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故事

寒烟翠

宋词故事：皇帝、词人与宋词

陈友冰

　
　　该词为赠别词，也是文人们反复咏歌过的。但此词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采用代拟的手法，悬想女方在自己离别时的感受和别后的相思。这也是前人一些著名诗词常用之法，如温庭筠的《望江南》：“梳洗罢， 独倚望江楼。 过尽千帆皆不是， 斜晖脉脉水悠悠， 肠断白苹洲”；柳永的《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皆是代女方表达对自己的思念。韩缜的这首词几乎全用代拟法，如上阕的“绣帏人念远，暗垂珠泪，泣送征轮”，“ 但望极楼高，尽日目断王孙”；下阕的“消魂。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妒轻裙。”直至最后的“遍绿野，嬉游醉眠，莫负青春”，也是替女方喊出心声：珍惜眼前，切莫辜负青春！这种从意中人的眼中、心中来表达对自己眷恋的表达方式，当然比自己直白抒情要婉曲、感人。
　　二是借春草抒别情。妙在全篇没有一个草字，但无处不是芳草，句句均寓人情。咏物而不滞于物，这是咏物之词的可贵之处。司开头三句是写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离愁的沉重。自第四句起，作才的笔锋指向女方（绣帏人）。芳草上的露珠，暗暗地掉下来，好像在哭泣着相送远去的车轮；“但望极楼高，尽日目断王孙”两句想象“绣帏人”在平川上已望不见，就到高楼上去望，一直望到晚，终于到离人的车队消失。下片是写别后的情绪，处处睹物伤怀。首三句说池塘芳草茂密深绿，使衣裙上的绿色妒忌起来；接着的“乱花飞絮里，缓步香茵”皆紧扣“芳草”来借景抒情。结尾二句“遍绿野，嬉游醉眠，莫负青春”亦是以借景抒情结束全篇。全词草中有人，亦草亦人，深得借景抒情之妙。这才是““玉汝之词，由此亦遂盛传于天下”的主要原因。
　　最后想说的是：韩缜也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一些史料对他皆有互相抵牾甚至截然相反的记载。如对他作为使者赴边与西夏划界这件事，就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说他丧权辱国，应该罢官。如元祐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谏官孙觉、苏辙、王觌联合上章弹劾韩缜，奏章中云：“论缜才鄙望轻，在先朝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遗契丹，边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数十上，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苏辙则在奏章中不但翻他丧权辱国的旧账，而且还指挥无方，以至丧师失地，耗尽国帑：“缜昔奉使定契丹地界，举祖宗山河七百余里以资敌国，坐使中华之俗陷没戎狄。虏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虽有劲兵良将，无所复施。其后擢为枢密使，职在安边，而西戎无衅，用兵深入，至使诸将败衄，前后丧师数十万众，天下疲弊，帑廪空竭。”（见苏辙《栾城集·乞罢右仆射韩缜紥子》）但据《本传》：熙宁七年，辽使萧禧来议代北地界。韩缜作为使者“持图牒致辽主”因为辽主不接见随无功而返：“不克见而还”。在韩缜知开封府时，辽使萧禧再来，朝廷命韩缜赴河东，与辽使者萧禧勘划边界：“以分水岭为界”。回朝后受到神宗的褒奖：“复命，赐袭衣、金带，为枢密都承旨，还龙图阁直学士”，并无“边人怨之切骨”这类反映。如果我们看一看对韩缜截然不同评价的时间，就可以明白其大概：与西夏使者萧禧勘划边界，并因此受褒奖升官，是在神宗熙宁和元丰年间；并弹劾是丧权辱国、损兵折将是在哲宗即位初期“元祐更化”之时。其中不排除“元祐更化”期间旧党对熙宁、元丰时期备受重用的新党的报复和排斥。
　　【附　录】

《石林诗话》　南宋·叶梦得

　　元丰初，虏人来议地界，韩丞相名缜自枢密院都承旨出分画。玉汝有爱妾刘氏，将行，剧饮通夕，且作乐府词留别。翼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军司遣兵为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测所因，久之，方知其自乐府发也。盖上以恩泽待下，虽闺门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无不乐尽其力。刘贡父，玉汝姻党，即作小诗寄之以戏云：“嫖姚不复顾家为，谁谓东山久不归。卷耳幸容携婉娈，皇华何啻有光辉”。玉汝之词，由此亦遂盛传於天下。

《古今词话》　清·沈雄

　　《乐府纪闻》曰：元丰中，韩缜出使契丹，分割地界。韩缜有爱姬能词，韩姬与别，姬作蝶恋花云“香作风光浓着露。正恁双栖，又遣分飞去。密诉东君应不许。泪波一洒奴衷素”神宗知之，遣使送行。刘贡父赠以诗：“卷耳幸容留婉恋，皇华何啻有光辉”。莫测中旨何自而出，后知姬人别曲传入内庭也。韩作《芳草词》别，云：“锁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薰。绣帏人念远，暗垂珠露，泣送征轮。长行长在眼，更重重、流水孤云。但望极楼高，尽日目断王孙。消魂。消魂。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妒轻裙。恁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香茵。朱颜空自改，向年年、芳草长新，遍绿野，嬉游醉眼，莫负青春”。此《凤箫吟》咏芳草以留别，与《兰陵王·咏柳》以叙别同意。后人竟以芳草为调名，则失《凤箫吟》原唱意矣。

寒烟翠

宋词故事：皇帝、词人与宋词

陈友冰

三、俞国宝解褐授官

　　还有一个因词作得到皇上赏识，虽然没有抱得美人归，却得到政治上更大好处：由一布衣“解褐授官”。这个故事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故事的主人分别是太学生俞国宝和太上皇高宗赵构。俞国宝的这首词曰《风入松》，全词如下：

　　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厌髻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寄、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

　　词的作者俞国宝，宋宁宗庆元初（1195）前后在世，字不详，号醒庵，江西抚州临川人。江西派著名诗人之一。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俞在孝宗淳熙间为太学生，性豪放，嗜诗酒，曾游览全国名山大川，饮酒赋诗，留下不少胜炙人口的锦词佳篇。词作旖旎多姿，极有情致，比诗有名，曾著有《醒庵遗珠集》10卷，今不存。傅璇琮等《全宋诗》存诗一首《祥符寺水阁》。唐圭璋《全宋词》存词三十首，《补遗》存九首。这首《风入松》为淳熙年间（1174—1188）为太学生游西湖时所作，题在断桥边酒店的素屏风上。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云鬓偏

　　本词描写西湖春游时的繁华景象，把大好春光和人们争相赏春的情形，惜春的情绪都体现的淋漓尽致，生动地反映出西子湖畔迷人的风光及游人络绎不绝的繁华景象。上片写春景。短短六句，勾勒出一幅西湖春光图：红杏飘香，绿杨婆娑，湖边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买花、沽酒，高歌、醉舞、秋千蹁跹，把一片大好春光和人们徜徉春光之下的和平安乐情形，描绘得淋漓尽致。下片写恋春惜春之情。其中用“画船载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点题，写人们对春光的恋惜之情，摇曳多姿，风致妍秀。最后两句“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起应篇首，结束全篇。显得余味未尽，深情邈渺。善于描绘山水美景、湖光山色，善于借景抒情，做到人、物俱美，也是俞国宝诗词的一大特点，如仅存的一首诗歌《祥符寺水阁》也是如此：“楚江空阔水阆收，葭苇萧萧两岸幽。柔橹推残千顷浪，好风吹过一帆愁。人归别浦云烟晚，舟泊寒沙岛屿秋。领略风光须我辈，谩寻诗句倚江楼”。而且也喜欢在景点题诗，这首七律亦是题在祥符寺的水阁之上。祥符寺，在常州府武进县迎春乡寨前湾（今江苏无锡市马山区），是一座千年古寺，唐初就很著名。该寺背倚马山，前面就是浩渺无际的太湖。《祥符寺水阁》描绘的就是寺前葭苇萧萧、风帆叠浪的壮美风光。以及浦云烟晚，舟泊寒沙的人生感受。也是情和景的交融和互衬。
　　这首《风入松》词还有一杰特之处，也是后来被高宗皇帝看重欣赏的原因之一，就是用多种表达方式，反复强调对西湖的醉恋：开头两句“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是直白道出对西湖的醉恋；接着的 “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则是借物拟人，用坐骑“惯识西湖路”，径直长啸来到“沽酒垆前”来叙写自己对西湖的醉恋；“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则坐实自己对西湖醉恋的具体对象。下阙在时空上跳跃，写春归后的感受。这样在结构上不至于太黏，显得不即不离，这是作词的要诀。其中“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厌髻云偏”暗示在湖边所恋之人，自然醉心。“画船载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则抒春归人去的惋惜惆怅之情。最后两句“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又是回应开篇。要惜春、留春，趁春光未去，春花盛开，再来“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再来“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
　　就是这首词得到皇帝的赏识，因而平步青云。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载：淳熙十二年（1185），此时已让位养子孝宗的太上皇高宗一日游西湖，见酒肆屏风上有这首《风入松》。词云（略）“高宗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高宗笑曰：‘此调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予释褐。所谓释褐即是脱去平民衣服，喻始任官职。
　　其实，高宗赵构将“明日再携残酒”改为“明日重扶残醉”实在算不上高明。并非像有的学者说讲解的：这样一改，“词意及境界有很大差别”。因为俞国宝是个太学生，是个靠国家供给廪食和花销的“酸儒”。透出“儒酸”气的“明日再携残酒”，恰好能表现出自己的身份，自然也更能表现出他对西湖的醉恋。至于“明日再携残酒”是雅了，也不经意透出日日笙歌醉舞的富贵态，但也就变成高宗的达官显贵，不是俞国宝这类穷学生了。

寒烟翠

宋词故事：皇帝、词人与宋词

陈友冰

　　现在的问题是：高宗赵构为何欣赏这首太学生的词？而且因为这首词，将俞国宝释褐授官？我想这有两个原因：
　　一是高宗也像俞国宝一样醉恋西湖。俞国宝的词不仅写出了西湖春天的美景，而且也道出作者留恋春光的爱春惜春之情，这也道出了高宗皇帝的新声，因而引为同调，倍加赞赏。
　　绍兴三十二年（1162），采石之战后，赵构即让位于养子孝宗赵昚，过起悠悠岁月的太上皇生活。高宗最喜爱的去处是西湖，而且排场很大。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中就专门记载了高宗游西湖的情形：此时高宗经常带着“德寿三殿”的皇宫内眷，坐着“大龙舟”“游幸湖山”。宰相以下百官陪从，再加上“大珰应奉诸司”服务人员，以及“京府弹压”等保卫人员，“各乘大舫，无虑数百”只大船在湖面上游览。此时湖面上也是游人如织：“画楫轻舫，旁舞如织”。游人多，做生意的小商贩就多，据《武林旧事·西湖游幸》中记载：“湖中土宜”（当地土特产）就有：“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 “又有珠翠冠梳、销金彩段、犀钿、髹漆、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至于歌伎舞女、杂耍的、卖艺的，摆茶水摊的就更多：“歌妓舞鬟，严妆自衒，以待招呼者，谓之‘水仙子’。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水禽、水傀儡、鬻水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高宗皇帝为了表示“与民同乐”，“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御舟四垂珠帘锦幕，悬挂七宝珠翠，龙船、梭子、闹竿、花篮等物”间穿梭其。有时还尝尝民间小吃，“如宋五嫂鱼羹，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朱静佳六言诗云：‘柳下白头钓叟，不知生长何年。前度君王游幸，卖鱼收得金钱’”。 所有这一切，皆被俞国宝高度浓缩到《风入松》中：上片写春景。短短六句，勾勒出一幅西湖春光图：红杏飘香，绿杨婆娑，湖边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买花、沽酒，高歌、醉舞、秋千蹁跹，把一片大好春光和人们徜徉春光之下的和平安乐情形，描绘得淋漓尽致。下片写恋春惜春之情。其中用“画船载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点题，写人们对春光的恋惜之情，摇曳多姿，风致妍秀。更合赵构对西湖的眷恋之情。所以受到赏识。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与隆兴和议后的政治形势有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为了实现他“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的美梦，兵分四路南侵，不料在采石矶遇到了虞允文的顽抗，几乎全军覆没。同时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称帝，使内部发生哗变，完颜亮被杀，南下之金军也无功而返。初登位的完颜雍无力对外用兵，故派出使臣首先提出和议。宋高宗于采石之战后第二年传位于孝宗赵昚。孝宗即位后，改元隆兴，起用张浚为枢密使，主持北伐，却遭到符离之战的失败。为主和派汤思退抓到了口实，于是隆兴二年（1164），宋廷与金开始议和。史称“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签定之後，直到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宋金两国近四十年都没有发生战事。暂时的和平麻痹了人们的意志，也为上流社会提供了醉生梦死、丧失收复中原的前提和契机。当时主战派人士如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对此状况皆极为不满，纷纷写诗作文予以谴责，所谓“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善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六州歌头》）当时，有首非常通俗又非常尖锐深刻的绝句在民间广泛流传：这就是刑部主事林升的《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对南宋高层只顾吃喝玩乐，却忘了江山平破碎的奇耻大辱表达挖苦和愤恨。而这首写于淳熙年间（1174-1189）《风入松》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隆兴和议带来的繁华景象。你看西湖边：“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红杏飘香，绿杨婆娑，湖边人山人海，车水马龙，买花、沽酒，高歌、醉舞、秋千蹁跹，民间生活一片安定和富庶景象。这与周密《武林旧事》中记录的西湖昔日繁华富庶景象有很多相似之处。周密就是南宋人，南宋亡国后，周密写来这本历史笔记《武林旧事》，借以表达亡国孤臣对故国山河的眷恋，因此内容上可信程度较高。近日有些学者为“隆兴和议”正名，认为这份和约也有积极的意义，也往往以周密的《武林旧事》和俞国宝的《风入松》为据。另外，据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俞国宝的这首词题在酒店素屏风上的《风入松》，因为词句优美通俗，适合口诵，在高宗赏识之前就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顾当时盛传，以其句丽可喜，又谐适便口诵，故称述者多”（卷二）。更何况，俞国宝是个年轻的太学生，比起刑部主事林升，在民间会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至少没有朝中和战之争的两派之嫌。
　　【附　录】

《武林旧事》卷三　宋·周密

　　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宰执从官，以至大珰应奉诸司，及京府弹压等，各乘大舫，无虑数百。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舞如织。至于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销金彩段、犀钿、髹漆、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如先贤堂、三贤堂、四圣观等处最盛。或有以轻桡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严妆自衒，以待招呼者，谓之“水仙子”。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水禽、水傀儡、鬻水道术、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御舟四垂珠帘锦幕，悬挂七宝珠翠，龙船、梭子、闹竿、花篮等物。宫姬韶部，俨如神仙，天香浓郁，花柳避妍。小舟时有宣唤赐予，如宋五嫂鱼羹，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朱静佳六言诗云：“柳下白头钓叟，不知生长何年。前度君王游幸，卖鱼收得金钱”。往往修旧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岂特事游观之美哉。湖上御园，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壶，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及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蕙风词话》卷二　　清·况周颐

