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源文章 对老干部诗词的思考

奉旨填词柳三

对老干部诗词的思考
　　杨小源
　　在当前日益兴旺的诗坛上，老干部作者队伍非常庞大，作品的数量也大得惊人。在各级学会、诗社，各种出版物和数不清的网站上刊发的老干部诗词，约略估计，说占了诗坛的半壁江山，大约不是夸张。多年前，笔者曾经收集资料，初步进行过研究，发现自己虽然没有老资格，但写的东西和老干部诗词相去不远。还发现有些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也有老干部诗词的味道，于是觉得更加值得研究。这里仅仅是将自己对老干部诗词的一些思考提出来，很粗浅，供同好参考，并向方家求教。
　　一、老干部诗词不成体
　　对老干部的诗词，社会上，更主要是诗坛上早就引起了广泛地关注。二十多年前有人提出“老干部体”，从此，大名流行开来。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褒声低而贬声高。名之曰体，实在是一种微词，是不成体统的代名词。直到一九九八年，杨金亭先生在《中华诗词》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诗词创作中的‘老干部体’》一文，对“老同志写诗”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情况才有所好转。文章指出：“我们的老同志中，有些人文化基础不高，凭着诗国文化的耳濡目染，离退以后，开始上老年大学，从头攀登‘平平仄仄平平仄’的阶梯；习作阶段，写出一些不合诗韵、词谱的‘顺口溜’，这本来是除个别天才以外的学诗者都曾经历过的一个练习过程。”“练习过程”，恰如其分。关于如何对待这些老同志及其诗词呢？文章接着指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帮助他们尽快攻破格律关，并引领他们向更高层次的诗词创作境界继续前进。某些很有学问的先生们，大可不必以专家的身份，对这些老同志令人感动的学诗、写诗热情加以指责。”如此判断，如此引领，理所当然得到广大老干部诗词作者的欢迎。从此，“老干部体”的叫法在刊物上和正式场合中日渐稀少。我不赞成把处在习作过程中的老干部诗词称之为“体”。有不少老干部学习书法和绘画，尽管书界和画界分派讲体不亚于诗界，但书画界并不将初学者的描红与临摹的书画称之为“老干部派”和“老干部体”，只称为老干部书画。诗坛应当向书界和画界学习，欢迎、珍惜和尊重广大老干部的参与。再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诗界流派纷呈，体式繁多。新中国六十多年，也诞生过“绀弩体”和“汉俳”。但与之相比，所谓的“老干部体”，既没有开宗立派的创始人，也没有形成“七子”、“八贤”那样的组合，更没有什么规定性或者约定俗成的体式。老同志诗词中的一些毛病和不足，是学习过程中不得要领，不自觉不经意地传承了某些不是诗，不得体的东西。所以对老干部的诗词作品只称老干部诗词或老同志诗词好了。我建议，诗坛上告别“老干部体”这个名称。
　　二、老干部及其诗词对诗坛有贡献
　　老干部写诗词，实在说是中华诗词的非常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我国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就是品阶很高的老干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多数诗家是干部，有的很老，陶渊明是退隐的干部，曹操不仅老还是大干部；隋唐至清，由于科考，可以说无诗不能官，无官不能诗。官场外的诗人也有，多数是不弟的文人，张打油最为典型。当代老干部写诗填词首推毛泽东，还有朱德、陈毅、叶剑英和延安十老。完全有理由说老干部写诗填词是优秀传统的传承。
　　当代老干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近三十多年来为中华传统诗词的重振所作的努力也功不可没。
　　首先，老干部诗词繁荣了新时期的诗坛。正如杨金亭先生所说：“老同志写诗，新时期以来，已蔚然成风。作者阵容之大，作品数量之多，足以构成我们这个偌大诗国的一大人文景观。”以数量胜是自然界发展的一条走向成功的道路。几年前一次与几位老同志聊起写诗，都很坦率，承认写得不成熟，但都在坚持学写。说，“专家学者们出精品，是分子；我们多次品，当分母，也心甘情愿。”说，“总得有人当分母。李杜也并不每首诗都是精品的。”说，“寻常庄稼年年种，不信咱家总不收。”甘当分母，充满信心向分子进军，令人钦敬。
