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批评（五）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也非常注意对故事情节的比较批评。同是荐举贤才，司马水镜和徐庶都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毛宗岗则注意到了它们的不同。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回首总批中指出：
水镜之荐孔明与元直之荐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则相告相嘱，惟恐玄德之无人，惟恐孔明之不出。是极忙极热者也。水镜则自言自语，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是极闲极冷者也。一则特为荐孔明而返，一则偶因访元直而来。一有心，一无意。写来更无一笔相似，而各各入妙。（37回）
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相告相嘱，惟恐玄德之无人，惟恐孔明之不出”。而司马水镜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则“水镜则自言自语，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这样的比较揭示出了徐庶与司马水镜的不同心态。甚至毛宗岗还认为就小说描写的艺术特点而言，二人之荐诸葛亮也“更无一笔相似，而各各入妙”：一是“极忙极热者”，一是“极闲极冷者”；“一则特为荐孔明而返，一则偶因访元直而来。一有心，一无意”。这样的描写可谓“特犯”而“不犯”，艺术效果是非常好的。
“周瑜愚蒋干”与“曹操间韩遂”，都是用计，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回首总批中也指出了它们的不同：
周瑜之愚蒋干，妙在黑夜；曹操之间韩遂，又妙在白日。愚蒋干之书，妙在明白；开韩遂之书，又妙在糊涂。周瑜帐前之语，妙说极要紧话；曹操马上之语，又妙在说没要紧话。骗法不同，愈出愈妙，写来好看杀人。（59回）
这两个情节都写得非常精彩，但是两者的确各有其妙。“周瑜之愚蒋干，妙在黑夜”，是因为白日蒋干会看得真真切切，不会轻易上当；“曹操之间韩遂，又妙在白日”，是因为如果在黑夜，马超或许就不会看到曹操与韩遂谈话的情景。“愚蒋干之书，妙在明白”，是因为不说明白，蒋干和曹操是不会相信的；“开韩遂之书，又妙在糊涂”，因为说清楚了，反而马超不会猜疑，惟有“糊涂”，才会令人生疑心。“周瑜帐前之语，妙说极要紧话”，因为只有这“极要紧话”，才会促使蒋干中计；“曹操马上之语，又妙在说没要紧话”，因为“说没要紧话”，(P583)并非想给韩遂听，其实是想给马超看，让他对韩遂起疑心。毛宗岗这样的分析，都深入挖掘出了小说描写艺术的精深之处。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周瑜断粮”与“孔明借箭”，指出：
周瑜欲断北军之粮，明知其断不成，智也。孔明欲造江东之箭，明知其造不成，亦智也。乃周瑜不断粮，不能使北军无粮；而孔明不造箭，却能使江东有箭，则孔明之智为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力以杀孔明，早被孔明识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与周瑜，却使周瑜不知，则孔明之智尤为奇矣。十日之限已可畏，偏要缩至三日；三日之限已甚危，偏又放过两日。令读者阅至第三日之夜，为孔明十分着急、十分担忧。几于山穷水尽、径断路绝，而不意奏功俄顷，报命一朝，真乃妙事妙文。（46回）
不论是“周瑜断粮”，还是“孔明借箭”，这都是多智的表现，但是二者也有不同：“周瑜不断粮，不能使北军无粮；而孔明不造箭，却能使江东有箭，则孔明之智为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力以杀孔明，早被孔明识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与周瑜，却使周瑜不知，则孔明之智尤为奇矣。”这样的比较批评，足以使读者悟出周瑜与诸葛亮在智谋上的差距，从而更显出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周瑜用蔡瑁、张允”与“曹操用蔡中、蔡和”，指出：
周瑜以蔡瑁、张允之假书赚曹操，而操以蔡中、蔡和之假降赚周瑜，此相报之巧也。曹操以二蔡之诈降赚周瑜，而周瑜却假二蔡之诈降赚曹操，又相报之巧也。乃蔡瑁、张允实实未尝叛曹操，而操误信其事；蔡中、蔡和明明是来降周瑜，而周瑜已知其非，则操之巧不如周瑜。操使游说之客于敌国，适以杀吾军得力之人；瑜纳诈降之将于我军，遂借以通我之诈降之信，则瑜之巧过于操。两智相欺，两诈降敌，写来真足动心悦目。（46回）
毛宗岗借助于比较批评的方法，向读者说明了“操之巧不如周瑜”，“瑜之巧过于操”，并指出这样的描写，是“两智相欺，两诈降敌，写来真足动心悦目”。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曹操对关羽”与“刘备对徐庶”的不同态度，指出：
