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作者，钱钟书

田寶

扳手组长领读

作者，，钱钟书


柳永
　　

柳永（生年死年不详）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他是词的大作家，只留下来两三首诗，散在宋人笔记和地方志书里。


相传他是个风流浪子，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的《花衢实录》、《清平山堂话本》里的《翫江楼记》、关汉卿的《谢天香》等都以他为题材。


他在词集《乐章集》里常常歌咏当时寻欢行乐的豪华盛况，因此宋人有句话，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的太平景象，全写在柳永的词里①。


但是这里选的一首诗就表示《乐章集》并不能概括柳永的全貌，也够使我们对他的性格和对宋仁宗的太平盛世都另眼相看了。


柳永这一首跟王冕的《伤亭户》②可以算宋元两代里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以前唐代柳宗元的名作《晋问》里也有描写盐池的一段，刻划得很精致，可是只笼统说“未为民利”③，没有把盐民的痛苦具体写出来。



　　 ①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
　　 ②《竹斋诗集》卷一。
　　 ③《唐柳先生文集》卷十五。

田寶

煮海歌①


煮海之民何所营？
妇无蚕织夫无耕。
衣食之源太寥落，
牢盆煮就汝输征②。
年年春夏潮盈浦③，
潮退刮泥成岛屿；
风干日曝盐味加④，
始灌潮波塯⑤成卤。
卤浓盐淡未得间⑥，
采樵深入无穷山；
豹踪虎迹不敢避，
朝阳出去夕阳还。
船载肩擎未遑歇，
投入巨灶炎炎热；
晨烧暮烁堆积高，
才得波涛变成雪。
自从潴卤至飞霜⑦，
无非假贷充糇粮；
秤入官中充微值，
一缗往往十缗偿⑧。
周而复始无休息，
官租未了私租逼；
驱妻逐子课工程，
虽作人形俱菜色⑨。
煮海之民何苦辛，
安得母富子不贫⑩！
本朝一物不失所，
愿广皇仁到海滨。
甲兵净洗征输辍，
君有余财罢盐铁11。
太平相业尔惟盐，
化作夏商周时节12。


　　 ①这首诗见于元代冯福京等人编的《昌国州图志》卷六，昌国就是现在的浙江省定海县，柳永做过那里晓峰盐场的监督官。


　　 ②“牢盆”就是熬盐的器具，“输征”就是纳税。熬盐的地方叫“亭场”，那里的居民叫“亭户”或“灶户”，每户有“盐丁”；熬成的盐得向官方缴纳，折合充赋税（《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③秋季八月开始熬盐（《昌国州图志》卷五）。
　　 ④经过风吹日晒，味道渐渐咸起来了。
　　 ⑤“塯”通“溜”，流动貌。
　　 ⑥卤很混浊，味道不够咸，没有恰到好处。


　　 ⑦“潴”是积水，“飞霜”是形容盐的白色。六朝时张融描写煮海成盐，有这样的句子：“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南齐书》卷四十一）柳永借用他的成语。


　　 ⑧“偿”给那些“假贷充糇粮”的债主。
　　 ⑨面黄肌瘦。
　　 ⑩“母子”是比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


　　 11废除盐税和铁税；宋代有盐铁使这种专职。

　　 12中国古代记载像《书经》的《说命》、《吕氏春秋》的《本味篇》都把治国比于烹饪，宰相就等于调味的作料。柳永叙述人民熬盐纳税的痛苦，就联想起《说命》里“若作和羹，尔惟盐梅”那两句话来，希望做宰相的能起作用，恢复所谓“三代之治”。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

田寶

文天祥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字履善，一字宋瑞，自号文山，吉水人，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


这位抵抗元兵侵略的烈士留下来的诗歌绝然分成前后两期。

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比他早三年中状元的姚勉的《雪坡舍人稿》里有同样的情形，大约那些人都要找状元来替他们做广告①。


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

他在这一个时期里的各种遭遇和情绪都记载在《指南录》、《吟啸集》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辞，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

　　 ①参看《翰墨大全》壬集卷八任翔龙《沁园春•赠谈命许文》：“办一封好纸，觅状元诗。”

田寶

金陵驿①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②！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③？
从今别却江南路④，化作啼鹃带血归⑤。



　　 ①也是被俘北去之作。

　　 ②“山河”句暗用王导的“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第二《言语》；《晋书》作“江山之异”,《通鉴》作“江河之异”，参看孙志祖《读书胜录》卷七）；“城郭”句参看《南安军》注④。


