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诗经》为何不署作者

苍梧听风

    《诗经》收诗305篇，还有6篇有目无辞。这么多的作品为何竟不署作者呢？其中缘由是多方面的。

    首先，作品征集方式及作品本身的形成过程造成作者丢失。

    《诗经》中的相当一部作品是由采诗官搜集来的。采诗之制，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该制出现的最早年代，已经无法考证，但根据现存的古代典籍可以认定，周朝时期，这种采诗制度已经相当完备。采诗官称作“行人”，他们怀揣王命，手敲木铎，奔赴四面八方采集诗歌。除了专门负责采诗的官吏外，周王朝似乎还动用了一大批“编外”人员参与这项工作。何休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解中详述说：

    男女有怨恨，相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

    《国风》160篇，分别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假如没有周王朝的行政干预，假如得不到各诸侯国的大力支持，要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将诗歌、民谣收集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周王朝动用这样的力量去采集诗歌，要的是诗的内容，至于这诗是谁做的，那并不重要。更何况，很多民歌、民谣流传民间，经过了不同阶层的很多人的口头加工、改造，采诗者又怎能去确定每首诗的作者呢？此外，周朝还有献诗制度。朝中公卿可以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以诗的形式上达君王，其内容可颂可讽。而各国列侯,也有陈诗进谏的义务.《诗经》二雅中的不少篇就是这些人的作品。当然，这些进献的诗都隐去了作者的姓名，因为他们只想让这些“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的内容对君王有个提醒罢了。

    其次，《诗经》中的诗，都是配乐的歌词，它的每一篇在当时都是以歌词、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而存在的。

    不管是采诗官采集得来的诗还是公卿、列侯献上的诗，都要先经乐师谱曲定调，然后排演。君王不是直接面对无声的语言符号，他欣赏的是有关这些诗歌内容的“乐语”。“颂”也好，“刺”也好，都是以音乐、舞蹈的形式和君王见面的。《墨子·公孟》说过“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史记·孔子世家》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都表明诗与音乐、舞蹈的密切关系。因此，唱也好，舞也好，“诗以声为用”（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作者的姓名自然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就像今天，我们也许能唱出不少名歌，却并不一定都知道每首歌的词曲作者是谁。乐谱和舞蹈动作的规定失传了，《诗经》变成了声、形俱逝的一本光秃秃的歌词集。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诗言志辨》一书中总结说：

    总之，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着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也无‘诗缘情’的意念。诗乐分家以后，教诗明志，诗以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

    这个见解是非常精辟的。

    第三，“赋诗言志”的习俗淡化了《诗经》的作者问题。

    春秋时期，当时的士大夫经常在外交及其它公共场合引用《诗经》中的句子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愿望。大到邦国的政务、军事、外交，小到日常琐屑的事情，都可以随时随地援引运用，这叫“赋诗言志”。它的突出特点是只根据自己的需要截取它某些句子字面的意思，此谓之“断章取义”。甚至到了春秋末期，孔子与子贡讨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与子夏讨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时也还在采用这种方法。

    以上多种因素的汇合，造成了《诗经》无作者现象的出现，所以，清朝学者孝舆在他的《春秋诗话》中说：“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我，期于‘言志’而已。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帮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这个分析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