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是沈佺期还是崔日用的《回波乐》都是“娱宾遣兴”,这是词产生后在上层社会最主要的功能,这也是沈佺期这首《回波乐》在词发展史上的价值所在。只不过这两人皆在娱乐功能之外添加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也可以算词曲的另类社会功能吧!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文人、所有的《回波乐》都是这样。据刘昫等《旧唐书》记载,就在这次宴会上谏议大夫李景伯的《回波乐》就对中宗的无节制酒宴进行规劝: 中景宴侍臣,酒酣,各命为《回波辞》,景伯独为箴规,“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帝不悦。萧至忠曰:“真谏官也”。(《旧唐书》卷九十,列传第四十) 李景伯,邢州柏仁(今河北唐山)人。唐景龙中为给事中,迁谏议大夫,终散骑常侍。但对于谏官的箴规,却是“帝不悦”。说明中宗这样的帝王只需要沈佺期、崔日用这类佞臣。这个故事被转录得更多,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宋·王溥《唐会要》,宋·尤袤《全唐诗话》,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宋·孔平仲《续世说》,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以及《全唐诗和《全唐五代词》,而且多用在治国理政的典籍之中。 就在孟棨《本事诗》的这则故事中,还记载了优人创作的另一首《回波乐》,它以谐谑的方式对中宗的惧内进行挖苦,客观上撕下最高统治者至高至尊的面纱,窥探出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宗(李显)为太子时,立为妃。弘道元年(683)中宗即位,次年,立为皇后。同年,中宗被武则天废黜,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随行。在流放生活中,韦氏患难与共,排解了中宗的悲愁惶惧情绪。中宗发誓如能复位,定任她所为,不加禁制。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每临朝,韦后即置幔坐殿上,预闻政事。以其从兄韦温掌握实权。以与其私通的武三思为相,将其爱女安乐公主嫁武三思子武崇训,并纵容女儿安乐公主卖官鬻爵,恃宠专横,权重一时。当时朝中形成一个以韦氏为首的武、韦专政景龙四年(710年)韦氏恐其丑行暴露,遂与其女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中宗暴卒,立温王李重茂为帝,临朝称制。不久李隆基发动政变,拥其父相王李旦复位。被杀于宫中,并被追贬为庶人,称韦庶人。所以优人的这首《回波乐》唱到: 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祇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 “栲栳”是夸张地形容人头部大头大脑的样子。“李老”自然是指中宗李显。裴谈是 唐中宗时期的御史大夫,神龙元年授大理卿。此人信佛,妻悍妒,《本事诗》中说他“畏之如严君”,即害怕得像害怕自己严厉的父亲一样。有意思的是,他还对人宣传他怕老婆的心得体会,他的老婆有三个时段值得害怕:“年轻漂亮时,像个活菩萨;等到儿女满堂,看上去像个魔鬼母亲,有谁不害怕“九子魔母”吗?到了年老,枯槁的黑脸上又涂上脂粉,像个《圆觉经》上说的专食人精血的夜叉,谁不害怕?”这对君臣,一内一外,成了伶人打趣的对象。当然,伶人敢当面打趣,还不上有韦氏撑腰,所以伶人歌舞诗,“韦后意色自得”,歌后“以束帛赐之”,中宗还敢怎样!就是以怕老婆成为朝臣表率的裴谈,也得到韦氏的嘉奖:景龙四年韦后专制后,由大理卿提拔为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留守东都。这就是沈佺期《回波乐》产生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其实,沈佺期这首《回波乐》,除了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位置外,就其内容和手法而言,就像宋之问的《龙门赋诗》一样,并无多少价值。沈佺期的文学贡献主要在上述的声律对仗方面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标志着唐代新体诗的成熟。其次就是七言诗的创作今人郑振铎认为:“七言诗开始流行于唐初,至沈宋,更有所谓七言律。七言律的建立,对于后来的影响是极大的。沈、宋的最伟大的成功便在于此。”(《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但是,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宋之问“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宋之问传》),而沈“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旧唐书·沈佺期传》)。沈的一些代表作,如《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古歌》、《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等皆是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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