　　淳熙间，太学生俞国宝以题断桥酒肆屏风上风入松词“一春常费买花钱”云云，为高宗所称赏即日予释褐。此则屡经记载，稍涉倚声者知之。其实赵词近沉著，俞第流美而已。以体格论，俞殊不逮赵。顾当时盛传，以其句丽可喜，又谐适便口诵，故称述者多。文字以投时为宜，词虽小道，可以窥显晦之故。古今同揆，感慨系之矣。

寒烟翠

宋人绝句鉴赏之二

陈友冰

书河上亭壁 （四首选一）　寇准

峰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升庵诗话》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明代的“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是个顽固的“诗必盛唐”派，“尝言宋人诗不必观”。有一天，杨慎抄了四首诗给他看，并问他这是何人诗。何看后不假思索地就说：“唐诗也。”其实这四首都是宋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寇准的《江南曲》。诗曰：“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这首诗气象阔大，感情缠绵而真挚，确有“唐诗”的风韵，遗憾的是何景明一味尊唐抑宋，差一点把寇准埋没了。结果招来杨慎的一顿讥讽：“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
　　这个故事意在为宋诗“正名”，批评了一些人对宋诗评价的偏颇。不过，何景明也并不是诗的门外汉，他把这几首诗看成是“唐诗”，固然有他“不观宋诗”态度偏激的一面，但也有他毕竟看出了这些诗中唐人气象和风格。如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评价寇准乃至宋初的某些诗人的诗作，就会比较中肯。
　　寇准（961~1023），字平仲，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北宋前期著名的宰相，民间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如寇准背靴，寇准罢宴等。他是个有着多方面才干的人物，不仅有着忠贞廉洁的品格和杰出政治才干，诗文写得也很好。七岁时随父登华山所写的五绝：“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就传诵人口，被目为神童；十四岁时所作的一首《寓居有怀》：“疏林频落叶，孤僻继离骚。独坐闻鸿远，闲吟见月高。梦回更自永，思苦夜何劳。寂寂西郊内，披衣听海涛”已可侪入宋初佳作行列。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确实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味的佳作。有《寇莱公集》七卷存世（《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代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书河上亭壁》写于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之时。诗前原有序，序云：“予顷从穰下移莅河阳，洎出中书，复领分陕。惟兹二镇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带之地也。每凭高极望，思以诗句状其景物，久而方成四绝句，书于河上亭壁。”
　　穰下即邓州，今河南邓县。太宗至道二年闰七月，寇准知此州。河阳即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孟津、夹滩及沁阳县一带。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分陕”即是“分陕而治”的意思，《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后来“分陕”就成了出任地方官的代名词。陕州、河阳、均濒临黄河，附近又有嵩山、茅山从东西两侧下控西都洛阳，形势险要。寇准出知两地，经常登临观览，指顾吟咏，积久而成四首七绝，分别吟咏春、夏、秋、冬四时之景，并书于黄河边一个亭子的墙壁上。这是其中的第三首，吟咏黄河秋景。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全诗四句，有三句皆是景物描写，其构图上最大的特点是画面宏大，线条壮阔，色彩斑烂。首句“峰阔樯稀波渺茫”虽着眼于远山、帆船、河水，但对这些物体并不作工笔细描，而是用“阔”、“稀”、“渺茫”状其空寂博大。这种画面对欣赏者来说，可以产生两种效果；一是由此寥廓而生“壮美”之慨；一是以此空寂而有惆怅空虚之感。
　　三、四两句“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亦是写景，仍然用写意的笔法。就景而言，这是第一句的继续，就情而言，这是第二句的补注。“萧萧”、“疏”与“樯稀”互补互应，“一半”与“独凭”又机契暗合。所有这些状貌的形容词使用的结果，使笔调空灵，境界幽阔。这些形容词看似重迭雷同，但就是在这一笔又一笔的抹盖下，悽婉之情浓重欲溢了。
　　这首绝句的第二个特点是把自然之景和人的感慨紧密结合，因此使画面带有更多的“写意”的色调。诗的第二句“独凭危槛思何长”即是对上句“峰阔樯稀波渺茫”的感慨抒情。与描写的宏大壮阔之景相比，诗人所抒发的并非慷慨豪迈之气，而是惆怅凄婉之情。不少分析文章都认为，这里采用的是反衬法：“景美而情恶”。认为这是由于寇准在澶渊之战立下殊勋后，遭到王钦若等的嫉妒打击，加上为人“与人无城府，接物无崖岸”，“喜风干，善议论，不但多次得罪了太宗，更招怨于同僚。因此，他始终有用非所宜之慨，此时虽被真宗赏识进为尚书工部侍郎，但立刻又‘分陕’于地方，这不能不使他对自己的前途产生疑虑，这就是‘思何长’的内涵”。因此诗人面对大好河山，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其实，这是由诗人后来遭王钦若等人陷害，流放海南的人生结局而产生的主观臆测。因为此时的寇准不但没有壮志难遂，相反因为立储之事备受太宗恩宠，并受登上帝位的襄王（英宗）万分感激，准备膺于重任的人生上升期。我们只要大略考察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得知：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按照兄弟二人在母亲面前的约定，由弟弟赵匡义（太宗）践祚。太祖之子德昭要等到太宗百年之后。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违背当初誓言，立自己的儿子；还是违背自己心愿，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先是深情地询问：“你怎么现在才回京？”接着便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早已成竹在胸，但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确立太子后，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准：“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准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准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太宗更加依重寇准。有人献给太宗一个通天犀，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准。此事被确立为太子的襄王自然深知而心存感激。咸平元年（998）即位后即将寇准由邓州迁为工部侍郎；不久又出知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河阳军，让他历练理政治军本领，以堪大用。三年后，景德元年（1004）即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所以，说寇准在河阳登临诗中的“思何长”，是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恐怕没有什么现实依据作为支撑。
　　那么，这个“思何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面对大好河山又是人生的上升期，为何又要“景美而情恶”呢？我以为与下面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与宋代的边患有关。北宋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北方的契丹。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唐末乘中原之乱统一各部即可汗位，创建奴隶制国家，国号契丹。太祖阿保机统治时期，确定皇权世袭，建立军队，制定法律，修建都城，制造文字，此后继续向外扩张。辽极盛时期的版图，北至今克鲁伦河、色楞格河流域，东临黄海，南至河北中部，山西北部，西近阿尔泰山，幅员万里。乾亨四年（982），辽景宗崩，圣宗继位，时年12岁，由皇太后萧绰摄政。萧绰时年30岁时，是位极为能干的女政治家。萧太后执政期间，进行了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朝百姓富裕，国势强盛。西吞并甘州回鹘，东灭亡渤海国，向南占领燕云十六州，以白沟河（今河北省境内的拒马河、大清河、海河）与北宋对峙。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进攻北汉，辽军支援北汉，辽宋两国正式开打。北宋打败辽军，消灭北汉，并乘胜进攻辽国。但先胜后败，在高梁河功亏一篑。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二次伐辽，宋军统帅潘美（杨家将故事中的潘仁美）败于飞狐口；先锋杨业（小说中的杨老令公）战死，契丹占领山西云、朔、寰、应四州。在此之后，契丹不断南侵。就在寇准出知河阳军的真宗咸平元年（998）的前一年二月，将河北梁门、遂城（今河北徐水）、泰州（今保定市）、北平（今和河北完县）居民掳往契丹内地；同月，契丹将领韩德威率兵攻破西北党项，党项归附契丹，北宋失西北屏障；到了咸平元年三月，女真派使者向契丹纳贡，五月，铁骊（在混同江北）向契丹纳贡。契丹又解除北方和东北的后顾之忧，更全力准备南侵。因此，宋与契丹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就在此时，寇准由工部侍郎出知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河阳军。河阳军所在地属河东路孟州，与同属河东路的宁化军均在与已被契丹占领的山云、朔、寰、应四州对冲之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身为河阳军最高长官的寇准此时“思何长”的内涵了。这当中，可能包括一位政治家对边患的忧虑，也可能包含一位身为黄河沿线军事要地最高长官的御敌乃至杀敌之策，更可能对国家如何长治久安的思考与谋划。事实上，在这首诗后不到六年，身为宰相的寇准就力排和议，劝真宗“御驾亲征”，结果大败契丹，射杀敌帅挞览。只是由于真宗“厌倦”急于回京，才缔结“澶渊之盟”与敌言和。澶渊之盟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在这次战争中，宋军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准平寇之功，朝野上下有目共睹。正如后来的宰相王安石在《澶州》一诗中所歌颂的：“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七绝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席之地，在北宋史乃至中国民族史上也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二是与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美学追求有关。因为此诗不仅是“景美而情恶”，而且景色的本身，疏林远树、峰阔波渺、夕阳远山，危栏独眺就有种凄迷和伤感，也就是说，诗人在构图和画面上刻意追求一种凄清之美。前面说过，寇准写诗，是有意识地模仿唐人，尤其是贾岛的“瘦骨”所呈现凄清美给他影响极大。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寇准在十九岁时做的《书山馆壁》为证，诗云：“秋作西南使，千林覆去程。四时无日影，终夜有猿声。路入溪云过，人穿鸟道行。不堪孤驿望，风雨动乡情。”这首诗所创造的意境，本来应当是很优美的，但末联却有意抹上一层淡淡的哀愁的色调。此时的寇准刚刚进士及第，少年得志，又无坎坷可言，何以有如此的凄惋之情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他在努力追求他的“凄婉美”，有意学习唐人尤其是贾岛的清清美。试举贾岛的《暮过山村》诗为例：“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就风格的总的基调看，寇准的《书河上亭壁》确有与此首贾诗相近之处。然而，寇诗的情感虽“婉”却“陵”，它是借助于疏林远树、峰阔波渺、夕阳远山，渲染出一种苍茫却很壮阔的意境，又用放眼远眺、独凭危槛来突显诗人孤独哀怨却又伟岸倨傲的形象，这与贾岛在诗中通过“怪禽啼”、“行人恐”，刻意营造一种阴森荒寂的气氛，辞寒语苦的境界，还是有所不为的。所以南宋诗论家胡仔在论诗的“悽婉”一格时，就以寇准的这首《书河上亭壁》以及《书山馆壁》为代表，（见《苕溪渔隐丛话·诗思》）正是看到了寇准的这种诗学追求，而将其作为“悽婉”风格的代表之作。
　　但诗人在第二句中发出的感慨却，而是那末，诗人此时此地所思的是什么呢?是景的“荒凉”引起诗人“茫茫然”的感慨，还是因为心情惆怅才把秋景看得如此“渺茫”呢?从诗歌创作角度看，这二者当然都是下一诗句出现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要
　　想体味出“思”的真正内容，不至于见仁见智地主观臆断，就得寇准的经历和情绪。

雷州西湖宋园内有寇公祠前寇准塑像

寒烟翠

宋人绝句鉴赏之二

陈友冰

陶者　梅尧臣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他生于农家，他只做过主簿、县令等小官，一生穷困不得志：16岁时梅尧臣参加乡试未取，以后又屡试进士不第，直到二十六岁始以门荫补太庙斋郎。后任桐城主簿，继调河南县、河阳县主簿。梅尧臣入仕之后，曾胸怀大志，抱有远大抱负，他原名“圣俞”，后改“尧臣”，意为立志要做个圣明君王的贤臣，然而他却没有遇到圣君，幸运之神仍然不来敲门。景祐元年（1034），再试进士不第，出任建德县令，改监湖州盐税。庆历四年（1044），至许昌任签书判官。梅尧臣在任地方官期间，待民诚厚，清廉自持，多有惠政。他经常深入乡间，与农人、烧瓦匠、贫妇交谈，了解民间疾苦，还亲自赶赴山林大火现场，洪水泛滥处进行实地察看。梅尧臣就这样任低层官吏一直到皇祐三年（1051）九月，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改太常博士，监永济仓。诗人此年已五十岁。但不久又丁母忧，还居宣城守孝。直到至和三年（1056），诗人五十五岁时，才以欧阳修荐，补国子直讲。嘉祐五年（1060）初，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但只在任上过了三个月即病逝。
　　有《宛陵先生集》六十卷，《外集》十卷，今均不传。通行本有明正统本《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拾遗》一卷，《附录》一卷；明万历本《宛陵先生集》；《四部丛刊》明正统本影印本，皆六十卷。今人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版较为完备；另存词一首；参与编撰《新唐书》；所注的《孙子兵法》，为孙子十家著之一，有《四部丛刊》影明刊本。
　　欧阳修认为梅尧臣的诗歌成就和他的贫困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谓“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梅尧臣出身农家，又长期担任低层吏，对民生疾苦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因而，反映这方面的作品较多，在这类诗作中，他继承《诗经》以来的美刺传统，广泛反映和干预现实生活。如《田家四时》、《伤桑》、《观理稼》、《岸贫》、《田家》、《新茧》、《陶者》等，分别从种植、蚕桑、陶者、将士等不同职业，老者、丁壮、贫女、儿童、官员、里胥、富翁等不同身份，赋税、徭役、战争、水旱灾害等不同侧面，反映民生苦难，对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各种人物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愿望。《田家语》中，诗人站在农民的立场，申诉了赋税的苛重：“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在《小村》中，哀叹一位无衣无食的老农连寒鸦都不如：“寒鸦得食日呼伴，老奥无衣犹抱孙”！在《汝坟贫女》中，诗人又让一位老父死于征丁，自己衣食无着的贫女直接在老父遗体前哭诉：“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抚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此诗题下有小序：“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此诗写于作者知襄城县时，当为作者所亲历。同样写于知襄城县的《田家语》，他再次让一位老农直接站出来，控诉横征暴敛对农村造成摧毁性的破坏：“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里夕苦煎促”。在诗序中还特别提到“主司欲以多媚上，急责郡吏，郡吏畏，不敢辩，遂以属县令。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可见是对整个赋税制度和国家机器的批判。
　　这首《陶者》所反映的是被前代诗歌和前辈诗人千百次重复过的一个主题。《诗经》中的《伐檀》就揭露了“不稼不穡、何取禾三百厘兮，不狩不猎，何瞻尔庭有悬麵兮”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杜甫更是把它高度概括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千古不朽的名句。在前人多方开拓，几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梅尧臣是怎样重申这个主题又不显得语意重复，结构亦不落俗套，而又间有新意的呢?
　　首先，他采用一种更为夸张、也更为形象的对比手法来反映贫富之间的尖锐对立。唐代诗人李绅曾表现过类似的主题。他在一首《悯农》诗中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首诗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劳动者劳而不获这种令人心酸的社会现象，当然，剥削者不劳而获的不合理也就暗含于其中了。梅尧臣的《陶者》，则不是通过暗喻，而是把这种尖锐对立，单刀直入地捧到读者眼前，且予这种贫富悬殊以更大夸张。请看“陶尽门前土”，这个“尽”字，一方面极写出这位陶者烧窑时间之长，以至把附近甚至门前可以用来烧制砖瓦的陶土都取尽了；这一“尽”字，无疑也意味着陶者力也用尽，汗也流尽!但这种成年累月艰辛的劳动所换来的却是“屋上无片瓦”。这一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深刻揭露出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劳而不获的惨痛状况。为了使揭露更为深刻，诗人把这种对立不只局限在劳动者的本身，而且把他们与剥削者的享受再作进一层的对比，他们“十指不沾泥”，竟“鳞鳞居大厦!”游手好闲，固然是剥削者的本色，但诗人专门指出其“十指不沾泥”，这是着意要与劳动者“陶尽门前土”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让读者自然得出结论，这样的人居然“鳞鳞居大厦”，实在是无天理可言了。诗人在此所流露的感情，已不只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而且还有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愤慨。总之，诗人在此所采用的主要手法是夸张和对比，“陶尽门前土”与“屋上无片瓦”是夸张和对比，“十指不沾泥”与“鳞鳞居大厦”也是夸张和对比。同样地，陶者的“陶尽门前土”与富者的“十指不沾泥”，陶者的“屋上无片瓦”与富者的“鳞鳞居大厦”也是对比。诗人通过这种陶者与富者各自状况的鲜明的对比度，从而把这个传统的主题表现得栩栩有生意。
　　其次，他那于质朴平实中，寓深厚强烈情感的诗风，也使这首诗成为无愧于古人的杰作。梅尧臣为了反对宋初诗坛上镂金错采、内容肤浅的西昆诗风，也为了矫正当时追踪韩愈的作者过分追求险怪的不良倾向，他有意倡导一种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义深远的诗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也就是欧阳修所称赞的“清丽”、“平淡”（梅圣俞墓志铭》）。这首《陶者》就是以质朴平淡、情感深厚取胜的，全诗四句，只是把两个极端矛盾的现象——“陶尽门前土”者“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者“鳞鳞居大厦”，并列在一起，不加说明，不作评论，连个人物形象也没有，更谈不上镂金错采、精雕细描了。同时句式平易、语言朴实，也没有华词丽句，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内涵却是异常丰富的，诗人将他火一样的情感含蕴在客观的叙述之中，这种情感不是单纯的怜悯和叹息，而是一种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和指斥!因此这首诗比那种单纯的悯农诗强烈得多。
　　梅尧臣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的质朴而平淡的诗风既是他诗歌理论的实践，也导源于他对前代民谣民谚的继承。
　　《淮南子·说林训》中就曾说过类似的话：“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者缺盆，匠者狭庐，为者不得用，用者不肯为”。汉末童谣也有着类似的结构和表现手法：“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梅尧臣正是从民间文学中摄取了营养，才创造出这首质朴平淡但又精妙深厚的《陶者》。

