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杜诗的用典艺术----远山回声

奉旨填词柳三

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说之心理解析
自从宋人黄庭坚提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之后，杜诗被看成了一部学问诗。从这个角度来诠释杜诗的特征与成就，是宋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为自己的诗歌寻找出路而苦心思索出来的。
作为一个诗人，自然要对诗的优劣提出标准。而这个标准的选择与提出，又不能不考虑政治环境的许可度和个人的实际能力。宋代的政治环境没有唐代那样宽松。赵宋王朝一方面给予文人优厚的生活待遇，使他们对朝廷感恩戴德；一方面又制造文字狱，苏轼就是因为写了不满朝政的诗而被投入监狱险遭杀身之祸的。这实在让名望还不如他的文人们出了一身冷汗。看一看舒适的书斋，想一想龌龊的牢房，他们还能情愿像杜甫那样揭露社会的黑暗吗？且莫说书斋生活使他们无法了解社会民生，即便是对民间疾苦偶有所见，即如钱钟书所说的“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眺望一番”（《宋诗选注•序》），又哪有胆量写诗予以反映呢？于是，他们不敢标举杜诗批判现实这个灵魂旗帜，而仅将杜诗的用典一途指为康庄大道。这情况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洪迈《容斋随笔》）洪迈的话真够坦诚！“上之人”不怪罪，诗人们才敢下笔，这才有唐诗的辉煌，才有杜诗的深刻；“今之诗人不敢”，拿起笔来便畏首畏尾，哪里还能写出深刻的现实主义诗篇？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说道：“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垢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以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黄庭坚认为那些“强谏诤于庭”、“怨愤垢于道”的干预现实的作品是有失“诗之旨”的，诗是写闲“性情”的。这显然是与杜诗的精神背道而驰。他之所以反对以诗来干预现实，就是害怕招“祸”，从他描绘的“引领以承戈”（伸着脖子等刀砍）、“披襟以受矢”（敞开衣襟等箭射）的情况来看，宋代文人在心理上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如果说黄庭坚等人果真看不到杜诗的深刻处，那是埋没了他们的社会良知。应该说，看到是看到了，但就是不准备仿效之。此中苦味，不难体谅。但是作为诗人，又是不会甘心承认我辈之诗不如唐人的。于是，好诗的“标准”想出来了——“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黄庭坚《论作诗文》）“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不但提出了标准，而且找出了标杆。应该说，黄庭坚在这一点上是聪明的。第一，以杜甫作标杆，是利用了当时社会尊杜崇杜的风气，而且杜诗的部分作品在用典上确实比较多；第二，以用典多作为好诗的标准，最适合于书斋创作，身边的书山真是有无穷的矿藏。正是因为有这些妙处，所以江西诗派的理论在两宋深受欢迎。其后，元明清三个王朝，文字狱愈加严酷，处于这种政治环境的人们，要想当个诗人，就不能不以江西诗派的理论作为强心剂和上马石。这就是该派理论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
在注释杜诗方面，也充分贯彻和发扬着这种理论，宋代就已出现了以伪造典故著称的所谓《东坡老杜故事》，能找到出处的就找，找不到出处的就编造。到清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贯彻江西理论上可谓登峰造极，事典挖净了，就挖空心思地给杜诗的词语找“出处”，管它与诗意相干不相干，只要字面相类就是“娘家”！注典的庸俗化，令人啼笑皆非，连“无食无儿一妇人”（《又呈吴郎》）这种通俗的诗句也要找出处，而且找了三处，仇氏注释说：“贾谊《新书》：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晋书》：皇天无知，邓伯道无儿。宋玉《神女赋》：见一妇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很难想象，杜甫的这句诗是由于他读过了《新书》、《晋书》、《神女赋》之后，才把“无食”、“无儿”、“一妇人”三个词语组合而成的。这可真是除了不停地翻书本子，否则连一句平常的人话都说不出来了，到了这个地步，还有可能是个诗人吗？作学问的人虽然不知道诗是如何写出来的，但他也应该知道日常说话用语是不必从书本上来的。他这样做，无非是要显示个人读书多罢了。他这一显示不要紧，却把杜甫搞成一个除了埋头书本子，别的啥也不懂，甚至连说平常话都非常困难的家伙，这哪里还是杜甫！
