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一曲完美女性的悲歌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有各种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并不想评判别人观点的是非对错,只想从一个诗歌创作者的角度去观照全诗,谈谈一己之思。(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一、关于写作目的 所谓“文以载道”,而诗亦追求“言志”,也就是说,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要传达出某种深层次的思想,表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立场,这是作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白居易一向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长恨歌》即是为李杨事而作的。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居易与朋友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 ,相与感叹,质夫举酒对白居易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白居易于是创作了《长恨歌》。当时的写作动机是“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说,创作该诗的初衷不只是为了表达对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的感慨,也是为了警戒那些美貌的女子不要招致祸端,讽喻当朝统治者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但最终白居易却把《长恨歌》归入了感伤诗一类。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与元九书》)也就是说,感伤诗是一类表达因某事而引起的感慨伤怀的诗歌。在这首诗中,浓重的感伤比锋芒毕露的批判更有分量,更能令人荡气回肠。那些优美的诗句俯拾皆是,与其说是讽刺,毋宁说是同情。王质夫希望白居易能够写写李杨二人的事迹,有一个原因是“乐天多情”。可见,讽喻当朝的统治者并不是唯一的写作目的。讽刺李杨二人的所做所为也不是目的,对这个所谓爱情悲剧的根源进行探究,避免发生更多的悲剧,才应该是根本的写作目的。我以为,《长恨歌》最后的定稿本(即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呈现出来的写作目的就是这样的。 二、关于情感态度 在实际创作的过程中,随着对于李杨爱情悲剧及其与国家由盛转衰的命运悲剧的关系的思考逐渐深入,作者重新审视二人的所做所为,并对之作出了不同的评判,表达了迥异的情感态度:抑李尊杨。
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被贬江州之前的白居易耿直勤政,经常犯颜直谏,不但创作了很多具有讽喻性质的诗歌,而且具有可贵的平民意识,对弱者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和女性深为同情与尊重。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的反映。如《卖炭翁》、《观刈麦》、《红线毯》等,均是从细小的事情落笔,反映大的社会问题,直接指斥政府权贵的作为,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创作《长恨歌》时,白居易正处在仕途的上升期,这种批判的勇气在《长恨歌》中也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开篇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即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虽然为了避祸而假托汉皇的名义,但“重色”二字已经命中唐玄宗的要害,而这也正是杨贵妃悲剧命运的根源。白居易显然深刻地认识到了:杨贵妃的死是唐玄宗一手造成的。认识到了这一点,白居易情感的天平发生了倾斜,抑李尊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否则,如何解释“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杨玉环被册封贵妃时并非初婚,更未曾隐婚,白居易有必要讳言之,美化之吗?换句话说,白居易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不怕被天下人指责嘲笑吗?唐玄宗夺子之妻,据为己有,这种乱伦行为,天下皆知,早已是街头巷尾的谈资笑料,有讳言的必要吗?作者又有必要通过美化杨贵妃,讳言其第一次婚史来美化唐玄宗吗?如果作者要美化唐玄宗,也就不会直斥其“重色”了。 事实上,杨玉环嫁给寿王时只有十七岁,改嫁唐玄宗时也只有二十二岁。相对于年已六十的唐玄宗来说,杨玉环确实可以说是“初长成”了。较之“已长成”,意味自然更深一层。至于“深闺”,本应当作“深宫”,暗指杨玉环嫁作寿王妃五年后才被玄宗第一次看见的事实。两字之易,用心良苦。窃以为白居易是使用了障眼法。若将这两句还原为“杨家有女已长成,养在深宫人未识”,虽则是实话,却直白无趣,还容易触犯皇家忌讳而招来祸事。而以“初”“闺”改易“已”“宫”之后,不独意味深长,更将杨贵妃塑造成一个纯洁美丽、不谙世事的绝代佳人。古人所云:“为尊者讳。”诚然如是。通观全篇,作者没有一个字直接对杨妃提出批评和指责,反而处处通过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盛赞其稀世美貌、绝代风华,并安排其死后入蓬莱仙山成为仙子。