　　 ③暗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金陵王气黯然收……故垒萧萧芦荻秋。”和《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老”等于说“晚”、“迟暮”。


　　 ④“路”刻木作‘旧”，据刘壎《隐居通议》卷十二改正。

　　 ⑤这两句沉挚的诗感动了许多人，明代灭亡时的烈士何腾蛟有首《自悼》诗就受了它的启示（参看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九引张应诏《图园集》）。

田寶

同上


南安军①

梅花南北路②，风雨湿征衣。
出岭同谁出？归乡如此归③！
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④。
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⑤。


　　 ①宋帝昺祥兴元年（公元一二七八年），元兵破潮州，俘掳了文天祥，明年押送他到北方去；这是他被俘后从广东到江西经过大庾岭所作。

　　 ②相传大庾岭是南北气候的分界，所以“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唐宋白孔六帖》卷九卜九）。


　　 ③刻本作“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据刘壎《隐居通议》卷十二改正。

江西是文天祥的故乡。谢翱《晞发遗集》卷上《书文山卷后》：“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正是用文天祥的句法。


这种对仗原是唐人五律里搬弄字面的伎俩，例如贯休《怀周朴、张为》：“白发应全白，生涯作么生？”


又《送僧游天谷）：“眼作么是眼？僧谁识此僧？”李咸用《早秋游山寺》：“静于诸境静，高却众山高。”文天样向纤巧的句型里注人了新内容，精彩顿异。

　　 ④暗用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和丁令威的“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犹是人民非”。

　　 ⑤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蕨薇当粮食的故事。到了南安军，文天祥就绝食，“八日若无事然……复饮食如初”（《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临江军》）。

田寶

吴世昌：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

更新时间：2016-01-29 16:22:16
作者：        吴世昌


　　 周邦彦（一○五七——一一二一)字美成，晚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北宋晚年的重要作家，诗、词、文、赋无所不擅，但在他生时即为他的词名所掩，其文、其诗，多零落不传，唯有年轻时所献《汴都赋》，为当时所称。


《宋史》说他少年时“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谓其生活放浪，不守礼节）而博涉百家之书。


　　 元丰初，周邦彦到汴京，元丰六年（一○八四）献《汴都赋》，长七干字，神宗（赵顼)见而异之，召他到政事堂，命李清臣在迩英阁朗诵。


赋中多古文奇字，清臣多不识得，只好读其偏旁。这是一篇摹仿汉代《两都》、《二京》的大赋，其规模也像汉赋。


赋中用假设的人物“发微子”和“衍流先生”的对话来逐步开展对于汴都描写与颂扬，其间也表示赞许王安石的新政。这和他后来的宦途坎坷很有关系。


当他献赋之举传播之后，名动天下，即自太学诸生升任太学正。但以后久不迁升，而出任地方官，先任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后任溧水（今属江苏)知县。哲宗（赵煦）即位后调回汴京，哲宗命他再诵《汴都赋》，以后一直做京官，厉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


并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改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迁官明州（今浙江宁波），再度调回汴京，拜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直到徽宗（赵佶）时代提举大晟府（中央音乐院）。后来又出知顺昌府，迁处州（今浙江丽水）。


　　 周邦彦的文集有南宋楼钥编的《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但元人编的《宋史•艺文志》集类所著录《清真居士集》只有十一卷。

宋人有见其文者，陈师道说：“美成笺奏、杂著俱善，惜为词掩。”（《古今词话》）张端义说：“美成以词行，当时皆称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惜以词掩其文也。”（《贵耳集》下）陈郁说：“（美成诗）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补之）、张（耒）皆自叹以为不及。”（《藏一话腴》）


周邦彦最初成名之作是《汴都赋》，楼钥的《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他“由诸生擢为学官，声名一日震耀海内”。又说：“未几，神宗上宾，公亦低徊不自表彳暴。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


这篇《汴都赋》因为收在《皇朝文鉴》之中，流传至今。他的别的文章如《操缦录》五卷，《清真杂著》三卷，皆已不传。


　　 周邦彦的诗似平在元代即已散佚。清初厉鹗等因编《宋诗纪事》，辑得其佚诗六首。后丁立中得六首，王国维得断句诗二首。近人罗忼烈复从《永乐大典》等书，多方搜辑，共得古近体诗三十四首。其中如咏战马《天赐白》（七古）、咏古烈士《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五古），及其它古体诗，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知宋代文人颇严诗词之别，不在闺房作《生民》《清庙》之诗，悬“杏坛讲学”之图。但这也并不证明这些文人不关心国家大事、民生疾苦。


