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风尚的转变
北宋仁宗朝,与政治革新相呼应,并与学术文化的转型同步,文学的发展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在欧阳修的倡导和推动下,文学风尚的变革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文和诗歌都开始建立了时代的新风貌,宋代文学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第一节 欧阳修与北宋文风变革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在一个小官吏家庭,4岁丧父,生活贫困。24岁时,到洛阳在著名西昆体诗人钱惟演手下任职,结识了尹洙、梅尧臣等人。他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范仲淹被罢免在滁州,作《醉翁亭记》,并自号醉翁。11年后,召回京师。晚年号六一居士,并向人解释所谓六一,就是藏书一万卷,收集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再加上他老翁一个,其实就是表示将在优游闲适中度过晚年。
欧阳修博学多才,在学术上是少见的通人,精通许多领域,且都有卓著成就,苏轼称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北宋庆历前后学术界的疑经、疑古思潮,为建立新型的学术文化奠定了基础,欧阳修就是这一思潮的重要代表。
在史学方面,他和宋祁一起著有《新唐书》,独自编著有《新五代史》,还著有金石考古著作《集古录》。他的《六一诗话》则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评论的“诗话”形式。从他的《洛阳牡丹记》、《砚谱》和多种笔记中,还可看出他对园艺和书画艺术的热爱和精通。总之,欧阳修在古代文化史上,在许多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到宋仁宗天圣年间,古文革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范仲淹提出了改革文风的意见,作为政治改革主张的一部分,要求自上而下地“兴复古道”。这是一种政治家的文学观,特别明显地表达了范仲淹等文人希望深入干预朝政的意图。“不以物喜,不以已悲”,集中体现了宋代新型士人的人格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文体,不是纯粹的古文,杂用了许多骈偶句,其铺排描写又用了赋体的手法。
欧阳修写作古文,最早是受到穆修的学生尹洙和苏舜钦等人的影响,但很快他就成了提倡新古文的核心人物。他强调文的根本是道德修养。他虽然认为道是文的根,但他并不主张以道代替文,还更为明确主张文章要指陈时弊,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要面对现实而不能架空高论,应该关心人生百事。在古文的语言风格方面,他主张平易自然,反对故作古奥生硬晦涩之语。他曾指教曾巩作文,并通过曾转告王安石说:孟、韩虽高,不必似之也,对其自然而。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实行以平易自然的语言作为古文的主张,终于树立了一代文风,影响深远。欧阳修对西昆体的态度,也与别人不同,他反对西昆文风的华靡,但又高度评价杨亿的成就,说骈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这是一种比较通达的态度。
他在创作上取得杰出成就,成为一代文宗,并最终领导文风变革取得成功,与他这种实事求事的理论主张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节 欧阳修的古文创作
欧阳修的古文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在文体的运用上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有新的创造,无论是论辩、叙记、赠序、书简还是墓志铭、祭文都有突出的成就。
欧阳修的议论文可分为史论和政论两类。史论文主要是他的历史著作中的序论之类。欧阳修是著名的史学家,他历史著述以文笔简练流畅著称。其中的序论,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儒家思想立场出发,总结教训,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体现了深刻的史学见解和政治思想。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把人物分成几种类型,采用类传的方式,如《一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官传》等,每一类传前总要发表一段议论,说明作传的原因和意义,这就是各传的序论。这些序论,作为议论文,同样体现着欧阳修散文的艺术特色。后人把这些序论从史书中抽取出来,取名为《五代史一行传序》、《五代史宦者传序》等,作为古文篇章单独流传,其中以《五代史宦者传序》写得最为出色,明人茅坤称它是千年绝调。它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从强盛到衰亡的事例,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精辟的论述、深沉的感慨、婉转的语调结合在一起,于平易舒畅中见抑扬顿挫的思致,这就是欧阳修最为独特的文风。