　　其次，老干部诗词不乏精品。老干部写的诗词并不都有概念化的问题。翻阅各地各级诗词大赛获奖作品集，看一下作者小传，就会发现，许多得奖的作者并不都是职业文学家、诗词家，或者是中文科班、诗词世家。其中不少人大半生是军人、教师、干部，也有一些工人和农民，多数没有幼学诗词的功底，是在长期生活中受传统诗词熏染，或者业余爱好，是步入中老年后半路出家学的诗词。首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获得者的欧阳鹤，虽然毕业于清华，但专业并非文学，而是电力，长期从事电力生产建设和政策研究工作，是高级工程师。同是一等奖获得者的李成瑞是早期在敌后根据地参加革命、建国后历任多种高级职务的领导干部。他们是老干部诗词队伍中的佼佼者。
　　第三、老干部诗词作者在引领诗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好多老干部在各级诗词组织及其所办的刊物中唱主角，他们不仅刻苦学习，带头创作，而且其丰富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作，乃至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都派上了用场，使诗词组织健康发展，更有凝聚力。一些在诗词上学有所成的老同志进校园、社区、机关和工厂搞诗教，如，江苏高邮的颜仁僖，湖南澧县的宋季三都很有成绩，全国知名。笔者在沈阳的柳塘社区柳塘诗社讲授诗词写作课，开展诗教活动，已经九年，社员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有四十人被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柳塘社区于2010年荣获了中华诗词学会颁发的“诗教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第四、老干部诗词作者为保护和传承诗词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期诗词的重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多的诗词组织是老干部们举大旗、挑大梁办起来的。是他们搭台、撑台，然后文人们、爱好者和志愿者们上台唱戏，这才有了今天初步繁荣的大好局面。谁也否认不了，老干部们多是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帮，发稿有版面，聚会有场所。社会上针对诗词组织和诗词而来的风风雨雨，明枪暗箭，老干部则是大树、保护伞和挡箭牌，功不可没。
　　第五、老干部诗词作者在家中、在单位、在朋友圈子中营造爱好诗词的小环境，对壮大诗词队伍，传承传统诗词发挥的作用非常实在。尤其是影响和带动儿孙背诵和学习唐诗宋词，意义更加深远。
　　三、老干部诗词有不足
　　诗坛前辈霍松林先生在谈诗要用形象思维时，曾指出：人们对老干部诗词“有褒有贬。褒者，认为这些作品内容健康，爱憎分明，格调高昂，反映了老干部丰富的生活、斗争经验和革命豪情；贬者，说‘大实话’，不讲比兴，缺少艺术夸张，缺乏含蓄蕴藉，诗味不浓。”如此概括，诗坛倾向于共识。这里我试对老干部诗词再作点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点：写重大事件有余，身边情景不足；叙述有余，比兴不足；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报纸上现成的语言有余，群众的鲜活语言不足；随意有余，继承不足；严肃有余，幽默不足；赞颂有余，忧患不足；体式上，七律有余，词曲不足，等等。
　　有余和不足，都不是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有值得解决的问题，重在分析和认识。
　　问题的成因，我以为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后者是主要的。历史原因，唐宋以来，那些科考命题诗和唱和诗，特别是应制的唱和诗是其鼻祖，大体是无病呻吟，凑合材料，缺乏形象，极尽吹捧之能事。这些诗对后世影响很深，很坏。现实原因，我以为是所处的大环境、经历和经验造成的。这一代老干部们多数出身于工农兵。多年生活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对政治运动的感受最深切。毕其一生讲究主义、阶级、立场、思想、观点、路线和站队，方圆规矩十分严整，没有多边和六棱；黑和白，红和白，界线分明，绝不混淆，没有中间色调。长时间舆论一律的灌输，满脑子是逻辑思维和政治概念，张嘴多是报纸上的现成话，缺少自己的独特的感情和感受，作文和写诗都不会找“形象大使”代言，即借用形象抒发情志。
