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话》施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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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已经弄错了孟浩然的思想情况。可是还有一个著《而庵说唐诗》的徐增出来把唐汝询大骂一通，而且是站在比唐汝询更不理解这首诗的立场上批斥唐汝询的。现在先看徐而庵对“欲济无舟楫”一句的注释：“‘无舟楫’，言无用我为舟楫者。《书经》云：‘若济巨川，用汝为舟楫。’　　”孟浩然这句诗并没有用典故。“舟楫”二字亦不必有根据。“要过湖，可惜没有船。”这句话，谁都能说，不必一定要读过《书经》。可是现在引用《书经》此句，就把“舟楫”与“用汝”连结起来，把孟浩然此句讲作“要过湖，没有人用我作船”，怎么能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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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徐而庵说：“垂钓者，喻出仕之人也。垂钓则可得鱼，然不如网之稳。徒有羡鱼之情，见出仕者不能大有所济，亦犹垂钓者之未必得鱼，徒羡鱼耳。此句当在垂钓者身上说。唐仲言谓浩然‘抱道之情，犹未战胜’，真无目人语。襄阳本不欲仕，何羡鱼之有哉?看诗须细细循作者之思路，方有所得。若泛然论去，所谓有意无意之间，不必求甚解，于诗究为门外汉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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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而庵先生一口咬定孟浩然是不要做官的人，也没有通读《孟浩然诗集》，不知道孟浩然有过许多求仕、求汲引的诗句，因此，根据他的注解，此诗后半首的意义便成为：“这个世界，没有人用我为船，因此就无人济世。在这个圣明之世，我却贫贱闲居，深感羞耻。我看那些已做了官的人(垂钓者)，也未必能有所作为。因为钓鱼终不如下网，所得的成果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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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汝询是从小就双目失明的人。徐而庵评他的注解为“真无目人语”，可谓刻毒。而他自己讲这首诗，比唐汝询更为不通，又何尝不是“瞎说”?唐、徐二家都不知道此诗题下还有“上张丞相”四字。也都没有从孟浩然全部诗集中去“细循作者之思路”仅仅就这四句诗中去穿凿典故，曲解诗意。至少，对这首诗的理解，我看他们二位都不免是“门外汉”。　　一九八O年七月十一日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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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孟浩然：五言律诗又三首

　　洞庭湖寄阎九　　　　洞庭秋正阔，余欲泛归船。　　　　莫辨荆吴地，唯馀水共天。　　　　渺弥江树没，合沓海湖连。　　　　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国辛居士，言归旧竹林。　　　　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　　　　余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　　　　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　　　　洛下送奚三还扬州　　　　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　　　　羡君从此去，朝夕见乡中。　　　　余亦离家久，南归恨不同。　　　　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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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浩然专作五言诗，现在所有的《孟浩然诗集》中，共收诗二百五十七首，五言诗占了二百二十首。五言四韵的律诗又占了五言诗中的大半。开元时期五言律诗的各种篇法、句法、调声、对偶的形式，都可以从孟浩然诗中见到。这里又选了三首孟浩然的诗，它们不是名作，从来也没有选录，宋元以来的诗话里，也没有人提到过。我现在选取这三首诗，目的是想讲一讲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律，用它们来作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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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首诗都容易了解，不过我们还是先约略解释一下。第一首是以洞庭湖为题，寄给一个朋友阎九的。阎是姓，九是排行。中国知识分子，大约从春秋时代以来，每人都有一个名，一个字。名是正式公文书上用的，长辈叫小辈，可以称他的名，平辈之问，就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他的字。例如王维，同时友好都叫他摩诘，而不能叫他王维。但是，唐代人连字都不常用，一般熟人都以排行相称呼。排行是从祖父算起的，阎九不是他父亲的第九个儿子，而是他祖父的笫九个孙子。例如祖父有三个儿子，不管那一个儿子，首先生的孙子就是老大。以后第二，第三排下去，诗人高适的排行是第三十五，所以李颀的诗题有《答高三十五留别》。这种诗题在唐人诗集中常见，后世读者往往不知这高三十五是谁。史学家岑仲勉费过一番功夫，把《全唐诗》中用行辈称呼的人名大都考查出来，写了一本《唐人行第录》，对研究唐诗的人，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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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大意是说：洞庭湖到了秋天水涨，很阔大了，我也想乘船回襄阳去。接着就用二联描写湖水之空阔，只见水天一片，分不清那儿是楚，那儿是吴。这地区是古代是楚接境，向来称为吴头楚尾。江水和树木都隐没在空虚渺茫之中，湖与海好象也合并为一了，这一句的意义是说湖广大得象海了。最后二句说：等你来做我的船，大家一起渡过这个大湖。这一联的意义和赠张丞相诗一样，用一个双关的“济”字，用舟楫作比喻，就从写景转入为抒情。大约作者希望等阎九回来，给他做一个介绍人，向达官贵人推荐一下。末句说“相将济巨川”，可知是双方有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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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首是在长安送辛大回鄂州去的诗。前四句叙述辛大，后四句叙述自己。南方的辛居士，要回家乡去了。他空有“济川”之心，而没有发挥“调鼎”之用。信佛教而不出家的称为居士。“济川”，在这里也是求官的比喻。“调鼎”本来是宰相的职责，这里用来比喻做官。这两句诗，写得很堂皇，说穿了，只是说；他想求个一官半职，可是竟没有到手。有人把“济川心”讲做“救世济民的心”，未免抬得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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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半首说自己也是一个“忘机者”，家园也在汉水边上，因为听说你要回家去，所以从远地寄这首诗给你，以表慰问之情。“忘机者”是忘却了一切求名求利、勾心斗角的机心的人。这是高尚的比喻，事实上是指那些在功名道路上的失败者。《诗经·邶风》有一首诗，题名《式微》。有一个黎国的诸侯，失去了政权，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做了这首诗，劝他回去。“式微”的意义是很微贱。亡国之君，流落在外，是微贱之至的人。孟浩然说这首诗是“式微吟”，是鼓励辛大回家乡的意思。这个辛大，想必也是一位落第进士，和孟浩然一样的失意人物。所以这首送别诗，没有惜别之意，而表达了自己的式微之感，从而抒写了自己的乡愁。古典文学中用“式微”一词，相当于现在的“没落”。“式馓吟”就是“没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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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首是在洛阳送奚三回扬州的诗。主题、结构，和送辛大的诗完全一样。前四句说扬州是茫茫无涯的水乡，乘船回去都要依仗顺风。我羡慕你从此路回去，不久就可以见到家乡。