所谓“无一字无来处”，如果从使用既成词语的角度来说，这句话并无错误，同时也毫无意义。一个诗人，如果他不自行造字，不滥造词语，那他所用之字、所用词语就必定绝大多数是见于前代典籍的。又岂只杜甫是如此？就是被苏轼惋惜“诗料”太少的孟浩然的诗作，其实也是“无一字无来处”的。
我以为，判断诗中是否用典，是不能以字面上的相类为依据的，关键要看这个词语是否与诗人的抒情有密切的关系，如有，就是在用典；没有，就不是在用典。由此可知，黄庭坚以“无一字无来处”独尊杜诗，是没有依据的。他用“无一字无来处”作为好诗的标准，是可笑的，荒唐的。
元稹《酬孝甫见赠十首》其二写道：“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所谓“当时语”，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杜甫用当时的书面语和口语、俗语写诗，而不用古人的语言；二是指杜甫以时事为题材写诗，而不是从古代文献中找话题。用“当时语”写身边事，这样的作品自然会让人感到“情亲”。元稹于杜甫死后九年出生，他对杜诗使用“当时语”的这种判断，应该说是权威的。在这里，元稹指出的是杜诗在语言和题材上的特点，而不是说全部杜诗绝对不用语典和事典。
郭绍虞先生说道：“大抵唐代作家较多纯粹之诗人，而宋之诗家多为文人学士。……所以宋人不免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中国古代诗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抒写性情的诗人，是纯粹的诗人；一类是显露学问的诗人，是学士诗人。纯粹的诗人也会在某些诗中使用典故，但那是抒情的需要。因为典故都包含着一段人物故事，诗人用简短的语言媒介将其点到，这个人物故事就会按着诗人的意图显示出它的某个侧面来，从而成为诗人抒情表意的工具，从实现抒情的效果来看，这无疑是个很便捷的方法。学士诗人则不同，他们写诗多是为了显示学问，于是拼尽全力剜搜生僻典故，搞得饾饤满纸，让读者堕入五里雾中，在读者惶惑莫解的目光中，他们得到了一丝快意。张戒曾批评以用事为工的作法“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吴文治《宋诗话全编》）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深刻的。诗的质性是抒情言志，用典不过是抒情言志的手段，把用典多少作为衡量诗歌优劣的标准，就是以手段代替目的，是舍本逐末，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清人方贞观嘲笑那种无情可抒而只知道用典的作者，说他们“本无用意处，徒取经史字面，铺张满纸，是侏儒自丑其短，因而高冠巍屐，绿衣红裳，其恶状愈可憎也。”（赵永纪《古代诗话精要》）这段议论堪称精彩。黄庭坚在作诗上是“无一字无来处”的，他的诗又如何呢？清人赵翼对他作过评论：“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赵翼《瓯北诗话》）性情既为典故所掩盖，则诗歌的抒情言志的质性也就被断送了。
这一讲拟对杜诗的用典艺术作些探讨，目的之一是清除江西诗派给杜甫涂抹的滑稽油彩，还杜诗本来面目。目的之二是从杜甫用典的艺术实践中，获得某些启迪。远山回声 (972468943)  21:32:58
二、杜甫用典与否，依抒情表意的需要而定
杜甫使用典故，是本着抒情的需要的。有些时候，情感的抒发不需要使用典故，则绝对不用。像《春望》所写：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眼前景，身边事，心中情，自然挥洒，已臻其妙，又何必需求助于古人？又如《月夜》所写：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望月思亲，虽然是古来已有，但是如此深沉的内心独白，如此独特的生活经历，又有哪个古人古事可供比拟？其它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等等名篇，以及那些精致的草堂田园诗，通篇不用一个事典，感情表达得浓郁、顺畅、自然，《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竟连一个语典也没让仇兆鳌找出来。考察杜甫的用心，他认为在不需要用典就能把感情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决不用典。因为他知道，典故固然能够有助于情感的表达，同时它对于不知此典的人来说也能构成障碍，所以在保证完成抒情的前提下，尽量不设置这种人为的障碍。
