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陈树德

奉旨填词柳三

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陈 树 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大进步时期。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第二是编制了“汉语拼音”；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这三项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几千年“南腔北调”的格局；“简化汉字”满足了时代变化的需要，其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这三项变革，都与对联格律关系密切。“语法”的出现，“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专业术语，开始进入汉字舞台（在此之前《辞源》中并没有这些词条）。联律中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简化汉字”虽然与对联格律关系不大，但书法作为楹联的载体，和文字的标准化仍然有直接的联系。关于《对联格律的时代性》，本人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楹联》2006年第2期。

“汉语语法”的出现虽然只有百年时间，但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似乎也有几十年了，并且为联界广泛认同（许多书籍都采用）。我曾经思考过两个问题？在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历史上由何人倡导？又成型于何时？中国楹联学会《联律通则》的颁布，将“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正式列入联律准则，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在对联中倡导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第一人，应该是王力先生。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著述上千万字。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极其突出。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王力的对联理论，集中反映在《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和《古代汉语·骈体文构成》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的发表年代，正是“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甚至早于“汉语语法”的颁布时期。王力为什么只在诗、词、骈、赋中论述对联，而没有单独写对联文章？据我猜想，大概是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梁启超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因为对偶句大量在诗词、骈文中出现，但还没有成为独立文体。后来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也说：“对联被文史学家们一致同意开除了，是文化界的一起冤案”。对联既然已经“被开除了”，当然只能充当诗、词、骈、赋的“附庸”。不幸王力已经作古，如果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对联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一定能和程千帆先生一样（程先生也已作古），站出来为对联“平反”的。

这里需要说一下，1924年12月3日，梁启超先生应北京《晨报》之约，专门发表了一篇谈论对联的文章，题目叫《痛苦中的小玩意儿》，文章标题就很奇怪。文中说“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又轻蔑地称对联是“小玩意儿”，还说“我做这顽意儿，免不了是孔夫子骂的‘好行小慧’（耍小聪明）”。这些说法，曾经造成一些误解，认为先生是在诋毁对联。但仔细阅读，发现文章发表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当时正处于新文化革命期间，“骈俪对偶之文，颇为青年文学家所排斥”，加上梁先生正逢丧妻之痛，所以才使用了“痛苦中的小玩意儿”这个古怪的题目。本人曾经写文章《“附庸的附庸”新解》，对此进行了论证，认为梁先生的文章实际是在赞颂对联，因为先生关于对联的评价是：“以我国文字的构造，结果当然要产生这种文学（指对联），而这种文学，固自有其特殊之美，不可磨灭。我以为爱美的人，殊不必先横一成见，一定是丹非素，徒削减自己娱乐的领土。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附庸之附庸，然其佳者，也能令人起无限美感。”显然，全面理解这段话，才是梁启超先生为对联文学作出的评价。同时先生还公布了他自己创作的集句对联多副，特别是将对联正式冠以“文学”的称呼，这也是中国历史第一人。

谈到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成为这些文体中最闪光的亮点，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用对联写成的回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这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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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虽然没有论述对联的专著，但翻阅《汉语诗律学》就会发现，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名义是讲“诗词”格律，其实除了讲押韵，还分专题讲述诗、词、赋的对仗规则，其内容占据了全书的大半。所以将《汉语诗律学》加上《骈体文构成》，看作是王力的“对联学”专著，也是可以的。

特别突出的是，王力先生在阐述对仗规则时，既照顾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又将现代语法概念大量引进对联。在对仗门类中，王力划分的对联门类十分完备，共11类28门，其中第四类中的“文具门”、“文学门”；第九类中的“人名对”、“地名对”；第十一类中的“副词”、“连介词”等，比古人的门类，都有新发展。王力还严格为“工对”、“邻对”、“宽对”，做了准确的定义，这些论述都是超越古人的。难能可贵的是，王力最早将现代汉语语法的“词性”概念引入对联，直接将“名词和名词相对，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副词和副词相对”，作为对联的基本规则。由于汉字的词类常常“活用”，动词可以作名词，名词也可以作动词、形容词……等。特别是受到对仗规则的约束，词的“活用”现象十分普遍，王力还专门提出了在对联中词可以“变性”的说法。