欧阳修的政论文多是针对现实的政治问题而作,其中名篇如《朋党论》,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产物。“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他的论辩文名篇还有《与高司谏书》,这虽是一封书信,但内容是政治问题的论辩,文章采用欲擒故纵、四面围攻、层层推进的方式,深入剖析,反复论证,批驳得对方无言以辩,而笔势又因之波澜迭起,抑扬回荡。
欧阳修的记叙文平易畅达,笔端富于感情。《泷冈阡表》是他为父亲墓道撰写的碑文,以叙事为主,寄寓了他对父母的深情。他不像一般的碑文那样铺陈自己今天地位的显贵,夸耀父母昔日品德的崇高,只是追记他的母亲在艰难岁月中对他的辛勤抚养和用他父亲为官清廉、治狱谨慎的遗事对他进行的谆谆教诲,如实写来,不加藻饰,情真意挚,深切感人。
他的记叙文名篇还有《醉翁亭记》。全文概括精练,丰满生动,既有文采,又有气势。他通过山水之乐和与民同乐的描写来显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绩,显示自己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并不因遭受打击而改变。文章语言句式也很有特点,全文都以“者”、“也”、的虚词结句,重复运用,一唱一和,前呼后应,声调十分优美。同时单行之间又夹杂许多骈句,念起来音韵铿锵,和谐悦耳,更能突出表现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艺术上具有很高的创造性。欧阳修也擅长写作赋体文,他的《秋声赋》借鉴散文的方式作赋,把秋天夜里特有的声音,通过各种形象的比拟,描绘得十分具体生动,那肃穆萧瑟的气氛,又与赋中对自然、人生的议论感叹十分和谐。艺术上讲究排比、铺张,注重音律,但写得灵活流畅,自由飘洒,摆脱了一般赋体文板重堆砌的毛病,强化了赋体文的散文化倾向,变古赋为清新活泼的文赋,为赋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欧文发展了韩愈散文“文从字顺”的一面,语调平和舒缓,文字平易舒畅,注意行文语气的轻重缓急,音节的抑扬顿挫,形成一唱三叹、委婉曲折的效果,笔端富于感情,这是欧文最突出的特点,后人称之为“六一风神”。宋代文风变革成功,与欧阳修的示范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节 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与诗坛新风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致力于倡导诗风的革新。著名诗人梅尧臣和苏舜钦都是欧阳修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当时诗风变革的潮流中,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参与诗风变革的重要诗人还有石延年,可惜其诗集失传,已不能全面考察其成就。经过欧、梅、苏等人的努力,宋代诗歌终于冲破了片面模仿唐诗的藩篱,从宋初诗风的局限中摆脱出来,以较为宏大的格局,初步奠定了体现新时代士人群体精神风貌和文化趣味的新诗风。 一、欧阳修的诗歌 欧阳修的诗歌题材丰富,富于真情实感。他特别强调生活阅历和生活感受,对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在《梅尧臣诗集序》中提出了“穷者而后工”的观点。他的诗歌大多有为而作,具有鲜明的士大夫情怀。如《食糟民》。他还有不少诗歌表现读书人的文化生活和特有的思想感情,读书、赏花、诗酒唱和等都是他经常着笔的题材。如《古瓦砚》《读书》等。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诗人,欧阳修赡博的学问修养和高明的见识,给诗歌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力避平俗。他的《明妃曲》角度新,手法新,命意高人一头,见解深入一层。这两首诗是与王安石的唱和之作。王安石原作之一有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之二有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都是借题发挥,超越了个人悲剧的层次,阐发一种人生原则,把传统的看法完全翻了过来。而欧阳修的两首和诗,又能自出新意。特别是《再和明妃曲》的: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这样的议论,从个别人物的遭遇中总结出有关社会人生的深刻道理,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感。又如《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的“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两句,词锋锐利,见解深刻,宋代诗人以才学为诗,注重培育学问,锤炼精神,先积累渊博学问,充实心胸,培养见识,然后作诗,故宋诗往往以智慧见识取胜。 欧阳修诗还是“以文为诗”的范例。所谓“以文为诗”,是指以写散文一样议论说理等。其作品如七古《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回忆天圣年间在洛阳与朋友的交游,在诗中把当时的九个朋友谢绛等人逐一铺排,然后叙写交游之乐,全诗的章法很像是散文。欧阳修的这些作品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方面丰富了诗歌的形式特点和审美内容,不好的就是语言不精练等问题。 