有些时候，情感比较曲折、复杂，直言难以述尽；或对社会、人生的事理进行议论，发表意见，正言难以阐明；或为人物立传，评价传主一生功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典故就是情势所须的了。杜甫的一些长篇五古、排律，如《北征》、《八哀诗》、《夔府抒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壮游》等大型的叙事性、议论性的作品，则大量使用历史掌故和传说。此外，还大量地使用经书、史书、子书语典，据金启华先生统计，杜诗使用《诗经》、《尚书》、《礼》、《易》、《春秋左氏传》、《论语》的语典多达180处；使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史》等史书语典43处；使用《老子》、《庄子》、《关尹子》、《荀子》、《尹子》、《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牟子》、《抱朴子》、《颜氏家训》、《文中子》等各家句意55处；至于化用前代诗人的诗句，如屈原、宋玉、曹操、曹丕、曹植、孔融、蔡琰、王粲、刘桢、应瑒、陈琳、嵇康、阮籍、傅玄、裴秀、陆机、潘岳、潘尼、张载、张协、左思、孙楚、刘琨、郭璞、卢谌、孙绰、殷仲文、陶渊明、谢灵运、谢惠连、谢瞻、谢庄、颜延之、鲍照、王融、谢朓、沈约、江淹、吴均、任昉、王训、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阴铿、沈炯、王褒、何逊、江总、庾信，以及初唐诗人虞世南、沈宋、四杰等，竟有571处。杜甫在这类诗中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些事典和语典，是情势使然，如不以古比今，如不使用前人语句、化用前人诗句，便不能把自己或他人复杂的生活经历和个人复杂的思想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
比如，他用王粲登楼作赋的故事比拟自己漂泊异地、思念故乡的境况，用匡衡抗疏的故事比拟自己因疏救房琯而遭受打击的经历，用苏武握节来比拟郑虔的操守，用董卓燃脐来比拟安禄山的结局，这些，都因借助于古人古事的烘托与映射而收到了良好的表意抒情效果。
又如，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这首为严武立传的诗中，他用了10个历史人物故事，从不同角度对传主进行类比。“匡汲俄宠辱”，匡衡、汲黯两个人都是汉代名臣，以直言进谏著称于世，又都因此而遭到君主的疏远；严武曾任京兆少尹，在肃宗打击玄宗旧臣之际，被贬为巴州刺史，不久，又迁东川节度使、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故云“俄宠辱”。使用这二人的典故，不但写出了严武的直臣风范，而且写出他官职沉浮之变化。“尚书无履声”，是用汉代郑崇的故事，郑崇作尚书的时候，经常趿拉着鞋子来进谏，以致皇帝听到那“趿拉趿拉”的声音就知道是他来了。严武作剑南节度使的时候，兼任检校吏部尚书，但由于身在成都，不能履行进谏的职责，故云“无履声”。“卫霍竟哀荣”，是以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比严武，说严武像卫、霍一样生死都令人慨叹。“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说严武像诸葛亮一样被蜀地百姓热爱，又像汉代的文翁倡导儒教，化育民俗。这是从文治的角度表彰严武的功德。“颜回竟短折，贾谊徒忠贞。”颜回是孔子学生，以贤著称，32岁病死；贾谊是汉文帝的名臣，33岁身亡。严武40岁病死，故以颜回、贾谊比之，而且，用贤士、名臣比严武，十分确切。“怅望龙骧茔”，是以王濬的坟茔比严武的坟茔。王濬是晋代大将，拜龙骧将军，伐吴有功，死后葬在柏谷山。严武抗击吐蕃，战功显赫，二者有相同之处。试想，假如不用这些历史人物作比，是难以把严武的生平、履历、功绩以及道德精神述说清楚的，也难以表达自己对严武的崇敬之情。
杜甫的这种作法，与钟嵘批评的大明、泰始诗人用典泛滥、致使“文章殆同书抄”（钟嵘《诗品》）的作法，与王夫之批评的苏轼、黄庭坚“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 的作法，完全是两回事。明人胡应麟说得好：“大篇长律，非此何以成章！”（胡应麟《诗薮》）清人乔亿说：“《诗品》曰：‘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愚谓性情有难以直抒者，非假事陈词则不可。”（乔亿《剑溪说诗》）二人所论，都是强调用典是在抒情写意之所必须的时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杜甫在用典与否的问题上，处理方法是明智的，他既不拒绝使用典故，也不滥用。在一些短小的诗篇里少用或不用典故，而在一些长篇诗中则用典较多。用与不用，要看抒情表意的需要而定。这表明，他是把典故看作抒情表意的工具，是以主人的姿态俯临和驾驭典故；而不是以奴才的姿态把典故高高地举过头顶，向人炫耀自己的家珍。这种态度，可为千古诗人垂范。
