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期导读《唐诗鉴赏大辞典》（下）绝句篇

寒烟翠

    （一）
杜牧◎沈下贤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　
　　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珮月如襟。
　
　　这是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杜牧任湖州刺史时，追思凭吊中唐著名文人沈亚之的诗作。亚之字下贤，吴兴（即湖州）人，元和十年（815）登进士第，工诗能文，善作传奇小说。他的《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等传奇，幽缈顽艳，富于神话色彩和诗的意境，在当时别具一格。李贺、杜牧、李商隐对他都很推重。杜牧这首极富风调美的绝句，表达了他对亚之的仰慕。
　
　　首句“斯人清唱何人和”，以空灵夭矫之笔咏叹而起。斯人，指题中的沈下贤。清唱，指沈的诗歌，着一“清”字，其诗作意境的清迥拔俗与文辞的清新秀朗一齐写出。全句亦赞亦叹，既盛赞下贤诗歌的格清调逸，举世无与比肩；又深慨其不为流俗所重，并世难觅同调。
　
　　沈下贤一生沉沦下僚，落拓不遇。其生平事迹，早就不为人知。当杜牧来到下贤家乡吴兴的时候，其旧日的遗迹已不复存留。“草径苔芜不可寻”，这位“吴兴才人”的旧居早已青苔遍地，杂草满径，淹没在一片荒凉之中了。生前既如此落寞，身后又如此凄清，这实在是才士最大的悲哀，也是社会对他们最大的冷落。“清唱”既无人和，遗迹又不可寻，诗人的凭吊悲慨之意，景仰同情之感，已经相当充分地表达出来，三、四两句，就从“不可寻”进一步引发出“一夕小敷山下梦”来。
　
　　小敷山又叫福山，在湖州乌程县西南二十里，是沈下贤旧居所在地。旧居遗迹虽“草径苔芜不可寻”，但诗人的怀想追慕之情却悠悠不尽，难以抑止，于是便引出“梦寻”来──“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珮月如襟。”诗人的梦魂竟在一天晚上来到了小敷山下，在梦境中浮现的，只有鸣声琤琮的一脉清流和洁白澄明的一弯素月。这梦境清寥高洁，极富象征色彩。“水如环珮”，是从声音上设喻，柳宗元《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月下闻水之清音，可以想见其清莹澄澈。“月如襟”，是从颜色上设喻，足见月色的清明皎洁。这清流与明月，似乎是这位前辈才人修洁的衣饰，令人宛见其清寥的身影；又象是他那清丽文采和清迥诗境的外化，令人宛闻其高唱的清音孤韵；更象是他那高洁襟怀品格的象征，令人宛见其孤高寂寞的诗魂。“襟”，古代指衣的交领，引申不襟怀。杜牧《题池州弄水亭》诗云：“光洁疑可揽，欲以襟怀贮。”光洁的水色可揽以贮怀，如水的月光自然也可作为高洁襟怀的象征了。所以，这“月如襟”，既是形况月色皎洁如襟，又是象征襟怀皎洁如月。这样地回环设喻，彼此相映，融比兴象征为一体，在艺术上确是一种创造。李贺的《苏小小墓》诗，借“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珮”的想象，画出了一个美丽深情的芳魂，杜牧的这句诗，则画出了一个高洁的诗魂。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形象的描绘，那么后者则更多地侧重于意境与神韵，对象不同，笔意也就有别。
　
　　这是交织着深情仰慕和深沉悲慨的追思凭吊之作。它表现了沈下贤的生前寂寞、身后凄清的境遇，也表现了他的诗格与人格。但通篇不涉及沈下贤的生平行事，也不作任何具体的评赞，而是借助于咏叹、想象、幻梦和比兴象征，构成空灵蕴藉的诗境，让读者通过这种境界，在自己心中想象出沈下贤的高标逸韵。全篇集中笔墨反复渲染一个“清”字：从“清唱何人和”的寂寞到“草径苔芜”的凄清，到“水如环珮月如襟”的清寥梦境，一意贯串，笔无旁鹜。这样把避实就虚和集中渲染结合起来，才显得虚而传神。
　
　　　　　　　　　　　　　　　　（刘学锴）
    （  二）
杜牧◎长安秋望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这是一曲高秋的赞歌。题为“长安秋望”，重点却并不在最后的那个“望”字，而是赞美远望中的长安秋色。“秋”的风貌才是诗人要表现的直接对象。
　
　　首句点出“望”的立足点。“楼倚霜树外”的“倚”，是倚立的意思，重在强调自己所登的高楼巍然屹立的姿态：“外”，是“上”的意思。秋天经霜后的树，多半木叶黄落，越发显出它的高耸挺拔，而楼又高出霜树之上，在这样一个立足点上，方能纵览长安高秋景物的全局，充分领略它的高远澄洁之美。所以这一句实际上是全诗的出发点和基础，没有它，也就没有“望”中所见的一切。
　
　　次句写望中所见的天宇。“镜天无一毫”，是说天空明净澄洁得象一面纤尘不染的镜子，没有一丝阴翳云彩。这正是秋日天宇的典型特征。这种澄洁明净到近乎虚空的天色，又进一步表现了秋空的高远寥廓，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当时那种心旷神怡的感受和高远澄净的心境。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第三句转笔写到远望中的终南山。将它和“秋色”相比，说远望中的南山，它那峻拔入云的气势，象是要和高远无际的秋色一赛高低。
　
　　南山是具体有形的个别事物，而“秋色”却是抽象虚泛的，是许多带有秋天景物特点的具体事物的集合与概括，二者似乎不好比拟。而此诗却别出心裁地用南山衬托秋色。秋色是很难描写的，它存在于秋天的所有景物里，而且不同的作者对秋色有不同的观赏角度和感受，有的取其凄清萧瑟，有的取其明净澄洁，有的取其高远寥廓。这首诗的作者显然偏于欣赏秋色之高远无极，这是从前两句的描写中可以明显看出的。但秋之“高”却很难形容尽致（在这一点上，和写秋之“凄”、之“清”很不相同），特别是它那种高远无极的气势更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这种情况下，以实托虚便成为有效的艺术手段。具体有形的南山，衬托出了抽象虚泛的秋色，读者通过“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的诗句，不但能具体地感受到“秋色”之“高”，而且连它的气势、精神和性格也若有所悟了。
　
　　这首诗的好处，还在于它在写出长安高秋景色的同时写出了诗人的精神性格。它更接近于写意画。高远、寥廓、明净的秋色，实际上也正是诗人胸怀的象征与外化。特别是诗的末句，赋予南山与秋色一种峻拔向上的动态，这就更鲜明地表现出了诗人的性格气质，也使全诗在跃动的气势中结束，留下了充分的想象余地。
　