近人论词，有的以作品中有否反映当时社会情况为优劣标准，倒是证明这些批评家自己不知道某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须知，宋人在诗中写景、叙事、说理、论道，就是不谈情说爱，而在词中，则赞美女性，诉相思，叙离恨。宋人一般不在词中反映社会问题，直到南宋，才在词中谈论国家大事。


因此，象周邦彦这样一位言情圣手，在他的诗中绝对看不到他在词中所表达的情调与观感，这就很可以看出宋代文人一般的风尚。


　　 周邦彦在宋代“以乐府独步，学士、贵人、市侩、伎女皆知其词为可爱”。当时歌女以能唱周词而自增身价。


张玉田在南宋末年（去周已近二百年）遇见杭妓沈梅娇、车秀卿犹能唱周词，可见其社会影响。这与周邦彦妙解音律相关。


周邦彦的歌词声音谐美，顺口悦耳，非其它生硬俗滥的作品可比。他的堂名“顾曲”，即用三国时周瑜的典故。周瑜精通音乐，当时流传一句成语：“曲有误，周郎顾。”以“顾曲”名堂，可见其对音乐造诣的自负。


　　 作为文学作品，周邦彦的词在宋代作家之中的地位，可从下列事实觇之：


　　 （一）在当时他的作品已有好几个版本，流传至今，有人统计，有十二版本。宋同中一人的版本从无如此之多。

　　 （二）他的词集在宋代即有两个注本：刘肃和陈元龙注本。


　　 （三）另外有三位词人把他的词几乎全部写了和词（即照周词的韵再作一首）[1]这在中国词史上也是空前的。


　　 从词学的观点来看周邦彦歌词创作的历史背景，可以说，那也是词史上空前的一个黄金时代。

田寶

北宋初期的词是《花间》与《尊前》的继续，它比《花间》的纯粹谈情和描绘妇女生活有点不同之处，是更多地继承了南唐二主和冯延已的哀怨之情。

因此，宋初的大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虽然过着富贵的生活，而其作品中却孕育着无名的凄侧之感。这种人生中固有的盛衰生灭之感，人世的荣华富贵也无法逃避或改变。

于是按照自古以来文人们的老办法：借酒消愁。有酒有歌，他们的词就是酒席上的歌。这些歌大都是小令。《珠玉词》、《六一词》都是以小令为主，可以想见它们的作者的风致。


　　 《花间集》的传统在周邦彦的时代虽然还有影响，但已出现了新的不同的作家即柳永、张先诸人。

在张先（九九○——一○七八）这位长寿的作家的集子中，已开始引进大量的慢词，但小令还是主导的作品。在柳永的集子中则慢词大大超过小令。谈情说爱，离愁别恨的话头虽然永远是诗人的题材，但《花间》、《尊前》二集以及宋初诸家也就说的差不多了。


柳永，张先便分笔写江山之胜、游宦之情，真能双管齐下。他们在传统的小令以外，又创造了许多慢词，但并不废弃《花间》旧业。


摆在周邦彦面前的，有宜于写情的《花间》小令和擅长绘景的新兴慢词。风靡海内的是柳永的新歌，连名满天下的苏轼也甚是羡慕“柳七郎风味”（《与鲜于子骏书》）。


但柳永的作品虽然音调谐和、辞意明畅，却有点美中不足之处，即就内容而论，其谈情作品不脱《花间》旧习，而乏《花间》之精致。写景抒情者又多平铺直叙，无回环曲折、波澜起伏之势。


换句话说，不能融情入景，就景抒情。情景并列如单页画幅，未能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得万象皆活。推其原故，盖因情景二者之间无“事”可以联系。


救之之道，即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

但如果三者之中缺一，即难造成境界，若不能造成此境界，则其郁勃之气，未能藉其作品以抒写，即不能得到美学上最高之满足。


周邦彦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北宋盛世，面对着旧的《花间》妙曲，新的柳、张慢词既有无限的才情，想有所发挥，又想如何达到“二难并”。


周邦彦看来所缺者唯有在情景之外，渗入故事：使无生者变为有生，有生者另有新境。这种手段，后来周济称之为“钩勒”。


他说：“清真愈钩勒愈浑厚。”他所谓“钩勒”，即述事以事为钩，勒住前情后景，则新境界自然涌现。既涌现矣，再加钩勒，则眉妩毕露，毫发可见，故曰“愈钩勒愈浑厚”。此事此境，可以凭艺术重现者以此。


周邦彦最识此理，所以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是以写景抒情的方法叙述故事。由于述事，有时不得不重现当时对话，因此，不但使境界重现，而且使气氛重现。

