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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词曲之祖”，人们自然会想起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这两首词，意象鲜明，苍凉高迈，于雄浑阔远中荡漾着飒飒清气。宋人黄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推许它为“百代词曲之祖”，清人刘熙载于《艺概》中说这两首词“足抵少陵《秋兴八首》”，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论道：“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作为“词曲之祖”的《菩萨蛮》、《忆秦娥》，在宋朝的三百年间几乎没有人对其作者的真伪提出过异义。人们对这两首词耳熟能详，并以词曲有如此之“祖”而激动自豪！然而自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断然否定它们的作者是李白后，围绕“二词”的作者及时代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文学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 不管“词曲之祖”的作者究竟是谁，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即这两首词的创作年代不会早于唐代，真正把它们当作词曲之祖看，显然有许多与史实相悖的地方。即使在“词曲之祖”二词说较为流行的宋朝，王灼《碧鸡漫志》就曾提出：“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张炎《词源》也断言：“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明朝嘉靖九年（1530），学者陈霆撰写《渚山堂词话》一书，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认为： 始余著词话，谓南词起于唐，盖本诸玉林之说。至其以李白《菩萨蛮》为百代词曲之祖，以今考之，殆非也。隋炀帝筑西苑，凿五湖，上环十六院。帝尝泛舟湖中，作《望江南》等阕，令宫人倚声为棹歌。《望江南》列今乐府。以是又疑南词起于隋。” 比《渚山堂词话》晚二十余年的杨慎，在他的《词品》一书中认定，像隋炀帝《望江南》等作，“填词之体已具矣”。 由此来看，宋、明时期某些学者不仅断言词曲祖于隋朝，而且具体点明了《望江南》就是百代词曲之滥觞。 明人吴琯《古今逸史》收录佚名《海山记》一卷云：“帝多泛东湖，因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阕。”考其体制，这八首词均为双调，其创作风格与隋炀帝的其它作品基本一致。除这组词外，他还有《泛龙舟》、《纪辽东》、《河传》、《杨柳枝》等，无论是句型、词调、韵律都具备了协乐文学的条件，与宋代的词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隋炀帝不仅自己亲制词章，“令宫中美人唱此曲”，还大力鼓励下臣制作新曲新词，《隋书 ·音乐志》中就有他命乐正白明达造制新声的记载。不能不说，隋炀帝追求新异的性格，使他乐于创制新声，而他的躬力操觚，又促进了“声诗”的发展，使当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曲词新作。无论从外在条件还是从隋炀帝本身的文学造诣分析，《望江南》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而《四库全书提要》仅据段安节《乐府杂录》之言否定《望江南》的真实性，显得有些轻率了。当然，隋炀帝荒淫无道，残害生灵，让这样一位昏君的巡游玩乐之作成为一代文学代表的宋词的源头，这多少会使人觉得尴尬，这不能不说是某些人否定《望江南》为词曲之祖的一个潜在的原因。 虽然《望江南》的真伪还存在争议，但很多学人并不否认词曲之作兴起于隋，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就在《谈词常识》中断言“词的产生最早是起于隋代”。然康熙二十七年，徐电发编纂的《词苑丛谈》一书，已将词曲的出现提到了六朝的梁时： 填词原本乐府，自《菩萨蛮》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前人言之详矣。 徐电发将梁、沈二人之作定为词曲之祖，这是目前所知的最为靠前的认定。 南朝徐陵《玉台新咏》载梁武帝《江南弄》: 众花杂色满山林，舒芳摇绿垂轻阴。连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 沈约的《六忆诗》于《玉台新咏》中仅存四首，其内容是描写男女欢会的情景，并以对女性的精细描摹为能事，属典型的“宫体”一类，轻靡绮丽，格调不高。 被认定为词曲之祖的六朝作品并不止梁武帝的《江南弄》和沈约的《六忆诗》，齐长恭的《兰陵王》、陶弘景的《寒夜怨》、陆琼的《饮酒乐》都曾被看作是词曲的源头。 词曲之祖的认定先后有唐、隋、六朝三种，它显示出一种随时代延续而反向推进的规律：宋人主唐、明人宗隋、清人将其定位在六朝。这也很正常。身在千山万壑之中，何以识得庐山真面目呢？时间产生的距离，会更能让人看清山的巍峨、树的苍郁、水的飞荡。 其实，词曲之祖的认定也很难取得人们的共识，或者说“词曲之祖”本身就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宋代词曲千姿百态，蔚为大观，怎么可能发端于某一人的某一两篇作品呢？一如万里长江，它只所以能穿八地、挟九江，浩浩汤汤，一泻千里，不就是因为它的源头有数不清的支流细脉、飞泉悬瀑吗？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关于词曲起源的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词曲产生于民间。没有民间词曲的创造、流行，怎么会有文人的吸收、发展呢？最复杂的问题有时反倒最简单。“凡人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人们围绕“词曲之祖”的认定、争论又何尝不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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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30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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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25 1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