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 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 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 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 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 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 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 投驱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代出自蓟北门行》是一首仿造乐府歌辞的诗作。代，即“拟”、“仿作”之意。《出自蓟北门行》在《乐府诗集》中属《杂曲歌辞》。这种题材多是用以描写燕、赵佳人，属艳歌一类。但鲍照大胆创新，拟乐府旧题，写爱国壮志。“自鲍照借言燕蓟风物及征战辛苦，竟不知此题为艳歌矣”(朱乾《乐府正义》)。
诗是拟作，借言前代朔方郡发生的战事来写，因此不能将它看成是史事的实录，但也不能说它是纯属虚构之作。据《宋书·二凶传》载，南朝刘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公元450年)冬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亲统大军攻宋，直抵长江北岸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由于宋军的猛烈反击，才被迫撤退。而此次领兵御敌的主帅就是任南徐、兖二州刺史的征北将军始兴王刘濬。鲍照这时正在刘濬帐下任国侍郎，他是否参加了此次反对入侵的战争，史不可考，但至少此次战争的经过他是清楚的。笔者以为，《代出自蓟北门行》的写作时间当与这次战争相去不远，而此次战争无疑是这首乐府诗创作的主要素材。 全诗二十句，按照内容变化及叙事顺序，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前八句为第一个层次，中八句为第二个层次，后四句为第三个层次。 第一层，写敌我双方总的态势，描摹战争突发时的情景。 诗歌开篇，发唱惊挺。边情告急，刻不容缓，插上羽毛的书简，飞越千山万水，直达京城；狼烟烽火，直冲云天。羽檄、烽火是两种不同的报警信号，这两句互文见义，纵横突兀，渲染了一种极为紧张的气氛。边关将士一方面驰报军情，同时对突发情况作了紧急处置：“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这里，无一字提及边关将帅，但一个韬略在胸、沉着指挥的将帅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你看，他处变不惊、指挥有序，在火速上报军情、请求朝廷派兵增援的同时，调动骑兵部队扼守广武，并分出兵力把守朔方。这种写法真称得上“不着一宇，尽得风流”，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由此可见一斑。另外，诸多选本，对于“征骑”的解释有误。金性尧《古诗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注释“征骑”为“征召骑兵”，季镇淮《历代诗歌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则解作“下调令召集骑兵”。实际上，这里的“征骑”不能当作动宾短语看待。征骑，同“征马”，即战马。南朝江淹《别赋》中就有“驱征马而不顾”的句子。从构词方法上看，它与“征夫”、“征途”、“征鞍”是相同的。战争爆发，军情似火，再去征召骑兵，定会贻误战机，也于情理不合。故尔此处的“征骑”应解作战马，代指骑兵部队，而不能局限于上下两句对称的理解而妄加穿凿。另外，“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并非朝廷的调兵行为，而是将帅的应急措施。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对整首诗作内容顺序的安排迷惑不解。前四句为了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诗人还在句法结构上着意布置成“XX•X•XX”的结构，节奏短促，音韵铿锵，如鼓点，似号角，使人心惊魄动。每句中又在同一个位置使用形态感极强的动词“起”、“入”、“屯”、“救”，将战事初起的过程交待得清清楚楚，同时烘托了边关大将从容不迫的指挥风度。每个动词后各带一个地域性名词“边亭”、“咸阳”、“广武”、“朔方”，四幅画面，转瞬即逝，使整个情节的推进快速迅猛。 后四句，每两句各写一方，在对双方作客观描述中，突出其战争形势的严峻。 “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写敌方。秋高草黄，战马肥壮，北方部族常在这个季节发动掠夺性战争，唐朝的岑嘉州就吟过“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的句子。“筋竿劲”，谓弓箭坚利。筋，指弓；竿，指箭。一个“劲”字，以箭衬人，写出了敌骑弯弓搭箭、志在必得的骄态。“精且强”交待了敌人营阵的严密和攻击力的强大。