《少年游》（“并刀如水”）一曲是最好的说明。试想在寥寥五十一字中，不但写故事，使当时境界重现，而且写对话，使读者如见词中人，能闻词中人语，此境界并非一般写景抒情所能创造。


他集中的另外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话中“而今”二字联系起来，使前后两个故事——亦即两种境界作为比较，重新追忆第一个故事中的情调。这正体现了周词“钩勒”的高超造诣。


　　 但是《清真集》中许多作品有故事结构，如果不先清理出来，弄清来龙去脉，是不容易读懂的。前人由于不曾看懂作者原意，对于周邦彦词颇多错解。


　　 我们说，周邦彦除了善于在词中融情入景以外，又善于引用“第三因素”——故事来钩勒情景，使其所创造的境界更为真实可信。但这并不是说，当时或后人围绕这些作品所编撰的“词话”或“本事”都是真的。


宋代有些文人喜欢在笔记中替名家的作品编造“本事”，表示他们是“消息灵通人士”，“熟悉词坛掌故”。某些大家如柳（永）、周（邦彦）、苏（轼）、辛(弃疾）诸人的作品，尤其不免。


仍以周的《少年游》为例。因为它写的生活情味特别浓，故事特别真实，最后又记录了殷勤留客的情话：“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样幽美的词境，热情的关切，对于“词话”作者的引诱力实在太大了，不能不就此添些背景来陪衬，因此，各种各样的“本事”也就出来了。


　　 “本事”的编造者深知读者心理：总希望在读了一首好词之后，能够进一步了解有关此词的情节故事。于是，挑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说出来你知我知，容易为人接受。其实他只是要为自己编造的故事作广告，硬要拉名人名作来为他服务。

粗心的读者只要看“本事”有趣，不但受了他骗，还不知不觉为他做义务宣传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词话”的编造者往往先把一首名作中主人公假定为作者或别的什么人，然后为这首词布置“背景”，再把作者拉来作“人证”，作品本身作物证。你若不信，“有诗为证”。“词话”的编造者把本来真实的词，当作证据，为他所伪造的故事背景作证。


有时，因为所捏造的故事太长，一首词的内容不够敷衍，还把别的词也招来为他服务。例如，周邦彦《少年游》的故事本来只写情人晚会，与政治无关，也不必牵涉别的作品，但南宋末年的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却将之与《兰陵王》捏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有声有色、头头是道的“本事”。

田寶

昨天纪念抗战有个徐永昌将军


密苏里号上，是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接受投降
　　
　　 道君（宋徽宗赵佶）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棵（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

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2]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3]：“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李师师因歌此调，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

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京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


　　 隔一、二日[4]，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国都）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有《兰陵王》词。”

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
　　

　　 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指出：“此条所言尤失实。”他的证据是：

（一）周邦彦没有做过“开封府监税”；宋代没有“大晟府乐正”、“大晟乐府待制”这两个官职，

（三）据《宋吏•曹辅传》，徽宗微行“乘小轿子，随从数人”，则“马滑霜浓”之语即不适用于他身上。这几条证据当然是过硬的。但我们即使不查核《宋史》，即使不问周邦彦是否做过监税、乐正之官，单就这两首词的内容而论，也可看出张端义所编故事完全是靠不住的。


这里，我们不妨先比较两首词的内容。这是两件独立的艺术品，彼此各不相涉。


如果说《少年游》是一篇短得无法再短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冬夜留客之景,那么，《兰陵王》则是追忆春日分别的情景；二词各自独立,并无故事情节联系,何必为了伪造“本事”，把他们捏合在一起?


《少年游》上文已引，这里不妨把《兰陵王》录下，看是否与《少年游》的事迹发生在同一时期。词曰：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我们来看：《少年游》事在冬夜，“隔一、二日”，恼羞成怒的徽宗捏造一项罪名，把它的作者周邦彦“押出国门”。李师师这时到城外送周时，怎么已经是“梨花榆火催寒食，”[5]“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春天？

伪造“本事”的人连词中时令都没有弄清楚，可见对两词的内容并不理解，只是瞎猜，以为《兰陵王》词中送客即是李师师送周帮彦，殊不知周邦彦在《兰陵王》中所咏者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兰陵王》词的构思比较复杂，用笔也灵活，所以过去的词学家对此也不甚了解。虽然各家选周词者多遗此篇，但解释往往语焉不详，含糊了之。


其实这首词如仔细分析，也不难懂。这首词分为三片（段），即所谓“双拽头”。第一片只是泛论古今来隋堤上折柳送客之众，只是晏小山所谓“世间离恨何年罢”的感慨，并非有所特指。

