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态箫心不可羁,已教终古负初期。
能为顽石方除恨,便作词人亦大痴。 但觉高歌动神鬼,不妨入世任妍媸。 只惭洛下书生咏,洒泪新亭又一时。 磨剑室是柳亚子的书房名。取意于唐朝著名“苦吟”诗人贾岛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诗以剑客的口吻,托物言志,表现的是自己兴利除弊的政治抱负。柳亚子用此命名书斋,寄托的是砥砺自身,为革命事业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他的诗、词、文集均以“磨剑室”冠之,本篇便是写在诗词集后面的一首诗。当时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柳亚子年甫二十二岁。 柳亚子的诗,特别是绝句,深受龚自珍的影响,他甚至公开在诗中张畅“我亦当年龚定庵”(“定庵”是龚自珍的字)。在谈到自己的诗作风格时,他也曾说过:“我是主张尊唐抑宋的,同时也崇拜非唐非宋的龚定庵”(《柳亚子的诗和字》)。因此,这首律诗一开篇便化用了龚自珍的诗句。龚氏《己亥杂诗·九十六》云:“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萧心一例消。”《漫感》诗又云:“一萧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湘月》词也曾写道:“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在龚自珍的笔下,剑与箫已经消失了它的实用意义,化作一种理性的象征,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符号,一种情感、心理、志趣的代名词。剑者,“其为短兵,其势险危,疾逾飞电,回旋应规”(《魏书》),阵前可以杀敌,庭中亦能健身,纵横挥霍,流畅无滞,显示的是一种人性的至刚至强。萧者,幽幽切切,呜呜咽咽,离人持管于夕阳楼头,游子低吹于驿亭别馆,一箫在手,柔情无限。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都把剑、萧的结合看成是最佳的人性建构。然而,柳亚子的“剑态萧心”与龚定庵的“剑气萧心”有着本质的不同。龚氏抒发的是自己亦刚亦柔、亦狂亦狷的悲凉之情,“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己亥杂诗·一O七》,筒直有些无可奈何了,而柳亚子要表现的却是“不可羁”的革命斗士的壮志豪情,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凛然“剑态”,是“报仇志不遂,往往多哀吟”的怆然“箫心”。龚氏多有传统的、哀时的东西,柳氏更有现实的、革命的内容。“已教终古负初期”对“萧心”的内涵作进一步的延展,以自责的形式写自励的心境,给人一种壮志未酬的急切感。当初的期望还未变成现实,诗人并没气馁,“能为顽石方除恨”,此一句掷地有声,让人怦然心动:像我这样的热血青年除非是变成了石头才会忘却家国仇、民族恨!这句诗使用内在的假设,充分表明自己“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屈原《橘颂》)的决心。另外,这句诗尚有别解,即暗用女娲炼石补天的典故,将自己比作石头,要修补柱折维绝的苍天,其意亦通。能化作顽石固然可以消除仇恨,但这毕竟不能,于是自然导出下句:“便作诗人亦大痴。”表面看来,诗人是拿“玩石”与“词人”对比,有否定做词人的意思,其实不然。因为化作玩石到底还只是一种“恨语”,由此“激出”下句,意在突出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感,暗示投身具体的革命生活中去将比做一个词人更有意义。“便作词人亦大痴”亦有所本。清朝乾隆时诗人黄景仁有《癸巳除夕偶成》;“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两当轩全集》)柳诗由此活化而出,但诗旨明显高出一层。因为黄诗写的是有关个人的进退得失,而柳诗着眼于现实社会,两者相比,其人生基点差之天壤。既热切盼望能为推翻满清政府而从事些具体工作,同时又不低估做词人的作用,下一句便足以看出他对诗歌宣传作用的重视了:“但觉高歌动神鬼。”明确指出:那些“鼓吹新学思想,标榜爱国主义”的诗作是有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的。 杜甫曾写过一首《醉时歌》,是送给当时的广文馆博士郑虔的,其中写道“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柳亚子顺手拈来,改“有”为“动”——“但觉高歌动鬼神”,其豪壮激昂已与老杜的惨怆苦闷截然不同了。