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中的自对浅探——以苏州园林楹联为主例（一）

奉旨填词柳三

对联中的自对浅探——以苏州园林楹联为主例渠芳慧       摘  要        自对手法是对联的一种重要的属对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但对于它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和琐碎。自对的溯源是自对研究的重点之一，它与自对的主要类型和表现形式、自对运用的条件、自对的平仄问题探讨、自对的作用与意义等构成自对探究的完整体系。而自对的主要类型和表现形式是最为实用的一块，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取得的成果也相对丰富，在这一块所例举的实例中，本文大多数采用了题写苏州园林的楹联佳例。一  引  言
       自对手法是楹联创作中较常使用的一种楹联艺术手法，它的存在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但楹联理论的研究本就相对滞后，现阶段有关自对方面的专门研究也尚且不多，大部分仅属于附带研究，因而对自对做系统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件必须而又艰巨的任务。    值得欣慰的是，前人已经在诗论中提出了“当句对”的概念，这种“当句对”后来被引进楹联，就是楹联中自对的前身。许多楹联学者以及楹联研究者如中南大学教授、当代公认的对联学泰斗余德泉先生，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常江先生等在其楹联理论研究中也大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为自对研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资料。    但许多资料都是直接从分析自对的类型和形式入手，有些研究虽然提到自对研究的其他方面，也多是一笔带过，甚惜笔墨。其中受到关注较少的是对自对的源流的考辨、对自对运用条件的探讨以及对自对的作用与意义和自对应用中产生的利与弊的研究等等。    本文力图以对自对的主要类型和表现形式的研究为突破口，尝试兼及对联源流的考辨、对联发展现状的分析、自对的溯源、自对中平仄问题的探讨以及自对的利与弊与如何让自对健康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以争取勾画出自对之系统研究的大致轮廓为目的，并以为楹联中自对的研究增添新的血肉为己任，抛砖引玉，以唤起全新的对自对进行研究的热情。二  对的由来以及对联的形成与发展状态 （1）对的由来对，也即对偶、对仗，是对联的基本特征。在对联这种文学体裁正式出现之前，对的形式早已出现，唐子恒先生在其《关于汉赋语言的两点思考》一文中谈到：“中华民族崇尚对称的美。对这种美的追求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就产生了对偶句。对偶句的产生，不仅远远早于骈体文，也远远早于赋。最早大概产生于民间的俗语谣谚。”[1]39-41的确如此，有案可查的对偶至少可以追溯至中国诗歌的
有案可查的对偶至少可以追溯至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楚辞》甚至先秦时期的各类散文以及稍后形成的赋。如《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满招损，谦受益”；《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老子《道德经·道经》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贾谊《吊屈原赋》：“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等等，不胜枚举，都是较为规范的对偶，但尽管如此，它们大都还只是被零散且无意识的运用，尚未形成专门的文体，在以后的循序渐变中，便逐渐产生了律赋、骈俪文、律诗等跟对偶紧密联系的文学体裁，直至对联这一文学体裁形成。（2） 对联的诞生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对联，其真正意义上的出现时间是很晚的，而且它的萌芽、演变与形成过程都很是复杂曲折。虽然有关对联的起源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纭，存在很大的争议，相对于诗赋来说，对联的学术研究体系也还不十分完善，理论研究还较薄弱，但当今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对联起源于桃符。古人认为桃木有驱鬼辟邪的功用，于是就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将桃木制作成“桃符”，并刻制神荼、郁垒二神的神像于上，悬挂于门首以辟邪招吉。之所以选神荼、郁垒二神，是因为《山海经》记载他们居住于度朔山大桃树下，桃树“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这些鬼受他们主宰，遇有“善害之鬼”，他们便“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将神荼、郁垒奉为“御凶”的“门神”了。后来为了简便，人们便只在桃符上书写二神的名字，直至“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幅为世公认的最早的对联作品出现。尽管其作者和内容尚存在争议，但其争议中心都没有离开孟昶和五代，或认为联语为“天垂馀庆，地接长春”，是孟昶之子孟喆所作（见《古今诗话》）；或认为联语为“天降馀庆，圣祚长春”，为孟昶本人所作（见《洛中记异录》）；或认为联语就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孟昶之臣辛寅逊所作（见《谈苑》）。但自从明清以来，人们一般都采用《宋史·蜀世家》中的说法，认为“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孟昶“自命笔”之作。但不管按哪种说法，我们都可以认定我国最早的对联是一幅春联，它起始于五代后蜀，之所以将之定性为我国最早的对联，是因为这幅对联最先体现出了实用性这一对联的基本功能。另外，敦煌学者谭蝉雪在其《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中曾引用敦煌文书S·0610号“岁日”和“立春日”的内容并结合所引内容末句“书门左右，吾倘康哉”等文字将对联出现时间推前至唐朝，也是比较可信的结论。[2]49

田寶

谢谢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