因此,白居易对杨妃的态度绝非讽刺,这应当是没有疑义的。 当时民间已有贵妃成仙的相关传说,并非作者首创,则正可反映出民间百姓对贵妃之死的态度,即无法接受杨贵妃惨死的事实而幻想其死后能够位列仙班。杨贵妃活着是一个传奇,死了仍然是一个传奇。各种版本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无论历史上的杨贵妃做错过什么,唐朝的老百姓对她始终是同情大于仇恨。因为,在那个时代,女人真的不是能够决定国运的人(武则天除外)。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被迫离开与自己年纪相当的温柔丈夫去嫁给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还是自己的公公,无论地位上有多尊贵,物质生活上有多让人艳羡,在老百姓看来,一个女子所嫁非人,是非常不幸的,是值得同情的,虽然她的经历据说影响了当时的生育价值观,改变了重男轻女的社会思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我宁愿把这两句诗看作是运用了夸张修辞,是诗人用来对贵妃及其家族一夜显赫的传奇经历作侧面烘托的,不可看作是史实)。汉代和番的王昭君虽然贵为阏氏,为胡汉两族的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她背井离乡,先嫁年已半老的呼韩邪单于,夫死之后又不得不依胡地的风俗下嫁继子,死后不得归葬,此种遭遇历来被视作悲剧。“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包括杜甫在内的很多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她表达了深深的同情。所以,唐代百姓对杨妃的同情应该是真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态度显然深深地影响着白居易。文学不是历史,不必苛求每一个细节的真实,所以他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讳言杨贵妃那难堪的经历,而把她塑造成一块未经雕琢的纯洁的美玉,从而与荒淫无耻的唐玄宗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窃以为,开篇四句,将李杨对举,使美丑立判,抑李尊杨,态度是爱憎分明的。 三、关于人物形象 《长恨歌》开篇批判玄宗“重色”,只求美女不求贤才,可谓一针见血。但这样一针见血的议论却不宜在叙事诗或者抒情诗中过多使用,因为诗贵形象和含蓄。诗人们总是要借助某些意象来表达特定的情感,营造某种意境。所以形象的选择与刻画往往成为诗人创作时的关键问题,议论只是点睛的那一笔,点得不好就会面目可憎,不如不要。一般来说,议论多了,诗味就淡了。因此诗人的思想与情感总是寄托在鲜明生动的形象上,含蓄地表达出来。而议论常常只在作品的结尾处水到渠成地出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宋代之前的那些诗作大多是叙事写景抒情的。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世的人会极端地喊出“有宋一代无诗”的话来,因为宋代诗人喜欢以议论入诗。现在,白居易却把议论的句子放在了开头,石破天惊一般,那么,后面写作的重点如果处理不好,很难想象作品会变成什么样子。幸亏白居易能够举重若轻,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四句转入对杨贵妃身世容貌的描写,将写作重点放在对李杨二人的形象刻画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上。
按照写作的规律,一首诗中,如果同时出现了若干个形象,则必然有主次之分,需要突出主要形象,才能准确地表达主题。《孔雀东南飞》一诗刻画了若干个人物形象,而刘兰芝是主角,焦仲卿只是配角。连作品的原题也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长恨歌》中刻画了唐明皇与杨贵妃两个人物形象,那么,谁才是主角呢? 我们先对二人在诗中所占的篇幅比例分别加以统计再说。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尽日君王看不足”、“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全诗共一百二十句,直接或间接描写唐玄宗的只有这么多,不到三十句。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有关的环境描写和背景交待约占二十句。
其余的约七十句都是描写杨贵妃的。两相比较,谁是主角,不言而喻。 原来杨贵妃才是诗人心目中的主角,唐玄宗只是一个配角。 虽然作者在唐玄宗身上花的笔墨并不多,但是却入木三分。唐玄宗,曾经上承贞观遗风而开创“开元盛世”,但日久天长,他逐渐骄奢淫逸。杨玉环嫁做寿王妃时,他已经没有了早期的英明贤德,而沉醉在声色享乐之中,不求贤才,只求美色。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竟置父子亲情伦理于不顾,强占儿媳。他耽于享乐,连早朝都不上了,终于招致安史之乱,而被迫仓皇出逃。在军队哗变的时候,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生命,坐稳皇位,就把贵妃交给乱军处死,而完全不做自我反省。杨贵妃被他当作了替罪羊,他却连她的尸首都不愿或不敢(派人)去收。然而贵妃的死并没能换来他的江山永固,很快他成了太上皇,权力尽失,虽然还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再也不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美貌的女孩多的是,有权首先享用的却不再是他,而是当今皇帝,他的儿子。