　　对赞颂有余和忧患不足问题也应当分析。老干部中有不少人亲身参加革命战争，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更多的人则是翻身解放作了国家的主人。强烈的责任感和由衷的感恩心理，决定了诗词的赞颂的主题，而且文字上多象胡松华唱的《赞歌》那样直接明了。我们的党和国家无与伦比的伟大，新中国，特别是新时期的发展和强盛是世界公认的，赞颂是应该的，是真心实意的。但社会问题多多，伟大和“特大”同在。对党风、民生中的诸多问题，老干部们看不到，不思考吗？老干部都很敏感，但诗中却很少反映出忧患意识。问题何在？感情很纠结，态度很矛盾。直说，甚至象圈外的一些老人在公园里结伙骂娘那样，老干部诗词作者们不忍，也坚决不肯；曲说、含蓄地说，请“形象大使”说，又不会。所以对问题只能少说，甚至不说。当然，也不排除经历过的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怕“抓辫子”、“戴帽子”和“打棍子”等。
　　再如概念化问题，很值得分析和认识。概念化往往表现为人人眼中、心中和笔下共有，大家一个调子，一个高度。这样说，有的老同志会觉得很委曲，说自己的诗词思想性很强，是经过思考了的。其实概念化不妨碍有思想性，只不过那思想是报纸和电视上抄来的。真正有思想绝不可能概念化。正如霍松林先生所说：“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并不是思想带来的，却往往是‘无思想’带来的。”他又说：“抒情诗如果不表现诗人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感情等等，就会产生概念化的、公式化的、重复别人议论的作品，如果伪造诗人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感情等等，就会产生口是心非、光在最高形容词上打生意，用表面的虚伪的热情装饰起来的作品。”（《文艺散论》《诗的形象与诗人》）我的理解就是由于作者对事物景物缺乏独立的深入发现和深刻思考，诗中表达的情志就缺乏个性。或者可以不承认思想的虚假和伪造，但缺乏深度，千人一面是事实，原因也是清楚的。
　　分析老干部诗词所存问题的成因，当然老干部们自己是内因，负主要责任，但还有一些社会问题造成误导是其外因，也有一定责任。一个问题是媒体的误导。媒体副刊的编辑大多数不懂诗词，或者说不懂诗词格律。来稿，诗意很积极，文字过得去，什么格律韵律和诗味并不考虑，又或是老干部、老领导，或是熟人、老关系送来的，于是，发。老同志们很崇拜和迷信媒体，于是，作者本人高兴，继续给稿；同好朋友们，学。于是，以讹传讹，恶性循环。再一个问题是文艺批评不健康、风气不正。仅从对待老干部诗词上看，表现有多种：有的因有某种利害关系，取听任和放纵态度，说什么“贵在参与”、“参与就好”；有的无奈，事不关己；有的干着急，没办法；有的看笑话、当笑谈；有的阴阳怪气甩閒篇；有的当面奉承，背地撇嘴；有的挖苦嘲笑，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诚恳地，与人为善地展开批评，帮助解决问题。
　　四、老病所需唯药物
　　这里借用了老杜七律《江村》中的一句“多病所须唯药物”，改了一个字。是想就我所能想到的，给老干部诗词存在的毛病开处方。不一定能灵验。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确立五个根本点并加以转变
　　根本点之一是确立“象学”观念，从逻辑思维向形象思维转变。易是“象”学，具象以明意。诗也是象学，是借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诗词不是要你介绍什么事件过程，说明什么风物性状，论证什么观点正误，而是借助形象，运用艺术手法，含蓄蕴藉地表达作者的感受和情志。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我的理解，实话、大实话，都问题不大。“实”总是和“真”联系在一起的，真情实感，真心实意，是必须的。关键是不直说，而是曲说，含蓄地说，用形象，即找个“形象大使”帮你说，乃至替你说。前人多善于此道，最典型的是咏物诗多数是借物言志的。例如明.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后世说到于谦就想到了石灰。看到石灰，就想到了于谦。石灰，形象地写出了他忠君爱国，宁可粉身碎骨的崇高志向。事实上，石灰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这比那些“东拼西杀全经历，赤子情怀永不更”的直说要高得多。就是比陆游的名句“一身报国有万死，两鬓向人无再青”，也要高出一截。