“严秋”句侧重写敌人单兵的强有力，“虏阵”句侧重写敌人整体性的坚不可摧，两句照应，突出敌人的强悍和训练有素，暗示了此番克敌之艰难。 “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写我方。寓居九层宫阙的天子，闻知敌人骚扰边疆，怒火中烧，手按宝剑，口传圣旨，于是一道道圣命接连下达，国道上使者车马络绎不绝，前后相望。“按剑怒”声威俱现，惟妙惟肖，突出表现了天子的决意抗敌、毫不犹豫。在写法上，诗人精简笔墨，正面落笔，只用一个“怒”字来写，状形绘神，然后以“使者遥相望”相衬托，侧写一系列指令均由禁中传出，这样，一个英明天子的形象脱然而出，同时也为诗末“报明主”之说作了相应的铺垫。此四句诗亦有所本。《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将军请罢兵，天子大怒，使使遮(阻遏、拦住)玉门曰：‘军有敢入，辄斩之。'” 以上八句，分写双方剑拔弩张，色调鲜明，对比强烈，一场撼天震地的战争风暴就在眼前。 第二层紧承上层之意，写朝廷派出的大军跋山涉水，挺进边关。但在总体写法上又与上文不同。缘石径而雁行，度飞粱而鱼贯。“雁行”、“鱼贯”形容军队纪律严明，整齐有序；“石径”、“飞粱”反映出山险水恶，征途艰难。一个“缘”宇让人想到翻险越峻、疾兵突进的艰难，而一个“度”宇，仿佛让人看到凌空飞架的桥梁上那飞速而过的将士们的矫健身影。铁流滚滚，征程漫漫，从将士们挺进前方的行军速度里，正义之师的强大战斗力不言自明也。“萧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对称严谨，寓义丰富。箫鼓，军中的乐器。队伍前进，吹箫击鼓，以壮军威，这军乐声中传出的是什么?是大战将至前的激昂与亢奋，还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定信念?是保卫大汉疆土的神圣使命感，还是对故乡亲人挥之不去的悠悠情思?着一“汉思”，意蕴极为丰富，仅仅理解成思乡的情绪是不全面的。“流”字用词活滑，以动见形，由形寄义，让人想到厚重绵密的思绪充盈肺腑、一触即发的状态。“披胡霜”则说明离家日远，风景全非，点出军队经过长途跋涉已经到达前线。“披”字拟人色彩浓厚，胜“沾、带、盖”诸词者多矣。同时，这句诗为下面转入对边塞风光的描述作了相应的铺垫。齐、梁时期，关于诗文声律、病犯的探讨是极普遍的，很多文人都已在诗文中自觉运用声律知识，日本高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就曾说到当时的情况：“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因此，检视一下这几句的声律运用也是非常必要的。“雁行”四句在结构上虽与“羽檄”四句完全相同，但两组句子的字词声调都迥然不同。“起、入、屯、救”中除“屯”宇属平声外，其余都是仄声；而在“缘、度、流、被”中除“度”是仄声外，其余全是平声。这一声韵使用的差别绝非偶然，隋时的《文笔式》说：“声之不等，义各随焉。平声哀(清正)而安，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词人参用，体固不恒。”《文心雕龙·声律》也认为“声有飞沉”。“雁行”四句在内容上仅是描述奔赴战场的急行军，内容已趋单一，诗歌节奏已臻舒缓，于是诗人使用的大都是“哀而安”的平声。以义择声，这说明鲍照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语音缓急与所写内容相契合的诗学原则。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首先抓住塞外狂风横扫、沙石飞扬的特点加以铺写，突出环境的恶劣，衬托军旅生活的艰苦；“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纵笔作进一步渲染。据《西京杂记》记载：“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蜷缩如猬。”而此时还是“严秋”之时，说“战马于严寒中蜷缩着身子，马毛根根竖起，宛如刺猬”未免有悖情理。对此两句，不应作僵死之论。首先可以断定，诗人的这两句诗本于《西京杂记》，其次，这是运用了夸张手法；第三，边塞荒原，沙飞石走，战马蜷局难行，低首弓背，状如刺猬。诗人在这里揉合古今，粘合实虚，运用夸张手法，在不违背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达到了诗学要求的艺术真实。唐时，边塞诗人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诗中对边塞苦寒情状的描述都是宗法鲍照的。岑诗“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便是“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的翻版；而“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则是“马毛缩如猬”的发挥；至于“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更是“角弓不可张”的化用。 边境报警，大军出征。将士的勇武、天子的风貌、敌阵的强盛、环境的恶劣，绘作一幅气势恢宏的“边塞风云图”，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触之可及。 