当初,他霸占儿媳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吗?当唐玄宗从权力的巅峰跌入冷宫,发现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老男人时,他才开始后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白白地出卖了一个绝色女子,换来的却只是无尽的寂寞孤独。曾经是春宵苦短,彻夜狂欢,现在是长夜漫漫,彻夜难眠。两相对比,何啻天壤之别。他不流泪,谁流泪?想来,他也许确实流过眼泪,一半为贵妃,一半为自己。汉文帝算是一个开明的皇帝了,尚且有李商隐批评他“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么,“只重美色不重才”的唐玄宗呢?李商隐说:“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个人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确切地说是不想保护而加以出卖,又哪里配做一国之君?连普通的百姓都不如啊。所以,对这样一个荒淫好色、寡德乱伦、自私冷酷、背信弃义的男人来说,“圣主”二字真是绝妙的讽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誓言犹在耳边,人却已阴阳路隔。一个惨然赴死,一个苟活偷生。他究竟有没有真正地爱过杨贵妃?那只有天知道了。 就历史而言,杨贵妃对安史之乱的发生、国家的衰落并非完全没有责任,起码要为她的家族权倾朝野、祸国殃民负连带责任,因为她没有尽到劝导皇帝勤政爱民的责任,也没有阻止堂兄杨国忠祸国殃民。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这样指责她也未免太苛刻了。几千年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温顺是最好的品德。但强悍如武则天者固然要背负着沉重的骂名,温顺如杨玉环者也还是要背负骂名。因为历史是由男人去写的,骂人的权力在他们手里握着。国家兴盛,都是男人的功劳;国家灭亡,都是女人惹的祸。这是什么逻辑?所以说做女人很难,做一个被皇帝专宠的女人更难,做一个被皇帝专宠而千秋万代不挨骂的女人难上加难。
幸亏历史是历史,文学是文学。在历史中被扭曲了的那些女性的灵魂可以在文学中扬眉吐气,重新活过。在白居易的眼中,十七岁成为寿王妃的杨玉环是多么单纯美好,二十二岁被六十岁的玄宗威逼而不得不出家做女道士的杨玉环又是多么无奈忧伤,一夜之间从儿媳变成妻子,身份的骤然改变又令她多么惶恐无措。这巨大的人生变故又是多么地招人同情,惹人怜爱、使人艳羡啊!而她也实在太单纯了,竟把唐玄宗对杨家的极度优待和对她的专宠当作了真正的爱情使然。其实,那不过是老夫对少妻惯用的伎俩——无条件地满足她及她的家人的要求,只为了她能安心地顺从他,守在他身边,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拿她当宠物一样惯着,而她却天真地以为这就是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爱情。带着这种天真,她走到了马嵬坡,从此留在这里。这一年,她三十八岁。马嵬,只是中国版图中一个小小的驿站,却承载着大唐的光荣与耻辱、背叛与牺牲,血与泪、爱与痛,千年以下,仍令人无法不去怀想和追念。只因她在这里香消玉殒。她是为爱付出生命的,对那个应该为她负责、承诺与她同生共死的男人没有半句怨言。然而,一代一代,世人心中不甘,于是企盼着,幻想着,她能逃生,能复活,能成仙。想想也是,斯人只应天上有,谁能留住在人间?于是白居易用他的生花妙笔为她构造了一个蓬莱仙境,美丽单纯,善良忠贞、温顺宽容而又懂得奉献牺牲的她在这里永生。一同永存的还有世人的遗憾,直到地老天荒。她本是大唐繁华的象征,所以世世代代的人们追念她的美好,他们幻想中的她甚至比真实的她还要美好。作者极尽所能地赞美她,怜惜她,怀念她,实际是在赞美一个时代,怜惜一个时代,怀念一个时代。她的死亡宣告了开元盛世的终结。随着她的离去,大唐王朝走向没落。
在《长恨歌》中, 这两个人物形象对比鲜明。唐玄宗,垂垂老矣,猥琐无能,在冷宫中悔恨地度过残生;杨贵妃,充满活力,忠贞仁善,在仙境中与天地同寿。一个丑到极点,一个美到极点,互相映衬,呼之欲出。 四、关于李杨爱情 李杨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情?这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就历史的真实而言,两人曾数次分合,杨妃曾被逐出皇宫。每次都是由于玄宗用情不专。也就是说,过错方都是唐玄宗。这一点,正史上有记载的,这里不赘述。我想说的是,在两人的结合过程中,杨妃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两人之间很难说有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李杨之间一个有“爱”而无情,一个有情而无“爱”。李隆基为了得到杨玉环,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伦理道德于不顾,斩断父子亲情,并专宠杨妃长达16年,你很难说他对杨妃没有“爱”。这种“爱”近乎疯狂,失去了理性,以致全天下人包括杨妃在内都以为这就是“真爱”。但所有的人都忽视了一点:唐玄宗为什么会这样疯狂?只因为杨妃有着无与伦比的美貌。从二十二岁到三十八岁,正是一个成熟女人生命中最好的时段,更何况杨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一千年没有对手。所以这种“爱”完全是建立在“色”的基础上的。但你要说李隆基对杨妃究竟有多少真情,恐怕微乎其微。马嵬坡上,李隆基固然不舍,却终于没有紧握贵妃的手对叛军大喝一声:“朕与贵妃生死与共,你们要杀她,就先杀了我吧!”