毋庸讳言，杜甫青年时困居长安期间，所写的一些投赠诗中也用了不少的典故，这其中有向对方显示学问的意思。为了走入仕途，请求他人援引，就不能不在诗中大量使用古人古事，以显示学问渊博。这类的诗作是不足称道的，它们在杜诗中也不占重要地位，是作者年轻时期诗歌创作尚未成熟的表现。远山回声 (972468943)  21:33:18
三、杜诗的用典技巧
   （一）使用熟典。杜诗所用的典故，都是常见的事典和语典。这是他的以情主典的创作思想的产物。用典既是为了抒情，则典故就应是常见的，如果使用僻典就会淹没情感，使人不知所云。而以诗卖弄学问的人，不用僻典也达不到目的。
    古代文论家对作诗使用僻典多有批判。清人黄子云说：“自汉以迄中唐，诗家引用典故，多本之于经、传、《史》、《汉》，事事灼然易晓。下逮温、李，力不能运清真之气，又度无以取胜，专搜汉、唐诸秘书，括其事之冷寂而罕见者，不论其义之当与否，擒剥填缀于诗中，以夸耀己之学问渊博。俗眼被其衒惑，皆为之卷舌伸眉，咄咄嗟赏，师承惟恐或后。吁！二人志虑若此，其品操又安用考厥平生而后知其邪僻哉？”（黄子云《野鸿诗的》）黄子云对于温庭筠、李商隐以僻典入诗的作法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夸耀学问的伎俩，并与品德操行联系起来，对后世之“俗眼”亦加以深刻的讽刺。袁枚也反对以僻典入诗，说道：“用一僻典，如请生客。”（袁枚《续诗品》）
清人钱泳《履园谭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某孝廉，作诗善用僻典，尤通释氏之书，故所作甚多，无一篇晓畅者。一日，示余二诗，余口噤不能读，遂谓人曰：‘记得少时诵李、杜诗，似乎首首明白。’闻者大笑。始悟诗文一道，用意在深切，立辞要浅显，不可取僻书释典，夹杂其中。”钱泳反对以僻典入诗，因为僻典使诗意不能“晓畅”；而且认为李、杜之诗不用僻典，故“首首明白”。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杜诗用典多是些常见的典故，即便偶有阙闻，也能查阅经史子集，找到出处。诸如虞舜调琴、大禹疏河、文王获熊、仲尼伤麟、许由瓢饮、原宪居贫、专诸行刺、太伯让贤、勾践枕戈、秦皇渡浙、相如涤器、扬雄投阁、严光垂钓、郑谷耕岩、王粲登楼、贾谊伤时、萧曹拱御、耿贾扶王、管宁皂帽、江总锦袍、蒋诩三径、张翰鲈鱼、严遵卖卜、阮籍穷途、匡衡抗疏、刘向传经、汲黯匡君、廉颇出将、文翁化俗、李广命蹇、苏武握节、董卓燃脐、庞公高蹈、诸葛济时、山简习池、陶潜东篱、志公锡杖、葛洪丹砂，等等。对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这些历史掌故和传说并不构成阅读障碍。
   （二）活用典故。杜诗用典十分灵活，正用、反用、明用、暗用等等，无所不备。最能显示其灵活性的，主要表现在对某一典故的“正反兼而用之”和“就其一侧而用之”这两个方面。
    清人李重华说：“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用古人古事入诗，目的在于比今人今事。杜甫用典的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对同一典故的时而正用，时而反用。例如，他使用阮籍穷途的典故，《晋书•阮籍传》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杜甫困居长安期间，曾作投赠诗《敬赠郑谏议十韵》，诗中说：“君见穷途哭，宜忧阮步兵。”以阮籍穷途恸哭，来比自己生路的艰辛，这是正面使用这个典故。其后，漂泊的岁月磨炼了他的性格，他便以铮铮傲骨面对惨淡的人生，说道：“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暮秋枉裴道州手札》）明白表示以哭穷途为耻辱，这便是对典故的“反其意而用之”了。大历五年深秋，贫病交加的杜甫感到生命将到尽头，急着要回故乡去，却又没有旅费，在向湖南亲友筹集资金的诗中说道：“途穷哪免哭，身老不禁愁。”（《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则又是正面使用这个典故了。又如，他使用张翰的典故，《晋书•张翰传》载：“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杜甫在《洗兵马》诗中写道：“东走无复忆鲈鱼”，是说当时官军包围了邺城，形势大好，官吏们不再为了避难而隐居（安史之乱发生后，不少官吏逃到了江南），这是反用张翰的典故。而在《严中丞枉驾见过》诗中说道：“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还应似管宁。”则是正面使用张翰的典故，说自己不只像张翰那样辞官归隐，还应像管宁那样召而不就。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境况和心情，对典故正反兼用，又能恰到好处，说明他具有对典故的高度驾驭的能力。