　　晚唐诗往往流于柔媚绮艳，缺乏清刚遒健的骨格。这首五言短章却写得意境高远，气势健举，和盛唐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有神合之处，尽管在雄浑壮丽、自然和谐方面还不免略逊一筹。
　
　　　　　　　　　　　　　　　　（刘学锴）
    （三）
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在唐人七绝中，也和在整个古典诗歌中一样，以赋、比二体写成的作品较多，兴而比或全属兴体的较少。杜牧这首诗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称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尽而意有余”的名篇。
　
　　这首诗是作者于宣宗大中四年（850）将离长安到湖州（即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任刺史时所作。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高敞，可以眺望，是当时的游览胜地。
　
　　杜牧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具有政治、军事才能，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时他在京城里任吏部员外郎，投闲置散，无法展其抱负，因此请求出守外郡。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环境，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诗从安于现实写起，反言见意。武宗、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正烈，宦官擅权，中央和藩镇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有战斗，何尝算得上“清时”？诗的起句不但称其时为“清时”，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没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这是很有意趣的。次句承上，点明“闲”与“静”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爱孤云之闲见自己之闲，爱和尚之静见自己之静，这就把闲静之味这样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地显示了出来。
　
　　第三句一转。汉代制度，郡太守一车两幡。幡即旌麾之类。唐时刺史略等于汉之太守。这句是说，由于在京城抑郁无聊，所以想手持旌麾，远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长江，东南是东海，故到湖州可云去江海。）第四句再转。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长安西边醴泉县的九嵏山。古人离开京城，每每多所眷恋，如曹植诗：“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传诵人口之句。但此诗写登乐游原不望皇宫、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独望昭陵，则是别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国，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贤是举，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诗人登高纵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当前国家衰败的局势，自己闲静的处境来，而深感生不逢时之可悲可叹了。诗句虽然只是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戛然而止，不再多写一字，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己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写得既深刻，又简炼；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沈祖棻）     （四）
杜牧◎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象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但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对于这种意见，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曾驳斥道：“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这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前两句看，莺鸟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应该是晴天的景象，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千里范围内，各处阴晴不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还需要看到的是，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色调错综，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的时代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其实，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当然，在欣赏的同时，偶而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
　
　　　　　　　　　　　　　　　　（余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