欧阳修诗风格多变,有的雄健豪放,有的清切淡远,有的写得浓郁深挚,有的又写得湿润委婉,最有代表性的是写得平易疏畅、情韵幽折的作品,最具有欧阳修的独特面貌。比如《晚泊岳阳》: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 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 一阙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这是他贬官夷陵途经岳阳时所作。诗歌截取几个时间片断着笔,以时间的流逝烘托漂泊天涯之感;又以水上人归暗示自身的漂泊不归;最后以“听不尽”的动作暗示内心的活动,与开头的卧闻相呼应,完成从无心到有意的心理过程。写羁旅愁思,但含而不露,哀而不伤,可以说是散文中一唱三叹、从容平易、笔端富于感情的“六一风神”在诗中的体现。此外,《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的情调也很接近,思乡怀人,感情深挚但不过于感伤,“遥知湖上一杯酒,能忆天涯万里人”,往返咏唱,含蓄不露,留下很多余味。 欧阳修还有不少作品以内容深挚沉着、结构顿挫曲折见长,比如《黄溪夜泊》: 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 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 非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 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前六句写得苍凉悲哀,愁肠九回,结句却从悲哀之中解脱出来,显示了直面人生挫折的豁达气度。感情有很大的起伏动荡的空间,钱钟书《谈艺录》认为欧诗“七律开阖动荡,沉着顿挫”,指的就是这一类作品。 欧阳修反对西昆体的雕琢,但他也有类似这样的湿润委婉的作品,同样学李商隐,如《宿云梦馆》: 北雁来时岁欲昏,私书归梦杳难分。 井桐叶落池荷尽,一夜西窗雨不闻。 学习李商隐的深婉含蓄又自出新意。欧诗这种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的风格特点,很受宋人推崇,《西清诗话》认为欧阳修“天分既高,而于古人无所不熟,故能具体百氏,自成一家”。
二、梅尧臣和苏舜钦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今安徽)人,世称宛陵先生。累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世称梅都官。 梅尧臣在仕途上不太得志,但他却非常关心时政。他曾为《孙子》作注,并向朝廷上书讨论军事问题,希望为振兴国防尽书生之力,虽未能如愿,但他的热情不减,他一生写了许多诗歌表现他军事和国防的关心,比如《故原战》等。此外,他还直接以诗歌表现他对朝中政治事件的态度,如《猛虎行》《书窜》。他也关心民生疾苦,如《汝坟贫女》《田家语》等。 如果从题材内容、表现范围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梅尧臣诗歌的取材远较他之前及同时代诗人为广。他感觉敏锐,善于在常人不经意处发现诗意,捕捉诗题。更值得重视的是他经常从日常生活身边琐事挖掘诗题,说明梅尧臣等人在开拓诗歌表现范围方面已经有了明确而自觉的意识。 他的一些写景抒情的小诗,清丽而有韵味,最能体现他的艺术功力,如《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中间两联写景工致,发前人所未发,结尾两句情致高远,含蓄蕴籍。“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梅尧臣推崇平淡之美,认为“作诗无千古,唯造平淡难。”不过他说的平淡主要是一种经过锤炼之后的简淡老成之美,如《东溪》诗的“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两句,看似绮丽,实则老健,是经过推敲锤炼之后达到的境界。再如《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如《小村》: 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 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 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 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 写贫苦小村的破败和农民生活的艰辛困苦,前六句每句的第五字都是用心锤炼的虚字,不仅强化了描写的生动感,而且传达了诗人的关注和判断,确实体现了炼字的功力。
苏舜钦(1008-1049),字子美,原绵州(四川绵阳)人,生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受到削职为民的处分。 北宋诗坛,仁宗朝前期是诗风变革的关键时期。从天圣年间起,有两个诗人群体的活动对诗风的新变起了关键的作用,一个群体以欧阳修、梅尧臣为代表,他们在洛阳任职时得到钱惟演的奖掖和扶植,开始致力于变革诗风的尝试。另一个诗人群体主要是活动在汴京及京东地区的苏舜钦、石延年等人,他们在穆修的影响下,在天圣年间就以兴复古道相标榜,写作“古歌诗杂文。”苏就是这一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吾闻》有云: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确实气概过人。