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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访谈:汪涌豪谈当代古诗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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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4 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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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涌豪谈当代古诗文创作刊于2010年7月4日《上海书评》
顾文豪
在网络文学兴盛之前,当代人的古诗文创作就已繁盛无比。一次诗词大赛收到的稿件数量,就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的总和。可是这类全民赛诗会,恐怕不可避免地会降到“我走前来牛走后”的水平。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汪涌豪教授觉得,虽然古诗文在当代的际遇堪忧,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的。  
  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旧体诗文的创作,各种报刊杂志也常开辟专栏,这能否视为古诗文的全面复兴?

  汪涌豪:其实爱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很多。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情况,则承五十年代章士钊、叶恭绰等人的初议,1984年就成立了中国韵文学会。三年后,中华诗词学会也告成立,并带出各地诗社、赋协、学会或研究院纷纷出现。及至九十年代,据《中华诗词年鉴》等统计,数量已达千余个,发行报刊杂志近千种,参与其中的人数以百万计。1992年第一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收到的稿件数量,就超过《全唐诗》和《全宋词》的总和。近十年来,随国学热升温和网络的普及,其势更见炽盛。看看中华诗词网、辞赋网、骈文网,还有民间及大学所编各种诗词年选,可知作者主力已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各有专攻,不乏拥趸,以致有人效舒位、汪辟疆,编成《诗坛点将录》。虽说终究是部分人的喜好,像骈文一体,作者更少,但因其支流余裔,能为贺联挽联,也就进入了当代人的生活。不过,要说“全面复兴”,需有合理的参照和客观的标准,轻下结论,并不足以取信历史。  那么是否像有些人所说,当今古诗文创作相对而言是处在最好的时期,您是怎么判断的?

  汪涌豪:就上述刊物之多、作者之众、作品之富、大赛之繁,还有吟诵之广、高峰论坛之常见,建立“当代诗词学”的呼吁之急切,并且,凡此种种,都能得到不同年龄、职业和学历的社会人群的响应,我认为可以这么说。想想柳亚子1944年《旧诗革命宣言》说“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以内的事”,再对照今天,即使赋这样被视为“冢中枯骨”的僻涩文体,也能引来大批作者,作品总量已过三千。主流媒体如《光明日报》还有大手笔的倡导。有的城市受到感召,拿赋作为市长礼品赠送外商。说这是自晚清以来最好的时期,也不能算太离谱。但必须指出,不管是诗、词还是文、赋,毕竟都用文言写作。而所谓文言,依张中行先生的说法,是只见于文并用于文的纯书面语,它有一定的准入门槛。今天有多少作者达到这个门槛,其数量是否与其产出一样多,就有得商量。我的感觉是,收获固丰,问题也多。  您能就这些存在的问题,说得更具体些吗?

  汪涌豪:就以诗来说,我们知道,唐时白居易写诗,老妪能解,其实放到今天,博士未必能解,再说白氏所写,也不尽在这一路。但今人所作旧体诗,有许多浅显直白,诗味寡淡。其中一些离退休干部,惯写大好河山,莺歌燕舞,更被讥为“老干体”。这些诗政治正确,但述情空泛,既不知比兴,又少有寄托,风格自然就谈不到了。但有些遗憾,偏生数量众而影响广,许多人偶尔试作,居然同其声口。如果将这些诗都算作成绩,我觉得这个“最好”或“复兴”就难以成立。  赋的创作也存在许多问题,总体水平不能算好。尤需指出的是,有的作品拉来历史故事,对应当今政绩,竭情称颂,一味夸饰,视赋坛为城市的形象展示台。赋作为“艺术化的地方志”,就招来不少人反感,以为如此连篇累牍,难保不成为一场“给城市贴瓷砖的运动”。魏明伦自是当代名家,但他为重庆写的《山城轻轨赋》,“工程属全国之重点,项目乃中华之首例。多年筹建,巨额投资。完成前期使命,磨出先锋人材”,除了直白的堆垒与夸耀,难见赋的精致与渊雅。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其他文体。如同为名家的余秋雨,不久前为南京钟山风景区题写碑文,才三百多字,招来成倍于其字数的批评,人们挖苦他“糟蹋石头”,既是因为碑文中多“深嵌历史而风光惊人”这样拗口的文字,也因为他对“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这类“打点江山”之举没商量的肯定。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小圈子化。一些作者薄有声名,就忙不迭相互标榜。如中华辞赋家联合会,会员不多,机构却繁,还弄出“神气赋派”等多个意旨含混的体派,“十星法案”等胶固刻板的标准,并有“四杰”、“八雄”、“赋帝”、“赋帅”各色封号。那些本该称颂扬马的大词,都被用来彼此吹嘘了,实在有些俗滥。该会还发起“中华新辞赋骈文运动”,组织人写“千城赋”,全不顾当下中国有没有那么多城市可供铺排。至有人提出“辞赋经济一体化”口号,为了利益,内讧不断,更将文场弄成了名利场。钱仲联先生生前曾感叹吟坛“会社林立,几欲突朱明末造而过之”,如今此风愈烈。这样的行事,不仅不能振兴古诗文,适足害了它的前程。  古诗文创作从来讲究辨体,所谓“先体制而后工拙”,今人的创作在这方面似也存在不少问题。

