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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海州志》，共十卷，成书于明穆宗隆庆年间。参与该书编写的,先后有张峰、郑复亭、裴天佑等人,尤以张峰出力为多。他独自编撰了舆图、山川、户赋、治典、教典、名宦、人物、杂志、恩典九卷，其内容，记事考物，蔚为大观。这为我们研究明以前特别是明代海州的政治、经济、人文甚至地理、名物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毫不夸张地讲，《隆庆海州志》是一部明代海州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 一、地理位置和近乎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海州本是春秋时郯子国的地盘。秦得其鹿后，在此设置朐山县，并在朐山上刻石为纪，称“秦东门”。其后朝代递嬗，多有变革。明朝立国后，仍以州名。只是独领赣榆一县，隶属淮安府。 海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滨海道，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沧海洸瀁，茫无际汇。高丽、百济、日本诸国，如在东风劲吹之时，张帆西下，便会“不测可至”。出于边境安全考虑，明朝曾一再采取措施，加强该地区的防卫。张峰在该书的《舆图·形胜》中这样写道： 西、南、北通齐、鲁、淮、徐，平原漫衍，无关隘可守。东浸大海，高丽、日本诸国隐映沧波间，可登高而望也。世治则山海兴利，世乱则水陆受敌，可不虑哉！ 海州的治署在海州城中。宋以前，有东、西二城。元末战乱，二城皆废。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永乐十六年（1418）以及嘉靖、隆庆时曾四次修筑西城。城分四门，东曰镇海门、西曰通淮门、南曰朐阳门、北曰临洪门。又设月城两座。掘护城河深达六尺，于东、西、北设吊桥三座。东城北依山险，南恃深池，虽经翻修，但其坚固程度仍难与西城相比。 明时，海州辖境内还是较为荒凉的，它呈现给人们的，几乎是一幅原生态的苍凉景象。张峰是这样描述它的： 余视城，见四隅皆荒垣颓址。中间一市，仅居其半。（《舆图·街市》） 海州城四面皆有河隍，东南尤据险浚而深之，可通海潮，真胜势也。近垣墙崩塌，攀缒上下者如履坦途。前守稍修筑之，困于财力，莫克终事。（《舆图·城池》） 城内残破不堪，毫无州市应有的气象。那种“屋宇鳞次相比，衣食饶裕，弦歌之声不绝”的盛世州景早已无处寻觅。步出城外，其景象越发显出寂寞、凋敝： 海州疆域亦广矣。予尝行诸镇，蒹葭、芦荻遍野，而可食之地不能三之一。（《舆图·疆域》） 海州诸水，亦有发源深远，可筑坝潴水以成稻田，而土人不能相而为之也。东海诸浦，外通海潮，内受山涧之流，咸淡交蒸，流于荡委，土力深厚，旧皆沃壤也。今皆海水淹没，无复堤岸，而民之失业久矣。（《山川·诸水》） 海州诸山连亘八十余里，部分山峰如星丸一般散落海中。山峰谷壑之间树木丛生，据张峰统计，可资利用的竹、木就有二十三种。只是州民不知樵采，春去秋来，一任生长。群山之中，飞鸟走兽三十八种之多。这里栖息着天鹅、白鹤，而猛虎、豺狼常于山中出没，有时甚至因数量太多，侵害州中，州吏不得不动用州中军民驱赶之。丰富的野生资源，在当时并未得到任何利用。张峰感慨道： 鸟兽之中惟鹿、兔为荐庙之羞，鹤为超尘之物，州人喜养之。若夫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虽有殊绝，犹无济于民生也。（《山川·土产》） 海州的药材资源极为丰富。记录于志的就有近六十种。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优良。特别是五加皮，其根、皮皆可入药，洗净造酒，能去风湿、壮筋骨，在《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该药祖生东海，北方各地虽有引种，其药效仍不及之。丰富的药材之源，却也没给州民带来任何好处： 州人信巫鬼，不尚医药。故药品虽多，取而蓄之以治疾者少也。夫风寒暑湿过则生疾，脏腑症结，岂鬼物所能湔浣涑涤者乎？甚矣，人之愚也！五加皮可以益酒，则取之，穷山谷而为民忧矣。是药不足以治疾而反生疾也，虽多何为哉！（《山川·土产 》） 明中叶，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商邦、会馆大量涌现，繁荣的江南，五大手工业区域已经形成，而东沿海地带的广州、漳州、福州、宁波等港口城市“车毂击，人肩摩”（《杭州府志·衢巷市镇》），大船映云，贾客万家，但在这淮安府属下的海州却万籁无声，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远古未化的自然、人文景观。 