　　根本点之二是确立个性化的观念，从摘抄传媒转变为艺术地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写诗是最具个性的脑力劳动，诗人发现、创造和凭借形象说话，目的是抒发作者个人的情志。用韵语重述人们在散文中讲过多次的故事，重复传达、传播那些人们早已知道了的概念和定意，不是诗的任务。当前流行集体采风，老同志们的集体采风很容易出现“雷同卷”，原因是轻易地当了导游词、说明书或汇报材料的俘虏，东摘西抄，凑合出来的东西往往大同小异。名家则不同。看一下高层次采风的作品就会发现，作者各自的视角、联想、想象、比喻和思考的深度不同，所以千姿百态，各异其趣。北京诗词学会选编的《竹枝词新唱》收张桓先生的一首竹枝词：
　　鞍前马后度青年，到老熬成炊事员。
　　最怕还乡团扫荡，残羹剩饭吃三天。
　　炊事员代指父母，还乡团代指儿女。表现了一些老年人对儿女又想又怕的矛盾心理和无奈。有个性，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很成功的作品。但有一位诗友却修改了四个字，成为另外的一首：
　　鞍前马后度青年，到老熬成炊事员。
　　常盼还乡团扫荡，乐将剩饭吃三天。
　　如此一改，立意大变。让人想到了歌曲《常回家看看》，想到了一句古话：“可怜天下父母心”。同样有个性，有代表性。两相对比，从中可以得到些启发：作诗立意需要独立的，深度的思考，要的是个性化。须知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
　　根本点之三是确立以小见大的观念，从一味抓大题材、写大事、跟节日，向以小见大方向转化。老同志写诗往往自己找不到可写的题材，多是在节日和大事上作文章，随大溜，写出的东西也往往大同小异，围绕大事喊口号。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细心观察体味身边自认为熟悉，其实并没有真正认识和了解的形象和生活，从中发现题材。以小事为突破口，反映大的主题。被称为诗史的杜甫写了无数重大主题的诗。《三吏》、《三别》深刻地反映了战时的民间疾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多么高的境界，也是从细处写起。草堂清苦的生活也充满了诗。方才说的七律《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身边事，眼前景，心里话，生活气息那样亲切感人，充满了浓郁的诗味。在从前，人们称其为闲适诗。若是现在谁写了这样的诗，可以说它写了安定和谐，主题很重大，很积极。
　　当然，以濶大的场面、景物和事件抒写高深的意境，也不是不可以，但需要有卓越的见识和高超的功力才能作得到。如王之焕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结联的流水对人们耳熟能详，看似平常，实是极深刻的哲理。若是我们写，后两句很可能写成“江山多壮丽，今日幸登楼”。也合律，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记述性质的格律溜而已。
　　根本点之四是认准学诗的最佳途径，从与诗友互相模仿酬唱转到潜心学习唐宋诗词，继承旧制上来。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常务副主编赵京战有《“虞城现象”初探》一文，指出“‘从继承入手’是虞城诗人走过的路，这是一条学诗的正路，也是一条学诗的捷径”。学写诗词的老同志可以从文章中，从虞城的经验中得到启发。起步先求正，从继承中学得关于形象、意象、意境以及修辞、章法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巧，打好基础，是一种即迫切，又实际的需要。继承传统可以从背诵唐诗宋词入手。有的老同志说，记忆力差了，背不下来。著名诗家王充闾先生曾多次指导老同志将背诵诗词与学习书法结合起来。反复写，反复背。重复，既能提高书艺，又能在重复的过程中，体会、吟味唐诗宋词的妙处，理解和得趣就能增强对诗词的记忆。积以时日，成效自见。