柳亚子在《天潮阁集序》说;“国恨家仇,耿耿脚臆间,……于是发为文章,噌吰镗鞳,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句诗。“不妨入世任妍媸”;与“能为顽石方除恨”相照应,进一步向世人表明他为了“理想飞腾新世界”而抱定的“一掬雄心总不磨”(《元旦感怀》)的坚定信念。“任妍媸”表面上是取用《方言注》中的说法,实际上,柳亚子这里却勾联了宋末词人陈亮的词。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妍皮痴骨,本于《晋书•慕容超传》,南燕国主慕容德之侄慕蓉超少时流落长安,为躲避追捕,故装疯痴,行乞街头,让秦人不注意他,只有姚绍见他相貌不凡,于是向姚兴推荐。慕容超被召见时,故意隐藏起才识风度,果然让姚兴大为鄙视,对姚绍说:“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在姚兴看来,摹容超虽貌似聪慧,其实胸中无谋略,便说谚语不正确.陈亮以此来说明,即使自己抗金复国的行为不为别人理解,被讥斥为“妍皮裹痴骨”也绝不改变自己的志向。陈亮用《晋书》之典,柳亚子借陈词之意,而抒发的却都是“以身许国而不计其余”之情。 末联,作者连用两典,寄托自己当时极为复杂的心情。近体对于诗体形式要求的严苛,是其他形式的旧体诗所少见的。既要不违背律诗的圭臬,又要尽可能准确地表达诗人的主观意向,历代诗人无不重视尾联在整篇诗作中的地位、作用及表达效果。正确理解尾联的意旨,是准确把握全诗思想内容的关键。柳亚子两典并用,以典明意,其写法是新奇而大胆的。由于人们对典故本身理解角度的不同,造成了诗意阐释上的差异,这两句诗,历来争议频多。笔者以为,理解这两句诗,不仅要仔细考辨典故本身的意义,还要顾及作者写此诗时的背景。本篇写于清光绪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908年。此前一年,同盟会发动的一系列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徐锡麟、秋瑾等皆为国喋血。公元1908年,更是天地苍黄、清室震颤。先是朝廷迫于内外压力,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接着光绪、慈禧相继死亡,溥仪继位,应该说,这时的中国尚处在又一次大变革的前夜。作者徘徊磨剑室中,回味自己几年来的奋斗历程。这是独身危楼、眺望南天的一声长嘘,是沙场勇士倚戈而立时的短暂反思。路在何方?这对柳亚于来说,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再看典故。“洛下书生咏”指谁?指谢安——那是柳亚子的自负。于是自然引出柳亚子“感叹自己有谢安之才,却无谢安建功立业的机遇”的说法。指“多学其咏”的名流——那是柳亚于的自责。认为自己不过是个“掩鼻而吟”的人,想来让人惭愧。这恰好照应了本句诗中的“惭”宇。因此,笔者以为,柳亚子面对当时严酷的现实、革命的低潮,更多的是反思过程中的自惭自责,在这种情况下,反以谢安自比、恃才自负,那是难以理解的。另外,这句诗顾后而瞻前,遥应“已教终古负初期”之句,也是明证之一。“洒泪新亭”是熟典。作者引用此典,明确地显示出自己心情的压抑、悲凉和苦闷,是前句诗意的自然延伸。论诗,要知人论事。即使是革命志士,如柳亚子,也有常人的忧愁苦闷,也应当是一个“有人气”的革命志士,一味拔高人物的思想境界,将革命志士抽象化、寓意化、概念化,那不仅是革命志士本人的悲哀,也是文学的悲哀。总之,这两句诗的思想内容是复杂的,其中蕴含有“梦中无路请长缨”(《五月五日纪事》)的愤闷,有“为忧时局刳(kū)肝肠”(《吊刘烈士炳生》)的焦虑,更有“拨尽阴霾见大阳”的希翼。 柳亚子的诗歌慷慨激昂,热情洋溢。他引亢高歌,赞美理想,呼唤未来,力图最大程度地激发起人们的革命热情,给苦难中的人民以希望。当时的诗人沈昌直就曾说他“悲歌慷慨气吞虹,君是当年陆放翁”(《南社诗集》第二册),作为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他的绝大部分诗作都能紧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毛泽东主席就曾称赞他说:“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趣。”(《给柳亚子的信》)“江山黯淡,爱国泪多”(周实《丁未风雨怀人诗序》),由于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国家多难,民族仳离,柳亚子有些诗词的感情是沉痛的,确有部分悲怆呜咽之作。他偏爱龚自珍的作品,又吸取了顾炎武的沉健敦厚及陈于龙、夏完淳的悲凉。激昂,表现在《自题磨剑室诗词后》中是豪情与哀婉的结合,沉郁与慷慨的结合。“悲歌慷慨平生意,无端一恸便吞声”便是对这首诗作艺术风格的最好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