寒烟翠

宋人绝句鉴赏之二

陈友冰

淮雨　梅尧臣

雨脚射淮鸣万镞，跳点起沤乱鱼目。
湿帆远远来未收，云漏斜阳生半幅。

　　十九世纪初，法国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作家裘里·杜伯勒（1811—1889）有幅名画叫《诺曼底海滩的退潮》。画面着力用大潮来渲染大海那奔腾的气势，又用远处的白帆来衬托海面的渺远，天空则是用乌云与云间的夕照构成“富于戏剧性的感染，以绚烂的色彩与浓黑形成有力的对照”（李浴《西方美术史》）。我们惊奇地发现，西方巴比松画派的这种构图和设色与在此之前八百多年的东方诗人笔下的《淮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淮雨》也是用急雨搅起奔腾的气势，用湿帆来点缀意境的旷远，用乌云和斜阳交织成绚烂而浓郁的色彩来表现淮上骤雨来临时的那种壮美和清丽，只不过它又加上了绘画画面上所无法表现的音响，显得更为突兀生动，更加绚烂多姿了。
　　这首诗写雨景，妙在它句句有雨，但每句的表现手法以及构成的画面都不同。首句写空中之雨，从视觉和听觉这两个角度来写：成千上万支利箭从空中射下，天地之间发出嗖嗖的音响，这是一种何等壮观的场面，又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气势啊。苏轼把金山的风急浪高形容成“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与此正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句是写水上之雨，它和首句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有着时间上的连续性，但画面和表现手法又不同了，他着重是展开想象的翅膀来渲染雨落时那种喧闹而又活跃的气氛。“跳点起沤”，不但描绘出了急雨溅落在水面上的形状一一象一颗颗珍珠蹦起，也象一个个水泡相嵌在水面上，而且也渲染出暴雨的力量和速度一一射向水面后，溅起了一阵阵水花，留下了一只只水眼。“乱鱼目”则是一种活泼的想象，在急雨进发，万镞交射中，天和地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习性爱水，以水为生的鱼类这时大概也眼花缭乱了吧，更何况淮边的行人呢?这句诗尽管没有写出风声雨声，但通过这种渲染和想象，把暴雨溅落时那种喧闹的气氛、狂猛的声势描绘得相当生动形象。第三句仍然是写雨，但已不是雨落的过程，也不是眼前见闻的雨之形和雨之声，画面拓宽到整个淮上：“湿帆远远来未收”。狂风暴雨来临时是要收帆的，但诗人却说“湿帆未收”，用意何在?一是用此来暗示雨落之急，船上来不及收帆，雨已翻盆，结果帆被淋湿，二是与下旬关合，写雨去之速，在雨脚急射之际，天空已露出斜阳一抹，所以无须收帆。这首绝句是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夏，诗人由汴京返宣城，路经淮河时所作。来得疾、去得速，正是夏雨的特征，苏轼有一首《望湖楼醉书》：“乌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倒入船。卷地忽被风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也是写夏雨这一特征的。
　　如果说《淮雨》是幅浓淡相宜的泼墨山水画，那末一、二两句是这幅山水画的细部，三、四两句则是它的背景和底色。欧阳修称赞梅尧臣的诗是“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六一诗话》），这三、四两句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首诗每句都在写雨，但手法则各不相同。一、二两句是明写雨落，三、四两句则是通过“湿帆”、“云漏斜阳”来暗写雨落和雨收，构思的确很精妙：“湿帆”一句是写雨中的水面，诗人把帆影安排在远远之处，使咫幅之间顿显万里之遥，也增添了一种闲淡深远的诗意；“云漏斜阳”是写雨中的天空，乌云之中，间或露出一抹余晖，色彩上已给人一种深沉凝重之感，而这一抹余晖又照在水面上，把浮动在昏茫莫辨水面上的半幅白帆的轮廓凸现了出来，这就是诗人说的“生半幅”。这个“生”字，把淮上光线与色彩的转换，把归帆远远而来的苍茫感，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宋代著名画家韩纯全在谈山水画细部与背景关系时曾说：“近处宜片浪如滚，层流若奔，毫发毕现，远处宜烟霞锁隐，似断若续，天空地阔”（《山水纯全集·论水》）。梅尧臣的《淮雨》正是很好地处理了这两者间的关系，细部清晰细密，背景阔大深远，一个“雨”字又贯穿其中，把天空、淮水、归帆、水族融为一个整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淮雨》不仅是首出色的风景诗，也是一幅出色的山水画。

淮南八公山下淮河

寒烟翠

宋词故事：朱熹负气审严蕊

陈友冰

　　明人凌濛初著名的拟话本《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中有个朱晦翁与妓女严蕊的故事，题目叫做《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说的是浙江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姓严名蕊，表字幼芳，乃是个绝色的女子。一应琴棋书画、歌舞管弦之类，无所不通。善能作诗词，多自家新造句子，词人推服。又博晓古今故事，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见了的，没一个不失魂荡魄在他身上。四方闻其大名，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远千里，直到台州来求一识面。正是：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
　　
　　此时台州太守乃是唐与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风流文彩。宋时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应，只站着歌唱送酒，不许私侍寝席。却是与他谑浪狎昵，也算不得许多清处。仲友见严蕊如此十全可喜，尽有眷顾之意，只为官箴拘束，不敢胡为。但是良辰佳节，或宾客席上，必定召他来侑酒。一日，红白桃花盛开，仲友置酒赏玩，严蕊少不得来供应。饮酒中间，仲友晓得他善于诗咏，就将红白桃花为题，命赋小词。严蕊应声成一阕，词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词寄《如梦令》”。

　　仲友看毕大喜，赏了她两匹缣帛。又一日，时逢七夕，府中开宴。仲友有一个朋友谢元卿，极是豪爽之士，是日也在席上。他一向闻得严幼芳之名，今得相见，不胜欣幸。便对唐太守道：“久闻此子长于词赋，可当面一试否？”仲友道：“既有佳客，宜赋新词。此子颇能，正可请教”。元卿道：“就把七夕为题，以小生之姓为韵，求赋一词。小生当饮满三大瓯”。严蕊领令，即口吟一词道：“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初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到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词寄《鹊桥仙》”。词已吟成，原卿三瓯酒刚吃得两瓯，不觉跃然而起道：“词既新奇，调又适景，且才思敏捷，真天上人也。我辈何幸，得亲沾芳泽”。亟取大觥相酧。
　　且说婺州永康县有个有名的秀才，姓陈名亮，字同父。赋性慷慨，任侠使气，一时称为豪杰。凡缙绅士大夫有气节的，无不与之交好。所以唐仲友也与他相好。因到台州来看仲友，仲友资给馆谷，留住了他。闲暇之时，往来讲论。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恼的是道学先生。同父意见亦同，只一件，同父虽怪道学，却与朱晦庵相好，晦庵也曾荐过同父来。同父道他是实学有用的，不比世儒迂阔。惟有唐仲友平日恃才，极轻薄的是朱晦庵，道他字也不识的。为此，两个议论有些左处。　　
　　此时朱晦庵提举浙东常平仓，正在婺州。同父进去，相见已毕，问说是台州来，晦庵道：“小唐在台州如何？”同父道：“他只晓得有个严蕊，有甚别勾当！”晦庵道：“曾道及下官否？”同父道：“小唐说公尚不识字，如何做得监司？”晦庵闻之，默然了半日。盖是晦庵早年登朝，茫茫仕宦之中，著书立言，流布天下，自己还有些不慊意处。见唐仲友少年高才，心时常疑他要来轻薄的。闻得他说己不识字，岂不愧怒。怫然道：“他是我属吏，敢如此无礼！”然背后之言未卜真伪，遂行一张牌下去，说“台州刑政有枉，重要巡历”，星夜到台州来。
　
　　晦庵是有心寻不是的，来得急促。唐仲友出于不意，一时迎接不及，来得迟了些。晦庵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轻薄，不把我放在心上。这点恼怒再消不得了。当日下马，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与郡丞，说：“知府不职，听参”，连严蕊也拿来收了监，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晦庵道是仲友风流，必然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罪名了。谁知严蕊苗条般的身躯，却是铁石般的性子。随你朝打暮骂，千棰百拷，只说“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曾无一毫他事”受尽了苦楚，监禁了月余，到底只是这样话。晦庵也没奈他何，只得糊涂做了“不合蛊惑上官”，狠毒将他痛杖了一顿，发去绍兴，另加勘问。一面先具本参奏，大略道：唐某不伏讲学，罔知圣贤道理，却诋臣为不识字。居官不存政体，亵昵娼流。鞠得奸情，再行复奏，取进止。等因。
　　
　　唐仲友有个同乡友人王淮，正在中书省当国。也具一私揭，辨晦庵所奏，要他达知圣听。大略道：朱某不遵法制，一方再按，突然而来。因失迎候，酷逼娼流，妄污职官。公道难泯，力不能使贱妇诬服。尚辱渎奏，明见欺妄。等因。
　　孝宗皇帝看见晦庵所奏，正拿出来与宰相王淮平章，王淮也出仲友私揭与孝宗看。孝宗见了，问道：“二人是非，卿意何如？”王淮奏道：“据臣看着，此乃秀才争闲气耳。一个道讥了他不识字，一个道不迎候得他。此是真情。其余言语多是增添，可有一些的正事么。多不要听他就是。”孝宗道：“卿说得是。却是上下司不和，地方不便，可两下平调了他便了”。王淮奏谢道：“陛下圣见极当，臣当吩咐所部奉行”。
　　这番京中亏得王丞相帮衬，孝宗有主意，唐仲友官爵安然无事。只可怜这边严蕊吃过了许多苦楚，还不算帐，出本之后，另要绍兴去听问。绍兴太守也是一个讲学的。严蕊解到时，见他模样标致，太守便道：“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就用严刑拷他，讨拶来拶指。严蕊十指纤细，掌背嫩白。太守道：“若是亲操井臼的手，决不是这样。所以可恶”，又要将夹棍夹他。当案孔目禀道：“严蕊双足甚小，恐经挫折不起”。太守道：“你道他足小么。此皆人力矫揉，非天性自然也”。着实被他腾倒了一番，要他招与唐仲友通奸的事。严蕊照前不招。只得且把来监了，以待再问。
　　严蕊到了监中，狱官着实可怜他，分付狱中牢卒，不许难为，好言问道：“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认，你何不早招认了。这恶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极重不过是杖罪，况且已经杖断过了，罪无重科。何苦舍着身子，熬这等苦楚？”严蕊道：“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狱官见他词色凛然，十分起敬，尽把其言禀知太守。太守道“既如此，只依上边原断施行罢。可恶这妮子崛强，虽然上边发落已过，这里原要决断！”又把严蕊带出监来，再加痛杖，这也是奉承晦庵的意思。叠成文书，正要回复提举司，看他口气，别行定夺，却得晦庵改调消息，方才放了严蕊出监。严蕊恁地霉气，官人每自争闲气，做他不着，两处监里无端的监了两个月，强坐得他一个不应罪名，到受了两番科断。其余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正是：规圆方竹杖，漆却断纹琴。好物不动念，方成道学心。
　　严蕊吃了无限的磨折，放得出来，气息奄奄，几番欲死。将息杖疮，几时见不得客，却是门前车马，比前更盛。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义气。那些少年尚气的朋友，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不曾认得的要来识他面，所以挨挤不开。一班风月场中人自然与道学不对，但是来看严蕊的，没一个不骂朱晦庵两句。
　　晦庵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落得动了好些唇舌，外边人言喧沸，严蕊声价腾涌，直传到孝宗耳朵内。孝宗道：“早是前日两平处了。若听了一偏之词，贬谪了唐与正，却不屈了这有义气的女子没申诉处”。于是便将晦庵改调而去
　　接任提举浙东常平仓是岳商卿，名霖。到任之时，妓女拜贺。商卿问：“那个是严蕊？”严蕊上前答应。商卿抬眼一看，见她举止异人，在一班妓女之中，却像鸡群内野鹤独立。却是容颜憔悴。商卿晓得前事，他受过折挫，甚觉可怜，因对她道：“闻你长于词翰，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词诉我，我自有主意”。严蕊领命，略不构思，应声口占《卜算子》道：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商卿听罢，大加称赏道：“你从良之意决矣。此是好事，我为你做主”。立刻取伎籍来，与他除了名字，判与从良。