在对联中引入“语法结构”的概念，王力也是历史第一人。他在《骈体文构成》中，首次提出：“骈体（对仗）的基本功要求是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接着又说：“如果进一步分析，骈偶不仅要求整体对称，而且上下联内部的句法结构也要求一致：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宾语对宾语，补语对补语，定语对定语，状语对状语”。考虑到古人对“汉语语法”这些新名词、新概念不理解，王力还特别补充说明：“古代虽然没有这些语法术语，但事实上是这样做的”。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还根据语法构成，深入分析了对联的各种“句式”，将对句分为“简单句”、“复杂句”和“不完全句”三类，取五言对句的“句式”作例子，一口气就列举出“九十五个大类，二百零三个小类，三百四十个大目，四百个细目”。同时强调“这些类目，当然不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句式”。引用现代语法标准，如此广泛、深刻分析对联的“句式”结构，至今无人可比，王力真不愧是语言大师！更是现代联律的先驱！

根据以上叙述，对联格律实际存在“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个是以传统“同门类相对”为标准，可称为“古代版”；第二个版本是以现代汉语语法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结构相应”（词性和结构不可分割），可称为“现代版”。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所以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贡献十分伟大！

需要说明的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或《骈体文构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那时，国家还没有公布权威的“汉语语法”，所谈的对仗规则，还处于“同门类”向“词性一致”的过渡阶段，所以不完善处在所难免。例如对“词性”和“词类”没有做严格的定义，对“句结构”和“词结构”没有作明确的划分。孙则鸣先生说王力将“语法”引进联律，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为语法解决的是语言表达“通不通”的问题，修辞解决的是语言使用效果“好不好”的问题。本人认为这种批评不妥，因为将“语法学”和“修辞学”相比较，前者属于“规则”，后者偏重于“艺术”，而联律属于规则，所以将“语法”引进联律完全正确。本文所讨论的也主要是“词性”和“结构”在联律中的规则和应用，而不讨论对联的修辞艺术，对联的修辞艺术需要专题讨论。

　　 首先是“词性”的确定，历史上就一直争论不休。英语、俄语等拼音文字，词性变化大多可以从字形加以辨别，汉字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所以《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些表述，无非说明汉字的“分类”十分困难，一个字可能既属“甲类”，又属“乙类”，还属“丙类”……但词、字总是要分类的，不能因为“无定类”或“离句无品”就不划分词类。在“词类”的划分进程中，由于受古文“词”、“字”不分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就将文言文按“字类”命名，共分九类：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正式将词类分为五个大类和九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直到1956年，教育部颁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才将词类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1984年，该系统正式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增加“拟声词”（过去叫连绵词）一类，共12类：

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这是当今最权威的汉语词类的分类标准。

词的分类有了，还要解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问题，这就出现了“词性”。“词性”就是词在语法意义上（角色）的“定性”，它表示该词在语法中所属的种类。因为汉语的同一个字，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例如“光”字，在“光天化日”中是形容词；在“发扬光大”中是动词；在“邦家之光”中是名词；在“不能光靠你”中是副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既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一个词到底属什么“类”？这就和“结构”有关。有人认为，《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已经“过时”。其实马建忠的说法，正恰当地表达了汉语词性不确定的特点，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词类”的活用？这就要使用“词性”。“词性”是词在语法中的角色，虽然名称还是12类，但“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世同堂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四种称谓：祖父、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孙子面前是“祖父”，在祖父面前是“孙子”；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在岳父面前又是“女婿”……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严格的说，为“词性”和“词类”下定义，应该是“语法学”和“语言学”的范畴，联家只是应用而已，为此，必须找到更权威和更准确的定义。