毕竟,他只是一个皇帝,不是一个侠客。背信弃义原是皇帝的本性。大难临头的时候,终究还是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更重要。如果一定要说“真爱”,他是“真爱”自己。可怜贵妃被赐死之后,只被用一条薄被裹了,直接埋进土里。等到一年以后,玄宗还朝,偷偷派人去将她改葬时,她的尸身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所以白居易会委婉地哀叹“不见玉颜空死处”。这样的结局当然不是老百姓想要的。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吗?如果这就是“真爱”,那么“真爱”就是这样的结局吗?它还值得千千万万痴情儿女为之苦苦追寻,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吗?所以说,李隆基对杨玉环并无真情。反过来,由于杨玉环单纯地以为李隆基对她及她家人的好确实是出于“真爱”,所以将他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付出真情,更付出生命,并且无怨无悔。如果一定要说“李杨爱情”,窃以为那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只是世人和杨贵妃的一厢情愿。另外,杨玉环自幼失怙,一度无人愿意收留,李隆基对她的宠溺可能正好满足了她对父爱的渴望。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杨妃“深爱”着李隆基,那也恐怕是由于“恋父情结”吧。
那么在《长恨歌》中,白居易是怎样表现“李杨爱情”的呢?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一共22句,除了写贵妃的美貌与杨家鸡犬升天的气势影响,我只看到四个字“吃喝玩乐”。与其说这是在赞美两人的爱情,不如说在揭露唐玄宗的荒淫无耻:杨玉环不得不白天黑夜地侍奉皇上,陪他“吃喝玩乐”,竟至于到了“无闲暇”的地步。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看似在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实际不过是通过表现唐玄宗的“悔恨”来突出杨贵妃的生之美好与死之凄惨,哪里是在赞美唐玄宗对“爱情”的执著?作者倒是在诗歌的后半部分极力表现了杨贵妃对李隆基的深情不渝。而“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两句诗颇有些意味。窃以为这恰是在暗示作者的看法:正因为某人心不坚,才导致贵妃惨死,天人永隔。所以,对白居易来说,他未必认同李杨之间的“爱情”,他的作品本来就不是为了歌颂“李杨爱情”而写的。
五、关于作品结构 如前所述,既然主角是杨贵妃,自然是要以她为中心去取材剪裁,排篇布局。整首诗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序幕、生之美、爱之欢、死之惨、情之深、恨之长。简析如下。 序幕:1-4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养在深闺人未识)以对汉皇重色的直接指斥与对杨妃身世的委婉暗示开篇,两者对比鲜明,作者的褒贬态度截然不同,一望即知。
生之美:5-8句(天生丽质难自弃——六宫粉黛无颜色)正侧面描写相结合,极写杨妃的美貌。在诗人的想象中,如果杨妃不是美到极点,美得不同凡俗,又怎么可能令唐玄宗做出“父夺子妻”这种违背天伦的事情?
爱之欢:9-30句(春寒赐浴华清池——尽日君王看不足),叙写杨妃专宠一身的欢乐生活。继续运用正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表现她的娇美至极的情态。
死之惨:31-42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爆发,六军哗变,杨妃被赐死的惨状。虽着墨不多,却惊心动魄,凄惨无比。与前面铺叙的“生之美”、“爱之欢”形成鲜明对比,令人倍感痛惜。
情之深:43-112句(黄埃散漫风萧索——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部分应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以大量的笔墨铺叙李杨双方阴阳暌违而相互思念的情状。这部分可以分为两个小层次,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两处茫茫皆不见”,写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和派人找寻贵妃不得的经过。从“忽闻海上有仙山”到“天上人间会相见”,写杨贵妃在仙境中对唐明皇的思念。两小层篇幅相当,看似平均用力,其实不然。第一层虽然写到唐明皇的孤独不眠和思念寻觅,但更多的是描写物在人亡、时过境迁的凄凉,与杨妃生前的快乐美好形成鲜明对比,突出杨妃命运的不幸。第二层则展开浪漫的想象,让杨妃化身仙子,住在仙山中,依旧那么美好,那么一往情深,塑造了一个善解人意、多情宽容、勇于牺牲而又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
恨之长:113—120句(临别殷勤重寄词—此恨绵绵无绝期),重申当年两人的誓言,表达永远的遗憾。 六、关于诗歌主题 综上所述,这首诗的主题是:以杨妃的一生遭遇为线索,刻画了一个理想中的完美女性的形象,揭示了所谓李杨爱情的悲剧根源,讽刺了唐玄宗的自私虚伪与荒淫,表达了诗人对杨妃的深切同情。作者用优美的语言讲述一个女子的生死荣辱,诗句朗朗上口,传唱天下,传唱千古,很好地达到了诗歌教化的目的:如此完美的女性尚且难逃惨死的命运,遑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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