寒烟翠

宋词故事：朱熹负气审严蕊

陈友冰

　　后人评论这个严蕊，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有七言古风一篇，单说他的好处：天台有女真奇绝，挥毫能赋谢庭雪。搽粉虞候太守筵，酒酣未必呼烛灭。忽尔监司飞檄至，桁杨横掠头抢地。章台不犯士师条，肺石会疏刺史事。贱质何妨轻一死，岂承浪语污君子。罪不重科两得笞，狱吏之威止是耳。君侯能讲毋自欺，乃遣女子诬人为。虽在缧绁非其罪，尼父之语胡忘之。君不见贯高当时白赵王，身无完肤犹自强。今日蛾眉亦能尔，千载同闻侠骨香。含颦带笑出狴犴，寄声合眼闭眉汉：山花满头归去来，天潢自有梁鸿案。
　　朱晦翁为着成心上边硬断一事，屈了一个下贱妇人，反致得她名闻天子，四海称扬，得了个好结果。有诗为证：白面秀才落得争，红颜女子落得苦。宽仁圣主两分张，反使娼流名万古。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最早见于宋人洪迈的《夷坚志》庚卷第十，后有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明代江南詹詹外史《情史》卷四“情侠类”，清人沈雄《古今词话》“词辨上卷”，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四，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十四“纪事五”，江顺诒《词学集成》卷八。直到今天，还有人将这个写成小说《风尘误》，敷衍成一个香艳故事。安徽的黄梅剧团走得更远，创作出黄梅戏《朱熹与英娘》，并获得第九届“飞天奖”、第七届“金鹰奖”和“攀枝花奖”。

小说《风尘误：朱熹与严蕊》

新编黄梅戏《朱熹与丽娘》

　　这个故事很生动，很吸引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首《卜算子》词写得确实很感人。它将一位下层妓女的沦落风尘的无奈，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尤其是沦为阶下囚的身份所造成的婉曲、哀怨的表达方式，都显得曲折尽情。词句同通俗浅白，但直白之中又有婉曲。
　　上阕抒写自己沦落风尘、俯仰随人的无奈。首句“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即作开门见山的表白，其中有自辩，有自伤，也有不平的怨愤。因为歌倡本属下贱行当，作者又因事关风化而入狱，自然更被视为生性淫荡的风尘女子，因而词一开篇，就特意声明自己并不是生性喜好风尘生活，之所以沦落风尘，是为宿命所致。一个“似”字反映出作者对“前缘”似信非信，既不得不承认，又有所怀疑的迷惘心理，既自怨自艾，又自伤自怜的复杂感情。“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两句借自然现象喻自身命运。东君，即春神，自然是花落花开的主宰。作者比喻象自己这类歌妓，俯仰随人，不能自主，自然十分贴切，其中亦透露出深沉的自伤自叹，也隐含着对主管刑狱的长官岳霖的期望——希望他能成为护花的东君。但话说得很委婉含蓄，祈求之意只于“赖”字中隐隐传出。
　　下阕承上不能自主命运之意，转写自己在去住问题上的不得自由。去，指由营妓队伍中放出；住，指仍留乐营为妓。离开风尘苦海，自然是她所渴想的，但却迂回其词，用“终须去”这种委婉的语气来表达。其中亦明确表达出这位歌妓的人生志向和对自由幸福的理解：以严蕊的色艺，解除监禁之后，假如重新为妓，肯定会有许多仰慕者重新聚拢在她的周围，她又可以过着“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奢华放荡生活。但她实在不愿再过这种生活了，所以用“终须去”来明确表达脱离此风尘苦海的愿望。下句“住也如何住”从反面补足此意，说仍旧留下来作营妓简直不能想象如何生活下去。两句一去一住，一正一反，一曲一直，将自己不恋风尘、愿离苦海的愿望表达得既婉转又明确。但此时严蕊的身份不仅是营妓，而且是阶下囚。面对长官的审问，她无权直接申述，为了达到目的，更不能直接表白，因而采取含蓄比兴方式，以期引起对方的同情：“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山花插满头”，是到山野农村过自由自在生活的一种借代性表述；“奴归处”是对“山花插满头”的进一步坐实和肯定。“若得”，是假设更是祈求；“莫问”不是“不要问”而是“无需问”，肯定是这样！两句回应篇首“不是爱风尘”清楚地，表明了对俭朴而自由生活的向往。其中有陈情，但显得不卑不亢；其中有祈求，但没有低三下四，这是一位身处卑贱但尊重自己人格的风尘女子的一番婉而有骨的自白。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首词写得虽然婉曲哀怨、曲折尽情，受到诸多词论家的称赞，也被众多的词集所收录。乃至被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变成朱熹与唐仲友两位官僚间争闲气而招致严蕊受屈含冤。连鲁迅也在杂文里挖苦朱熹，说他这个大儒是讲“恕”道的，然而却不能不让无告的官妓吃板子。（《且介亭杂文·论俗人应该避雅人》）。但从这首词所涉及的背景来看，却是对正义的颠倒和真相的混淆，他将一位宋代大儒不屈不挠，六次上章弹劾反贪腐故事，偷换为文人之间互相瞧不起的“争闲气”，变成这位迂老夫子的执拗和不近人情带累无辜。将本来应该讴歌的关心民瘼、独抗横流而且愈挫愈勇的一位斗士，改成了歌颂一位下层女子宁愿受刑也不愿诬告的坚贞操守。而且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混淆视听和具有迷惑性，就在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
　　故事中的“大儒”朱晦庵，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朱熹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除先秦诸子之外，他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仅次于孔孟的圣哲，因而被后人尊称为“朱子”。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世居安徽歙县皇墩，后徙婺源（今属江西）。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即询问其父“天上有何物？”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上题字自勉：“不若是，非人也。”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参加乡贡中举，时年十八岁。录取他的主考官蔡兹曾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第二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三年任同安主簿，任满后即以亲老请祠，从李侗潜心理学研究并四处讲学，宣扬他的“太极”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程（指程颢、程颐）朱学派的创始人。孝宗即位，应诏上书反对言和，隆兴初受召入对，重申前议，忤时相与近习，除武学博士，辞朝命。朱熹为人刚正倔强，其后十五年间，朝廷屡次征召皆不应，潜心学术。淳熙五年（1178），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出任南康（今江西星子县）知军。八年三月至八月，朱熹任江南西路茶盐常平提举，来到抚州常平司官邸。在任期间，他募集钱粮赈济灾民，百姓得以安生。拟调直秘阁，他以捐赈者未得奖赏不就职。次年，因弹劾台州守臣唐仲友违法扰民，被唐之姻亲、宰相王淮扣压并改荐朱熹为浙东常平提举，朱熹坚辞新命，挂冠东归。光宗绍熙元年（1190），出知漳州。三年，除知潭州，领湖南安抚使，次年五月莅任。宁宗即位，召为焕章阁待制。时韩侂胄用事，被劾落职，旋指为伪学逆党，几遭杀身。庆元六年卒，年七十一。嘉定二年（1207）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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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烟翠

宋词故事：朱熹负气审严蕊

陈友冰

　　唐仲友也确有其人其事。唐仲友（1136—1188），字与正，号悦斋，浙江婺州（金华）人。唐氏一门是婺州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唐仲友父辈有兄弟四人：唐尧咨、唐尧封、唐尧举、唐尧卿。其中唐尧封生了三个儿子：唐仲友、唐仲温、唐仲义，皆是进士。
　　唐仲友，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又中博学宏辞科；唐仲温，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唐仲义，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一门兄弟三人皆中进士，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整个科举时代，也是很罕见的。兄弟三人中，唐仲温官饶州（景德镇）府学教授；唐仲义官江西乐平县主簿，唯有唐仲友官阶最高，曾判建康府，后为台州太守。金华地方志称他识治体、有干才：“登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仲友邃于经学，通性命之理，下至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刑政、阴阳度数、郊社学校、井地封野，探索考订，体赅本末，可见诸用”（《金华耆旧补》卷十九）。佚名的《林下偶谈》卷三《晦翁按唐与正》：“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在学术上，以“鼓倡经制之学而同金华学、永嘉学、永康学喧腾并起于浙东”，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一定历史地位。清代学者全祖望将唐仲友所为经制之学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相提并论，称：“乾、淳之际，婺学最盛。”黄宗羲甚至认为唐仲友的学问，已超过当时著名的事功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仲友之书虽不尽传，就其所传者窥之，当在艮斋、止斋之下（分别为当时事功学派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的号），较之水心（叶适号），则稍醇，其浅深盖如此”（《宋儒学案》）。
　　严蕊也是确有其人、其事。关于这个台州营妓被捕受杖之事，唯一的第一手史料，就是《朱文正公（朱熹谥号文正）全集》中收录的朱熹弹劾唐与正（字仲友）的六个折子中提到的她的事，以及奏折中摘引的她在台州和绍兴两地司理院受审时的口供。她确实是唐最宠爱的官妓，两人的关系确实逾越了制度的规定。宋代制度规定：官妓可以佐酒、伴唱，却不可以近身（即发生两性关系）。但严蕊经常出入唐的内宅，还和别的官妓一起侍侯唐与正洗澡，并供认不止一次和唐发生性关系（供状上作“逾滥”）。唐还打算收她作妾，所以用太守的职权准许她脱籍。叫她到外地去住。但也正是唐仲友害了她：因为唐此时正要升任江西提刑使，怕严蕊真的脱了乐籍不跟他去江西，所以并不给她在妓乐司衙门正式办脱籍手续，因此身份还是“官妓”，所以朱熹参唐的不法之事之一就是“滥用职权，私放官妓”。而严蕊以台州官奴的身份到黄岩去居住，就是“逃亡”。如按“逃亡律”治罪就要判徒刑。就算事出有因，最轻也要按“浮浪律”判“杖八十”。所以严蕊从黄岩捉回台州，不必审问，至少就是杖罪。这完全是唐唐仲友害的。朱熹在台州调查唐案时，唐与正虽已停职，势力还很大，一直刮翻案风。司理院衙门要对严蕊杖责，是欲借此打击唐党的气焰。唐仲友听说严蕊要受杖，竟派手下的打手到司理院去抢人。没抢到严蕊，却更使严蕊非捱打不可了。这就是严蕊第一次受杖。当时唐案涉及人犯很多，朱熹要进一步查唐的问题，认为在台州受唐党的干扰，所以把一干人犯都送到绍兴司理院再审。并不只是严蕊解去绍兴，单是妓女就有沈芳、王静、张婵等好几个。在绍兴严蕊又供了恃宠干涉公事，替人说情收人财物等事。但在绍兴再审出的事加在一起也没有告到唐与正，倒是严蕊这样的涉案人员，到结案时少不得还要因为犯了“不应律”等罪名，又受一次杖刑。而且至少是“杖四十”。这就是严蕊在二月之间一连受到两次杖刑。
　　朱熹与唐仲友都是南宋初年著名学者，宋孝宗淳熙年间，二人同时在浙东为官。朱熹为何要冲破层层阻力，不惜得罪举荐他的宰相，连续六次上书，甚至宁可辞职回乡也要扳倒唐仲友？此案当时在官场震动很大，学术界也闹得纷纷扬扬。从一些文人笔记来看，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传闻：
　　一是说唐仲友与吕祖谦因学术上不合而结下怨仇，袒护吕祖谦的朱熹借机奏劾唐仲友。也是浙江丽水人的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四录》中说：东莱（吕祖谦世称东莱先生，亦是金华人）与与唐仲友同去应试博学宏词科，考前曾向唐请教：路鼓（古时祭享宗庙所用的四面鼓）是是放在宗庙寝门的里面还是外面？“唐曰：在门里”。结果唐仲友考中，吕祖谦落选应试后回来查资料，才知为唐仲友所骗。于是吕祖谦对唐仲友说：“只缘一个路鼓，被君掇在门里。”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也有类似记载，但不是因应试博学宏词科，而是在金华书会中就不和：“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吕祖谦字）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吕祖谦和朱熹确为好友，两人都提倡“格物致知”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之间的争执，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双方争议了三天，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盛会。
　　二是说唐仲友“恃才轻晦庵”。朱熹有个好友叫陈亮，婺州永康人，也是位著名的词人和爱国志士，此人也是唐仲友的朋友，但唐嘲笑陈亮学问粗疏，加以唐、陈二人争夺色妓，情场败北的陈亮遂向朱熹进谗言。此事在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曾大加渲染，作为朱、陈矛盾的主因。但最早见于文史笔记的则是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始末》：唐仲友“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亮却为朱熹所誉扬，认为其学问与唐仲友不相上下。有次陈亮到台州游玩，看上了一位营妓，想让太守唐仲友为其脱籍。唐仲友又玩起对待吕祖谦那一套，表面上答应，暗中却使坏：再一次宴会上，他对正在佐酒的这位营妓说：“你真的愿意嫁给陈官人吗？”。营妓说愿意并对唐太守让其脱离营籍表示感谢。谁知唐又接上一句：陈亮身无分文，流浪四方，“汝须能忍受冻乃可。”这位营妓一听这话，脸上马上变了色。陈亮再次“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熹听说他从台州来，便向他打听唐仲友：“近日小唐云何？”陈亮便对朱熹说：陈亮说你不识字，怎么能做茶盐常平提举？于是，朱熹恨唐仲友。等到他奉旨巡按江南西路来到台州时，正好唐仲友又迎候迟了，于是朱熹更对陈亮说的信以为真。于是立即收缴唐的官印，并上章弹劾唐仲友。
　　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丝毫根据。朱熹和唐仲友的学术思想存在巨大分歧。从地方志对他的评价“体赅本末，可见诸用”来看，他受浙东事功风气的熏染，同金华学、永嘉学、永康学一样重视物质，强调实用。而朱熹则讲究“穷天理、窒人欲”，强调心性的明达。“格物”的目的也是为了“致知”。因此唐轻视程朱学派，以为是“空谈性命”。朱熹自然对为学驳杂而又重实用、讲实利的唐仲友很反感。例如唐在台州太守任上，他修路建桥，大兴文教，虽未必做到了“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却也确实取得了些政绩。但其为政举措颇有违于朱熹所认同的儒学基本原则，如其集资建中津桥本不失为一善举，但该桥既成，他设卡收税，专门拦截过往船只，三日一放，故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
　　尽管上述种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朱熹严参唐仲友，也确有如唐在辩解中所说的“疾恶太严，所谓偏隘也”之处，但朱熹与唐仲友的根本分歧，以至朱熹愈挫愈坚，决心冲破一切障碍，连续六章弹劾唐仲友，乃是因为朱熹为人嫉恶如仇，关心民瘼，尤其见不得唐仲友这类伪君子在浙东大旱，百姓辗转于沟壑之际不顾荒年民困的事实，为完成朝廷和户部下达的限时上交税收任务而委派酷吏四出坐镇各县刻急催督，更添新税残民，致使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朱熹在赴浙西提举任上目睹台州灾民扶老携幼逃荒的惨景，遂在未入台州界便先写出了劾唐仲友的第一状，其中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更加上好声色，又贪污受贿。上述的地方志在称颂他在台州政绩的同时，也认为他好声色，纵容儿子贪污受贿：“逾度于官妓，其子又颇通贿赂”（《金华耆旧补》卷十九）这样才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书及与营妓有染这样一些于节行有亏之事大做文章。其事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朱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入仕之后，长期奉祠乡居，生活清贫，因此比较关注民间疾苦。清禇人获《坚瓠集》三集《葱汤麦饭》条载：有次朱熹去看其女婿蔡沈。女婿家很清苦，只能用葱汤泡麦饭招待他。女儿心中很不过意，朱熹却很坦然，并写诗一首安慰女儿：“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也正因为如此，朱熹特别痛恨贪官污吏，特别不满官府的横征暴敛。在《题米仓壁》中，他甚至借用老庄的话进行抨击：“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正因为如此，不仅他自己作地方官时，敢于抑制豪强，打击贪官污吏，而且也以此勉励朋友。在《送彦集之官浏阳》中说：“君行岂不劳？民瘼亦已深。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君行宽彼甿，足以慰我心。”这是一位正直的士大夫对民瘼、对腐败的一以贯之的常态！