二、逃户现象及其成因 逃户现象，由来已久。贫民百姓衣食无着，生计难以维持之时，扶老携幼，一走了之，赋税、摊派、劳役等自然也就无需考虑了。这是中国古代百姓最朴实可爱的反抗方式。尽管所“适”之处未必就是“乐土”，但沉重的经济负担却可以暂时卸下。唐、宋时期，逃户现象已经让统治者颇感棘手。《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元年》记载道：“(民贫者)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宋史·食货志上》也说：“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粲然可考。”明建国之初，当政者非常懂得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之所在，安定民心，发展生产，“阜民之财，息民之力”，逃户现象几乎绝迹。明朝中叶，农民的赋税负担日见加重，民初规定“永不起科”的垦荒地也开始征税。百姓不堪重负，流民几乎遍及全国，成为社会上的严重问题。 《隆庆海州志》中关于逃户现象的记载是在明嘉靖二十三年，即公元一五四四年。当时的海州知州是河南郏县的王同。张峰在《户赋·户口》中引王同《并里奏稿》云： 概州原额一百一十六里，节年灾累，仅存三十余里。原额人户一万二千七百余户，节年逃亡，仅存三千五百余户。原额官民田地一万一千四百六十顷有零，节年逃绝荒芜，成熟仅存一千五百余顷。自正德六年，突遭流贼残害，自后累罹大饥、大疫，逃亡将尽。数年颗粒不收，各项钱粮并征，百姓流移。今年灾伤尤重见，今夏税、秋粮、马草、农桑、丝绢、户口、盐钞协济，夫银、均徭，里甲备用，马价、插站、船头又该银一万五千余两。民无抵准，不能存住。 由于州民流失，户籍骤减，州吏不得不上报朝廷，请求压缩辖区，合并乡里： 海州初编为一百十六里，后并为六十里者，以逃亡故也。（《舆图·图里》） 海州的逃户现象在大明朝帝国“以德化民而民无不从”的乐曲声中是一串不和谐的音符。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民居倾圯，田地荒芜，市井萧条，乡村寥落”的破败之象？“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英宗正统实录》）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张峰一针见血地说道：“夫时世盛衰，与人事得失恒相因”（《舆图·街市》），朝廷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是造成海州百姓大量逃亡的最重要的原因。 张峰在《户赋·田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旧制十年一役，九年修养。今户散人亡，三年一周，银差如数而力乃三加之，轻重固不均矣。一岁中，均徭、里甲同编，计十年内三次。均徭三次，里甲一次，见年应役，总之近七差矣，可不谓重哉？ 繁重的徭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其实赋税、银差也并不比徭役的负担轻松多少。《户赋·户口》中记载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州所征的赋税数目： 夏税小麦正耗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一石七斗四升四合四勺，每亩起科三升二合六勺。秋粮正耗米而三千六百九四石一斗四升一合五勺，每亩起科五升四合四勺六杪。桑丝二千六十二两四钱二分，马草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包八斤十四两八钱，四司料价五百四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二毫。 按明朝的规定，田赋分夏、秋两季交纳。夏交麦，称“夏税”；秋交米，称“秋粮”。百姓每亩地要交纳三升多的夏税、五升多的秋粮。当时海州土地瘠薄，亩产低得可怜。乡吏富豪，从中盘剥，所交之数，又何止这些！编入《黄册》的户口总数为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二户，因逃亡不断，实际户数却只有三千五百余户。在册土地为一万一千四百六十顷，但因民逃地荒，实际可供种植的土地即使官田、民田相加才有一千五百顷左右。让只有三千五百户百姓、一千五百顷土地承受一万五千八百六十二户百姓、一万一千四百六十顷土地应交的赋税，这该多么沉重，又多么荒唐！张峰《户赋·户口》引王同《并里奏稿》云： 惟本州民逃而差不减，田荒而粮照旧。一户常有数差，一丁常有数役，苦累逃亡。如一里额有数甲，一甲额有十一户，今一甲止存一二丁，一里止存三五户，仍以一里一甲粮差尽责见户包赔。