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有感一章》写于公元1896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慈禧太后不顾全国舆论的谴责,授权李鸿章于公元1895年4月 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以求苟安。面对统治者的投降卖国,举国上下,民怨沸腾,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改良国政的要求。此时,谭嗣同在湖北帮助任湖北巡抚的父亲处理赈灾之类的事务,闻知《马关条约》的内容后,受到极大震动,他悲愤异常,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感怀诗。 诗的第一句“世上无物抵春愁”起笔陡然,脱口而出,这是什么样的“春愁”呢,世上竟然无物可以抵偿?春来人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见春伤怀,自是诗家千年不易的旧题,但谭嗣同笔下的“春愁”与一般骚人墨客笔下的同类诗题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既非“三分春色二分愁”(叶清臣《贺圣朝》)式的离情别恨;也不是“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欧阳修《清平乐》)的怅然无奈。它是山河破碎、国土沦丧之愁,是丧权辱国、民不聊生之恨。试问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愁”吗?作者压抑住满腔愤懑,以总括式的诗句突出其愁恨之大,一个“抵”宇,力重千钧,不仅准确生动,而且富含沉重的情感内涵。接着,作者沿此线索,纵笔渲然:“合向苍冥一哭休。”这一句即是首句情绪流动的必然结果,又是对春愁之大的进一步补充.作者感于时事,援笔赋诗,却又能机杼独运,使情感的玄机越扣越紧,引而不发,大得“盘马弯弓,蓄势待动”的诗家三味。“四万万人齐下泪”,似从五代蜀主孟昶妃《国亡诗》“十四万人齐解甲”句脱出,它一语道破,气势悲壮,面对中华民族面临的国破家亡的大患,四万万中国人悲恸欲绝,齐声痛哭,这“泪飞顿作倾盆雨”的万民哀号岂不是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者的血泪控诉?在这“国脉徽如缕” (刘克庄《贺新郎》)的时候,全国民众义愤填膺,拒和废约、迁都再战的呼声摇撼着古老的京城,人们发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 (公元1895年7月15日《申报》)的怒吼,而割台的噩耗传到台湾后,台湾人民“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小说月报》第6卷第3号)。人们鸣锣罢市,联名布告,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蔡尔康《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03页)。这段时间,谭嗣同的思想如瀚海怒潮,无法平静,他在给自己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到:“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他感到忧心如焚,难以自已,“谁使神州,百年陆沈”(陈经国《沁园春·丁酉感事》)? 他没有停留在悲怆之情的尽情铺写上,而是诗笔纵横,将人们的目光带到一种更凄然的境地:“天涯何处是神州?”《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快了瓜分中国的步伐,沙俄觊觎于北,法人窥视于南,英人垂涎于西,日本蚕食于东。数千年古老文明的泱泱大国,将何以自立于世? 这句诗,痛楚凄绝,启人思考,让人想见作者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痛苦思索,意味犹长。“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作者的这句话可以作为这句诗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这首感事诗,沉郁雄健,意蕴丰富,抒发了作者亡国失地的无限悲哀和对祖国命运的深沉忧虑,表露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思想意识。在写法上,蓄势、铺陈、突发、点题,引发有致,整篇跌宕起伏,又层次清晰,形象分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诗外有诗,方是好诗。”《有感一章》中的个人愁恨与国家愁、民族恨相融合,所以它与一般文人的伤春感怀之作大相径庭,在有限的诗境内纳入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其诗旨的宏大,让人百年后读之,犹觉心旌摇曳。当然,这首诗作为谭嗣同表露心迹的感事之作,在其思想性上并非没有可以指议的地方,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没有“向来无一策,富贵只求和”(邹增祜《闻和议订约感赋》)一样的对卖国贼的鞭挞痛斥,也不见“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的豪气英风,“愁”、“哭”、“泪”的背后,让人看到的似乎仅是一位爱国志士的无限悲哀。当然,面对中华民族遭受的弥天大祸,对于一位改良主义者的谭嗣同来说,我们又怎能作过多的期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