寒烟翠

宋词故事：朱熹负气审严蕊

陈友冰

　　孝宗淳熙八年（1181）九月浙东发生大水旱灾，致使当地民众“卖田拆屋，所伐桑柘，鬻妻子，贷耕牛，无所不至”。新任右相王准看中在江西提举任上修举荒政有功的朱熹，将他改任浙东茶盐公事，以巡按身份主持浙东救灾救荒。本来，按照南宋朝廷走过场的赈灾惯例，朱熹完全可以高高坐在提举司发号施令，把救济钱粮分拨到各州便算完事，可是朱熹却在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一月到各州各县去实地巡历，视察赈灾详情细节。他发现，自己的赈荒措置几乎一条也没有得到顺利实行。由于贪官污吏的作祟和恶霸豪右的抗挠，尽管钱料不断拨下，乡间依旧到处道殣相望，有的一村断烟，有的全家无粮。七月十六日，他从绍兴府白塔院出发，开始了第二次巡历。然而，当他巡历到台州时，接到举报：台州知府唐仲友为人为官不正，有贪污受贿之嫌。朱熹随即进行了调查，收集到了唐仲友违法收税、贪污官钱、贪赃枉法、培养爪牙、纵容亲属、败坏政事、仗势经商、伪造钱币等８条证据，并将与案件有关的蒋辉、严蕊等人抓获归案。７月１９日，朱熹向朝廷递交了弹劾唐仲友的奏折，２３日，又寄出第二份，２７日，他又递交了证据更加翔实的第三份奏折，从残民、贪污、结党、淫恶等４个方面列出了２４条罪状，对唐仲友的违法行为进行全面的揭露。唐仲友知道朱熹在查他后，指使爪牙闯进司理院殴打朱熹的手下，朱熹很气愤，当即又写了第四份奏折。可过了一个多月，朝廷依然没有反应，朱熹估计是王淮暗中作梗，于是毫不畏惧地写信告诉王淮，直言如果不把４份奏折呈给皇帝，他就要进京告御状。宰相王淮是金华同乡，唐仲友的弟妇王氏是王淮之妹，王淮确实是唐仲友在朝中的最大保护伞。王淮见无法再掩盖下去，于是又采取偷梁换柱之法，依旧压下了笔笔条陈唐仲友累累罪行，言之凿凿的第二、三、四状，只把寥寥二三百字的第一状同唐仲友的自辩状一起，送给皇帝赵昚看，故意造成“唐苏学、朱程学”、“秀才争闲气”的假象。朱熹见四封奏折皆如石沉大海，他不但没有罢休，反而愈挫愈勇、横流独抗，八月十日又上了劾唐仲友第五状，指出唐仲友的气焰嚣张是“有人阴为主张，济语消息”，揭露了从宰相、侍从、台谏直到台州的“台省要官子弟亲戚”的上下串通勾结，径直提出要么将唐仲友“早赐罢黜，付之典狱，根勘行遣，以谢台州之民”；要么“议臣之罪，重置典宪，以谢仲友之党，臣不胜幸甚。”表示了他破釜沉舟的奏劾决心。朱熹这一攻击，牵动了整个官僚集团利益，于是吏部尚书郑丙、右正言蒋继周、给事中王信等朝臣则纷纷上章保举荐唐仲友，称其为有清望的儒臣。唐仲友也飞章上奏，将这场正义邪恶的较量说成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朱、唐交章飞奏与现实政治搅和到一起，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加以各种传闻纷起，致使此事愈益扑朔迷离了。此时执掌朝政的王淮又玩起新的手法：一方面在八月十七日罢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任，化解舆论压力，也给朱熹一个交代；八月十八日，又将朱熹调到江西，改任江西提刑，彻底斩断了他与台州案子的关系，同时也给世人造成一种朱熹弹劾唐仲友是为了夺取江西提刑职位的假象。朱熹当然明白王淮的用心，虽即上了一道辞免进职状，而且抢在改除江西提刑朝命正式下达之前，又上了劾唐仲友第六状，集中揭露唐仲友的贪污偷盗和伪造官会两大罪行。然而，在整个官僚体系的铁壁保护下，朱熹只能是空费气力，无奈之下，只能用弃官归隐表示最后的抗议。自淳熙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三个月里，朱熹六上奏章严词弹劾唐仲友，这些奏章俱收录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十九之中。对唐仲友在灾荒中依旧催逼税租和贪盗残民、植党淫严等不公不法之事皆有证据和他人供词，并非是“争闲气”，私人之间攻讦。据此由此可见古代贪官的难究和腐败势力的强劲，以及惩贪反腐的无奈。这也给今日的“反腐”提供某种借鉴败在当今亦是“持久战”，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它不仅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更要求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不畏艰难，顶住压力，把每一个贪官绳之以法。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那么，这个本来是真理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的“反腐”主题怎么变成文人之间“大儒争闲气”的口舌之争的呢？那个本来应该讴歌的关心民瘼、独抗横流而且愈挫愈勇的朱熹，怎么变成不近情理去拷打一位弱女子的迂夫子，这位唐仲友的从犯又怎么成为一位下层女子富有才华又操守坚贞的值得同情和讴歌的对象了呢。这与洪迈的《夷坚志》有关。这是南宋时记载这件事最早的笔记小说，也是后来所有文史笔记和戏剧小说的滥觞。现全录如下：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洪迈的记载不但改变了主题，而且容易引起误解，比如说“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都没有主语，让人误以为只是朱熹的判词。其实宋朝法制，审理和处决犯人是各地司理院的事，台州当时是一个姓吴的通判（积极倒唐的）主管此事。以朱熹的地位和身份，根本不可能坐堂审问一个妓女，更不可能亲自监临光背裸臀的女犯捱荆条。又比如把“复押至会稽，再论决”和上文连读，很像是因为第一次打得轻了，才发到绍兴再打一遍。其实“罪不重科”是各朝法律的通则，严蕊到绍兴又受杖，是因为她还犯了别的罪。只是一个柔弱的年轻女子在不到两个月就两次受同样的肉体刑罚，的确称得上“酷刑”，因此更让人同情。到了《二刻拍案惊奇》中，将审问严蕊的绍兴太守编造为朱熹的门生，让严蕊受拶指和夹棍严刑拷问，但严蕊拒不诬告唐仲友，可见其品格。当时拷问拶指和夹棍是到明朝才流行的，在宋代用此酷刑，无中生有的。到南宋晚期周密写《齐东野语》时，他记录的从“天台故家”听来的故事，就和《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差不多了——严蕊成了保全唐与正名声的“侠女”。
　　现在的问题是，洪迈为何要本来是歌颂朱熹刚肠嫉恶的反腐的主题，编造成一个迫害一个下层营妓，并成了歌颂这位营妓侠肝义胆的故事呢？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学与出汗》）。原来这位洪迈也与朱熹有过节。洪迈（1123-1202），字景卢，号容斋，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也是南宋一位著名学者。著书极多，有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笔记《容斋随笔》等。毛泽东就曾读过并称赞过他的《容斋随笔》。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在玉山邂逅翰林学士洪迈。洪迈给朱熹看了淳熙十三年完成的由他负责主修的《国史》。在《四朝国史·周敦颐传》中，竟把周敦颐《太极图说》最关键的首句“无极而太极”改成了“自无极而为太极”，却没有任何校勘考异的说明。朱熹认为这是对周敦颐本意的极大背离，马上当面向洪迈问“自无极而为太极”有什么版本依据。洪迈却支支吾吾，拿不出任何依据，又断然拒绝修改，竟拂袖而去。朱熹认定这是御用文人的蓄意篡改，又再次发扬其嫉恶如仇精神，写了篇《记濂溪传》对此加以揭露，再次要求《国史》予以修改。《记濂溪传》传布后，洪迈始终保持沉默，不敢反驳，所有的修撰者也都保持沉默。直到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用事，朱熹被劾落职，旋又被指为伪学逆党，禁锢在家，几遭杀身。洪迈感到机会来了，遂开始另一种形式的反击：在十一月至十二月的44天时间里快速写成《夷坚志》庚卷，在第十中编造了这个传闻。洪迈声称这则才妓风流艳事是得自“景裴”。景裴就是洪景裴，洪迈的兄弟。用弟弟来为哥哥作证，当然是可靠稳妥的。但历史却让其露出编造的痕迹：洪迈把严蕊所作的这首《卜算子》，说成是当堂曾给复查此案的浙东提刑岳霖（字商卿）的。岳霖是岳飞之子，恰与张栻、朱熹相知，信奉理学。作者借此来扩大影响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岳霖在这时接任浙东提刑的事。据《宝庆续会稽志》记载，严蕊无罪释放是在十一月初，这时的浙东提刑是张诏，浙西提刑是傅琪，都不是岳霖。浙东提刑张诏释放严蕊，也不过是奉王淮成命履行公事而已，并非对因为这首出色的《卜算子》赏识严蕊才华，从而动了恻隐之心而判严蕊从良的。再者，这首《卜算子》的真正作者不是严蕊，而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这在严蕊受审时有明确交代。古时的文人常常应妓女之请为其写诗作词，其中一种是以第一人称，称为“代拟体”，宋代一些与歌妓接近的大词人，如柳永、张先、秦观、周邦彦等都有许多这样的作品。高宣教也是一名浮浪子弟，唐仲友交通关节、受财纳贿的心腹，朱熹在劾状中屡次提及。这首词本用在唐仲友欲娶严蕊做妾，严蕊向其表白愿从良之际，洪迈将其嫁接到岳霖复审此案时，严蕊当堂所作的表白。其中有陈情，但显得不卑不亢；其中有祈求，但没有低三下四，严蕊不但由此获得岳霖的赏识和同情，得以解除营籍，而且也变成一位有才华又有风骨的风尘侠女。当时朱熹已被禁锢在家，已经失掉任何可以自我辩白的权利，只能任洪迈等人往头上泼污水。三年后即去世，更失去澄清事实的可能。随后经过南宋文学家周密在其著名的笔记集《齐东野语》中的一番加工，洪迈的这一编造更加风传开来，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谣诼掩埋了。

朱熹在江西婺源旧居

寒烟翠

宋词故事：朱熹负气审严蕊

陈友冰

【附　录】

《夷坚志》庚卷第十　宋·洪迈

　　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伯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齐东野语》　宋·周密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
　　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
　　
　　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
　　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
　　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宋稗类钞》　卷四　清·潘永因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承其名，有不达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即席命缀词。以己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坠，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慷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赠之而归。其后朱晦庵以庾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以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罪不过杖，况前已经断。法无重科，何为枉受此惨毒耶。蕊答云“身为贱妓，纵令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复痛杖之，仍系于籍。两月之间，一再受罚，委顿几死。然蕊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丘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既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

