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一青诗社《花间集》领读
《花间集》 《花间集》是五代西蜀赵崇祚所编,共收录了自晚唐至五代的温庭筠、韦庄、皇甫松、牛峤、孙光宪等十八位词家的五百首作品。其内容多为风花雪月的男女恋情,且喜好以女子的口吻抒发感情,这样类型的词作约占三分之二,因此总体说来,风格倾向于香软绮靡。以后世多数评论者的眼光看来,《花间集》格调不高,题材狭窄,感慨不深,且对后世词的创作有着深远却不利的影响。如俞平伯就认为,“就最早的词的文学总集《花间》来看,即已开始走着狭深的道路”,“一般说来,思想性差,反映面狭”,“‘花间’的潜势力依然笼罩着千年的词坛”。我们不否认《花间》总体为“艳词”的合理性,但不应仅仅停留于这一历史现象表面,每一现象都有它产生的原因,无论主观或客观。陆游在《花间集跋》中说:“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的确,以后人的眼光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若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体味当时文人的感情,其实也就不奇怪了。 考据起来《花间集》一词源出于古代歌女酒令。《花间集》是一种能用小令来写故事的超凡本领。我们在文字上面看到的,是一些经过上流文人加工过的艺术品。或者是文人们代替女性设身处地想出来的文学作品。欧阳炯的序文说,这部五百首的《花间集》是“广会众宾”所收集的“近来诗客曲子词”。其所以有必要结此一集,乃是因为编者感觉到当时的“南朝宫体”和“北里倡风”,不但形式不好,不是“言之不文”。而且这里并没有什么真实内容,也不是“秀而不实”。因此他特别抬出了温飞卿,李太白等等几个大名家,把他们的词作为模范。欧阳炯的序文虽然也提到了李白的“应制清平乐词四首”,但却并未选入《花间集》。 《花间集》的姊妹编《尊前集》不分卷本。《尊前集》选了二百八十五首,其牛包括一些唐人作品,比如李白,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等。当然了,《花间集》仍然是以五代词文作品为最多,比如欧阳炯就占三十一首,孙光宪二十三首,而和凝的五首《江城子》写一个连属的故事,正是后世《五更调》的重要范本。所以不应该把《花间集》当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选集,而是应该说,《花间集》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北宋词人把《花间集》奉为词的正宗。所以把此《花间集》作品称为“本色词”,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而言,历史上的词以长短分类:以“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事,故称之为“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是为“中调”。而五十九字以内的词则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入的词品,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为什么较短的词称为小令?这个令字起源甚古,颇有些来历。令是酒令的简称。酒令是古代宴会中的一种风俗。《史记?滑稽列传》的淳于髡说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的“执法”和“御史”就是执行酒令和纠令的。 中国晚唐五代词派与五代后蜀赵崇祚(公元941年人)所选录的唐末五代词人18家作品500首编成《花间集》一共十卷。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孙光宪外,其余比如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都是集中在蜀地的文人。这些词家的词风大体相近。后世因而称之为花间派。温庭筠和韦庄是主要代表作家。他们二人虽都侧重多写艳情离愁,但是风格不同。温词秾艳华美,韦词疏淡明秀。其余词人,多蹈温、韦余风,内容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 其实《花间集》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公元926—963年间),甚至在《花间集》结集时候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仅次于温庭筠。有意思的是编者赵崇祚是词人,可是他自己一首词也没有收入《花间集》。由此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自利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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