杜甫灵活用典，还表现为不拘泥典故的全貌，能够根据抒情表意的需要，仅取典故的某个侧面。使用古人古事是为了比今人今事，既然是比，也就只能是在某一点上有相似之处，而不可能去苛求两者完全相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不会有古今完全相同的人事。从这一点看来，比喻确实是蹩脚的。但是，如果不是愚昧而固执的人，对于比喻存在的合理性则不会否定。
王粲的故事是杜甫在诗中多次使用的。据《汉书•王粲传》载，王粲是汉代文学家，才学称富，中原战乱中，南迁荆州，客居他乡达15年之久，所作《登楼赋》抒发乡土之思，影响很大。对于王粲的故事，杜甫每每取其某个侧面来比自己。如，“群盗哀王粲”（《春日江村五首》其五），是取用王粲因军阀战乱而离乡的事，来比自己为避安史之乱而漂泊他乡，这是取其漂泊的原因这个方面；“王粲不归秦”（《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是取用王粲滞留荆州达15年这个侧面，来比自己漂泊时间之久；“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一室》）是取用王粲留居襄阳的这个侧面，来比自己归老祖籍的愿望（杜甫的祖籍在襄阳）。如此，取其一个侧面而用之，借以表现个人生活的某种经历和感受，效果显得很鲜明。
又如，他使用司马相如的典故，在《醉时歌》中说道：“相如逸才涤酒器”，这是取司马相如多才而贫困的这一生活侧面，来比自己在长安的艰难处境。在《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中说道：“壮节初题柱”，据《成都记》载：司马相如出外谋求官职，过升仙桥时，在桥柱上题字：“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杜甫借用司马相如的这一侧面，来比自己年轻时的远大政治理想。在《酬高使君相赠》中说道：“赋或似相如”，这是取司马相如的文学才能以自比。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说道：“我多长卿病”，则是取司马相如患糖尿病以自比了，杜甫客居成都期间得了糖尿病。
扬雄的一些生活侧面也常被杜甫引入诗中，有时他取用扬雄的擅长作赋来自比，如“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赋料扬雄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时则取用扬雄作《太玄》被人嘲笑的故事以自危：“真怯笑扬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汉书》记载：刘歆读罢《太玄》，对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利禄，然向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杜甫用扬雄这个生活侧面，说他真怕自己的著作被人盖了酱坛子。有时他取用扬雄被搜捕而跳阁的事，来表达自古文人多命蹇的感慨：“子云识字终投阁”（《醉时歌》）。有时则取用扬雄淡薄名利来赞美友人：“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送杨六判官使西蕃》）《汉书•扬雄传》载：“（雄）清静亡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
沈德潜说道：“实事贵用之使活，熟语贵用之使新，语如己出，无斧凿痕，斯不受古人束缚。”（沈德潜《说诗晬语》）根据一时一地的抒情表意的需要，取典故的某一侧面来作比，这是杜甫用典灵活性的表现，这种作法给抒情表意带来很大的方便。
（三）不露痕迹。用典与写实密合无垠，用典而不使人觉得是在用典，即便不知道典故也不妨碍理解诗句，知道典故的读者则能更品情味，这是用典的妙境，向来为诗论家所崇尚，清人袁枚说道：“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袁枚《随园诗话》）方东树说道：“大家用事，若不知其用事者，此其妙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徐增也说：“或有故事赴于笔下，即用之不见痕迹，方是作者。”（徐增《而庵诗话》）杜诗的某些用典达到了这种境界。例如《题张氏隐居二首》：
其  一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涧道馀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
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