一、二两层笔力雄健，音调苍凉。朱熹《朱子语类》赞叹道：“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峻健”。沈德潜更是拍案惊奇：“明远(鲍照的字)能为抗壮之音，频似孟德(曹操的字)。” 在诗人腾挪跌宕的铺述下，一场血肉横飞的残酷厮杀怕是再所难免了，不料诗人却宕开一笔，跃出常人构思的窠臼。 第三层，在以上两层叙事的基础上写赴边将士忠君爱国、效命疆场的誓言，点明全诗主题。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诗人诗笔陡转，以论代叙。“时危”二句蕴含着诗人两层意旨。大战在即，将士为国出力的时候到了，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它是将士们共同心声的表露．作为“北州衰沦，身地孤贱”的诗人，在门阀世族制度的社会里，胸怀大志，报国无门，“心非木石岂无廓，吞声踯躅不敢言”(《拟行路难之四》)，这其中积藏了多少委屈与不平?“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之六》)，这其中又包含着诗人多少自励与抗争?无奈整个社会良莠不辩、忠奸不分，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两行诗句，诗人满腔幽愤尽在其中，呜乎鲍照，感慨何深！ “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篇末点题，寓意深长。《国殇》是爱国诗人屈原的杰作，也是《楚辞》中独具特色的名篇。屈原在这首悲壮的祭歌中描写了古代车战中短兵相接、白刃肉搏的壮观场面和在旌旗蔽日、强敌若云的形势下，爱国将士冒着剑雨刀丛前仆后继、为国捐躯的情景．鲍照“身死为国殇”的诗句不仅是与屈原《国殇》在形式上的勾联，更是与其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实质的深深契合。 《代出自蓟北门行》的特色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主题鲜明生动，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鲍照的八十余篇乐府诗中，除极少数几篇外，其余均为古调，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相近，而其中的乐府体边塞诗成就最为突出，他的边塞诗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呼唤国家统一，志欲报效祖国，二是反映久戍未归的将士对故乡的思念。无疑，《代出自蓟北门行》的主题属于前者。它首先向人们交待了北方边境战事突发、情势严峻的局面，然后描述朝廷派兵御敌，挺进边关，最后写卫国将士不畏边塞苦寒，愿意在关键时刻考验自己，效命疆场。全诗表现了从军之士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悲壮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中说：“当南朝绮罗香泽之气充斥弥漫之秋，其能上追两汉，不染时风者，我得一人焉，曰鲍照。”的确，鲍照能在当时的乐府诗中标举爱国、倡导为国献身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第二，构思新颖独特，独具艺术魅力。《代出自蓟北门行》的构思是颇有匠心的，诗人牢牢抓住大战前敌我双方的态势进行描写，却又在人们急切盼望看到具体战争场面的同时，折笔转向，故意不写。德国新文学之父莱辛在他著名的美学论著《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中提出过“选择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艺术规律，而钱中书先生认为莱辛本为绘画、雕刻而提出的这个规律，同样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一首诗，故意不把事情原原本本叙述出来，“见首不见尾，不写顶点，让读者想象得之”(钱中书《读(拉奥孔)》，见《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鲍照的这首古乐府诗就是这种写法的最好例证，它避开两军交战的高潮情节不写，充分发挥读者的联想，调动读者“预测和期待”(萨特尔《为什么写作》)的阅读心理，通过读者的二次创造，完成对整首诗的审美鉴赏和情感体验。 第三，有意识运用声韵知识提高表达效果，灵活使用对偶、比兴、夸张等手法，重视字、句、意的锤炼，风格苍俊，语言瑰丽。钟嵘《诗品》称“鲍照戍边”之作为“五言诗之警策”，方伯海则评价此诗说：“写出一时声息之紧、应敌之猝、师行之速，短篇中气势突奕生动，真神工也。”皆非溢美之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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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6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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