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这首诗写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八月。由于投降派的陷害和清王朝的卖国求安政策,林则徐被革职后不久又遣戍伊犁。启程前,作者口占两首诗与家人告别,这是其中一首。
诗是送给家人的,面对林则徐的官场遭遇,林氏一家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因此,作者一上来就从自己身体衰老、精力不济方面来排解家人的忧思,竭尽抚慰、劝说之意。想想自己多年来为国家大事殚思竭虑,如今年事已高,难以再当大任了,即使不被罢官也很难再支撑下去,你们又何必为我的谪居而忧伤呢? 其实,当时的林则徐才不过57岁,正是经验宏富、堪当大任之时,并没到“齿发衰白’,眸中飞珠”的地步,这样写,足见作者用心良苦。“久”字暗衬自己丢官远戊实属正常,“再”的使用,既加重了“定’’的份量,又使这个因果关系的句意更显得不容置疑。首联出语貌似平常,实是情思蕴厚,发自肺腑,真正达到了“淡语皆有致,浅语皆有情”的境界。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意在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只要于国有利,个人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其实,作者又何尝不知此去伊犁行途修远、山险水恶,“生离”难保不成”死别”,面对骨肉亲人,又能作何言语呢?作者敞开了自己的真正内心:没有怨恨,没有忧虑,表现的是一种不甘个人得失的宽阔胸怀。作者很喜爱自己的这两句诗,常常吟诵以之鞭策自励。百余年来,这两句诗不知感动过多少为国尽忠的仁人志士,成了流传甚广的名句格言。从写法上看,领联严守律诗格式,虚实相对,整饬分明,在诗律的铁箍内,却能将人臣大义蕴含其中,写得游刃有余。由自身情况写到国家需要,前四句为颈联的内容做了充分的铺垫,谪居、戍守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感谢君王的厚恩吧,他未给我更重的处分,让我去做名戊卒不正合适吗?作者旷达的诗句背后掩藏着多少不愿言明的抑郁与心酸!有人以为这两句诗暴露了他“对清王朝的盲目感恩和无限忠顺”,实是不谙情理的肤浅之论。封建王朝,君国一体,在朝臣的心中忠君就是爱国,君名臣节的思想根深蒂固,作者将道光帝看作是满清帝国的政治代表,“君”就是“政权”,就是国家。当然,作者的“忠君”并不是汲汲于个人名利的贪婪之徒所表现的“愚忠”,而是一位正直耿介的爱国志士的“孤忠”,他的“忠’’是以“利国家”为原则的。另外,天子在封建朝臣心目中的地位,有些是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今人所难以想象的。所以指责作者对道光帝“忠顺”是说不通的。“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也并非是作者的真心话,只是面对亲人,悃愫自知,不能不作“含泪的微笑”罢了。其实,这种扭曲的心理又岂是作者所独有?谪居而谢君恩,远戍自认适宜也就不难理解了。 尾联,作者运用典故,在肝胆欲裂之时反而要博老妻、家人一笑,这给正重肃谨的篇章点缀了点喜剧的色彩,作者这种强颜欢笑的心思在他口占的第二首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毫无疑问,作者此时的真正情感是压抑的,越是故作达观,越是让人感觉到那挥之不去的缕缕离愁。唐时的韩愈,因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而触犯“人主之怒”,被贬到八千里外的潮州,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却仍是不肯向皇上“认错”,倔强地认为自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整首诗中流露出的依然是激愤不平之气,亦悲亦壮,甚至做好了抛骨异乡的准备。而林则徐远谪伊犁又何止万里之遥呢?但他的诗却不愠不火,寓庄于谐。二人同为谪臣,后者更得儒风精髓,显得大气厚酲,表现了一种为国为民而无怨无艾的浩大气度和对谪居生活的前景充满自信的乐观主义精神。 这首诗在写法上有三点较突出的地方。首先是结构严谨,浑然一体,首联、领联由个人状况说到国家利益,由小到大,铺排充分,使得颈联、尾联方能以轻松的笔调负载沉重的别情,庄以谐写,诙谐风趣。其次是作者擅用虚词,“苟、岂、以、之、正、于”等字或衬托,或承转,或强化浯义,运用灵活,使诗句疏展流畅。第三是用典自然,使诗篇显得无雕琢之痕。南宋严羽曾在《沧浪诗话》中认定,征戍、迁谪、行旅、别离之作最易写出好诗,林则徐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就是这样一篇“能感动激发人意”的迁谪、别离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