吕叔湘、朱德熙合著《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专门对“词类”和“词性”有一段很详细的论述。吕叔湘(1904-1998)、朱德熙（1920～1992）都是语言学界的泰斗，也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人，学贯中西，著述甚富。在名牌大学里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既教中文，又教英文。《语法修辞讲话》对“词类”和“词性”的解释是：“就许多词来说，哪些词属于一类？这是‘词类’。就一个词来说，它属于哪一类？这是这个词的‘词性’。一个词原来属于甲类，这是它的本性，在某种场合又属于乙类，这是它的变性。这叫做‘词性的转换’”。

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以“锁”字为例，说明“词性”的变化。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也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的汉字特征。

汉语“词性”虽然多变，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判别准则，这就是现代出版的各种《辞典》、《词典》，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等，这些权威的工具书对所有的词、字都标注了“词性”。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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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在对联“结构分析”上同样存在疏忽，因为分析语法结构有层次的差别，而对联的结构分析也有层次的需要，笼统要求上下联“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会引起误解。例如广西的胡自立先生提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普遍采用）。四川的李成森先生也认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作茧自缚”。湖南的孙则鸣（亦作孙逐明）先生则直接指出，关于“词性”和“结构”的提法，是王力在“对仗理论语法分析的失误”。这些朋友之所以反对“结构相应”，是因为他们能列举“大量的例子”，不能满足“结构相应”的要求。其实，要求上下联全句的语法结构完全相同，不仅现代熟悉汉语语法的人很难做到，古代人“不懂语法”，更无法做到。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同门类相对”的规则并没有要求这样做。

如何处理“结构相应”？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原则。因为语法结构分析有不同的立脚点，代表性的有：马建忠的“词本位”、黎锦熙的“句本位”、朱德熙的“词组本位”、徐通锵的“字本位”、邢福义的“小句本位”……等等。这就是说，语法分析是分层次的。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由“字”及“词”，由“词”及“组”，由“组”及“句”，由“句”及“章”，层层递进。而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要求“词”、“字”结构相同即可，并没有“句”的要求。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法，将“句本位分析”降到“词本位分析”（“字”只分析词性），降低一个等级进行对联的“结构分析”，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仔细阅读王力先生的“句结构”分析时也可以发现，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内容就是“词本位”分析，并不是整句结构。

现在举例五言、七言各两例，予以说明。例中所有词性的英文代号，都是王力《汉语诗律学》原有的标注，详见本文附注。

例一、fnNN-V句式：“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余”。（李颀《送人归沔南》）

上联说旧国的云山还存在，下联说新年的气氛尚余留！显然是一种感慨文字！“云山在”主谓结构，“在”是不及物动词。“风景余”主谓结构，“余”是不及物动词。

王力没有分析全句的“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旧国”、“新年”。NN──并列名词，指“云山”、“风景”。V──动词，指“在”、“余”。

例二、C-V-NN-V句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杜甫《放船》）

上联“青惜”主谓结构，“惜”什么？惜“峰峦过”。下联“黄知” 主谓结构，“知”什么？知“橘柚来”。这种语法，不是常见的语法。“青”、“黄”是颜色，没有思想，怎么会“惜”？又怎么会“知”？这就是古人在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兴”即由此及彼，“青惜”实际是“人惜”，“黄知”实际是人看到“黄”而知道“橘柚”来了。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C──颜色，指“青”、“黄”。V──动词，指“惜”、“知”。NN──并列名词，指“峰峦”、“橘柚”。 V──动词，指“过”、“来”。

例三、fN-fN-V-fN句式：“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杜甫《至后》）

上联说“青袍白马没有意义”，下联说“金谷铜驼不是故乡”。“有”、“非”二字，作动词、副词都解释得通。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青袍-白马”、“金谷-铜驼”。V──动词，指“有”、“非”。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何意”、“故乡”。

例四、vn-BX-fr-V句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曲江》）

上联“蛱蝶见”，下联“蜻蜓飞”，所以都是主谓结构，其它都是附加的描写。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vn──动词作名词，指“穿花”、“点水”。BX──双音专名，指“蛱蝶”、“蜻蜓”。fr──叠字形容词，指“深深”、“款款”。V──动词，指“见”、“非”。