　　根本点之五是明确写诗的目的，从教育者转到抒情诗人上来。老人经事多，见识广，习惯于向后生们讲过去的事情，好拿自己的认识和经验指导教训他们。写诗，也持这种态度就不够妥当。写诗，不是写报社社论，不是作学术报告，更不是讲政治课。写诗是进行文艺创作，抒写、表达作者的心声。若是一提起笔来，先想到自己是领导，是老师，要教育天下人，观点要百分之百正确，用事要百分之百准确，这诗一定写不好。勉强凑成四六八句，除了概念就是公理，再不就是押了韵的劝人方，劝善歌，也没个看。人们觉得不如去看社论，听报告更直接。有人要问，诗没有教育功能吗？我们不是在进行诗教吗？但是诗对人的教育不是社论和政治报告的那种直说，而是通过诗中创造的形象、美感和情趣，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去感染、影响和陶冶人，引发共鸣，进而铸魂。这种艺术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希望写诗的老同志们认真思考，来个转变，变为真正的诗人。这里，我还有一点建议：对青少年进行诗教以及在家中课孙，要有点战略眼光，要传授和讲解唐诗宋词元曲等古典名著，传授和讲解毛主席的诗词，引导他们多多背诵并能粗通格律。我们自己写的东西还不够成熟，不要将自己不成熟的诗稿硬性向孩子们灌输，防止误导，贻误青少年。
　　第二层意思是想方设法由趣而得味
　　思考老同志诗词的问题，我以为最突出的表现是“诗味不浓”。老同志可能有个错觉：认为诗意好就是好诗，所以往往只追求观点正确，其余都不太着力。是否如此我拿不准，如果不幸猜中，我以为应当调整一下认识，多方寻求突破和提高。
　　诗意确实重要。苏东坡将意比喻为市场中的钱，要买各种物品都得钱作主。清.王夫之明确指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皆以意为主。意犹帅也。”还有人把诗的意比喻为菜中的盐，八大菜系，酸甜苦辣，盐当家。我历来用人体打比方，诗词的意有如人的魂。但一首诗，光有一个好的意行不行呢？我以为不行。光杆司令往往不如兵；元帅麾下将勇兵精才能打胜仗。有钱不用等于没有，肯于消费，有了充足的物资，生活质量才高。满桌碗盘，盛的全是盐，不能吃；适时适量的用盐，菜才香。有魂无体的人不存在；真魂附体，人才能行动有所作为。就是说，诗的意是要依托形象，凭借语言，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社会人际交流中，书刊报纸电视上，好的意太多了，但并不是诗。人们读诗，通常也并不是直奔主题去受教育，而是首先感到美，有趣味，从中得到艺术享受和共鸣。如果这个认识可以成为共识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意思到，写诗，在诗意大体确定之后，主要是在如何达意上下大功夫。回到“诗味不浓”的话题上来，就是要让诗有浓浓的味才行。
　　诗味要想浓，得求之于形象、语言等诸多方面，有些在前边已经谈到。这里我想重点说说“趣”，因为趣味，趣味，趣和味从来联系得十分紧密。
　　黑龙江著名诗人和诗词理论家陆伟然先生曾经提出“四趣说”。基本论点是：“无趣不成诗。”他说：“是不是诗，最简单的判别，就是看其是否有趣。无趣不成诗，这应该是一条起码的定律。趣，就是味道，就是审美愉悦。无趣的诗，尽管音律再和谐，也只是空壳，又怎能算诗？试看《三字经》、《百家姓》，押韵而非诗，可明此理。”他还将“趣”分为四种：志趣、理趣、情趣、风趣。指出“述志、言理、咏物、抒情，如果无趣，不能产生美感效应，即便韵押得再好也不是诗。这是从构成艺术的基本点，即美感效应去认识诗。我以为抓住了‘趣’字，就抓住了诗的本质属性，就可以排除非诗的因素。”
　　陆先生的经验谈，我以为对解决“诗味不浓”会有帮助。在学习的实践中，我还认识到，趣，是一种吸引力和可读性，也应该包含着时下很流行的提法――信息量。
　　从增强诗词的趣味性出发，我这里有六个不妨，供爱好传统诗词的老同志试试。
　　一是不妨关注并学点绝句、小令和曲。老同志往往认为“诗是正声”，尤爱写七律。其实传统诗词的体式很多，十八般兵刃，多熟悉几样很有用，通过不同体式可以增趣。绝句和小令，清新明快，饶多趣味。虽然说越短越难，但毕竟体制短小，容易把握。还可以从中体悟绝句的起承转合与小令的句句跌宕，层层推进等诗词之法，对老同志写好偏爱的律诗大有好处。关于曲，古人云“诗庄词媚曲俏”，还有一说“曲谐”。俏，俏皮；谐，诙谐。在第一届中华诗词华夏奖大赛中获得二等奖的滕伟明的自度曲《王老五进城》，共七支曲，我们来看其中的《盐市口》：