  汪涌豪:大体而言,既作旧体诗文,就应遵循既有的体式规定。可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太过随意,以为核定字数,稍押声韵,就是诗词碑赋,由此引出许多争议。其实诗从寺,尤重法,讲究整(句字齐整)、俪(对偶工稳)、叶(奇偶相对)、韵(押平声韵)、谐(平仄合格)、度(篇字划一)的合体合格。如以对偶工稳言,就不是同性字词相对那么简单。它有各种变格,意义上有互文,句法上有交股。现在许多诗,对是对了,但一味死对,太工太切,结果弄成“青山”对“绿水”这样的死板货,鲜有诗味。古人称这个为“蒙馆对法”,乡塾教童子的活计。这样也算诗,诚如朱熹所说,“一日作百首也得。”  作词与赋也同样。譬如赋最尚古,从字义、音节到笔法均如此。看看汉以来历代人的创作,再结合清人如李调元等对“作赋法门”的强调,其关窍与奥妙多多,哪里是前序后乱中间问答数语可以道尽的?但许多人只读了欧苏几篇赋,就率尔操觚,有时连前序后乱的基本体式也不讲。殊不知类似欧苏赋在当时数量就少,元以后人更将其视为押韵之文。因科考的缘故、炫才的需要,他们更重视和多作的是律赋,并一直到清代,都尊此为赋之正宗。可今天有人动辄写上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未见能遵此而行,能合理吸取其长处的也不多。殊不知,没有这些讲究的约限,下笔是很容易放滥无归的。前及魏明伦就是因此而不能做到“敛才就法”的,余秋雨碑文之所以饱受诟病,除文字浅俗不通外,也多少与不合碑文体制有关,譬如它须用纯正的文言,且前有序后有颂,等等。  比较重要的还有用韵。今人多主张“双轨并行,今不妨古”,即既可用古韵,也可用今韵,只要一首中不串用就行。通行的《中华新韵》因此大幅减少韵部,完全取消入声。此法看似简便,其实诱导人用普通话押韵,是“平水韵”悉归“新声韵”,是单轨制。可中国之大,语音复杂而代变,普通话能否恒定为语音基准犹待讨论。而古韵自拟合后,凝定已久,如吴宓所说,唐以来就是各种语言的“最大公约数”,古人不改,今人是否宜改?改后还能否保证其特有的韵味和历史感,并不致割断海外华人的语言习惯与文化认同?凡此都须作认真的评估。我的感觉,在未及充分讨论与研究的情况下,取消“平水韵”之于诗,《词林正韵》之于词,《洪武正韵》之于南北曲的基准意义,不够慎重。   说到底,创作旧体诗文要讲体法,要长久的默识心诵与学养积累。仅凭清俊之才,只能做轻浅美文,作旧体诗文必不行。胡适就告诉过唐德刚,作律诗非得有几十年的功夫。王力也说,作古诗文非熟读几十篇佳作并涵泳其中莫办,这也就是古人“熟读唐诗三百首”、“能读千赋则善赋”之意。今人太过自信,没读多少,就妄言创作,如此以文纬情,用物彰志,实在有些轻躁。  当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与宋诗不同,古赋与律赋有别,今天古诗文创作终究还是应自开新局的。