……

通过以上“fnNN-V”、“C-V-NN-V”、“fN-fN-V-fN”、“vn-BX-fr-V”……等“句式”的例子，可以看出，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并没有涉及全句的句法，分析的只是“词”和“字”，显然，这样的分析就是“词本位”分析。

关于“句本位”和“词本位”的异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存在分歧的具体例子。所有引用的例子，都有“句结构”分析的结论，对“句结构”分析的正误，本人不作评价，只用来和“词本位”分析作比较。

例一、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复句”，“对句是一个简单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旄尽?心悬”，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风霜?日月”，名词-名词，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节?光”，名词对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形容词对形容词）。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二、“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陈子昂《岘山怀古》）。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和对句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复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犹悲?尚想”，副词-动词，结构相同。“堕?卧”，动词对动词，“泪·龙”，名词对名词。“碣?图”，名词对名词。“堕泪碣?卧龙图”，也可以作三字组合，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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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江流横万里；天柱插三峰”（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古联）。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简单句”，“对句是倒装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江流?天柱”，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横?插”，动词对动词。“万里?三峰”，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四、“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王闓运《发祁门杂诗》）。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上联属“状-谓-宾”结构，下联属“主-谓-宾”结构，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异乡·斜日”， 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惊·过”，动词对动词，“落叶·空槐”，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落”除了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如零落、落魄。依句辨品，“落叶”就是表示零落。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五、“风骚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完整的单句……对句是个复句，成分有缺省，语法结构明显不同”。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风骚·月上”，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北院·东楼”，方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花·酒”，名词对名词。“千片·一樽”，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六、“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良眷眷，落梅时节且登楼”（清联：《黄鹤楼》）。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上联是“主-状-谓-宾”，下联是“状-状-谓-宾”，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我去·兹游”，代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太匆匆·良眷眷”，副词-形容词，结构相同。“骑鹤·落梅”，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仙人·时节”，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还·且”，副词对副词。“送客·登楼”，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以上六例，从“句本位”的角度看，皆不符合“结构相应”的原则。但采用“词本位”分析，又都符合这条原则。不同层次的分析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见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王力大师开创对联格律“现代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汉语语法”分析的深化，即使在结构分析中使用“词本位”代替“句本位”，也只是“结构相应”规则的细化，不能说明王力有“方向性错误”。至于对联要求“词性一致”，更是对仗理论的一个进步，如果否定“词性一致”，我们就要退回到“同门类相对”的时代，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严厉批判王力“对仗理论语法分析失误”的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最后是这么说的：“古人的对类，总是重视局部的对称，它只要求相对应的局部具有某种对称的属性，也就达到了对仗对称的目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原则，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来重新审视对联的法度”。接着孙先生又提出：“对联任何一个局部，可以灵活地分别选用‘字类’、‘词性’、‘短语结构’来比较，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请注意孙先生主张的“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审视对联任何一个局部”，而且说“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这显然就是本人主张的“词本位”分析原则，同样也是王力先生“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原则，只是把“句本位”降低到“词本位”而已，其理论体系仍然没有脱离语法结构的范畴。 本文的目的是从正面肯定王力先生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和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对王力的全面批判虽然对立，但本文并不否定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疏漏。上文提到的“句式分析”，没有根据对联对仗的实际需要，笼统提出“句结构相应”的要求，就是疏忽之一。疏忽之二是没有明确“词类”和“词性”的区分，也没有阐述“词性”是“词类”的活用，让许多人误认为“词类”就是“词性”。孙先生在批判王力的“传统语法学”理论时，试图建立一套“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和“字类结构”，并反复强调采用“字类相对”的原则。可惜“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和“字类结构”都只是孙先生的一种设想。特别是“字类”这个术语，除了一百年前马建忠使用过以外，今天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已查不到它的踪影了。“字类”连权威定义都没有，联界又如何用“字类相对”来撰写对联呢？这里不能不强调，“汉语语法”是由无数学者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才定型的；汉语“词类”的划分，是由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汉语“词性”的确定，是由权威辞书出版社标注的，而辞书出版社的编审，都是一批专业文字专家。联界的个别学者，试图另起炉灶，创建所谓的“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窃以为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对联学”不可能超越“语法学”，也不可能超越“修辞学”。至于孙先生列举古代对句中有“副词”和“介词”相对的现象，例如杜甫对句：“往来皆茅屋；留淹为稻畦”。其中“皆”是副词，“为”是介词。对于这种情况，本人主张在“词性一致”中采用“变通”处理。因为格律规则既有原则，也允许适当“变通”，例如“平仄相对”中的“一三五不论”就是变通。“词性一致”也可以规定一些变通，如半联内“自对”后，上下联“互对”的“词性”可以放宽。同理，“虚词”（只限虚词）中的“副词”和“介词”也允许“异类相对”。对于“名词”和“代词”相对的情况，因为“代词”本身就可以“代名词”，例如孟浩然对句，“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其中的“谁”为代词，但代的是“人”，是名词，因而“谁·世”相对，并没有违背“词性一致”的原则。当然，在古典对句中不难找到一些不符合“词性一致”或“结构相应”的例子，但正如孙先生所言，“古人缺乏成熟的句法理论，根本没有能力全面考察句子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所以那些对仗不合的“例子”，不能作为否定“现代版”对联格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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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格律除了以上讨论的“词性一致”，“结构相应”之外，应该还有“平仄相对”，本人称这是“对联三原则”。而王力先生在讨论对仗“平仄”规则时，只强调了律诗和骈体文的平仄格律，对于词的对仗，则明确说明，“律诗在原则上是以平对仄，以仄对平，词则不拘。”还特别强调，“非但普通第二第四字不必平仄相对，甚至对仗的句脚也可以俱仄或俱平”。王力的强调说明一个事实，诗歌作为一个独立文体，其基本格律是押韵，“有韵就是诗”，如古诗、自由诗甚至词、曲等，但除了“律诗”讲究平仄外，“平仄相对”并不是诗歌的普遍规则。其实对联也是一样，其基本原则是“有对就成联”。像词中的对偶句、古诗的对仗句，和小说的章回题目……等等，都可以纳入“对联”的范畴。如果要突出“律联”，可以参照“律诗”的作法，固定几种句式，如“四言”、“五言”、“七言”、“四·四”、“四·六”、“四·七”等，同时固定上下联的平仄。这样，对联就可以包含更多的群体，和诗歌一样，成为一个大家族，联律“宽”、“严”之争，也可以迎刃而解。