“朝夕”即“旦夕”，亦即不久”。下四句说自己也离家已久，恨不能同你一起回南。将来如果你有书信来，我们也许可以在江上会晤。这意思是说：那时我也可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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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首都是送人的诗，第一首是寄赠友人，第二、三首是送别友人。第一首诗还有挣扎着求仕进之意，第二、三首则流露了灰心绝望的没落情绪。孟浩然诗的主题思想，大多如此。许多不得志的唐代诗人，他们的投赠诗也大多如此。史传说孟浩然“文不为仕，行不为饰，游不为利”，恐怕是美化得过分了。　　　　在讲王绩的《野望》诗时，我曾说五、七言律诗的中间二联必须是对句，但这里三首孟浩然的诗就不符合这条规律。上一篇讲过的《与诸子登蚬山》也不符合这条规律。第一首是颔联不对的例子。第二首是颈联不对的例子。第三首是中二联全不对的例子。《与诸子登蚬山》是第一联对而第二联不对的例子。这种对法，宋代人称为“移柱”。一联好比一条柱子，第一、二联移换了柱子，以致第一联反而是对句，第二联反而不作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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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诗的平仄，音节，无疑都是五言律诗，决不是五言古诗。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孟浩然的五言诗，当时是“天下称其尽美”的。他作诗，决不会破体失格，也决不是没有能力作对句。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答案很简单：这是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式。是从五言古诗发展到五言律诗的道路上留下来的轨迹。平仄、音节已经固定了律诗的规格，对偶的规格还没有固定，因而还可以有全不对或一联不对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五言律诗，在李白、杜甫及其他同时诗人的诗中，常可以见到，然而在中唐以后，除非偶尔有人摹仿，一般地说是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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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岘傭说诗》的作者施鸿保说：“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他以为这种形式是五言律诗的最高艺术手法，是入于“化境”，初学作诗的人应当先讲究对仗，从能作对句上升到不作对句。这个理论，我颇有怀疑，为什么中、晚唐诗人都不想追求这个“化境”呢?　　　　奇怪的是，盛唐诗人作七言律诗，绝没有不对的联句，移柱的方法倒是有的。这或者是因为七言律诗不作对句，就近似歌行，不如索性作歌行体了。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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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高适：燕歌行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韵一)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韵二)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韵三)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韵四)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韵五)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黄何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韵六)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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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作者高适，字达夫，渤海郡蓨(今河北景县)人。少时家道贫寒，流浪在中原一带。年过五十，才学做诗。进步很快，数年之间，便已成名。他曾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任书记，因而熟悉边塞生活，写了许多边塞诗。肃宗时，官至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和杜甫有交情，杜甫有几首诗为他而作。唐代诗人，官至节镇的，只有高适一人。他的诗与岑参齐名，称为“高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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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歌行》是高适的著名诗作，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但是，这首诗文字虽易懂，解释却颇不容易，因为有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作者的自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但在《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中却是“开元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这个张公，是张守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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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官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开元二十一年，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根据这个政历，开元二十六年称“御史大夫张公”是对的，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称“御史张公”是错了。由此看来，原文似乎应当是“开元二十六年”。但《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末年(公元七五六年)，收录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集的，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而它们同样作“开元十六年”，似乎原本确实如此。因此，我以为，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是在二十一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则称“御史张公”也不错，而“开元十六年”则是他追记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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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回到什么地方?诗序中没有说明。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今开封地区)，正在学做诗。这位幕客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看。于是高适“感征戍之事”，也和作了一首。这位幕客不知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也不详，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高适这首和作里，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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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我看过一些笺释，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这些辞句，都有些捉摸不定，因而笺释者就意见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