寒烟翠

宋人绝句鉴赏之一

陈友冰

奉召作　花蕊夫人

君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花蕊夫人，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的宠妃，徐姓（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和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宋诗钞》均说姓费），青城（故治在今四川省灌县东南）。因姿色娇柔，状如花蕊而得此雅号：“意花不足以拟其色，似花蕊翾（xuan）轻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后蜀亡，花蕊夫人随孟昶降宋。为了占有她，赵匡胤毒死孟昶。但不到几年，又因新欢将她遗忘。但据《宋诗钞》，说她是因过失“以罪赐死”的，看来与怀念孟昶或上述诗作皆不无关系。
　　这位“亡国夫人”不仅有姿色，而且重感情；不但重感情，而且有诗才；不但有诗才，而且有识见。据宋人笔记：孟昶降宋后被封为秦国公，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孟昶携眷属入宫谢恩。赵匡胤见花蕊夫人艳绝尘寰，遂起觊觎之心。七天后孟昶暴疾而终，年四十七岁，史家多认为是太祖毒死的。太祖闻孟昶死讯，辍朝五日，素服发表，赙赠布帛千匹，葬费尽由官给，并追封孟昶为楚王。暗中却将花蕊夫人纳入后宫，宠冠六院。但花蕊夫人心里总抛不下孟昶，亲手画孟昶肖像，私自祭拜，有次被太祖撞见，谎称是送子张仙像，因此埋下杀身之祸。后人曾有诗咏歌此事：“供灵诡说是神灵，一点痴情总不泯。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另外，花蕊夫人也很有才华，在后蜀宫中曾写下宫词一百首（《全唐诗》中从第六十首“梨园子弟”以下四十首作王珪诗），又写有《采桑子》词和这首七绝《奉召作》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一些最喜欢把亡国罪责归到女人头上的士大夫，也似乎没有人指责她是“红颜祸水”，倒是很钦佩她对后蜀君臣的指责和面对宋太祖询问时的胆识！
　　乾德三年（964）冬，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六万分两路伐蜀。此时，后蜀有兵十多万，加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道天险，如果孟昶能励精图治，奋勇抗击，赵宋也未必能很快将他攻破。遗憾的是这位后主同当年的后主刘禅一样，是位只知吃喝玩乐的亡国之君，所重用的大臣不是大言欺世的纨绔子弟，就是嫉贤妒能的宵小之辈。都统王昭远在宋兵大军压境，自己并无有效防备的情况下，居然大言不惭，自比当年的诸葛亮，扬言要趁势荡平中原。结果落得个丢盔卸甲、被宋军俘虏的下场。太子玄喆更出奇，他奉命前往剑门关接应前军，居然带上一大队美女伶人，笙箫管笛，吹吹打打，一路欢歌醉舞。一听到剑门关失守的消息，便一逃了之。等到宋兵逼近成都时，孟昶身边除了一个“世修降表李家”的宰相李昊外，再无一个可用之人。从乾德二年冬王全斌出兵到乾德三年元宵刚过，孟昶自缚出城请降，总共才六十六天，比起前蜀王衍被后唐所灭还快。而两次草拟降表的都是李昊，于是有心怀忠愤的人晚上在李昊的家门上写道：“世修降表李家”。所以，花蕊夫人所云“更无一人是男儿”实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首诗正是对后蜀灭亡的真实写照。因为此诗是为了回答宋太祖“蜀何以而亡”的垂询所作，所以题名为《奉召作》。
　　诗的首联用“君”和“妾的行为作对比。君和妾，不独是性别上男女之别，婚姻上夫妇之别，更是政治地位上的差别。君王在朝廷作出决策——“城头树降旗”，后宫中“妾”却毫不知晓也根本不屑于让其知晓。短短十四个字，不仅写出君主的昏庸和怯懦，“妾”的不平和怨恨，其中还夹杂着后宫嫔妃任人摆布命运的嗟叹！当然还表现出花蕊夫人的识见：孟昶之所以交出江山，是为了保住性命和美人，但这却不是她的选择或者说是不愿看到的，因为“城头树降旗”就饱含着不满和揶揄，“那得知”更是明白表露出自己的态度！
　　花蕊夫人这两句诗所表明的政治态度，也是她平素性格和情感的再现，并非是她在太祖赵匡胤面前的自我开脱或粉饰之词。因为据宋人笔记，在写这首《奉召作》之前，面对赵匡胤，还写了首《采桑子》：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据花蕊夫人在太祖面前称述，这首词写于随孟昶降宋由蜀赴汴京途中，题在葭萌驿的墙壁上。上阕抒写家国之恨，前两句是直抒，后两句则是用杜鹃啼血来表达远离故乡诗的心境。下阕写自己的担忧，表面上是担忧君王北上后会移情别恋，自己失宠，实际上别有怀抱。因为前两句是是写在蜀情形：在如花似玉的三千宫女中，自己都最受宠。到了汴京，孟昶已是亡国俘虏，三千宫女能剩几何？自己还会失宠吗？真正让花蕊夫人担心的可能是国亡之后孟昶心情的改变，眷恋的不再是女色，而是国亡之后无穷的悔恨：就像南唐李后主：“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就让词中在离乡之怨外又加上亡国之恨。花蕊夫人居然当宋太祖面吟诵这首昔日告别后蜀之词，尽管亡国之恨较为隐晦，也还是难能可贵的。这首词载于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录入，明代万历本《花草粹编》也与此相同，因此此词为花蕊夫人所作，历史上也没有几人怀疑其真实性。
　　后两句由事实叙述改为现实批判，情感也更为激愤：“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短短两句之中用了多个对比：一是男儿与女流的对比。在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被认为是乾坤法则，当兵打仗、保家卫国被认为是男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高适《燕歌行》）。但后蜀的男儿不是男儿，他们没有尽到保家卫国的责任，相反宋朝大军一到，便在“城头树降旗”，反倒不如我等“女流”的刚烈慷慨。据史载，孟昶降宋暴卒后，他的母亲并不哭泣，反举酒酹地，说道：“你不能以一死殉社稷，贪生至此，我也因你而苟活在人间，不忍就。，现在你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绝食数天而死。可见后蜀的女流有胆有识者也不止一个花蕊夫人；第二，“十四万”与“一人”的对比，以前者数量之巨来反衬后者数量之寡，以此来表达诗人对后蜀朝廷上上下下全是苟且偷生之辈的激愤，这也是全是最感动读者的一句，诗眼之所在；第三，两句中还有个暗比：后蜀的十四万大军与宋军数万人之对比。前面已经提到，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六万分两路伐蜀。那么，率先攻入成都的王全斌部队也不过三万多人，而且跋山涉水，万里奔袭；蜀军则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天险，却结果却是“十四万人齐解甲“，全部当了三万多宋军的俘虏，则更加反衬出“更无一人是男儿”！
　　花蕊夫人当然算不上是一位巾帼英雄。但在这首诗中，表达的何尝不是一位女中丈夫的气概和胸襟！她是位如花似玉的美人，但诗中却透射出一股英风豪气。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讽刺的是在江东苟安的南宋小朝廷，但其激愤之情则是两者所共同的。尤其是花蕊夫人这首绝句是当着宋太祖的面，直率地表达对孟昶降宋苟活的不满和自己屈身仕宋的不甘，身份又是被俘的亡国之君的嫔妃，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灭掉后蜀的赵宋，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又走上当年孟昶醉生梦死、偷生苟安的老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花蕊夫人（明代万历本《花草粹编》）

寒烟翠

宋人绝句鉴赏之一

陈友冰

塞上　柳开

鸣髇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
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柳开（946—999），原名肩愈，字绍先（一作绍元）；后改名开，字仲涂，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开宝六年（973）进士。初为宋州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中擢右赞善大夫，知常州、润州，拜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为人秉性刚直，雍熙二年（985），因与监军争斗，被贬为上蔡县令，后复原职。又知全州、桂州等地，徙沧州道病死。柳开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他提倡复古，反对五代宋初华靡的文风，他十几岁时便开始学习韩愈文章，后来又以六经为榜样，提倡古文。提倡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以复兴古道、述作经典自命。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上符兴州书》有《河东先生集》）。但他在散文创作上成就不高，除《上窦僖察判书》写得平易且有文采外，大都不免辞涩言苦之弊因此影响不大。相比之下，诗作成就要好一些。从现存的八首诗作来看，诗风刚健、质朴、清新，很能体现他的文学革新主张。这首《塞上》则显得更为出色：诗人通过飞鸣直上的响箭，一抹蓝天下无风的草原，提鞍列队的胡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天高地阔、气势雄浑的塞外风光图，也为我们勾勒出剽悍、骁勇、矫健、尚武的少数民族骑手群像。
　　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种表现手法叫“逆起法”，即首先描绘动作或渲染气氛，给人一种“直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突兀感。然后再交代人物或事件，这叫做“逆起得势”（高步瀛《唐宋诗举要》）。王维《观猎》开头：“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卢纶《塞下曲》的开头：“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皆是这种“逆起法”的成功运用。柳开的这首《塞上》也是如此。诗人一开篇就首先描绘动作和渲染气氛：“鸣髇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鸣髇（xiao，效）”，是一种响箭，西北少数民族常用它作为集合或出发信号。诗歌一开头，不去交代开弓“鸣髇”的射手，也不去描绘开弓的动作，劈头就是开弓的结果：响箭呼啸着直上云霄。箭“直上”而不偏斜，这是在暗示射手的弓硬和臂力强健，也是在暗写周围环境是“天静无风”，没有外力的干扰。“一千尺”当然是个夸张，但就像李白笔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一样，并不给人虚张夸饰之感，相反却给人一种力和速度的强烈感受！此句是从视觉上描绘脱弦之箭，下句则从听觉上作进一步渲染：“干”是写声达于天空；“声更干”是形容响箭飞鸣声由于“天静无风”显得更加清越响亮。诗人着意点出“天静无风”，既是交代“声更干”的原因，也意在营造一种凝重苍莽的氛围：用天地的静止来反衬响箭的飞鸣，既显得场景壮阔，又暗寓骑手的剽悍。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将其改为“风紧秋高雪正干”，以为这样用气候的严酷更能衬托出射者的剽悍。他就没有想到风声一紧，鸣髇声就会被淹没；雪干，就会使天地混沌一片，胡骑就失去驰骋的开阔背景。这样，诗的上述主题就无法得以更好地体现，所以，袁枚的改动看似更合乎常理，实际上是败笔。
　　柳开的《塞上》与王维《观猎》和卢纶《塞下曲》虽然都是“逆起得势”，但手法又有所不同：王维《观猎》和卢纶《塞下曲》在“逆起得势”后紧接着就安排人物出场。《观猎》中“风劲角弓鸣”之后即交代“将军猎渭城”，《塞下曲》“林暗草惊风”之后随即是“将军夜引弓”。柳开的《塞上》却有所不同：诗中这位开弓鸣髇的健儿始终没有露面，因为作者着意要表现的不是这位信号发出者，而是要塑造闻信号后迅速集结的英雄群像：“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这是一支声势雄壮、布列严整的少数民族队伍。人为“碧眼”，着意点明咏歌的是支少数民族队伍，又切合此时抬头望箭的规定场景，还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胡儿”的内在气质与外在风采皆从“碧眼”“向云看”中得以显露；“胡儿”，唐宋人对少数民族年轻人的俗称，如唐人李颀：“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古从军行》）；王安石的“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明妃曲》）。柳开诗中的“胡儿”更有突出其年轻、刚健的意味。
　　这首诗的后两句“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写这支少数民族骑兵在听到鸣髇后的反应，在选材和结构安排上也颇具匠心：在选材上，诗人没有选取这支少数民族队伍出征和作战时的情形，像高适《燕歌行》那样去做“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的大量铺叙，那是七言绝句所无法完成的。诗人捕捉他们出击前鸣髇集合时的动作和表情，构成精彩动人的意象，将北方少数民族的剽悍性格与尚武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这两句之中，上一句“碧眼胡儿三百骑”是个叙述句，是在以静写动、静中蕴动；下句“尽提金勒向云着”则是以动写静：“三百骑”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鸣骹”所吸引，拉紧了马缰，抬起了望眼，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向云看”去，宛如戏曲舞台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种雕塑型的美。马佩“金勒”，则暗示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少数民族队伍；“尽提金勒向云看”这个整齐划一的动作，不仅暗示这是支剽悍、矫健、能征惯战的队伍，也写出了少数民族骁勇、尚武的民族精神。唐代的李益《从军北征》中的名句：“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柳开作为倡导复古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者，其诗歌创作也在实践着他的文学主张。
　　我们知道，边患是宋代最大的痼疾，宋代国力孱弱，乃至两宋的灭亡，都在边患上。因此宋代诗人多去咏歌守边的将士或民族的英雄，或表现一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江城子》）的豪情，写到少数民族时总带有高位文化对落后民族或天朝大国对蕞尔小国的的轻蔑，前面提到的王安石的《明妃曲》是如此，欧阳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也是如此：“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苏辙出使辽国时，他眼中的胡虏也是落后不开化在：“舂粮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钓鱼射鹅沧海东”，“弯弓射猎本天性”（《虏帐》）。而柳开却咏歌这群少数民族骑手的剽悍、矫健，表现他们的骁勇和集结的迅速，这在宋代边塞诗中确是很独特的。这种别具的眼光，是否在告诉我们：要靖边患，要抵御外敌入侵，边境上的少数民族骑手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如果真如推测的这样，柳开不仅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在政治眼光和用兵方略上也有其独到之处。柳开一生的经历与边塞多有关：曾“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多属与西北少数民族交锋的前沿，又曾“部送军粮至涿州”，并且“善射”、“倜傥重义”（《宋史·柳开传》），《塞上》诗写得如此成功，可能与诗人的边塞经历和为人性格皆不无关系。

寒烟翠

宋人绝句鉴赏之一

陈友冰

畲田调　王禹偁

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
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