总之，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且充满独创精神，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感激这位为对联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没有王力先生的倡导，就没有“现代版”的对联格律，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联律通则》。

最后说一下，2008年修订的《联律通则》将原来的“词性一致”改为“词性对品”，这里的“对品”是什么意思？这个词连《辞海》里也找不到。作为规范文件，随意制造新词显然不妥。

附注1：王力对词性的英文意义

N──名词      B──专用名词     S──代名词     T──方位词   

F──形容词    C──颜色     Q──数目       V──动词 繁词

D──副词      P──连介词   NN──平行名词  NR──叠字名词

BB──平行名词 BX──双音名词 BXX──三音名词 FF──平行形容

FX──连绵形容 FR──叠字形容 VV──平行动词  DD──递饰副词

以下为“变性词”

NF──名词作形容   NV──名词作动词   ND──名词作副词

BF──名词作形容   FV──形容作动词   FD──形容作副词

CN──颜色作名词   VN──动词作名词   VF──动词作形容  

VD──动词作副词   VP──动词作介词

分主次（大写为主、小写为次）

nN──前名词修饰后名词如“秋花” fN──形容词修饰名词如“故障”

Nt──名词为方位词修饰如“山中” dF──副词修饰形容词如“不平”

dV──副词修饰动词如“不见”

附注2：孙则鸣《王力在对仗理论语法分析的失误》一文，篇幅很长，先在网上发表，后来又以孙逐明的名字刊登在《对联文化》（2006.4）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

作者: 陈树德 (80岁 徐州工程学院教授  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原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楹联学会“粱章钜奖”获得者）

奉旨填词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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