至于全里全甲通无人户者，各项粮差亦照原额科派，以至积年拖欠，旁及均摊，攀扯勾扰。上司累累督催未完，参官提吏，问罪殆无虚日。杖并淹禁，种种情苦！小民无辜，往往包赔逃绝粮差，鬻产倾家，市儿卖女，叫天踊地。富者益累渐贫，贫者莫可支持，惟逃与亡而已。遗下粮差愈重，见在残民愈累，以至本州疲惫愈甚，民逃殆尽，往往坐此去官。 王同知海州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在海州任职六年。而当张峰谪任海州同知时已经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而此时采办、加派、劝借等额外加编已经比“两税”还重。倭寇屡犯江滩，海州防卫屡屡加强，其所有费用无疑皆由百姓负担，海州百姓越发苦不堪言： 海州赋役额设者逋负数多，而加派又日增益。自倭寇犯江淮以来，添设军门、门厨，海防兵备及东海把总，供应等银、积粮、民壮、马丁各加派军饷。偶然地方有故，又复取之于民。可不谓民就（愈）穷而敛愈急乎？（《户赋·加派》） 除此以外，祸害海州百姓的还有马政和盐税。 朝廷为防边地不虞，规定百姓牧养马匹。州吏按丁授马，交给州民放养，每年还要按马数征收银两。嘉靖二十五年（1546），海州百姓每匹马要交纳银子十八两，全州共三千三十四两。到嘉靖三十七、八、九年，马银总数增至四千八百两。遇有马匹病死、饿死，州民必须自己出银补买良马。张峰分析说： 此马政也，既征银以输京，而又养马以备用，是一马而有二役也。百姓苦于养马久矣。（《户赋·马政》） 州旁东海，百姓本应有鱼盐之利，然海盐带给全州百姓的不是利益，却是祸害。据《户赋·盐课》载，海州盐务属两淮运司管理。盐属朝廷专营，淮安九县、二州商人赴淮安盐库批发，每斤盐价合银八厘。但朝廷严责州吏，禁绝本州百姓购买私盐。身为海州同知的张峰在海州盐政的问题虽有“宽则亏国，严则蠹民”的踌躇，但他还是认为“责令百姓买官盐而食，法已难行”、“法似太峻”。 苛政猛于虎也！州民为了躲避繁重的赋税、徭役和各种名目的加派，只得背井离乡，做了逃户，“域民”又怎能以“封疆之界”呢？ 三、独特的风俗 明时的海州，民风独特。士人朴素，不重外饰，为人安分而不奸诈，很少有东奔西走而求名利的人。百姓“勇悍而不务刁讼”。至于暗地里搜索州吏之短，与官府颉颃者，是从来没有的，张峰因之感叹“颇有古风”！ 州人耻于商贸之事。其商业经营，都是远道而来的外地人。本地木材种类繁多，竹荆资源十分丰富，然而州中无人从事木材加工及竹荆编织。日常所用“一竹一木皆取给商贾”。张峰出行乡村，见一户被称为“富厚”的人家，其房屋之椽仅屈曲如拳头一般粗。民户不知树木也是“治生”的一种手段。《周礼》云：“宅不毛者有罚”，《汉书·食货志》言：“千亩卮茜、千畦姜韭，其人与万户侯等”，但海州民众“亦不甚勤于蔬菜以佐资用”，从市镇到乡村，无不如此，足见“治生之薄也”。与同一时期的江南地区甚至中原一带相比，海州百姓的谋生手段是落后而单一的，其商品意识尚未萌芽。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事商贾，不习工艺，州境之内竟见不到一个做买卖的当地人。 不重视农业生产。张峰在《山川·风俗》中说：“〔海州〕土虽广远而瘠薄，海产鱼盐，民多逐末。故田野不辟，米粟不丰。”然而鱼盐却并未给海州百姓带来多少好处。盐属朝廷专营，百姓食盐尚且用高价购之于官商，哪里还有利可图？不错，记录于志的鱼类多达三十余种，“墟沟营每岁三、四月间鱼虾至者，积如山阜”，但是“其操网罟以制赢余者皆贾客也”，当地百姓所得之利是微乎其微的。外无鱼盐之利可取，内无良田之收可恃，官窘民困，温饱无着，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因为土地贫瘠的缘故。 另外，州民生病，并无寻医取药的习惯，而是用祷禳之法企求消灾去病。婚姻大多不重财礼，简朴之风行于士民。居丧不按家礼。每遇丧事，则大摆酒食，多用鼓吹，广搭绢亭，大搬彩戏，以互相夸诩，并不看重丧殡的哀戚。 海州的民俗有其独特的地方。张峰总结说： 州民通鱼盐、敦本业、尚朴实，无声色臭味之欲以淫荡其性，吾以是知圣人之泽深且远也。然好饮博争，锥刀逞小忿，夸诈之风时亦有焉。（《山川·风俗》） 四、张峰的惠民之策 在明代海州的历任行政长官中，张峰是较为勤政爱民的一个。他是福建惠安人，嘉靖四十三年（1564）由四川按察司佥事谪任海州同知，主持该州政务。按明朝官制，海州最高行政长官是知州，从五品，同知为从六品。朝廷让他以从六品的职位行领从五品的职务，明显带有斥逐、贬抑之意。但张峰好像并不在乎这些。他只是在为百姓的生计忧虑，为朝廷的政治担心。当时的海州，已经是破败不堪。先是刘六、刘七的战乱，接着是饥荒、瘟疫，于是城郭荒凉，乡村残落，百姓大量逃亡，盗贼四处劫掠。但朝廷赋税有增无减，各种摊派接连不断。张峰大声疾呼：“地广户稀，赋重人贫，日消月削，非薄税敛、禁侵渔、省刑罚、劝课农桑以安抚之，其势未已也。” 张峰看到了带给海州百姓的“人祸”远远胜过“天灾”。