周济谓“客中送客”[6]，盖泥于“谁识京倦客”一句而言之，殊不知“长条千尺”，非一人一朝所折，而折之者又岂尽是“客中送客”之人？


第二片写实景，比较曲折，需要用些想象才能钩画出当时的图景，补足其省略部分。其中，“闲寻旧踪迹”一句，读者只要问：什么是“旧踪迹”？它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寻？寻者是谁？我们假定他是作者自己，再假定“旧踪迹”即是上片所谓“长亭路”上的行馆。但他自己如果是送行者，他将和行客诉说离情别意，哪有“闲”功夫去“寻”“旧踪迹”？

这里，着一“闲”字，说明被送之客已走，故闲得无聊，非在情话缠绵、难解难分之际。那么，他寻到了“旧踪迹”，又见了些什么呢？是“酒趁哀弦，灯照离席”，乃一个未散的“离会”[7]。


这种会也即是自古以来所谓“祖道之会”。一方面是亲友们依恋不舍的诉说离恨别愁，另一方面又在“祖道”（祭道神之路，祈求水陆平安）对天地酹酒，祭品即作为别宴的酒馔。因此，这种会，也称为“离会”。


第二片接着点明时令，说明是清明前一日。而“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作者则突然改变了视点，从船中写景，又抱怨船开得太快：“回头迢递便数驿！”他是什么时候离岸上船的?被送的行客又在哪儿？他补了一句，作为二片的歇拍：“望人在天北。”谁“望人”？“在天北”者是行客还是送客？等等。


第二片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所不解的。周济说：“‘愁’代行者设想。”下文他就老实说：“以下不说辨是情是景，但见烟霭苍茫。‘望’字、‘念’字尤幻。”怎么行客又已经在“一箭风快”的船中，望“天北”送客之人呢？


如果行客已经上船，则“离会”已散，何以还有“哀弦”与灯火；若“离会”未散，则船中又是何人？等等。这些问题，周济并不曾明白。

今按：“闲寻”以下十四字是全首词结构中枢钮。一“愁”字又是十四字的枢纽。行客并未下船，故“愁”字不是代行者设想。“愁”字乃作者自言预愁或预想，乃从李商隐《曲江》“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的“迎忧”中化出。


古时送客常常陪伴客人行走一段去程，然后送者归家。清真另有一首《夜飞鹊》也说明这种情况。其下片云：“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但徘徊班草，欷虚欠酹酒，望极西天。”这一段异叙述与《兰陵王》中片收束时说“望人在天北”，笔法相似。但《夜飞鹊》是实写，《兰陵王》中片“一箭风快”一联是设想，是预“愁”。“回头……数驿”即“相去日以远”之意，也是预“愁”。


作者自己设想在送走了客之后，于回程的船中一个人孤寂地归去。但《兰陵王》比《夜飞鹊》多出了第三片。这一片上接第二片所预想的船行之速，下接“别浦萦徊，津堠岑寂”，使二三两片看来好象浑然一体。


周济因先假定“愁”字代行者设想，所以下文便无法解释。我以为，船中所见之景，并非代行者设想，仍是作者预愁别后回程中所必经的“凄恻”情景。于是，在孤寂的回程船中，又回忆从前和情人“月榭携手、露桥闻笛”的韵事，觉得往后只有在梦中相见了。

田寶

　　 由以上分析，可见这首《兰陵王》是一首独立的词章，与《少年游》毫不相干，也不可能是写了《少年游》之后不久的作品。说明：有关这两首的所谓“本事”，完全是伪造的。前人对于宋人有关宋词的笔记小说，早已有过怀疑，但未提出具体的证据，以上的分析，可证实前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此，研究周邦彦及其词，必须从作品的具体内容人手，弄清其时间、地点、人物的行动等各种关系，才不至在“烟霭苍茫”中迷失方向。
　　
　　 [1] 三家和词的作者是：陈允平、方千里、杨泽民。
　　 [2] 当场“隐括”，从床底下塞给李师师歌唱？
　　 [3] 中间略去的部分如下：“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
　　 [4] 《浩然斋雅谈》作“越一日”。
　　 [5] 古人以清明节一二日禁火，谓之“寒食”，即今四月四日。
　　 [6] 《宋四家词选》本词评语。
　　 [7] 参看清真《夜飞鹊》：“相将散离会。”


　　 原载：《文史知识》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
文史知识这一期我应该有啊，估计那时候没仔细看，后来搬家被外甥他爸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