆、岁时灾祥、吏治得失，可以备拟，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难校，氵典涩而少工，词多陈熟，理无适莫。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其论作赋之工如此，非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