　　熟悉唐诗的读者大概都知道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它描绘的是一幅安定、富庶的江南春社图。表现了农民之间的友谊互助和丰收后的喜悦，当然也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向往之情。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这首《畲田调》所表现的基调与此相类，只不过不是富庶的江南水乡而是贫瘠的商州山区，不是庆祝丰收而是艰难开荒，不是春社图而是助耕图。但其中表现出农民之间的互助和友谊，劳动的欢乐和诗人的艳羡则是共通的，尤其是诗人为他们能自食其力，尚未受地租地税的侵扰，不像山中寡妇那样“任是深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傜”所表现出的庆幸，更是唐人王驾《社日》中所没有的，大概这也是宋诗“主理”而唐诗“主情”之区别所在。
　　王禹偁（954—1001），宋初诗人、散文家。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人。晚贬知黄州，世称王黄州。王禹偁出身贫寒。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迁大理评事，次年，改任长洲（今江苏苏州）知县。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召试，擢右拾遗并直史馆。后拜左司谏、知制诰。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庐州尼姑道安诬告著名文字学家徐铉。当时禹偁任大理评事，执法为徐铉雪诬，又抗疏论道安诬告之罪，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属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随即召回。任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次年改知扬州。真宗即位（公元997年），再召入都，复知制诰，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事。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贬出京城，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咸平四年冬改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咸平四年在蕲州卒，年四十八。《宋史》与《东都事略》有传。王禹偁自编《小畜集》30卷，今有《四部丛刊》本。另有其曾孙王汾裒辑《小畜外集》，有清光绪年间孙星华刻本。近人徐规所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收集佚诗佚文多篇。
　　王禹偁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直，遇事直言敢谏，不畏权势，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一生中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乃作《三黜赋》，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许多建议，在《端拱箴》、《三谏书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扬州时作的《应诏言事疏》等著作中，他提出了重农耕、节财用、任贤能、抑豪强、谨边防、减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主张，虽大多数未被太宗、真宗采纳，却为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的”庆历变法”开了先声。大诗人苏东坡对王禹偁非常敬佩，他曾对着王禹偁的画像而感叹道：“见公之画像，想其遗风余烈，原为执鞭而不可”。
　　文学上，王禹偁反对宋初所沿袭的唐末五代颓靡纤丽文风，以宗经复古为旗帜，提倡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精神，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韩愈）”，写“传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别强调“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义易晓”，发挥了韩愈古文理论与实践中“文从字顺”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如《待漏院记》和《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代表作，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晓畅。
　　诗歌方面也同散文一样，语言平易流畅，风格简雅古淡。关心现实政治和民生，推崇杜甫和白居易。他说过：“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在创作中努力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对雪》、《感流亡》、《竹□》、《对雪示嘉祐》等诗，以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当时农民、士兵的苦难境况，揭露了现实的黑暗，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秦中吟》的风格。《畲田词》五首生动地记录了山区刀耕火种的情景，赞扬了普通人民勤劳刻苦和团结互助的美德他的诗，其所选的这首《畲田调》正是体现了这方面特色！
　　《畲田调》是王禹偁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第二年，根据在山区见到的真实的垦荒场面所写的一首诗。诗中描写山区农民相互帮助、自耕自足的生活。并第一人称畲田劳动者的口吻，表现了农民的真实心声。共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畲田”是当时很原始的一种耕作方式：先用刀看去地面上的灌木杂草，然后放火烧荒，然后上面耕种，即所谓“刀耕火种”。由于耕作技术落后，单凭个体劳力就很难胜任。因此畲田是往往多人合伙、临时互助，诗人所描绘的正是这种紧张又友好的劳动互助场面。这在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颇为罕见和新鲜，因而引起诗人的关注很咏歌。
　　诗人首先描写的就是这种新奇的劳动场面。据作者在诗序中介绍：畲田前主家先发出邀请：“某家某日有事于畲田，虽数十里如期而集，锄斧随焉。至则行酒啖炙。鼓噪而作，盖劚而掩其土也。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这就是诗中所描绘的：“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畲田的主家发出邀请，互助者应约而至。斫荒前先以酒肉。帮忙者在酒足饭饱之后来到地头，伴着鼓声，喊着号子，也带着醉意斫荒。诗人写这个新奇的劳动场面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更在于营造一种脱离现世的古朴之风，好与下面要写的“野老击壤”的唐尧之世在思想上合拍，从而表达诗人否定现实、追慕往古，“革弊复古”的政治主张。在这两句中，如果说首句重在表现劳动场面的奇特，那么，第二句则重在斫荒者的勤勉和卖力，这个劳动场面不但很热闹、欢快，而且亦如诗序中所云“人人自勉”，否则就不会很快斫到乱云深处。这表面上是在咏歌互助者的劳动热情，实际上同上句一样，是在赞扬人与人之间推诚相待，不会藏奸偷懒的古朴民风！亦如诗人在诗序中所坦陈：“仆爱其有义，作畲田词五首，以侑其气”，以推展其古朴之风。
　　如果再深入讨论下去：难道仅仅是因为民有古朴之风，存心忠厚，勉励劳作以报答主人家的盛情款待吗？诗人咏歌的目的也仅仅是推展其古朴之风吗？不！通过左后两句“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诗人告诉我们，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由于这商山身处是当时统治者鞭力未及之处，还没有受到地租和苛税的侵扰，类似“自种自收还自足”的唐尧之民，这才是劳动场面能如此热闹，耕者的热情能如此高涨，斫荒的进度又能如此之快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也是诗人发诸吟咏的主要目的之所在！从绝句的格律来看，由于形式短小，是很忌讳一句之中字面相同的，而诗人却在一句之中连用三个“自”字，这固然与他有意向民歌学习有关，但也是刻意通过这个“自”字，极力强调创作题旨：批判封建地租剥削，向往劳动者能自食其力。这也不仅是王禹偁，也是中国古代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晋代的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就梦想过一个“春蚕收长丝，春秋靡王税”的理想国。王禹偁在此诗中所咏歌的“不知尧舜是吾君”也是化用了我国最古老的一首歌谣，唐尧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不知尧舜是吾君”表面上是在称赞宋太宗是尧舜之君，落脚点则是在商州深山之民不知今日朝廷情况，实际上庆幸宋庭鞭力还未及此“山高皇帝远”之处。山民不知也不愿知今日帝王是谁？说穿了，也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诗人着意赞颂畲田者这种生活环境和思想状况，不但表现了他对地租剥削残酷性的认识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关心，体现着一个开明政治家思想的进步性，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大动乱后，宋初统治者还无力顾及深山边远地区，也不敢过重的进行地租剥削，从而使那里的百姓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也从方面证明了：任何一个时代民众的苦难，生产力的破坏，都是统治者的过度剥削和干预造成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与不同时代却同题材的诗作做一比较就可清楚地看出。
　　唐末的杜荀鹤有首《山中寡妇》，写的也是深山中民众的生产生活情形，但情形与王禹偁笔下却大不相同：“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这里的赋税：“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而且边远莫废：“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正是这种深及深山的异常苛重的赋税，让百姓无计可活，无路可逃：“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中也反映了类似情形：“采菱辛苦废犁锄，十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由于苛重的地租，农民已无力靠种地为生：“无力买田聊种水”，在水面中一些菱藕，尽管采摘时很辛苦，会“十指流丹鬼质枯”，但赖以为生啊。就连这点生存机会官府也不给：“近来湖面亦收租”。封建地租剥削可谓无时不有，无处不到！。从这点来说，王禹偁的这首《畲田调》为我们认识封建地租的残酷，如何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提供的另一种对比资料。

王禹偁与《黄冈竹楼记》

寒烟翠

静涵 发表于 2016-1-14 21:45
师兄辛苦！

不辛苦

寒烟翠

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二十七

陈友冰

北朝乐府·杂歌谣辞

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
　　　　　　　　　　　　　　　　　　　　　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此曲属于“杂歌谣辞”。所谓“杂歌谣辞”，是乐府机构直接采自民间的歌谣，性质和乐府民歌相似。其中“歌辞”是入乐的，“谣辞”则是未入乐的。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辑有《杂歌谣辞》七卷，其中“歌辞”四卷，“谣辞”三卷。
　　这首诗出自《魏书·李安世传》，据记载：广平(今河北省永年县)人李波，宗族强盛，无视封建社会秩序，大量收容为抗租拒税而逃亡的百姓，并用武力对抗官军的剿捕。对于他们，官府和地主豪绅引以为患，“刺史李世安诱杀之”。但民间百姓却十分喜爱这位率领他们抗暴的英雄，何况又是被官府骗去“诱杀”的。因此百姓却作歌赞美李波小妹的骑射本领，由此来赞扬颂扬了李波一伙的武艺高强，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
　　是赞其骑术诗人赞美李波小妹，主要是夸奖她惊人的骑术和射技。“褰群逐马如卷蓬”是赞其骑术；“左射右射必叠双”是夸其射技。“褰裙”是飞身上马的动作，也体现了女性的特征。因为女性穿着长裙，上马时需要撩褰起来。“逐马”是策马飞驰。透过“褰裙”、“逐马”这两个动作，已很形象地凸显出李波小妹干练又矫健的身姿。诗人为了让人们得出一个更为生动具体的印象，又缀上一个比喻：“如卷蓬”。卷蓬，是随风翻卷的蓬草。用“卷蓬”来形容小妹的骑术，不仅是显示其快——像蓬草随风一样翻卷不停，而且还显示其轻快。因为蓬草本来就很轻，在疾风中就显得更加轻盈。用此来形容李波小妹的骑术，更能表现出她骑马疾驰时轻松从从容之态，也更能凸显其马术的精湛。下面接着夸奖她的射技。“叠双”，是一箭射中两个猎物。一箭中鹄已属不易，何况还一发双贯呢！北朝时也曾出现过一个神箭手叫长孙晟。有次北周派他送千金公主去突厥与摄图完婚。“摄图爱晟，每共游猎，留之竟岁。尝有二雕飞而争食，图因以箭两只与晟，请射取之。晟驰往，遇雕相攫，遂一发双贯焉”（北史·长孙晟传）。但长孙晟是男的，小妹则是女的，是古代唯一能“叠双”的女英雄，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更何况，李波小妹的射技还超过长孙晟等男子，因为她能左右开弓，而且都能一发双贯——“左射右射必叠双”，这就更令人叹服了。当然，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左右开弓都能“叠双”，但透过这种夸张式的描述，再联系上句所描绘的精湛的骑术，一个驰骋于北方原野上英武矫健又武艺高强的民间女英雄形象，就活生生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寒烟翠

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二十七

陈友冰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的美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民间女英雄形象，（如果仅从这点来说，它的美学价值并不如《木兰辞》）作为一个读者，当然也不会满足于欣赏这个形象的本身。读者要思索的是：当南朝的姑娘们在“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感受着春光，以及“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子夜歌》）享受着爱情时，北方为什么会出现木兰、李波小妹这些驰骋沙场、英姿飒爽又技艺精湛的女英雄？人们又为什么要歌颂和赞美这类女英雄？这只能从时代风尚、地域条件和政治状况则三个方面去寻找答案。有关时代风尚，在此前的《紫骝马歌》、《捉搦歌》中已做过较多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言。第二个原因就是地理因素。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分析的那样：“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引者按：这里的‘山东’、‘山西’是指太行山以东和以西，并非今日的山东省和山西省）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尚努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曰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引者按：这里引用的是《诗经·秦风》篇）。其风俗声气，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按：即流风余韵）犹存耳”（《史记·赵充国传》）。这种地域因素形成的风俗声气，不但造就了男子的英武之气，对女人也产生很大影响。汉乐府《陇西行》中就说过：“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何况到了北朝时代，已经不是“处势迫近羌胡”，而是“羌胡”入主。中原战乱频仍，这当然会产生木兰、李波小妹这类能征惯战、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了。第三个原因是由当时的政治状况决定的。北魏初期，官吏虽也贪婪横暴，但北魏统治者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节制如元明帝拓跋嗣曾遣“使者巡幸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齎（jī，持有），悉簿为脏”（《魏书·太宗纪》）。献文帝拓跋弘曾“诏诸监临之官。所监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与者以从坐论”（《魏书·张衮传》）。直到孝文帝太和五年（481），还规定“枉法十匹，义脏二百匹，大辟”（《魏书·刑法志》）。但到了北魏后期孝明帝元诩、孝庄帝元子攸时，随着宫廷内乱和宦官专权，政治日趋腐败。朝中权贵如吏部尚书元晖，咸阳王元熙等公开卖官鬻爵，索贿受贿。州郡刺史、太守更是“聚敛无极”。如当时的税制规定，每户交纳的户调每匹的长度为四丈，可是相州刺史奚康生却要求每匹的长度为七、八丈，几乎翻了一倍。（《北史·卢同传》）。租米也是如此，“魏、齐斗、称，与古二为一”。一斤等于古时两斤，百姓交的租米，自然要多一倍。北地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艰难，这就更加速了北朝小自耕农的破产。再加上当时战乱不息，兵役、徭役也使得百姓忍痛离开乡土，流离逃亡或聚众抗暴。《北史·孙绍传》描述当时小自耕农的处境是“竟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仗强暴，寄命衣食”。据史载，从孝文帝后期直到魏亡，农民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仅在宣武帝元恪统治得到十五年中，前后就发生过幽州王惠、齐州柳世明等十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首诗中所歌颂的李波，就是一位收容流民，以军事行动抗租、拒税的一位“豪强”。所以诗中歌颂李波小妹的武艺高强、英勇矫健并不是歌者的终极目的，他的创作目的在于最后两句：“妇女尚如此， 男子安可逢？”。“安可逢”，即怎么能够抵挡！这是篇末点题，歌者在此敞开心扉：是要籍李波小妹来歌颂李波，以至整个抗租、拒税的抗暴队伍。反映了歌者对当时统治者腐败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动乱的不满，也反映了民间歌者对民间百姓铤而走险，结成团伙来抗租、拒税的支持，乃至对这支队伍的领袖李波被官府“诱杀”的同情。在表现手法上，通过前面对李波小妹的矫健骑术和精湛射技的夸张渲染，已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现在再用她来反衬李波和整个抗暴队伍，已不需再加描绘，就可以想见这些男子汉们的叱咤风云之状了。诗人用反问句式“安可逢”作结，表现了歌者对这支抗暴队伍必胜的信念，也充满了自豪感。显然，歌者已把自己当成这支抗暴队伍中的一员了。

寒烟翠

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二十七

陈友冰

陇上歌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
　　　　　　　　　　　　　　　　　（马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
　　　　　　　　　　　　　　　　　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马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
　　　　　　　　　　　　　　　　　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这首诗被收入《乐府诗集》卷八十五“杂歌谣辞三”，是北方秦陇人民为悼念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晋朝都尉陈安而作。诗前有序：“《晋书·刘曜载记》：刘曜围陈安于陇城。安败，南走陕中。曜使将军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安。安与壮士十余骑于陕中格战。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箙），左右驰射而走。平先亦壮健绝人，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遂斩于涧曲。安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为之歌。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陈安（？－323），上圭人（天水市西南），原为晋王司马保的故将，其人身材短小但武艺高强，就像《晋书·刘曜载记》所记载的那样，能双手同时使用兵器：“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而且能左右开弓。尤其是关心将士，能与之同甘共苦，“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因此深得将士拥戴。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四年（307），后汉刘聪派族帝刘曜等率众四万出洛阳，攻打晋梁、洛、汝、颍等州，企图瓦解西晋王朝。陈安在势单力薄情况下，与刘曜周旋于甘肃天水一带。西晋亡后，自称凉王，拥戴晋室。拥兵10余万，继续与攻占长安建立前赵政权的刘曜战斗。东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323），为刘曜部将平先在陇城（今天水市秦安县城东）击败，被害于涧曲。“及其死，陇上为之歌。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由于陈安关心将士，能与之同甘共苦，深得将士拥戴。因此被害后将士们及已为异族统治的百姓怀念他：“陇上为之歌”。歌声传到刘曜那里“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一个人能让自己的对手佩服，就像多尔衮为抗清而死的史可法建庙一样，这已相当不易，居然还能让对手将他的事迹谱入乐章，家户弦唱讴歌，就更为难能可贵。当然，刘曜此举也带有安抚人心之意，但也据此可看出陈安在当时西北地区人民心中的地位，和他的被害所引起的震动。此歌原为前赵乐府的“杂曲歌词”，宋代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是改属“杂歌谣辞”。
　　北朝乐府，除《木兰辞》等少数篇章外，绝大部分都是抒情短章。其手法往往是通过一件事物的比附或一个情景的触发，如“孟津河”、“陇头流泉”等，来直率地抒发豪迈或忧伤的情怀，表现北方民族那种粗犷爽朗的性格特征。因此，像《陇上歌》这样以叙事为主，并通过具体的场面描绘和生动情节的叙述，来表达人民对一位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的颂歌，做到叙事、描景、抒情和谐地交融，是不多见的。而且，《陇上歌》与《木兰辞》、《李波小妹歌》等叙事作品还有所不同，后者是虚构的或者是带有夸张想象成分，而《陇上歌》基本上是纪实。歌中的爱护将士：“爱养将士同心肝”；武艺高强：“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牺牲经过：“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马聂）骢窜岩幽”等皆与正史《晋书·刘曜载记》完全吻合，这在北朝乐府中又是独具一格。
　　这首歌在结构上也很特别：它不像其它北朝乐府那样采取对偶的句式，而是有的两句，有的三句，还有的四句，比较杂乱。估计民间流传的版本不一，被收入前赵乐府时可能又加以删改。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宋代《太平御览》、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和近人丁福保的《全晋诗》所收的《陇上歌》中，在 “十荡十决无当前”后多出“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两句；“战始三交失蛇矛”后多出“十骑俱荡九骑留”一句；“弃我（马聂）骢窜岩幽”后多出“天降大雨迨者休”，可能都是为了句式结构的整饬对仗。下面按《乐府诗集》辑录的诗句加以简要分析：
　　起首三句：“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主要是介绍陈安的形貌品格，其中突出他关心将士，能与之同甘共苦。它与“壮士”二字一起，为此各定下一个咏歌赞美的基调。陇上即陇山之上。陇山在今陕西省陇县的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一百公里，绵延至甘肃境内清水、静宁等县。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这里是陈安建功立业之处，也是陈安为了抗击匈奴入侵的献身之所。在开头这三句中，歌者还有意把陈安的形貌特征和品格作了个有趣的对比：此人貌不惊人，体型短小，但胸怀宽广，品格高尚。为了证实陈安的宽广胸怀，歌者举了一例：“爱养将士同心肝”。这是包括歌者在内的共同感受，也是“及其死，陇上为之歌”的原因所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说汉代名将李广带兵是：“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近食。宽缓不苛，士卒以此爱乐为用”。从前面引用的《晋书·刘曜载记》等有关史料来看，陈安也有相类的品格。李广是历史上抗击匈奴的名将，歌者突出陈安这一品格，意图是不难猜测的。