　　好一个十里洋场花世界！看得我王老五两眼发呆。果然是人上重人，谁知道街下有街！左道拐，右道拐，每道门都大打开。看吃的有龙肝凤肚，看穿的有金鞋银鞋。看得我不自在。这厚扑扑的红地毯，好意思随便踩？
　　活脱脱一幅庄稼佬进城，懵懵懂懂的神态。幽默诙谐，是一种朴拙的俏皮。我们可以从曲中学点调侃，逗趣，乃至插科打诨的技巧，将自己的作品写得鲜活水灵点，这并不妨碍诗意的高深。
　　还应当向民歌学习，写写竹枝词。特别是学习它们的比兴、夸张的手法以及浓郁的地方风味特色。北京诗词学会会长段天顺先生总结历代竹枝词，认为它有四大特色：一是语言流畅，通俗易懂；二是格律较宽，束缚较少；三是格调明快，诙谐风趣；四是广为纪事，以诗存史。且指出它易学、易懂、易作、易传。我觉得竹枝词素材贴近生活，语言通俗鲜活，格律宽松灵活，感情饱满快活，是可以增加趣味性，娱乐性的。老同志们应当放松点。写诗，本来就有一个自娱自乐的功能，不必总那样严肃。
　　二是不妨学点打油的本事。打油诗语言浅近甚至俚俗；大体押韵；不讲格律；天然风趣，幽默诙谐；好用夸张，讽刺性强。唐代张打油的两首《咏雪》堪称代表：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六出飘飘降九霄，街前街后尽琼瑶。
　　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
　　使锹的使锹。
　　描摹十分到位，又风趣诙谐。后世有一首《世上少直人》：
　　郭驼提篮去探亲，赵驼前来问原因。
　　李驼拍手哈哈笑，世上如今少直人。
　　此诗没有取笑驼背之意，意在讽喻世间少有性情直，敢说直话的人。诗写得幽默风趣之中充满深刻的含意。
　　诗的幽默诙谐，当代应首推大诗人聂绀弩，他的诗有杂文味，充满了哲理和人生感悟。特别是他的《北荒草》，不是满嘴大道理，而是身边事，眼前景，心底情，掺和着油味（即打油诗味）以口语出之，让人感到亲切，很逗笑。他的诗敢笑，敢哭，敢骂。哭和骂都包含在笑声中，或在笑之后。读者随笑声而入，最后可能随泪水而出。请看他的《削土豆种伤手》：
　　豆上无坑无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
　　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
　　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
　　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
　　以小见大，语言浅近，意旨深远。聂老也是老，应当成为我们老同志的榜样。他公开承认自己写诗喜欢打油。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引力亦在此）截然界线殊难划，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油可打。”又说：“诙谐、滑稽就是打油”。我以为，宁可打点油，不写格律溜。打油注重描摹，很细腻，生动有趣；而格律溜则往往是概念的堆砌，枯燥无味，会令人生厌。
　　三是不妨吸收口语入诗和改造口语入诗。聂绀弩就敢于将白话和常语入诗。如他自己特别喜欢也向读者推荐的联句：“口中白字稍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堪称白话入诗成联的典范之作。寻常语言恰当地往诗中一用给人以陌生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防止落入概念化的格套，增加趣味性。
　　风趣之中还应当有一种语趣，通俗地说，话赶话，有时成趣。李志新先生有一首《吵吵》：
　　“你有病啊？”“有药吗?”“精神不好！”“能治吗？”
　　靓女俊男车内吵，乘客暴笑一声“哗”。
　　语带机锋，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
　　四是不妨将自己摆进去。诗词，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作者都是抒情的主体。“如散文那样直说”当然不妥，但直抒胸臆还是要的，有的时候作者应当直接站出来说话。李书贵先生有一首《念奴娇·嘉兴南湖烟雨楼寄怀》：
　　登楼远眺，见春光荡漾，水长波阔。但听红船经过处，一声惊雷乍裂。电闪云飞，风驰雨骤，浪起如潮泄。摧枯拉朽，九州天地澄澈。
　　我掬湖水一抔，馨香沁腑，恩重千山叠。数载艰辛风雨路，耿耿忠心如铁。廋信文章，蔡邕焦尾，漫道从头越。东风回首，杜鹃枝上啼血。