诗的前四句写前往张氏隐居途中的见闻，后四句写张氏的良好品德。第二句使用《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语典（伐木丁丁）和诗意（求其友声），并取用王籍《入若耶溪》“鸟鸣山更幽”的意境。仇兆鳌《杜诗详注》：“《小序》：《伐木》，燕朋友故旧也。”杜甫使用此典，与全诗的意境相吻合。妙在能把典故与寻友途中所见的景物不着痕迹地结合起来，使人乍读之时，以为只写实景，回味之际，便觉情韵深长，在欣赏山中幽景的同时，品味着友朋聚会的兴味。如此用典，真可谓“但知盐味，不见盐质”了。对于不知用典的人来说，也不妨碍其对幽静山林的审美。
其  二
之子时相见，邀人晚兴留。
霁潭鱣发发，春草鹿呦呦。
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
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
诗的颔联“霁潭鱣发发，春草鹿呦呦”是对张氏隐居环境的描写，却也使用了《诗经》的语典。《诗经•卫风•硕人》：“施罛濊濊，鱣鲔发发。”是写在水中撒网捕鱼，鱣鲔入网后，发出“泼泼”的击水声。杜诗通过“鱣发发”三个字使用此典，暗写主人捕鲜鱼以办晚宴的事，这从颈联可以看出。对于不知道此典的人来说，也无妨碍，可以作为傍晚景色来欣赏，因为每当夕阳照水的时候，水中的鱼就要跳出水面。我生在水乡，对鱼的这种习性是熟知的。也就是说，杜甫善于把用典与写实密切结合起来，做到天衣无缝。“春草”这句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由此，“鹿鸣”就成了宴会宾朋的象征。此句不但写出张氏生活环境的幽美，而且通过用典赞美了张氏待客的盛情。对于不知道此典的人来说，这句所写的春草鹿鸣祥和景物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杜甫在川北流浪期间曾自叹身世：“甫也南北人。”（《谒文公上方》）粗知杜甫生平遭际的人都会认为这是写实之笔，因为杜甫一生南北漂泊。但此句也是用了典故的。《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为他的父母立坟头的事，按古代的作法，是应该“墓而不坟”的，就是只有墓地，不能起坟头。但孔子说：“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考虑到自己四处奔波的情况，不能不在墓地立个坟头作为标记，以免日后不知道墓地在哪里。孔子为推行他的儒家学说，曾周游列国，确实是个东西南北之人。杜甫思想以儒家为主，他使用这个典故，等于把自己与孔子看为同类，表明对儒学创始人的认同，每当他上路奔波，眼前就会出现孔子的形影：“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发同谷县》）想到孔子四处奔波、坐不暖席，则自己的漂泊流离也就不必抱怨了。可知，“甫也南北人”，是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感情的。难得的是，用典于叙写身世之中是如此的不露痕迹。
清人朱庭珍说道：“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运古语若己出，毫无费力之痕。……如鬼斧神工，不可思议，而一归于天然，斯大方家手笔矣。杜陵句云：‘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放翁云：‘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皆个中精诣也，学者详之。”（朱庭珍《筱园诗话》）杜甫这两句诗原是赞美裁缝技艺的精绝，缝出的衣服上看不见针脚，朱庭珍借它来形容用典的天然无痕，是十分精到的。笔者以为，用它来表述杜诗用典的造诣，是当之无愧的。

清乐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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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据洋洋巧布文，行云流水洗精金。
昆微妙运驰铃鹿，锦绣高怀献美琛。

奉旨填词柳三

远山老师是河北省某大学中文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诗词协会副会长，保定诗词楹联学会会长。 主讲中国古代文学、唐诗导读、杜甫研究、诗词格律与习作等课程，从事唐代文学研究．出版杜甫研究系列著作《杜诗艺谭》、《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注》，在《文学遗产》、《学术研究》、《史学月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承担国家、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多项，获省级社科奖、教学奖多项，2003年获河北省教学名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