寒烟翠

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二十七

陈友冰

　　“（马聂）骢父马铁锻鞍”以下四句组成一节，生动又据实描绘了陈安高超的武艺。他精于骑术，善驭骏马：“骢”是青白色相间的骏马；“父马”，雄马；“（马聂）”是驾驭；“铁锻鞍”是形容马背上的鞍鞯是铁黑色的，而并非是有人所解释的是用铁锻打的马鞍。当然，这也暗示他的意志也像钢铁一样坚强。因为从马的配件上也可看出骑者的品行。唐代诗人李贺有首讽刺太监作监军的《吕将军歌》。其中写道： “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一位大员坐在白马上摇摇晃晃，火红的战旗下，衬着一张白的像涂了粉的女人的脸。诗人通过这样的描述来暗示：让这样的人去做军事统帅，指挥将士去冲锋陷阵，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诗人以此来暗示中唐以后用宦官来监军的荒唐可笑。所以我们从“（马聂）骢父马铁锻鞍”中也可感觉到陈安的“壮士”本色。在《太平御览》中此句之下还有“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两句在此之上，歌者又极力渲染他的武艺高强，既能耍刀又能使枪：“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这是一种动态描绘：“奋如湍”和“左右盘”，形容这位壮士将大刀挥舞得寒光闪闪像飞湍直泻，长矛耍得像蟒蛇出洞，左右盘旋。这里既有速度又有招式，确实给人一种生动深刻的视觉印象。更何况这段描绘并非夸张，并不同于《李波小妹歌》中的“左射右射必叠双”，也不同于《木兰辞》中的“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而是据实描绘，因为史籍中就是这么记载的。根据《晋书·刘曜载记》，陈安还可以将这两种兵器同时使用，而且敌人接近时就左手刀砍，右手枪戳；远处则用箭射，而且可以左右开弓，连盛箭的箭袋“鞬服”（箭箙）都一边挂一个“双带鞬服（箭箙），左右驰射”。但在《陇上歌》中这些都略去了，因为诗歌毕竟不同于历史散文，歌者只用“十荡十决无当前”一句总括他喑呜叱咤、无人敢当的英雄气概。也是他武艺高超在实战中的具体表现：“荡”是冲击，“决”是冲破，敌人溃散。这句意谓陈安多次发动冲击，在敌人重围中横冲直闯，如汝无人之境。敌军则四散溃败，其势不可当。据《晋书·刘曜载记》陈安率残部壮士十余骑与刘曜的部下平先在陕中展开最后一战。“平先亦壮健绝人”，“三交”之后，陈安被平先夺其蛇矛而败退，最后在“涧曲”被杀。歌者的“十荡十决无当前”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啊，而且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里显然是借鉴了《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的最后一战——垓下之战中，项羽三冲三绝，汉军“人马俱惊，辟易数里”的情形。
　　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 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歌者将《晋书·刘曜载记》的实录“三交”，融进《项羽本纪》中的三冲三绝，汉军“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就变成了“十荡十决无当前”。可见中华文化是互相借鉴、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的。
　　下面的“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马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三句是写战斗的结局，陈安的失利。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和近人丁福保的《全晋诗》所收的《陇上歌》，在“战始三交失蛇矛”之前还有 “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两句，形容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这也与《晋书·刘曜载记》的记录：“曜使将军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安。安与壮士十余骑于陕中格战”相符。陈安的十余骑面对强手平先、丘中伯的千万骑，这场军力悬殊的格斗结局已不难预料。据史载，面对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陈安却毫不胆怯，他“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驰射而走”。武艺是何等高超，表现又是何等英勇。但对方的平先也是“壮健绝人”。与陈安交手三个回合，终于将陈安的长矛夺去。陈安的蛇矛被夺，这是史实，歌者自然无法回避。但歌者却有意略去平先的勇猛和交战的经过，直接跳到结局：“弃我（马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陈安抛弃战马，躲到涧曲岩深处。但因为是久雨之后，对方按其脚印找到躲藏处，结果被害。关于这点，《晋书·刘曜载记》也有明确的记载：“会连雨始霁，辅威呼延清寻其径迹，斩安于涧曲。”《太平御览》和沈德潜的《古诗源》、丁福保的《全晋诗》在“弃我（马聂）骢窜岩幽”后多出的“天降大雨迨者休”句，也是在交代陈安被搜寻者发现的原因。在这两句中，歌者每句都用了个“我”字：“弃我（马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可见其倾向性和痛惜之情是相当明显的。最后两句“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则是这种感情的公开表白和流露。上句说的是陇水，陇水向西流入洮河，洮河又向东流入黄河，这就是“西流之水东流河”。歌者以此作喻，比喻壮士陈安曲折多难，如想东西流向的陇水和洮河一样逝去不返；下句则是直接的感叹：“一去不还奈子何”！“奈子何”即是对此有何办法？这是歌者对壮士被害的惋惜，但又无可奈何的感叹。我以为，歌者的感叹不仅仅是为着陈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着抗击外族入侵而牺牲的众多健儿，也是在抒发某种民族感情。因为认真地说，陈安并不能算个伟大的英雄，他的生平行事有过几次反复。作为司马保的爱将，他背叛过司马保；他投降过刘曜，最终又起兵反抗刘曜。但他在晋亡后仍在举起反抗外族入侵的大旗，甚至至死不屈，晚节终于赢得百姓的好感和尊敬。因此，人民怀念他，悼歌他。这实际上也是在抒发对匈奴族在中原建立的后汉和前赵的不满，抒发一种不甘沦亡的民族感情。我认为这是《陇上歌》内含的弦外之音。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首《司马将军歌》，歌颂一位南征将军的英雄形象，全诗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与乐观主义精神。篇下自注“代陇上健儿陈安作”。诗人歌颂的是唐代一位南征平叛的将军，却去模拟北朝时代反抗匈奴入侵的健儿陈安，而且直接在题下点破。并且描绘这位将军的英武：“北落明星动光彩，南征猛将如云雷。手中电击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也类似北朝乐府中对陈安武艺高强的类似描述。可见陈安也是李白心中的英雄，尤其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平叛战争中，更需要这类至死不屈的英雄。尤其可见这首《陇上歌》对后人的影响了。

　　附

《司马将军歌》　　李白

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
我见楼船壮心目，颇似龙骧下三蜀。扬兵习战张虎旗，江中白浪如银屋。
身居玉帐临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细柳开营揖天子，始知灞上为婴孩。
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
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

甘肃隔窗彩绘上的壮士陈安图

寒烟翠

宋词故事：“一树梨花压海棠”

陈友冰

一

　　张先（990－1078），堪称北宋词坛上的老前辈。比起当时词坛上的名流，比欧阳修大十七岁，比苏轼大四十七岁，比晏几道大五十八岁，比秦观大五十九岁，比黄庭坚大五十五岁，比周邦彦大六十六岁。不仅如此，他活的时间还最长，从太宗淳化元年一直活到神宗元丰元年，活了八十九岁。柳永岁比他大六岁，却在他死前的二十五年就已去世。晏殊虽只比他小一岁，却比他少活二十四年。至于像他儿辈的欧阳修、苏轼，也都死在他的前面。由此可见，他在宋代词坛的开创性地位和承前启后作用。他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人。他并非秦观、周邦彦那样的少年才子，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时已经四十一岁。又过了两年，直到明道元年（1032）才任命为一个州的副职——宿州掾。直到康定元年（1040）才担任县令，知吴江县。此时的张先已五十一岁。次年为嘉禾（今浙江嘉兴）判官。皇祐二年（1050），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辟为通判。四年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嘉祐四年（1059），知虢州。治平元年（1064）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此时张先已七十五岁。
　　
　　由于上述经历，张先在政治上无甚作为，政绩平平。但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长：一是词写得好。他常常得到上司的赏识，不是因为有什么出色的政绩，而是写了出色的诗词。例如在吴江县令任上，他修治了地方胜迹“如归亭”并写了首《吴江》诗：“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净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 描写秀丽的江南水乡景色，清淡幽雅，造语工巧。尤其是三、四两句“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不仅在声、色、动、静上落笔写景，颇多生动情趣，更在创造出一种意境，若画中留空白，给予读者无限想象与联想的空间。被当时诗论家称为“绝唱”（龚明之《中吴纪闻》：“张子野宰吴江，尝赋诗云云，为当时之绝唱。”）结果不到一年，张先就被提为州郡副职——嘉禾判官。皇祐二年（1050），元老重臣也是著名词人晏殊知永兴军，将同样因写词出名的张先收为门下士。而且热情接待：“每张来，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张先字）之词。最后干脆举荐张先担任通判。议事之余，两人在一起饮酒听歌，“相处甚得”。另一个优长就是精力旺盛，身体特好。治平元年（1064）张先以尚书都官郎中退休时，已七十五岁。但精力仍很饱满，眼睛也很好，能看蝇头小字。以至原淮南发运使后为瀛洲知州的马仲甫，曾两次向朝廷举荐，让张先再任官职，只是因为张先一再谢绝而作罢。
　　正是有了这两个特长，张先才成了与众不同的张先。他比秦观大五十九岁，比黄庭坚大五十五岁，比周邦彦大六十六岁。但言情之作毫不逊于儿孙辈的特别善于言情、特别善于写艳词的秦七黄九和周美成。因为中进士和出道较迟，他的青壮年时代也像柳永一样出入青楼楚馆，在听赏歌舞之中“多为官妓作词”（陈师道《后山诗话》）。而且一生都与歌酒相伴，七十五岁退休之后，仍然“日有文酒之乐”（陈舜俞《双溪行序》）他的词作《惜琼花》中所说的“每逢花驻乐，随处欢席”可视为自我写照。和柳永、秦观一样，由于长期与歌伎们打交道，张先对歌妓们的生活习性、思想情感，非常熟悉，了解得也十分透彻，只不过描写起来婉约清丽、含蓄多韵致，不像柳词那样多用白描手法，俚俗而直露，这也是晏殊厌恶柳永却欣赏同样是描写歌妓的张先原因所在，如描写女伎们歌声歌喉的动听：“分明珠索漱烟溪，凝云定不飞”(《醉桃源·渭州作》)；舞姿的妙曼：“催拍紧，惊鸿奔，风袂飘飘无定准”（天仙子·观舞））。比起柳永等人较多地描叙与歌女之间的情愫和酒色的追逐、欣赏，张先对这些身处卑贱地位女性的忧愁、哀伤和人生追求则有着更多的表现：“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菩萨蛮》）；“明月不知花在否，今夜圆蟾，后夜忧风雨”（《凤栖梧》）；“行云犹解傍山飞郎行去不归”（《醉桃源》）。宋代佚名作者所写的《道山清话》中曾记载一个故事：他的词友，也是他恩主晏殊新纳一个侍妾，很是宠爱。“（张）先能为诗词，公雅重之，每张来，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但晏殊的妻子王夫人不能相容，晏殊只好将这位侍妾逐出家门。张先则寄予深切的同情，专门为她填了一首新词《碧牡丹》，词中写道：“步帐摇红绮。晓月堕，沈烟砌。缓板香檀，唱彻伊家新制。怨入眉头，敛黛峰横翠。芭蕉寒，雨声碎。镜华翳。闲照孤鸾戏。思量去时容易。钿盒瑶钗，至今冷落轻弃。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对这位被逐弃的歌姬内心活动，刻画入微，哀婉感人。尤其是最后两句“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替这位侍妾唱出被逐的无奈和思念的深情。据说这首新词被之管弦后，晏殊听到结尾两句，大为感动，“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马上命令仆人带着银两将这位被逐的侍妾赎回。
　　据宋人笔记，张先和周邦彦、宋徽宗的情人、著名歌妓李师师也有过交往，曾专门为李师师新创词牌《师师令》，（词的内容见“宋词故事二”《周邦彦与李师师》）。这可能是个传说，因为李师师约生于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在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走红，与周邦彦、宋徽宗过从也在此时。但张先已在神宗元丰元（1078）、李师师未出生前即已去世。张先的《师师令》倒是确有此词，但张先笔下的“师师”，如同柳永词中的“英英”、“瑶卿”，姜夔词中的“莺莺”、“燕燕”一样，是歌姬们普遍喜欢取的名字或代称而已。不是李师师，更不是周邦彦、宋徽宗的情人、著名歌妓李师师。张先倒是有一个情人，是个小尼姑，倒也是成为词坛佳话。据宋代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记载：张先年轻时， 与一小尼姑相好， 但庵中老尼十分严厉，把小尼姑关在池塘中一小岛的阁楼上。为了相见， 每当夜深人静，张先偷偷划船过去，小尼姑则悄悄放下梯子，让张先上楼。后二人被迫张先画像分手，临别时， 张先不胜眷恋，于是写下《一丛花》寄意。

　　伤高伤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麈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横看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櫳。沈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词中为表现这位情人伤离怀远的“浓情”蜜意，选择池沼、小桡、画阁、帘櫳等典型景物来烘托陪衬，其中的“画阁黄昏后”、“斜月帘櫳”、“双鸳池沼”和“小桡相通”又皆是对当时私会的纪实，处处能触发这位情人的离愁。最后三句用桃杏作比，叹息人不如桃杏，被词论家贺裳赞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话》），在当时就“一时盛传”（宋·范公偁《过庭录》）也由此得了个“桃杏嫁东风郎中”的雅号。据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下集）：当时的工部尚书宋祁写了首有名的词作《玉楼春》，其中有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也被人传颂。有次他去拜望张先，派人通报说：“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张先闻报后，隔着屏风便喊道：“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于是，两人“置酒尽欢”据说，一代文宗欧阳修特别欣赏这三句。由此，张先到京都拜望欧阳修。欧阳修听说张先来了，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倒屣迎之”，并对别人介绍说：“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也”。 《过庭录》（宋·范公偁《过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