曹操不强留关公，以全其兄弟之义；玄德不强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两人之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于关公，阳纵之而阴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后送之；若玄德之于徐庶，则意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一诈一诚，相去何啻天渊！（36回）
如果我们粗略看去，“曹操不强留关公，以全其兄弟之义”与“玄德不强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似乎都是一段美谈，而在毛宗岗看来，二者本质并非相同。“曹操之于关公，阳纵之而阴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后送之；若玄德之于徐庶，则意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问题的关键在于曹操对关羽是“诈”，而刘备对徐庶则是“诚”。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古城相会时刘备、张飞对待关羽的不同态度，指出：
玄德之于关公也，隔河望见旗帜，而以手加额；翼德之于关公也，古城觌面相逢，而绰枪欲战：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既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责关公者也；知其身虽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相信关公者也。观弟之责其兄，则更为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观兄之信其弟，则能为云长之弟者，大非偶然矣。（28回）
这一则批语也很有意思，毛宗岗深入分析了刘备之于关羽，何以“隔河望见旗帜，而以手加额”，张飞之于关羽，何以“古城觌面相逢，而绰枪欲战”，说明刘备、张飞对关羽虽然情态不同，但是都是基于一种深厚的兄弟情意。而他们所做的不同，其实是性格不同的具体表现。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张飞饮酒”与“关公饮酒”，指出：
数卷之前，方写关公饮酒，此处又接写翼德饮酒。单刀赴会之饮，是饮他人之酒；瓦口寨前之饮，是饮自己之酒。关公之饮酒是胆，翼德之饮酒是智；关公之饮酒是豪，翼德之饮酒是巧。夫以胆而饮，饮又可以壮胆；以豪而饮，饮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与智，则难矣。胆与豪，则与酒相近者也；巧与智，是不与酒相近者也。不与酒相近，而卒能于酒中用之，则饮如张公，更不可及。（70回）
毛宗岗认为：“关公之饮酒是胆，翼德之饮酒是智；关公之饮酒是豪，翼德之饮酒是巧。”并且他充分肯定了“张飞饮酒”之“智”与“巧”，因为：一是“以胆而饮，饮又可以壮胆；以豪而饮，饮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与智，则难矣”。二是“胆与豪，则与酒相近者也；巧与智，是不与酒相近者也”。并赞美“饮如张公，更不可及”。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张飞与张郃用兵的不同，指出：
张郃草草用兵，误以张飞之用兵草草耳。乃张郃之骄，方视人如草；而飞之智，则又以草为人，始知其醉之非真醉也。若使醉为真醉，则真张飞无异草张飞；惟醉非真醉，故草张飞能赚真张郃，而真张郃却反似草张郃耳。（70回）
毛宗岗不满意“张郃草草用兵”，批评张郃之“骄”，而推崇张飞之以饮酒来诱敌所表现出来的“智”，褒扬张飞用兵的谨慎。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五十五回回首批语中还比较了王允、周瑜的“美人计”，指出：
王允以美人计赚两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计赚一人，却有两番。王允则专用实，周瑜则前虚后实也：始之诈言入赘，诱其至吴，是虚以美人赚之；继欲娱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实以美人赚之。计亦巧矣！孰知王允赚两人皆得，周瑜赚一人独失，王允一用而辄得，周瑜两用而终失乎？（55回）544
诚如毛宗岗所言，“王允以美人计赚两人”，终于除掉了董卓和吕布；而“周瑜以美人计赚一人”，却“陪了夫人又折兵”。尽管周瑜的美人计，不能说不巧，但最终事与愿违，这更值得人深思。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回首批语中还就“刘表疑蔡瑁假玄德之诗”和“徐庶不识程昱假徐母之书”，运用比较批评的方法予以深入分析，指出：