　　此词多处可圈可点，我更看好的是从登楼，到听雷，到掬水，到回首，“我”贯穿始终，边游赏，边回忆，边抒情，见人见物，有情有趣。读者仿佛同游，特别亲切。绝无导游词和说明书的嫌疑。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刘天柱先生写了一首七律《党的光辉照一生》：
　　二尺微躯侥幸存，阳光普照到寒门。
　　诗书岁月无他念，从警生涯有自尊。
　　昔日寻亲望城市，今朝为客逛乡村。
　　退休始上诗词课，歌颂中华谢党恩。
　　全诗写个人的成长，同时也是在写时代的巨大发展变化，有了前边亲身经历的铺垫，在结句高喊“歌颂中华谢党恩”，觉得恰到好处。有些类似题材的作品，堆些没曾经历的事件，说些没处依附的空话，喊些没有问题的口号。读了，很难说出个好，又不能说错。
　　五是不妨在“形象大使”上下些功夫。“形象大使”便是物，是形象。下什么功夫？拟物、借物、依物、比物和移情、拟人等。唐代朱余庆《近试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此诗深含二意，借此言彼，特有趣味。唐代诗人特有手段，能将静物写活，给以生命和意识。杜甫的《画鹰》和《天育骠骑图歌》活灵活现，影响深远。李白《溧阳瀬水贞孝女碑铭》中的“春风三十，花落无言”让很多后人懂得了移情和拟人之妙，于是宋代王禹偁在《村行》中有了“数峰无语立斜阳”那样影响了中外诗坛的名句。从杨万里的“活法”到袁枚的性灵说，基本上都是将物写“活”——鲜活、活泼泼、活脱脱、活灵活现。新诗界还有通感和变形等手法，也都值得学习吸取，都能增强诗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六是不妨童话和诗化生活。老同志很多是政治家，或者对政治很敏感，却往往缺乏对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诗意的敏感。儿童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则都感到新鲜有趣。对诗人来说，童心最是难得。儿童的目光、心理和语言，新奇之中有时怪诞，往往无理而妙。刘庆霖先生有七绝《小女》：
　　我家小女爱星空，胆小緾人牵手行。
　　忽指天边圆月语：嫦娥晚饭煮星星。
　　真的生活，真的诗境。只有童心，只有小儿语才有的真趣。民间有“老小孩”“老天真”的说法。是说人老了行事处事象小孩。这非常难得。可是“老小孩”“老天真”们一写诗却正襟危坐，一脸严肃，将小孩的的天真又丢失了。我有一个诗友，平时说话，谈笑风生，嘻笑怒骂，俏皮话连篇，特有风趣。可是他的诗里，没有一句能称得上俏皮的。这现象多么怪。我们有必要哈下腰，向孙辈们学习，让童真的天性恢复一些，那样诗词会增添不少的趣味。
　　总的说老干部写诗词有优势，有缺欠。当务之急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僵化。须知提高有空间，有条件，也有可能。应当扬内容健康，格调高昂之长，避说‘大实话’，诗味不浓之短。过了格律关，要在形象、趣味和意境上下功夫，努力求正和提高。
　　我的诗写得一般，属诗味不浓之列。多年来与周围诗友相约，共同提高。虽然收效甚微，但仍在努力中。最近老同志崔玉化先生惠赠新出版的诗集《晚秋诗抄》，吟读再三，写了两首诗答谢，抄录如下：
　　之一
　　盛日炎炎非晚秋，骚坛唱和引同俦。
　　高吟时事精神气，拙句利名风马牛。
　　尘海潜心游韵海，白头依旧立潮头。
　　休言老干无才思，世运攸关乐与忧。
　　之二
　　吟席陶然醉晚秋，邀朋进酒唱丰收。
　　五花山上层层锦，九曲街头处处悠。
　　昔日黄葵随日转，金风红叶展风流。
　　喜君偏得八斗豆，聩我几斤多打油。
　　诗是赠给崔老的，实际也是给自己开的药方，即是“多打油”，也愿意和喜欢写诗词的老同志们共勉。
　　

南山客

老干体不可怕，可怕的是认不清现实和抱住不放，自我满足，不再新的东西。老干体的最大不足其实不是语言，而是立意不新，境界不高。

一生何求

南山客 发表于 2014-6-11 12:08
老干体不可怕，可怕的是认不清现实和抱住不放，自我满足，不再新的东西。老干体的最大不足其实不是语言，而 ...

同意南山老师的观点

翠袖西风

老干部诗人词人的队伍所以庞大，有其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心理原因.......在今天古典诗词越来越式微的时候，应该算是好事，总比没有写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