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赏析】王梵志诗（三）
【诗词赏析】王梵志诗（三）【诗词赏析】王梵志诗（三）
2018-02-02 施蛰存 一青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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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赏析
瓜田不纳履 李下不整冠
百里
刘夕爱heidi - 百里
在一个偏僻边远的敦煌石室中，就有许多王梵志诗写本，而且其中有小学生习字本，这就反映着王梵志诗在唐宋时代曾广泛流行过。虽然士大夫不承认它们是诗，但人民大众却承认它们是诗。人民对于诗的要求，和士大夫不一样。人民要求整齐的句法,要求韵文，是为了便于记忆。散文句法的格言，不如韵文格言的容易记诵。所以劳动人民往往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编为整齐的韵语，以传诵给子孙辈。我国古代有许多谣谚，都是整齐的四言或五言排句。四句的都用韵。例如：
触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古农谚)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古谚)
射人当射马，擒贼先擒王。(古谚)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古谚)
善御不忘马，善射不忘弓。《韩诗外传》)
梵志诗中的“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逢人须敛手，避道莫前荡。”都继承了这种形式。
印度佛教经典，在一段散文之后，总有一段韵文的结束语。汉文译本都把它们译为五言四句，称为“偈”，这是梵文“Gita”的音译名。Gita，意为诗颂。梵志的诗正象这种偈语，故费衮直接称它们为偈颂。
以上所说，是王梵志诗体的来源。王梵志可能是一个“儒家思想为主，而接受佛家教义的知识分子。他写了许多格言诗，在民间广泛地流传着，被王维所欣赏，摹仿了他的诗体。传到晚唐，这个人被神话化了，在民间传说中出现了关于他出生的故事。因为他的家世无可考，就说他是从树瘿中生出来的。因为他的名字古怪，就附会出关于他的姓名的故事。其实梵志也是一个梵文名词的意译。信仰佛教而不出家做比丘的，叫作梵志，就是今天所谓“居士”。这个名词在佛经中常见，一般世俗人不知道，就编造出“因林木而生，故曰梵天，改曰梵志”的解释，显然是很牵强的。诸家记载都说王梵志是隋代人，似乎也没有根据。初唐时期没有人提到过王梵志，王维是首先提到他的人，我估计他的诗开始流传也正在王维的时候。所以我把王梵志作为初唐诗人的最后一个。
王梵志的诗对后世也有相当的影响。中唐时期出了一个寒山子，给我们留下了一卷混合儒、释、道思想的格言诗。唐、宋、元三代高僧大德的禅偈，也是梵志诗的变体。或者可以说，梵志诗先受佛经中偈颂的影响而产生，宋元和尚又受梵志诗的影响而为偈颂。此外，还有宋代道学家的诗，特别是邵尧夫的诗，也可以说是梵志诗的苗裔。
用诗的形式来宣传道德观念或宗教思想，在东西方各国古典文学中都有。在古希腊的一部诗选《花束集》中，特别有一个门类，称为“说教诗铭”(Didactic
epigram)，又称“格言诗铭”(Gnomic
Epigram)，所收录的也是这样的诗。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王梵志诗在唐诗中虽然显得突出，但在古诗的传统中，它们也代表着一个若隐若显的流派。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
【补记】
以上王梵志诗话一篇，作于一九七八年。当时但据我所知见的资料编述，明知必有遗误，但亦无能求其完备正确。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华书局印行了张锡厚编的《王梵志诗校辑》，此书我到最近才见到。检阅一过，深愧三十年来，见闻闭塞，关于王梵志诗的许多文献，全未寓目。我这篇诗话，虽然写于一九七八年，其时代性实在只能代表一九四九年。现在已无兴趣重写此文，仅就张氏书提供的一些信息，条列于此，略为补记，以正拙文之缺误。顺便对张氏此书，纠评一二，以贡愚见。
(一)张氏此书的《附编》极有参考价值，其中《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著录简况及解说》尤为重要。张氏从下列诸书中汇录各方面所藏敦煌写本王梵志诗目录及编号，这些资料，我均未见到。因此，拙文中所列巴黎藏本目录，应予增补。不过巴黎所藏十四个卷子，并非都题明为王梵志诗。故所写是否梵志诗，还待考核。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六二年。
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
翟理斯编，伦敦版，一九五七年。
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二卷)
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版，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七年。
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
日本金罔照光编，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出版．一九七一年。
(二)本书所著录的王梵志诗写本，最早的是大历六年(公元七七一年)五月沙门法忍的写本。最迟的是朱开宝三年(公元九七O年)正月阎海真的写本。可知二百年间，王梵志诗一直流传在民间，仅有一二文人偶然记录了几首。
(三)巴黎所藏第4094卷樊文昇写本说明“王梵志诗上中下三卷为一部”，可确定王梵志诗原本为三卷。但第2914及第3833二卷均题作“王梵志诗卷第三”。可知王梵志诗有以一、二、三分卷的，也有以上中下分卷的。
(四)巴黎所藏第2718卷题云：“王梵志诗一卷。”其后有“乡贡士王敷撰《茶酒论》一卷，乃变文。尾有题记云：‘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
(五)张氏此书编辑体例颇为芜乱。王梵志诗既然只有三卷，张氏应先写定三卷的内容，而将不知属于何卷者依各个写本的编号移录，不宜另分卷帙。今张氏此书，将王梵志诗编为六卷，其第一、二、三卷亦非原写本的内容。如此则王梵志诗集原本的面目完全丧失了。
(六)唐宋人笔记、诗话中所录存的数十首王梵志诗,均不见于敦煌诸写本中，这一情况亦极可研索。难道王梵志诗有许多不同的传抄本，各人所见都不同吗?
(七)敦煌写本多用民间俗体字，移录写定正楷，颇非易事。张氏此书校注中的释文，有不少尚待商榷。有许多注释，亦不免谬误。如第231诗：
饮酒是痴报，如人落粪坑。
情知有不净，岂不岸头行。
此诗“岂不”二字原写本作“岂合”，本来不错。张氏据别本改作“岂不”，却是用讹本改是本了。“岸头”即“昂头”，张氏注释云：“岸边，佛家指苦海之岸。”这样一注。可知编者并未了解梵志诗意。梵志把饮酒比为落粪坑。人走过粪坑，明知这是不净之处，岂可不小心避开，反而昂头走去，视而不见，就免不掉要落入粪坑里去了。“岂合”是唐宋人俗语。意思是“怎么可以”。改成“岂不”，这句诗就讲不通了。
又，《庚溪诗话》所载“幸门如鼠穴”一首，张氏注“幸门”云：“权贵亲幸之门。”并引用白居易诗“奸邪得籍手，从此幸门开”。按：“幸门”是侥幸之门。这个“门”是“走门路”的“门”，不能实讲。张氏此注，可知连白居易这两句诗也未了解。
注释中诸如此类的谬误不少，不敢多举。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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