蔡瑁假玄德之诗，而刘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书，而徐庶信之。岂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于母子故也。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致详；疏则旁观者清，亲则关心者乱。若徐庶迟疑不赴，不成其为孝子矣。故君子于徐庶无讥焉。（36回）
毫无疑问，徐庶在智谋上胜刘表远甚，但是“蔡瑁假玄德之诗，而刘表疑之”，而“程昱假徐母之书，而徐庶信之”。何以徐庶不识“假书”？毛宗岗认为，“情切于母子故也。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致详；疏则旁观者清，亲则关心者乱。”说的很有道理，对读者理解此时徐庶急于见母的焦灼心理很有帮助。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回首批语中还就祢衡、陈琳之骂曹操进行比较，指出：
或谓骂操如陈琳而不杀之，何以独忌祢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于诸侯者，以正平仕才而狂，欲使人折磨他一番，挫其锐气，然后用之耳，不虞黄祖之遽杀之也。先儒有代操责黄祖书，备言此意。予曰：不然。为此说者，未知祢、陈两人之优劣也。祢衡骂操以口。陈琳骂操以笔。虽同一骂，而衡之骂操，自骂者也；琳之骂操，代人骂者也。夫自骂之，与代人骂，则有间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使操用之以射人，则其代操骂敌，亦犹是也。陈琳骂操而终于事操，祢衡骂操则不必事操。代人骂者可降，自骂者断不降，此操之所以不杀琳，而必必杀衡与？（23回）
祢衡、陈琳同是痛骂曹操，但是又有很大不同，毛宗岗认为“祢衡骂操以口。陈琳骂操以笔。虽同一骂，而衡之骂操，自骂者也；琳之骂操，代人骂者也。夫自骂之，与代人骂，则有间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使操用之以射人，则其代操骂敌，亦犹是也。陈琳骂操而终于事操，祢衡骂操则不必事操。代人骂者可降，自骂者断不降，此操之所以不杀琳，而必必杀衡与？”一般的读者，如果不看毛宗岗的这段批语，或许不会注意到这两个情节的根本不同。而毛宗岗此评，的确能够启发人深入思索，尤其对小说人物的深入理解，极富启示意义。
“七擒孟获”与“六出祁山”，是小说中较长的情节，毛宗岗在《三国演义》第九十八回回首批语中评点中也指出了它们的不同之处：
七擒孟获之文，妙在相连；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连。于一出祁山之后，二出祁山之前，忽有陆逊坡魏之事以间之，此间于数卷之中者也。二出祁山之后，三出祁山之间，七擒孟获又有孙权称帝之以间之，此即间于一卷之内者也。每见左丘明叙一国，必旁及他国而事乃详。又见司马迁叙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观《三国演义》，不减左丘、司马之长。（98回）
毛宗岗指出“七擒孟获”与“六出祁山”二者的主要不同在于，“七擒孟获之文，妙在相连；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连”。这样便指出了小说叙述故事情节的灵活多变的特点，对读者的阅读是有益处的。由此我们自然想到了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讲到“《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时所说的一段话：
文有宜于连者，有宜于断者，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此文之妙于连者也；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断者也。盖文之短者，不连叙则不贯串；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尔后文势乃错综尽变。后世稗官家鲜能及此。
这是毛宗岗从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欣赏者的美感心理之间互相适应的关系着眼，提出的一种美学要求。故事过长，就显得累赘，不能适应欣赏者的美感心理和心理结构。这涉及到了审美心理学的问题。对此，叶朗《中国小说美学》中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可以参考。
“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⑧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的确做到了既“能通作者之意”，又能“开览者之心也”，尤其是他在评点中比较批评方法的大量而成功的运用，对于充分揭示《三国演义》的思想与艺术和启发读者的阅读理解以及开拓小说批评的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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