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的说法最早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而这种文坛积弊恐怕远在魏晋之前就早已产生,早得难以考证,所以曹公子也只能一言以蔽之曰“自古而然”。 傅毅是东汉初年有名的文学家,曾奉诏与班固等人一同整理王朝藏书,班固却瞧不起他,“他也算会写文章,写起来没完没了的。”可班固绝未料到,二百五十多年后,他又成了别人的笑料。晋时的炼丹家葛洪在《西京杂记跋》中一口咬定说:
“班固写《汉书》?笑话!他全是抄袭刘歆的著作。刘歆的材料只剩两万多字没被他抄袭,看,就这两万多字,我把它编成两卷,起名叫《西京杂记》。”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或流播于口头,或见之于笔墨,打从文人出现的那一天起,“相轻”便像遗传基因一样代代不绝,在“文化酱缸”中不停地发酵滋生。 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三十七部戏剧、两部长诗和一百五十多首十四行诗,其作品被公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顶峰。琼生说“他属于所有的世纪”,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是可以和埃斯库罗斯并称的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老托尔斯泰却从骨子里瞧不起莎士比亚,他抖动着满腮的大胡子,马靴把地板踏得咚咚响:“莎士比亚不懂戏剧,严格地说,他根本就不算个作家!” 由此看来,“文人相轻”亦不为华夏“文明”所独有。然而,在中外文化史上文人相重、文人相敬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 恩格斯为支持马克思写《资本论》自愿到“乏味的”曼彻斯特一家“鬼商业”里任“通信办事员”,一干就是二十年,并利用业余时间帮助马克思为《每日论坛》报撰文,十年中写了一百一十篇文章,全以马克思的名义发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又续写他未完成的著作。马、恩是文章大家,更是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相敬、相重无可争议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础上的;而普希金与茹可夫斯基则是纯粹的文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了。 普希金年轻时极爱读茹可夫斯基的诗,后来普希金的诗名超过了茹,每当有人称赞他时,他总是这样说:“我是从茹可夫斯基那里学会写诗的,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尊敬的老师啊!”而茹可夫斯基对普希金的人品、作品更是赞扬备至,他在赠给普希金的照片背后写道:“送给我的胜利了的学生”,署名是“你的失败了的老师”。 至于鲁迅与瞿秋白的一段交往,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在那白色恐怖、大夜弥天的时候,二人相互尊重、相互鼓励,在向旧世界的进击中结成了真挚的友情。秋白有时就直接用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以至于今天的鲁迅研究专家们也不能分辩出彼此来。鲁迅曾亲自抄录何瓦琴的句子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足见其相敬的程度了。 李白与杜甫是我国唐诗天空中两尊耀眼的星座,二人相互敬重的友情也是感人至深的。 宋人洪迈的《容斋四笔》卷三说:“李白、杜甫没坐官时,曾一起到梁州、宋州旅游,是一对饮酒作诗的知心朋友。就杜甫诗集考察,其中赞李、言李、怀李、寄李的诗篇有十四、五篇之多,至于李写给杜甫的,几乎看不到一句。” 洪老夫子是“兼宗经史,出入百家”的人物,最后一句却说错了。文人相敬是双方的。李白在寓居沙丘(今山东临清)时,回忆当年与杜甫一起在山东的畅游生活,写过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的诗,这首诗收在清人王琦编注的36卷本《李太白全集》第13卷“古近体诗”中,,其诗曰: 我来竞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齐歌空复情。 因思念杜甫,饮美酒而不知其味,闻齐歌而无动于衷,这是何等浓厚而真诚的友情!管仲说“善人者,人亦善之”,自然,“轻人者,人亦轻之”了。一个人的社会活动空间是极有限的,而任何一个方面的知识探求都足以消耗掉人毕生的精力,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通才”、“全才”,又何必以已之长而笑人之短呢?“相轻”便意味着自我封闭、停滞不前;“相轻”便意味着自我陶醉、坐井观天。一个健全的艺术生命需要多种知识的滋养,无数古今中外的文艺大师都能相敬、相重,更何况我们这些无名小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