他被废斥之前,写作了大量批判时政、抒发强烈政治感慨的诗歌,如《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天平山》。 苏曾有诗说:好约长吟处,霜天看怒潮。他的许多作品都有“霜天看怒潮”的激动不平的感情特点。如《淮中风浪》 春风如怒虎,掀浪沃斜晖。 天阔云相乱,汀遥鹭共飞。 冥冥走阴气,凛凛挫阳威。 难息人间险,临流涕一挥。 与梅较多表现日常平凡的生活题材不同,苏更喜欢描写自然界的雄奇阔大之景,体现了开阔的心胸和豪迈的性格。如《大风》《城南归值大风雪》等,就算《淮中晚泊犊头》这样描写宁静幽深景物的小诗,也分明流露出难以平复的激动内心: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苏的诗歌风格以豪迈为主,但也有沉郁的感慨,这与他学习杜甫诗歌有关。他29岁整理编辑了《杜甫别集》,他认为杜甫诗风是豪迈哀顿,他的诗风正是这一点上与杜甫有相通之处。如《宿华严寺与友生会话》: 危构岧荛出太虚,坐看斜日堕平芜。 白烟覆地澄江阔,皎月当天尺璧孤。 疏磬悲吟来竹阁,青灯寂寞照吟躯。 老僧怪我何为者,说尽兴亡涕泪俱。 白烟二句写景,壮阔幽远;疏磬二句抒情,悲壮苍凉。全诗于慷慨激昂中见沉郁顿挫,确与杜甫诗风有相近之处。 苏的诗歌的艺术水平不太整齐,有的作品不够精练,缺少推敲剪裁的功夫,有的则比较直露,缺少韵味。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对苏,梅两人的诗风有中肯的评论: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他们都以杰出的创作成就为北宋诗风的革新作出了很大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四节 曾巩与王安石 欧阳修倡导诗风和文风变革,提携并扶植了一批文学后进,如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他们连同欧阳修本人,在古文方面与韩愈、柳宗元齐名,被后人称为“唐宋八大家”。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以古文著名,在宋代古文家中,其文风与欧阳修最为接近,但成就不及欧。曾以议论和记叙性文体见长,议论文见解平正,思致周详,结构严谨;记叙文条理清晰,文字委曲舒缓,风格典正古雅。名作《墨池记》以议论融入记文的写作,最能代表他的风格。曾巩也有诗歌传世,绝句轻快流利,较有特点。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自号半山,抚州临川(江西)人。他年轻时即有大志,后受宋神宗重用,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世称王荆公。 王安石是北宋大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文学上主张“务为有补于世”,这使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名篇有《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等。游记亦往往以议论透辟精警而著称,如《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较多社会政治主题的作品,见解高卓,议论深刻,酣畅淋漓中显得矫健遒劲,如《河北民》等。他的咏史诗继承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往往寄托着自己的政治抱负,如《贾生》、《张良》、《商鞅》等。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其第一首云: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此诗议论精警,见解高明,充分体现了宋诗长于议论的写作特征。《明妃曲二首》在当时诗坛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欧阳修、司马光等都有和作。除了政治诗和咏史诗,王安石前期也有一些著名的抒情诗,如《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怅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语淡情深,独具魅力。不过这样深情的作品在早期诗中不多见。 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钟山,多闲适遣兴之作,诗风也变得含蓄隽永、深婉不迫。如《北陂杏花》的“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寄寓孤芳自赏之意,但与早年《华藏院此君亭》“人生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的直露相比,就含蓄得多了。晚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这类诗构思新颖别致,字句千锤百炼,描写细致,修辞巧妙,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一般被称为“半山体”或“王荆公体”,极受世人好评。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王安石又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具有很高的学术文化修养,读书很多,他的诗歌也高于书卷气,在多方面体现了一位学者型诗人的创作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