  汪涌豪:今人所作旧体诗文既是对传统的衍展,又是当下生活的反映,当然应该自开新局,但须注意建立在有所承继的基础上。这方面,中华诗词学会提出的“知古倡今,求正容变”方针甚好。知古是为求正,倡今就须容变。只有体式上守正,才能承继传统,浚发本原;只有辞意上开新,才能立足当下,回应时代。当日,梁启超期待“诗界哥伦布”,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和“以古人风格入之”三原则,强调“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此意。赋也同样,不能像前及辞赋家联合会那样,以“光复庙堂文学”为目标,而应努力做到“古赋为体,今辞为用”才好。其实,这种“今辞为用”的改变过程清代已经开始。其时有开拓边疆之举,新疆事来,故有了《哈密瓜赋》这样的作品;待海禁废弛,西洋物来,又有了《自鸣钟赋》、《阿芙蓉赋》等等。世相在变,如还只知赋枯树、赋小园,终显狭隘。   今天社会转型急剧,人置身其间,常感四面受敌,八方交攻,内心的波荡,有越然于古人之上的丰富与复杂。此时创作,如再吟咏小国寡民、政教王化,显然不切情景;再感叹山林之远、庙堂之高,更悖世情。而用语用典,一味“红雨”代落花,“碧丝”代柳枝,明明走在城市快车道上,偏说花间别梦、陌上风景,就不惟陈腐,还见情伪。基于这样的理由,当我网上读到《非典行》、《地铁行》这样的诗,虽然不够圆熟,但很喜欢。一个叫李子的作者写了一首《鹧鸪天》:“生活原来亦简单,非关梦远与灯阑。驰驰地铁东西线,俯仰薪金上下班。无病,有三餐,足堪亲友报平安。偏生滋味还斟酌,为择言辞久默然”,将都市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和心底微澜曲曲道出,也很不错。  现在各大学中文系都不强调培养学生的古诗文写作能力,其他系科更不用说了,对此您又如何看?

  汪涌豪: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以前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现在有了MFA——文学写作硕士,但还是不包括旧体诗文写作,至于研究这种写作就更谈不到了。搞古典的以为那是今人的创作,自己管不着;搞现当代的又认为那属于旧体文学,与自己隔着行。但早先的大学可不这样。 “五四”以后,如陈匪石、吴梅、汪东等人都擅此道,从那时走出的宛敏灏、沈祖棻等也卓然成家。再晚些,如夏承焘、缪钺仍间或对学生有所指点。可惜十年动乱,一切断绝。可另一方面,学生爱好的从来就多,今天仍是。《光明日报》发过记者的调查,爱好者高达84%,远超过喜好新诗的33%,且理科生超过文科生。只是有些遗憾,能写的只有7%。他们很希望得到指导,但眼下提供指导的地方太少。  广东这方面做得较好。前年,在两届粤港澳大学生诗词大赛基础上,又举办了第三届,参加者扩大到台湾,规定诗依平水韵;词依《词林正韵》,相当正规。有意思的是,获奖者中,中文系学生才六人,头奖、二奖均被理科、医科生包揽。其间透出的消息可堪玩味。去年,因省教育厅支持,中山大学又承办了诗词传承与实践暑期学校,主事者徐晋如还开诗词写作课,并有《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由此我觉得,如要回应学生要求,培养这方面能力,原有的《大学语文》需要有所改变,应加强古诗文创作的内容。我所说的加强不是过去意义上的。过去我们老给学生讲这首诗意境高远那首词体调婉约,用的尽是抽象判断,但何谓“高远”,又如何“婉约”,都落不到实处;如何调动故实,并因句生篇,假象出意,一系列的程式法规也基本不提,自己已先隔了一层,叫学生如何体会真切?当然,现在有的学校连《大学语文》也要取消,这我就无话可说了。  如果让您瞻望古诗文创作的未来,您会作怎样的展望?

  汪涌豪:我想起刘师培说的话:“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中就多有人“勒马回缰写旧诗”;全球化时代,海内外华人更常呼吁复兴诗词歌赋,再造礼乐文明。我相信,随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今后能写旧体诗文的人会越来越多,懂得欣赏的人更会大大增加。包括将其糅合到各种文化创意产业,从广告到动漫,前景非常广大。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骸骨迷恋。你想,一种文学表达既能稳定为传统,必因其能抵及这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内里。今天的中国人还继续着这种情感与精神,所以古汉语、古诗文与现代汉语、现代诗文之间,不存在不可度越的壕堑,未必要像当年艾青所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相反,它们是一体,前者更是后者的上源。我想强调,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还是在网上,有个帖子说:“如果没了朱窗,伊人在何处怀念?没了锦书,愁情在何处寄托?”这让我对古诗文的未来充满信心。
发表于 2010-9-2 16: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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