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在七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查见在田粮。（二）均秋夏税粮。（三）一条鞭法征粮。（四）清查流民。（五）清查逃户之田。（六）均徭。（七）里甲经费。张峰见解的中心就是要朝廷能针对海州的实际情况调整各种赋税政策，减赋、减役，以使百姓休养生息。这篇长达一千四百五十一字的专题报告，是海州历史上唯一的一篇经济专论。它立足实际，条分缕析；切中实弊，对症下药。字里行间都能使人感到张峰体恤生民的拳拳之心。他很郑重地把这篇调查报告编进了志书的《户赋·田粮》中。 他在海州同知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施行惠民之策。海州地接苍海，百姓本可用鱼盐之利补给生活。但朝廷严禁私盐买卖，规定州民必须买官盐，从事食盐买卖的商户也必须从官仓盐库中批发。从淮安盐库以每斤八厘银价买出，来往运费，价格实增一倍。张峰主持州务后，特允当地盐商从缉私盐中以每斤二厘银价批出，并认为产盐之地，强迫民、商购买高价官盐于法不通，于理不合。一个从六品的被贬官员，竟顶着朝廷盐法，“因盐中之余利，济州中之疲民”，这是需要一定胆量的，那些只知循规蹈矩、明哲保身的庸官俗吏又如何做得来？镇守海州的官兵有时骚扰渔民，甚至公开抢掠，张峰严加惩治，并做出了禁止侵吞渔民利益的规定。 在《隆庆海州志》的前九卷中，几乎对每一项内容，张峰都要考察它与国计民生的关系。针对海州的地理特征，他提出要“捍海潮，开渠穿井”（《山川·诸水》），以保护农田，提高抗御旱涝的能力，并为此策的未能实行而遗憾不已。他鼓励州人，充分利用稿秸稃秕，大搞牲畜饲养，以便“取以佐衣食”，为此，他把这种“胎生不夭。卵生不殰，鸡彘毋失其时”（《山川·土产》）的牲畜兴旺提高到“王者之政”的高度来认识，并对不能以此佐助生计的，斥之为“惰农”，对其表示出极大的不理解。马政害民，由来已久。租银征收，层层上报，弊端甚多，他提出精简手续，将租银并入马价内带征的办法（《户赋·马政》）。 张峰在海州呆的时间太短了。嘉靖四十三年贬来海州，两年后便匆匆赶往绍兴府通判任上。留下的，除三帙未有完成的州志外，还有他未能全部实现的安邦富民的各项计划。 在《隆庆海州志》他人补辑的内容中，我们看到了对张峰这样的评价： 多方爱民，加意造士。 为官一任，得到这样的评价，也就够了。 《隆庆海州志》不是一部尽善尽美的地方志。它的不少内容值得商榷，甚至还有对数处史料的误判、误裁。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独特的社会历史价值：没有它，海州明代乃至明代以前数千年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正史的零星记载永远也不能取代该志的系统记述。而每卷中的志论更是张峰的血气之所在，他对民生的焦虑与思考，他对弊政的痛恨与剖析，他对国事的担心与评判，无不凝聚其中。当海州知州郑复亨命人将誊清的十卷州志拿去付梓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张峰，想起了张峰编写州志付出的心血。几行墨迹未干的文字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 惠安张公所辑州志存稿凡三帙，括舆图、统政教、式田赋、述徭役、藏经制，总挈条分，精详宏邃。且因事著论，扬榷故今，确有实用。诚一方之宝鉴而百代之信史也。探疲弊之原，以还民衽席之上，无以易诸此者。（《隆庆海州志·跋》） 张峰，以他质而不俚的文笔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实的全方位的明代海州，以及海州百姓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长卷。
参考文献
1．隆庆海州志[M].宁波天一阁藏隆庆本.上海古籍书店 .1962. 2．明史·食货志 [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四川成都龙万育道光本.1823. 4．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5．郑天挺.明清史资料[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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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8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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